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集大成

古代科学技术知识在先秦长期积累，到秦汉时逐步形成具有特色的体系，取得了诸多领先世界的辉煌成就。

《算数书》是最早的数学专著，《九章算术》是最重要的数学著作，它是西汉数学家张苍、耿奉昌等人在秦火残留的“九数”遗文基础上删补而成，与古希腊《几何原本》交相辉映。

汉朝有三家编制历法，落下闳等编制《太初历》，刘歆将其改为《三统历谱》，刘洪制《乾象历》。东汉张衡是伟大的科学家，发明了测定地震方位的地动仪和演示日月星辰的浑天仪，著有《浑天仪图注》、《灵宪》等。

中国最早以“地理”命名的著述是《汉书·地理志》，它开辟了沿革地理研究的新领域。

东汉的《四月民令》记载了农耕方法、时令等，《尔雅》把动植物进行了分类，《淮南子·主术训》总结了先秦环保政策。

秦汉是传统医学基础理论体系形成的重要时期，出现了系列经典著作，如《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导引图》、《难经》，在临床治疗方面，东汉后期出现了被称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理、法、方、药俱全的经典之作《伤寒杂病论》，作者是“医圣”张仲景，外科方面，神医华佗堪称代表。

秦汉时期人们物理知识日渐丰富，西汉刘安的《淮南子》、《淮南万毕术》和东汉王充的《论衡》包含有较多的力、声、光、电等知识。

《周易参同契》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炼丹著作，作者是东汉炼丹家魏伯阳。

汉朝出现伟大发明——造纸术，东汉宦官蔡伦对造纸术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四．分离中的融合

古代科学兴衰与王朝的更替并无必然联系，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又进入割据和纷争的年代，然而中国科学技术却在这时期取得长足进步。

北魏贾思勰所作农书《齐民要术》是农业科技的百科全书，他吸取前人成就，总结和发展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经验，内容包括农桑、林业、畜牧、养鱼等各方面约11万字。

北魏郦道元写成《水经注》，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水利科技成就，也是一部古代地理学名著。

魏晋时，古代数学进入理论奠基的新时期。刘徽的《九章算术注》和赵爽的《周髀算经注》总结了古代数学的辉煌成就。南朝祖冲之计算圆周率到小数点后七位，世界领先达千年之久，祖冲之的《缀术》已失传，魏晋南北朝还出现了《孙子算经》和《张丘建算经》。

著名晋代炼丹家葛洪是炼丹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总结了汉魏时的炼丹成就，写出了《抱朴子》。

这一时期医学发展特征是文献整理，出现了第一部脉诊专著王叔和的《脉经》，第一部针灸学专著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本草学的归纳总结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以及对《伤寒杂病论》和《难经》的整理、注释。

五．盛世的繁荣

隋唐五代，科学技术持续发展，但总的说来，唐代的科技成就与强盛帝国的浩大声威相比，尚不能说是相称。

唐代农业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茶叶栽培的勃兴。陆羽的《茶经》是对唐以前种茶经验的系统总结，是第一部关于茶叶的专著，后世称陆羽为“茶圣”。

唐代生物学家对动植物形态仔细观察，苏敬等编纂《新修本草》是我国早期的动植物形态图谱，唐代人们对海洋生物的生态、习性也有细致观察与描述，收在段成式《酉阳杂俎》和刘恂《岭表录异》中。

随着全国统一，对编纂全国和地方区域地理著作需求日益增长，虞茂的《区宇图志》等最为人称道，贾耽的手绘单幅全国地图《海内华夷图》也颇负盛名。樊绰的《蛮书》可以看出人们认识到了流水侵蚀作用，窦叔蒙在《海涛志》中对潮汐成因作出了解释，可见当时地理知识已到相当高的水平，玄奘的传世之作《大唐西域记》记述了沿途的山川、地形、土壤、水利、交通、农产等，在当时堪称举世无双的地理著作。

隋唐之际王孝通的《缉古算经》首次解三次方程，唐李淳风编纂从《九章算术》到《缉古算经》共十部，作为算学馆教材，史称《算经十书》，是中国古代数学奠基时期的总结。

隋唐时出现了许多杏林巨著，流传较广的方书是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各30卷；王焘《外台秘要》40卷。在药物学方面，出现了政府组织人力集体编写的《新修本草》。

中国练丹术在唐朝达到高潮，“长生丹药”盛行于世，理论上，阴阳五行学说盛行于世，炼丹著作层出不穷，梅彪所著《石药尔雅》中收录不少能治疗疾病的化学药品，到宋代，丹药经检验收入本草典籍，炼丹术后来日益衰落，十二、三世纪传入欧洲，另外，火药的发明应归功于炼丹家。

唐代出现了雕版印刷术，早期多印佛教经文。

六．科技高峰

宋朝的声威远逊于唐代，但就科学技术而言却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高峰，有人说，唐代是人文主义的，而宋代较着重科学技术方面。

宋代雕版印刷对后世影响很大，今日盛行宋体与仿宋体即为明证，宋代相继出现铜版印刷、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是世界印刷技术史上最重要的发明。

宋代航海事业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指南针的发明和广泛应用。

宋代地理学取得突出进步，地志的编写风行全国，《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等全国总志相继问世，郡县志更是不胜枚举。宋代地图制作空前繁荣，传世地图中，“淳化天下图”、“华夷图”、“禹迹图”都各有千秋。中国最早的印刷地图是程大昌的《禹贡山川地理图》。

宋代是南方水田耕作技术体系的形成时期，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水稻品种专志《禾谱》，作者是北宋曾安仁，宋代最有名的农学著作是陈的《陈农书》。

宋代出现许多动植物专谱，著名的有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范成天《梅谱》等，苏颂的《本草图经》是现有最早的动植物形态专著，宋代还出现了人体解剖形态图，吴简《欧希范五胜图》。

宋代医学全面发展，两宋有药物学著作80余部，以唐《新修本草》为底本，编成《开宝重定本草》等书，除官修本草外，四川出现两本重要本草著作，一是陈承的《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一是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后者是继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唐《新修本草》之后本草学的第三次重大总结。另外，宋慈的《洗冕集录》代表了当时世界法医学的最高水平，也是最早的法医学著作。

北宋成书的《河防通议》对黄河水势作出了系统总结，沈括《梦溪笔谈》首次讨论了流水的搬运、堆积作用。

11世纪上半叶贾宪著《黄帝九章算经细草》是北宋最重要的数学著作，秦九韶的《数学九章》是南宋最杰出的数学著作。杨辉是南宋著名数学家和教育家，也是元以前传世著作最多的数学家。

沈括是宋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科学家，他的综合性学术著作《梦溪笔谈》26卷，涉及数学、天文历法、地理、地质、气象、物理、化学、兵器、水利、动植物及医药等许多领域，反映了当时的科技水平，被李约瑟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沈括本人则被称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

