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对人生的启示有：追求入世、讲究做事的，要求奋发进取、勇于担当、意志坚定。概括为三个字，就是“拿得起”。

1、登上高楼，远眺天际，正是踌躇满志，志存高远，高瞻远瞩，一腔抱负。人生，志向决定方向，格局决定高度；小溪只能入湖，大河则能入海。所以做事，要先立心中志向；成事，要先拓胸中格局。

2、事情是需要去做才能成的，成越大的事业，需要越大的努力和付出，甚至要经受越大的磨难和困苦。这个世间，从来都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历经磨难而逐渐成熟、成长，最终豁然贯通、水到渠成。这其中蕴含一个重要道理，就是苏东坡所说的“厚积而薄发”。只有厚积才能薄发，人要做的，就是不断厚积，等待薄发。

二、道家对人生的启示有：追求超世、讲究自然的，要求心明大道、眼观天地、冷眼看破。概括为三个字，就是“想得开”。

1、自然境界。

有些人做事，可能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者社会的风俗习惯，而对所做的事并不明白或者不太明白。这种“自然”并非道家那个自然，而是指混沌、盲目、原始，那些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人就是这种人。

2、功利境界。

有些人，会为了利己而主动去思考和做事，虽然未必不道德，却必定是功利的，而且很容易走向自私自利、损人利己。

3、道德境界。

有的人，已经超越了自身，而开始考虑利人，譬如为了道义、公益、众生福祉而去做事。他们的眼界已经超越自身而投向了世间，胸中气象和站立高度已经抵达精神层次。

4、天地境界。

当一个人的视野放到了整个天地宇宙，目光投向了万物根本，他就抵达了天人合一。这时他就已经不需要动脑子了，因为天地宇宙就是他的脑子，已经事事洞明，就像电脑连接到了互联网。这种境界，正是道家境界。

《又呈吴郎》这首诗从以下方面体现了杜甫深厚的人文精神：

1 尊重女性：诗人通过劝说吴郎让寡妇打枣，表现了对贫穷妇女的尊重和保护。

2 爱国情怀：诗人通过思考战乱带来的灾难，表达了自己对国家的忧虑和爱国情怀。

3 仁爱之心：诗人对贫穷妇女充满仁爱之心，不仅劝说吴郎宽容她们，更是在诗歌中表现出对她们的关心和同情。

4 人道主义：诗人通过关注和保护贫穷妇女，表现了对自己人道主义信仰的坚守和贯彻。

综上所述，杜甫的《又呈吴郎》从尊重女性、爱国情怀、仁爱之心、人道主义等方面体现了杜甫深厚的人文精神。

当今社会有很多难以让人理解的东西，我们无法用科学来进行解释。有人说科学的尽头是玄学，而有的人认为哲学囊括了科学，科学的尽头是哲学。由此可以看出哲学对我们现在生活的重要性，研究哲学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一些现象，让人们明白一些道理，哲学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打开心智。在我国古代，我们的哲学发展的也是很好，中国古代哲学的人文精神内涵指的是，以人性来代替兽性，人类创造的文化超过天创造出来的，人类是万物之灵。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就提出这个观点，他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中产生的奇怪事件有这样的看法，就是相信人的作为而不相信鬼神的力量。从那个时候开始起，我们的国家就开始以人为本，开始注重人自身的力量。并且从春秋战国时期，我们开始了礼乐的人思想的教化，人要懂得克制自己修身养性，克制自己不该出现的念头。这边是我国古代哲学人文精神内涵的一种。

我国古代哲学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形而上学，一个是形而下学。形而下学是囊括了整个宇宙以及人类社会的所有，形而上学则是，以道来指调人类社会发展，将道视为人类的行为准则。中国古代哲学的人文精神内涵，都包括在老子以及其他人的作品中，他们都是关注于人的本身价值，将人的力量放在最高的地方，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我国的古代哲学是十分优秀的文化，这与我们现在的观点是相符合的。不过随着之前几十年中西方的哲学更多的侵入到我们的国家中，我们很多人已经逐渐忘了自己的哲学，一味地味接受别人。现在看来这是我们的损失，我国的古代哲学一直适用于今天，我们要重新捡拾起来我国古代哲学的人文精神内涵，相信自己的力量，去不断开创更好的生活。

