颐和园西堤湖水中间的岛屿是治镜阁遗址（治镜阁岛）。从地图上可以看到的。是对外开放的，颐和园都是对外开放的。

　　全部开放

　　1·昆明湖北部是万寿山（主要景区），万寿山北边是后湖（包括苏州河，苏州街）

　　2·南湖，南湖岛，可以划船上岛，也可以在新宫门通过17孔桥上岛

　　3·西湖，仿照杭州西湖部分景区，可以划船上岛。

　　　　4，治镜阁岛

　　是昆明湖中三座大岛（另两座是南湖岛和藻鉴堂岛）之一，，是一座圆形的水上城楼。乾隆五十年的《题治镜阁》诗曰：“湖中峙城阁，向题曰治镜。是盖有二义，申之以斯咏。一曰镜古治，善政与恶政。一曰镜今治，敬胜及怠胜。敬则其政善，民安而俗正。怠则其政恶，君骄而臣佞……”治为治理，镜为明察，治镜阁四面环水，波光可鉴，每当登临，正可提醒乾隆自己要时刻以史为鉴，明察政事，治国安民切勿懈怠和骄傲。

　　为防止附近的村民进入园内，守园的兵丁就在治镜阁上守望。光绪年间，因无财力修复被英法联军用重炮轰毁的治镜阁，便将这里残留的材料拆作他用。从此，治镜阁就成了一座水中荒岛。

　　当年的治镜阁与万寿山上的佛香阁、南湖岛上的望蟾阁（后改建为涵虚堂）三阁鼎立，是整个园林的三个制高点；同时，作为御苑西部最为高大突出的建筑，治镜阁又丰富了从颐和园到玉泉山和香山的景观层次，是这座皇家园林中最重要的建筑之一。

山西省位于黄河中游，黄土高原的东部。

其间高山峻岭，丘陵纵横，山环水绕，地形复杂，地貌多样，气候适中，四季分明，大自然神工鬼斧般地造就了一处处绚丽多彩的景色。

山西又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素有“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文献之邦”的美称，保留有全国百分之七十的地面古代建筑，旅游界因此说：“十年中国看深圳，百年中国看上海，千年中国看西安，五千年中国看山西”。

自然美景、历史文明、革命史迹和新时期建设成就，共同构成了山西得天独厚、古今兼备、多姿多彩的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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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旅游资源

山西复杂多变的地质、地貌、水文、气象条件，造就了许多雄伟壮观、引人入胜的名山大川、溶洞怪石、清泉湖泊、激流瀑布、神奇天象、珍贵生物等自然景观，其自然旅游资源之丰富位列全国前列，山西除了海洋、沙漠以外，几乎拥有所有的自然景观，而盐池、万年冰洞、火山群却是绝大部分省份所没有的。

名山大川：山西多名山，是全国唯一一个拥有五岳、五镇和四大佛教名山的省份。

最著名的有五岳之一的北岳恒山、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的五台山、道教名山北武当山、绵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五老峰、全国十佳自然保护区之一的芦芽山、五镇之一的中镇霍山、保存有华北面积最大的原始森林的历山、太行山脉中奇绝险峻的太行大峡谷、王莽岭、黄崖洞，另有灵空山、石膏山、仙堂山、管涔山、庞泉沟等，山色不同，神态各异，分别以险峻、幽雅、秀美而出奇制胜。

有的可游览观赏，有的可避酷暑，有的可访古寻幽，有的可供瞻仰。

大川首数黄河，是山西、陕西两省的天然分界线，流经山西19个县，流程965公里，先后汇入18条较大的支流和上千条溪流，晋陕黄河峡谷两岸秀峰林立，形态万千，风陵渡一带的黄河宽达数十里，为黄河最宽处。

这些名山大川犹如一幅幅美不胜收的画卷，形成多处风光宝地，成为山西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旅游资源。

洞石雄关：山西境内太行、吕梁、中条山中有多处石灰岩溶洞，如沁水白云洞、壶关紫团洞、盂县万花洞、玉华洞、太原天龙山溶洞、忻州禹王洞等，大都保存完好，洞体广阔，钟乳石琳琅满目、千姿百态，有的已对外开放，供人游览。

省内地貌奇特，各大名山处处可见奇峰怪石，如芦芽山山峰形似芦芽，直插云霄；平走冠山顶似冠首；五台山的中台顶巨石堆积，名为“龙翻石”、北武当山巨大的“风动石”、灵石县的“灵石”，殊为奇特。

奇峰险壁间形成了娘子关、雁门关、偏关、宁武关、平型关等多处雄关险隘。

清泉湖泊：山西水资源缺乏，但天然湖泊遍布全省各地，历年来又建造了多处水库、人工湖泊，好似颗颗明珠镶嵌在三晋大地上。

山西泉源数以万计，分冷泉、温泉和矿泉三种。

较大的冷泉有：朔州神头泉、五台般若泉、太原难老泉、清徐平泉、洪洞霍泉、临汾龙子祠泉等等；温泉有浑源汤头泉、忻州奇村泉、原平大营泉、定襄温泉、盂县温泉、夏县温泉、新绛温泉等。

矿泉中以般若泉为代表。

山西的天然湖泊有五台山北台顶天池、宁武天池、晋祠鱼沼、清徐东湖、平泉东湖、西湖、运城伍姓湖、盐池等；人工修建的水库有垣曲小浪底水库、万家寨引黄工程、磨滩拴驴泉水库、恒山水库、汾河水库、文峪河水库、浍河水库、漳河水库、漳泽水库等等，这些水资源已成为游览胜地。

激流瀑布：山西境内名气较大的瀑布有壶口瀑布、娘子关瀑布、王官谷瀑布、蟒河瀑布。

壶口瀑布以壮阔著称，娘子关瀑布以秀美闻名。

激流险滩在黄河中游多处可见，如壶口以下的龙槽激流、龙门“三激浪”，都使人感到雄伟壮观。

天气景象：山西气候季节性强，复杂多变，既有千里冰封的北国风光，又有开展多种温带旅游活动的条件，还可饱览奇特大气景观。

五台山东台顶、历山舜王坪观“东海日出”可与泰山媲美，黄河孟门山“孟门月夜”景色迷人，五台山“宝光”堪称一绝。

珍稀生物：山西已建成12个自然保护区。

古树名木、珍禽异兽深藏其中，褐马鸡、猕猴、娃娃鱼都是罕见的珍奇动物。

附：山西省风景名胜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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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旅游资源

山西悠久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众多的古代建筑——宫观寺院、历代古塔、石窟造像、彩塑壁画、古城关隘、文化遗址、出土文物、传世珍宝及风情民俗、风味名食、烹饪技艺等文化遗产。

“山西——中国古代艺术的博物馆”之称，已被国内外各界人士所认同。

寺庙宫观：山西现存古代建筑，其数量之多和历史、艺术价值之高都居全国之首。

已列为国家级重点保护的文物单位有35处，省级重点保护的文物单位有284处。

据统计，宋金以前的木构建筑为106处，占全国同期建筑物的70％以上。

其中唐代的有五台南禅寺大殿、佛光寺东大殿和芮城广仁王庙等，五代的有平顺大云院、平遥镇国寺万佛殿等，宋、辽、金代的有近百处，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宋代的晋词圣母殿，高平游仙寺、崇明寺、开化寺、大雄宝殿，辽金的大同华严寺建筑群，大同善化寺，朔州崇福寺、应县净土寺正殿，五台佛光寺文殊殿，晋城青莲寺大雄宝殿，长子崇庆寺万佛殿，汾阳太符观和文水武则天庙等。

