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真正治理的河道，其实是淮河。

我国古代的地理观念有很大的误差。在汉末晋初的裴秀以“制图六体”明确地图绘制原则以前，可以说，整个中国都找不出一张完全标准的地图来，都或多或少有些误差。而在上古大禹时，这种误差更严重。

《先秦史·民族原始》里记载：

吾国古代，自称其地为齐州，济水盖亦以此得名。《汉书·郊祀志》曰：“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以嵩高为中，乃吾族西迁后事，其初实以泰岱为中。

泰岱，即泰山。为什么以泰山为天下中心？因为古人认为，泰山即为“黄都”，也就是上古黄帝的居所，黄都之山就是“昆仑虚”，“其地望在天地正中”。所以历朝历代有很多皇帝要专门到泰山祭天，因为即使后世的地理认知已经有所进步，但泰山依然是人们精神中的天下中心。把泰山当成昆仑，这种认知在我国历史上持续了上千年。

又《山海经·海内西经》记载：昆仑之虚……赤水出东南隅。

赤水即黄河。从上古到先秦，古先民一直认为，泰山即昆仑，昆仑（泰山）东南方向流过那那条河即黄河。大禹那个时代，这种地理观念更是深入人心。

今天再考察大禹治水的路线，就会发现，大禹治水的起点是在秦岭——淮河一线，他从这里出发，疏通水道，让河水顺利向东南流去。水往低处流嘛。

也就是说，大禹治水的起点就不在黄河处，而且路线越来越向东南方向偏移，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在安徽省蚌埠市西南找到“禹会村”遗迹。大禹把水引向了这里的天河湖，作为蓄洪防涝的保障之一。但是你想，在蚌埠，去哪里找黄河？

更何况，大禹治水最后是到了女山湖一带，而女山湖正是淮河支流池河过境湖。到了这里，离黄河太远，就更扯不上关系了。

但是，即使到了这里，治水的工作也还没有完成。因为这时首领舜就要过世了，他把首领的位置禅让给了大禹，大禹的工作被伯益接替。当大禹打算将首领的位置传给儿子启时，怕伯益治水的成绩影响启的接任，于是又让启接替伯益治水，这个工程旷日持久，直到启当了天子，治水工程还在继续。

过去的书籍里，一般都会明确写着大禹治水治理的是黄河。但是到了今天，我发现很多书籍已经有所改变，不再写黄河，而是泛写为大禹治理洪水，比过去合理得多。而且，如果真的是治理黄河，为什么所留下的遗迹却都在淮河附近？

从夏代的疆域图也可以看得到，夏之所在，正在淮河流域。而且传说里讲，大禹治水是成功了的，就更不该是年年泛滥的黄河了。

先秦文献记载的中国古代由夏后氏部落领袖禹 (约公元前21世纪）所领导的大规模治水业绩。史称尧时洪水滔天，尧命共工氏治水不成，又命夏后氏部落首领鲧领导治水，鲧用壅塞之法治水九年未成功。舜摄政后，又命鲧之子禹领导治水。禹吸取鲧的失败教训，采用疏导洪水入海的方法，经过 13年的艰苦努力，平治了黄河流域的大洪水，民得安居。舜死后，禹被推举为部落联盟的领袖，都安邑（今山西境内），后东巡至会稽而死。

大禹是安邑（今山西夏县）人，公元前2071年,尧七十五年,在黄河流域治水，大约19岁。

相传，禹治理洪水有功 ，受舜禅让而继承帝位。在诸侯的拥戴下，禹王正式即位，以阳城为都城，一说以平阳为都城（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国号夏。并分封丹朱于唐，分封商均于虞。

禹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因此后人也称他为夏禹。

他是中国古代传说时代与伏羲、黄帝比肩的贤圣帝王。他最卓著的功绩，就是历来被传颂的治理滔天洪水，又划定九州、奠定夏朝。后人称他为大禹。禹死后安葬于会稽山上（今浙江绍兴），仍存禹庙、禹陵、禹祠。从夏启开始历代帝王大都来禹陵祭祀他。

