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业堂《二十四史》书箱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即：《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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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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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版本

　　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明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南监本）

　　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北监本）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

　　清乾隆武英殿刻“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清同治光绪间五省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

　　民国商务印书馆印张元济辑“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二十四史”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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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评价

　　梁启超评价二十四史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点校本二十四史评价

　　点校本二十四史，底本选择精当，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

　　点校本动员了全国史学家许多学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历时二十余年，于1978年全部出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二十四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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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内容

　　史记

　　汉·司马迁著，130卷。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庇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史记》序中写道，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汉书

　　东汉·班固著，100卷。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详细的展现了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后汉书

　　南朝宋·范晔著，120卷。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三国志

　　西晋·陈寿著，65卷。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历史。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可惜的就是内容太少。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晋书

　　唐·房玄龄等著，130卷。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而在唐太宗以前，有关晋代的史料，没有一家令人满意的。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十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

　　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作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过程中，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也是《晋书》的缺点之一。

　　宋书

　　南朝梁·沈约著，100卷。

　　《宋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记述南朝刘宋王朝自刘裕建基至刘准首尾六十年的史实，为沈约所撰。全书一百卷，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作者根据何承天、徐爱等所著宋史旧本，旁采注纪，撰续成书。

　　纪传部分成于南齐永明六年，诸志当成于隆昌元年之后。全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

　　各志工程巨大，内容详备，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志前有《志序》，详述前代修志情况，并上溯各志所记制度源流，可为考补前史缺志之助。《州郡志》记三国以来地理沿革并及东晋以来侨州郡县情况，有补于史事考证。《律历志》全载景初、元嘉、大明三历文字，为历法学的珍贵资料。

　　《乐志》记叙汉魏及两晋乐府情况，乐府诗章有分类开录，并保存有汉魏以来大量乐府诗篇及乐舞文辞，其中“古辞”多为汉代遗篇，是研究乐府及诗史的重要文献。纪传叙事详密，列目入载二百三十余人。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宋书》的作者沈约，是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声律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人。父沈璞，刘宋时为淮南太守，元嘉末年于皇族争权夺位之乱中被害，沈约时年十三岁。少年时代，沈约横遭家难，潜窜流寓，家境孤贫。他笃志好学，读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籍，善属诗文。天监十二年卒，年七十三岁，谥曰“隐”，后世亦称“隐侯”。

　　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著，59卷。

　　《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历史学家、文学家。出身皇族，萧子显博学多识，长于写作，又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是亲自经历过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都为萧子显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

　　梁书

　　唐·姚思廉著，56卷。

　　《梁书》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辛勤撰写完成的。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南朝历史学家。历经梁、陈、隋三朝，于陈朝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等职，于隋朝任秘书丞。入隋后于文帝开皇九年又受命编撰梁、陈两代历史，未竟而卒。临终时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工作。

　　姚思廉，字简之，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旧稿。自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历时七年最终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工作。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陈书

　　唐·姚思廉著，36卷。

　　《陈书》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了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灭国首尾三十三年间的史事，由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撰写的。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姚思廉，字简之，陈亡后，迁家关中，为万安人。两人事迹已于本书《梁书》前言中作了介绍，可以参阅。

　　《陈书》中的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无表志。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魏书

　　北齐·魏收著，130卷。

　　《魏书》，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

　　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大兴安岭东麓一个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纪末，随着匈奴帝国的解体，鲜卑族逐渐向西迁徙，成为大漠一个强大的民族集团，公元三世纪初，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在塞北建立了代国，公元376年，代政权被氐族建立的前秦消灭。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各部复拥拓跋珪为代王，重建政权。拓跋珪解散了拓跋鲜卑原有的部落组织，定居农耕，迁都平城，于公元398年改称魏，史称北魏。由于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北魏国力日益强盛，终于在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动荡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时，北魏达到鼎盛时期，在西边夺取汉中，进窥巴蜀，在东边巩固了洛阳周边的防御，并与梁朝争夺淮南，但不久就由于政治腐败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溃，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

　　拓跋时就曾命令邓渊撰《代记》十卷，按年月编次本朝史事。太武帝拓跋焘神嘉二年，诏撰《国记》，由崔浩定为编年体，成书三十卷。

　　《魏书》在流传过程中亡佚甚多，本纪缺二卷，列传缺二十二卷，此外又有三卷残缺不全，分别由后人取其它史书补足。

　　魏收，北齐钜鹿下曲阳人，字伯起，小字佛助。他机警能文，与温子升、邢子才号称三才子，但生性轻薄，人称“惊蛱蝶”。他奉命著《魏书》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书成之后，众口喧嚷，指为“秽史”，魏收三易其稿，方成定本。