　　唐诗中的人文精神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古典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古典文学中间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最能代表我们中华民族文学特点的就是诗。中国文人很看重“诗”。古人讲“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也就是说即使是穿着粗布或者说土布的平民百姓，也会因为他饱读诗书而显得气度不凡。这既表达中国传统文人对丰厚学识的自信，也说明华美诗文对人格修养的重要意义。大家知道，唐朝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强大王朝，一个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唐诗代表的是诗歌的极致,是最为辉煌历史时期最为辉煌的文学经典，我们常说唐诗中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生命力量，不仅来自国力、开放等时代气象，而且来自开明、先进的政治文化。唐诗的兴盛跟科举考试有很大的关系，跟汉魏以来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地位大幅度上升有很大关系，跟全社会崇尚诗歌、崇尚人文、崇尚美有很大关系，这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之象，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我们说唐诗中也蕴含了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人文精神。今天，我讲的正是唐诗中的人文精神。

　　一、人文精神 如果在座的人们对这个话题曾经有过一些关注的话，可以回忆起几年以前在中国学术界，可以说并不仅是学术界，包括我们的大学校园里头和社会上的文学界都在讨论一个非常时髦的词，叫作人文精神。那么什么是人文是人文，什么是人文精神，经过那一段时期的讨论以后，其实也没有得出一个所以然来。很多的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是结出的硕果却不是很多，真正有影响力的哲学思考，有生动的东西并不是很多，这是我们对那场人文精神讨论的一个遗憾。那么人文精神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说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按照我对这一传统的理解，所谓人文精神简单的说就是强调人如何完善的问题。古人讲“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今人讲：“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等等这些都是谈人如何完善的问题。这就不仅仅把人文精神局限于西方所谓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可以说只要人类存在一天，人类便不会停止对自身命运的思考和把握。我们知道历史上的人文主义通常溯源于欧洲的文艺复兴。但是文艺复兴固然提高了人文精神，可其人文精神却主要建立在理性之上，理性的弘扬，渐渐就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并使人们越来越重视科学、相信科学，从而形成了所谓科学主义。进而要求人文学、社会学都得效法科学，成为科学。这样一来最终导致的结果是现代以来，科学主义将人性不当回事，以为人只不过是DNA的合成，可以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或者说认为人只是一个DNA的容器，你别以为自己了不起，性格命运、生死成败都是由早就决定好了的，人的奋斗变得徒劳，人的价值变得低廉。正是这种科学的傲慢，加上消费主义的物化浪潮。人文、教育、环保、道德等这些非经济的社会因素被不断地边缘化。而在我们的大学里，传授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人文学科也不仅遭到功利主义自下而上的威胁，也受到专业化由上而下的威胁，而不断地边缘化。这表明在大多数人心目中人文精神是一个大而无当的东西。

　　在这里我可以引发大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从原始人类社会到现代，我们的自然科学可以说是有了巨大的发展，而且仍然处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之中。然而，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人文科学并不能说是遵循了同样勇往直前的轨迹。那么，对于我们的社会来讲，我们如何来看待人文精神呢？在去除了现代社会所谓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原始社会，按照其一定的人际关系或社会制度，我们说人类生活仍然能够进行。但反过来，如果去除由人性所约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即使在自然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的社会也将会立即崩溃。这所以说，人文精神中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等传统道德对于社会发展来说具有永恒的价值。人类永远不得不在追求明天的发展和寻找永恒的人性中前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我们常讲“落后就要挨打”，科技落后我们只是挨打，但如果文化落后呢？我们会怎样？可以说但凡一个国家强盛都有其内在的文化传统在起作用,这是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容易被人忽视但其实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决定一个民族的气质和内涵。德国和日本在二战后的迅速崛起,虽然有其自己的基础和美国的援助,但最主要的还是他们文化内涵决定的民族禀性在深层次上起的作用。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正是它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然而，我们说任何好的传统文化都需要被继承才不至于消亡。