扩展资料：

禹治理洪水，曾经三次到桐柏山（在河南省桐柏县西南），可是那地方总是刮大风，打大雷，石头啸叫，使治水的工程简直没法施展。

禹知道是妖物作怪，便召集天下群神，叫他们想办法除妖。桐柏山和附近各山的山神恐怕祸事连累到自己头上，都跑来跪着向禹磕头，请禹饶命。

禹疑心他们包庇妖物，便把他们当中几个特别狡猾的如鸿蒙氏、商章氏、兜卢氏、犁娄氏等拘囚起来，加以审问。果然问出实情，原来在淮水和涡水之间，的确躲藏着一个叫无支郝的水怪，禹就马上派人去把这妖怪擒拿了来。

大禹治水，由高山到平川，由秦岭到冀州，由太行山到嵩山，到处开河治水，留下许多足迹。上党大地上潞城、平顺之间有一座山就叫“禹王山”，相传是禹开通河道时，把挡住水流的一座山搬在这里。人们为了纪念大禹治水，就把这座山称为“禹王山”。

人民网-大禹治水

　　大禹治水是历史还是神话？

　　大禹像

　　“大禹治水”无疑是千百年来华夏大地流传最广的故事，其影响可谓历久弥深。

　　爬梳卷帙浩繁的史书典籍，无论是《史记》、《尚书》、《诗经》，还是《水经注》、《山海经》、《淮南子》等，均对大禹治水有具体记载与描述。人们熟悉的“三过家门而不入”、“鲤鱼跃龙门”等，也典出大禹。还有神州大地数以十计的禹迹，似乎都在印证着禹的存在与那场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治水运动的曾经发生。禹的功绩实在太大，所以人们在他的名字前冠以“大”——天大，地大，禹大！

　　那么，大禹治水究竟是历史事实还是神话传说？

　　历史上是否有大禹其人？

　　大禹究竟治理过哪条河？

　　…………

　　千古传说仍有千古疑云谜团有待揭开！

　　本篇试图根据各类史书典籍的相关记载，结合有关方家的考据成果，对此作若干探寻。其倾向性之推论，或幸而言中，或纯属妄断，偏颇疏谬在所难免，还望方家同好，予以赐正，不胜铭感。

　　历史上是否有大禹其人？

　　关于大禹是否真有其人，古史辨派曾提出过怀疑。近世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派学者认为，历史上并无大禹其人，禹是由神人格化为人，其本源实为一条虫。其主要根据是《说文解字》中解释禹为虫，又释“禹”之下半部分为“兽足蹂地”，合此二字的含义，很像蜥蝎。而传世青铜器上“螭”的纹饰，正作蜥蜴形状，因此禹有出于九鼎纹饰的可能。

　　禹的父亲是鲧（音：滚），《说文解字》释鲧为大鱼，《国语》说鲧化为黄熊入于水，是一种水物。《淮南子》说禹化为黄熊，因而禹与鲧相类，也是一种水物。《天问》、《山海经》等说鲧殛死三岁不腐，后用刀剖腹生出禹。由此，禹应该是有文献记载的最早一例“剖腹产”，而且是由鲧这位大男人所生。另有说有鸱、龟、应龙等水族动物曾帮助禹治水。既然治水神话中水族动物极多，说禹与它们同类，也就不足为怪。

　　因此，也有方家根据神话学原理加以推论，认为大禹既非神，又不是具体“个人”，而是代表着一个以“虫”为图腾的部落。

　　窃以为，历史上应该有禹其人。依据有三：

　　其一，记载大禹治水事迹的古籍最早可推见《尚书》、《诗经》。在青铜器《齐侯钟》铭文中，则有“咸有九州，处琙之堵”；在《秦公簋》和《秦公钟》铭文中，也都出现过禹的名字。据此，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认为夏“禹是古帝中最被崇拜的一人”。似乎对禹有其人是肯定的。

　　其二，《史记·夏本纪第二》对禹从出生、治水经历，一直写到“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其间固然大量引用了先秦古籍中有关大禹治水的传说，但司马迁作为一个治学严谨的史学家，在《夏本纪》中专门化笔墨写到禹死后的所葬之处，并对其地名加以诠释，“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可见，太史公对禹死于“会诸侯江南计功”，并下葬于会稽（今绍兴）一地是持肯定态度的。若禹原本只是子虚乌有，何须太史公如此详尽地叙述其下葬之地。

　　其三，无论是《吴越春秋》、《史记》，还是《竹书纪年》、《越绝书》等，都认定越王世家是禹守陵人之后裔。《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则有载“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让人颇感兴趣的是，今绍兴大禹陵一带仍存有姒姓的村落，应该是当年守陵人之后裔。倘若历史上本无禹，为一座空冢守几千年，似乎于理难通。