　　北齐书

　　唐·李百药著，50卷。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二十余万鲜卑人的领导权，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长安，高欢于是另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与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边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

　　《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

　　李百药（公元565--648年），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身仕宦之家。李百药从小好学，博览经史著作，隋初曾任太子舍人，袭父爵为安平公。贞观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四岁。

　　北齐政权中，皇族内部叔侄、兄弟相互残杀，使这个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换了六个皇帝。《北齐书》对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权势争夺有较多的叙述。《北齐书》在流传过程中残缺严重，现在只有十七卷保持原貌，其他都是后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补，这使《北齐书》的价值大大降低。

　　周书

　　唐·令狐德棻等著，50卷。

　　《周书》，五十三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令孤德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师。

　　北魏末年，政治动荡，乱事遍起。出身于北魏北方六镇中武川镇的宇文泰，率领一批以武川镇人为主的鲜卑族军队，联合关陇地区的汉人豪族武装，建立起西魏政权。后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觉在公元557年代魏建周，史称北周。西魏、北周这两个前后相续的政权，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天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西部。与东边的东魏、北齐和江南的梁、陈成鼎足之势。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

　　《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

　　《周书》由于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

　　隋书

　　唐·魏征等著，85卷。

　　《隋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本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隋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

　　首先，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亲历了灭隋的战争，在执政之后，他经常谈论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其次，《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再次，《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

　　南史

1 在高中历史学习会遇到许多文言文,怎样才能提高文言文阅读能力

我觉得还是要多练，熟能生巧。但是在做的时候还有有技巧，不要一味的扎入题海，做完后要及时总结。文言文学习其实主要把一句话当中的关键字词理解了，那么整句话就水到渠成了，翻译也就是意思相近就行，不会很苛刻。

还有就是平时要注意常见字词和一字多义的总结，就如：然，而，者，或等等，它在不同的语句中意思可能大不相同，以及特殊句式，特殊结构，尤其是通假字，这就要你多积累了。

文科学习就是积少成多的过程，相信楼主付出汗水了了就会有回报的，加油吧！祝进步！

2 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课文言文练习

关于文言文阅读的教学，高中新课标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是要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词句含义，读懂文章内容；了解并梳理常见的文言实词、文言虚词、文言句式的意义或用法，注重在阅读实践中举一反三；背诵一定数量的名篇二是体会作品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学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古代作品的内容价值，从中汲取民族智慧；用现代观念审视作品，评价其积极意义与历史局限这就是说，文言文的教学，首先要克服语言上的障碍因此，掌握文言文常用词语，理解词义和句式，始终是文言文阅读教学的重点而朗读、背诵和词义、句式的归纳对比练习以及古文今译练习，是提高文言文阅读能力的重要手段 根据必修课教材的整体安排，本单元还要学习提要钩玄的读书方法概括要点，提取精要，是阅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概括段意，概括中心，在小学、初中的阅读教学中就训练过高中阶段，课文的难度增大了，阅读理解的要求提高了，不仅仅是概括段意或概括中心了对一句话或几句话、一段话或几段话以及对有关的某部分内容，都要能够根据需要，正确而熟练地进行概括 概括要点必须在理解文章思想内容的基础上进行认真阅读，理清思路，是恰当概括的前提；把握住关键语句，对保证概括的准确性也具有重要意义对内容要点的概括，离不开一定的分析要分清事情的梗概和细节，善于把握住相关事物的联系、把握住它们的相同点或不同点文章内容的分析，则离不开对背景知识的掌握，也离不开对表达方式的理解。

3 如何提高高中生历史阅读理解能力之我见

一、教师应首先提高自身的阅读理解能力教师自身较高的知识储备量、人文素养以及过硬的阅读理解能力是教好学生的前提。

因此，若想在日常教学中提高学生的历史阅读理解能力，历史教师就应以身作则、言传身教，首先提高自身的阅读理解能力。尤其是近年来，历史习题的材料越来越新颖、出题的角度越来越奇特，历史教师就更应该与时俱进，多阅读、多思考、多总结，以便更好地为学生们授课答疑。