山西元代以后的古建筑保留更多。

元代的永乐宫、广胜寺的建筑和壁画均为艺术珍品；北魏始建而重建于明代的悬空寺惊险奇特，中外独有；更有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的五台山建筑群，作为净土宗道场的玄中寺，被誉为“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平遥双林寺，全国武庙之首的解州关帝庙等，都是明清时期的艺术杰作。

此外，孟县藏山庙、介休后土庙、绵山回銮寺、万荣飞云楼、秋风楼，灵空山圣寿寺，临汾尧庙等，均各有千秋，闪烁着历史和艺术的光华。

历代古塔：省内历代古塔多达280多座，其中以应县佛宫寺释达塔、五台山白塔、代县阿育王塔、太原永祚寺双塔、洪洞广胜寺飞虹塔和永济普救寺莺莺塔最为著名。

石窟造像：据考察，山西境内规模较大的石窟有北朝时期19处，隋唐时期21处，宋代2处，元代2处，明代5处，加上云冈石窟，天龙山石窟共51处。

以全国三大石窟之一的大同云冈石窟为最，太原天龙山石窟、龙山石窟、长治羊头山石窟、平定开河寺石窟也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城垣关隘：山西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内外长城延伸到山西的大同、朔州、忻州、晋中、吕梁、阳泉等八个地、市境内，约计3500公里。

有雁门关、平型关、宁武关、娘子关、偏关等重要关隘。

山西古城垣较为完整的有平遥城和娘子关城，平遥城除城墙外，城内鼓楼、城隍庙、街坊、店铺、民居都保持着明、清形制与风貌。

古代壁画：山西古建筑众多且大部分属佛教寺庙和道教宫观。

而这些寺观，又几乎全有壁画。

据统计，山西寺观壁画，现仍有两万七千平方米之多。

其中唐代壁画三十二平方米，五代壁画二十多平方米，辽代壁画十五平方米，宋代壁画八十六平方米，金代壁画四百四十多平方米，元代壁画一千四百三十多平方米，明代壁画二千三百多平方米，清代壁画二千九百一十多平方米。

在这些壁画中，以芮城境内的永乐宫元代壁画称最。

这些的殿宇全是元代建筑，各殿内墙面和拱眼壁上，满绘壁画，总面积以单面计算，达一百多平方米。

古代彩塑：山西现有古代彩塑近一万三千尊。

其中唐代八十二尊，最有名的有五台山南禅寺彩塑，佛光寺彩塑；晋城古青莲寺彩塑等；五代时期十一尊，最有名的是平遥镇国寺彩塑；宋、辽、金时期三百九十四等，最有名的是大同华严寺辽塑、太原晋祠、长子法兴寺、晋城二仙观宋塑、朔县崇福寺、五台佛光寺文殊殿金塑等；元代三百八十六尊，最有名的是晋城玉皇庙二十八宿彩塑；明代五千八百七十八尊，最有名的是平遥双林寺彩塑和隰县小西天彩塑；清代彩塑，山西有六千余尊。

古文化遗址：山西发掘出具有较高研究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多处。

属于旧、新石器时代的有芮城西侯度遗址及合河遗址、襄汾丁村遗址、沁水下川遗址等，夏代以后的重要古遗址和墓葬有太原罗城春秋墓、侯马晋国古都遗址、朔州汉墓群、高平长平之战遗址、晋阳古城遗址等。

文物、考古部门从这些古遗址古墓葬中发掘出大量钱币、陶器、石器、木器等珍贵文物，并不断有新的发现。

革命历史纪念地：近、现代的人民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给山西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革命文物、故地。

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武乡县八路军总司令部旧址、武乡王家峪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平型关战役旧址、五台县松岩口白求恩模范病室旧址、刘胡兰烈士纪念馆等，其它还有黄崖洞保卫战故址、左权将军牺牲纪念地、抗日华侨女英雄李林纪念馆、长治太行太岳烈士陵园、 故居等，它们从不同的侧面真实地记录了如火如茶的革命斗争史绩。

附：山西省历史名胜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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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大同市：古称平城，北魏前期国都，辽、金时为陪都，称西京。

素为晋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文物古迹甚多，有公元453——495年（北魏时期）开凿的云冈石窟，以及上下华严寺、普化寺、九龙壁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平遥县：平遥，从古城内发现的仰韶彩陶文化证明，远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在此生息。

春秋时为晋国中都邑，汉为京陵县。

北魏时平陶县治，因避讳太武帝名而改平遥县。

平遥城内文物遗址甚多。

现存的古城墙，是我国仅存的较为完整的四座古城池之一，始建于西周，明洪武三年扩建，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

城内街巷、居民宅院富有民族特色，以及明代中国北方民居建筑的风格。

城外双林寺、镇国寺以其精美的彩塑闻名中外。

代县：古州代县是晋北地区政治、军事、文化、经济之重镇，名胜古迹有雁门关、边靖楼、阿育王塔、杨家祠堂、赵杲观等。

历史上陈子昂、李白、王昌龄、王维、李贺，范仲淹、元好问等都曾留下关于代县名胜古迹的传世之作。

此外，代县拙中见巧的剪纸艺术，栩栩如生的面塑制作，精美艳丽的刺绣工艺等民间文化艺术无不光彩夺目，尤其是民间绘画更为人们所惊叹。

祁县：晋中宝地，早在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定居。

现祁县县城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至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

祁县名人辈出，有祁黄羊、王允、温峤、温庭筠、戴廷式等。

闻名中外的祁县乔家大院、渠家大院是清末民初的民居精品。

祁县古城满街的古老店铺和寺庙，满城的砖雕石刻，油漆彩绘，古色古香。

古籍藏书，历史文物，民间艺术丰富多彩。

祁县秧歌源远流长，元宵社火喜闻乐见，腊塑、面塑、剪纸维妙维肖，都充分体现了古老的黄河文化在祁县的深厚积沉。

新绛县：晋南商城，自北魏始设州置郡，是山西南部有名的古城和商贾之地，集隋、唐、宋、元、明、清文物于一城，主要有绛守居园池、绛州大堂、龙兴寺内室塔等。

保存完好的《绛帖》，系全国四大名帖之一。

此外还有绛州鼓楼、钟楼、乐楼、稷益庙壁画。

新绛人杰地灵，荀子、王之涣、高克明、李毓秀等也都诞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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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风俗旅游资源

太谷、祁县、临汾、阳城、晋城、浑源、朔州、襄汾、定襄等地保存有大量明清时代的民居建筑物。

襄汾丁村民俗博物馆、祁县民俗博物馆、定襄民俗博物馆集中反映了晋南、晋中、忻州地区民间传统的岁时风俗、婚丧嫁娶、礼仪风俗、民间工艺和农业生产、文化娱乐活动等典型北方民俗风情。

详细内容参见本站山西民俗

名特产品、风味小吃：杏花村汾酒、山西面食、平遥推光漆器、新绛云雕、漆刻器、大同铜器等产品，具有悠久历史，闻名海内外。

民歌艺术：山西，被誉为“民歌的海洋”。

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就有很大的成就，《诗经》中“唐风”、“魏风”包括《伐檀》、《硕鼠》都是山西民歌。

山西一百多个县，几乎每个县都有它自己的民歌。

据有关方面统计，现在已经收集起来的民歌达两万余首。

山西的民歌不仅多，而且地方色彩十分鲜明。

山西各地的民歌，在艺术风格上是很不相同的。

河曲、保德、偏关一带的民歌，音调高亢，音行跳跃性大，因此听起来颇有塞上高原的那种特有的辽阔、雄浑之感，而且抒情憨直、泼辣，朴素明快之中，又洋溢着诙谐、缠绵之美。

忻州、定襄民歌，大同、阳高、朔县民歌，比起河曲民歌来，又各有其特色。

左权民歌自成脉系，清新、柔媚。

其中有不少“三拍子”情歌，这是其他民歌中所没有的。

祁县、太谷民歌，还有寿阳、太原民歌，无论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较为灵活、自由、富于变化。

