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刘邦是一位高洁的君主，但我不敢苟同。我不同意王莽说他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篡位者。还原真实的历史，也许你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说王莽是小人，历史上批评的多，赞扬的少。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也有积极作用，肯定了他的改革意图。但是阴谋和虚伪一直是他头上的帽子，篡汉之野心家已经成为无可辩驳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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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的姑姑是汉元帝的皇后，汉成帝的生母。在他叔叔汪峰当政的时候，他的大部分叔叔和兄弟都过着奢侈的生活。只有王莽始终保持着谦虚、谦逊、节俭的生活态度，二十四岁就被提拔为射音校尉，深得宫中大臣的赏识。他们曾在太后和汉成帝面前推荐过他，许多名人也赞赏王莽的品德和才能，并联名上书称赞他。公元前16年，年仅三十岁的王莽被汉成帝封为新都侯，晋升为骑校尉、光禄大夫，专门侍奉皇帝，参与国家大事。此时王莽的势力在朝野，却完全看不到傲慢。他反而更加谦和恭敬，结交了很多名人，把家里的钱分给穷人。曲侯的王根是王莽的叔叔，多年担任傅府。他几次抱怨说他想退休。王莽的堂弟，王太后的侄子淳于长，是九卿之首。按照惯例，他应该继承傅傅的位置。淳于长帮助成帝立赵为帝后，成帝一直很感激，封他为定陵侯。淳于长的势力开始膨胀。此时的淳于长得意忘形，不断收受各方贿赂，过着奢靡的生活。被成帝废了的皇后许也给了淳于长财物，希望他能帮忙为成帝说情，让她做左皇后。王莽知道这些事情后，打着探病的幌子对王艮说：“春雨长看到你躺在病榻上很久很开心，觉得应该辅佐你从政。他已经许下了许多誓言，要帮助他们获得晋升和封爵。”王艮很生气，马上告诉王太后，叫成帝，她就成了太师。不久，王莽的另一个叔叔王力接受了余纯的儿子王戎送的财宝，为他说情。成帝开始调查此事，王力担心王戎被烧死会自杀。成帝更加怀疑有诈，就把淳于长放在洛阳审讯，终于查出他的罪行，把他处死在狱中。王莽升官后，更加勤于政务，克己奉公，选拔人才，生活节俭，但对士子仁慈。他的母亲生病时，所有的大臣都派他的妻子去探望，却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人出来迎接客人。众夫人都以为是仆人，得知此人是王莽的妻子，都很惊讶。

在王莽名声最盛的时候，成帝驾崩，哀帝即位。成本帝没有儿子，太子是他的侄子刘欣。刘欣即位时，他的母亲成了外戚。王家遭受沉重打击，相关官员全部免职。王莽回到新都后郭，也就是现在河南省唐河县西南。他闭门不出，不与外界联系，对地方官员极其恭敬，没有任何架子。他的二儿子王被奴婢杀死，受到他的训斥，并被命令自杀以偿命。王莽罢官为司马的三年间，数百大臣向王莽诉苦。终于在元寿元年，爱帝以侍奉太皇太后的名义召回王莽。一年后，哀帝病逝，哀帝的亲信董贤被革职自杀。皇太后又成了皇太后，王莽又被封为福夫。他们辅佐九岁的中山平王为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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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掌权后，王莽迅速建立了自己的心腹团队。元朝元年，也就是公元元年正月，大臣们建议表彰王莽在“定策祠堂”的功绩。王莽说，他和孔光、王顺、冯真、韩震一起做了决定，应该表扬他们。这四人被封的时候，王莽还是不肯接受表彰。于是王太后下旨：封王莽为太傅，名为公，又建立了二万八千多封地。萧故居作为公的官邸，制定了法令，一直遵守。

王莽感到害怕。他虽然接受了爵位，但无论如何也不想增加土地和户数。几经拒绝，朝廷终于改天下，全国人民都得到了王莽的宠爱。这使得全国上下都对王莽赞不绝口。这一年年底，平帝驾崩，而此时的武功县令_梦在井里挖了一块石头，用红字写道：“告诉韩安公莽称帝。”大臣们认为这是天书，要求王莽做“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并冠瑛为“听话”。