比如，笔者曾经就见过一道考察古今救灾、社会保障问题的材料分析题。第一则材料是一段文言文，若是教师本身都无法理解，又谈何为学生讲解呢？通过这一道习题的讲解、反思，我发现阅读理解能力除了是对材料的深度理解，一定的语言功底也是非常重要的。

若是连材料的表面意思都理解不了，就更别提什么引申的意义了。另外，历史教师一定要养成每日读书读报的习惯，并且在阅读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将热点问题与历史大事件相联系，举一反三，将知识融会贯通，才能在教学中游刃有余。

二、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提高阅读理解能力的几点措施1、预习时一定要通读教材，课本是培养阅读能力的最好的教材。历史教科书的模式是大量的文字配少量的，而很多概念、知识点都是从大段的文字中筛选出来的。

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为的就是学生能从大量的文字中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所以，对于高一的学生来说，多阅读教材便是培养阅读理解能力的基础阶段。

比如，在新学期之处的师生见面会上，教师可以第1课为例，指导学生如何有效率地读教材、如何达到预习的目的例如，让同学们先看第一段，从第一段中可以发现哪些有用的知识点。像时间、专有名词、标志等等都是有利用价值的信息。

使用导学案式的预习形式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方法。老师需要提前制作好导学案。

学案上以提纲的形式将一课的重点列出来，留出足够的空白供学生在阅读教材时，筛选信息，总结并写下来。2、教师在讲课时应更注重方法的分析，多让学生讲一讲自己的理解。

老师在讲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教学方法。有些老师为了让学生考高分，学生不理解材料就让学把答案死记硬背下来。

这种看似短期有效的方法，实则为学生的高考、乃至日后的学习埋下了定时炸弹。随着高考题目的越来越灵活化，以往的背书、背答案的学习模式不可能让学生在高考中准确快速地得分。

所以，在现今阶段，老师在讲课时应更注重分析方法的教授，并多让学生站起来讲一讲自己的理解。这样才能发现学生在阅读理解材料时出现问题、漏洞的地方，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效果可想而知了。

比如在讲解材料分析题时，老师可以一步步地讲出答题顺序与技巧，而不是直接说出答案。例如材料分析题要先从材料的字面意思上寻找信息，这时候就可以叫一位同学讲一讲他从这则材料的字面上得到了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3、多阅读课外书，尤其是与历史相关的文字材料。许多传统的观点认为，到了高中，一切与教科书、习题册无关的书都是课外闲书，都不应该出现在高中生的书包课桌里。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并不值得提倡。对于高中历史学习来说，了解的历史知识越多，在考试中碰到材料分析题时就会越轻车熟路。

教科书上的材料都是一些大的框架，许多历史事件叙述的并不完整。而通过课外资料的补充，学生们就会对某些含糊的历史事件有了明确的认识。

这样，在考试中遇到生涩难懂的长篇材料时，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历史知识积累弄懂材料所叙述的相关事件，揣摩出题人的意图，从而顺利地解题。《全球通史》是一本很全面的历史书籍，很多考试的材料都选自这本书，但这本书趣味性稍差，如果有学生想对某一阶段的历史多做了解，可以选择性地读一读。

而像《明朝那些事》《袁腾飞讲历史》等以诙谐笔法讲历史的书籍，虽然有一些细小之处有待考证，但作为课余了解更多历史并休闲放松来说却是是不错的选择。4、较难的文字材料可通过、视频等多种形式提供背景知识，辅助学生理解。

历史类的文字材料说白了无非就是对某一历史事件或是某一历史人物的叙述。在平常的训练中，我们肯定会碰到一些生僻的历史事件、新颖的出题角度。

对于学生们来说，、视频等形式更加形象直观，比文字资料要好理解的多。所以在一些情况下，用多媒体帮助学生理解历史知识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比如在讲必修二各国经济的时候，许多同学对各个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总是记不准。我便抽出了一节晚课给同学们播放了纪录片《货币战争》，通过形象的影视介绍，让同学们对这一单元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三、总结提高学生在历史文献方面的阅读理解能力需要从多方面因素进行考虑。历史教师要为学生起到模范引导的作用，并为学生提供高效的学习方法、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另外，学生们对历史的兴趣、养成热爱阅读的习惯也非常重要，这同样需要历史教师的鼓励和监督。较高的阅读理解能力是学生在考试中顺利解题的前提，更是学好历史的工具。