　　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明白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的教育目标不仅仅是发展理性，同时也包括培养人性。它的任务是让自己的毕业生成为高品质的人，培养我们社会所需的性格与智力贵族，也就是我们国家常说的知识分子，精英阶层。这样一来就不能仅仅以职业出路为教育目标，或者说读书只是为了某个特殊的功利目的，比如，西方人所提倡的博雅教育，19世纪中叶，英国有个叫纽曼的大教育家，他在出任大学校长时便说：真正的大学教育是什么，不是专业教育，不是技术教育，而是博雅教育；大学的理想在于把每个本科生的精神和品行升华到博雅的高度；这样的人出来首先他在精神上就是健康的。纽曼这么说：大学不培养政治家，也不培养作家，也不培养工程师，大学首先要培养学生的灵魂是健全的到达博雅高度的即具有完整的人格。这样的人格的完整对这个人来说，意味着是健康，一个健康的人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一个灵魂健全的人做什么事情都更容易胜任。而我们古老的中国也早就有所谓“君子不器”孔子说：“君子不像器具那样，（只有某一方面的用途）。当时的器皿专用化程度很高，就酒具而言，盛酒的、温酒的、冰酒的、喝酒的都不同。孔子认为君子不应该象器皿一样，只有一种用处。君子是孔子心目中具有理想人格的人，应该担负起治国安邦之重任。对内可以妥善处理各种政务；对外能够应对四方，不辱君命。所以，孔子说，君子应当博学多识，具有多方面才干，不只局限于某个方面，因此，他可以通观全局、领导全局，成为合格的领导者。这种思想在今天仍有可取之处。或“游于艺”说法。游是游泳的游，不是游戏的游，在这里我们要特加注意，游戏的游是“辵”旁，这里是水旁的游泳的游，“游于艺”的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孔子当年的教育以六艺为主。其中的“礼”，以现代而言，包括了哲学的、政治的、教育的、社会的所有文化。至于现代艺术的舞蹈、影剧、音乐、美术等等则属于乐。“射”，军事、武功方面。过去是说拉弓射箭，等于现代的射击、击技、体育等等。“御”，驾车，以现代来说，当然也包括驾飞机、太空船。“书”，文学方面及历史方面。“数”则指科学方面的。凡是人才的培养，生活的充实，都要依六艺修养。那么，在现在社会的大学如何来培养人性呢？西方学者赫钦斯认为任何大学中应该有“永恒学科”，一是与古典语言和文学有关的学科，学习途径就是阅读古典著作。另一类，可称为“智性课程”，主要包括文法、修辞、逻辑、数学等具有永恒内容的学科。以上就是我们对人文精神以及人文学科大致的一个了解。

