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代皇室婚俗入关前后的变迁及原因

（一）从众福晋制向并后制的变迁

清入关前，满族皇室实行众福晋制度。入主中原后，满族的传统婚俗受到汉族婚俗的冲击，开始对原有的婚姻制度进行改革，并把明朝的一些婚姻禁令纳入大清律中，实行并后制。据《清史稿》记载："太祖初起，草创阔略，宫闱未有位号，但循国俗称福晋，福晋盖可敦之转音，史述后妃，后人饰名之，非当时本称也。"

当时努尔哈赤有14个妻子，如佟佳氏元妃、继妃、大妃等，并无中宫皇后。人们称这些后妃为福晋，但是有正室侧室之分，正室称为大福晋，位同后来的中宫皇后；嫡娶为嫡福晋，继娶为继福晋，侧室称为侧福晋。"粗俗无改，智尚淳朴，历绝差等，好敌体者，并曰福晋",正是努尔哈赤时期婚俗的写照。

皇太极时期，仿照汉室封建皇朝确立了后宫制度，"定宫殿名，中宫为清宁宫，东宫为关雎宫，西宫为麟趾宫，次东宫为延庆宫，次西宫为永福宫。"五宫后妃依次是清宁宫皇后，关雎宫宸妃，麟趾宫贵妃，衍庆宫淑妃，永福宫庄妃，每宫都有宫女为妃嫔服务。世祖定鼎，循前代旧典，这是皇太极对后宫制度的改革。

直到康熙年间，以皇后为中宫的后宫体制逐渐确立，仿照汉制设立皇后1名。清政府对后妃的数目有明确规定，皇后和皇贵妃各1人，贵妃2人，妃4人，嫔6人，贵人、常在、答应无人数限制，因皇帝个人需要设定。值得一提的是，满洲皇室及其贵族自崇德元年就开始并后，直至雍正年间和乾隆初期，这一制度才逐步确立下来。

（二）收继婚俗的变迁

收继婚一般是指父亲死后，儿子收其继母，或者兄死弟娶其嫂。《大金国志》中说女真人的父亲死后儿子要娶其母为妻，兄长死后弟弟要娶其嫂为妻，叔伯死后侄子要娶其婶母为妻，没有贵贱之分，每个人都有数名妻子。由此可见，收继婚俗是满族常见的一种婚姻习俗。

入关前，满族开始从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转变，但收继婚俗仍存在于满族的社会生活。《满文老档》中记载：清朝初年，满洲国宗室的妻子、伯母、婶母、嫂子有乱娶习俗，收继婚在满洲盛行。努尔哈赤曾说："等我死以后，要将我的幼子和大福晋交给大阿哥……"大阿哥是努尔哈赤的大儿子代善，努尔哈赤是想要代善收继自己的福晋。努尔哈赤的富察氏，就是其堂兄的福晋。

入关后，皇太极在满汉文化的冲击中选择了汉族礼教，严令禁止收继婚，规定："自今以后，凡人不许娶庶母及族中伯母、婶母、嫂子、媳妇。凡女人若丧妇，欲守其家夫，子女者，由本人亦恩养；若欲改嫁者，本家无人看管，任族中兄弟聘与异姓之人。若不遵法，族中相娶者，与奸*一事一律问罪，汉人，高丽因晓汉人道理，不娶族中妇女为妻。凡人既生为人，若娶族中妇女，与禽兽何异。

我想及此，方立其法。我国若有*乱之人，欲娶族中妇女者，其夫死后不许哭，心内既欲娶其妻，外则虚哭者何为？此言欲令愚鲁之人晓之，令禁革不许乱娶。"天聪五年，皇太极又颁布禁令：凡娶继母、伯母、弟妇、侄妇、永行禁止。……同族嫁娶，男女以奸论。"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皇太极对于收继婚俗的态度，但是传统的婚姻习俗不是靠临时颁行的法律就可以彻底消除的。清入关后，这些习俗仍有存在，但也不同于原来的收继婚。

清皇室婚姻制度的变化与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变化分不开。首先在政治方面，入关前，满族只是一个经济落后、社会水平低下的部落，入主中原后，清初统治者吸取元朝没有汉化最终被逐出中原的教训，重用汉人，改革汉制，入关后婚姻习俗的变迁也受到了中原文明的影响。

其次，在经济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入关前，满族只是一个落后的古老的游牧民族，而中原则是先进的农耕文明，经济的落后决定了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落后。入关后，清统治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完善自身，从而使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社会习俗等方面的变化，婚姻习俗作为社会习俗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变迁与经济的发展分不开。最后，在文化方面。

入关后，当满族文化与先进的汉文化相冲突时，清统治者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基础上，主动接受并大力弘扬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族传统文化。因此，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的影响是皇室婚俗变迁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清朝皇室婚姻制度的主要类型及程序

（一）满蒙联姻

清政府统治全国的200多年间，为了维护北部边疆的统治，实施"满蒙联姻"的重要政策。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就开始了满蒙联姻，皇太极和其子福临在位期间，满蒙联姻得到了发展，康雍乾时期，满蒙联姻进一步完善。

满蒙联姻作为清政府长期执行的皇室婚姻制度，对清王朝在统一中原和巩固王朝统治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同时，满蒙联姻经历了近300年的发展，形成了一系列显着的特色。

第一，互相嫁娶。努尔哈赤娶蒙古部落女子为妻后，揭开了满蒙联姻的序幕；皇太极时期满蒙联姻得到了极大发展，除了蒙古科尔沁外，太祖太宗也十分重视蒙古其他部落的联姻，这使蒙古对清朝的归附更加牢固。"互相嫁娶"这种现象在康熙以后虽然有所减少，但一直到清末始终都没有停止过。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时期的王公贵族都曾娶过蒙古女为妻，当然，很多清朝公主出于政治需要也嫁入蒙古。互相嫁娶，是满蒙关系密切的表现，也是区别于其他王朝的重要特点之一。