笔者的这些拙见希望得到各位同行的批评和指正，也希望对此有兴趣的同行能与我共同探索提高高中生历史阅读能力的有效方法。

4 高中历史如何提高阅读理解能力

有些题目有一些很难懂得文言文，特别是像问黄宗羲，顾炎武的思想的题目所以打好文言文基础是很关键的，看得懂文言文才好懂题目还有，不要仅仅拘于历史课本的知识，选择题中很多的小的知识点书上找不到，可以多看看别的再则，历史选择题中有些历史事件的名称和我们常听的会不同，像“戊戌变法”又叫“百日维新”把历史事件的名称记牢记全，也很有用题目最后一句话很关键，什么“符合题意的一项”，“最准确的一项”，“错误的是（）”等等，一定要看清楚再选答案最后，也不要把它看得太难，做得多了自然就熟练了。

5 文言阅读的方法

文言文阅读总则： 一要靠知识积累（常用虚、一要靠知识积累 常用虚、实词基本用法及意 常用虚 重要文学文化常识，常见通假字， 义，重要文学文化常识，常见通假字，重大 的历史知识等等） 的历史知识等等 二要靠基本技能（词类语用、不同句式的判定、二要靠基本技能 词类语用、不同句式的判定、词类语用 辨析，翻译、归纳、分析等能力） 辨析，翻译、归纳、分析等能力 三要靠灵活运用的能力（依据具体语境、题目， 三要靠灵活运用的能力 依据具体语境、题目， 依据具体语境 进行具体的分析、比较，从而准确解决问题）。

进行具体的分析、比较，从而准确解决问题。 1、以题解文。

、以题解文。 文言文阅读相对是难点， 文言文阅读相对是难点，一般同学往往读了一遍 不很懂。

此时，要迅速浏览一下试题要求， 不很懂。此时，要迅速浏览一下试题要求，特别 是最后的内容概括判断题，仔细阅读， 是最后的内容概括判断题，仔细阅读，能够了解 全文大致内容，因为这道题往往有一项不符原文， 全文大致内容，因为这道题往往有一项不符原文， 其他三项都正确， 其他三项都正确，就是有一项错误也往往是细节 问题。

那么通过解读最后一题， 问题。那么通过解读最后一题，就会马上了解全 文内容，再去读原文，就会事半功倍，化难为易。

文内容，再去读原文，就会事半功倍，化难为易。 2、以文解文。

、以文解文。 以文解文，就是用文章中的话来解题。

以文解文，就是用文章中的话来解题。文章中的 诸种因素存在着一种互相制约，互相阐释的关系， 诸种因素存在着一种互相制约，互相阐释的关系， 这是读者解文的一种依据，例如1994年试题， 年试题， 这是读者解文的一种依据，例如 年试题 尊老在东，不办常得生米，何必独飨白粲” “尊老在东，不办常得生米，何必独飨白粲”。

白粲”即白米，因为上文有“月俸得白米……”。 “白粲”即白米，因为上文有“月俸得白米。

3、以注解文。 3、以注解文。

文言文命题者会给一些注释， 文言文命题者会给一些注释，这些注释往往能给 解题带来很大帮助。例如1991年试题中有一句 解题带来很大帮助。

例如 年试题中有一句 识者多有叔段，州吁之讥” 命题者给“叔段、“识者多有叔段，州吁之讥”，命题者给“叔段、州吁”的注，并在注解的基础上出了一道题： 州吁”的注，并在注解的基础上出了一道题： 识者多有叔段，州吁之讥， “对于琅阝王邪 王，识者多有叔段，州吁之讥， 原因是（什么）。”“这实际上考查学生以事解 ）。”

“ 原因是（什么）。”“这实际上考查学生以事解 文的能力。

文的能力。” 4、以理解文。

、以理解文。 在解答翻译句子时，要与语境结合， 在解答翻译句子时，要与语境结合，更要善于了 解事理。

例如1994年“以给供养”一句中“给”， 解事理。例如年 以给供养”一句中“ 到底讲成“给以”还是“ 丰足？ 到底讲成“给以”还是“使……丰足？”似乎都 丰足 可以。

但从情理上分析，就只能取“ 可以。但从情理上分析，就只能取“使……丰丰 因为何子平做为退职官员， 竭身运力” 足”。

因为何子平做为退职官员，“竭身运力” 就是不满足于一般的供养，而要“使之丰足” 就是不满足于一般的供养，而要“使之丰足”。 再比如“扶持私庭”的译法， 再比如“扶持私庭”的译法，是“在家奉养母 还是“扶助母亲理家” 亲，”还是“扶助母亲理家”？抛开词义的规定 性不谈，仅从情理上看，也不能讲成“ 性不谈，仅从情理上看，也不能讲成“扶助母亲 理家” 因为这“理家” 理家”。

