陶寺遗址位于山西南部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的陶寺镇，遗址面积300万平方米以上。1978年至1985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原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对陶寺遗址做了大规模发掘，获得陶器、石器、礼乐器、装饰品等数量繁多的精美文物，揭开陶寺遗址的神秘面纱。

　　1999年开始，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对陶寺遗址开始了新一轮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2002年起，陶寺遗址考古工作被纳入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经过37年来两大阶段的陶寺遗址考古发掘，已经能够提出一条比较完整的系列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都城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均与文献记载的尧都有相当高的契合度。社科院副院长李培林说，陶寺遗址的一系列新发现证明，黄河中游地区在尧时期业已进入早期文明社会。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指出，陶寺遗址是中原地区最早进入王国阶段的代表性遗址。但他同时认为，还有很多问题，比如陶寺文化的源头、灭亡的原因等，尚待进一步研究。

　　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长白云翔说，根据文献提供的线索和现阶段考古成果，绝大多数专家认为，陶寺遗址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国都。

良渚文化遗址群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群，距今5300-4000年，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它范围广阔，内涵丰富，分布于以莫角山遗址为中心的50余处。其中以反山墓葬群、瑶山祭坛和莫角山土筑金字塔等几处最为重要。遗址群中发现有分布密集的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出土物中以大量精美的玉礼器最具特色。据战国古籍《鹖冠子》记载说“成鸠氏之国……兵强，世不可夺”，实际上就是说良渚文化集团的武力强大，天下无敌。这些遗迹、遗物的发现，显示出良渚文化遗址群已成为证实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

尽管回族主体的形成是到了元代才开始的，到了元代之后才有大量的被称为回回人的中亚各族穆斯林的东迁，但从共同的居住区域门“蕃坊”人共同的语言（通用汉语并夹杂有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等词汇入共同的心理素质（属穆斯林）和共同的经济生活（大多数经商）来看，唐宋时期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互通婚姻的“五世土生蕃客”们，或者说两往后出生的六世、七世、八世蕃客后裔，虽不能与今天的回族完全相一致，但按早期回族来理解也是比较准确的。因为在元代之前，这些早期回族的人数已具备相当规模。在宋元之交的词家周密的《齐东野语》中记载着1236年（南宋理宗瑞平三年）蒙古军进攻襄阳时，宋襄阳的宋军中有回回兵。周密的《癸辛杂识》续集下《盗马踏浅》条，记载着1274年（南宋度宗咸淳十年）蒙古军渡江南时，宋军中的回回兵，常从江水浅处潜渡至江北盗蒙古军马，有时所盗马多至三、四百匹。从所盗马数可知此兵不在少数。另据宋无名 氏《昭忠录》记载：“1235年（南来理宗瑞平二年），蒙古太子阔瑞率兵五十万，由宝鸡南面的大散关南攻。宋将曹友闻率兵在西州（今陕西勉县）南大安（今宁强县北人鸡冠山、回回寨一带拒战

曹友闻是甘肃天水人，为宋初名将曹彬之后，先任天水军教授。1234年蒙古军灭金后，宋政府令曹友闻招募忠义军备防。曹所招的兵中有一部分是投降蒙婢的金将武仙、汪世显部下的回回西夏十八族中不肯投降的官兵。蒙古军灭西夏在1227年，在此之前的一个长的时期中，说明西夏境内已形成了早期的回族。所以，《昭忠录》中记载曹友闻所招募的忠义军中有回回兵，且称之为族，是有一定道理的。当时官都曾消灭蒙古军10余万，从中也可估计出回回兵不在少数，再加上已有回回寨的地名。说明回族确实已初步形成。另外，由于北宋时西夏本身占据着丝绸之路的大动脉河西走廊，所以中外商人中穆斯林很多。早在10世纪前半期，伊斯兰教的呼罗珊王阿布·哈森·纳沙尔（913—942年），曾企图杀掉在撒马尔罕的五百摩尼教徒，高昌回鹘王知道后，派人警告说：“在我国中伊斯兰教三倍于在你国中的摩尼教徒J果你们杀死一个摩尼教徒，我将把国中的伊斯兰教徒加以监视，甚至杀了。”（见阿拉伯人奈丁《群书类述入马苏第《黄金草原》、福虑格尔《摩尼师及其著作》等书》事情发生在五代时期。说明紧连河西走廊的吐鲁番等地，已分布有大量的穆斯林。]元曲中有演宋、夏战争的《狄青复夺衣袄东》一剧，剧中就有河西回回兵。在西夏灭亡（1227年）不到半个世纪时，马可波罗来到河西走廊，当时敦煌、张掖等地都居住着伊斯兰教徒。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中原回族形成的时间不迟于十二世纪晚期，而长安等地回族的形成可能更早些。这种观点不无道理。