第二，制度化。满蒙联姻从努尔哈赤时期一直延续到清末，为统治者长期奉行。由于清王朝的重视，满蒙联姻逐步制度化。乾隆时期，满蒙联姻范围逐步缩小到近支宗室。远支宗室子女，出于政治需要仍可以指婚。乾嘉时期，满蒙联姻甚至有很大的强制性。顺治时期，规定公主下嫁蒙古没有旨意，10年之内不得回京，主要是为了巩固与蒙古的政治关系。满蒙联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满蒙两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融合，推动了历史的进步。

（二）秀女制度

选秀女始于顺治帝入关以后，凡是八旗女子，每3年选一次。挑选秀女对于全国各地的旗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清代后宫，上至皇后、下至宫女，都出身于秀女。因此，秀女制度是清代皇室婚姻的重要组成。

满清王朝选秀女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严格程序的。

首先，户部应详细了解选阅女子的年岁、母家情况，然后上报皇帝。皇帝决定选阅时间，有残疾不能入选者，必须经皇帝决定才可以不参加选秀女而另行婚嫁。

各旗选阅的秀女，要提前送到京城，在选秀前一天，由该旗佐领排好所乘车辆的顺序，按旗别分类。假如待挑选的是正黄、镶黄两旗，则正黄旗满洲为一队，正黄旗蒙古为一队，正黄旗汉军为一队，依次排好顺序，镶黄旗跟在正黄旗的后边。车辆全部排好后，鱼贯而行，从皇城后门一直到神武门外。守门士兵打开门，虽至半夜，但每辆车旁都有两个灯笼，标着秀女所属的旗份，士兵按照旗别将秀女安排好。秀女在士兵的引导下由神武门出东华门，再由崇文门大街绕行到神武门外的出发地。这一段路程约需要大半天的时间，待入宫的秀女被阅看完毕，正好乘车回家。

凡是初选记名者，无论能否中选，在第二次复选期间不得随意嫁人。对于残疾不能入选者，需要经过族长、领催、骁骑校、佐领等逐级奏明理由，然后经过户部审查，如确定情况属实，方可不参加选秀。

一般来说，应选秀女在神武门内下车后，步行至顺贞门外等候，户部官员将他们按5人一班排好队，由太监领入宫中。秀女每班5人，立而不跪，以便于皇帝审阅。皇帝对中意者留牌子，牌子上写着秀女的母家情况、旗名。被留牌子的秀女还要再次复选，复选没有通过者，便被撂牌子。《养吉斋丛录》曾记载嘉庆道光年间选秀女的经过。

"挑选八旗秀女时，每日选两旗，以人数多寡匀配，不序旗分也。挑选之前一日，该旗参领、领催等先排车，如调正黄、镶黄两旗，则正黄之满、蒙、汉分三处，每一处按年份册分先后排定，然后车始行。首先是正黄之满洲，继而蒙古、汉军。接着是正黄之满、蒙、汉，鱼贯衔尾而进。车数双灯，各有标志。日夕发轫，夜分入后门至神武门外，侯门启，依次下车而入。

其车即由神武门夹道出东华门，有崇文门大街直至北街市，还绕入后门而至神武门，计时已在次日巳午之间。选毕者，复依次登车而出，各归其家。虽千百辆车，而井然有序，俗谓之排车……入选女子入神武门至贞顺门外恭候。有户部司官在彼管理。至时太监按班引入，每班五人，立而不跪，当意者留名牌，谓之留牌子，定期复看，复看而不中意者，谓之格牌子。

其牌子书某官人之女，某旗满洲人。入选秀女，凡获得皇帝封号者，至死不得出宫另嫁。被选定皇后的秀女，还必须通过大婚礼，则大清门、午门入宫，至清宁宫完婚。"由此可见，清代选秀女是十分严格的。秀女制度为普通旗人创造了与皇室联姻的机会，也是提升门第的机会。另外，帝后大婚和公主婚嫁也是清代皇室婚姻制度中比较有特色的婚嫁形式，不仅程序繁杂、要求严格，且大部分都是政治牺牲品。

三、清代皇室婚姻制度的特点

（一）政治性

清朝的皇室婚姻制度带有十分浓重的政治色彩，清入关后的满蒙联姻以及大清公主嫁蒙古、准格尔等部落，都是基于双方的政治互利。

满清贵族作为刚入关的少数民族，在击败明王朝时处于弱势，需要蒙古的支持，而蒙古为了自身利益也乐意与满清贵族联姻。恩格斯曾赤裸裸地揭露了皇室婚姻制度的政治性，"对于阶级社会中的贵族世家来说，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绝非是个人的意愿"满清王朝从建立到康雍乾盛世再到王朝的覆亡，很多贵族女子做了政治的牺牲品。

（二）近亲性

从满蒙联姻可以看出，蒙古与满清贵族互相联姻，而这种联姻难以避免近亲存在。

皇室婚姻制度的近亲性在选秀女中就表现得淋漓尽致，入选秀女多是八旗女子，部分秀女是当朝皇帝公主的女儿，一旦入选便成为皇帝、王爷或者皇子的妃嫔，双方都是爱新觉罗子孙。他们的子孙又和他们一样，反反复复，造成清朝皇室连续200多年的近亲婚姻。以康熙和乾隆为例。