这个时候，王莽想当皇帝已经很明显了，他逐渐开始铲除各种阻碍他当皇帝的障碍。这时，各种因素都在帮助王莽。在他登基前的几十年里，夏天霜冻，冬天打雷，地震频繁，天上掉下陨石，月食和日蚀，上帝的鬼把戏让人们人心惶惶。石头的遭遇让人觉得是上天的眷顾。偏偏王莽上台后，灾难大大减少，让人相信王莽是上天的天才。

王莽当了皇帝摄影师后，淄博县长兴阁的阁长——这位小官到朝廷上说：“我梦见上帝对自己说：‘皇帝摄影师应该是真的，还说如果是真的，早上醒来就会看到阁中长出一口新井。"结果，第二天，亭长在平地上发现了一口深井。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都在争相供奉带有“天命”信息的物件，都在说王莽应该顺应天意，做皇帝。面对这些，王莽只是拒绝，越是拒绝，臣民越是热切希望他能登基。他越无私，他的臣民就越热情地推荐他登上王位。

终于在公元8年11月，王莽被任命为“皇帝摄影师”三年时，有人向朝廷献上神迹，敦促王莽登基，王莽终于即位，成为真正的皇帝。从此改国号为“新”。与此同时，王莽废除了冠刘玉鑫的称号，封他为定安公，封定安公方圆百里之地，并将汉室宗祠置于此。从此，西汉214年的历史结束了。现在看来，说王莽是那个时代的民选皇帝，似乎是有道理的。王莽称帝时，当时的知名学者杨雄写了一篇《剧秦美新》的文章，说王莽“无愧五帝三王”，“如天所许”，盛赞王莽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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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研究者认为，那些“奇迹”不过是想登基的王莽导演和上演的丑剧，只能暴露王莽篡汉的野心。但结合各种实际情况，在当时那个环境下，臣民自愿行动的可能性更大，因为王莽之前已经给了百姓很多恩惠。或许可以说，这些行为其实隐藏着民众的真诚期待，而王莽登基前三十年的所作所为，赢得了臣民的支持和爱戴。

王莽废除了皇家胡痴花园，并把所有的穷人都搬到这里居住。乔迁之喜所需的食物、设备、牲畜和建造田地所需的作物都由当地政府提供。他还下令在首都修建廉租房，为穷人提供住房。他还扩大了商学院的招生规模，建设学校，让更多的人接受教育。表示王

王莽篡汉自立为皇帝后，为了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先后颁发了一系列诏令，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着手进行改制，这在历史上叫做“王莽改制”。这些改革，有些措施触到了当时社会重大问题，但并没有起到维护王莽政权的作用，相反，改制或多或少触及了大地主商人的利益，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制度本身的弊病，给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因此很快导致了王莽政权的覆灭。 公元17年（天凤四年），全国发生蝗、旱灾，饥荒四起。王莽叫百姓煮草根代粮充饥，无效。饥民暴乱，赤眉、绿林军相继揭竿而起。在公元23年，绿林军一支劲旅起事军攻入长安，商人杜吴杀了王莽，校尉公宾斩掉王莽的头颅，悬挂在城市之中。

历史评价：

胡适：“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他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个大政策，“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

他的贵本家王安石受一时的唾骂，却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却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可怜这样一个勤勤恳恳，生性‘不能无为’，要‘均众庶，抑并兼’的人，到末了竟死在斩台上，……竟没有人替他说一句公平的话。”

翦伯赞：“王莽不失为中国史上最有胆识的最聪明的一位政治家。”王莽改制“要将当时矛盾百出的社会经济制度加以改良”。（《中国史纲》）

葛承雍：“作为改革家的王莽”，“是当时统治集团中一个独具卓识的人物”。“我们以西汉末年社会的实际条件。来衡量王莽的改革措施，不能不承认大多数是有进步意义的，而且切中时弊。”（《王莽的悲剧》，《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韩玉德：“王莽是一位饱读古文经，坚持以经治国的大经学家，大政治家”。（《关于王莽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齐鲁学刊》1983年第1期）

何兹全：“王莽是个改良主义者，在政策上他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同时又照顾了一般人民的利益的。比起当时黑暗的统治者来，王莽当然是比较进步的。”（《王莽》，《光明日报》1951年3月10日）

扩展资料：

王莽亡国被杀

在王莽推行新政时，屡有旱、蝗、瘟疫、黄河决口改道等灾害出现，由于王莽改制不仅没能缓和社会矛盾，反而造成了天下剧烈动荡，国库也耗费殆尽无法拨款赈灾，造成了民众生存难以为继。因此于天凤四年（公元17年）全国发生蝗灾、旱灾，饥荒时，各地农民纷起，其中形成了赤眉军和绿林军两大军事势力。