　　大禹究竟治理过哪条河？

　　既然禹确有其人，那么禹是否治过水，究竟治理过哪条河？

　　关于大禹治水的传统说法见诸于各类古籍，按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而论，大多不可证信。如按《禹贡》记载禹所治理江河的水利工程量，即使能使用当今的先进设备，大舜帝又能从国库中拿出这样一笔巨款，而且发出一张通行证，让禹在大舜管辖不了的东夷、西戎、南蛮通行无阻，则十三年中也绝对难以完成如此庞大的工程。

　　新近的说法是，大禹治水治的并非滔滔江河，而是海浸。禹时代海平面上升，海水倒灌至陆地，世界范围内都有被海水所淹的传说。海水退后，地面一片淤泥，不加以治理，就不便耕种。大禹所治理的，正是这种田间水渠的管理。有学者认为，这与孔子所说的“尽力乎沟洫”是大致符合的。而《孟子》等古籍中所说的：“水横流”、“水逆行”等，也只有在大规模海浸时才能发生的现象。

　　笔者赞同徐旭生先生关于大禹曾治理过共水之说。

　　徐旭生认为，在《禹贡》、《国语》、《水经注》等古籍中频繁出现的“共工”、“共县” 、“洚水”等，实际指的是位于今河南辉县境内的一条小河共水，相当于现在的卫河，它与淇水一起流入黄河。此地正当黄河转折地方的北岸，黄河在此处还接纳了不少支流，水量丰沛，又是初入平原，所以容易为患，黄河历代水患几乎全发生在这一地域之内。

　　大禹在历史上所治理的河流正是这条叫“共水”的小河。而“洪水”原为专用名字，指“共水为患”，后来才成为一个公名。《说文解字·水部》解：“洪，洚水也。”洚水，即共水。

　　据考古发掘证明，辉县孟庄遗址的龙山文化城址存有大洪水的遗迹。孟庄龙山城毁于一次洪水，证据是西墙的中段有一大的缺口。在西城墙的这段缺口处，二里头时期的人们清除了这里的大部分淤土，然后用夹板筑夯成二里头时期的西城墙。

　　辉县大洪水发生在龙山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之前，这正是4000年前舜禹时期。黄河在此时间改道，在豫东折而北向。辉县是北流黄河水患之重，大禹治水也自当从共工故地开始。这段的治水基本就是泄洪，沿黄河北上，决通九河进行分流。所以《史记·河渠书》等中所说“身执耒锸，以民为先，抑洪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出现了“九州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实际上可能是指禹率治水大军决通九河进行分流，解决了共地的水患。

　　新砦期对应夏王朝建立时段约100余年间。新砦遗址（根据文献记载，该遗址应是夏代早期都城夏邑所在）的新砦期大冲沟以及基本同时发生的辉县大洪水，还让人们有理由推测：夏王朝的建立与大禹治水相关。

　　一次最成功的造神运动

　　禹成功治理共水，世人便把他敬为神人，尊为“大禹”，将他与天地相齐名，所谓天大、地大、禹大。当时人们甚至把整个中国叫“禹域”，意为大禹治理过的地方，从而把治理江河、战胜洪灾的所有美好愿望，都寄托在大禹身上。“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大禹几乎成为无所不能的天神，“大禹治水”便演变成中国古代最成功的一次造神运动。

　　《诗经》赞美道：“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尚书》曰：“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左传》云：“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史记》中也说：“大禹平活水土，功齐天地”。

　　而无论是《史记》、《左传》、《尚书》、《诗经》、《孟子》、《墨子》、《庄子》，还是《水经注》、《山海经》、《淮南子》、《太平广记》、《楚辞》等，几乎所有的古籍都成为这场造神运动的“鼓吹者”与传承者。禹被彻底地神化，治水也成为玄之又玄的神话故事。

　　在神州大地几乎到处都有关于大禹的遗迹和传说。安徽怀远县境内有禹墟和禹王宫；陕西韩城县有禹门；山西河津县城有禹门口；山西夏县中条山麓有禹王城址；河南开封市郊有禹王台；禹县城内有禹王锁蛟井；武汉龟山东端有禹功矶；湖南长沙岳麓山巅有禹王碑；甚至远在西南的四川南江县还建有禹王宫；而河南洛阳更有大禹开凿龙门的传说。这些遍布中国的大禹遗迹，既寄托着民间对大禹的崇敬，也是发生在中国古代的那场空前绝后的造神运动的具体见证。