宋政权高度重视农桑生产，著名的蚕桑著作有《耕织图》和《蚕书》。

《营造法式》是中国古籍中最早的一部建筑技术专著，为北宋李诫编修，它以图样和文字记录了宋代建筑的修造法规，佐以宋代实物，可知宋代建筑技术已达相当高的水平。

七．恢宏气象

元朝加强了中华各民族间的融合，促进了同欧亚各国的科技文化交流，中国的四大传统科学体系：天文学、数学、医药学和农学，都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元代连同两宋、辽、西夏、金各代统称宋元时期，这400来年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顶峰，为中华民族谱写了世界科技史上灿烂的篇章。

金元时期数学大师李冶完善了天元学（一元代数学），撰成《测圆海镜》，提出了简捷的列方程程序，天元术超过了同时期数学发达的印度和阿拉伯，李冶还写了深入浅出的《益古演段》，时人称之为“学者之指南”。元代数学大师朱世杰，有两部著作《算学启蒙》、《四元玉鉴》，创造了解高次方程组的方法，朱世杰达到了中国古代数学的最高水平。

郭守敬是元代杰出的天文学家，他创造了简仪、仰仪等天文仪器，编写了中国古代最优秀的历法《授时历》，他的一生洋溢着度越千古、巧思绝人的智慧。

金元时期医学最具影响者，当属“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学术思想核心是“火热论”，著有《素问玄机原病式》等书；张从正认为一切疾病均由外邪侵入；李杲认为一切疾病均由脾胃虚损所致，著有《内外伤辨感论》等书；朱震亨在元明医界影响颇大，著有《局方发挥》等书。

元代在中国农学史上留下了3部重要的书：一部是主管农桑水利的中央机构大司农主持编写的《农桑辑要》；另外两部是地方官王祯所撰《农书》和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

朱思本是元代杰出的地图学家，他的《舆地图》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八．余响不绝

朱明王朝采取思想禁锢，八股取仕政策，宋元时高度发达的天文学、数学等传统学科都出现了中衰现象。明中叶以后，一些才识卓越的知识分子仍在科学技术上作出了贡献。总的说来，明代科技是传统科技体系的尾声，缺少蒸蒸日上的活力。

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费信和巩珍分别著有《瀛涯胜览》、《星槎揽胜》、《西洋番国志》，记述沿途30多个国家的地理情况和风土人性，大大增加了中国人的域外地理知识。

明代著名科学家宋应星，所写《天工开物》，被誉为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书中记载农业、纺织、化工、机械等多种工艺技术，并附图123幅，是一部关于利用人力开发自然的“技术权威著作”（达尔文语），在科技史上有重要地位。

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是一部不朽的地理名著。《游记》记述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内容，尤其是对岩溶地貌及类型的描述和成因探求，最具科学性和代表性。

罗洪先据朱思本《舆地图》缩绘增广而成的《广舆图》是一部集全国总图、各省分图以及边图、河图、漕图和专题地图于一册的综合性地图集，支配明清地图制作200多年。

明末，《园治》、《长物志》两部造园著作问世，全面论述了宅园、别墅的营建原理和做法。著名的苏州园林之留园、拙政园、上海豫园、无锡拙政园都是明代园林。

明代出现大量兵书，重要的有戚继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焦玉的《火龙经》、郑若曾的《筹海图编》等，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明代兵器特别是火器的使用情况，反映了明代兵器的发展过程，特别是茅元仪的《武备志》，全书采历代兵书2000余种，是继宋朝曾公亮《武经总要》之后又一集大成的军事百科全书。

明末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除系统总结了中国的农田水利技术，还首次介绍了由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水利技术。还曾翻译过影响很大的《几何原本》，与人合译《泰西水法》，是明末中西文化交流的积极推动者。

明代药物学的代表人物是李时珍，他的著作是举世闻名的《本草纲目》，全书150万字，载药1892种，附方11096则，有图1109幅，既是药物学的集大成之作，又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博物学巨著。

元中叶以后，中国数学急剧衰落，明朝，随着珠算术的普及，出现了一批珠算著作，著名的有程大位的《算法统宗》。

九．暮鼓晨钟

明末清初，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然而中国只被动地接受了零星科学知识，鸦片战争后，西方科技潮水般涌入，逐渐改变了中国对世界的看法。

清代是印刷术集大成的时期，雕版、活字印刷都有重大成就。《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历史上最大规模木活字印书，刻成大小活字25万个。《古今图书集成》是历史上最大规模一次铜活字印书。清代的《武英殿聚珍版程式》是继王祯《木活字印书法》以后又一部讲述印刷的专书。

清代农书种类很多，大都涉及纺织，其中《棉花图》是中国古代棉业成就的集大成者，记录了清中叶以前棉作和棉织生产技术的经验。

中国古代烟火制作长盛不衰，清代赵学敏的《火戏略》、《帝京岁时纪胜》分别记叙了制作、燃放盒子灯的状况。

明清之际吴有性所著医书《温疫论》逼近现代传染病理论体系，清代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一批治疗温病的专家，即“温病学派”，代表著作有叶桂《温热论》等，另外，清代医家从人体解剖学角度对前人错误进行批评，如姚德豫《洗冕录解》、王清任《医林改错》。

清光绪年间在永定河成立的河工研究所，是中国最早的水利教育机构。清代完成的重要水利典籍有傅泽洪和郑元庆的《行水金鉴》、黎世序和俞正燮的《续行水金鉴》，对历代水利文献作了系统总结。

康熙爱好数学，御定《数理精蕴》53卷，全面系统介绍当时传入的西方数学知识，乾嘉时期，掀起整理中国古典数学的高潮，李潢的《九章算术细草图说》，沈钦斐和罗士琳分别作的《四元玉鉴细算》都是有分量的古算书注释著作。清中叶中国数学的开创性工作有年希尧的《视学》，论述了透视学和画法几何；焦循的《里堂学算记》明确了基本运算律；李锐《李氏算学遗书》在中国首次讨论了“开方说”，清末出现数学大师李善兰，是中国解析几何与微积分学的开拓者；华蘅芳，写出《行素轩算稿》，是清末数学夜空中的明星，李、华二人都翻译了大量西方数学名著。

吴其的《植物名实图考》分38卷，1714种植物，1800幅图，成为收载植物种类最多的著作，代表中国传统植物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也反映了植物学由附属于农学，医药学而最终走向独立。