公元23年，王莽在南郊举行哭天大典。

地皇四年（公元23年），起义军(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在王揖等护卫下逃往渐台，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斗，部下死伤略尽，也退至渐台。这时他的儿子、侍中王睦正想脱掉官服逃命。王邑将他喝住，父子俩一起守着王莽。

最后随从王莽的千余人全部战死或者被杀。王莽被起义军战士(商县人杜吴)所杀，校尉公宾向杜吴问王莽的尸身在哪，杜吴告诉他在“室中西北陬间”，公宾就斩了王莽的首级，悬于宛市之中，数十个军士争相杀王莽，分裂了王莽的尸体。百姓们听说王莽的首级在宛市，‘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 。

新朝灭亡，王莽的头颅，被后来历代皇室所收藏，直到公元295年晋惠帝时，洛阳武库遭大火，遂被焚毁。

-王莽

1‧『五德终始说』是邹衍的历史学说，这是“一种神秘的历史循环观念。它以五德相胜关系说明王朝更替，先后顺序为：一、土德，二、木德，三、金德，四、火德，五、水德。水德之后又是土德，开始另一个周期，循环无穷。每一个王朝代表一德，当一个王朝衰落后，必然被代表另一德的王朝取代。而新王朝兴起的时候，在天意支配下自然界必定出现某种符应。某个君主认识到符应的含义，便成为受命者，取得统治天下的资格。他又自觉地效法符应显示的那一德的性质为新王朝制订各种制度。」” 摘自（中国思想史．上．张岂之主编、P162－P163） 2‧邹衍的学说在汉代时代是很有影响的。汉自文帝起

每逢自然界有重大灾异出现，皇帝往往下诏罪己，此由于邹衍的天人学说影响下，使时人深信灾异之降必有所指。王莽成功篡汉就是从此时代思想背景中产生的。 王莽德望过人，既以外戚，四世当国，权重莫比，而其政治措施正是迎合学者之理论，深知民间之想望，颇有新圣人之景象，经常假借祥瑞，最终得以篡汉。 在汉平帝崩，孺子婴即位，符命出现，前辉光太守谢嚣奏称长孟于井中得丹书，上面说:「告安汉公为帝」，莽故以不敢违天命，又不敢即篡汉，乃自命为周公辅政，代帝摄政，自称摄皇帝，从此符命续现，摄政三年，广饶侯刘京上书称:「齐临淄昌兴亭长当，一夜连得数梦，梦见天官使者云，摄皇帝当为真皇帝。」莽表示不敢承用，遂改摄皇帝为假皇帝，始初元年，有名哀章者穿黄衣，奉铜柜于高庙，内盛二天书，一署名「天帝金匮图」，一署名「赤帝刘邦傅予皇帝金策书」(有一代表天命，一代表高祖之命之意)，书中极言汉德衰，莽当为真天子，莽于是亲赴高庙受匮为王。 3‧除此之外，最主要是因武帝好大喜功，国家连年向外大张攻伐，以致造成国库空虚，社会动荡，至元﹑成﹑哀﹑平等帝之时，人心厌汉，所以王莽才会有机可乘。 4‧最初汉儒们提出灾祥学说的动机，是使人君不敢揽权妄为，小心谨慎，使其藉畏惧灾异而改过，或补救缺失。而此学说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正被王莽所用，以致篡汉成功。假如当时并非社会动荡，人心厌汉，在安定的社会气氛下，王莽是很难成功利用『五德终始说』成功篡汉的。所以社会动荡，人心厌汉才是王莽成功篡汉的主要因素。 愿知识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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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历史学强调忠君、家天下等理念，对王莽的评价普遍不高，一般都认为他只是一位“伪君子”，众口一辞的千古罪人 王莽，汉代政治家，后篡夺皇权，于公元八年立国称帝，即：新太祖。可以说，王莽的得势与外戚势力崛起密不可分。

早在汉成帝时期，皇帝刘骜即不理政事，荒*好色，将军国大事交由外戚王氏处理。至汉哀帝时，外戚王氏家族野心显露，哀帝驾崩后，大权旁落，王氏族人王莽顺势夺取皇权，建国称帝。自此，汉朝断代，王莽“新朝”取而代之。