因为这“理家”的重任还要靠年近八十 的母亲，何子平何孝之有？ 的母亲，何子平何孝之有？ 5、一种阅读文言文的方法： 、一种阅读文言文的方法： （1）把握大意，由后做起，第一句是说在阅读一 ）把握大意，由后做起， 篇文言文时， 篇文言文时，首先要对全文的内容大体上有所了 解掌握，而且要尽可能多的掌握文章。 解掌握，而且要尽可能多的掌握文章。

答题时由 最后一道题答起。 最后一道题答起。

高考文言考题的最后一道题是 结合文意进行判断，此题有助于考生理解文意。 结合文意进行判断，此题有助于考生理解文意。

（2）句子翻译，重点词语。第二句是说在做句子 ）句子翻译，重点词语。

翻译题时，抓句子中的重点词语。 翻译题时，抓句子中的重点词语。

对文言文翻译 的要求是： 的要求是：直、准、补。“直”是说在翻译句子 时尽量要“直译” 时尽量要“直译”；“准”是说对重点的词语翻 译要“准确” 是因为文言文语言简练， 译要“准确”；“补”是因为文言文语言简练， 有很多省略的内容， 有很多省略的内容，在翻译时要把省略的内容 补充上” “补充上”。

例如：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 例如：“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 而下士。 此句应译为“ 而下士。”

此句应译为“君王要想使天下安定太 并把光荣的名声流传（后世）， ），一定要尊重 平，并把光荣的名声流传（后世），一定要尊重 贤臣，谦虚地对待士人” 这首先是直译， 贤臣，谦虚地对待士人”。这首先是直译，重点 考察的词语是“ ”“荣名”“下”“而 荣名”“ 考。

6 如何提高学生的文言文阅读理解能力

培养学生具有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是中学语文教学的任务之一。

所谓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是指学生借助工具书，能直接阅读战国以来历代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著作中一部分浅显平易的文章。一般古籍，不象我们的教科书，有那么详尽通俗的注解，甚至未加标点，那怕是较浅易的文章，要读懂它也不容易。

一、精选篇章，抓好熟读、背诵一环 这是历来的传统经验。要进一步研究的，是学生必须读多少文言文，背熟多少文言文，怎样才能背熟一定数量的文言文。

学生要真正能够独立阅读哪怕是较浅易的文言古籍，不读上100—150篇文言文是不行的，而熟读到背诵程度的，至少在50—60篇之间。其所以要求熟读、背诵五六十篇，是因为只有这样，学生才能不仅熟悉文言文句法的特点，而且能掌握阅读一般文言文古籍所必须掌握的文言词语。

中学生课业负担沉重，熟读、背诵50—60篇文章可能吗？如果按十个学期计算，平均每学期不过五六篇，只要增加课堂的朗读因素，只要重视背诵、默写的反复检查，只要入选的文章便于朗诵，是完全可能的。而这三者中，精选篇章又是重要的。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凡是生动活泼，能引起读者强烈兴趣的作品，都是容易熟而且经久难忘的；凡是枯燥乏味，不能引起读者强烈兴趣的作品，都是难以读熟而且容易忘记的。抓好读熟、背诵一环，督促学生反复温习是重要的，但尤须在精选文章上用功夫，要选择短小精悍、文质兼美的让学生精读，而且要各类文章齐备。

此外，在教法上要注意启发学生自学钻研，也是很重要的。凡是采用注入式的教法，学生对所学的东西难以记住；凡是经过自己独立思考、认真钻研过的东西，学生则难以忘记。

每个教师在教学中都有这个体会。 二、系统整理，掌握一定数量词语 严格说来，要具有独立阅读哪怕是较浅易的文言古籍有能力，单是读了百多篇，背熟50—60篇短文还是不够的。

这就要求我们采用科学化的教法，使学生掌握阅读一般古籍所必须撑的文言句式和常用词语。文言句式并不复杂，教学中容易解决，本文只就词语方面来进行一些探讨。

这里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到底要掌握多少文言常用词语。文言常用词语为1350个左右。

