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张景岳《类经》序原文：

《内经》者，三坟之一。盖自轩辕帝同岐伯、鬼臾区等六臣互相讨论，发明至理，以遗教后世。其文义高古渊微，上极天文，下穷地纪，中悉人事。

大而阴阳变化，小而草木昆虫，音律象数之肇端，藏府经络之曲折，靡不缕指而胪列焉。大哉至哉！垂不朽之仁慈，开生民之寿域。其为德也，与天地同，与日月并，岂直规规治疾方术已哉？

按晋皇甫士安《甲乙经·序》曰：“《黄帝内经》十八卷。今《针经》九卷，《素问》九卷，即《内经》也。”而或者谓《素问》、《针经》、《明堂》三书，非黄帝书，似出于战国。夫战国之文能是乎？宋臣高保衡等敍，业已辟之。

此其臆度无稽，固不足深辨。而又有目医为小道，并是书且弁髦置之者。是岂巨慧明眼人欤？观坡仙《（楞伽经）跋》云：“经之有《难经》，句句皆理，字字皆法。”亦岂知《难经》出自《内经》，而仅得其什一！《难经》而然，《内经》可知矣。

夫《内经》之生全民命，岂杀于《十三经》之启植民心？故玄晏先生曰：人受先人之体，有八尺之躯，而不知医事，此所谓游魂耳！难有忠孝之心，慈惠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

此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繇此言之，儒其可不尽心是书乎？奈何今之业医者，亦置《灵》、《素》于罔闻，昧性命之玄要，盛盛虚虚，而遗人夭殃，致邪失正，而绝人长命。

所谓业擅专门者，如是哉！此其故，正以经文奥衍，研阅诚难。其于至道未明，而欲冀夫通神运微，仰大圣上智于千古之邈，断乎不能矣。

白话释义：

《内经》是上古伏羲、神农、黄帝三代的古籍之一。原为轩辕黄帝同岐伯、鬼臾区等六位臣子互相探讨商议，阐明高深的医理，以传授给后代的。它的文辞义理高深古奥广博精微，上以探究天文，下以穷尽地理，中以深悉人事。

大至阴阳变化的规律，小至草木昆虫的生态，以及音律象数之学的起源开端，藏府经络的原委本末，没有不详细指出并一一陈述的。真是博大至极啊！给后世垂布不朽的仁慈恩惠，开拓人们达到长寿的境遇。它造就的功德，跟天地相同，与日月并存，怎麽仅是小小的治病方技呢？

查考皇甫谧在《甲乙经·序》中就说：“《黄帝内经》十八卷，现今的《针经》九卷和《素问》九卷，即为《内经》。”

可是有人认为《素问》、《针经》、《明堂》这三部书，不是黄帝时的著作，似乎产生于战国。战国时代的著作能这样吗？宋代高保衡等在《素问》叙文中，已经驳斥其说。这大概是主观臆测没有根据，本不值得深辩。

可是还有视医学为小道，连《内经》也被当做弁髦等无用之物而弃置的，这难道是有大智大慧具有眼力的人吗？我阅读到苏东坡的《楞伽经，跋》中就：“（医）经中有《难经》，每句都有深理，每字都是规则。”

哪里晓得《难经》出自《内经》，而且只辑得其中十分之一的内容哩！《难经》已如此重要，《内经》就可想而知了。

《内经》使人民生命得以生存保全，难道会比《十三经》启发培育民心的作用差少？所以皇甫谧说：人们禀承父母之体，具有八尺高大的身躯，而不知道医事，这就是所谓游魂罢了！

即使他有忠孝之心，仁爱之性，一旦君父危困，百姓处于泥潭炭火之中，却没有什么办法来救助他们。这就是前代圣贤精心思考深入探究以穷尽医理的原因啊。

由此说来，知书识礼的儒者难道可以不尽心学习此书吗？无奈现今从事医学的人，也把《灵枢》、《素问》弃置于一旁不闻不问，不明了生命科学的深奥要理，诊治疾病使盛者更盛虚者更虚，给人留下夭殃之祸，招引病邪丧失正气，使人断送寿命。

那些所谓在医学上擅长专门的人，竟是这样的啊！此中的原因，正是由于《内经》文义深奥繁多，研读确实不易。至如对深刻的医理未能明白，却想要通达神明运用入微，进而仰慕并赶上大圣上智，是断然不可能的了。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张景岳非常重视《内经》，对《素问》、《灵枢》进行了30多年研究，根据个人体会，以类分门，撰成《类经》32卷。

后又以图解形式阐述《内经》中运气学说，编成《类经图翼》11卷，阐发“医易同源”原理写成《类经附翼》4卷。

张氏中年以后著书立说，著作首推《类经》，其编撰“凡历岁者三旬，易稿者数四，方就其业。”成书于天启四年（1624）。

张景岳对《内经》研习近三十年，认为《内经》是医学至高经典，学医者必应学习。但当时一般人“目医为小道"，视《内经》为无用之物，甚至从医的人，也置《灵》、《素》为罔闻。

张景岳认为，这种情况是严重的，发展下去势必导致盛盛虚虚，而遗人夭殃，致邪失正，而绝人长命(《类经》自序)。造成这种情况，其中一个原因是经文奥衍，研阅较难。

就是说《内经》的文字深奥，内容庞杂，读起来非常难懂，确有注释的必要。虽然《内经》自唐以来注述甚丰，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注》为最有影响的大家，但是，遗漏处也不少。例如，有避难不注的；有注释与原义不符的；有注释不便检阅的。

何况《灵枢》尚未注释，使人无不感到遗憾。而各家注本颇多阐发未尽之处后来，不少医家注释《内经》也只是顺文敷演，难懂之处仍不能明断，精要之处仍得不到阐发。张景岳认为这样的注释没有什么益处。于是他专心致志研究《素问》、《灵枢》两书。

开始他是把《内经》中的重要章句摘录下来，作为个人学习之用。日子久了，摘录多了，反而觉得《内经》中所言是金石，字字有珠玑，结果，竟不知哪句可摘，哪句不可摘。

因而他奋起鼓念，决定自己来整理、注释《内经》，以便发隐就明，转难为易，尽启其秘，使学者了然，一见便得趣，从而对研究《内经》能提高一步，深进一层，真正熟悉本原，不至于误己误人，使之达到最完善的境界。这就是张景岳汇编注释《内经》的目的。

景岳思路开阔，对《内经》精研深刻，各家著作浏览甚广。《类经》集前人注家的精要，加以自己的见解，敢于破前人之说，理论上有创见，注释上有新鲜，编次上有特色，是学习《内经》重要的参考书。

经过长期的实践及摸索，张景岳打乱《内经》原来的体例，按性质将经文分类，然后加以注解。往往以《灵枢》启《素问》之微；以《素问》发《灵枢》之秘，相为表里，互通精义。

同时，综核百家，剖析幽隐，把经文分成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运气、会通十二类，共三百九十条，汇分三十二卷。