　　但无论大禹治水是历史还是神话，大禹治水的故事，永远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大禹为民造福的品德，永远值得称颂；大禹刻苦耐劳的精神，永远值得弘扬。

一件记述大禹治水故事约2900年前铸有98字长篇铭文的西周公盨，近日入藏保利艺术博物馆并对外展出。其上铭文记述了“大禹治水”与“为政以德”等内容，文辞体例前所未见，被学者们称誉为“金文之最”。它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关于大禹及德治的文献记录，将极大推动中国古史研究，堪称近年来重大文物考古新发现。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禹贡》一书就是一本专门记述地理情况的书。该书以大禹治水的故事为依托，按“九州”的地理区域，对中国的山脉、河川、疆界、贡赋等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历史事实被记录在很多古籍中，《尚书》以及《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夏本纪》等记载非常详细。

关于大禹治水的问题，笔者曾进行过一些研究。现在，愿意把自己的一些认识提供给大家，以方便大家做出评判。

题主之问：大禹治水的来历是什么？

我的答案：大禹治水即蜀地文献中的杜宇治水在传入中原后的衍生版。

原因：

要完整地叙述中原地区大禹治水传说的由来，涉及的问题很多。

第一，首先是传世文献的整个古史体系是否可靠的问题，这是讨论大禹治水问题的基础。

我在头条号已经发布《一误两千年》和《夏与商周并行论》两篇文章，指出《史记》的年代体系无法解释大量的先秦史料，也无法解释三星堆、盘龙城、新干大洋洲等重要的青铜文化。因此，为了解决上面的问题，我提出了夏与商周行论的观点。详细的内容可以参看我头条内的文章。

第二，要确认大禹治水事件是否具有真实性的问题。如果真实性都不存在，讨论也没有基础。

中原地区记载大禹治水最有代表性的文献是《禹贡》。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地质学家丁文江、顾颉刚等学者指出，凿龙门、治长江、治黄河都非人力所能做到。因此，后来曾一度有学者质疑《禹贡》的记载是否有真实性。直到2002年，保利博物馆从香港购藏的遂公盨（见下图）因为记载了大禹治水而震惊了学术界。

遂公盨铭文（如图）说，大禹受上天之命，布治水土，开掘塞堰，疏通河道，然后又治理四方、发动百姓，监督重建地进程。同时，大禹以民为父母，为民操劳，这些记载都与传世文献的记载非常相合。遂公盨是西周中期的青铜器，这说明至少在西周中期大禹治水的故事已经在广泛流传，但值得注意的是，铭文中没有提到《禹贡》说的治理九州。

第三，大禹究竟是治理的什么地方？

笔者在头条号发布过一篇《夏代末年的岷山地震与大禹治水的传说》，详细地讨论了大禹治水与蜀地杜宇治水二个故事之间的关系。过去，丁山、童书业、程憬等学者都已经指出过两地之间的治水情节与人物关系均具有对应关系。笔者则在上述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夏与商周并行的体系出发，确定了所谓的大禹治水，就是治理岷江。其所谓的疏通河道，也符合现在成都平原的水道地理布局。具体的论证过程，可以看我的文章。

第四，杜宇治水事迹传入中原后，如何演化为了大禹治水故事。

要说明这个问题，关键要认识西周时期的政治格局。笔者曾发布过一篇《金沙文明解码》的文章，指出了周人与蜀地之间的密切关系。随着西周亡国，二地关系降至冰点，以蜀地为中心的戎人退出了中原政治舞台，也失去了话语权，并由此开始造成了两地文献对同一治水事件的不同阐发。直到中原地区完成国家统一，大禹治水的传说更成为主流说法，蜀地治水事件本来是更原始的资料，反而长期被人忽视。

结语

自三星堆被发现以来，李学勤先生就提出了巴蜀文化的许多问题要放到整个中华文明形成的过程中来解决。本人在研究三星堆的过程中，对李先生的这个观点深有体会。可以说，不仅是大禹治水的来历问题，也包括先秦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都需要放在古史重建的系统框架下进行思考，这样才会更有利于得出逼近历史真相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