康熙在位61年，乾隆在位60年，按每3年选一次，他们在位期间一共选了20次秀女。乾隆有名位称号的妃嫔就有40多个，他的后半生所选的秀女，多数是外孙女辈。最小的和孝固伦公主与乾隆帝相差47年，从血缘关系上讲，和孝公主的母亲是乾隆帝的外孙女辈。

近亲结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所生子女肯定会有一部分存在身体健全问题。嘉庆帝在位时期认识到了近亲结婚的危害性，明文规定了："公主之女，毋庸入选，并永为例。"但是仅仅限制到公主之女，其他的秀女则可以入选。即使作了规定，但这种近亲婚姻始终存在。

近亲婚姻是一种原始的婚姻形态，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在皇帝的婚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然其他亲贵大臣乃至平民百姓中也有。这种婚姻形态随着中国的历史存在了上千年，它不会因禁止而消失，是清朝皇室婚姻制度的重要特色。

（三）强制性和融合性

清朝的皇室婚姻制度存在普遍的强制性，具体体现在帝后大婚、公主婚嫁、秀女制度、指婚制度等。清代皇室婚姻的强制性，不论对于满清女子还是皇子皇孙都是命运的悲剧。满清公主下嫁边疆和亲，皇子迎娶众部落公主，都是一种政治联盟，这些贵族子女注定是政治权利场上的牺牲品。

满族作为一个入主中原统治政权的少数民族，婚姻习俗保留了许多自己的特色，入关后受中原婚姻制度和儒家道德纲常的影响，做了一些改革。皇太极在位时期，坚决取缔收继婚，并积极吸收《明律》中的一些婚姻规范。因此，满族的皇室婚姻制度也融合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婚姻元素。

清统治者一方面努力吸取其他民族的文化，另一方面极力保持自己的特色，如满蒙联姻、秀女制度等。但后来在统治中原的过程中也不得不做出一些改变，由"宫中不蓄汉女"和"满汉不得通婚"改为"满汉一家",不仅设置了汉军旗，使得汉族女子可以入宫选秀，而且还改了汉姓，将汉人抬入满军旗。如康熙的孝懿仁皇后，康熙表妹，原汉军旗佟氏，后入满洲镶黄旗，立为皇后，这都是清代皇室婚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变化。

入关后，由于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满清王朝制定了后宫制度，中宫皇后取代大福晋。清代的宫闱制度沿袭并完善了以前历朝历代的规制，比如帝后大婚前要祭告天地、太庙、社稷，大婚后还要接受文武大臣朝拜，大赦天下等，这都是满清贵族和中原民族相融合的结果。这种融合是历史的进步，对于提高民族素质和推动文化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通过夏、商、周三代，尤其是通过周代，基本上建立与固定下来，而到了秦、汉时期，则有进一步的发展。

一、婚龄

古人是主张晚婚的，认为一定要等性功能健全和发育成熟才能结婚。上一章虽述及《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说，女子二七天癸至，即十四岁始来月经；男子二八天癸至，即十六岁才开始遗精，如果这时“阴阳和”（即性交），则可能有子。但是这时性功能并未完全发育成熟，还没有进入合适的婚龄。女子要等到三

七二十一岁，始能“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男子要等到三八二十四岁，才能“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而长极”。所谓“肾气平均”，就是指性器官和性功能得到了均衡、正常的发展，性器官和性功能都比较成熟；所谓“真牙生而长极”，指人的最后一颗牙齿“尽头牙”长出，也表示人的身体已完全发育成熟。

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许多古代书籍中都提出过这个问题，在汉代与魏晋南北朝的许多学术书籍及医书中也强调这一点。

但是，到了汉朝，这“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的理论在实践中受到了一些冲击，有一些行不通了。例如《论衡·齐世篇》中说：“《礼》虽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法制张设，未必举行。何以效之，以今不奉行也。”

这种状况和封建社会的发展有很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男子早娶则家中较早地增添劳动力，似对发展一家一户的生产有好处；另外，封建的宗法制度十分重视子嗣，早娶则可能早得子、“早得福”。所以，虽然有些有识之士反对这种早婚现象，但收效不大。例如，汉朝有个学者叫王吉的说：“夫

妇，人伦大纲，天寿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为人父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

社会生活中有许多现象、民间有许多做法都源自经济发展需要，它是一些十分现实的问题，带有很强的现实性；而科学理论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带有很强的预见性。预见与现实之间往往有矛盾。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都会遇到这类问题。对此，固然一方面要教育，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从经济上彻底解决，这当然不是一朝

一夕的事了。

汉代早婚现象的兴起，王室与民间皆然。查考《汉书》、《后汉书》，男子从十五岁至十八岁初婚者都有。如《后汉书·灵帝记》：“建宁四年四月癸丑，立贵人宋氏为皇后。”灵帝于建宁元年即位，年十二，那么结婚时年十五。《后汉书·桓帝记》：“建和元年秋七月乙未，立皇后梁氏。”桓帝是十五岁即位的，结婚那

年应为十六岁。《隶释》十五金广延母徐氏纪产碑云：“收从孙，即广延，立以为后。年十八，娶妇徐氏。”

查考《汉书》、《后汉书》，女子出嫁从十三岁到十九岁的都有。如《后汉书·昭德马皇后纪》：“后从兄严不胜忧愤，白太夫人绝窦氏婚，求进女掖庭，由是选入太子宫，时年十三。”《汉书·外戚传》：“宣帝求得外祖母王媪。王媪家本涿郡蠡吾平乡，年十四，嫁为同乡王更得妻。”《后汉书·曹世叔妻传》：“作女