晋东南壶关、晋城、阳城、沁水一带的民歌，调式古板，乡土习俗气味较重。

沁源县的民歌善于抒发当地农民在现实生活中的热烈感情，具有浓烈的时代气息。

民间舞蹈：许多专家们又称山西为“民间舞蹈之乡”。

据唐人苏鹗著《苏氏演义》载，远在先秦，太原地区就有以“战蚩尤”为内容的较为优美的舞蹈流行于民间了。

在运城侯村发掘的汉墓中，也曾发现过刻有男女舞伎相对起舞的“百戏楼”模型。

在山西其他地方发掘的唐代古墓中，还有好些神姿俱佳的舞童形象。

山西的民间舞蹈种类很多，到现在为止，大约还保留着二百余种。

如：“鼓类舞”就有“花鼓”、“转身鼓”、“花庆鼓”、“扇鼓”、“五虎爬山”、“穿箱锣鼓”、“腰鼓”、“口含花鼓”、“牙鼓”等近二十多种。

山西“花鼓”，形式多样，分高鼓（鼓挂胸前）、低鼓（鼓挂腰间）、多鼓（腰、胸、肩各挂一鼓）等。

山西“花鼓舞”以运城、临汾地区为盛。

如万荣县十七个乡就有十三个乡有花鼓舞队。

有的镇上每条街都有一垛花鼓，因而被称为“花鼓之乡”。

山西的“秧歌舞”遍及三晋。

大体可分为北路的“踢鼓子秧歌舞”、“汾孝地秧歌舞”、“原平风秧歌舞”、“左权小花戏舞”、“侯马白店秧歌舞”、“临汾伞秧歌舞’等几种类型。

此外，还有“狮子舞”、“龙舞”、“高跷”、“旱船”、“背棍”、“抬阁”、“吹弹歌舞”以及各式各样的“灯舞”等等。

山西的民间舞蹈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反映社会生活蕴含深厚，抒发感情细腻逼真，而且形式和内容的结合十分默契。

二是戏剧性较强。

不管那种舞蹈，都穿的是戏剧服装，脸谱化妆，也均系戏剧式的。

在表演内容上也多有借助戏剧剧情的。

三是戏、歌、舞相杂，如河曲的《二人台》，既是民歌又是民舞。

还有的是杂技、舞蹈、戏剧的统一。

如“高跷”、“旱船”、“狮子舞”、“龙舞”、“背棍”、“铁棍”等等。

民间音乐：山西，有着丰富的民间音乐遗产和得天独厚的民间音乐发展土壤。

比如中华民族音乐唯一有史料记载的一位最早、最有名的音乐家师旷，就是山西洪洞人。

他是春秋时期晋国乐师，我国古代《阳春》、《白雪》等名曲就出自他手。

山西珍贵的“古典乐曲”很多，至今仍有不少在民间流传。

现在我们看到的山西民间乐器，也大都是自古传下来的。

这些乐器，以丝竹为主，如笙、管、笛、胡琴、板胡、三弦、唢呐、琵琶、筝、巴乌、各种鼓器、铙、钹、锣、镲等，山西的民间乐曲大体分为三类。

一类是由各地吹鼓手班子演奏的“鼓吹器乐曲”，山西的鼓吹乐遍及全省，而以忻州和晋中地区的规模最大、最有名。

如原平、繁峙、代县一带的《大得胜》及《八大套》等。

一类是由各地群众闹红火时用多种乐器演奏的曲调，最有名的是长治的“八音会”和洪洞的“威风锣鼓”等。

一类是由僧道流传下来的“庙堂音乐”或僧道杂乐。

最有影响的要数五台山僧人演奏的庙堂音乐了。

山西的民间器乐艺术，往往与说唱艺术结合在一起。

象“潞安鼓书”、“襄垣鼓书”、“晋北道情”、“永济道情”、“阳城道情”、“翼城琴书”、“武乡琴书”等，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戏曲艺术：山西是中国戏曲艺术的发祥地之一，早在汉代，山西就出现了戏曲萌芽。

到了北宋年间，山西各地到处活跃着诸如滑稽戏、影戏、歌舞戏、百戏、技艺戏等多种土戏，这些土戏在当时已是中国戏曲的雏型。

后经泽州（今晋城）说唱艺人孔三传把单宫调改为诸宫调，就把山西实际也是全国的戏曲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到了元代，戏曲艺术日趋鼎盛，而山西，不仅“名伶辈出”，同时还成了全国戏曲艺术的中心。

仅以元代戏台而论，目前全国所发现的元代戏台，基本上都在山西晋南。

如临汾魏村牛王庙至元二十年建的“乐亭”，临汾东关村至元五年建的戏台，翼城武池村乔泽庙至元九年建的乐楼等等。

到了明代，山西蒲州、陕西同州、河南陕州一带的民间艺人，又大胆地把北杂剧唱腔进行改革，把胡琴、锣鼓、唢呐等吸收入戏曲，特别是出于换板式的需要而加了一付枣木梆子，这样就在山西境内出现了“蒲州梆子”戏。

后由蒲州梆子分别与晋中、晋北、晋东南等地的土戏及风俗人情相结合，就又逐步形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上党梆子。

此外，山西的戏曲剧种繁多，全国三百多个剧种，山西就有五十四个，占到六分之一。

山西的职业剧团现在有二百多个，从业人员达一万五千人。

在五十四个剧种中，中路梆子博采众长，再加上地理、历史等原因，逐渐发展为山西的代表戏曲，所以人们又称中路梆子为“山西梆子”和“晋剧”。

剪纸艺术：山西的剪纸艺术，从风格上说，基本上分为粗犷、质朴的单色剪纸和婉约柔丽的彩色点染刻纸两大类。

前者遍布晋南、晋东南、晋中、晋西北，后者集中于雁北一带，其中尤以广灵称最。

在山西的民间剪纸中，有不少纹样，是用谐音手法设计的。

如用“鸡”、“馨”、“如意”的形象表示“吉祥如意”；用“莲”、“鱼”形象表示“连年有余”；用“莲花”、“桂花”等形象表示“连生贵子”等。

还有的纹样是传说中的象征物表示的，如“鹿”、“鹤”表示长寿，用“龙”、“凤”组在一起表示婚喜，即“龙凤呈祥”。

在大量的剪纸作品中，可以看出以“龙”、“蛇”、“鱼”、“蛙”为内容的纹样最多，这正是以龙蛇为图腾的华夏民族文化的最大特征。

山西民间剪纸不仅写实生动，而且艺术想象力极为丰富。

山西的民间剪纸还和各地群众的各种民俗活动，包括一年四季的传统节日、礼俗及生、婚、寿、丧等紧紧相连。

皮影艺术：山西的皮影艺术，早在我国宋代就广为传播。

皮影多以牛皮为料雕镂而成，造型极为丰富，从天上到地下，从人物到走兽飞禽无所不有。

皮影以平面曲线构图，人物全为正侧面形，生、旦、净、末、丑各种角色俱全，与戏剧脸谱、服饰相似。

表演时挑签人以三根小棍操纵皮影人物的身躯及四肢，借助灯光把影像投射在“纸窗”或“沙窗”上，看起来别有一番风趣。

年画艺术：山西的木版年画，始于宋、金时代。

其中晋南木版年画，与河北武强年画、天津杨柳青年画、苏州桃花坞年画齐名。

山西的木版年画，内容上多为吉祥喜庆，常见的形式有灯画、中堂画、条屏、贡笺、窗画、门画、灶龛画、影壁画、门头画、桌裙画等多种。

山西的木版年画，构图饱满，色泽明快，线条简练，格调粗犷，而且装饰性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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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旅游现状