清代是传统地理学向近代地理学过渡的时期，清末曾利用西方先进的仪器和测量方法进行经纬度实测，康熙还曾亲自领导地图测绘工作，中外合作，绘成享誉中外的康熙皇舆全览图，乾隆主持绘成乾隆内府舆图，成为后世编绘地图的重要依据，魏源的《海国图志》是以地理论述为主的世界地理著作，为近代中国地理学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就在大清帝国沉迷于“天朝大国”的虚骄心态固步自封时，欧洲的社会革命、产业革命正方兴未艾。在清朝前期200年里，欧洲完成了以牛顿力学体系为标志的近代科学革命，又实现了以蒸汽动力为核心的近代技术革命。两次鸦片战争所显示的先进与落后的强烈反差，使中国的开明人士不得不对西方科技与器物另眼相看，东方睡狮渐渐睁开了双眼。

中国有姓过的。

过姓(guō xìng)，是个古老而又少见的姓氏。主要分布在江南苏锡常地区和浙江嵊州、海盐，安徽蒙城，山东巨野，特别是无锡、苏州。

起源于夏代名门望族，以官职为氏，为古代占卜后审阅占卜准确性的官员，以羽毫石为家族护身法物。此姓氏后裔有5大特点，第一是舌头两侧有牙齿痕迹，称作齿痕舌。第2特点耳朵下面和后面有明显黑痣。

                                                                 过家鼎（右一）

扩展资料：

过姓的由来传说

源于姒姓，出自夏朝诸侯国过国，属于以国名为氏。古寒国被大禹建立夏王朝时所灭，之后大禹封自己子侄到原寒国过邑，建有姒姓过国，故址在今山东省烟台市下辖的莱州市一带。

后由于维护夏王朝的统治，支持夏王姒相对抗寒浞，因此为东夷族首领后羿的家臣寒浞之子寒浇所灭。

灭国后的姒姓过国公族子民们，有以失国之名为姓氏者，称过氏，亦是非常古老的姓氏之一。据说，该支过氏族人后有因避难去“辶”底改为称呙氏者，后再简为呙氏，皆世代相传至今。姒姓过氏族人皆尊奉大禹为得姓始祖。

-过姓

汉孝子董永及其故里的考证

董永与天仙女的故事，经过历代文学作品的加工宣染，在我国广为流传，近两千年来有口皆碑，经久不衰。，作为一个平民布衣出身的孝子，不但群众爱戴，视为楷模；而且一些文人也在诗词、戏曲中加以歌颂，引为重要的创作素材。如曹植的《灵芝篇》、元杂剧《织锦记》、《百日缘》，后来的黄梅戏《天仙配》等等，都取材于董永与天仙相配的故事。可见，董永其人在我国的影响何等久远和广泛。

尊敬老人，赡养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优 良传统，也是我们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董永，对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对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那么，董永是文学人物还是历史上确有其人，其故里何处，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探讨的。

董永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历史人物。他生活在汉代，至今已两千年左右。汉朝建立以后，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思想领域中儒家学说占据了统治地位。由于统治阶级极力地推广和倡导，作为儒家学说的核心——孝，成为社会生活中各阶层普遍遵循的道德规范，直到东汉乃至后代，其影响也是相当深刻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出现象董永这样的孝子，是很自然的，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可信的。

现存的资料也证实了历史上董永其人的真实性。山东省嘉祥县武翟山的武氏墓群石刻历史文物就向我们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在其中的武梁石室第三石第二层右数第三个画面即刻董永鹿车载父，田间劳作情景：树下一鹿车，上有小罐，大概是田间劳作盛水之用，一老人坐于车上，左手执鸠杖，右手前伸，似是指点董永劳作。老人上方刻“永父”二字。其左为董永，右手执农具，回首望其父，身旁刻“董永千千乘人也”六字。董永左边有一兽，体态粗壮，大耳如扇，长鼻高昂，是一象；董永右上方横一图案，有翼，有花纹，作飞舞状，当是一鸟。《越绝书}说：“舜死苍梧，象为之耕；禹葬会稽，鸟为之耘。”此即“象耕乌耘”之意，内含“耕耘”二字，是董永“肆力田亩”，田间劳作的形象注脚。

武氏墓群石刻，也称武氏祠、武氏石室等，是东汉时武氏家族的墓地。清代陆续出土。武氏一家，是东汉末年的官僚地主家族，“世代为官，势力煊赫，家财宏富，故有条件修建富丽堂皇的墓祠”。武氏祠，据其石阙铭文记载，建于建和元年(公元147年)，数十年落成，竣工至迟不晚于公元200年。墓群石刻取材广泛，内容丰富，是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宝贵资料。武氏祠的石刻画多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人物和故事，如荆轲刺秦王、管仲射小白、二桃杀三士等。其修建时间，与董永同代，时间甚近，而且点明了董永的故里，证实董永确为真实的历史人物，是可靠的佐证。再者，武氏祠中的董永石刻画面的内容，与一些文字记载是一致的，故董永实有其人是可信的。

三国时期，魏曹植在《灵芝篇》中也写了董永的故事：“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债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这是我国最早取材于董永故事的、有署名的文艺作品。可见，远在三国时期，董永的故事已广为流传。

西汉末年，刘向的《孝子图》亦有董永的记载。此书已亡佚，有关董永故事的记载仅见唐《法苑珠林》和宋《太平御览》的引文。《太平御览》引文如下：“前汉董永，干乘人，少失母，独养父。父亡，无以葬，乃从人贷钱一万。永谓钱主曰：‘后无钱还君，当以身作奴，……”有人以为刘向为前汉人，他怎能予知有后汉呢怀疑《孝子图》系后人伪托。《法苑珠林》卷六二对《孝子图》的引文稍有不同：“董永者，少偏枯，与父居，乃肆力田亩，鹿车载父自随。父终，自卖于富公以供丧事。……”此段文字与《太平御览》所引《孝子图》不尽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法苑珠林》的引文中没有“前汉”二宇，这就不好说《孝子图}为后人伪托。《南史》卷二十二中有这样记载：“慈字伯宝，年八岁，外祖宋太宰江夏王义恭迎之内斋，施宝物资所取，慈取素琴、石砚及《孝子图}而已。”可见南北朝时尚有此书，如果说只有对董永的记述是后人妄增，似乎证据不足。《太平御览》引文中的“前汉”二字，是否为当时编者不慎误增，也不无可能。刘向是西汉末年人，如果《孝子图》的记载是真实的，那么董永当是西汉人，再说《孝子图》即使是后人伪托，也是比较早的，亦有重要价值。

东晋史学家干宝把董永故事收在自己的《搜神记》里。他根据民间传说，经过加工整理，写成了《董永》篇：“汉董永，干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首段文字与《法苑珠林》所引《孝子图》如出一辙。后边就是董永葬父后，道遇仙女，求为妻，俱至钱主，十日织缣百匹，助永还债，事毕，凌空而去的故事。董永故事经过干宝的加工已比较完整丰满，其情节、人物，都有所发展，为后来的戏曲等文艺创作取材所本。

一些辞书和类书也大量地记载了董永其人。

清《古今孝子所见录》收有董永，并载“东汉董永，青州人。”