此外，还附有《类经·图翼》十五卷，以佐诠释。此书由于把《素问》和《灵枢》两经“合而为一"，并分类编注，所以叫《类经》。张景岳认为这样类编，可以条理分，纲目举，晦者明，隐者见，一展卷而重门洞开，秋毫在目。

同年，景岳再编《类经图翼》和《<类经附翼》，对《类经》一书中意义较深言不尽意之处，加图详解，再附翼说。《类经图翼》十一卷：对运气、阴阳五行、经络经穴、针灸操作等作图解说，讨论系统。

《类经附翼》四卷，为探讨易理、古代音律与医理的关系，也有阐述其温补的学术思想之作，如《附翼·大宝论》《附翼·真阴论》等重要论文，也有部分针灸歌赋。

张景岳编写《类经》，据说是四易其稿，历时三十年而成。

古代医家认为大部分疾病都是由产生于体内的或来自于外部的“邪气”所引起，要将这些“邪气”驱出体外就需有某种通道，而可以选择的通道无非就是汗、吐、下(包括大小便两途)，以及刺络放血 。致于说面对一个具体患者时，具体应该选择哪条通道，这也很简单：原则是“就近”。即病邪在肌肤及其间隙(腠理)可用汗法；深入内部而偏上(胸膈)宜吐，在胃肠及周边脏器当下；在血脉中则刺络。

关于吐法，《黄帝内经》谈到“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一些注家认为这个“越”字，就是指吐法而言；并据该书中所言“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 而认为“涌”(吐)需用酸苦之药。张仲景也在《伤寒论》中指出“头不痛，项不强，寸脉微浮，胸中痞硬，气上冲咽喉不得息者，此为胸中有寒也”的时候，提到当用“瓜蒂散”吐之。而纵观几千年的中医 历史 ，其间独树一帜强调吐法者，只有“金元四大家”中的张子和一人而已。他提出疾病都是“邪气”，故治疗之法不外汗、吐、下三法；如果谈“补”，则只能依靠饮食而不是药物的学术主张。但细观其实，则或可谓其将吐法的概念抽象化，或可说他是回归了“其高者，因而越之”的本意——“如引涎、漉痰、嚏气、追涙，凡上行者，皆吐法也。”总之，吐法在中国传统医学中虽跻身“攻邪三法”，却不过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在与中国传统医学同源异流的日本汉方医学中，在张子和学术思想的直接与间接影响下，江户时代却有一些医家致力于吐法研究与追求，出现了以永富独啸庵及其《吐方考》为代表的一些特别关注吐法的医家与专著。

1 江户医学的吐法概况

日本的汉方医学在复古思潮的影响下，于江户时代中期出现了以后藤艮山(1659 1733年)、香川修庵(1683 1755年)、山胁东洋(1705 1762年)、吉益东洞(1702 1773 年)等为代表的一批医家，他们认为“依据有何病症而决定当用何药”的张仲景《伤寒论》 为医学正道，而蔑视大讲阴阳五行、脏腑经脉等中医基础理论的《黄帝内经》、《难经》；否定中国六朝以降，尤其是宋代之后的医学发展。被后人称之为“古方派”的这些医学人物，虽然在治疗方面都强调“攻邪”而反对“温补”，但使用的方法基本上限于汗、下两法。对于吐法尚未予以理论与实际运用上的关注，对于吐法的专门研究与使用，始于生长在越前(福井县)的奥村良筑(1687 1761年)。他一生“足迹未尝出乡关，其术皆数十年仰思俯求之所独得。”在他40岁时，以瓜蒂、藜芦为吐剂，先亲试，次试于妻子，后广泛应用。但周围之人或惊或笑，疑而不信，致使他“困甚，欲改业者三年”。至60岁时，患者始渐信其术，从而“大行于越之南北”。

古方家山胁东洋之子玄侃及其门人永富独啸庵曾专程前往奥村门下学习，此后独啸庵著《吐方考》(1763年)，山胁玄侃为之作序。此间又有投于奥村门下的汉兰折衷医家荻野元凯撰《吐方编》(1764年)、加古角洲撰《吐法撮要》(1808年)；惠美三白之门人辑录的《吐方私录》；善用吐法的中神琴溪之弟子喜多村良宅所著《吐法论》(1817年)等专论吐法的著作；陡藩的医师田宫尚施在其所著《施治揽要》中对吐法予以论说；考证家多纪元坚在《药治通义》(1839年)中列吐法一章，广集中国医学著作中的相关论说，并予以评说。

纵观这些吐法研究与倡用者的动机与学术渊源，大抵有三种情况。首先，最为重要的乃是站在古方派立场上，以实现“汗、吐、下”三种攻邪之法齐备为目的者。正如奥村良筑所云：

“古医之术全在兹。思汗、吐、下之三法，为医家之大纲，数千载之间，独张仲景、张子和善而行之。其他虽或能汗、下，至吐方置而不讲。不能起沉涸(痼)，由此也。”

喜多村良宅则谓：“三法相峙，犹鼎之有三足也，欠一则不可。”

其二，独自于关西地区倡导用吐法的惠美三白则有融合佛教思想的倾向。他常谓：“宿食之害，甚于色欲，救之唯有吐”；“四百四种病，以宿食为根本”；“百病因饮食最多，吐 之一法去病之捷径也”。

其三，是兰方(荷兰医学)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据杉田成卿译述的《济生三方》可知兰方以吐剂为基本性三疗法之一，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呕吐为显示体内出现疾病状态的自然现象，而且是使疾病在其初期或过程中停止的自然机能，所以“吐剂是自然疗法”。可应用于包括小儿在内的众多疾病，当时治疗 精神病的重要方法便是吐法与冷水灌注。虽然不知汉兰折衷派人物荻野元凯在撰写《吐法编》的时候是否受到兰方的影响，但日本的医史学家承认其倡导在《济生三方》中同样 被称之为基本性三疗法之一的“刺络”法、著《刺络编》，是受到兰方的影响。同时又需要考虑到，所谓潜在影响，还可能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即在了解兰方重视吐法之后，出于热爱本土文化的心理需求而在其中努力搜寻与之相当的内容——以达到证明自身所处文化优越，至少也是不落后，并不比外来文化缺少什么的目的。

2 独啸庵其人

《吐方考》的作者永富独啸庵(1732 1766年)，名凤介，字朝阳，号独啸庵。原为儒者藤原翠翁之子，自谓：“余生于长门之西鄙，长于畎猷之中，慕古人之节，好圣贤之书，而苦寒乡无师友。”11岁游京都，但未遇可为师者。西归故乡后，作了修习李东垣之方的医 师永富友庵的养子；年13，又游学于荻府，师事修朱丹溪之方的井上。故可知独啸庵的学医之路乃是自后世派之门进入，从李朱医学开始的。这时，他还随著名学者山县周南学儒。翌年赴江户游学，但在遍访时医之后，却因满眼所见皆是“利欲”二字，“无益于人之 性命”，郁闷而生“厌弃医方之心”。年17奉家君之命西归，但因不能与邻里和睦相处而 再游荻府，复学于周南先生。此时厌恶医学之心更加强烈，所以在回到故乡之后，便开了一家私塾，讲授儒家六经。