在前几年的一次全国性旅游资源综合测评中，山西出人意料地排名第一，但目前山西全省的旅游业收入处于全国末流，主要原因一是开发力度不够，这与山西省目前的整体经济状况是分不开的；二是缺少宣传，这主要是 部门不够重视以及观念落后的缘故。

另外，山西旅游资源自身还有一些弱点也制约着山西旅游业的发展。

一、山西景点以历史名胜为主。

这就决定了对此感兴趣的往往是具有一定文化层次的游客，而他们只占游客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其中许多人都属于参观、访问、考察而不是自费旅游。

二、景点分散、交通不便。

山西特殊的地形使得旅游成为一件较为艰苦的磨练，道路条件和客运经济的落后使得大部分山西景点只适于自驾车或随团旅游而不方便自助旅行，笔者在自助旅行过程中对此深有感触。

三、自然环境恶劣。

山西本身就多风沙、多煤尘，而工业污染更是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使得外地游客极为失望。

山西旅游资源分布，按行政区划可分为太原、大同、朔州、忻州、晋中、吕梁、阳泉、运城、临汾、长治、晋城十一个地市，按旅游线路、景点的分布来划分，则没有统一的标准，出现过多种划分形式，本站作如下划分：

一、大同旅游区。

主要景点有大同市的云岗石窟、华严寺、善化寺、九龙壁，浑源县的恒山、悬空寺，应县的木塔、代县的雁门关、杨忠武祠、边靖楼、赵杲观等。

二、五台旅游区。

主要景点为五台山寺庙群、五台山自然风光。

三、壶口旅游区。

主要景点为壶口瀑布及沿线广胜寺、尧庙、大槐树、苏三监狱等。

四、晋中旅游区。

主要景点为太原市的晋祠，平遥县的平遥古城、双林寺，灵石县的王家大院、绵山，祁县的乔家大院、渠家大院，太谷县的曹家大院等。

五、运城旅游区。

主要景点有解州关帝庙、常平关帝庙、盐池、普救寺、黄河铁牛、永乐宫、飞云楼、秋风楼、五老峰、王官谷、小浪底等。

六、太行旅游区。

即长治、晋城两市旅游区，主要景点有沁水县的历山、柳氏民居，阳城县的蟒河、皇城相府、磨滩，壶关县的太行大峡谷，黎城县的黄崖洞，陵川县的王莽岭、锡崖沟、武家弯等。

七、其它旅游景点。

主要有芦芽山、庞泉沟、娘子关、灵空山等景点。

山西的旅游景点众多，大体可分为五大类。

一、传统王牌景点。

这些景点久负盛名，在全国有较大的影响力，为山西旅游业的王牌，主要包括：云冈石窟、悬空寺、应县木塔、五台山、晋祠。

二、新兴王牌名胜。

这些景点虽然驰名全国，但其实大多都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开发并走向全国的，主要包括：壶口瀑布、平遥古城、双林寺、王家大院、乔家大院。

三、传统优秀景点。

这些景点长期以来均为旅游名胜，有许多方面并不次于前两类景点，但由于多种原因制约，它们在全国的影响力还不大，主要包括：广胜寺、尧庙、大槐树、苏三监狱、关帝庙、普救寺、黄河铁牛、永乐宫、恒山、娘子关、庞泉沟等。

四、新兴优秀景点。

这些景点经过近年来的大力开发和宣传，成为省内旅游热点，主要包括绵山、芦芽山、禹王洞、忻州温泉、皇城相府、太行大峡谷等。

五、正在开发或准备开发的景点。

这些景点风光秀丽，但由于经济等方面的原因正处于开发状态或尚未开发，主要包括历山、柳氏民居、五老峰、蟒河、磨滩、小浪底、灵空山、王莽岭、锡崖沟、武家弯等。

　　从埋藏和保存现状来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遗址的某些部分仍然暴露与地表或剖面上,可以直观地根据遗存形状或者包含物的性质(找出人工遗物)来判断,比如秦始皇陵的封土、长城、大运河,等等。因为农耕、取土等一些人类活动,以及自然侵蚀,有时会把一些遗物从原生位置扰动到地表,这也是判断是否存在遗址的线索。

　　另一种情况,遗址基本被埋在地下,地面上没有痕迹或者有一些线索但无法判断遗址全貌,这时需要勘探。勘探也分好多种类型。有用人力的,比如挖一个小坑看堆积剖面,又比如用探铲钻探带出少量保持原有堆积层序的土样,这些或多或少会对遗址造成一定损害。还有主要依赖机器的无损探测,包括遥感和各种物理化学探测设备。还有一种是独立的外在于古代遗存的证据,比如文献记载和口述史料某地有某物,这个不属于考古学方法但在考古工作中常能用到。

　　常用如下：

　　1、“望”。就是望气，看风水，看草木。我国古代社会比较迷信，信奉风水宝地之说，因此，陵墓也多选在风水宝地之中。如依山面水之处，必然是墓葬聚集之地。此外，墓葬周围的草木甚至泥土，都是是否有墓葬的重要依据。比如，有古墓的地方，由于泥土曾被翻掘和踩踏，庄稼的长势会比旁边的差一些。另外，下雪时，不同的地质也会留下不同的痕迹。 遇到群山环抱、清水相绕、山势绵延起伏、风景秀美的地方，或是土层深厚、气候干燥的地方，详细查看。就可能找到一些大型的、且没有地面标志的墓葬。

　　2、“闻”。就是闻气味，依照气味的不同来分辨某处是否有墓葬。例如秦汉时期的墓葬中，常被灌注水银和朱砂用于防腐；而唐宋之后的墓葬墙壁上通常涂抹有青膏泥。据说，有些人有着常人不能及的嗅觉功能，甚至比猎犬还厉害，他们只要用鼻子一闻，就可以根据泥土中的气味判断墓葬的年代和是否被盗掘过。有些人甚至可以准确区分出汉代墓葬与唐代墓葬。明清的墓葬则气味较重，因为时间较晚且大都是砖石结构。「闻」的另一重意义是听声音。一般的大型古墓，虽然在埋葬时回填夯实了大量的泥土，但是，由于年代久远，这些泥土必然会产生自然沉降，有的就出现了外实内空的现象。这种“外强中干”的陵墓一旦受到较大震动，如空中打雷时，就能向地表传出不同于别处的声响。经验丰富者通过这些声音的细微差别可以判断出此处是否有陵墓。且不同地质、年代的陵墓所发出的声音又有不同。

　　3、“问”。查找陵墓就要多方面汇聚消息源。我国民间传说中就流传着许多古墓的故事，在一些较为荒僻、又很适合建陵墓的可以向当地人询问历史，出过什么显赫人物，有没有发生过一些奇异现象等。通过与这些人的交谈，获取有关古墓的信息。