《中国人名大辞典》把董永列为我国历史名人载入。在“董永”条下载曰：“董永，后汉干乘人，少失母，奉父避兵，流寓汝南，后徙安陆……”此处增加了“奉父避兵”南迁之说。

《蒙求》一书，也收有“董永自卖”，旧注云：“汉董永，少失母，养父，家贫佣力。至农月，以小车推父置田头树荫下而营农作。……”这里对历史上实有董永其人是肯定的。

台湾所编《中文大辞典》对董永其人也持肯定态度。文字与《中国人名大辞典》基本相同。

明代“记周秦及南宋名人”的《尚友录》一书，收录了董仲其人，并说董仲为董永之子。《辞海》介绍《尚友录》是“汇编历代人物小传”。 (中文大辞典》介绍《尚友录》说．“古来人物略具于是，以较史籍易于检查，旧时多乐用之”。

被称谓“一方之信史”的地方志也大量地在“人物志”中记载了董永其人。如山东省《博兴县志》、《乐安县志}(今广饶)》《鱼台县志》、湖北省《孝感县志》、江苏省《东台县志》等等，都将董永列为历史名人载入。所载董永故事多与《搜神记·董永》大同小异。固然，旧时修志有乱拉历史名人的弊习，但这样广大的地区，都将董永视为历史人物载入志中，肯定了历史上确有董永其人，似亦不可忽视。

以上历史文物、类书、辞书以及地方志等资料，都肯定了董永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尤其是武氏祠的文物资料，可靠性更大。但是，对董永其人也有人持否定态度。如《辞海》即认为董永“是文学故事人物”。历来否定董永其人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董永其人正吏无载。我们认为，在封建社会里编写的正史，主要是为封建统治者尤其为统治者的最高阶层树碑立传的，就是郡守、县令等较低一些的官僚也很难爬进正史的门坎。如上文提到的嘉祥县武氏家族，世代为官，尚且不见正史，何况董永一个平民布衣，正史无载，这并不奇怪。历史上正史无载的人物岂可胜数，若以正史无载为由而否定其存在，就难免有偏颇之嫌。

董永故事属神话传说。诚然，董永故事有着浓厚的神话色彩，但这也不能成为否定董永其人的理由。历史上，我国劳动人民往往将自己敬仰、爱戴的历史人物加以神化，以浪漫手法编成神话故事加以传播，以劝化人们积德向善，也表达了人们对这些历史人物的敬爱之情。而有些民间传说，也往往是根据历史上实有的人物，经过艺术加工成为完整故事的。如大禹治水的故事、包拯探阴曹、关公显圣等等，都带有浓烈的神话色彩，可谁又能否认他们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呢？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董永故事带有神话色彩，就否定董永其人的真实存在。董永也正是依赖这浪漫的民间传说，才流传下来的。

董永既然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那么，其故里何在呢？诸说基本相同。东汉时代的武氏墓群石刻中，董永故事画面就点出“董永，千乘人也”。另外，《孝子图》、《搜神记》、《中国人名大辞典》及《中文大辞典》也都点明了董永是汉代千乘人。干乘始于战国时期，“以齐景公有马千乘，常猎于此而得名。”在汉代为郡，县名。干乘郡与干乘县其治所均在今高青县境东部，东邻今博兴县。

高青县现存志书中，均无有董永的记载。《博兴县志·人物志)中载：“董永墓在今崇德社(今陈户镇)去墓数里有董家庄，永故宅也。”董家庄在今博兴县陈户镇，位于县城北二十余华里，西去汉千乘县城遗址三十余华里，在汉代属千乘郡干乘县地。董家庄即董永故里，博兴县志所载与上文辞书、类书、武氏祠等诸说是吻合的。

董家庄原有董公庙，《山东通志)说“董公庙在城(今博兴县城)东北三十里祀董永”，即指此也，今庙已不存。《通志)还说：“仙孝祠在西门内，祀汉孝子董永。”仙孝祠建于何时不详，明代王为邦《仙孝祠记，中说：“本邑在董仙旧址，当日窘身葬父、神女助织，孝声至今著也。我侯建祠绘象……”。文中，我侯，即指当时博兴县知县翁兆云。原祠已圮，明代知县翁兆云重修。康熙四年博兴知县蒋维藩又重建，现已无存。康熙五十八年《博兴县志》载，董永墓在崇德社。今属陈户镇，原有墓碑，因日久年深，碑已不存。民国二十五年县长张其丙重立墓碑一块。此碑尚存。

以上资料，充分证实了博兴县陈户镇董家村即汉孝子董永故里。尽管旧的地方志有乱拉名人的积习。但是，一些县志仍然肯定了董永原籍为山东省博兴县。如山东省的《鱼台县志，载：“董永墓，旧志载，治西南三十里。按“董永，青州博兴人，流寓德安，佣身葬父，感仙姬为偶事脍炙人口，虽妇人女子咸能言之，而葬鱼台无考。”这里肯定了董水为博兴县人。再如湖北省的《孝感县志》载：“董水，青州干乘人，今山东博兴县。……”一九八三年，孝感地区编写的《孝感地区概况)在“著名人物”栏中写道；“董永，东汉末，青州干乘人，今山东省博兴县，因黄巾起义，由山东流寓今湖北孝感……。”孝感市于一九八四年在市内所建“董永公园”中，在“孝子祠”前介绍说：“董永，青州千乘人，今山东省博兴县。……”董永故事在湖北孝感县流传甚广，影响颇深，并建园立祠纪念他。但是从《孝感县志》到《孝感地区概况》，只说是董永由山东流寓孝感，都肯定董永原籍是山东省博兴县。

当然，把董永说成本邑名人的地方志亦有之。如清雍正年间的《乐安县志》(今山东广饶县)，即把董永视为乡贤。，该志“古迹”篇中载：“董永祠，在城西太和庄，去家甚近，子孙至今承祀不乏。”查志中所说董永祠位于今广饶县西部，在汉代当为利县地，而利县属齐郡，而非干乘郡。广饶县到隋代始侨置干乘县，比董永生活的年代晚了五百多年。说董永故里在今广饶县，显然无据。再如江苏省《东台县志》载：“董永，西溪镇人。”所载董永故事基本引用《搜神记》原文，只是改“千乘”为“西溪镇”。并说“今西溪镇永与父墓并在。”但志书的编者又在后面的按语中写道；“永事见《太平御览》所引刘向《孝子图》，其辞云：董永千乘人，……今向《图》不传，史家亦不著于录，而千乘郡乃今山东青州府北镜，何以又为县之西溪人耶”志书的编者对董永为西溪人的说法就提出了异义，持否定态度。这一说也难以自立。