古时有这么一种现象：“皇帝可以昏庸无能，臣子却不可谋权篡位。”显然，在绝大多数人眼中，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皇权，地位尊崇，纵然为昏庸无能之辈，也非常人所能取代。王莽作为臣子，以下犯上，谋权篡位，在古时为大不敬。由此可知，王莽在历代文献中，自然是臭名昭著的典型，甚至，在今天看来，仍旧有不少人觉得王莽为“乱臣贼子”。

那么，王莽一生是否真的罪不可恕？

笔者看来，王莽确实有过不当的手段，但综合其生平看待，还是有光彩可寻，甚至说，王莽统治新朝时期，所作所为堪称典范。他主张的思想极大推动了社会发展，为中华璀璨文明添砖加瓦。所谓“王莽篡汉”更像是对失败者的称谓，成王败寇，这是王莽永远无法摆脱的罪名。

在封建专制统治时代，古人们的思想被限于条框，受到极大束缚。长期受封建思想灌输，个人思想亦出现转变，无形中屈服权威。这是思想奴役的结果，对于统治者来说，保持皇权至上，是有效稳固统治的手段。有利于万民臣服，国家安定，从而加强中央政府权力。

可见，培养忠于帝王的思想，是封建制度的一大特色。历朝历代内，昏庸帝王不在少数，谋反篡位的臣子同样数不胜数。按照古人思想，皇帝昏庸乃是常事，算是历史发展规律的一环，任何朝代向来是盛极而衰，既然昏庸推翻了就是。

当然，这里的推翻是以“民心尽失”为前提。同样，在封建伦理道德为前提下，有的人度势篡位，夺取了皇权，却难得民心，还会被后世唾骂，背上乱臣贼子的骂名。

王莽很不幸，他就是后人眼中的“乱臣贼子”，一次篡汉造成汉朝断代，笔者想着难道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西汉末期，统治者昏庸无能、荒于酒色，朝政大权落于他手，覆灭已成必然。王莽夺取皇权，并非能力多强，只是他懂得等待时机，而这个时机却是汉室给予的。

历史上人们熟知的篡汉有两次，即：王莽篡汉、曹丕篡汉。那么，为何我们看不到对曹丕的骂声呢？

先看下背景，东汉末年，三国乱世，群雄并起。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建立宏图霸业，此时，汉室虽在，但却已经名存实亡。诸侯征伐多年，民间早已对东汉不抱希望，民心尽失。由此，曹丕接任爵位后，篡汉建魏，并不会引起民间抵制。另外，曹丕虽为篡汉，但整个曹魏江山却是曹操戎马一生打下来的，与汉室并未有太多关联。

再观王莽，虽果断抓住篡位时机，却并不得民心。王氏外戚集团是从皇权内部渗透，进而夺权，西汉末期虽起义不断，却并未达到民心尽离的地步。且西汉统治国家两百余年，忠诚者众多，岂能轻易认同王莽。古时继位讲究血统，王莽篡汉虽占据了政治主动权，但百姓表面屈服，内心却是忠于汉室，这点从后来东汉建立、重续基业就可以看出。

汉朝断而重续，向后世证明，皇帝昏庸无非推翻，另立新帝而已，国号不变即是正统。汉光武帝刘秀做的就很正确，在更始三年称帝，国号仍为“汉”，即可以表明自己的正统身份，又能借助西汉影响奠定根基。

翻开历史古籍，历代史家学者给予王莽的评价无非是“奸佞之臣”、“乱臣贼子”、“诡计多端”、“阴险狡诈”等，时至今日，这些词语仍旧是王莽甩之不去的标签。后世认为，王莽潜伏于汉室，城府极深，且表里不一，是为小人。更有人说，王莽在幼年时，已经有了“篡位”的想法。

但是，根据我们的翻阅，看到的却是王莽生性善良，自幼孝顺父母、照料寡嫂与侄子的事例，这显然与封建时代宣扬的王莽形象相反。

王莽做官后，节俭、廉政的形象深入人心，且他经常关心百姓疾苦，解决了不少社会问题，在民间有着不错的口碑。后世解释称，王莽一系列表现都是假仁假义，为了拉拢人心作出的把戏。对于这些说法，我们只能选择中立，毕竟历史太过久远，真相如何已无从查起。