后有同僚自京师归来，见其以教授六经为业，颇觉奇怪，问道：“子医生，而讲儒业，无乃害于名分乎？”独啸庵回答说，我修医方之书五年，遍访时师，知其无益于人之性命，故将厌弃之。其同僚笑日：“子徒知无益于人之医，未知有益于人之医也。”并向他介绍了香川修庵、山胁东洋两位名医正开门广召四方之士。于是独啸庵再度东入京都，入古方派先驱山胁东洋门下学习。东洋针对独啸庵所学仅限李朱医学，且有强烈的鄙医尊儒之心，予以如下两点说教。其一是贬斥后世医方之不足道，“生民死于养荣益气之说，非一日也”； 唯张仲景的医术才是治病救人的正道。其二则谓：“夫子贡货殖，子路负米，何必讲书授句而后为士乎？学道，志也；行医，业也。何相妨之有？”独啸庵听罢，“舌举不下，汗流浃背。生涯之趣向始定焉。”于是留学其塾中一年，得观东洋先生之“决死生、摧沉痼，大异平昔之所学。”

次年西归后，又游于浪华(大阪)。每日登门求治者，约有数十人，处以从东洋先生处 所学汗下之方，巴豆、甘遂、轻粉、乌头无所不用，但“或忽治忽发，或初快后危，或长服无 益于病，或经久发其害。于是乎始知为医有开阖离合之机，虽扁(秦越人)仓(淳于意)亦 有不可治之病矣。”至21岁时，听说越前有名奥村良筑者，擅用吐方，便又整装出行，前往求教。

独啸庵在奥村先生处滞留两月后，返回京都。在将所学吐法传授给自己的老师东洋先生后，西归故乡，自认此时已然全面掌握了古圣医家的汗、吐、下三法。然而在此后若干年的亲历实验中，在他将三法运用到各种疑难病症之后，“始知为医之难矣”。这时，独啸庵也才真正臻于成熟。一方面是断绝了与酒肉朋友的交往，“浮沉闾里，为医之志始一”；另一方面则是终于认识到，无论是“后世”还是“古方”，都不可能做到“无不可治之病”。因而他评价自己在这些年中的进步在于“能知不可治之病与可治之病”；并且在认识上提高到“又深识所谓古医道者，非用汗吐下之古方之谓。而在所以不得不用汗吐下之古方之谓焉矣。”

29岁时，因病离家，西经肥筑，东过艺备，漫游各地，以为疗养。并于宝历十二年 (1762)西游到长崎，了解西洋医学。此后他落脚于大阪，医业之余兼事著述。但 健康 不佳的他，终因患寒疝于明和3年(1766年)身亡，年仅 35岁。

纵观独啸庵有关其生平与为医经历的自述，最重要的感悟可谓“为医难也”!其所著《漫游杂记》的结尾是这样说的：

“其间诊沉固滞废之病，无虑数千人。呜呼，诊病年多，为技年拙。益知究理易，应事难矣。”

3 独啸庵的学术特点

从学习李朱医学，即所谓后世派之门进人医学领域的独啸庵，由于转投山胁东洋门下而易辙古方。尽管在他们二人间亦有“师徒易位”之事——独啸庵将从奥村处习得的吐法传授给了为师的东洋，但在独啸庵著作的字里行间始终流露着对于东洋先生的仰慕之情。例如在《漫游杂记》中可见诸如下例赞扬山胁东洋的话语：

“山东洋治河漏停滞者，益进河漏以吐之。是当吐方未讲之时，其胸间已有吐方。”

“山东洋能运用三承气汤，对检之《伤寒论》，驰驱不差范。真二千年来一人。”

“山东洋闻其门下医生无故转处方，则嘲日：医自转。”

同时还能见到对于古方派基本学术主张的认同：

“凡欲学古医道，当先熟读《伤寒论》，而后择良师友事之，亲试诸事实。若五年，若十年，沉研感、刻不休，则自然圆熟。不然，则虽读尽亿万卷之书，要无益于术焉。”

“何谓古医道，通本也。”

“未必多读书，枕一《伤寒论》足矣。”

“吾医方之书，除《伤寒论》外，不诈伪妄诞者，千古几希。非明眼之士，则不能辨其端的。”

正是基于对于所谓张仲景古医方的崇敬，独啸庵才会致力于对吐法的追求与研究，从而构成其学术特点并撰写了《吐方考》一书。在正文不超过两千字的《吐方考》中，独啸庵记述了吐法应用的源流、适应症及有效方剂等，指出使用吐法有如下之要点：

(1)盛夏严冬，谨其修养。况吐下之方，避其时可也。虽然，不得已则用之。

(2)用吐方，既吐则饮白汤，饮则须吐。用“探吐”之法，可以达到速吐之效果。 不然，连日连夜，虚竭元气。

(3)吐后当调理三五日。

(4)古言病在膈上用吐法，此其原则也。实际并不限于此。

(5)某些病，用吐法则促其速死。

就《吐方考》的记载看，独啸庵从奥村处所习吐方，有《伤寒论》中的瓜蒂散、桔梗白散，以及或得于民间或其他方书的皂荚丸、苦瓠穰圆、蓝汁等数个方剂。有意思的是，他经过亲试实验，居然证明只有奥村所居之地的瓜蒂具有治疗效果：“余年二十一，往越前见奥村翁，受吐方。余归自越前，采瓜蒂于四方，悉不中用。唯越前所产可共吐方耳。翁而生其地，岂天欤？”这一点得到近代药物有效成份研究报告的支持：

日本医学博士猪子吉人称其有效成份为甜瓜毒素(Melotoxin)，可刺激呕吐中枢，引起呕吐。且以日本越前产者尤有峻剧之性，适量服用仅引起呕吐，过量则导致胃肠炎。他在亲试实验后，对于老师传授的不实之说，于《漫游杂记》中也有批判性的记述：

“奥村翁日：癫痫服吐方，痊。余西归之后，试之不啻数十人，仅愈一二人。医生之妄诞，虽耆宿亦如此。”

同时还诚实地记述了自己年少气盛，自越前归来后施吐方于“不治之病”的败绩五则：

其一，某女病咳，潮热、肌肉脱落(肺结核)，“快吐数升，安寝一夜，诸症悉去，三日而死 ”