综上所述，董永故里为山东省博兴县已无疑问。但是，清道光二十年《博兴县志}的编者没有进行实地考查，以为旧志董永墓一说在崇德社，一说在龙河洼，而对董永故里博兴提出了质疑。经实地考查，博兴县境董永墓只有一个，其地当时属崇德社(现陈户镇)，而群众习惯上称为龙河洼，是同一地点两个名称。该志中此谬误，是由当时志书编者的浅陋和粗疏造成的。

董永的传说遍布我国数十省，董永遗址与纪念物，如董永墓、董永祠、董公庙等等，也不胜枚举，尤其江淮地区，流传更广，影响也颇深。

既然董永故里在山东，那么董永的传说何以在江淮地区有如此广泛的传播和影响呢？董永是否曾经南徙，众说不一。《中国人名大辞典》主张董永曾经南徙，其“董永”条下载曰：“后汉千乘人，少失母，奉父避兵，流寓汝南，后徙安陆……”《中文大辞典》亦采此说，“董永”释文与《中国人名大辞典》相同。这里只说“奉父避兵”，没有说明董永南徙的年代。清康熙三十四年《孝感县志}载“董永，青州干乘人，今山东博兴县。早丧母，汉灵帝中平中，黄巾起，渤海骚动，永奉父来徙……”清光绪五年《孝感县志》又照漀潬X搬了此段文字。这里“避兵乱”的年代和历史背景比较明确，“兵乱”指黄巾起义。然而，黄巾起义暴发于东汉光和七年(公元184年)，比嘉祥县武氏墓群石刻修建时间晚了三十多年。董永是不可能在黄巾起义时流寓安陆(今孝感)的。现尚未见到其他资料有董永南徙的记载。但并不完全排除董永有南徙的可能。

董永故事所以在江淮流域流传甚广，只据现已掌握的资料从其流传的过程进行考查。其故事的传播，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在汉代，儒家学说占据了统治地位，统治阶级以“孝”教化其民，作为孝子的董永，也就成为人们道德上效仿的楷模，很快流传开。董永故事首先在山东流传，继�!F<�!DA��!D3%G1饔!F2�!E3%GE!AA�!AB颉�!A3%G9%B@�!AB%GA!A1�%GF!E9%GF!D8%GE�%GA�%G4!B9%G8!BA石刻中的董永画面，三国魏曹植的{灵芝篇》，即是董永故事在山东继而在黄河流域传播的反映。在三国以前，尚未见到江淮流域有关董永故事的记载。

东晋时期，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袭，黄河流域战乱频仍，长期分裂，社会极不安定，大批士族和平民相率南迁，到长扛流域定居下来。这样，也就将董永的故事带到了我国南方，尤其是长江流域。董永故事也就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这大半个中国的土地上广为流传。《搜神记·董永》，亦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这应是董永故事流传的第二个阶段。

南朝刘宋建立以后，元嘉三十年(公元453年)宋文帝的太子刘劭杀宋文帝自立，改元太初，历史上称其为“元凶”。宋文帝第三子武陵王刘骏起兵讨劭。因劭弑父，刘骏以“孝”为号召，收买人心，兵力大盛。刘骏沿江东下，到达新亭(今南京南)即位，其年号也以“孝”名，为“孝建”，死后谥号“孝武帝”。刘骏凡二十八子，其“字”也以“孝”排，如孝师、孝德、孝良、孝烈、孝贞、孝善、孝英……等。由于刘骏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提倡孝道。所以，为“诸德之本”的孝在社会上蔚然成风。就在孝建元年，析安陆置孝昌县(后改孝感)，亦倡孝之意。作为孝子出身的董永，当然地成为社会上最受推崇的历史人物之一，董永故事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董永墓、董永祠、董永庙等有关董永的遗迹和纪念物，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相继出现。由于南朝宋的统治者以行政手段进行倡导，所以董永故事流传之广，影响之深，董永遗迹、纪念物之多，都超过了黄河流域。

董永

董永 东汉时人，据历代县志及《大清一统志》所记，均载为今博兴县人。其里

居当系县城南5公里的董家村。

董永早年丧母，与父亲董还如相依为命，以种田为生。灵帝中平年间 (184～189

年)，山东青州黄巾起义，渤海骚动，董永随父亲为避乱迁徙至汝南(今河南省汝南一

带)，后又流寓安陆(今湖北省孝感市)。董永的父亲病亡，无力埋葬，向人借钱1万，

言定日后做钱主的奴仆，以身抵债。董永扶亡父灵柩回乡，葬于城北。在返回偿债途

中， 路遇一女子，愿做董永的妻子。二人同至钱主家，女子一月之内为主家织绢300

匹，偿还了欠债。三国时诗人曹植的《灵芝篇》单咏此事：“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

遗，举假以供养，慵作致甘肥。债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

机。”对于董永妻的所为，民国廿四年《续修广饶县志》说：“抑古侠女者流之行径”。

明嘉靖三年(1524年)，乡贤祠内即供有董永的牌位，后又在太和村建董永祠，董

氏后裔岁时致祭。董永后裔分三支，长支在太和村，存有董永影像；有一支迁居博兴

县垄注河村，故董永墓在垄注河。

神话传说中的董永

董永，汉代千乘董家庄（今属博兴县陈户镇）人。家贫，自幼丧母，靠自己种地劳动养活父亲。董永每去田间劳作，则以小车推着父亲，放到树荫下，并备有水罐，为父解渴，过着父子相依为命的生活。父死，无钱治丧，永便自卖其身以葬父。后人传为佳话，拥永为孝子楷模，列为二十四孝之一。为宣传之需，将董永作为文学创作题材，并加以神化，遂有董永至孝、感动天地、仙女助织还债的故事。传至现在，脍炙人口，妇孺皆知。

董永与七仙女的美丽传说传承至今，影响、熏陶了一代代的华夏儿女。有关这一传说的著作也不断出现，如孝感市董永传说研究会编写的《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晓黎、巫玉编写的《董永与七仙女》，周濯街编著的《七仙女正传》、立波编著的《天仙配》等等。

著名演员胡歌曾在《天外飞仙》中饰演董永。并获得好评。

胡歌版董永又叫童远,地瓜。]

董永与七仙女考

董永与七仙女的传说可谓家喻户晓。1950年，这个传说有赖于安庆拍摄的黄梅戏**《天仙配》而大扬于天下，黄梅戏是产生于安徽省安庆市的主要地方戏曲。2002年10月26日中国邮政局发行的一套邮票《民间传说———董永与七仙女》，更是扩大了这个传说在当代生活中的影响度。但是，自古以来，人们对传说中的两个主人公董永与七仙女的来源则不甚清楚，一般认为故事成型于戏曲胜地怀宁黄梅山区流行的传奇《董永遇仙》。董永一角是来源于历史人物还仅是传说人物？唐宋以来，博兴、广饶、孝感、丹阳、东台、通州、蒲州、河间等地都称有董永遗迹，可见人们并不认为董永是可考的历史人物。至于七仙女，至今仍有人将之混同为织女，到头来，董永与牛郎之间的关系便难以理清。