若以现代眼光去看这件事，笔者历代对于王莽的评价，多是出于政治需要，并非民间的真正心声。王莽作为“篡位”之人，历朝历代只会无情抨击，而不会进行称赞，毕竟，没有封建统治者愿意看到“篡位”一次。

王莽于公元前45年出生，幼年时父兄离世，与母亲相依为命。值得一提的是，王莽的姑母为汉室皇后，但这并未为他带来实质帮助，成长期间，他担负其养家重要，不仅要照顾母亲，还要兼顾寡嫂与侄子。

可以说，王莽的童年生活极为艰苦，而他的堂兄却是锦衣玉食的富贵生活，落差之下，王莽增强斗志，经过长期的苦难磨炼，磨炼出他坚强隐忍的性格，为其日后腾飞奠定了基础。为了改变现状，王莽亦积极充实己身，拜师陈参求学。

求学期间，他不知疲倦，日夜饱读经书，学识与阅历得到了极大拓展。童年时期的苦难，并未摧垮王莽，相反，他在这种艰苦环境下，养成了尊卑有序、勤俭孝廉的品德。公元前23年，王莽伯父王凤卧重病在家，一躺数月，王莽忙前忙后，日夜照料，从无怨言。

王凤每次服药，都是王莽亲自熬制，为防止汤药过烫，他都是亲自尝试，待温度正常才会端到伯父面前。这一切都被王凤看在眼中，深受感动，王莽的孝顺远超其子女，他决定帮王莽在朝中谋个官职。就这样，在王凤的举荐下，王莽入朝为官，成为了一名黄门郎。没多久，再遇提拔，升任为射声校尉。

当时王莽仅24岁，真算是年轻有为了。

公元前16年，王莽叔父成都侯王商，将自己的户邑送给王莽。当时王莽在朝中小有名气，为贤德良善的代表，群臣对他的印象很好。王商送户邑没多久后，其他名士亦联名上奏皇帝，称：王莽品行贤德、学识出众，应当加以重任，汉成帝也比较赏识王莽，便顺势将其封为新都侯，官至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

可知，王莽的发迹主要依靠人缘，这与他早年广泛结交英豪贤俊密不可分。王莽功成名就后，并未穷奢极欲，而是依旧节俭如初。据了解，在他府上，向来不留闲余钱财，所得的俸禄皆用来救济落寞名士，甚至有时还会把衣服、马匹捐给宾客。或许这是王莽结交豪杰、收买人心的一种手段，但不可否认，他做的很成功，美名在外，拥护者众多。

为官方面，他则敢于严格执法，大义灭亲，深受百姓尊敬。比如有次，王莽的表兄淳于长公然调戏许皇后，且私下时常书信传情。此事传到王莽耳中，他并未看在亲戚关系上徇私，果断向汉成帝举报淳于长不敬之事，后来淳于长被杀死在狱中。还有一次，王莽之子杀死婢女，此事被王莽得知后，先是怒斥一番，其后逼亲子自杀。

这两件事存有不少争议，有人说：王莽举报表兄、逼死亲子是另有他图，表面为大义灭亲，实则为利欲熏心、借此博取皇帝信任。真相如何，众说纷纭，如果王莽做的这一切只是为了仕途，未免令人细思恐极。

关于王莽的正面描写绝不仅此。

据说，他还特别心怀苍生、在百姓心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如公元2年，民间大旱，农作物大量减产，更为糟糕的是，部分地区蝗虫闹灾，百姓苦不堪言。王莽得知灾情后，夜不能寐，第一时间派人深入灾区，实地调查。同时，他在各地筹措钱财与粮食，发放给受灾百姓。

王莽还奏请太皇太后，请求裁剪用度，节俭治国，为百姓做榜样。救灾期间，王莽于灾民同吃同吃，患难与共，极大稳定了民心。他还捐出名下的钱财、土地，用来救灾济民。在他的带动下，朝中百官皆慷慨解囊，同心协力下，帮助百姓安稳度过这次灾祸。通过这件事来看，王莽可谓是以身作则的典范。

综上，历史对于王莽的评价显然有失公允。如果有人真的了解王莽的为人，笔者相信没人会相信他会是大奸大恶之人。纵然他有“篡位之罪”，亦不应功过一笔抹煞，我们还是应该客观看待王莽一生。其建立新朝后，推行了一系列惠民政策，还是有着不小的功绩，然而，在后世朝代中，这些功绩皆被否决，留给我们的只有无奈的叹息。

