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说的问题我一一回答：

　　1、《文库》所选均为中国学术文化的“最要之书”。举凡哲学、历史、文学、宗教、科学、艺术等各类基本典籍，只要是公认的国学经典，皆在此列。你说的“二十四史”除了“前四史”外，并非全是史学经典，所以不大可能全部出齐。史学的名著如《资治通鉴》等则可等待。

　　2、《文库》所选均为代表当代最新学术水平的“最善之本”，即经过精校精注的最有品质的整理本。其中既有传统旧注本的点校整理本，也有获得学界定评的新校新注本。总之，不以新旧为别，惟以善本是求。所以，丛书所选不仅是全本而且是善本。

　　3、《文库》所选均以新式标点、简体横排刊印。中国古籍向以繁体竖排为标准样式。《文库》作为服务当代公众的国学读本，标准简体字横排本自当是恰当的选择。 所以，本丛书切合实用。

　　最后谈一点，你可能是爱好历史的，但本丛书着眼于国学大面，所以当代一些优秀的史学著作不可能收入。你可选读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国断代史系列”以补其缺憾。

中华书局于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创立，创办人为陆费逵。 初系合资经营，资本25000元，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中华书局的创建是辛亥革命的产物。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在商务印书馆任出版部主任的陆费逵与戴克敦、陈寅等，约请编辑人员秘密编写新教科书。1912年元旦，中华书局开业后，提出“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的口号，与商务印书馆竞争。首先出版新编的《中华教科书》，以其国旗图案抢占了大部分教科书市场。“于是改公司，添资本，广设分局，自办印刷”，后又盘入文明书局、民立图书公司和聚珍仿宋印书馆，迅速发展成为国内民间第二大出版机构。书局成立之时于福州路东首租3间店面。又在福州路惠福里设立印刷所，不久迁河南路。

1913年设编辑所。沈知方（芝芳）加入，陆费逵任局长（后称经理），沈知方为副局长，编辑所所长先后有：范源濂、戴克敦、陆费逵、舒新城等。随后，总公司迁至东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AB29号，并租用其旁之民房，设编辑、事务、营业、印刷四所。其编辑所后又移至东百老汇路88号。总店（发行所）先设在抛球场（今河南路南京东路口）。

1915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自办印刷所，增设发行所；翌年资本增至160万元，职工达1000余人，继商务印书馆之后成为国内第二家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

1916年迁至棋盘街（今福州路河南路转角）新建的5层楼大厦，店面10间，与商务印书馆贴邻。同年，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哈同路（今铜仁路）口建成总厂，除印刷所外，总办事处和编辑所也设于此。总厂占地面积40余亩，居当时上海各印刷厂之首。由于大量购地建房造成资金短缺，加上副局长沈知方挪用公款投机失败，又因同业竞争，售书赔本，发生经济危机，几至停业。书局曾租给新华公司，又曾与商务谈判合并而未成。后有常州资本家吴镜渊等组织的“维华银团”及董事高欣木等组织的“和济公司”给予贷款，书局才得以维持。其间，陆费逵曾一度辞局长职，任司理，由史量才继任局长，仅两个月后收回，仍由陆费逵任总经理。

1917年，因资金周转不灵，几至停业。经多方设法，营业重获发展。

1920年前后，书局承接印制克劳广告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烟壳的业务，获利丰厚。

1929年创办中华教育用具制造厂，制造教学文具仪器。

1932年扩充印刷所，1933年在九龙新建印刷分厂。

1933年在香港九龙建立印刷分厂，设备之新，号称远东第一。

1935年在上海澳门路建成印刷总厂，购置先进印刷设备，既印本版图书，也承印地图、邮票、香烟壳子以及政府的有价证券、钞票、公债券等。书局大量承印国民党有价证券和小额钞票，印刷业务更加发展。同年在澳门路469号建成新厂，总办事处和编辑所也设于此。

