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探明自然界的奥秘，年轻的张衡常常一个人关在书房里读书、研究，还常常站在天文台上观察日月星辰。他想，如果能制造出一种仪器，能够上观天，下察地，预报自然界将要发生的情况，这对人们预防灾害，揭穿那些荒诞的迷信鬼话，该是多么好啊！

　　于是，张衡把从书本中和观察到的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开始了试制“观天察地”仪器的工作。他把研究的心得先写成一本书，叫做《灵宪》。在这本书里，他告诉人们：天是球型的，像个鸡蛋，天就像鸡蛋壳，包在地的外面，地就像蛋黄，就叫做“浑天说”。

　　接着，张衡根据这种“浑天说”的理论，开始设计、制造仪器了。不知经过多少个风雨晨昏，熬过多少个不眠之夜，一个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仪器－－浑天仪诞生了。这个大铜球很像今天的地球仪，它装在一个倾斜的轴上，利用水力转动，它转动一周的速度恰好和地球自转一周的速度相等。而且在这个人造的天体上，可以准确地看到太空中的星象。张衡说：“天上的星星，能见的共有二千五百颗，但我们经常能看到的却只有一百二十颗。”

　　后来，张衡经过努力钻研，又发明创造了世界上第一架能预报地震的仪器－－地动仪。这个地动仪也是钢铸造的，形状像个酒坛子，四周铸着八条龙，每条龙口里含着一个小铜球。只要哪一条龙口中的铜球吐了出来，就预示着那个方向发生地震了。测试非常灵验，没有一次不准。

　　张衡在科学上的创造发明是伟大的，这是由于他从小就爱科学，勤奋地学习钻研和不懈地观察实验，而且能把书本知识和实践经验结合起来，通过自己刻苦研究、创造才获得的。

在2200年前，世界上的很多地方还非常的原始，文明非常的落后，甚至有些位置根本就不存在文明。但是这个时候的我国已经是进入到了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所说我国历史上的秦朝国运非常的短暂，但是却留下了不少的历史遗迹。就不如说秦长城、灵渠等等。根据这么多年的考古研究，似乎关于秦朝的以及多半都处于陕西一带。可事实真的如此吗？2002年湖南的一次考古挖掘使得世人改变了这个想法。

在大家的印象里，提到秦朝，就能想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秦始皇的暴政，暴虐成性，还有人会认为秦朝的历史文物都应该在陕西附近，因为陕西的咸阳是秦朝的都城。可是在湖南的一个古井中却出土了36万枚竹简，它改变了史记的秦朝三十六县制，可能是三十七县，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2002年，湖南省龙山县发现了文物，正好当地也要修建水库，正好请了工作人员进行实地考察。当考古的工作人员实地勘测后，初步认定为，当地存在着一座战国末到汉代早期的古墓，随着研究工作的进行，专家们惊喜的发现，这座古墓居然是一座秦代古墓，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这让研究人员们欣喜如狂，这座古墓可能会揭开秦朝历史的部分神秘的面纱。

果不其然，在古墓中出土了一批又一批的珍贵的竹简，共计36万多枚，文字多达20多万。更让人感到惊讶的是，竹简上记载的，是一个名叫洞庭的郡县，这是在《史记》的秦朝三十六郡中不曾记载的。而里面记载的内容大多是秦代时期的失传古籍。，多记载都与史书中记载的不一致，毫不夸张的说，这些竹简很有可能揭开许多历史之谜，很多史书中关于秦朝历史的记载也要改写，甚至还会颠覆人们对秦始皇的印象。

最今世界感到惊讶的是这竹简竟然记载了九九乘法口诀。这在西方学术界可是抛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在此之前，西方学者们一直认为九九乘法口诀是由中东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而我们国家的研究学者则坚持认为九九乘法口诀是我们的古人发明的，双方的学者也因此争论不休。这次竹简的出土，这些清清楚楚的黑字竹简证实了中国的古人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熟悉掌握了九九乘法口诀，让西方学者在这样的铁证面前无法抵赖。

是因为这个古籍记载的东西颠覆了如今考古界或者说整个史学界对于这段历史的认知，这36万册古籍全是秦简，记载的是秦朝的历史。专家们是在湖南的一个小镇中发现的这些古籍，这个湖南小镇叫做里耶，所以这个里耶小镇又被称为秦朝秦简的故乡。

发现这些古籍的经历也蛮好玩的，当时有一群专家来到里耶考古，在这里发现了6000年前的人类活动遗址。紧接着，他们又发现了一口古井。这口古井的历史就没有那么长了，但是也有着上千年的岁月。在这个古老的井中，专家们发掘出了大量的古籍，有36万册之巨，而且在附近还发现了大量的兵器。

经过鉴定，发现这些东西是秦朝的，古籍就是秦简。但是当专家解读了秦简上的东西后却大吃一惊。因为这个秦简记载的似乎不同于人们所了解的历史，从出土的秦简和兵器来看，这里曾经是秦楚大战的战场之一。而楚怀王是一名宠信奸臣的昏庸皇帝，所以楚国的战斗力其实比不上经过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即使如此，秦楚之战也是整整打了一年才结束。

这一批秦简解开了很多历史的谜题，给我国研究秦朝历史做出巨大的贡献。其中记载着在这里居住的少数民族是怎样生存、发展并进行文化交流的。还有就是，在秦楚战争结束后，这里的人们是如何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等等一系列重大史实。因为这些秦简记载的东西，让专家们发现了秦朝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专家们都觉得相当不可思议，这也侧面反映出，读史书也要辩证地读。