　　4、“切”。就是对地表进行深入详细的勘察，这也是查找古墓最为重要的环节，不仅能判断古墓的虚实，还能判断它的年代、规模、陪葬品的情况等。把洛阳铲插入地下，通过铲子带上来的土层来判断。若是土层颜色一致、整体和谐，就证明这里的地下未被开掘过，不存在墓葬。若是土层出现了断层，颜色出现了变化，中间夹杂着不同的五花土，就很有可能存在墓葬。若是带出的土中有一些金属、陶片、木屑、朱砂、坑灰等杂质，就说明这里肯定有古墓，并且可以根据金属、陶片来判断墓葬所属的年代。嗅觉灵敏的人还可以根据洛阳铲带出的土层气味来判断墓葬信息。在洛阳铲探测的过程中，可以根据手对铲柄的不同感觉来判断墓葬的情况。若是手感较轻，则表明为较软的土层，若手有强烈的震颤感，则表明碰到了什么坚硬的东西。再根据微小的差别判断出遇到的是棺椁、岩石还是什么其他的东西。

　　上面说的可以是野路子。比如说洛阳铲就是盗墓贼发明的。不过现在，考古工作者很早以前也开始用这个东西了，算是“制式装备”。考古工作者，还要通过对一些史书、古籍的研究，判断某处可能有墓葬的存在。

　　有时候施工的时候，也可能发现古墓，这个偶然性就很大了，不能靠这个来找寻古墓。

■李世民的衣冠冢遗址确认、发掘出了长孙皇后墓葬及生前守陵的宫人墓葬

2003年隋唐史学者、昭陵考古队队长张建林掩饰不住他的喜悦，刚刚发掘出了昭陵的寝宫遗址，遗址由一个近似方形的围墙把它围起来，里面有大型的建筑基址。寝宫实际上是唐代进行昭陵祭祀的最主要的场所，里面放置着唐太宗生前所戴的帽子、所穿的衣服和用过的器具。常年供奉的珍馐佳肴、灯烛蜡台等也放在寝宫里。唐朝后世皇帝亲谒昭陵的时候，先要让衣冠出游，就是抬着衣服和帽子，出来普照天光游行一圈又放进去。大批的守陵宫人生前也住在寝宫。宫人就是李世民生前的宫中妃嫔亦无子者，天子薨后被胁迫到昭陵来。宫署所在地、护卫陵园的将士也驻扎寝宫附近。

唐朝的石刻廊房基址里面，还发现了清代祭祀的大殿遗址。此遗址的地下80公分处叠现了唐代柱石。对于这些唐代柱石，若本来就在此，那上面原来是什么样的建筑和用途；若是后世借用唐柱，又是从何迁来，还有待继续考证。

这次勘探对昭陵“以山为陵”的“九嵕山”上的九洞有了更准确的认识，这些洞是墓的可能性得到确证。其中一个规摸较大；另外八个是小洞，规模较小，里面陈设简单，所放的东西也不讲究。过去学者认为这些洞是千年前修筑陵园的匠人生前所住之地，但在皇帝陵山上，为了工匠们居住方便，就近凿洞是破坏风水的，结合出土的物品推测小洞是宫人墓。

大洞更加肯定是墓葬了，墓葬所需要的元素它基本都有，洞口朝南，紧接着是墓道、墓室、墓室里面是棺棚，墓室顶部穹隆顶画着壁画，这些特征都符合墓的要求。长孙皇后临死嘱咐唐太宗，要俭薄：“请因山而葬，不需起坟”（《旧唐书》卷五）。昭陵博物馆副馆长李浪涛说，这次发现的石山上最大凿洞墓葬，应该是长孙皇后的，她于贞观十三年仙逝，后贞观二十三年，李世民驾崩时，长孙皇后与太宗皇帝一起重新合葬在了昭陵的地宫。此墓从此就荒了下来，形成一个空洞墓。

另一个重大的新发现就是昭陵东北角的又一丛葬窑，这个窑是用石头堆起来的，共两层，四孔窑洞，里面有铠甲马、陶人等。汉景帝杨陵有丛葬坑，秦始皇陵墓有兵马俑坑，那么以山为陵的昭陵就以“石窑”来置陪葬品。过去于一九六五年做过一些调查，这回彻底把此石窑清理出来了，结构也弄清了。窑最深处八米，做工非常精细，石头打磨得有大头小头，大头七寸，小头五寸；结构极其严密，连缝隙的灰缝都撬不下来，验证了史书上说的“糯米汁共白灰偕浇注”。汉杨陵随葬坑共有81个，昭陵发现类似陪葬窑8座，陵山上其它地方是否有还待继续查探。 ■北司马门为隋唐最大殿堂式门址，铁栅栏隐秘水道现世，三处遗址扩延唐祭坛范围

过去人们对皇陵门的理解就是一个门址，绕着围墙，然后是一段门阙。昭陵考古队队长张建林说，实际上远远不是人们想得那般简单，刚刚全部清理出的唐代昭陵北司马门和北阙的基址，证明它是一个建筑群体，且是祭祀性的，由门阙、列戟廊、廊房、门址、围墙等构成。被专家才恢复原位的唐门墩石遗址，旁边为柱石和门框，两个柱石分隔成了三门道，即北司马门，连着围墙成内八字形。昭陵考古队副队长王小蒙说，因为明清帝王为昭陵建的北门是在唐废墟上筑的。所以的发掘，顺理成章地知晓了明、清两朝的昭陵北门建筑群的总体布局、结构和功，它们先是碑刻、再是金石、最后是陵园内部建筑。

参与发掘的昭陵博物馆副馆长李浪涛则说，从出土遗址的性质还可以判断出，北司马门是殿堂式的门址，是全国隋唐建筑遗址的第二例发现，另一例就是长安城大明宫内城门，其它的唐代门址基本都是过梁式的，拱圈式的门是在宋代以后才出现的。而且，北司马门体量比大明宫内城门大———大明宫的门址是三台阶，昭陵的门是五台阶，所以此陵门对唐代建筑甚至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有了格外的“分量”。

北司马门里的建筑主要是唐朝石刻长廊，过去没有发现过。由于西侧的地势比较高，这处的石刻屋顶建筑基址保存的相对完好一些；东侧由于比较低，除了清代围墙以内的遗址，基本上都破坏掉了。但可以比照西侧，把东侧的还原回来，因为建筑原则是不能改变的。

令考古人员欣喜地还有，北司马门里发掘出了唐时水道，主渠外有副渠，既能排墙顶、门庭雨水，又能泻山洪。这条保存完好的水道里，最称奇的是竟与一暗水道相连，道口用了五块石条上下左右撑起来，暗道中间还用6根铸铁竖成栏杆，既能起支撑作用，又能阻隔柴草漂浮物，还能挡盗贼从水洞潜入陵园；暗道里面还发现了一块山字型的砖，作为一个“山”柱子支撑，与桥梁很相似，减压分水。张建林说，暗水道做得如此讲究，关中的大型唐代建筑里，是首次发现这种铸铁栅栏的出水口；就全国来说，这种暗道只在扬州的唐城里面发现过，其它地方再没见过通例。最不可不佩服的是，暗道里面的铸铁栅栏千年水中流蚀，出土时竟然没有生锈，唐人防锈技术可谓高矣。此暗道的七级台阶，可以把大量的雨水减缓，以免对栅栏和墙基造成冲击，设计相当巧妙。

这次发掘的实物，纠正了一些古代典籍、学者对昭陵认知上的偏差。古籍上记载昭陵“北为玄武门，南为朱雀门”，但北司马门的发掘，改变了此误传，“朱雀门”与“玄武门”之名学者以讹传讹所致，昭陵南门应该叫“南司马门”，陵园门一般是对称而名的。张建林进一步分析，以“方位四神”取陵门名是不符合大唐皇家礼仪的。除了北司马门遗址，考古队另发现了三处唐迹，年代都稍晚一些，是德宗时对昭陵进行了一次大的维修后所留，从所出的烧灰、陶器、陶罐来看，“生活痕迹”明显。这三处出土遗迹，扩延了对昭陵祭坛的划限范围，过去以为的北阙、北司马门和列戟廊就是完整的祭坛，但这些遗迹都在列戟廊之外了，向东、西伸展了。 ■首次发现昭陵六骏的原始鬃丝、六骏原始基座，美国学者专程来看