1937年春，资本扩充至400万元，在全国各地和香港、新加坡开设40余个分局，年营业额约1000万元，进入全盛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陆费逵赴香港，成立驻港办事处，掌握全局重要事务；上海方面由常务董事舒新城等主持日常事务，设在公共租界的印刷总厂以“美商永宁公司”的名义维持营业。

1941年7月9日，陆费逵在九龙病逝。随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领导核心内迁，在重庆设立总管理处。此间，仍然印制教科书，编辑出版各种图书杂志。抗战胜利后，总管理处迁回上海，印制教科书的业务虽迅速恢复，但图书杂志出版业务逐渐陷入困境。1941年陆费逵在香港去世后，李叔明继任总经理，上海方面由吴叔同任经理。抗日战争时期，静安寺老厂印钞部转移至香港分厂，澳门路总厂改名“美商永宁公司”，由美籍商人AF沃特生任经理。日军进占租界后，永宁公司被封，第二年才启封。

1942年2月书局在重庆成立总管理处，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

1949年2月李叔明离沪，舒新城任代总经理。7月舒新城辞职，沈范继任。

1954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书局实行公私合营，1954年总公司迁至北京，同时在上海留有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

1958年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同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中华书局被指定为该小组的办事机构，成为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图书及相关的学术著作、通俗读物的专业出版社，承担着国家级古籍整理的基本项目。

2012年中华书局迎来百年华诞，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国家邮政发行了特种邮票1枚。

这种标点叫开明制标点，一般在方正书版软件中可以自动处理。在word中通过特殊方法，也可以做到。

将需要处理的标点罗列出来，这里仅以常见的几种标点为例：

打开查找对话框

查找：[“”，。]

展开“高级”，勾选”使用通配符“，勾选”突出显示所有在该范围找到的项目“，点”查找全部“（2007版以上点”主文档“）

关闭查找对话框，这里所有被查找到的字符处于被选中状态，不可在页面区域点击鼠标，否则所选字符即被放弃。下面有两个选择：

第一是选”格式“菜单中的“更改大小写”--半角。当然，不进行前面的查找，也可以直接选择全文后执行此操作。这种方法是将除句号之外的标点处理为半角，不够美观。

第二是选“格式”菜单--“字体”，选“字符间距”标签，在“间距”中选择“紧缩，并在其磅值栏填选2。

这种方法相对美观。见以下动图。

历史沿革

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是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成立于1956年11月，1958年3月，与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合并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成为上海地区整理出版古籍的专业机构。1978年1月改为今名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成立之初便已开始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不同时代有代表性的作家及诗词散文等不同文学门类的作品选读、选辑，加以通俗的解说、详尽的注释。有的更用现代汉语翻译。精选历代名篇，加上说明、注释，以单篇或合订本形式，出版《中华活页文选》。还有古代重要典籍的今译，如《四书》、《五经》、老庄诸子，以及《孙子兵法》等，语译而外，有的还附原文。并出版一部分高等学校的文科教材。出版当代老中青著名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各个方面的学术论著，如陈寅恪、郑振铎、郭绍虞、钱钟书、饶宗颐、吕思勉、岑仲勉、俞平伯等著名学者，或编为文集，或作为专题论著。此外，对海外汉学研究成果，有选择地出版《海外汉学丛书》。1962年起出版了不定期的学术刊物《中华文史论丛》。已成系列的有《文化春秋丛书》、《三百题系列新刊》、《十大系列丛书》、《生活文化丛书》、《文物鉴赏丛书》、《中华文明宝库》等等。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时期出版了《中国丛书综录》、《诗韵新编》、《变文字义通释》等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时期已设立了影印组。历年来影印的有《中国古代版画丛刊》、《古本戏曲丛刊》、《古本小说集成》、《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大型的《四库全书》等。

上海古籍出版社下设5个编辑室和1个编辑组。第一编辑室负责文学类;第二编辑室负责除文学以外的哲学、经济、军事、历史、艺术、科技等类以及《中华文史论丛》;第四、第五编辑室分别负责敦煌吐鲁番文献和《续修四库全书》，此外的影印工作由第三编辑室负责;一个编辑组负责临时性或突击性的某些书稿。