诫七篇，其辞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古诗《孔雀东南飞》：“十七嫁为妇，心中常苦悲。”《后汉书·光烈阴皇后传》：“更始元年六月，遂纳后于宛成当里，时年十九。”

需要提出的是，古人所统计的年龄，按中国旧俗为虚岁，即刚诞生就算一岁，诞生满一年即为两岁，所以实足年龄比上述的还要减去一岁。

男子相配，大率以男稍长于女为常。如《汉书·霍光传》：“光长女为桀（上官桀）子安妻，有女，年与帝（昭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盖内安女后宫，为婕妤，数月，立为皇后。”又《汉书·外戚·孝昭上官后传》：“昭帝始立，年八岁，安女入为婕妤，月余，遂立为皇后，年甫六岁。”这两段是说明了男女相差两岁，是为“相配”。民间也是如此，《后汉书·循吏·任延传》：“洛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龄相配，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

二、婚姻途径

在秦、汉、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由于距上古时期还不算很远，男婚女嫁还有一定的自主权，但父母之命已日益加强，夏、商、周时代那种在有的节日里“奔者不禁”之俗在汉民族中已基本绝迹了。

在《汉书》与《后汉书》上记载了这样几件事：《汉书·张耳传》：“外黄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邸父客。父客谓曰：‘必欲求贤夫，从张耳。’女听，请决嫁之。女家厚俸给耳。”

《后汉书·梁鸿传》：“同县孟氏有女，状肥丑而黑，力举石臼，择对不嫁。至年三十，父母问其故，女曰：‘欲得贤如梁伯鸾者。’鸿闻而聘之。”

在以上两个例子中，外黄富人之女尽管是他人建议，自己决定，但总是表明了对婚姻有一定的自主权。孟光之嫁梁鸿，不惟有眼光，而且是完全自主的。这种自主程度， 在宋， 明以后很少见了，即使有，也会受社会打击，被斥为“放荡”、“不规”、“有悖礼法”，而在汉代，还是时人异之，时人贤之的。

当然，以上这种现象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从秦、汉起，婚姻由父母决定，已逐渐演变为事物的主要方面。《后汉书·戴良传》：“良五女并贤，每有求姻，辄便许嫁。”这个父亲有支配女儿婚事之权，对外也比较好说话。可是也有不好说话的父母，如《汉书·淮阳宪王传》：“赵王复使人顾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许。”

《魏志·王粲传》：“粲父谦，为大将军何进长史。进以谦名公之胄，欲与为婚，见其二子，使择焉，谦弗许。”有时，长辈对子女亲事的看法有矛盾，但归根结蒂，儿女亲事还是取决于长辈。如《汉书·孝宣许后传》：“时许广汉有女平君，年十四五，当为内孝令欧侯氏子妇。临当入，欧侯氏子死。其母将行卜相，言当大贵，母独喜。张贺闻许啬夫有女，乃置酒请之，酒酣，为言：‘曾孙体近，下人乃关内侯，可妻也！”广汉许诺。明日，妪闻之，怒。广汉重令为介，遂与曾孙。”再如汉高祖刘邦当初娶吕后，也有类似情况。吕后的父亲吕公看到刘邦的相貌，很敬重刘邦，说自己相人多了，没有人能及得上刘邦，要把女儿嫁给他。可是妻子吕媪发火了，她责问吕公说：“你一直说我们的女儿要嫁个贵人，沛县县令来求婚，你都不同意，怎么许给了刘邦这个小子？”吕公说：“这种事女人不懂。”结果还是将女儿嫁给了刘邦。

有时，男女的婚姻还由别的亲属插手干预决定，当然这种亲属要比父母更权威。例如汉朝的陈平年轻时娶不起妻，户牖有个富人叫张负的，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陈平，感到陈平相貌很好，气度也了不起，于是就要把孙女许给他。这个孙女命不好，嫁一个丈夫死一个丈夫，共五次。可是，张负的儿子不同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

陈平，说陈平穷，又不干什么正事，县里不少人看不其他，为什么要把女儿嫁给他。但是张负认为此人不会没出息，最后还是把孙女许配给了陈平。

如果男女的婚姻不通过父母，或不从父母命，那么父母是十分生气的。例如汉朝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事就是如此。临邛的大富豪卓王孙有次宴请宾客，司马相如应邀出席，在席间弄琴。卓王孙新寡的女儿文君偷偷地从窗缝看司马相如，十分倾心，于是在夜里跑到司马相如处，两人私奔至司马相如的故乡成乡。司马相如家

境贫穷，徒立四壁。卓王孙为此事大怒，说：“这个女儿这么没出息，我不忍心杀她，但一分钱也不能给！”人们劝他，他终不听。

无论是男女自行择偶，还是父母决定，选择的标准有哪些呢？

男方择妇，一是看重形相，当然所谓形相不光是美。汉朝有个有名的循吏黄霸，“少为阳夏游徼，与善相人者共戴出，见一妇人。相者言：‘此妇人当富贵，不然，相书不可用也！’霸推问之，乃其乡里巫家女也。霸即取为妻，与之终身。”二是看中女方的才。《华阳国志》卷十中说了这么一件事：“阳姬，武阳人也，生自寒微，父坐事闭狱。杨涣始为尚书郎，告归，郡县敬重之。姬为处女，乃邀道扣涣马讼父罪，言辞慷慨涕泣。涣恳告郡县，为出妻父，因奇其才，为子文方聘之。”三是看中女方的门弟，如《汉书·董贤传》说：“王闳妻父萧咸，前将军望之子也，久为郡守，病免为中郎将，兄弟并列。贤父恭慕之，欲与结婚姻。”还有贪慕女方家财的，如前面引述的陈平娶妻的事就是如此，陈平为什么接受张负这个守寡五次、人们都不敢娶的孙女呢？后人说是贪图岳家多财。