而在这些词语中，学生有500多个，实际上要着重讲析的只有800多个。这就说明，即使是阅读《孟子》那样的古代哲学著作，在文言词语方面着重讲析800多个也就够了。

对这些要着重掌握的词语，要使学生熟悉它，读后能举一反三，单是逐课讲释是不行的，必须在一个单元结束以后，指导学生进行系统的归纳整理。我的做法如下： （一）在文言虚词方面，采用点面结合，反复辨析的方法。

比如代词，在学生积累了较多的感性知识后，我就指导他们按人称、批示、疑问三类，共归纳出33个（包括主要不用作代词的“尔、而、乃、若”）。然后抽出其中最常见或用法较复杂的代词如“其”、“之” 、“彼”、“夫”、“或”、“莫”等等，指导学生结合句子结构的分析，反复辨析。

文言虚词，在浅易文言文中，除去古今通用或过于生僻的，大致在80个左右，其中兼有多种词性，出现频率最高的，又不到30个。采用上述方法，这30个重点虚词，学生有反复辨析的机会。

（二）在文言实词方面，采用按照特点，分类归纳的方法。其具体做法有三，即汇合总注、古今对照、综合分析三种办法，所谓汇合总注，就是将几课中的 同义词和近义词找出来，加上总的注释。

所谓古今对照，就是将几课中现已消失或古今字面相同而意义迥别的词 列出来，要求学生参看注释，写出与之意义相当的现代语词所谓结合分析，是将几课中字面相同而意义有别（也就是通常讲的“一字 多义”的词）进行综合性的比较分析。例如“亡”这个字，有“逃亡”、“灭亡”、“死亡”、“离去”、“丢失”、等义，又与“无”通假。

先逐课讲清其一两种意义，然后把例句汇集起来，指导学生分辨它在不同句子中的意义。 （三）在涉及古代文化知识、名物制度的古名词方面可采用结合课文，适当补充的方法。

现在，对文言虚词、文言实词的归纳整理，一般都比较重视，而对古代文化知识名物制度方面的名词，有的人还注意不够。其实，这些古名词，在古籍中比比皆是。

三、指导自学，扩大学生阅读面 这种自学能力的培养，可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指导学生借助注释阅读课文；第二阶段，指导学生离开注释阅读课文。

在这两个阶段，都注意扩大学生的阅读面。 我在教学中体会到，培养学生自学能力，扩大学生的阅读面，均要求教师比逐句串释发挥更多的主导作用。

在课堂教学方面，要熟悉全部文言文教材，摸清学生的知识底子，确定在该课应着重讲清什么，并善于启发学生运用旧知识来理解课文。例如教《六国论》在词语方面，学生自学一遍以后，我根据课文中的难点和系统归纳的整理的需要，联系旧课，着重讲了“兵”、“赂”、“互”、“亡”、“暴”、“厌”、“弥”、“判”、“速”、“劫”、“以”、“盖”、“然”、“殆”、“为”、“苟”、等文言实词、虚词，有的从一字多义的角度讲，有的从古今字义异同的角度讲，有的结合句子结构分析。

学生再读课文。

7 怎样提高文言文阅读能力

关于文言文阅读的教学，高中新课标有两方面的要求。

一是要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词句含义，读懂文章内容；了解并梳理常见的文言实词、文言虚词、文言句式的意义或用法，注重在阅读实践中举一反三；背诵一定数量的名篇。二是体会作品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学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古代作品的内容价值，从中汲取民族智慧；用现代观念审视作品，评价其积极意义与历史局限。

这就是说，文言文的教学，首先要克服语言上的障碍。因此，掌握文言文常用词语，理解词义和句式，始终是文言文阅读教学的重点。

而朗读、背诵和词义、句式的归纳对比练习以及古文今译练习，是提高文言文阅读能力的重要手段。 根据必修课教材的整体安排，本单元还要学习提要钩玄的读书方法。

概括要点，提取精要，是阅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概括段意，概括中心，在小学、初中的阅读教学中就训练过。

高中阶段，课文的难度增大了，阅读理解的要求提高了，不仅仅是概括段意或概括中心了。对一句话或几句话、一段话或几段话以及对有关的某部分内容，都要能够根据需要，正确而熟练地进行概括。