王莽虽然是一位在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古代史学家以“正统”的观念，认为其是篡位的“巨奸”。但是，在近代帝制结束之后，王莽被很多史学家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改革家”，认为：“他是一个有远见而无私的社会改革者。”翦伯赞也认为：“王莽不失为中国最有胆识的最聪明的一位政治家，王莽改制要将当时矛盾百出的社会经济制度加以改良 ”

谈起王莽及王莽改制，大多数人都持否定态度，其实我们看待历史和历史人物都应一分为二、实事求是，不能偏颇，王莽也有其可取之处。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年），字巨君，是西汉王朝贵族大地主集团的成员之一，西汉元帝皇后同母弟王曼的儿子。成帝即位，元后专权，以外戚王凤任大司马大将军。王莽的父亲因病早死，所以他依附伯父王凤为生。王凤生病死后，把王莽托付给太后和成帝，后来王莽便作了黄门郎。后又被封为新都侯，任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王莽三十八岁时，出任大司马大将军，辅政一年多。哀帝即位后，王莽失势。平帝时，王莽复任大司马。平帝死，孺子婴立，王莽继续辅政，先后称假皇帝和摄皇帝。公元8年称帝，建立了新朝。王莽代汉后所得的天下，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为了新朝的长治久安，他进行了多方面的改制，尽管客观上造成了社会的混乱，但他的本意是想缓和社会矛盾。

一、王莽生活比较勤俭朴素，为人态度恭敬，处事看重榜样的作用。王莽虽出生在外戚豪门之家，姑母是汉元帝的皇后，但由于王莽的父亲因病早死，未及列侯，所以王莽幼年时生活贫困。生活的艰辛使他养成了恭俭、朴素的性格，他比那些贵族子弟更了解下层人民的疾苦。永始元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与其他官吏的贪婪豪夺不同，王莽“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为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班固:《汉书·王莽传》）他当上大司马后“愈为俭约”，“赏赐邑钱悉以享士”。以至“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闻知其夫人，皆惊。” （班固:《汉书·王莽传》）“每有水旱，莽辄素食。” （班固:《汉书·王莽传》）

生活节俭是王莽一贯的品质，他想为荒*奢侈的公卿贵族们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以挽救摇摇欲坠的西汉王朝。王莽由于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过于看重教化的作用。王莽认为，只要统治阶级以身作则，注意节俭，社会上的浮华风气就会烟消云散。尤其是平帝元年，王莽长安辅政后，“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付大司农助给贫民”。（班固:《汉书·王莽传》）随后，许多公卿处于各种动机，“皆慕效焉，凡献田宅二百三十人，以口赋贫民”。（班固:《汉书·王莽传》）王莽“恶衣恶食，陋车驽马”，（班固:《汉书·王莽传》）连年献田献钱，救济贫民；不仅如此，还力劝太后，“宜衣缯练，颇损膳，以示天下”；（班固:《汉书·王莽传》）从而赢得朝野上下一片歌功颂德。许多大臣声称：“天下闻公不受千乘之土，辞万金之币，莫不乡化”。（班固:《汉书·王莽传》）王莽因此更加看重教化的作用。

王莽在改制中特别强调要敦教化，希望以此来改变崇尚奢华、挥霍无度的官场风气。在地皇元年，他起用了节俭朴素的唐尊，让他担任太傅要职。唐尊认为“国虚民贫，咎在奢泰”，要挽救危亡，必须提倡节俭，这与王莽的观点不谋而合。于是，穿小袖短衣，乘母马拉的车，使用劣质陶器的唐尊就成了王莽推崇的表率。他让唐尊用陶器盛着劣质的食物遍送公卿，企图以此来感化他们，使新朝能弊绝风清。这种做法也未免太单纯、幼稚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王莽不去考虑如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企图以教化的方式去挽救时弊，注定了改革的失败。

二、王莽十分向往周代礼制并以其为蓝本，力求寻找一条摆脱社会危机的方案。王莽幼年生活的贫寒艰辛，使他养成了勤俭朴素、勤奋好学的品行。年轻时，他曾经向著名的儒学家陈参学习“礼经”，成为一位彻底的儒学崇拜者，对儒学的崇拜达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在改制过程中，王莽泥古不化，企图依照儒家经书《周礼》而实行改制，最终导致了改制的失败。新朝建立后，王莽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处处引经据典。王莽从《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出发，认为“昔周二后受命，故有东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盖亦如之。州以《禹贡》为九，爵以周氏有五”。（班固:《汉书·王莽传》）王莽还不顾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恢复了西周时期的分封制，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营建东都，加剧了社会矛盾。