女家择婿，第一也是看男方形相，吕公之看刘邦，张负之看陈平，都是如此。《太平御览》 五百四十一引《吴书》 说到吴国有个有名的大臣陶谦年轻时的事：“陶谦字恭祖，丹阳县人。甘公出，遇之途，见其容貌，异而呼之，住车与语，甚悦之，因许妻以女。甘夫人怒曰：‘闻陶家儿游戏无度，如何以女许之？’甘公曰：‘彼有奇表，后必大成。’遂与之，后为徐州牧。”二是重男方之贤与才，古人对此是十分重视的，史书所载甚多，如《汉书·张耳传》：“父客曰：‘必欲求贤夫，从张耳。’”《后汉书·公孙瓒传》：“瓒为人美姿貌，大音声，言事辩慧，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后汉书·列女传》：“勃海鲍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 宣尝就少君父学，父奇 其清苦，故以女妻之。”当然，少君之父是看中了鲍宣贫而好学，有志。《太平御览》五百四十一引《郑玄别传》云：“故尚书左丞同县张逸，年十三，为县小吏。君谓之曰：‘尔有赞道之质，玉虽美，须雕琢成器，能为书生以成尔志否？对曰：‘愿之。’乃遂拔于其辈，妻以弟女。”《华阳国志》卷十下说：“李燮，太尉固子也。父死时，二兄亦死，燮为姊所遣，随父门生王成亡命徐州，佣酒家，酒家知非常人，以女妻之。”

许多古人惜才、爱才，慧眼别具，识人于草莽之中，助人于穷危之际，这种赏识与帮助往往以联姻的形式出现，这种情况即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没有什么不好。

在那个时代，联姻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如带有政治目的，为了某种政治关系而联姻。《史记》七《项羽纪》说：“张良出要项伯，项伯即入见沛公，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后汉书·刘植伟》：“时真定王刘扬起兵以附王郎，众十余万。世祖遣植说扬，扬乃降。世祖因留真定纳郭后，后即扬之甥也，故以此结之。”

在秦、汉之际，指腹为婚的事也始见端倪，此风盛行于后世。如《后汉书·贾复传》：“复兆与五校战于真定，大破之，复伤创甚。光武大惊，曰：‘我所以不令贾复别将者，为其轻敌也。果然失吾名将！闻其妇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忧妻子也！”

总之，秦、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在婚姻的途径与目的上已日益鲜明地打上了封建社会的烙印：家法与父母之命越来越起作用，而门第之见也开始产生，从前面所引述的许多事例来看，门第相当的所占比例不少，这种重门第、重等级之风是封建社会的特征，而到魏晋之时达到顶点。当然，也有许多女家不嫌男方卑贱与

贫穷以女嫁之的事，一般说来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深入分析，其中有许多“此男当贵”，“此人必非终于草莽者”的看法与期望，带有一种以求有朝一日进入较高等级的希求。至于通过联姻以获取金钱还不太明显，陈平欲得五嫁夫辄死之女意在金钱，也只是后人的分析。古人联姻中以追逐金钱为目的的远不如今日，这可能是

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缘故。

三、婚仪

这个时期的婚仪沿袭过去的“六礼”，而且在贵族和平民中都日益普及了。如《艺文类聚》四十说：“纳采，始相与言语采择可否之时。问名，谓问女名将归卜之也。纳吉，谓归卜吉，往告之也。纳征，用束帛，征成也。请期，请吉日将迎，亲谓成礼也。

但是，这一时期的“六礼”比之于古之“六礼”，繁缛得多，奢侈得多，以此来显示地位与财富，是封建社会的特点之一，淳朴的古风已逐渐丧失殆尽。例如，从汉朝起，百官纳采，用玄纁、羊、雁等礼物凡30种。《通典》五十八对此作了较详细的描述：

后汉郑众百官六礼辞大略同于周制，而纳采女家答辞，末云：奉酒肉若干，再拜反命。其所称前人，不云吾子，皆云君。六礼文皆封之，先以纸封，表又加以皂囊，着箧中，又�皂衣箧，表讫，�大囊表之，题检文，言：谒表某君门下。聘礼物凡三十种，各有谒文，外有赞文各一首。封箧表讫，蜡封，题用皂帔盖于箱中，

无囊表，便题检文，言：谒箧某君门下，便书赞文，通共在检上。礼物：案吕玄纁、羊、雁、清酒、白酒、粳米、稷米、蒲、苇、卷柏、嘉禾、长命缕、胶、漆、五色丝、合欢铃、九子墨、金钱、禄得香草、凤凰、舍利兽、鸳鸯、受福兽、鱼、鹿、鸟、九子妇、阳燧。

以上这些礼物都要写上讨吉利的谒文，表明它一定的含义，这些谒文还表明当时人们的伦理观念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通典》五十八记载的是：

总言言物之印象者，玄象天，纁法地。羊者，祥也，群而不党。雁则随阳。清酒降福。白酒欢之由。粳米养食。稷米粢盛。蒲众多性柔。苇柔之久。卷柏屈卷附生。嘉禾须禄。长命缕缝衣。延寿胶能合异类。漆内外光好。五色丝章采，屈伸不穷。合欢铃音声和谐。九子墨长生子孙。金钱和明不止。禄得香草为吉祥。凤凰雌

雄伉合俪。舍利兽廉而谦。鸳鸯飞止须匹，鸣则相和。受福兽体恭心慈。鱼处渊无射。鹿者禄也。鸟知反哺，孝于父母。九子妇有四德。阳燧成明安身。又有丹为五色之荣，青为色首，东方始。