　　二、唐诗中的人文精神

　　基于以上对人文精神的大致了解，我们来讲唐诗中的人文精神就显得不是那么空洞和深奥了。在这里我主要就两首我们所熟知的唐诗来谈。

　　（一）自信心。超越性，对生活意义的追求。

　　那么，在我们的唐诗里，诗人是怎么来表达他们对人生归宿的思索呢？这里，我们来讲大家所熟知的一首唐诗，王之涣《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说这首诗传诵千古，而经久不衰的魅力何在？我想，正是因为诗中抒发了在登楼过程中诗人面对白日运转、河海奔流，如此辽阔而无垠的画面时，所产生的强烈进取心和不懈的追求。在他看来所谓人生的意义在于不断地攀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通常所说生命的体验有两个层次，我们客观的生理存在即身体体验；主观的心理存在即精神体验；我们的身体何在？这不是问题，我们的精神何在？我们的精神与身体同时存在吗？何以见得？可以说这个问题实际上一直困扰着人类。我们说生活的规则是满足身体的需要，而艺术的追求则是满足精神的需要。在我们已知的人类生活中，宗教之所以独具魅力，是因为它指向身体与精神永恒的满足。闻一多说整个《庄子》一部书所表达的是“客子思家的哀愁”，这是什么意思？家这个字，对我们这些有家的人来说，虽然每天都在消费它，但实际上很少在意它的精神内涵——即人生的归宿。也就是哲学家所说的寻求精神的栖居家园，生存的终极意义。唐诗中说“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己，江月年年只相似。”诗人认为个人的生命虽是稍瞬即逝的，而人类的存在则是绵延远长的。时空是无限，生命也是无限的。所以，人自从离开母体以后，首先面对的便正是这一种来自于无限时空体验的自我迷惘。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在我之前我是谁？在我之后谁是我？他为什么不是我？我为什么不是他？这些也许就是自然科学，数据笔记无法回答的问题了。在这首唐诗中，正是因为登高楼的艰辛和超越感与看风景的愉悦和现实感可以把刚才我们所说到的生存的双重体验刻画得最为鲜明，从而激发人们追求永恒满足的欲望。我们说有所待才能有所为，有所追求才能最终达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之境。如果说大自然中所运行的万物尚且能自强不息，那么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怎能甘心搁浅，而止步不前呢？

　　我们说唐诗中表现了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我们说热情洋溢、豪迈奔放的浪漫气质是唐诗最主要的特征，其中尤其以盛唐的诗歌为典型。诗人林庚称之为“盛唐气象”，说它们表现出了“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这实际上就是说它们表现了一种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在唐诗中我们经常能够读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读到：“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读到：“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读到：“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等等这样气势雄伟的句子，它们都在时空跨度上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冲击和震撼。我们说这种时空意识与精神气度和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意识相互辉映，构成了一种朝气蓬勃的时代心理。所以，我们说唐诗的世界大得很，力量充沛得很，精神豪迈得很。在唐诗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宽阔的江河湖海，也能看到比它更为宽阔的万里长空，更能看到最为宽阔的人的心灵。唐诗让你的心情更为开阔，性情更为豁达，人生更为深刻。从唐诗中体悟人生。从而人们永恒的精神追求得以满足。我们说诗是可以陶冶性情,也就是这个意思。

　　（二）同情心。爱心，仁者，爱人，人性人道主义精神

　　马一浮先生在《复性书院讲录·诗教》认为，“诗是以感为体，令人感发兴起”，说“此心之所以能感者，便是‘仁’”，如迷忽觉，如梦忽醒，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苏，方是兴也，兴便有仁的意思。后来叶嘉莹教授说，这是关于诗的最精彩的一句定义了。诗就是人心的苏醒，是人同情心的苏醒。也许，这样说仍然比较抽象，大家不好理解，现在我们以一首诗歌的欣赏为例，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孟浩然《春晓》，“春眠不觉晓”。这是写诗人醒来时候的感觉。春意温暖，包裹梦乡，所以，他都没有觉察到天已经大亮了。那么是谁唤醒了诗人呢？第二句“处处闻啼鸟”。这是写听觉。所谓“处处”，略似《诗·燕燕》中所写：“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也就是说远、近、高、低，处处都有啼鸟之声，这犹如乐音环绕的优美意境。在这里我们知道原来是啼鸟报晓，接下来还知道亦是啼鸟报晴。春睡的香甜、春声的悦耳给诗人带来了无限愉悦，让人不由得喜欢，喜欢这莺啭花香的烂熳春光。既然爱了就会懂得怜惜，（在中国传统社会“我爱你”这个词出现得很晚，大概是受西方的影响才有的，它表达的核心意思是“占有”，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而在我们中国古人要表达相类似的情感一般会说“怜惜”，比如我们常说的“怜香惜玉”，它表达的核心意思不是“占有”，是“付出”，“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问人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首诗中即表达了诗人由爱春到惜春的心路历程。我们看到诗人由啼鸟之声，联想到昨夜的风雨之声，原来那潇潇春雨引起了诗人对花木的担忧，这便出现了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兴发感动，“夜来风雨声”，是回忆，“花落知多少”，是体悟。夜来风雨之声，惊动我的温暖梦乡不过片时而已，可是风雨之中，不知百花落下多少。诗人想到了“花落知多少”，这当下，是同情心的苏醒，那么诗人又由花的凋零又想到了什么呢？他没有再往下说了，也没有必要往下说了，留给我们无限想象的空间和无穷的韵味，或者说寥寥数语已经成功地把我们带入了他感发的感动之中去了，我们也许会想到“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想到“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想到“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等等，这就是由诗歌比兴所引发的感动。