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古典文学出版社，由李俊民任社长兼总编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时期，自1959年3月至1966年12月，由金兆梓任主任，总编辑一直是由副主任李俊民兼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后先后担任社长、总编辑的有李俊民、戚铭渠、魏同贤、钱伯城、李国章、赵昌平。

组织机构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主要组织机构有:党委办公室、社长、总编办公室、编审室、一编室、二编室、三编室、四编室、五编室、六编室、七编室、美编室、校对科、出版科、发行一科、发行二科、文化经营部、宣传信息科、人事科、财务科、行政科、储运部。

主要业务

大型集成性文献丛刊与古籍整理

《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已出:《俄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17册)、《法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34册)、《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4册)《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2册)、《北大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2册)、《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全7册)，以及《俄藏黑水城文献》(已出11册)，别外还推出《俄藏敦煌艺术品》(已出5册)，《英藏黑水城文献》(全4册)等。中国出版史上规模最大的工程《续修四库全书》，1800册于2002年全部出齐。

大型集成性资料《上海道契》，这是研究上海开埠史乃至中国近代经济史、社会史的第一手资料，全套30册于2004年出齐。举世瞩目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是近百年来所发现，战国商牍中数量最大，内容最丰富的文物史料。作为文学古籍整理的大型骨干工程《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共100种。此丛书是经重新整理的规模最大、最系统的古代文学家别集丛书。

学术著作

该社已出《中华学术丛书》、《海外汉学丛书》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中华学术丛书》汇集海内外一流专家的研究论著，《海外汉学丛书》译解日、美、欧洲汉学家经典性的古籍类论著，分别出版了10多种，《晚清民国学术书系》等均为学界重视而屡获嘉奖。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1997年整套推出，荣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标志着我社传统形态的学术论著迈上了一个新台阶。1998年将继续推出版郭预衡先生耗时十余年的力作《中国文学史》(全四册)，也以缜密精当为基本特色。《中西纹饰比较》、《諡法研究》、《求索真文明》、《夏商周青铜器研究》、《恩辨录》、《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史研究译丛》等论著更以崭新的视角向读者展示了学术研究的新成果。

高品位、系列化的普及读物

该社按照"普及读物要出精品"的指导思想，出版了《中华古籍译注丛书》中《周易译注》、《仪礼译注》、《孟子译注》、《论语译注》等;《二十五史新编》更集全国各地二十四位专家，在保留旧史基本构架的基础上，兼取通史之长，删重补缺，并吸纳其他史乘乃至考古资料，以新的视角进行新编、新撰、新评，使五千年的中国历史跃然于读者眼前。《二千年前的哲言》从数百万字的系统资料中反复研究筛选出561则语录，既集中体现了先秦哲人的主体精神，又构成切合时代需要的可读可诵的少而精的新体系，被青年学生誉为通向中华文化殿堂的门户， 副总理为此书题词。《新世纪文史哲经典读本》自2002年起陆续出版了40种，着重介绍了古代文学、历史、哲学方面的名家与名作，为深入浅出的基本读物。《唐诗三百首》图文本系列10余种，以译文精当，通俗易读，版式新颖，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民俗文化丛书》10种和《文化中国经典旅程》5种，均以适合当代青年的笔调，系统介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

大中型画册与工具书

大中型画册以有高度的文化价值并具独占性的项目，与文物收藏、鉴定、欣赏相结合的系列画册为主。如《中国古代军戎服饰》、《追忆--近代上海图史》、《上海360°》、《古玩真赝对比系列》、《十九世纪中国市开风情》《大清帝国城市印象》、《中国大佛》等，以内涵的独占性与编撰的丰富文史价值为读者喜爱。《中国瓷器鉴定与欣赏》、《中国家具鉴定与欣赏》、《中国书画鉴定与欣赏》、《中国紫砂鉴定与欣赏》和《中华奇石》实用而高雅，兼具工具书性质。 权威性的古代工具书与集成性的今人编纂工具书是该社工具书出版的重点。前者以《说文解字注》、《王引之校改康熙字典》为代表，因版本精良，版面设计清晰，索引细致准确，长销不衰。后者先有《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后有《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等规模宏大，倾注了一代专业人员的心血，为学人所必备。