至于聘金，即纳征钱，是越来越豪华奢侈，甚至达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汉官仪》说：“皇帝聘皇后，黄金万斤。”《汉书·王莽传下》说：“进所征天下淑女，立杜陵史氏女为皇后，聘黄金三万斤。”《后汉书·献烈梁皇后纪》说：“于是悉依孝惠皇帝纳后故事，聘黄金二万斤。”《宋书·礼志》说：“尚书朱整议：

汉高后制，聘后黄金二百斤，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马四匹。”《汉书·淮阳宪王传》说：“赵王复使人顾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许。”

这种状况不仅在王室贵族中定为礼制，而且在民间也蔚为风气。如《汉书·陈平传》中叙述：“张负卒与女，为平贫，乃假贷币以聘。”由此看来，这种“门面”无论如何不能不要。《后汉书·任延传》中所述的任延因骆越之名不懂嫁娶礼法，就以官府的力量，按两千多男女的年龄差异，为他们配对。“其贫无礼聘，令长史以下各省奉禄以赈助之”，这也是风俗不可违也。

当时，不仅聘金甚巨，而且婚礼的其它方面排场很大。如《汉书·西域乌孙传》说：“汉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潜夫论》三《浮侈篇》说：“富贵嫁娶，车軿各十，骑奴侍僮夹毂节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

这种嫁娶侈靡之风在当时就为一些有识之士所反对。例如前面所述的那个戴良，“嫁女，以竹方笥为严器”，陪嫁的只是疏衣、布被、竹笥、木屐。还有前面说过的那位因清苦但好学而被人赏识、妻之以女的鲍宣在这方面作风也很好，其妻少君嫁过来时，装送资贿很丰厚，鲍宣很不高兴，对妻子说：“你生长于富豪之门，习惯于修饰、享受，而我是生活贫贱的，对这些礼实不敢当。”妻说：“我的父亲因为你品德作风好，才叫我嫁给你。我既然做你的妻子，总按你的意见办。”鲍宣高兴地说：“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志同道合了。”这位妇女就把华衣美服与侍从都退回娘家，换上布衣，和鲍宣一起归乡里。当然，在那种社会里像戴良、鲍宣这种人

是不多的。

在当时，闹新房的风俗已经兴起，宾客们往往饮酒欢笑，言行无忌，如《群书治要》引仲长统《昌言》说：“今嫁娶之会，棰杖以督之戏谑，酒醴以趣之情欲，宜*泆于广众之中，显阴私于族亲之间，污风诡俗，生*长奸，莫此之甚，不可不断者也。”据记载，汉代汝南有个叫杜士的人娶妻，大家前来祝贺，喝了许多酒。

他的一个叫张妙的朋友在闹新房时开玩笑，把杜士捆起来捶20下，又把杜的手足高悬于梁，杜竟一命呜呼了。

四、几种值得注意的婚姻形式

秦、汉及以后的封建贵族、地主和前世以至封建社会的后世一样，多妻制颇为盛行，除正妻之外，还有小妾、**、傍妻、小妇、妾、下妻、外妇、傅婢、御平等许多名义，而且往往不止一人。如《汉书·元后传》：“王禁好酒色，多取傍妻。

”《汉书·孔光传》：“时定陵侯淳于长坐大逆诛，长小妻乃始等六人皆以长事未发觉时期去或更嫁。”《后汉书·梁节王畅传》：“臣畅小妻三十七人。”当时，如无子则买ae ， 在民间也是寻常事，如《意林》及《太平御览》三百八十八又三百二十六引《风俗通》说：“陈留有富室，公年九十无子，取田家女为妾。”九十

岁还要买小老婆，这是多么畸形与丑恶！

这些情况，当然还是建立在男子统治与压迫女子、以女子为玩物的基础之上的。在这中间有许多丑闻秽事，如《汉书·王商传》：“耿定上书言：商与父傅婢通及女弟*乱。 ” 《汉书·夏候婴传》：“颇尚平阳公主，主与父御婢奸，自杀。”

《汉书·侫幸传》：“张彭祖为其小妾所毒，薨。”《汉书·淳于考传》：“许皇后姊孊为龙额思侯夫人，寡居。长与孊私通，因取为小妾。”至于《后汉书·赵孝王良传》说：“赵相奏乾居父丧私其小妾，坐削中丘县。”这是因为在父丧期内还

娶小老婆，触犯了封建礼法中的大忌，所以才受到了降职的处分，否则，在封建社会中多妻是完全合法的。

婚姻形式中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重亲。重亲就是婚姻之家再结婚姻，即所谓“亲上加亲”。重亲可分三种：姻家恒为姻家，婚家恒为婚家，还有姻家、家互为的情况（指《仪礼士昏礼记》的说法，女氏称婚，婿氏称姻）。这种情况，按历史记载，多实行于王室、贵族，当然民间也有，只是未具体地记载于历史罢了。由于亲上加亲，就结成了一个个颇为复杂的关系网，如《汉书·文三王传》：“梁荒王嘉薨，子立嗣。荒王女弟园子为立舅任宝妻。宝兄子昭为立后。”

至于下面一种情况就更复杂了。《后汉书·耿弇传》：“父况，及况卒，少子霸袭父爵。弇卒，子忠嗣。忠卒，子冯嗣。冯卒，子良嗣，一名无禁，尚安帝妹濮阳长公主。……隃麋侯霸卒，子文金嗣。女金卒，子喜嗣。喜卒，子显嗣。显卒，子援嗣，尚桓帝妹长社公主。……牟平侯舒卒，子袭嗣。尚显宗女隆虑公主。袭卒，子宝嗣，宝女弟为清河孝王妃。”