概括要点必须在理解文章思想内容的基础上进行。认真阅读，理清思路，是恰当概括的前提；把握住关键语句，对保证概括的准确性也具有重要意义。

对内容要点的概括，离不开一定的分析。要分清事情的梗概和细节，善于把握住相关事物的联系、把握住它们的相同点或不同点。

文章内容的分析，则离不开对背景知识的掌握，也离不开对表达方式的理解。教学中应从实际出发，引导学生更好地全面把握课文的内容。

《竹书纪年》与《史记》有哪些不同《竹书纪年》的内容可信吗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说起《竹书纪年》，这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著作的一部编年通史。《竹书纪年》于西晋咸宁5年，被汲郡人不准盗发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墓葬发现，亦称《汲冢纪年》、《古文纪年》(秦以前文字)，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竹书纪年》对史学界的震撼，在于它所纪录的史料与《史记》所描述的不单只内容不同，而且价值取向相异。

竹书纪年描述了从夏朝到战国时期历代所发生的血腥政变和军事冲突，根据《史记》所记载，商朝太甲被伊尹囚禁3年后，伊尹见太甲改过自新，便郑重的将国家交给他。太甲复位后，沉痛接受教训，成为了一个勤政爱民、励精图治的圣君。不过，《竹书纪年》对此却有不同的描述：伊尹放逐太甲后，自立为王，7年后，太甲潜回杀掉篡位的伊尹，并改立伊尹的儿子伊陟和伊奋继承伊家。杜预说“此为大与《尚书》叙说大甲事乖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以取审也。”

竹书纪年早在汉代时就已经散佚。279年的西晋，一个位于今日河南省的魏王墓被盗挖，盗墓者被捕之余，亦同时让墓里的大批竹简出土。当时国家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晋武帝命令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负责翻译竹简(因为魏国文字和秦国的小篆差异颇大)，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每简四十字，凡十三篇，起于黄帝[4]，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期间又遇上八王之乱等多次政治纷扰，秘书丞卫恒在从事“考正”时际被杀，使整理的进度大受打击，由卫恒的好友佐著作郎束皙续成。最后负责官员把史书纪录的部份整理好，并将之命名为《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多记晋国与魏国之事，一般将此书看成是魏国的史书。

由于《史记》采用纪传体来记述事件，竹书纪年的出现，可以从另一角度审视史记内容，如“夏启杀伯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与史书有极大差异。又如《竹书纪年》记载：“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可能是指公元前899年4月21日，郑(今天的陕西凤翔或华县)地区清晨时发生的日全蚀，可据此推定周懿王元年的真实年份(也有学者对这个说法存疑)。王国维在《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中指出今本纪年中的周幽王六年(前776年)日食出自《诗经·小雅》“十月”和《新唐书·历志》“大衍历议日食”，本是周代的无年代日食纪录和唐代以前的计算结果。

《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束皙》：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

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

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谈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 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

冢中又得铜剑一枚，长二尺五寸。漆书皆科斗字。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迁尚书郎。

附一《束皙其人》：

束皙：晋代学者，“二十四史”之一《晋书》的《帝纪》就是出自他的手笔。据载，他是当时多闻博识而精于古文的学者，他生性恬淡，不慕名利，曾作《玄据释》以拟《客难》，从不拿学问作为争取荣华富贵的工具。因此，其学术造诣颇深，他撰写的《七代通志》、《三魏人士传》、《五经通论》、《发蒙记》等鞯著作，均被后世学者推崇备至。

附二《束姓来历》：

从《晋书·束皙传》记载考证，束姓是西汉高士汉疏广是后裔。王莽末年，疏广的曾孙孟达，对王莽篡政不满，莽“立新”后，孟达避难逃至东海沙鹿山，改姓束，自此出现了束姓。望族居南阳郡(今河南南阳县)。束姓名人还有：宋代有枢密都承旨束嘉，元代有画家束宗庚，明代有清官万载县令束清。

附三《汤饼赋》：

晋代束皙的文章《汤饼赋》曰：“玄冬猛寒，清晨之会，涕冻鼻中，霜凝口外。充虚解战，汤饼为最。弱似春绵，白若秋练。气勃郁以扬布，香气散而远遍。行人失涎于下风，童仆空瞧而斜眄。擎器者舐唇，立侍者干咽”。