王莽一向认为，“承天当古，制礼以治民”。是以做了大司马成为宰辅后，“议论决断，靡不据经”。新朝建立后，他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把一切政令、设施都搞的古色古香，一部《周礼》几乎是王莽改制的蓝本。王莽是一位儒家理想主义者，所以他对历史上的儒家们所描绘的理想境界羡慕不已。为了解决土地的兼并问题，在建始元年，即公元9年，王莽下诏实行“王田制”。王田制的名称取法于《诗经》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莽诏书称：“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这就是王莽的“王田制”，其核心是变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为封建土地国有制，企图以此来遏止土地兼并。在封建土地私有制已经出现六七百年的汉末，要废除土地私有，实行土地国有，实在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他的一位叫区博的大臣就直接面谏他说：“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已。……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实行。”事实上，“王田制”颁布不几年，就因为遭到豪强大地主的反对而废止了。正如一位史家所说的，井田制“乃书生之论，所以不可行也”。（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

王莽还根据《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制定出一套分封的方法：“州从《禹贡》为九，爵从周氏有五。诸侯之员千有八百，附城之数亦如之，以俟有功。诸公一国，有众万户，土方百里。侯伯一国，众户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测，众户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在体现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已经确立二百多年后，王莽全面恢复分封制，用世袭的办法代替选任制，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无论如何是行不通的。王莽代汉后，为了抑制富商大贾的过分盘剥，他颁布了五均六筦法，“《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筦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兼并也”。（班固:《汉书·食货志》）可以看出，五均六筦也是根据《周礼》等旧典而成的。这套五均六筦法实际上是官营一部分工商业，将民营的盐、铁、酒等大宗商业收由官家来做。这明显是与商家大贾争利，当然要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而税山泽，又使在蝗虫旱灾之中指望山泽求生的百姓，没有了活命之路。因此，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一直反对此法。六筦之令行，“天下愈愁，盗贼起”。纳言冯常上谏除六筦法，“莽大怒，免常官”。五均六筦法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又触犯了富人与穷人的利益，这就使得改制没有了社会基础，失败成了必然的结局。

在改制中，王莽认为“周公践天子位，六年朝诸侯，制礼作乐，而天下大服”，因而他认为“制度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理、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袁枚:《通鉴纪事本末·王莽篡汉》）纠合一帮公卿大夫、文人学士，根据《周礼》所记载的奴隶制国家的法典，制作出一套新朝的礼乐制度。然而王莽对《周礼》的看法非常简单，以为只要新朝在形式上具备了三代的条文命令，就可以实现三代的兴盛局面，这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王莽事事尊从儒家礼教，“动欲慕古，不度时宜”，（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三十七）而且拘泥与形式上的完善，因此对于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不仅未能有所遏止，反而促进其进一步发展，甚至当农民起义的烈火快要烧到都城所在的关中时，他还在根据《周礼》的“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率群臣来到长安南郊，设坛向天哭诉，责问老天既让他代汉而立，为什么不助他灭贼。王莽的哭泣未能感动天地，他终于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被砍下脑袋，传以示众。“以复古为解放”（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但像王莽这样一味迷古信古，竭尽全力复古者少之又少，他的一言一行都要从历史古籍中找到依据，这就是泥古不化、发思古之幽情，而不是改革家所应有的态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王莽是复古主义的牺牲品。