这种“亲上加亲”的婚姻，其实质是为了双方在政治上、经济上相互扶持，相互利用，从而用重重的婚姻形式进一步巩固双方的关系。从这也可以看到，在封建社会中，尤其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婚姻很少是爱情的结合，往往是以家族利益为前提的。

由于“亲上加亲”，结成了十分复杂的关系网，婚姻有时是在同辈之间进行，有时却是在不同辈之间进行。这并不是由于疏忽，封建宗法制度十分严格，这是马虎不得的，只不过是家族利益超过了对辈份的讲究而已。

另外，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周制同姓不婚，而汉朝人结婚似不避同姓。

如《汉书·王诉传》：“诉薨，子谭嗣。谭薨，子咸嗣。王莽妻即咸女。”由此看来，王莽和其妻是同姓。又如《通典》：“吕后妹嫁于吕平”，也是如此。

用现代科学观点来看，同姓联姻，并非不可，因为同姓未必有多近的血缘关系。但汉代的不同辈通婚，尤其是血缘关系很近的不同辈通婚，如亲母舅娶外甥女、姨侄娶姨母、表侄娶表姑母等现象很值得分析。可以从政治利益高于一切来考虑，还可能是古代血缘婚的回光返照。

五、绝婚与改嫁改娶

汉代至魏晋南北朝之际，绝婚（即离婚）与改嫁改娶之事甚多。这种情况比较复杂，从中既可以看到封建礼法与贞节要求的萌始，可以看到男子以及整个宗法制度对女子的压迫，又可以看到在绝婚与改嫁改娶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自由度，这是显然不同于宋、元、明、清等后世的。

绝婚的第一种情况是男弃其妇，这样做有许多原因：一是无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当然是一件大事。“无子弃，绝世也”，这正是七弃（或七去）之一。《东观汉纪·应顺传》：“顺少与同郡许敬善，敬家贫亲老，无子，为敬去妻更娶。”其实，无子不一定是女方的问题，这实在是很冤枉的。

二是口舌之故，即女方说“错”了什么话，闹了些家庭矛盾。例如汉朝的那个陈平，年轻时是个浪荡子，不事生产，他的嫂嫂看不过去，说了些不好听的话，如“有叔如此，不如无有”等，陈平之兄知道后，就逐其妇而弃之。人云，这种做法也符合七弃（或七去）之一：“口舌弃，离亲也。”其实，这也是很不公正的。这

正像后来刘备所说的：“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犹可补，手足断安可续！”在以男子为中心的宗法社会中，自然是如此。

三是盗窃。七弃（或七去）之一是“盗窃弃，反义也”。其实，这种所谓“盗窃”，往往不是什么大事。如《汉书·王吉传》：“吉少时学问，居长安，东家有大枣树，垂吉庭中，吉妇取枣以啖吉，吉后知之，乃去妇。”这棵枣树是邻家种的，枝果伸到王吉家来了，王吉的妻子摘了一些给王吉吃，结果王吉为之和她离了婚，这真是视婚姻为草芥，视女子为草芥。

四是女性嫉妒。七弃（或七去）之一是：“嫉妒弃，乱家也。”这样离婚当然有“充分理由”了。《后汉书·冯衍传》上说，冯衍娶北地任氏女为妻，任氏女又凶悍、又嫉忌，不许冯衍畜媵妾，而且虐待冯衍前妻所生的子女冯豹、冯姜，后来冯衍把她逐出了门。关于这件事，冯衍写了一封信给任氏女的弟弟任武达，说明原委，这封信在历史上颇为有名，人们常以此来教育女儿如何事夫，如何恪守妇道。

信云：

天地之性，人有喜怒；夫妇之道，义有离合。先圣之礼，士有妻妾，虽宗之眇微，尚欲逾制，年衰岁暮，恨入黄泉，遭遇嫉妒，家道崩坏。五子之母，尚足在门，五年以来，日盛岁剧，以白为黑，以非为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无罪无辜，谗口嗷嗷，乱匪降天，生自妇人，青蝇之心，不重破国；嫉妒之情，不惮丧身。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于衍。醉饱过差，辄为桀纣，房中调戏，布散海外。张目抵掌，以有为无。痛彻苍天，毒流五脏，愁令人不赖生，念令人不顾祸，入门著床，继嗣不育，纺绩织纴，子无女工，家贫无僮，贱为匹夫，故儿之，莫不凄怆，曾无悯惜之恩。唯一起，武达所见，头无钗泽，面无脂粉，形骸不蔽，手足抱土，不原其穷，不揆其情，跳梁大叫，呼若入冥，贩糖之妾，不忍其志。计妇当去久矣，念儿曹小家无他使，哀怜姜、豹，当为奴婢，恻恻焦心，事事腐肠，汹汹藉藉，不可听闻，暴虐此婢，不死如发，半年之间，脓血横流。婢病之后，姜竟舂炊，豹又触泥涂，心为怆然，编谷放散，冬衣不补，端坐化乱，一缕不贯，既无妇道，又无母仪，忿见侵犯，恨见狼藉，依倚郑令，如居天上，持质相劫，词语百东，剑戟在门，何暇有让；百弩环舍，何可强复；举宗达人解说，词如循环，口如布谷，县幡竟天，击鼓动地，心不为恶，身不为摇，宜详居错，且自为计，无以上书告诉相恐，狗吠不惊，自信其情。不去此妇，则家不宁；不去此妇，则家不清；不去此妇，则福不生；不去此妇，则事不成。自恨以华盛时不早自定，至于垂白家贫身残之日，养痈长疽，自生祸殃。衍以家室纷然之故，捐弃衣冠，侧身山野，绝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门，阖门不出，心专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