董永遇仙传说发生于东汉中叶，支持这个结论的可靠材料过去只发现了三条，第一条见于东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修建的今山东嘉祥县境内的武梁祠石刻，该石刻上有董永孝养父亲的画像，但是画像中还没有出现仙女的踪影。第二条是魏曹植乐府诗《灵芝篇》：“董永遭家贫，父老无财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责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第三条见于东晋干宝《搜神记》卷1：“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董永上工的路上遇到一个女子，那女子要与他成亲，董永推脱不了，便一同来到主人家。妇人“能织”，“一旬织缣百匹”。帮助董永偿清债务后，便与之告别了。临行之时，她向董永交了底：“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上帝令我助君偿债尔。”

其实，董永是实有其人的。笔者发现，历代史料中至少记录了四个名叫董永的人。第一个董永记在《汉书》卷17《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中。有一个叫做董忠的人，因为告发别人的一个阴谋而立功，被汉宣帝封为高昌壮侯。后来他的儿子董宏、孙子董武又相继为侯。西汉末年，董武为王莽所废。幸运的是，27年之后，东汉光武帝为了收买人心，复封被王莽所废的西汉故侯时，建武2年（公元26年）高昌侯第四代（玄孙）董永又被朝廷找到，再度封侯。《汉书》明确记载，董永生活于“千乘”（今山东青州，即高昌侯国所在地），与《搜神记》所记完全一致：“汉董永，千乘人。”因这条材料记在《表》中，且非常简略：“侯永绍封”，历来不为人所知。第二个董永生活在东汉末年。最早记下这个董永名姓的材料首见于南宋人娄机所撰的《汉隶字原》卷1：“孟郁尧庙碑阴。碑云：刊碑勒谍。碑皆载仲氏父祖兄弟子孙所历所终之官，独有一董永为异姓。”若此碑文所录不误，可以确定，公元167年左右今山东曹县（济阴）之地有一位大约五十上下的乡绅董永其人。第三个董永在唐代，《新唐书·孝友传》记载河间有一个孝子董永，曾受到朝廷旌表。第四个董永在宋代，《宋史·董槐传》的传主董槐是南宋的名相，他的父亲叫董永。

以上四个董永，只有两汉之间的那个董永最有可能是传说主角的历史原型。董武被废后不久，正逢乱世，山东犹受其害，董武父子生活艰难自不必说，即所谓“董永遭家贫，父老无财遗”。所谓“遭”家贫，只能说明原先董永并不家贫，后来因发生变故，所以致贫；如若原就贫寒，父老岂有“遗财”？董永在贫寒中能“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正是他孝行的体现。

高昌侯董永与传说中的董永之间至少有五点重要的吻合之处：（一）二人姓名相同。（二）从时间上看，前者与武梁祠壁画，曹植、干宝的记载均不矛盾。（三）从地点上看，前者与武梁祠画像题记、干宝《搜神记》所记完全一致，皆为“千乘人”。（四）二人都与“孝”有关。尽管高昌侯董永的孝行只是笔者的推测，但“孝”作为高昌侯的传家宝却是史实，所以这种推测有合情合理的一面。（五）二人的生活条件有相似之处。高昌侯董永在父亲被废之后、自己未封之前，有27年的贫寒生活经历；传说中董永家境本来似乎不贫，后来才破财。因此可以认为，董永遇仙传说极有可能是以两汉之间的历史人物高昌侯董永行孝、封侯的史实为材料，杂糅东汉时期的神仙观念而形成的。因后人不知它的历史渊源，所以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失真，以致到了东晋时，干宝只听说董永“少偏孤，与父居”的故事，而对他的家世则一无所知了。

至于七仙女，曹植之诗称她为“神女”，《搜神记》中她自称“天之织女”。而在《搜神记》成书的东晋时期，牛郎织女的传说已经成熟并得到广泛的传播。今存晋代到唐代的董永遇仙传说材料几乎是空白，也许正好说明牛女传说的巨大影响抑制了董永传说的传播。之所以会这样，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既然牛郎已经与织女结缘，那么董永怎能再与之结为夫妇呢？

敦煌残卷《董永变文》是一篇重要的文献。变文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织女已经从一个演变成三个了！董永的儿子董仲长到七岁，受人羞辱，要找母亲，一个道士孙宾告诉他说：“阿耨池边澡浴来，先于树下隐潜藏。三个女人同作伴，奔波直至水边旁。脱却天衣便入水，中心抱取紫衣裳。此者便是董仲母，此时纵见小儿郎。”织女变成三个的契机，一方面是为了与牛女传说划清界线，另一方面也是以天上星象为依据的。织女星本有三颗，位于银河岸边，三星呈三角形排列。虽然有了三个织女，到底还不能与牛郎之妻截然分开，也不能确认哪一个织女是董永之妻。到了宋代，这个问题才得以彻底解决。

明代人所编的一部载录宋元旧话本的小说集《清平山堂话本》在中国早已失传，20世纪初由日本传回国内，书中保存着一篇完整的话本小说《董永遇仙传》。董永的儿子董仲舒为了寻母，道士严君平指点道：“难得这般孝心。我与你说，可到七月七日，你母亲同众仙女下凡太白山中采药，那第七位穿黄的便是。”董永所遇的仙女第一次成了“七仙女”。从此之后，明清以来的各种地方戏中，董永所遇的仙女都叫七仙女了。织女一下子变成了七位，那么在天上，她们又是什么星宿的化身呢？

笔者发现，在中国古代星象学中，天上以“七星”命名的一共有十三组：北斗七星、紫微垣华盖七星、太微垣常陈七星、天市垣七公七星、东方亢宿折威七星、北方女宿扶筐七星、北方危宿车府七星、西方奎宿外屏七星、西方奎宿天溷七星、西方昴宿昴七星、南方鬼宿天狗七星、南方星宿星七星、南方轸宿青丘七星。这些星宿都有自己的特定功能，其中北方女宿扶筐七星的功能是：“东七星曰扶筐，盛桑之器，主劝蚕也。”（《晋书·志一》、《隋书·志十四》）、“扶筐七星，为盛桑之器，主劝蚕也，一曰供奉后与夫人之亲蚕。明，吉；暗，凶；移徙，则女工失业。彗星犯，将叛。流星犯，丝绵大贵。”（《宋史·志三》）