“自从昭陵六骏1914年离开这个地方以后，这是首次本年度内陆续发现与六骏有关的一些东西”，张建林说，“除了六骏的残块以外，还搞清了昭陵六骏排放的原始位置和原始架构。”昭陵六骏都有基座，每个座都由三层组成。当年唐太宗下葬时为了使六骏显得醒目，座基是非常高的，复原高度距现在地面足1米多。当晓知昭陵六骏的文物出土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东方部负责人周秀琴万里迢迢来昭陵考察。

今人看到的六骏被盗窃前的基座，其实不是唐朝时六骏的原始基座。清朝时把唐代的六骏从原始位置移动了，同时基座的上层也一块跟随移动，并被重新摆成了一堵紧连的雕壁。而此次发掘的唐代原始基座显示，当时每匹马是分开的，因为原始基座的下层并没有移动，而它们之间是阶梯间隔的。原始基座位置的确定，把一些前代学者论述的昭陵六骏曾经在第四台阶地上摆放过的看法颠覆了，六骏一直就在第五台阶，第四台阶的存痕只是在漫长的岁月中被风雨冲下的滚落残片。

当年，文物盗贩为了方便搬运，把六骏打成了几块，这就是后人以为的“六骏是在那时才被破坏的”。从此次发掘的情况来看，实际上六骏早在唐末五代就有一些残损，但可能残损程度没盗运时高。今年出土的“什伐赤”蹄腕部分，应该在很早的时候就发生了，那些茬口仍棱角犀利。还有前不久出土的一片残块是“青骓”右前腿的膝盖部分，一千多年了，一直埋在地下，所以它表面没有任何的风雨剥蚀，膝窝部分的毛一丝一丝毕现，而如今不论西安碑林的四骏，还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两骏都看不到如此的毛丝，这对于后人感知昭陵六骏的原始风貌提供了珍贵的依据与见证。 ■出土十四国蕃郡长像，其写实雕刻对少数民族与唐朝融合历史有重大认知价值

此次发掘的一些石质头像、基座、片块，其中残块共九片，仅高昌王一人就三块，对立于昭陵的“十四国蕃郡长”，有了更加精确的认知和诠释。其中里面有四个突厥部落可汗。史书上记载，李世民熟悉胡人的生活习俗、战术，打突厥人非常得心应手，突厥人遂对李世民非常敬畏，尊称为“天可汗”。丝绸之路的四个王国，从汉到唐一直是中原与外国贸易、文化交流的枢纽地，唐初就把这条路彻底打通了。还有一些更远的政权，如南亚的婆罗门，当时李世民借吐蕃与尼泊尔的兵把它的国王俘虏到了长安。再有一个林邑王，越南南部一带的国王。还有新罗（朝鲜半岛）乐浪女郡王，及游牧在青海、甘肃一带的王国。除了东南海外之国，可以说十四个酋长国是唐王朝核心统治区的周遍所有政权的总和，包括有突厥可汗、吐蕃赞府、于阗王、焉耆王、高昌王、薛延陀可汗、吐谷浑可汗、龟兹王、林邑王、新罗乐浪女郡王、婆罗门王等。

李浪涛说，这些重新见阳光的“郡王”的另一重要价值，从美术史的角度来讲，它们是“写实性”的。每个王都写清了他的祖述、名字，这样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异，部落和部落之间的差异，作为单人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差异，在石像上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十四国蕃郡长有戴长帽的、有卷发的、有直发的。本次考古发掘还确定了十四国蕃郡长的分布，自北宋以来，对十四国蕃郡长谁在东边、谁在西边一度混淆，甚至把一个人的名字分成两个人，根据基座与石像的成功对接，已经把西侧的人确定了，西侧是西北少数民族，比如吐蕃赞布、高昌王、焉耆王、于阗王、薛延陀可汗、吐谷浑可汗、龟兹王。而这些归附唐朝中央的国王清晰的“祖述”石刻文，对于研究唐王朝与周遍地方政权的交往有重大的历史价值，甚至弥补一些史料空白。

清代建祭祀大殿的时候，把唐时的屋子面积缩小了，这样十四国蕃郡长像就晾在外面了，仅把昭陵六骏用廊坊盖了起来。而重新面世的蕃郡长基座显示，十四国蕃郡长与六骏一块本来放在七间房内的。 ■昭陵东、西两门成悬案，昭陵地宫虽五代被劫，但文化珍宝依然会有

《长安志图》记载：“以九嵕山山峰下的寝宫为中心点，四周回绕墙垣，四隅建立楼阁，周围十又二里”。令人遗憾地是，还没有发现昭陵的东门和西门，以及围绕整个陵山的墙垣。如果有东、西两门的话，门的建筑肯定毁掉了，但对门阙来讲，它有两个土堆遗址，比如它封土的砖瓦应该有所保留，但到今天依然没有发现。以昭陵一前一后的两个陵园来类比，献陵的四个门都有，乾陵的四个门也有，单单九嵕山上没发现，给学人留下了巨大疑问。

昭陵其年修筑时，文献描述，在南面山腰凿深75丈为地宫，墓道前后有石门5重；墓室内设东西两厢，列置许多石函，内装随葬品。五代军阀温韬盗掘昭陵也目睹“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这都可想象这个“山下宫殿”内部寝殿层层窍深和宏丽的情景。宋初开宝四年，宋太祖让地方官员对被盗掘过的前朝关中帝王陵的墓统统进行掩埋、修缮。九嵕山是高耸天宇的石质山，一旦洞口被盗开，只有一种办法可以掩埋，就是把上面的石头炸掉，用乱石头把墓口封住。经过千年的沉积，整座山到处灌木丛生，野草遍布，根本找不到地宫洞口。但是，时人皆知昭陵在凿玄宫的时候，是在一条险峻栈道上开挖的，所以应该在陡峭的崖壁上。张建林说，盗窃过并不意味着昭陵地宫里面再没有其它东西，像壁画、陶俑，包括一些金银器洒落或者遗失在墓都应是基本的遗存，石棺椁、石棺床、墓志铭、陶俑也是绝对有的，盗墓人对这些不感兴趣。再说，诸多王陵历史上被屡次盗窃，如今不也发现了许多文化珍宝吗。对于是否开挖昭陵地宫，大家一致认为，抢救性的发掘陵园地面濒临消失的文物遗址已经很繁复芜杂了，根本没有精力去勘探皇家地宫；当今的保护技术还没有能力把一些珍贵出土文物进行有效保护，所以也不应该轻易去发掘昭陵地宫。

最初我也曾认为杜预说得对，可对比神话影视、 历史 文献。我发现“纣王的都城在朝歌，而朝歌在河南淇县，怎么殷墟遗址在安阳？”这真是一个烧脑的问题，这不仅是一个神话与 历史 相矛盾的问题，更是 历史 与 历史 相矛盾的地方。

倒不是杜预把殷墟说成殷虚，因为左丘明记录的也是殷虚，其实这里的殷虚是通假字，通假的字正是殷墟。我们还是从商纣王的朝歌说起吧，这里面也有很多颠覆你观念的真相。很多人知道朝歌这个地方，还都是得益于大型古典神话连续剧《封神榜》。