这封信写得很生动，振振有词，凿凿有据，女方家族自然无话可说，当时的社会舆论也在冯衍这一边。当然，以今日的眼光看来，这也仅仅是一面之词，信中还不时流露出“大男子主义”的思想。可能，任氏女确有许多缺点，但触犯丈夫的统治权，不许丈夫纳妾，危及丈夫的“权利”与“利益”也是原因之一。

五是女方德行差。例如《华阳国志·广汉士女赞》说，有个叫汝敦的人，兄弟住在一起，父母有些遗产，嫂子很想独占，汝敦的妻子很贤惠，劝汝敦都给他们算了，于是汝敦把田宅、奴婢都给了兄嫂，夫妻俩搬出去住了。有一次汝敦在耕地时挖出了一件金器，妻子劝他送给哥哥，夫妻就一起去了。嫂子见他们来，以为是来

借钱的，不给他们好脸色看；后来知道他们来送金器，又高兴得手舞足蹈了。这时，哥哥感悟了，出其妻，把家财还给弟弟。从这件事看来，这位嫂子贪心，似乎是个“小人”，但这位哥哥也很差劲，弟弟与家媳让出父母遗产，他竟也全部接收，不以为愧了。后来，虽然感悟了，为什么马上和妻子离婚呢？自己能感悟，为什么妻子就不能感悟，为什么不帮助、教育她呢？这又是“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在作怪了。

六是女方不得于父母，即没有把公婆侍候好，或是公婆对媳妇有偏见。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后汉书·鲍永传》：“永事后母至孝。妻尝于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后汉书·列女广汉姜诗妻传》上说：“诗事母至孝，妻奉顺尤谨。母好饮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尝溯流而汲，后值风，不时得还。母渴，诗责而遣之。

”这两件事都很不讲理，鲍永的妻子只是在婆婆面前喝骂了一条狗，就被离弃了。姜诗的妻子更冤，她本来对婆婆很孝，婆婆喜欢喝江水，她常走六七里路去汲江水，有一天刮大风，她没能及时返回，婆婆口渴了，只是为了这件事，就被离弃了，这是多么违背人情、人性！

七是为了一时的政治关系而去其妻。汉朝大将班超就发生了这种事。《后汉书·班超传》说，当时有个大臣李邑初去于阗，畏敌如虎，又妒班超之功，于是上书皇帝诽谤班超，说班超拥爱妾，抱爱子，安乐

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夫妻制度是一夫多妻制度，也就是说古时候的男人可以有多个老婆，这与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风气地位有关，当时的社会是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男人就是宝，女人就是草，存在着严重的性别歧视，不过，现在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是逐渐的变成平等了。我们听到最多的就是以前人们常说三妻四妾了，那么，三妻四妾到底是哪三妻哪四妾呢？具体的我们也一起哎看看吧！

三妻四妾指妻妾众多，如《庄子》记载：灵公有妻三人，同滥而浴。根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记载，汉人除了嫡妻外还有偏妻、下妻、御婢等，可见三妻四妾的习俗由来已久，《陔余丛考》考证：小妻、傍妻、下妻、少妻、庶妻，皆妾之称也。

三妻四妾中的妻包括嫡妻、偏妻、下妻等，并不仅仅局限于正妻。在人类学的概念上，一夫一妻制并不包含一般所谓一夫一妻多妾制，这两者其实是分属不同范畴的语言，前者的一妻仅指女性配偶的惟一性，而一般所谓一夫一妻多妾制属于人类学概念上的一夫多妻制。

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虽然从社会地位上讲男尊女卑，但是古代仍以一夫一妻制作为婚姻的基本原则，而且自秦汉至明清一直如此。而且这种婚姻制度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如唐朝的律法就规定，有妻再娶者徒一年，若欺妄再娶者徒一年半；明清时期的律法则规定，有妻再娶者仗九十，离异。

所以所谓的三妻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如果你在古代说一夫多妻，肯定会被认为是不守礼法之徒。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确切地说应该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也就是说正室只有一个，剩下娶得再多，也只能管那叫妾，不能称妻。妾下面还有通房丫头，而且只有办了手续的通房丫头才能称为妾，如《红楼梦》里的赵姨娘。

古代虽有娶妾的习俗，但原则上只有王公贵族可以娶妾。一直到明朝时期，大明律才有了庶人于年四十以上无子者，许选取一妾。的规定。由此可见，中国古代至多也就是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与一夫多妻制完全是两码事。

而在一夫一妻多妾制中，妻和妾的法律地位是不同的。妻的家族，也就是娘家，乃是丈夫的亲族，如果丈夫遇到株连的情况，妻子的娘家势必也要受到牵连，但是妾的娘家就不在此列了。而在财产、爵位的继承上，嫡出与庶出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一点，我们只要翻开《红楼梦》看看王夫人和赵姨娘的家庭地位和她们的儿子在家中的地位，自然就会明了了。

宋代理学家朱熹认为一夫一妻乃是天理，而一夫一妻多妾乃是人欲。可见，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士人倡议，一夫一妻都是婚姻的核心。

一夫一妻多妾制一直是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直到民国成立多年，才在《民法》中规定一夫一妻，将纳妾定为违法行为。

其实，即使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对平民老百姓而言，这也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百姓的收入水平不高，能娶一个传宗接代已经很满足了，纳妾根本就不是这个阶层可以承受起的。三妻四妾自然不是古代的婚姻制度，但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只能是少数人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