　　三、唐诗中的人文精神意义

　　在今天我们来讲唐诗，讲唐诗中的人文精神有什么用处呢？这就是它最大的用处，不但使你有一颗不死的心灵，而且使得你的心灵在跟古人的那些个学问、品行、修养都达到很高的境界的人，不但有一种心灵的交汇，而且在这种心灵之中，体验到你自己当下的存在，提升了你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杜甫的诗歌在什么时候最流行？宋代和抗战时期，为什么唐代杜甫的诗歌在这些时候最为人们所喜爱？原因就是喜爱诗中所表达的人性人道精神。比如杜甫在安史之乱之前从长安到奉先县省视妻子，入门便听见家人号哭，他的小儿子已饿死了！这样的惨痛使他回想个人的遭际，社会的种种不平。他说“幼子饿已卒”我的小儿子是饿死了，可是像我这样“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的人尚且如此，那些平民百姓又当如何呢？所以他“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以至于“忧端齐终南，濒洞不可掇！”我们说杜甫的关心人民，关心国家都是流自肺腑的真实感情，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一直到老，他登上岳阳楼的时候还说：“戎马关山北，”我要“凭轩涕泗流”。又如，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他由自家茅屋被风雨吹破而致家人受寒冻，发出“安得广厦万千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祈愿。这种宽广的胸怀，是非常值得后人钦佩的。这就是杜甫，是他的性情，他还说：“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 ——我也知道，我干嘛这么傻瓜，我可以不要管他国家怎么样！但这是我的本性，就好像葵花和藿叶一样总是向着太阳。人的本性是没有其他人、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的，所以说“物性固莫夺”。我们说这便是一种高贵的人文精神，体现了人对悲剧命运的克服，人比悲剧命运更强，更高。而你吃饱睡足之后，说我也来关心人民，碰到一点挫折你就只顾自己了再也不关心人民了，这个就是层次不同，不是说你的关心是不对的，但是你的关心不是那种流自肺腑的欲罢不能的关心。虽然时至今日，我们似乎特别缺少英雄主义了，特别缺少提澌生命的真实力量了。这就跟我们对人性的看法有关。这些问题很大，我今天不可能讨论现代思想的利弊，但我们对于现代思想的反思与怀疑，也成为我们读唐诗的一个背景，使我们懂得珍惜，珍惜我们的生命，爱自己。懂得发扬，发扬我们的人文精神，爱别人。从唐诗中找到自己，从人文精神中找到自己得以安身立命的精神信念。