得名较迟的“扶筐七星”，首见于《晋书》，而《晋书》、《隋书》均为唐人所修，则此星大致得名于六朝之后。唐宋时期，扶筐七星的主功能是非常明确，为人间桑蚕、纺织的主星神。因七星相围如采桑之提筐，所以得名“扶筐”，即“盛桑之器”。《宋史·志三》还说：“织女足常向扶筐，则吉；不向，则丝绵大贵。”元人所修的《宋史》对之记录甚明，可知当宋末元初扶筐七星主桑蚕之功能在民间定有流播。而首出七仙姑的《董永遇仙传》正出于宋元之际。可知，扶筐七星的纺织功能及吉凶预兆上的反映正是七星姑形成的星辰源典。这种民俗认定与宋元话本《董永遇仙传》中首次出现七仙女身影在时间与寓意上都是非常吻合的。因此，唐宋之后，民间观念中织女与七仙女才能不相混同，牛女传说与董永传说则自然分离开了。

不过，今天民间观念中的所谓“姑儿星”，其实指的是昴七星（昴星团），但在唐宋时代，这种观念还没有形成。唐代人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说：“昴七星为髦头，胡星，亦为狱事。明，天下狱讼平；暗为刑罚滥。六星明与大星等，大水且至，其兵大起；摇动若跳跃者，胡兵大起；一星不见，皆兵之忧也。”可能是，后来人们因为找不着“七仙女”的星宿身份，便将之附会到看上去挤成一团的昴七星身上。

董永和七仙女的儿子

董永和仙女生的儿子，《董永变文》叫董仲，《董永遇仙记》改为董仲舒，明代《董永宝卷》叫董震清，“挽歌”《槐阴记》也叫董仲舒，评讲《大孝记》叫仲书，其弟（赛金生）叫仲遗，弹词《槐荫记》叫天保。仲书其实就是仲舒。董仲舒是汉代大儒，生于河北，对汉武帝“黜百家，独尊儒术”起了很大作用，也是汉代“以孝治天下”的积极主张者和推动者。把董仲舒说成董永的儿子，是可笑的，但这正是这类讲唱文学作品的特色。更有意思的是，到戏剧文学出现，给董永当儿子的还加上了东汉末年的董祀、董卓、董奉等多人。董卓是大奸臣，历来是反派人物，豫剧《张七姐临凡》却让他做了董永的儿子。还有的说董永的儿子小名叫祀，官名叫仲舒，把前汉、后汉的两个名人捏在一起。

董永的出生地也是这样。按《搜神记》，董永是千乘人，可是没有一部讲唱文学和戏剧文学说董永是古千乘、今山东博兴人，全部是由作者虚构的。话本《董永遇仙记》说是“淮安润州府丹阳县董槐村”，《董永宝卷》说是“祝州府万阳县普州村”、“挽歌”《槐阴记》说是“黄州孝感县杏花村”，评讲《大孝记》说是“湖广黄州府麒麟县董家村”，弹词《槐荫记》说是“湖广润州丹阳（后改孝感县）董家村”。最近在旧书摊上买到一个名为《董永卖身》的手抄本，开头叙董永的身世：“昔日有个董治普，家住胡（湖）广得（德）安府，端阳县内落下户，生下董全生董清，董清又生董彦珍，五辈玄孙叫董永……”有籍贯，有祖孙五代的名讳。这还只是很小一部分。文学作品给董永虚构了一个籍贯，正好跟一些地方的地名相同，他们便以为董永真的是在那里出生。董永是大孝子，人们把他说成本地人，就是给自己增光。即使讲唱文学和戏剧文学中没有提到，一些地方志也会把董永说成本地人。这是另外一些县志说董永是本地人的来由。

游戏中的董永

游戏人物，是韩国街机游天罡超人中的角色

不同版本的角色名

韩国版：董永（韩文）

欧洲版：DONG-YONG

日本版：董永

台湾版：董永

中国大陆版：汉董永

美国版：DONG-YONG

西班牙版：（不详）

官方资料：董永原是董家村人，人族、妻春喜。在路上与紫儿发生武力冲突，紫儿失手打死春喜，故董永和紫儿是宿命敌人。

四方区始建于1951年，系沿用原四方村之名。

600多年前，四方地区隶属莱州府即墨县管辖。相传明朝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始，即有云南等地移民陆续迁徙来此定居，逐渐形成了错埠岭、洪山坡、徐家坡、徐家村、吴家村、湖岛村、小村庄、四方村等村落，历代均属即墨县管辖。

相关史料，当从《即墨县志》中获得。

有人认为华胥国真实存在过，也有人认为华胥国真实存在过，只是神话传话或文学创作的。

以下是具体的解释：

华胥国又称华胥古国，是上古时期中华大地上一位杰出的母系氏族的女首领华胥氏所创立的国度，其相关的101处遗址在今天的陕西省蓝田县境内残存着，现在急需开发保护。

华胥国，传说中虚拟的理想国度，最早见于《列子·黄帝》。华胥氏作为华胥国的女首领，“其治国有方，民无嗜欲，自然而已，是为盛世乐土“。人文始祖轩辕黄帝为追求治世强国，梦寐以求地希望能够复兴华胥国的辉煌，于是有了”黄帝梦游华胥之国，而后天下大治“的典故。

《列子·黄帝》中黄帝梦游华胥的典故，自春秋末年或战国初年流传以来，又经西汉刘安《淮南子》、东晋张湛的《注语》，把黄帝塑造成了一个有美好理想追求的人物，以浪漫的精神表现出来。“梦游”成为追忆往事恍如梦境的用语。唐代诗人李商隐“不见华胥梦，空闻下蔡迷”，宋代孟元老著《东京梦华录》即是此意。

从现代考古学和人类社会学研究可知，华胥氏是距今八千多年前的母系氏族的一支，生活在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的渭河流域，是当时社会生产力的代表。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蒙昧时期的母系氏族社会的自然、淳朴、和谐成为文明时代提倡清静无为、返璞归真、小国寡民的道家的社会理想，于是便有了华胥国的社会模式。

华胥国位于今蓝田县华胥镇，《纲鉴易知录》载：“太昊之母居于华胥之渚。”注云：“华胥，在今陕西兰田县，小渊日渚。”又据《竹书纪年前编》：“太昊庖羲氏，太昊之母居于华胥之渚，履巨人迹，意有所动，虹且绕之，因而始娠。”徐文靖笺：“按，华胥，地名，在陕西蓝田县。小渊日渚。”大体而言，古华胥国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约20公里的蓝田县华胥镇。至今华胥镇保留有一块关于记载三皇功绩的碑石，其中一通碑石上，中间有华胥国三个大字，左边有伏羲肇娠右边有黄帝梦游的字样。