不过，《封神榜》犯了一个发音的错误，这个错误倒不像把”耄耋（maodie）”说成“耄耋（maozhi）”那么严重，但依然不能让淇县人民接受。

不过之前最不能接受的应该是浚县人民，而现在最不能接受的是鹤壁开发区的人民。这个问题就连《封神榜》里的演员都把朝歌（zhaoge（朝歌（chaoge）。

《封神榜》这部电视剧影响很大，很多人都把朝歌（chaoge）当成了正宗发音。淇县人民不能接受的是，朝歌就是淇县的古称，在汉太祖时还设立了朝歌县，朝歌被定为朝歌之前就是沬邑。

那为什么之前为什么浚（xun）县人民不能接受呢？朝歌的确是淇县的古称，但商纣王的宫殿，尤其是“天子死社稷”地——鹿台并没有在淇县，而在浚县。

汉高祖刘邦在河南省鹤壁市还成立了一个县叫黎阳县，黎阳是什么意思呢？很明显是黎明的太阳。而朝歌又是什么意思呢？大抵是对着朝阳而歌唱。

据《淇滨文史资料》考证，商纣王的殉国地鹿台就在今天的鹤壁市淇滨开发区钜桥镇刘寨社区、王寨社区之间。

鹿台其实是个错别字，其正确用字则为廪台。廪生是廪膳生员，廪台其实就是商纣王的粮仓。明朝“嘉靖七年岁次”的石碑记载的今天钜桥镇唐庄社区原名为宫堂村，这里的宫堂就是商纣王的宫殿所在地。然而，个人认为在今天浚县卫贤镇前后公堂才是真正的商纣王的宫殿所在地。

公堂村本为宫堂村，宫堂是宫议堂的简称。我私下认为，前公堂当为前宫堂，是商纣王的办公所在地；后公堂应是后宫堂，是商纣王寝殿后宫所在地。

既然宫殿都在浚县，浚县人民不能接受“朝歌”的错误发音也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在2008年之前，不要说刘寨、王寨就是整个钜桥镇也都是属于浚县，甚至来说，淇滨区的主体在2005年原本就是浚县的大赉店镇。

另外，我们一直以来有个误区，商纣王的说法并不正确。这里，我特别想补充的是，尽管我前边多次提到商纣王，但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殷纣王。也是我们经常说的是殷墟而不是商墟，商朝从盘庚时期就改国号为殷了。可不是盘庚爱迁都，他的老祖先都爱迁都！

商朝的发源地在今天的河南商丘，可从建国以来，商朝就成为了“流浪王朝”。

他们从番开始迁，陆续从商丘（亳）迁到郑州（嚣），后来又一路向北走到了安阳。不过，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安阳是安阳西，可不是后来的殷而是相（地名）。根据发明地动仪的张衡在《西京赋》的记载，商（殷）朝前后迁都了13次，王国维将这前八后五的迁都地方逐一考证。

五迁：中丁迁都于隞（今河南荥阳北敖山南）；河亶甲迁都于相（今河南安阳市西），祖乙迁都于邢（今河北邢台）；南庚迁都于奄（今山东曲阜旧城东），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

商朝君主爱迁都，也并不是什么世界那么大，他想去看看的原因，主要还是为了安全、为了发展。

商王朝自盘庚至纣的都城。

公元前1298年（前13191046+273），盘庚从奄迁移到了老家的老家商丘，可没多久就又迁到了北蒙。

北迁的过程很曲折，贵族都不愿意，这次迁都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躲避自然灾害，同时也是为了强化对贵族的控制。奄就是后来孔子的老家曲阜，而北蒙（今河南安阳市西北小屯村）就在今天的安阳，被盘庚改为殷，同时也将国号改为殷。这就有意思了，殷王朝的就是殷，这就和新加坡的首都是新加坡城一样有趣。

魏国的《竹书纪年》说的是盘庚自从迁都到安阳到殷纣王自焚，这273年都没有迁都。可您一想，不对呀。《封神榜》里明明记载殷纣王的首都是朝歌呀！

《封神榜》是神话电视剧，最初源自于明朝隆庆、万历的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也叫《商周列国全传》、《武王伐纣外史》、《封神传》）。别看又是神话电视剧，又是神话小说，但说的朝歌是首都也不算太大的错误。

这《商周列国全传》话本最早在南宋时已形成，话本再不靠谱，也不至于编造首都吧。更何况，把朝歌定为首都，古典文献都有记载。第一段，我不是说了吗？杜甫的祖先杜预还说朝歌就是殷墟呢！真相是什么呢？

其实，将朝歌定为殷朝的都城帝辛（殷纣王）并不是第一人。

《史记正义》似乎和《竹书纪年》很过去，后者说二百多年没迁都，前者说盘庚的侄子一代明君殷高宗（经常讹称为商高宗）的武丁（妇好的老公）就在南边的沬邑设立都城，还被称为武丁城，这武丁城就是后来的朝歌城。

不过武丁很快又迁回北蒙，然后武乙、文丁、帝乙、帝辛也都一次又一次地迁过来，还把沬邑改为沬都。殷纣王还对沬都进行旧城改造大升级，其规模很大，已经毗邻了城西的朝歌山。热爱游山玩水的殷纣王，在山上俯视沬都，向阳而歌，遂将沬都改为朝歌。

朝歌是殷朝的都城，后来成为了废墟，称之为殷墟也说得过去。我们经常所说的殷墟一般都是河南五阳（包括县级有十五阳）之北的安阳。

如果没有《封神榜》电视剧，也许有太多太多的人只知道殷朝的首都是安阳，殷墟是安阳，而不知道朝歌也是都城的事儿。那么问题来了，安阳与鹤壁市开发区南边（不能狭义地理解为淇县）哪个是正宗的殷墟？或者换句话来说，安阳与鹤壁市开发区南边哪个才是殷朝的首都呢？莫非殷朝有两个首都吗？

殷朝何止有两个首都，人家有四个首都好不好？正宗的首都就是安阳，安阳是名副其实的首都，而包括鹤壁南部在内的三个首都，只能算行宫陪都。

熟悉 历史 的都知道，我们 历史 有两京制、三都制、五京制什么的？其实发源最早的还属于殷朝（商朝）。在殷朝晚年设立四都，分别是国都安阳、陪都朝歌、陪都沙丘、陪都邯郸。而这种“合纵”一条线的四都制，正是殷纣王的首创，而这可不是我乱说的是。有史册记载为证。

很明显从 历史 的记载上来看，朝歌的“存在感”、“出镜率”很明显高于邯郸还有沙丘，由此可以看出朝歌的地位。也就是说这陪都也是有等级的，也是要分个一二三等的。

如果按陪都尤其是第一陪都来说，杜预所说的是殷墟是朝歌也不错，毕竟朝歌不仅是殷朝的地方而且还是第一陪都嘛！倘若把殷墟定位真正的、唯一的、正式的国度的外，那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安阳。

朝歌和安阳的关系像极了今天的斯里兰卡、德国等国家的首都和行政中心（陪都）。斯里兰卡的首都是斯里贾亚瓦德纳普拉科特，其行政驻地却在科伦坡。德国的首都是柏林，但他的政府所在地却是波恩。

“殷人之屡迁，前八而后五”

东汉张衡《西京赋》谓， “殷人之屡迁，前八而后五” 。说的是成汤代夏前的商先公曾有八次迁都， 即《史记·殷本纪》所谓的“自契至汤八迁”， 殷人称之为先公时期；成汤代夏后的各代商王曾有五次迁都。“ 后五”即《尚书·盘庚》篇中的“先王有服，恪谨天命，滋扰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关于“八迁”契居番，王国维先生进行了考证 ：契居番，是迁。昭明居迁砥石，是二迁。昭明于迁商，是三迁。相土东迁泰山下，后复归商丘，是四迁，五迁。殷候（上甲微）迁于殷，又复归商丘，是六迁，七迁。至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则为“八迁” 。