　　我们这个时代太繁华了，人忙碌了，已经不太会被什么无关紧要的东西感动了。触动你的心灵就是古典诗词最大的用处，不但使你有一颗不死的心灵，而且使得你的心灵在跟古人的那些个学问、品行、修养都达到很高的境界的人，不但有一种心灵的交汇，而且在这种心灵之中，体验到你自己当下的存在，提升了你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当一种民族文化渐渐被这个民族所遗忘的时候，它便失去了维系这个民族生命的的作用和价值，它只是一个艺术的成品。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知道唐诗和宋词，不知其所云，不知道它的好处何在，甚至于不能够完全了解的时候，我们很难讲我们心依旧是中国心。所以读唐诗的方法重在体悟，寻求心灵的感动。你的心能感到什么就是你的思想处在什么样的境界中，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据说，古代有两个禅师有一天讨论问题。第一个禅师说了一大套关于天地宇宙是什么的道理。轮到第二个禅师时，他忽然看到池子里边有一株荷花开了，就说了一句：“时人见此一枝花，如梦相似”。我们往往读唐诗，似懂非懂、似问似答之间，正是“见此一枝花，如梦相似”。因为读诗是与新鲜的感性的经验接触，就像看花。也因为读诗读到会心，又恍然好像古人是我们的梦中人，我们是古人的前世今身。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黄鹤楼 崔灏这时候的你是不是渐渐有了一点思乡愁绪，有了一点人生喟叹，有了一点社会关切，有了一点故旧情怀。可以说，唐诗宋词表达了我们古今相通的人性，而且是用永远新鲜的感性的经验来表达。所以唐诗宋词一方面是永恒的人性，另一方面由于有你心灵的体悟，它又永远是感性的、新鲜的。而这个古今相通的人性，恰恰正是中国文化内心深处的梦。我想我们中国文化做梦做得最深最美的地方，就是古今相通的人性精神。永远的风花雪月，背后是永远的人性世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民族极早便认识到“独立”“自主”的重要性，老子提出“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而后儒家提出“为仁由己”“弘道在人”“自求多福”等思想；对社会发展进行深入探讨和构想。

如春秋时期，老子的理想社会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文学作品《桃花源记》反映了古人对安定、和平的社会状态的追求，对衣食无忧的民生渴望与期盼；提出了“以和为贵”的外交思想。

如孟子的“交邻国以道”“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唐代李渊的“宏仁恕之道”，明朝朱元璋的“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迩，一视同仁”等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长期实践的精神凝结，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整体性、历史性的概念，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等国家意识。将这种代表着民族思维、民族习性、民族品质的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相融合，更能激发新的精神动力和能量。