其二，某男病噎，食饮一切不通(食道癌)，“快吐数刻，吐后一日，食饮复常，昼间忽然而殒”；

其三，某女病鼓胀，腹皮光莹射人(肝硬化腹水)，“吐秽物数升，又下之，腹胀减，不日如故，经数旬而死”；

其四，某男病喘，气息奄奄，与吐剂“至吭不下，手足微冷，额上生汗，脉绝欲死，急与麝香末三分，徐徐得解”；

其五，某男病情如上例，进药后“以鸡翎探之，自旦至夕不吐，余羞赧而归”。

当然也有许多大施三折肱，过关斩将的验案记载。例如：

“一女子，疫后数日，困闷不能食，眼睛不和，懒动作，时时恶寒，如将再病者。按其腹，当心下有畜(蓄)水，连胸腹苦满，其脉沉迟而欲绝。乃与苦瓠瓤二分吐之五 次，涌黄水数升，其翌日气宇豁然，饮啖复故。”客观地讲，“吐法”并没有使独啸庵在治疗中获得独居他人之上，或如虎添翼的实际效果。可圈可点之处只是在于他对吐法的执着追求与研究，志在“汗吐下三法齐备”的精神。同时，他与那些彻底否定中医基础理论的古方派之“极端人物”也完全不同。虽然盛赞《伤寒论》，但在学术上还是属于兼收并蓄。例如他在《吐方考》开篇处即指出，“从事于此者，知死者与不治者，为第一义。”不点名批评地指出诸如吉益东洞一流在《医断》中所宣扬的医家不论死生，唯事毒药攻邪，并非“古方”正规，以维护古方荣誉并为其“正名”：“世医不能知死者与不治者，汗吐下误施，取凶暴之名，非古方之罪也。”

接着谈到：

“欲决死生、定治不治者，当审腹气虚实。候腹如易实难，其故何？则有如虚而实者，有如实而虚者；有邪来而虚者，有邪去而实者；有邪来而实，邪去而虚者。得之于手，应之于心，父不可以喻子也。人有脉，如户有枢。微乎微乎，可感而通，不可思而得。”

其中，腹诊与脉诊并重，且特别强调脉诊的微妙；言虚实错综复杂之关系；即便是父子也难于言传，只可意会(所谓“医者意也”)等等，都属东洞流的批判对象。

日本 历史 上“脚气”猖獗，但在依据症状下诊断的时代，尽管某些病名与基于病因诊断的现代医学相同，但却不可完全等同视之。那些专以“脚气”为名的著作，所记述的病例不过是一些症状相似，病因却可能迥异的疾病。然独啸庵《漫游杂记》中的一段记述，却似乎可以认为具备了“真脚气”的病因与症状要点：

“脚气急发者，毒气尤甚。辛巳七月，南纪贾舶海运到于赤马关。阖舡悉病水肿。乞治于一医生，医生不知其疾，延余诊。余到诊左右脉滑数，胸腹动悸如怒涛，自腰背迨脐下悉麻痹，两胫刺痛不可堪。问其病因，言先是泊熊野浦，连日饮雨水。余日是急脚气也，不可救矣。其翌一人死，其翌又一人死，如是数日，阂舡悉死。”

之所以说这段记述比较符合“真脚气”的特点，首先在于其患病者为航海之人——具有较 长一段时间无法从新鲜蔬菜等副食中获得维生素 Bl的客观条件；其二，腓肠肌疼痛(所谓“两胫刺痛不可堪”)乃是此病的症状特征。在并不真正了解该病病因，自然也就不知 应当如何治 疗的情况下，独啸庵以为“不可救”，显然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反之，那些大讲如何用舒筋活血、清利湿热之法治愈脚气的验案，却反而可以证明其患者不过是一些症见 腰酸腿疼、肢体胀肿的其它疾患。

类似之例在《漫游杂记》中还能见到许多，如“劳瘵(结核)不可治，似劳瘵者可治；膈噎(食道癌)不可治，似膈噎者可治。世医动谓治劳瘵、膈噎，盖似者也。”又如因外伤而痉挛者，虽医家有种种治法，但实际上“亦难救之”，并指出这就是“后世所谓 破伤风”；“狂犬毒隔日发者，大概不治”等等。独啸庵对于 医学作用的评价是：“大凡病者百人，不治而愈者六十人，其余四十人：十人者难治，治必死；十人者，得治必活；十人者，不死又不愈，其命在于治不治之间；权衡属于医人者，十人而已。”从学术层面上讲，在能够真正弄清病因、病灶部位、病理改变，并以此作为诊断依据和标准的近代医学形成之前；在基本是以症状表现下诊断、定病名的时代与传统医学体系中，能够有意识地通过“可治”与“不可治”来辨别疾病属性的“真”与“似”的医家，实在是凤毛麟角。这也正是观察独啸庵时，应加以特别关注的地方。然而从另一方面讲，尽管独啸庵具有犀利的目光与在东方思维体系中属劣势的逻辑分析头脑，但他也没有能够达到超越传统藩篱的束缚。这种典型的个案，对于我们思考近代科学何以未能在东方产生，是十分有益的。总之，透过这些经验之谈所能看到的，乃是宝贵而强烈的实事求是精神，在某种无形而强大的制约下的发挥。

4 独啸庵的儒志与医业

独啸庵与当时许多其它医家一样具有儒、医兼习的特点，而且曾以教授儒家六经为业，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存在着尊儒鄙医的意识。后来在山胁东洋“儒志、医业，两不相妨”的教导下，最终选择了“专心医道”之路。客观地讲，就许多同类人物而言，应该说这种选择并非自觉与主动，而是出于无奈。正像李时珍也不过是在仕途无望的情况下，才选择了通过研究医学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何况还有一个谋生之计的现实问题，是任何人都不能不考虑的。《漫游杂记》中的一段话，清楚地表明了独啸庵对于这一问题的务实思考：

“英雄隐于医卜，固有故矣。夫医卜者，无素封者之素封也。身非王侯而适如可以自行意焉矣。家苟无产业，有父母且老，则虽刚明俊杰之士，亦不得高卧养志也……夫出处进退，必以其时者，判然有间矣。余观当世聪辨之士，或老于讲官，或困于舌耕，郁郁不乐者无它，不虑诸其初也。”

然而深识时务，及时选择了以医为业的独啸庵，虽然自谓“一心于医”，但也没有放弃“儒志”的精神追求。其所著《囊语》分为五节，以短短千余字言说明了他的政治见解：

出处第一：大丈夫之士，必与天地消息，故进退不得其时，则事必否塞，作“出处”；

道术第二：治国之士君子，不知道术之至顺，则贪暴固我，作“道术”；

文武第三：有文物之迹，有文武之真，不知其真，则迷其迹，作“文武”；

将法第四：天下虽安，忘武则危，士君子之职，常须讲明其道，作“将法”；

时蔽第五：士风之污隆，自时学之污隆，豪杰之士须择其所依，作“时蔽”。

藤元隆昌《再刻漫游杂记囊语二书序》(1807年)，简明扼要地说明了独啸庵撰写此书的心志所在：

“《杂记》，则其漫游之间杂记医事者也；若《囊语》则不然，虽仅仅小册子，事关经世，其平生之志，盖在于此矣。……先生尝与人书日：‘吾精神之所寓，不欺己者也。’ …… 尝以经世自任，其言日：‘学道，志也；行医，业也。不以志废业，不为业弃志。志不可不勉焉，业不可不精焉。’ 名噪四方，诸侯多厚带重禄招之者，而并不应，遂以处士终年。先生易箦之际，命门人尽焚弃之，所留裁(才)此二书与《吐方考》 而已。”

那么亦儒亦医的独啸庵又是如何看待所谓“儒医”的呢？

“和华今古之儒流，谭及吾技者不为少矣。夫未试之事实而言者，率皆不空阔迂僻，则虚诞诈伪，何知其机缄之所存适，足以见其腐臭之态矣。”