汤饼，如今叫面条。汉刘用《释名》说：“饼，并也，溲面使合并也。蒸制者日“蒸饼”，煮制者日“汤饼”或“煮饼”，炸制者日“油饼”，还有一种从西城引进的烤制饼，称胡饼。至晋时，汤饼已有成细条状的了。束皙之《讲赋》中描述下汤饼的情景：“于是火盛汤涌，猛气蒸作，振衣振裳。握〔溺字换成提手边〕拊搏，面弥高于指端，手索遇而交错，纷纷驳驳，星分雹落。”束皙称汤饼“弱如春绵，白若秋练”。后庚阐《恶饼赋》有“王孙骇叹于曳绪，束子赋弱于春绵”之句，傅玄《七谟》有“乃有三牲之和羹，蕤宾之时面。忽游水而长引，进飞羽之薄衍，细如蜀茧之绪，靡如鲁缟之线”之说细如蜀茧之绪，靡如曾缟之线，实在已经很细了。

西晋初年，河南省汲县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叫不准(音读“否标”)的盗墓贼，偷偷地掘开一座古墓。墓穴被打开后，由于墓中漆黑，不便寻找随葬品，他满地一划拉，摸得一把竹片。点着竹片用来照取宝物，并没像他所期待地那样发现金银财宝，呈现在眼前的是成片成捆的竹片，不准大失所望，因为对他来说这些东西毫无用处。他在失望之余，非常不甘心，于是，将竹片翻个底朝天，把一些值钱的物品拿了，随手将竹片扔了。

村民们看到被打开的古墓和散落的竹片，便告知官府。来了几个官员，看到竹片大小一样，上面有字，字迹整齐，数量巨大。于是把竹片拾掇到一起，装了几车运走。谁知这几车竹片，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惊世骇俗、惊天动地一件大事。这就是《汲冢书》《竹书纪年》。

这批竹简由汲县运到京师洛阳，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以墨书写(或作漆书，亦即墨书)，每简40字。对竹简文字当时说法不同，一说为“小篆”，一说为“科斗文字”，一说为“古文”，应是一种较为规范的战国文字。整理工作首先是排比竹简的次第，其次是用当时的文字写出释文，最后是撰著提要。通过对竹简的研究，人们发现，原来盗墓贼挖开的墓是战国时代魏王冢，带字的竹片竟是前所未知的典籍，因它是汲郡人不准在盗墓冢时发现，故这批竹简被称为汲冢书。《竹书纪年》是《汲冢书》中价值最大的史料。

西晋一流的学者们整理了汲冢书，其中居然就发现了魏国的史书，这部再现于世的珍贵史书被称为《竹书纪年》。起名《竹书纪年》当然也有它自己的道理。原来古时无纸，著书立说，破竹刮平为简。字写在竹简上。多简编为一书，所以叫竹书。纪年是将史事按年编次，成为史书一种体裁。此所谓“竹书纪年”就是表明它是一部史书。

虽然大家一致确认，汲冢书是由于盗墓被发现，但是关于汲冢书出土时间史学界一直有争议。一种说法是咸宁五年(279)，这一说法以《晋书·武帝纪》为代表，《汗简·略叙》、张怀《书断》也持此说。

另一种说法是太康元年(280)，最早有这一说法的是当时的大学者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孔颖达疏引王隐《晋书》也赞同这种观点。《北堂书钞》卷101引王隐《晋书》、今本《晋书·卫恒传》《晋书·律历志》以及《隋书·经籍志》也都是这种观点。

还有一种说法是太康二年(281)，主持整理汲冢书的荀勖在为另一本汲冢出的书《穆天子传》写的《序》中发表过这种看法，《晋书·束皙传》《太平御览》也都对这种观点表示支持。另外，太康十年汲令范阳卢无忌立石的《齐大公吕望碑》也是这样说的。

太康初年说则较为可信。情况很可能是太康元年不准盗掘了汲冢，而汲冢书上缴官府则在太康二年。

在河南省新乡市汲县县城(现卫辉市)西南10公里，孙杏村乡娘娘庙(村)南，另一说法在辉县市西南赞城镇大梁冢村(大梁冢即魏安釐王墓)。因墓地在汲得名(汲县古称汲郡)。为战国时墓冢。共七处(自东到西按天、地、五行编号)。西晋太康两年(公元281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3号“金”字墓，得竹书数十车，经束晳整编出《竹书纪年》一书，是中国最早(学术界一直有争论)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曾为中国文化史四大发现之一。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至于汲冢墓主是谁同样存在不同说法。晋代汲郡，如今的河南汲县西南，战国时是魏的封地。根据《晋书·武帝纪》、《律历志》、荀勖《穆天子传序》、卫恒《四体书势》，魏襄王是墓主。而王隐《晋书束皙传》则认为墓主当是魏安厘王。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依然还没有明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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