中国传统史学把人类活动作为特定研究对象，把指导现实行动作为目的明确提出，正是基于这种对的清晰认识，它才能在几千年的漫长发展过程中生机勃勃，历久弥新。瞿林东先生就曾指出：“中国史学中的人本思想传统‘，思齐’与‘内省’的人生修养的传统，关心国家命运的忧患意识传统，史学审美传统等，都反映出极鲜明的。其特点是历史感与时代感的结合，是在现实的关注时，从不脱离对过去的思考和对将来的憧憬，它反映在人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上，它更反映在人对社会责任的认识上。”[1] （P46-49）这个论述可以说是对传统史学的高度概括。　　一、以人为本的史学观点　　司马迁在其父司马谈临终前受命，继承父亲未竟的事业，完成史书的修撰。当时传世的载史之作多为儒家经典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著作，又及汉武帝时期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一元文化政策，加之司马迁本身曾师从古文经学家孔安国和公羊学大家董仲舒，因此他的思想很难不渗透儒家的影响。司马迁本人极推崇儒家六经，他说： “《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义，《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2](3197）。高度评价儒家经典对于社会和人伦关系的巨大影响。不仅如此，司马迁进一步阐述了《春秋》所体现的礼义和伦理准则是天下人须臾不可违背的为人、为政的圭臬，是“礼义之大宗”。司马迁的旨趣与儒家的思想贴近，其表现一是司马迁以继《春秋》为己任，一是对儒家六经的全面推崇，但更为深刻和本质的影响，则体现于他继承了儒家人本思想“重视人”的核心。　　《论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3](P72）这就表明在孔子的眼中，史官的作用已经与巫师分离了。以后的历史学家在面对重大历史变迁时更是能够察觉“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在《史记》中也反映了儒家这种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思想认识。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曾谈到著《史记》的旨趣，他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4](2735）所谓“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指的是史书的撰作，考证和对历史规律的探寻，侧重于对历史的客观记录，更多地体现了史家的历史认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则概括了司马迁作史的宗旨。　　司马迁论“天”，涵义比较复杂，有时讲的是神秘的上天，即天命思想，这在《史记·天官书》中有集中的反映。他相信上天和人间确实有对应关系，认为“天人感应”确实是存在的。在那个时代有这种思想并不足怪。司马迁的可贵之处，是他在人们普遍地慑服于天意、神灵的时代，却敢于对感应、灾祥迷信的说法表示保留和怀疑，并且从总体上强调人事起根本作用。他在《天官书》中总结天意与人事何者更为重要时说“：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5]他强调的是国君的行为和政治的清明，把治国的方针（“德”）和办法（“政”）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从这一点上可以说，司马迁实际上否定了天意的作用。　　尤为重要的是，一到记述重大历史事件，司马迁就从史实出发，从人事的角度总结成败兴亡的经验，并特别重视人心向背在历史上的作用。如在归结楚汉成败的原因时，《史记》同意韩信拜将时对形势的分析，把人心向背作为关键，又论述人谋在楚汉成败上所起的作用，明白指出以胜败归于天意的错误。　　《史记》篇章中常常讲到“天”，不少是指时势（在历史变革方面）和际遇（在个人关系方面）。如在《史记·六国年表序》里，讲了秦由弱变强，最后统一天下“，非比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6](P685）秦的成功似乎得到“天助”，实际上这个“天”是指的世变，即历史形势。霍去病凭外戚身份和特殊条件得以速功高升，日以亲贵，比大将军“亦有天幸”。这里的“天”不是上天，而是指时机和际遇了。　　二、开纪传体之先河　　中国古代史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大体可以分为三种体裁：一是记事，记事中又兼带着记言，前有《尚书》，后经袁枢发展为纪事本末体；二是编年，即在记言记事的基础上再添上了编年，如《春秋左传》，后发展为各朝各代或贯通或断代的编年体史书；三是传人，即在以人物为中心的体裁内又包括了记事和编年。　　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纪传体的编撰方式，首次在历史著作中记载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使凸显了人的活动和作用。《汉书》以下的正史延续了《史记》的传统，使史书对于记载人的活动有了可遵循的模式。唐代刘知几把人物活动的问题看成是史家不可推却的责任。他说： “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后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史官之责也。”　《史记》原称《太史公书》，其载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讫武帝太初年间，《史记正义》称其“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书中翔实地记载了纷纭复杂的政治兴废，众多的人物活动，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全书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余字，分为五个部分，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统摄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三千年的兴衰沿革，记“王迹所兴”；十表八书作为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而展开，用司马迁自己的话来说，世家与本纪的关系，犹如“二十八宿环北拱，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7](P2723) 至于七十列传则是历史天宇上北斗、二十八宿以外的群星。十二本纪按帝王世系顺序记叙个朝代兴衰终始；世家主要是贵族之家的历史；列传是记录那些扶持正义，有超人风范，紧握着风云际会建功立业而流芳百世的各类人物；十表略古详今，网罗排列帝王侯国间大事；八书是有关经济、文化、天文、历法等分门别类的人类的活动。因此说，司马迁把著史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写人上。这五种体例有序配合，勾连天人，贯通古今，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可谓体大思精。　　三、以记人为主的内容　　《史记》从内容上看也很注重写人。司马谈在向儿子讲述自己立志修史的动机时说道：“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8](P2716)司马迁在和壶遂讨论修史的宗旨时引述父亲的观点，把修史看作是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9](P271《9)史记》中的纪、传正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史文。本纪、世家、列传中的人物来自不同阶层，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所涉及人物四千多个，重要人物数百名。司马迁以其如椽巨笔勾勒出历史和人生的多彩长卷，点出其中蕴含的哲理。　　《史记》的叙事是在尝试洞悉人性的基础上探究事件的因果关系，进而深入思考历史的规律和人物命运。他能充分注意到他们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各方面的因素，如萧何是刀笔吏出身，故能谨守管钥，因势奉法；陈平年青时贫而好学，所以始终有读书人的气质，见识高远，在皇帝面前对答如流；樊哙发迹前以屠狗为业，成为将军后保留了那种莽撞豪爽之气，他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对刘邦、项羽也敢于直言直语、大声大气。这些特点正是通过生活琐事表达，又成为人物性格发展的铺垫，如《史记·李斯列传》开头写道“（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各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扰。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10](P2539)这是一件生活琐事，却集中反映了李斯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为了摆脱厕鼠的处境而成为仓鼠那样的食利者，于是向荀子学习帝王之术，学成后前往秦国游说，在和荀子告别时又说道“：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这两句话说的非常坦率，和他把厕鼠、仓鼠进行对比时所发的感慨一脉相承。苦于贫贱而贪恋富贵，这种思想是他人生理想得以实现的动力，也是葬送他身家性命的祸根。人物性格还是被司马迁认为是项羽失败的重要原因。他批判项羽“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说法，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是 “自矜功代，奋其私智”“，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以上的见解都是很精辟的。　　《史记》中的人物各有风貌，各有性格，但他们身上有某些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共性，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知恩图报，以德报德。苏秦之于宗族、朋友，韩信之于漂母，都是受人之惠而报人之恩，以表示自己不忘本，不负人。二是以牙还牙，以怨报怨，如伍子胥之于楚平王，李广之于霸陵尉。三是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答知遇之恩而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如《刺客列传》中的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人都是为知己者死《,魏公子列传》中的侯赢，《张耳陈余列传》中的贯高也都是如此。　　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大力弘扬儒家，为后代史家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史记》中所渗透的儒家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诟、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牺牲的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人格自尊精神。《史记》以人物为中心的著史特点给人印象深刻，符合“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11](P2717) 的儒学实用目的，成为后世治史的垂范。

