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佛教主要都是喇嘛教，而印度的佛教是从释迦牟尼而起，所以，二者的起源就不一样。藏族佛教主要是在松赞干布做帝王时候，被大肆的推广，所以现在的西藏布达拉宫才能有圣洁的佛教传统，它主要的内容是大小乘教法兼备的；而印度佛教主导是佛陀，而且以大乘教法为主，中原的传统佛教是印度佛教，所以很多经文都是晦涩难懂的，普通人是很难参透的。

藏传佛教是来自于一个神话，说是经书从天而降，被大家视为神物，其中就包含我们都知道的六字大明心咒，主要就是度化世人，让藏族人能得以修身养性，修行忏悔用的。据说，藏传佛教每一世都会出一个活佛，也就是佛教的传人，其他教徒需要前去朝拜，然后将活佛请出来，这种活佛就是那种成长非常快的人，他们有天眼，在出生后就开始说话，说他自己是活佛转世，而且藏传佛教主要是大小乘教法兼容的佛法。

当时唐玄奘西天取经，就是去的印度取经，印度在西方，传说是因为唐代一个金主在梦中梦到了一个金甲神人，后来帝王派人去西方寻找，才找到了当时释迦牟尼的画像，后来，佛教就开始在中土流传开了，他们开始兴建寺庙，将佛祖进行供奉。印度佛教主讲的是大乘教法，而且非常深奥，但是对世人却非常受用。

其实无论是西藏的藏传佛教还是印度的佛教，都是佛教的一种，它是一种积极的信仰，人们在佛教修行，可以得到身心的解脱。佛家告诫人说，要学会放下屠刀，生活中的一切不容易都在一句放下中得到解决，这就是佛教的魅力，它圣洁也深奥。

　　印度上古文献全无年代的记载，要确切地断代是困难的。因此人们往往借助于天象资料研究历史年代。有人将吠陀定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将梵书定在公元前十二世纪，将《吠陀支节录—天文篇》定在梵书之后。但也有人把它们推迟到公元前五世纪前后。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佛教在印度传播很广，佛经中表述的传统宇宙观念，与中国古代的盖天说较为接近。须弥山为天地的正中央。日月环绕须弥山运动而不入地下，日绕行一周为一昼夜。

　　在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印度天文学基本上没有得到发展。在笈多王朝时期(公元四、五世纪)，佛教衰落而印度教兴起，希腊天文学传入印度，天文学开始蓬勃发展，出现了印度著名的天文学家阿耶波多。

　　他的主要天文著作是《阿耶波提亚》。他的书中也有类似中国古代计算上元积年的方法。他计算了日月五星以及黄白道的升交点和降交点的运动，讨论了日月五星的最迟点及其迟速运动，有推算日月食的方法。

　　在阿耶波多以后，出现了天文学家伐罗诃密希罗，他的主要著作《五大历数全书汇编》，几乎汇集了当时印度天文学的全部精华，全面介绍了在他以前的各种历法。编入书中的五种历法以《苏利亚历数书》最为著名。在该书中引进了一些新的概念，如太阳、月球的地平视差，远日点的移动，本轮等，并且介绍了太阳、月球和地球的直径推算方法。该书成为印度历法的范本，一直沿用至近代。

　　不过伐罗诃密希罗时代的《苏利亚历数书》的数据尚不精密，后世曾不断进行修改补充，现存的《苏利亚历数书》中的数据，大约是公元十二世纪修订的。此外，从这些历数书中得知，当时的印度历法大都是使用恒星年而不是回归年，这个特点一直保持到近代。

　　中国唐朝的《开元占经》中译载有天竺《九执历》，它是当时(公元七世纪前后)较为先进的印度历法。日月五星加罗暖和计都，合称九曜，九执的名称来源于此。罗暖和计都是印度天文学家假想的两个看不见的天体，实指黄、白道相交的升交点和降交点。《九执历》有推算日月运行和交食预报等方法，历元起自春分朔日夜半。

　　它将周天分为360度，1度分为60分，又将一昼夜分为60刻，每刻60分。它用十九年七闰法。恒星年为3652762日。朔望月为29530583日。《九执历》用本轮均轮系统推算日月的不均匀运动，计算时使用三角函数的方法。《九执历》的远日点定在夏至点前10度。

　　公元十二世纪，印度出现了天文学家帕斯卡尔，他的重要天文著作《历数精粹》对印度天文学的发展影响很深。他提出了自己的宇宙理论，认为地球居于宇宙之中，靠自力固定于空中；认为地球上有七重气，分别推动月球、太阳和星体运动。他还提出天体视直径的变化是由于它们到地球的距离变化造成的，并且认识到地球具有引力。

玄奘（602年-644年/664年），唐朝著名的三藏法师，汉传佛教历史上最伟大的译师。俗姓陈，本名袆，出生于河南洛阳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市南境），佛教法相宗创始人。高僧，佛教学者、旅行家，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唯识宗的创始者之一。