显然，他并没有像某些医家那样以“儒医”自诩，而是明确区分二者为“志”与“业”。就医业而言，重要的是实践：

“医虽才气秀出于人者，试治方于危笃之病，不过千人则知见不明，得处难谛。”

“凡医生无师授宪章之事，亲试病者多年，自然善治术者往往有之，较之徒守师法不经事之徒，则不可同日而论也。”

但同时他又对那些不学无术，仅以糊口为目的的医家大加鞭笞：

“观世之为方技者，多是世家膏梁之子，不然则亡命轻猾之徒，失糊口之资遑遽为医。是其心固不为拯人，故视富贵之人则挠情从之如奴隶，视贫贱之人则掉头避之如寇雠。”

因而从其注重医德，强调经典著作《伤寒论》的学习，甚至是在务实的态度方面，似乎又都能看到通常所说“儒医”的特点存在。

5 结语

从永富独啸庵身上其实可以看到日本近世汉方医学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的缩影。例如，就学术流派的发展衍变而言，随着商贸的发达与文化知识的庶民化，代表中国最新医学水平的“宋明医学”首先在日本流传；此后随着复古思潮的影响而出现了“古方派”，并称此前接受与使用宋明医学者为“后世派”；继之有融合二者的“折衷派”，以及兼学荷兰医学的“汉兰折衷派”。而这一过程在独啸庵的学术历程中，基本都有所表现。又如医、儒的选择与兼修，也是日本汉方医家普遍存在的问题，尽管有人认为“儒医一本”，但大多数医家实际上都不过是兼有两方面的修养、追求与著作而已，并没有一种特定的“儒医”。其三，日本医学史家普遍强调当时的日本医家在接受中国传统医学后，经过改造而构建的“汉方”的最大特点在于注重“亲试实验”。通过独啸庵生涯与学术这一个案，也可对何谓“亲试实验”有较为具体的了解。

摘要：目的：探讨金代著名针灸学家张从正求医经历、主要主要学术思想与著作、贡献、临床疗效经验等。方法：从张从正的著作《儒门事亲》中了解他的针灸方面的成就及思想，并收集其他学者对张从正及他学术成就的认识，从中选取了一些主要内容来归纳分析探讨。结果：张从正是攻邪派，重视刺络泻血，祛邪安正；重视经络理论，提出“治病当先识其经络”尤其是用十二经气血的多少来指导刺络放血法；多用攻邪的汗、吐、下法；在实践中形成一套独特的理论，他把病因发病规律，治法治则，针刺用药联合（针药兼施，刺灸并用）起来治疗疾病。结论：张从正的刺络泻血学说及诊治疾病的思路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且起到很高的临床指导价值。

关键词： 张从正  刺络泻血  汗吐下三法  重络放血 《儒门事亲》

张子和（1156-1228），名从正，自号戴人，是一位继承经典且有创新意识，独特的杰出人物。张氏从小生活在医学的环境中，受到家庭的熏染，十余岁跟随家父学医，博览医术，且会深究医书其中医理，后来私淑“寒凉派”--刘完素之理论，深得刘完素学术影响。曾得刘从益传授，后又随姜仲安学针灸之术。当过太医，时与麻知几、常仲明等人切磋医理，将平生精力全部投入于医学，勤奋苦学，成一方名医，将他的思想，观点方法集素日临床及所著理论，辑成《儒门事亲》，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1  主要学术思想

11刺络泻血，祛邪安正

    从血驱邪这个观点从《黄帝内经》中早已提出来了，《灵枢·九针十二原》中提出了对实热证候提出了“菀陈则豫之”的治则。《内经》中有很多阐述了刺络放血的篇幅，张氏受《内经》思想影响，结合自己的理论，重视针灸在继续发展了此法；他提出“岂知针之理，既所谓药之理”在临床中遇到了很多疑难杂症，张氏常用刺络泻血而取效，他认为泻血除热，疗效最佳。张氏刺络攻下学说当时也是受到了扁鹊、华佗、皇甫谧、陈自明等医家的影响，张氏从前人古籍经验中出发，加上自我创新。体现在张氏[1]不但继承了《内经)刺络放血理论之真髓。而且善用刺络泻血攻下说补充《内经)病机十九条之未发：“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可刺大敦。“诸痛痒疮，皆属于心……，可刺少冲。“诸湿肿请，皆属于脾……，可刺隐白。… 诸气贲郁，皆属于肺……，可刺少商。诸寒收引，皆属于肾……，可刺涌泉。“针对不同病诸寒收引，皆属于肾……，可刺涌泉。“针对不同病机，采用井穴泄血治之。张氏不照搬前人的方法，在前人基础上推陈出新实属难得。

12张氏汗、吐、下三法

张氏汗、吐、下三法的内容极其广泛的，他说:“引涎、漉涎、嚏气、追泪，凡上行者皆吐法也;灸、蒸、熏、泄、洗、熨、烙、针刺、砭射、导引、按摩，凡解表者皆汗法也;催生下乳、磨积逐水、破经泄气，凡下行者皆下法也。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临床各科，在张氏的著作《儒门事亲》卷6至8“十形三疗”中记录了很多病案，都有关于汗、吐、下这三法的详细治疗方法，比如在肾风中，患者面肿，色黑，提出宜刺面，大出血，“偏肿处皆针之，惟不针目锐皆外两旁。盖少阳经此，少血多气也。隔日又针之，血色乃紫。二日外又刺，其血色变赤。初针时，痒；再刺，则额觉痛；三刺，其痛不可任。盖邪退而然也。待二十余日，又轻刺一遍，方已。每刺必以水洗其面血。十日黑色退，一月面稍赤，三月乃红白”。张氏[2]认为，“出血之与发汗，名虽异而实同”，“圣人剌热五十九刺为无药而设也，皆以开玄府，而逐邪气与汗同”在此书中分别有汗、吐、下法的详细治案，辨证思路及治疗方法与特色。张氏[3]还认为, 正常生理情况下, 血气本是流通的, 一旦患病则血气壅滞, 而邪气侵阻是影响血气流通的根本原因。故治疗以祛邪为首要, 病邪如得祛除, 则可以达到恢复人体血气流通的目的。他也强调“使上下无碍, 并无壅滞”是治疗的关键所在，对失治误治后所产生的精血不足之证, 提出“当补之以食, 大忌有毒之药, 偏胜而成夭阏”, 也体现其“药攻食补”论在临证中的运用。在记载的这些治案中，虽然汗、吐、下三法皆有很好的疗效，但是现在的临床运用中还是以汗法和下法偏多，且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而吐法在临床中运用很少，在这一块缺少研究，还有待继续挖掘，服务于临床。

13气血宜辨多少，泻络当重“三多”