“后五”则一般认为： 仲丁迁于隞，河亶甲迁于相，祖乙迁于邢，南庚迁于奄，但盘庚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 故此，“至纣王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都徙”，故商又可称为殷或殷商。

由此可见，商朝的都城其实是很多的，但是最出名的只有三个。就是一开始商汤所建立的都城“亳”——成汤故里，再就是商王盘庚所建立的“殷”——安阳殷墟，最后是纣王所建立的“朝歌”——亡国之都。

殷墟的都城地位

(一)从文献资料来看

在迄今所见到的古代文献中，涉及盘庚迁殷地望的最早记载，当推古本《竹书纪年》，但因简牍散佚，各家所引又不尽相同。

从这些不尽相同的记载中，大体可以肯定，盘庚所迁之殷在北蒙，地在邺南三四十里处。由以上记载来看，“殷”的地望当在今安阳一带。

另外，安阳一带发现了大量甲骨卜辞，这些卜辞基本上均与商王及王室生活相关，内容涉及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年代从武丁一直延续到帝乙、帝辛时期， 这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这里可能就是当时的政治中心所在地。

(二)从考古发掘来看

1．殷墟具有都城要素

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成果来看，殷墟的现今范围 ，东界大致为京广铁路一线，北界在家庄、小营至秋口一线，西界以安阳钢铁公司西墙的南北延伸线为界(北辛庄以西)，南界为戚家庄、刘家庄一线(大致以万金渠为界)， 包括重点区、一般区和外围区三部分。

从以上资料分析来看，殷墟具有都城的要素。因此， 安阳殷墟遗址应为都城遗址。

2．殷墟作为都城的时问

就现阶段殷墟考古情况来看， 殷墟很有可能从盘庚时期开始建设， 殷墟文化中存在着早于武丁的文化遗存，包括甲骨文、宫殿基址、墓葬及出土器物等。而殷墟都城的下限，则和《竹书纪年》记载的“更不徙都”比较一致， 直到到帝辛灭亡之时。

殷墟文化的发展趋势，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连续发展的 ，其中三、四期多连续使用，帝乙、帝辛时期的遗址面积大、分布也最广，居住遗址内的窖穴、灰坑密集，这说明殷末时期，在安阳一带居住的人口非常稠密，并没有政治中心迁移后出现的衰落、中断现象

朝歌的政治地位

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 “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距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 。则在帝辛时期，至少有朝歌、邯郸、沙丘三个离宫。《括地志》云： “纣都朝歌在卫州东北七十三里朝歌故城是也，本妹邑，殷王武丁始都之。” 这里明言朝歌原本为“妹邑”，可能本来是一个聚落，离宫是商王武丁始建的。

发展到商代末年，朝歌的政治地位越来越凸显。武丁之后，妹邑俨然为一重要的政治中心。

从以上说法来看，庚丁、武乙、帝乙三王都曾迁都，且迁往同一地方——河北，即朝歌。这里的“徙”更像是商王往返于朝歌与另一政治中心之间，可 以看出朝歌已经逐渐超越了一般离宫，其政治地位越来越重要。

除了指明某王“徙”往朝歌之外，古代文献还有不少记载，确切指明朝歌为“都”或“殷虚”。

这就可见朝歌的政治中心地位。也正由于朝歌在纣时的政治地位非常重要， 于是古文献才有朝歌为“纣都”的记载。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朝歌的政治地位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兴建之初，朝歌是作为离宫之一而存在的，到了商代末期，朝歌地位超越一般离宫，甚至被称为“纣都”，成为商政权的政治中心。

殷墟与朝歌之间的关系

1．安阳殷墟与朝歌同在王畿之内

在殷墟卜辞中，有“商”“中商”“大邑商”“天邑商”的说法。其中，占卜“王其人于商”的最多，这里的“商”似应指国都。此外，《尚书·多士》记载周公告诫殷贵族的言辞也有“天邑商”的说法： “今尔又日：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听用德，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 对此，罗振玉、王国维将“大邑商”解释为“王畿”。

同时根据《战国策·魏策一》中记载 “殷纣之国”的范围：“左孟门，右漳、釜，前带河，后被山。” 这里的“殷纣之国”，应是指商代的王畿，孟门是今河南省辉县以西太行山的一个重要关隘，也就是说，晚商的王畿左有太行山，右有漳水、釜水，前有黄河，后有山岭，四面都有天险。 可以推测“大邑商”或“天邑商”的范围比较广阔，安阳殷墟在王畿中心地带，而朝歌在王畿的南部，安阳殷墟和朝歌同在王畿之内。

2．安阳殷墟与朝歌的政治职能不同

根据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记载，在安阳出土的甲骨文中，帝乙、帝辛时期的卜人有六个，其中，第二个人到第四个人都有都有周祭卜辞。这说明，在帝乙、帝辛时期，安阳殷墟还是存在国家祭祀活动的。 安阳殷墟是一直作为主都存在的，它与朝歌有不同的职能，大体说来，安阳殷墟应该主要是国王和贵族的宗庙所在，而朝歌主要是军事重镇及田猎、游乐所在，特别是它的军事基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越到商代末年，越显得重要。 以牧野之战为例，武王伐纣就是大战于此。纣王兵败，朝歌立即失守，由于前卫军事重镇失守、主要军事力量溃败，作为都城的安阳殷墟也就不战而灭了，整个商王朝的统治也就宣告结束。

成汤之故居——亳

当然除此之外，晚商的政治中心除了殷墟和朝歌之外，还有毫，即“成汤之故居”文献上有晚商时期的商王居“亳”的记载：

这座都城，与安阳殷墟相比较，可能只能是陪都至于盘庚所设这一陪都的具体地位如何，由于文献资料匮缺，很难论定。 根据《史记·殷本纪》记载的“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殷复去毫，徙河北” ，则似乎可以说明武乙时期再一次放弃了汤毫，由此反推，应该可以认定在盘庚与武乙之间的时期，汤毫应为商王朝的政治中心之一。

结语：晚商的都城体系应该是多个政治中心同时存在的体系，包括：殷或殷墟(即现在的安阳殷墟)、朝歌、成汤之故居。 这几个政治中心之间的关系推断如下：安阳殷墟是都城，是主要的政治中心；朝歌是晚商后期的政治中心之一，开始时为离宫，在商代末年，由于帝乙、帝辛的长期居留，是否发展为城市无从界定，但朝歌的政治地位可能已上升成为主要政治中心，被文献称为“纣都”，与此同时期的安阳则具有较强的宗教意义；成汤之故居则可能是晚商前期盘庚至武乙时期的陪都。

因为安阳是武丁及其以后商朝宗教祭祀之重地，所以大量文物资料均出土于此，而朝歌很可能是纣王时期才成为商朝帝都的，因而考古发现相对较少，两者并不矛盾。

理由主要如下：

一、安阳殷墟并不是商朝的都城

对于安阳殷墟就是商朝都城的这一结论，其实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已受到中外很多分学者质疑了。

首先，如果安阳小屯村真的是都城，为何至今没有发现任何城墙的痕迹 ？商朝人是树敌颇多，四处征战的民族，最重要的都城没有任何城墙护卫，怎么可能？！

其次，在殷墟遗址中，所有出土的甲骨卜辞都是商王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