三、王莽个人比较虚浮，做事随心所欲，肆意进行改革。王莽个人性格比较虚浮，好逞威风，博求虚名，轻于改作，但又对改制中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致使许多措施半途而废，或者仅限于法令条文的颁布。在这方面，币制改革与地名变更尤为突出。从居摄二年到地皇元年十余年间，王莽先后四次下诏改币，五次重申改革货币的法令，平均不到三年就改币一次。王莽改币的主要目的是用货币贬值的方法，聚敛财富，结果是币制改革一次，王莽就实现一次对人民财富的大掠夺，社会经济就会出现一次大混乱，以致于“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道”。（班固:《汉书·食货志》）如此频繁、混乱、荒唐的币制改革，在中国币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王莽还频繁地更改官名、官制、地名及行政区划。新朝建立伊始，王莽就改汉时诸侯王号曰“公”，据《周礼》设置了许多新官，并将汉时的中央到地方官吏名称全数改变，如改郡太守称大尹，都尉曰太尉，县令长曰宰，御史曰执法，公车司马曰王路四门，如此之类不胜枚举。至于地名，也是从中央改到地方，如改长安曰常安，长乐宫曰常乐宫，未央宫曰寿成宫，前殿曰王路堂。地方郡县改名更多，几乎是年年都有改作，以致“一郡至五易名，而还复其故。吏民不能纪，每下诏书，辄系其故名，曰制诏陈留大尹、太尉：其以益岁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阳；以雍丘以东付陈定。陈定，故梁郡……其号令变改皆此类也”。这种改制除增加记忆的麻烦以至带来社会的不稳定之外，则无任何益处。这也是王莽失败的重要因素。在位期间，王莽还屡次挑起对东北、西北、西南诸少数民族的战争。对匈奴曾几度发兵，虽不曾出击，屯边吏卒数十万，持续时间许多年，“吏士放纵，而内郡愁于征发，民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并州、平州尤甚”。扰攘天下，破坏边境和好局面，改革在这种环境中进行，其结果可想而知。王莽在位期间经常颁布一些改革措施，但往往只注重形式，对具体执行则不甚关心，更多精力用在讨论修改条令的文辞优美与否、是否符合经典规范上。不断修改条令实际上是不停地扰动民众，给社会带来不稳定。

四、王莽在改制过程中，滥用小人和过于自负。王莽代汉以前，由于他谦虚朴素的作风，使得他清名远扬。不仅百姓称赞他的清政廉洁，士大夫们也纷纷上书称赞他的作为。就连皇帝、太后都对他赞不绝口。这样的好名声使王莽沉浸在一片甜言蜜语中，使他在改制中过于自信，过于迷信儒家经典条文，以致于达到固执己见，刚愎自用，拒谏饰非的地步。王莽经常自以为他的法令条文都是完美无缺的，因此对忠言直谏者，常不能正确处理。如大司马严尤上书，陈述对匈奴作战的困难及不利条件，建议停止对匈奴的战争，集中力量镇压农民起义，结果被王莽贬去大司马之职。当有使者如实报告农民起义的缘由是法令苛酷、剥削沉重时，王莽根本不信，认为是造谣，立即罢免了使者的官职。他叫大司马司允费兴去做荆州牧，问他到任上如何治理，费兴对曰“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间者，国张六管，税山泽，妨夺民利，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兴到郡，欲令明晓告盗贼归田里，假贷犁牛种食，阔其税赋，几可以解释安集”。王莽听了大怒，又免去了他的荆州牧。去除苛政以苏民困，这本是解民倒悬之举，能干的官吏才可以做得到，王莽竟然因此而免其官。为政者不知用人才，难怪王莽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群下愈恐，莫敢言贼情者”。(司马光:《资治通鉴》三十八卷) 王莽后期所用之人大多是拍马奉承，苛薄寡恩的小人。地皇三年，进入关中的流民有几十万，王莽“乃置养膳官禀食之”，而办事的官吏乘机将赈济的粮米据为己有，致使“饥死者十七八”。王莽听说城中饥馑，问负责此事的王业，业“乃市所买粱饭、肉羹持入视莽，曰：‘居民食，咸如此。’” (司马光:《资治通鉴》三十八卷) 王莽居然就信了他的话。王莽派到各地督察铸钱的官吏，大都是富商大贾出身，他们“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愈病”。（班固:《汉书·食货志》）满朝这种阿谀奉承，颠倒黑白的官吏，新莽政权的倒台不是必然的吗？搞改革必须高度重视用人之道。事在人为，各项改革措施，最终都要通过人去贯彻实行才能收到效果，而效果好坏，又与用人是否得当直接相关。王莽的刚愎自用与所用非人造成改制的彻底失败，教训是深刻的。

总的看来，王莽代汉及改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王莽作为一个彻底的儒家学者，作为一代封建帝王，为巩固新朝政权，颁布了一系列措施，在许多方面还是值得肯定的。但他性情狂躁、轻于改作，一味慕古、不切实际，刚愎自用、所用非人，这些又最终导致其改制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