张从正十分重视经络理论，提出“治病当先识其经络。”尤其是用十二经气血的多少来指导刺络放血法，在临床实践中，他慢慢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特的泻络风格，既肄针多、放血部位多，放血量多。他认为:“血出者宜太阳、阳明，盖此二经血多故也。少阳一经不宜出血，血少故也。”血多之经刺之，能祛邪而不伤血，血少之经刺之，则使血受伤而正气不足，有时助长邪气之虞;如他治疗一小儿面赤肿， 两目不开，“以绯针刺轻砭之，除两目尖外，乱刺数十针，出血三次乃愈”。两目尖为少阳经所过，血少故不宜刺。又如“背疮初以针于肿焮处乱刺血出”，“一省掾，背项常有痤疖，愈而复生。戴人日:‘太阳血有余也。’先令涌泄之，次于委中以排针出紫血，病更不复作也”。《素问》、《灵枢》中表明经络的气血多少有差异，张氏在此基础上获得启发，依据经络的循行路线，判别哪里的经络气血多，哪里的气血少。哪个部位可多放血，哪里不宜出血。他的这种观念在现在临床上有很大意义，针刺疗法用经络辨证，从经络出发更能体现人体气血的状况。但是张氏的重“三多”需要继续的深入的研究，探讨它的好与坏，比如对于重放血多，甚至不止血，一直把恶血放完，那对于这种情况就得分析注重患者的身体本身状况，分析能不能多个部位放血，能不能多放血。关于辨经络气血多少还得多研究其机制机理，还得继续深入研究探讨。

14《儒门事亲》

   《儒门事亲》是张从正编撰的中医著作，是张氏的代表作，他的中医学术思想全面的体现在里面，共十五卷，是秉承张氏“唯儒者能明其理，而事亲者当知医”的思想，故命名为《儒门事亲》。书中前三卷为张从正亲撰，其余各卷由张氏口述，经麻知几、常仲明记录、整理而为完书。该书内容广泛，涉及临床各科，体列各别，有立论、评论、辩论、病案治法、方药等等。此书主要的两大学术成就一是系统的病因发病学观点，二为积累丰富的临床治验、方药及创新。

2、小结

    宋金元时期正值文化繁荣，百家争鸣，医学发展的盛世。在这一时代有很多医学流派诞生，张氏处于这一时代突破繁杂的医学流派，独特的创立了攻邪学派，也成为了中医学术理论中的一支重要支流，对当时及以后产生了重大影响。张氏的学术思想著作对今仍然有主要的指导意义，在临床中仍能看到他的学术思想在实践及运用。关于他的著作《儒门事亲》，从事临床工作的读者，能从中得到启迪，结合自己及现实情况，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认真实践，积极创新拓展 ，提高医术水平，能将张氏的医学理论及方法达到突破与创新。对于张从正个人，他是有极高的胸怀，正确的医学思想，不对自己的成就自傲，不为我独尊，而是谦虚学习前人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不固守已有学术方法，积极创新理论，在《儒门事亲》最后一卷中，纯属明间搜求积集的方和药。可见张氏及其门人有“海纳百川”的胸怀，都值得我们学习。

参考文献：

[if !supportLists][1] [endif]张建斌张从正刺络放血的理论和实践[J]中国针灸,2001(4):247-249

[if !supportLists][2] [endif]成国春,喻松仁张从正外治汗法案例探析[J]中医药临床杂志,2011(3):201-202

[3]胡方林 张从正汗、吐、下三法临床运用验案分析[C]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华中医药学会第十四次中医方剂学学术年会论文集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华中医药学会,2014:186-188

1 关于张仲景的诗

有一些描写医术的诗：

《数日项颊颧咽肿痛发中有疮》

年代： 宋 作者： 方回

有生必死理之常，酒到何为不举觞。

未问刘伶坟上土，何妨张咏鬓边疮。

叔和解诀行尸脉，仲景工言越婢汤。

知命吾当谢医药，服膺参也战兢章。

送戴良辅药者归城郛》

年代： 宋 作者： 杨万里

君欲问淋疾，便是法外刑。

刲剔备百毒，更以焰烹。

王皇夜半敕六丁，押差戴君为药丞。

倒囊剌手探玉札，一洗愁肺永雪清。

一生百病都好去，不但膏肓驱二竖。

寄言仲景与安常，古今何代无医王。

《送刘医博》

年代： 宋 作者： 曾巩

小人久病如愁感，每叹地僻无良医。

穷居索寞俗事少，坐对荏苒风光移。

深冬山城万木落，阴气荡射生寒颸。

东方吐日光入户，素壁闪闪含清辉。

临汀刘君落落者，六伎绝伟如天资。

潜心密与造化会，布指夐有精灵随。

马蹄所至病魔屈，我于此时欣得之。

一来握手与我话，委曲衰王肺与脾。

囊中珍丸撮星斗，俾我嚼咀心颜怡。

洒然沉疴一日解，始免未老为枯骸。

越人湔肠术已缓，仲景纳饼术可卑。

刘君与我德至大，拱璧巨鼎非酬裨。

我嗟刘君乃士类，进退婉婉无瑕疵。

况又新承太守荐，羁鞅日背东门驰。

禁林侍从务周慎，君挟所有直相宜。

贵人四难真可患，去去足以为时规。

2 关于张仲景的故事

张仲景智斗巫师

古代封建社会，迷信巫术盛行，巫婆和妖道乘势兴起，坑害百姓，骗取钱财。不少贫苦人家有人得病，就请巫婆和妖道降妖捉怪，用符水治病，结果无辜地被病魔夺去了生命，落得人财两空。张仲景对这些巫医、妖道非常痛恨。每次遇到他们装神弄鬼，误人性命，他就出面干预，理直气壮地和他们争辩，并用医疗实效来驳斥巫术迷信，奉劝人们相信医术。

有一次，他遇见一个妇女，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总是疑神疑鬼。病人家属听信巫婆的欺骗，以为这是“鬼怪缠身”，要请巫婆为她“驱邪”。张仲景观察了病人的气色和病态，又询问了病人的有关情况，然后对病人家属说：

“她根本不是什么鬼怪缠身，而是‘热血入室’，是受了较大 造成的。她的病完全可以治好。真正的鬼怪是那些可恶的巫婆，她们是 ‘活鬼’，千万不能让她们缠住病人，否则病人会有性命危险。”在征得病人家属同意后，他研究了治疗方法，为病人扎了几针。几天后，那妇女的病慢慢好起来，疑鬼疑神的症状也消失了。张仲景又为她治疗了一段时间就痊愈了。从此，一些穷人生了病，便不再相信巫医的鬼话，而是找张仲景治病。张仲景解救了许多穷苦人

3 医圣张仲景的内容

《医圣张仲景》主要内容讲了提起圣人，人们可能会肃然而有敬畏之感。因为在人们心目中，圣人是品德极高而又无事不通的人，仰之弥高，我们这些凡人只有匍匐在他们脚下诚惶诚恐。千百年来，大家不就是这样顶礼膜拜文圣孔丘、武圣关羽的吗？ 其实，圣人原来也是凡人，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中，同样品尝过凡人的酸甜苦辣，同样体会过凡人的喜怒哀乐，同样有对现实的不满，同样有对未来的憧憬。他们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人们完全应该以平等心态对待他们。他们与凡人逐渐拉开距离，既有历代统治 者出于某种需要不断将他们神化的原因，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将自己的理想寄托在他们身上的结果。