　　1学习国学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应该“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高职院校的德育目标应该有生活化的一面，教导学生学知识要先学做人，在学习、生活中体现出良好的道德修养。例如《弟子规》“余力学文”章对学习方法有详细的要求;“谨”这一章对“时、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活习惯做了细致的规范。学生们听了“曾国藩望气”这个故事，就会懂得一个人言谈举止的习惯会对这个人的命运产生极大的影响。“细节决定成败”，国学课程有益于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为学生的终身成长奠定良好的基础。

　　2国学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优秀品德。儒家思想以修身为本，以仁为核，以和为贵。国学中蕴涵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等传统美德在儒家经典中随处闪耀着光芒。这些传统美德于潜移默化中塑造着学生们的人格，提升着学生们的道德素养。学了《弟子规》，学生就会懂得“孝悌”是修身的基石;学了《大学》，就会悟到修身对家、国、天下的重要影响;学了《中庸》，就会体会到人应该走“中道”，“中道”是人的本性;学了《论语》，就会跟着思考“学习之道”、“为政之道”、“为人之道”;学了《孟子》，就会去探究什么是孟子讲的“仁政”、“平民”思想。国学经典中蕴含的深刻哲理，师生们一起讲述的生动的故事，对学生优秀品德的养成都会起到润物无声的作用。

　　3国学教育有助于和谐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人文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上，重体验而以乐为本;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循人伦而以和为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顺自然而以人为本。这种人文精神对建立和谐社会关系有指导作用。处于这种精神熏陶之下的学生，才能增加“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意识，形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济世情怀，担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和树起“天人合一”的终极理想。“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受到国学良好教育的学生，更易培养出做人基本的道德标准，提高“以和为贵”的思想意识，为他们将来在社会上和谐生活、和谐工作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