西安市文史研究馆的张中和认为：大量的史载、遗物，可资佐证：三皇时代的部落中心即华胥国。华胥的姓氏为风，是现西安市蓝田人。她处在8300多年前，既是三皇中女娲和伏羲的生母，又是华胥国末期一位杰出的部落首领。是华夏民族在上古时代，与天地八荒进行抗争和孕育文明的****。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张新斌认为：华胥是以母权制为代表的前伏羲时代的人物，是中华人文母祖，是中华民族前华夏民族的重要源头。陕西蓝田保留有华胥的遗迹，并有蓝田猿人的发现，二者都是早期人类文化的体现，并有着内在的联系，以二者为代表的蓝田文化，在中华文化源头的探索过程中，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华胥遗迹

华胥陵

华胥陵也称羲母陵，位于陕西省蓝田县华胥镇孟岩村。华胥陵是华胥氏死后安寝的陵地，它北枕骊山，南临灞水，隔河与白鹿原相望，是一块纯阳的风水宝地。华胥陵原周长200米，高8米，封土堆南北长80米，东西宽40米。陵区古柏参天，钟鼓高悬，殿宇祭台雄伟，常年祭祀不断。

据许多史书记载，中国上古时期有过一个华胥国，且有遗址存在。据《太平寰宇》记载：“蓝田为三皇故居，境内华胥陵”。明·清七部《蓝田县志》均载“蓝田有华胥氏陵，尊庐氏陵，女娲氏谷遗址，史称三皇故居。”《陕西通志》中说：“羲母（风华胥）陵在蓝田县北35里”。《蓝田县志》中说：“蓝田县内有华胥氏陵，史称三皇故居”。根据这些记载，华胥陵遗址就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华胥镇宋家村。

华胥陵周围分布着许多同华胥氏与之有关的人文遗址、遗迹。有华胥沟、三皇庙、毓仙桥、阿氏村（娲氏村）、女娲堡、补天台、人宗庙、磨合山、华胥窖、画卦台等。伏羲创建《八卦》时的“画卦台”；雷家庄相传是当年“雷泽”的所在地；传说“华胥窑”是华胥氏履大人迹后，感虹而生伏羲女娲的窑洞；“毓先桥、毓圣桥”相传是华胥氏在妊娠伏羲和女娲时所走过的桥梁；宋家村至今还保存着一通有关记载“三皇”功绩的碑石，碑的正中刻有“古华胥国”四个字，左右两边分别是“伏羲肇娠，黄帝梦游”八个字。宋家村至今还保存着一块明代记载“三皇”功绩的碑石，碑文正中刻有“古华胥国”字样，左右两边分别刻有“伏羲肇娠，黄帝梦游”八个字。这些都是十分珍贵人文遗址与实物。也都进一步印证了《陕西通志》“羲母陵在（蓝田）县北三十五里”的记录。华胥陵是中华大地上一座古老而神秘的陵冢，是一个令全球华人向往祭奠的圣地。

文学作品中的华胥国

黄帝神游是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列子所提出的一个的哲学命题。因为黄帝的这个梦，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华胥国一词具有了三层意义。第一，被视为远古盛世的象征。如晚唐诗人曹唐，在《圣帝击壤歌四十声》诗中，对唐尧盛世予以热情歌颂，对华胥国那种朴素、安逸、衣食富足而又道德高尚的太素之乡，寄予深切的企盼。其中有句曰：“寤寐华胥国，嬉游太素乡。”第二，被视为可以逃避现实烦恼的乐土。如黄庭坚《醉落魄》“陶陶兀兀，尊前是我华胥国。争名争利休休莫。雪月风花，不醉怎生得。”陶陶兀兀，形容沉湎于酒，放纵傲慢。这几句是说，只有沉醉于酒，才能不再去想追名逐利，才能充分享受风花雪月。第三，作为清美之梦的代称。如姜夔《踏莎行》：“燕燕轻盈，莺莺娇软。分明又向华胥见。”是说自己怀念美丽的情人却无法相见，只能在梦里与之重逢了。无论是哪种意义，都是一种理想的境界。

华胥国也曾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在《二刻拍案惊奇》里有一个故事叫《田舍翁时时经理，牧童儿夜夜尊荣》，讲的是一个孤儿叫寄儿，生来愚蠢，不识一字，替人家做苦力为生，后来又签字画押，被土财主雇去放牛，穿着破布袄，晚上睡在草房里。

一个道人看中了寄儿的道骨，想带他出家，寄儿不愿意，于是道人就传授了寄儿一句五字真言，就是“婆珊婆演底”，说是睡觉前将这五字真言念上一百遍，就可以夜夜快活。寄儿遵照道人的嘱咐，睡觉前整整念了一百遍，然后入睡，在梦里进入了华胥国，在华胥国里，寄儿献万言长策，被任命为著作郎，旗帜鼓乐，高头骏马，送入衙门上任。从此以后，寄儿白天劳苦，晚上就念“婆珊婆演底”进入梦中华胥国，饮美酒，享佳肴，看歌舞。被招为驸马后，又因消除玄菟、乐浪两个邻国的威胁，立了大功，被封为黑甜乡侯，富贵到了极点。到后来寄儿在放牛时发现了一窖金银，献给土财主，被土财主收为养子，开始享受富裕生活，五字真言也不念了。但从此以后，白天和晚上开始颠倒过来，白天享富贵，晚上做恶梦。原来传授五字真言的道人又来了，他向寄儿讲明了其中的道理：白天享富贵的，晚上就要做恶梦；白天劳苦的，晚上就进华胥国享受富贵。

这个故事是是根据《列子》中的故事改编的，又加入了黄粱梦故事中的细节。《列子》中有一篇讲黄帝即位十五年后，白天睡觉做了一个梦，梦游华胥国。华胥国里没有君主，一切都是自然状态，老百姓都没有嗜欲，不以生为乐，不以死为恶，人与人的关系那么和谐，因而也就没有什么爱憎，无利无害，因而也没有争斗，没有需要处理的人际关系。那个国家的人都没有恐惧，甚至入水不溺，入火不热。这样的一个国家简直比天堂还美好。后人就用“华胥国”来指美得不能再美的梦境。《列子》中的另一篇故事讲的是周朝有一个富翁，有很大的一份家业，天天想着家业，想着如何挣更多的钱，弄得身心俱疲，而到了夜晚，一入睡就做梦，梦见自己给人家当奴仆，累得要死，还要受主人的辱骂和鞭打，痛苦得在梦中叫唤，一直到天亮。而这个富翁使用的一个老奴仆，年老体衰，还要整天地劳作，但是一到晚上就梦见自己成为国王，大权独揽，吃喝玩乐，要啥有啥，快乐无比。当有人对这个奴仆如此辛劳表示同情时，这个仆人说：“人生百年，一半白天一半黑夜。我白天为奴仆，很辛苦，但是到了晚上就成了君王，其乐无比。有什么可怨恨的呢？”那个富翁为晚上梦中的辛劳而烦恼，他的朋友就告诉他说：“你白天是富翁，享受富贵，晚上做梦自然就要劳苦，这是自然的规律。你想白天黑夜都享受，怎么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