向左转|向右转

4 有关张仲景的简介

张仲景

张仲景，东汉南郡涅阳（今河南邓县穰东镇，一说今南阳）人，相传曾举孝廉，做过长沙太守。

张仲景从小嗜好医学，年轻时曾跟同郡张伯祖学医。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医名大振，

成为中国医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医学家。</P>

张仲景生活在东汉末年。当时疫疾广泛流行，大批的人死亡，据载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起，

十年内有三分之二的人死于传染病，其中伤寒病占百分之七十。

张仲景刻苦学习《内经》，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的原则，

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

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辩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这是中国

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学者研

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广泛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

《伤寒杂病论》序中有这样一段话：“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生长全，以养其身”，

表现了仲景作为医学大家的仁心仁德，后人尊称他为“医宗之圣”。

现在的张仲景：

现在有关张仲景的事物有张仲景六味地黄丸。目前在南阳市有医圣祠，是纪念张仲景的地方

5 冬至的传说（关于张仲景的

当时，天下大乱，盗贼四起，到处弥漫着战争的硝烟，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张仲景回到家乡，发现这里已不是从前记忆中的模样了。以前，店铺无数。

大街上的人摩肩接踵，客栈里满是客人。可现在，路上的行人极少，都是衣衫褴褛，食不裹腹。这时，正是冬日， 大量饥民不光衣不遮体，很多人的耳朵都冻裂了，溃烂发炎。

张仲景见了心里很不是滋味，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该怎么拯救家乡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他陷入深深的沉思中。冥思苦想了几个日子，张仲景吩咐自己的徒弟在路边架起了一个大医棚。

把新鲜的羊肉、火红的辣椒还有一些驱寒药材放到大锅里精心熬制。这天正值冬至，行人比往常更少，可肉香一下子就吸引来了无数家乡人，张仲景吩咐弟子将煮好的食材捞起来。

剁碎，碾成泥，再用面皮包成耳朵状，这便是今天饺子的雏形。锅中煮熟的饺子和汤水香飘十里，医棚里接受施舍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吃了后，赞不绝口。几天后，冻裂的耳朵也因吃了饺子。

喝了汤水而痊愈。这汤水人们叫它“驱寒矫耳汤”。从此，为了纪念名医张仲景，就有了冬至吃饺子的风俗，至今还流传着一句话：“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

扩展资料：

关于冬至其他传说故事：

1、相传，汉代时，北方匈奴经常骚扰边疆，百姓不得安宁。当时匈奴部落中有浑氏和屯氏两个首领，十分凶残。百姓对其恨之入骨，于是用肉馅包成角儿，取“浑”与“屯”之音。

呼作“馄饨”。恨以食之，并求平息战乱，能过上太平日子。因最初制成馄饨是在冬至这一天，在冬至这天家家户户吃馄饨便成习俗。其实，冬至这天吃馄饨古代最流行的是在北京地区。

南宋时，开始盛行冬至食馄饨祭祖的风格。而在许多古籍中记载，馄饨是中华民族的开天辟地者黄帝。因此吃馄饨是对黄帝或那些做过开天辟地之事的人的尊敬缅怀与祭祀。

2、冬至过节源于汉代，盛于唐宋，相沿至今。《清嘉录》甚至有“冬至大如年”之说。这证明古人对冬至十分重视。人们认为冬至是阴阳二气的自然转化，是上天赐予的福气。

汉朝以冬至为“冬节”，官府要举行祝贺仪式称为“贺冬”，例行放假。《后汉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

因此这天朝庭上下要放假休息，军队待命，边塞闭关，商旅停业，亲朋各以美食相赠，相互拜访，欢乐地过一个“安身静体”的节日。

唐、宋时期，冬至是祭天祭祀祖的日子，皇帝在这天要到郊外举行祭天大典，百姓在这一天要向父母尊长祭拜，此刻仍有一些地方在冬至这天过节庆贺。

搜狗百科-张仲景

6 关于张仲景的主要事迹,（最好是能反映他精神的）列如：撰写医书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阳人约生于桓帝和平元年（公元150年），卒于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中国古代伟大的医学家、世界医史伟人汉灵帝时曾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他一生勤求古训，博采众方，集前人之大成，揽四代之精华，写出了不朽的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这部医书熔理、法、方、药于一炉，开辨证论治之先河，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医学思想体系，对于推动后世医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张仲景青少年时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对医学有极大兴趣，公元196年至204年，南阳地方疫病流行，同族病死者三分居二，其死于伤寒病者又十居其七 面对这种情景，张仲景毅然辞官业医，对伤寒病的起因和治疗方法进行了细心的研究，系统地总结了汉代以前的医学精华，根据自己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著《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后世医学者称张仲景为“医圣”，奉《伤寒杂病论》为医经（唐宋以后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从魏晋及今，一千六百多年来，一直是学习中医必读的经典著作他所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祖国医学伟大宝库中的灿烂明珠，从而使中华民族的医学独具特色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自隋唐以后，张仲景的著作远播海外，在世界医学界享有盛誉从晋朝至今，中外学者整理、注释、研究、发挥《伤寒论》、《金匮要略》而成书的已超过一千七百余家，这在世界史上亦属罕见张仲景是中华民族悠久文明史上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他的学说哺育了世代名医，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至今依然是“道经千载更光辉”。

7 华佗有没有看过张仲景的书

没看 三国时期张仲景的医术、声望远远没有华佗大，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

这本书根本与张仲景没有关系，其二，张仲景在华佗、曹操时期根本还没有行医，甚至还没有向同郡张伯祖学医，应该在三国后期，而不是早中期成名的成家的，。“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有感而发奋学医，很可能在赤壁之战后到曹呸登基（汉献帝让位）以前，“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此时长沙属荆州管辖，刘备、关羽可能不卖汉献帝的帐，所以，很可能报不了到（就不了任）。所以，《三国志》、《后汉书》都没有记载就不足为奇了，只有这样，晋朝太医令王叔和才有可能跟张仲景学习，尔后整理《伤寒论》。

在正史中，有传记载医家的甚少，而华佗为医，就有陈寿《三国志·华佗传》、范晔《后汉书·华佗传》以及《华佗别传》3篇。说明了华佗的历史位置和贡献。

（华佗网。华佗研究三题） 《三国志。

魏书。方技传二十九》华佗传，“佗之绝技，凡此类也。

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后太祖亲理，得病笃重，使佗专视。佗曰：“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

佗久远家思归，因曰：“当得家书，方欲暂还耳。”到家，辞以妻病，数乞期不反。

太祖累书呼，又敕郡县发遣。佗恃能厌食事，犹不上道。

太祖大怒，使人往检。若妻信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若其虚诈，便收送之。

於是传付许狱，考验首服。荀彧请曰：“佗术实工，人命所县，宜含宥之。”

太祖曰：“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遂考竟佗。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

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佗死后，太祖头风未除。

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原耳。”

及后爱子仓舒病因，太祖叹曰：“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 这段文字给人出现三个疑问，第一，华佗和张仲景的关系、生活时代；第二，文中“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