社会荣誉 获奖名单

1978年来该社共有300多种图书分获国家图书奖、中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奖、金钥匙奖、上海市优秀图书奖等、中国图书奖。其中《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分获第一、第三届国家图书奖，《续修四库全书》获第六届国家图书荣誉奖;《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全祖望集汇校集注》、《朱子全书》(与安徽教育社共同出版)分获第一、第二、第三届、第五届、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华奇石》、《中国古代军戎服饰》、《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戴敦邦新绘全本红楼梦》分获第九、第十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

参加书展

2008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历史上的大事件书系》参加上海书展。第一辑推出了《历史上的大阴谋》(骆玉明著)、《历史上的大谋杀》(梦寒生著)、《历史上的大预言》(寰视人著)、《历史上的大冤案》(成云雷著)、《历史上的大巫术》(黄晓峰著)等5种。

这套书选取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七十多桩大事件，以严谨翔实的史实材料和生动活泼的小说笔触，揭示这些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及深远的历史影响，而其中所总结出的深刻历史规律和教训，又不啻为一面反省现在、展望未来的宝鉴。把这些历史上的大事件串联起来阅读，其思索能达到一个更加深刻的程度。整个书系风格轻松活泼，图文并茂。

评价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图书在海内外学术界、读书界产生良好的影响。1978年来共有300多种图书分获国家图书奖、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奖、金钥匙奖、上海市优秀图书奖等。其中《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分获第一、第三届国家图书奖，《续修四库全书》获第六届国家图书荣誉奖;《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全祖望集汇校集注》、《朱子全书》(与安徽教育社共同出版)分获第一、第二、第三届、第五届、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华奇石》、《中国古代军戎服饰》、《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戴敦邦新绘全本红楼梦》分获第九、第十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

“重累”既不是指“重复累积诱导”、更不是指“给予重任”，而是指一种状态，即运用飞钳方法的状态。“重累”是“重复和连续”的意思，说白了就是重复和连续应用飞箝方法。使用飞箝方法，必须通过有意识的“钩箝”说辞，来实现诱导和箝制的作用。这种说辞，说白了：也就是一种能按照游说者的思路，引导对方自觉地说出实情的说辞，所以钩箝说辞是飞钳术的核心所在。

飞箝之辞在游说中的运用，必须是重复和连续使用才能有效，注意：这里的重复和连续，并非指某一句话的重复和连续，而是指类似方法的重复和连续使用。注意：“毁”是“抵毁”的意思，是一种钩箝的说辞。

而原文“或以重累为毁，或以毁为重累”，是指“抵毁”这种钩箝说辞与“重复和连续”应用飞箝方法的配合。所以说：这段文字的大意是：或在重复和连续的飞箝方法中，应用抵毁的钩箝说辞；或在抵毁的钩箝说辞中，应用重复和连续的飞箝方法。

其实原文“或以重累为毁，或以毁为重累”中，“或”是无定代词，可译为：有的、或者。“以”是介词，构成以宾短语“以重累”、“以毁”分别做动词“为”的处所状语，表示所在，可译为：在···中。

至于原文“其不可善者，或先征之，而后重累；或先重累，而后毁之”，因为涉及到之前的上文内容，故就不一一分解了。

《鬼谷子》一书中这篇文章的误读误解最多，当前的相关书籍都没有将这篇文章说明白。所以你无法找到权威读本，很是遗憾。另外，你给的悬尝分太多了，看能不能想法收回，我不需要，因为我的财富积分已有二千多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