幼年出家玄奘家贫，父母早丧。13岁出家，之后遍访佛教名师，先后从慧休、道深、道岳、法常、僧辩、玄会等学《摄大乘论》、《杂阿毗昙心论》、《成实论》、《俱舍论》以及《大般涅盘经》等经论，造诣日深。因感各派学说纷歧，难得定论，便决心至天竺学习佛教。贞观元年（627）玄奘结侣陈表，请允西行求法。但未获唐太宗批准。然而玄奘决心已定，乃“冒越宪章，私往天竺”，始自长安神邑，终于王舍新城，长途跋涉五万余里。

贞观二年正月玄奘到达高昌王城（今新疆吐鲁番县境），受到高昌王麴文泰的礼遇。后经屈支（今新疆库车）、凌山（耶木素尔岭）、素叶城、迦毕试国、赤建国（今苏联塔什干）、飒秣建国（今撒马尔罕城之东）、葱岭、铁门。到达货罗国故地（今葱岭西、乌浒河南一带）。南下经缚喝国（今阿富汗北境巴尔赫）、揭职国（今阿富汗加兹地方）、大雪山、梵衍那国（今阿富汗之巴米扬）、犍双罗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及其毗连的阿富汗东部一带）、乌伏那国（巴基斯坦之斯瓦特地区），到达迦湿弥罗国。在此从僧称（或作僧胜）学《俱舍论》、《顺正理论》及因明、声明等学，与毗戌陀僧诃（净师子）、僧苏伽蜜多罗（如来友）、婆苏蜜多罗（世友）、苏利耶提婆（日天）、辰那罗多（最胜救）等讨信纸佛学，前后共2年。以后，到磔迦国（今巴基斯坦旁遮普）从一老婆罗门学《经百论》、《广百论》；到至那仆底国（今印度北部之菲罗兹布尔地方）从毗腻多钵腊婆（调伏光）学《对法论》、《显宗论》；到阇烂达罗国（今印度北部贾朗达尔）从旃达罗伐摩（月胄）受《众事分毗婆沙》；到窣禄勤那国（今印度北部罗塔克北）从阇那多学《经部毗婆沙》；到秣底补罗国（今印度北部门达沃尔）从蜜多犀纳受《辩真论》、《随发智论》；到曲女城（今印度恒河西岸之勒克）从累缡耶犀纳学《佛使毗婆沙》、《日胄毗婆沙》。贞观五年，抵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受学于戒贤。

玄奘在那烂陀寺历时5年，备受优遇，并被选为通晓三藏的十德之一。前后听戒贤讲《瑜伽师地论》、《顺正理论》及《显扬圣教论》、《对法论》、《集量论》、《中论》、《百论》以及因明、声明等学，同时又兼学各种婆罗门书。

唐太宗时期去印度带回佛教经典的是玄奘法师。

玄奘本姓陈，名祎、洛阳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13岁出家，21岁受具足戒。曾游历各地，参访名师，学习《涅槃经》《摄大乘论》《杂阿毗昙心论》《俱舍论》等经论。因为感到各师所说不一，各种经典也不尽相同，于是决定西行求法，以解迷惑。曾陈表朝廷奏请去西方求法，未被允准。贞观三年（629）朝廷因饥荒允许百姓自行求生，他即从长安出发，经姑臧出敦煌，经今新疆及中亚等地，辗转到达中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进入当时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师从戒贤学习《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对法论》《集量论》《中论》《百论》《俱舍论》《大毗婆沙论》《顺正理论》《因明论》《声明论》等论典，着重钻研《瑜伽师地论》，兼学梵书《声明记论》。不久，声名大起。五年后，游历印度东部、南部、西部、北部数十国。回到那烂陀寺后，戒贤让他主讲《摄大乘论》《唯识决择论》。著《会宗论》三千颂，融会了空有二宗，批驳了师子光反对《瑜伽师地论》的观点，因而受到戒贤的赞赏。曾和“顺世论”者辩论获胜；还奉戒贤之命独自同小乘论师辩论并获胜。戒日王在曲女城为玄奘设无遮大会，玄奘宣讲大乘教义，获得更大声誉。于贞观十九年返回长安。史书记载，玄奘西行求法，往返十七年，旅程五万里，所历“百有三十八国”，带回大小乘佛教经律论共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归国后受唐太宗召见，住长安弘福寺，后又住大慈恩寺。

佛教是从秦始皇时期传入中国。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学术界多数认为是在东汉明帝时期。皇帝诏书、佛典东传与佛寺建立，是学者们判定佛教在汉明帝时传入中国的主要依据。

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韩伟认为，佛教传入中国内地最迟应在秦始皇时代。他认为，“《史记》中有秦始皇‘禁不得祠’的记载，‘不得’就是佛陀的音译，‘不得祠’就是佛寺。”

扩展资料：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最终完全融入了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成为其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中国佛教既继承了佛陀创教的根本情怀和基本精神，同时又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生成了它鲜明的不同于印度佛教的思想特点和文化精神。

中国佛教的特点表现在不同的方面，例如“农禅并重”就是中国佛教在小农经济的中国社会中形成的不同于托钵化缘的印度佛教的鲜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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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中国佛教文化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