”，后人多为“活人书者必仲景书也”，认为这就是《伤寒杂病论》；第三，曹操儿子曹冲病重时，曹操为什么不找张仲景诊治？ 张仲景（约150~219年），名机，东汉末年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市，一说涅阳故城在今南阳市与邓县之间的稂东镇，地属邓县）人。《三国志》、《后汉书》无传，其事迹始见于唐代甘伯宗《名医录》：“张仲景，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

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张仲景的著作除《伤寒杂病论》外见于文献著录的尚有《张仲景五脏论》、《张仲景脉经》、《张仲景疗妇人方》、《五脏营卫论》、《疗黄经》、《口齿论》等。

张仲景弟子有杜度、卫汛，俱为当时名医。后人为了纪念张仲景，曾修祠、墓以祀之。

明清以来留下的有关文物胜迹较多。河南南阳的“医圣祠”始建于明代，有清代石刻“医圣祠”（1727）、“医圣张仲景故里”（1900），据明代《汉长沙太守张仲景灵应碑》记载：“南阳城东仁济桥西圣庙，十大名医中有仲景像。”

清代《南阳县志》记载：“宛郡（南阳）东高阜处，为张家巷，相传有仲景故宅，延曦门东迤北二里，仁济桥西，有仲景墓。”河南南阳的医圣祠经明清以后屡次修葺（其间也有毁坏），保存比较完整。

分布各地的十大名医祠中都供有张仲景的塑像，反映了中国民间对张仲景的崇敬与缅怀。医圣祠于本世纪50年代以后经不断扩建增修，已焕然一新，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后世多误认为张仲景稍早与华佗，现在典型代表是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郝万山，如果真是这样，就好解释了，也就是张仲景比华佗死得早，所以，曹操没法找张仲景给曹冲治病。“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伤寒杂病论汉长沙太守南阳张机序），“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仿安徽省亳县）人，约生于公元二世纪初叶，卒于公元208年前”，（《中藏经》中国中医药网），所以华佗之死早于张仲景。

所以文中“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后人多为“活人书者必仲景书也”，显然是一种误解，另外宋朝也有“活人书”。

《类证活人书》原称《伤寒百部》，穴·朱肱撰。成书于宋·元佑四年己巳（1089）至大观二年戊子（1108）,20卷，政和八年（1118），经朱肱重加校正，易名《南阳活人书》。

年累经刊刻，遂书又有《朱肱活人书》、《无求子活人书》、《增注南阳活人书》、《增注类证活人书》、《伤寒类证活人书》、《类证活人书》等名。卷幅亦多寡不一，常见21卷或22卷本，为伤塞类著作。

卷一至卷十一，以问答为体例，论述经络、切脉、表里、阴阳，剖析伤塞的各种相类证候，畅发促景之奥义；卷十。

8 关于医德的文言文

大医精诚

（节选自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原文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侧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责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智愚，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艰险、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其有患疮痘、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者，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是吾之志也。

释义凡是优秀的医生治病，一定要神志专一，心平气和，不可有其他杂念，首先要有慈悲同情之心，决心解救人民的疾苦。如果患者前来就医，不要看他的地位高低、贫富及老少美丑，是仇人还是亲人，是一般关系还是密切的朋友，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包括中外），是聪明的人还是愚笨的人，都应一样看待，象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替他们着想；也不能顾虑重重、由于不决，考虑自身的利弊，爱惜自己的性命。见着对方因疾病而苦恼，就要象自己有病一样体贴他，从内心对病人有同情感，不要躲避艰险，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寒冷或暑热，饥渴或疲劳，要一心一意地去救治他，不要装模做样，心里另有想法，嘴里借故推托。做到这些，就可以成为人民的好医生。若与此相反，就于人民无益而有大害……有人患疮疡、泻痢，污臭不堪入目的，甚至别人都很厌恶看的，医生必须从内心同情、体贴病人，感到难受，不能产生一点别的念头，这就是我的心愿啊。

按语孙思邈的《大医精诚》篇，开宗明义地提倡为医者必须要有医德，要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进而论述“大医”修养的两个方面：“精”与“诚”。“精”，指专业熟练；“诚”，指品德高尚。就是说，为医者必须医术精湛，医德高尚。

大医精诚 （全文）

张湛曰：“夫经方之难精，由来尚矣。”今病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藏六腑之盈虚，血脉荣卫之通塞，固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候以审之。而寸口关尺，有浮沉弦紧之乱；俞穴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异。唯用心精微者，始可与言于此矣。今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于至粗至浅这思，其不殆哉！若盈而益之，虚而损之，通而彻之，塞而壅之，寒而冷之，热而温之，是重加其疾，而望其生，吾见其死矣。故医方卜筮，艺能之难精者也，既非神授，何以得其幽微？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崄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自古名贤治病，多用生命以济危急，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损彼益己，物情同患，况于人乎！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良由此也。其虻虫、水蛭之属，市有先死者，则市而用之，不在此例。只如鸡卵一物，以其混沌未分，必有大段要急之处，不得已隐忍而用之。能不用者，斯为大哲，亦所不及也。其有患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者，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蔕芥之心，是吾之志也。

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曰病宜速救，要须临事不惑，唯当审谛覃思，不得于性命之上，率尔自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不仁矣！又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羞迭荐，食如无味，醽醁兼陈，看有若无。所以尔者，夫一人向隅，满堂不乐，而况病人苦楚，不离斯须，而医者安然欢娱，傲然自得，兹乃人神之所共耻，至人之所不为，斯盖医之本意也。

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偶然治差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也。

所以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于冥运道中，自感多福者耳。又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令彼难求，自炫功能，谅非忠恕之道。志存救济，故亦曲碎论之，学者不可耻言之鄙俚也。

9 关于文言文的句式什么是文言文的谓语前置句、宾语前置句、宾语后置

变式句（即倒装句） 现代汉语的句子成分的顺序，一般为“王—谓—宾”、“定（状）—中心词”，但在文言文中，在一定条件下，句子成分的顺序会发生变化的，这就是古汉语中的所谓倒装句，即指文言文中一些句子成分的顺序出现了前后颠倒的情况 现代汉语的结构：[ ] ，（ ） ||[ ] （ ） 倒 谓语前置句 宾语前置句 装 定语后置句 句 状语后置句 1、谓语前置句 古汉语中，谓语的位置也和现代汉语中一样，一般放在主语之后，但有时为了强调和突出谓语的意义，在一些疑问句或感叹句中，就把谓语提前到主语前面 怒吼吧，黄河！ 怎么了， 美哉，我少年中国！ 例①：“甚矣，||汝之不惠！”《愚公移山》 汝之不惠||甚矣！ ②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信陵君窃符救赵》） 公子能急人之困||在安！ 2、宾语前置 ①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宾语提前 三岁贯汝||[莫]我[肯]顾 忌||[不]自信 （古）之人||[不]余欺也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 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而良人||[未] 之知也 “时人||[莫]之许也” ②疑问句中代词作动词或介词的宾语，宾语提前（谁、何、奚、曷、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