在元代以前形成的早期回族的问题上，这里需要补充两点。一是由于唐宋时期的早期回族和回族先民形成回族的条件和机遇没有元代那样的大环境优越，所以当时许多穆斯林的后代，包括“五世蕃客”们汉化的现象比较严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事实却是存在的，包括许多早期回族穆斯林的后代，甚至这些有阿拉伯、波斯血统的回族名人本身就有浓郁的汉文化气息，由于当时这些后代与伊斯兰文化联系不多，所以受汉文化影响大，相当一部分的唐宋穆斯林后代（包括穆斯林名人的后代）融人了今天的汉族。还比如，在西安近郊的汉族中，康、安、曹、米、何等姓为数不少，古代就有人研究其得姓渊源的。如《通鉴》卷248武宗会昌六年条有“夏州节度使米暨”，注：“米姓出于西域康居，枝庶分为米国，复人中国，子孙遂以为姓。”

又如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说：“西域米国胡人人中国者，因以为姓。”近代也有人对西安汉族中的康、曹、史、安等姓氏进行过研究，认为皆出于九姓胡。而从明清两代在西安地区留存的有关回族伊斯兰教的碑石看，立碑人多为安、石、米、何等姓。另一方面，西安回民中安、米、何姓较多，至今仍为大姓。而在西安近郊的一些地名中，有南、康村、史家湾、曹家庙、南J何村等，而米家崖、东、西曹里村在清末回民起义迁出前一直都是回族村可见早在唐宋时期，由于互通婚姻等原因，就形成了“回回中有汉人，汉人中有回回”的局面。二是按照阿拉伯、波斯中亚等地商人在中国长期发展的情况看，逐渐在中国形成一个新民族是完全可能的。但回族整体和主体的全面形成却是由于蒙古贵族的西征，回国人的东迁，从而构成回回民族今天的大体框架和结构分布，所以说，今天回族的祖先不只是唐宋穆斯林商人的后裔，更多的则是蒙古西征军强迫东移的大量的穆斯林后裔。

河泊所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是一处周代至秦汉时期的大型遗址，是滇文化的核心居址区，与临近的石寨山墓地共同组成“石寨山大遗址”。重大突破！云南出土大量简牍封泥，对研究古滇国历史文化有哪些价值？

1、事件内容

河泊所遗址的重要发现实证了司马迁史记中有关“古滇”的记载。云南自古为多民族地区，古滇国是从战国延续至汉代的区域性政权，属西南夷的一部分。汉武帝以兵临滇，滇王投降。汉朝既设置益州郡，又“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2、对研究古滇国历史文化有哪些价值？

古滇国墓地的发掘，让人们对滇文化的了解变得逐步清晰和丰富起来。埋藏已久失落的古文明一旦被发现，哪怕只是冰山一角，逝去的时代，掩盖了的真相就象潮水一般不可遏制地重现在我们的眼前。也让学者的想象力得到了发挥。首先是关于滇国主体民族的族属问题及发展演变的情况，还有就是作为一种无文字的文明，古滇国是怎样兴起和消亡的？它的社会结构如何？花腰傣是否其后裔？

3、古滇国的灭亡？

其实根据，古滇国史籍上有记载，但多不详尽，一段灿烂的地域文明被湮埋了上千年，人们一直在追寻着它的遗迹。司马迁的《史记》上记载过，然而比较狗血的是，就在司马迁把他载入典籍后，他居然消失了。有记载的原住民就是古蜀人，被秦灭了。残存的蜀人去云南建立了古滇国，后来被西汉灭了，现今发现了古滇国的遗址希望能获得真正的真相。

后记：原本古滇国只存在于一些野史记载中，好在出土的文物让这个神秘的国度重现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