1、《中庸》

《中庸》是中国古代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

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

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宋元以后，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其主要注本有程颢《中庸义》、程颐《中庸解义》、朱熹《中庸章句》、李塨《中庸传注》、戴震《中庸补注》、康有为《中庸注》、马其昶《中庸谊诂》和胡怀琛《中庸浅说》等。

2、《春秋》

《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由孔子修订而成。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

《春秋》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被称为“传”。代表作品是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2019年2月报道，从海昏侯墓出土简牍5200余枚，专家释读后发现包括《春秋》在内的儒家经典及其训传。

3、《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

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4、《史记》

《史记》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5、《诗经》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

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

《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

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古代文史典籍

说到《易经》，想必大家已是相当熟悉了。它是我国古典哲学流派道家和儒家的核心典籍，其中云集古代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多个领域。

成书年代在远古的新石器时代，也是诸子百家的开始，中华文明的总源头。尤其是后来衍生出的道教，也和《易经》息息相关。

因此，《易经》也被誉为中国第一经。其一共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连山》、《归藏》和《周易》。目前传世的只剩下了《周易》，另外的《连山》和《归藏》由于太过久远，如今已经失传。

按史学界普遍的观点来看，《周易》之所以能传下来，得益于这一部分和儒家思想的相关主张大部分重叠，孔子后来亲自进行了整理编撰。但反观殷商时期的《归藏》和夏朝的《连山》，由于无人问津，一直到今天，已经失传了2000年。

多年来，史学家们也在一直苦苦寻找这两本书的下落。别说找到了，连书存在的痕迹都没有发现。因此，学术界也开始对这两书是否存在产生了疑问，不少学者认为，《连山》和《归藏》或许只是古人杜撰出来的“莫须有”书籍。

事实上，《归藏》尚且不知，但《连山》是真的存在。2005年那会，贵州有个老人便声称自己手里有一本孤本《连山》。

专家在听闻该消息后，便马不停蹄赶到了老人家中。老人名叫谢朝海，已经76岁了，他说自己是是《连山》的第7代传人。每一代传人都会用毛笔将该书誊写一遍，然后将上一套烧到祭祖，而他手上这套正是民国那会传下来的。

随即，谢朝海便拿出了该书，足足有5套。专家看到后也是欣喜若狂，以为这失传2000年的古书终于重见天日。

然而，翻开书页后，专家们却集体傻眼。上面书写的文字竟是水族文，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文字，在场专家一个都不认识。

水族文又叫殄文，还称作鬼书和反书，是水族这个少数民族写给死人看的文字。其结合了象形文字和汉字的写法，有些甚至还是汉字的反写和倒写。

这个文字相传是由夏朝一个叫陆铎公的人所发明。他也是水族人的神明，该文字起初是用作婚葬、祭祀鬼神等方面，颇为神秘。

《连山》的诞生时间在夏朝，水族文的出现时间也在夏朝，如此时间就对上了，谢朝海老人的古书很有可能就是真正的《连山》。

为了破译该书，专家特意找来了水族里能看懂水族文的“水书先生”。在他们的帮助下，这本《连山》的真实面目逐渐清晰了起来。

原来，这是一本上古夏朝时期的百科全书，里面包含了天文历法、农业以及阴阳五行的相关知识。和《周易》有相似之处，主要以占卜吉凶和预言未来为主，是一本颇为玄妙的古书。

为了将这一珍贵的古书传承下去，考古学家们也将其做成了印刷版。这本书对研究夏朝历史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来夏朝出土的文字记录就少，而这本书上的水族文字更是帮助历史学家破译出了河南二里头遗址里出土的夏朝陶器上的文字。

当然，《连山》的作用或许远不止如此。其到底还有一些怎样不为人知的功能和秘密，也只有等历史学家们慢慢发掘研究了。

根据中国古籍记载，早在3000多年前中国就已经有了地图。尚书上记下了一个使用地图的故事：周朝初年，成王命令周公旦占卜修建洛阳城。周公旦实地考察建城的选址以后，就将占卜选定的结果绘成地图，献给成王。当然，受条件的限制，这时的地图内容也仅限于一个较小的范围。诗经里面也有些与地图有关的字句，按照后人的解说，也就是按照地图上所指示的山川，依次进行祭祀的意思。

后来不少典籍也记载了有关地图的事情，《史记》记载，刘邦攻到咸阳后，手下的将领们争先恐后地到有钱人家取金银财物，只有萧何先到秦国丞相和御史的家里寻找法令、地图、书籍，收藏起来。于是刘邦对天下的要塞、人口多少、地方的贫富、百姓的疾苦等，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加强统治，确实绘制了不少地图。再结合《史记》的记载，不得不承认，正是秦始皇主持绘制的地图，让汉高祖大受其利，多少有些讽刺意味。不过秦代的地图传到晋代就大多数失散了。

晋朝的裴秀是绘制地图的高手，他能够根据统一标准，订下制图原则，绘出准确可靠的地图。裴秀还总结了绘图经验，订了《制图六法》，采用有系统的科学方法绘制地图。裴秀的“六法”是指：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可以说是面面俱到，将绘制地图所要涉及的各个方面，都包括到里面去了。后来的学者考证后认为：裴秀的方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国最早的地图学典范。裴秀本人，也可以称得上地图大师了。

历史在发展，包括绘制地图在内的科学技术也在进步。裴秀之后，又涌现出了不少杰出的地图绘制者，唐代贾耽、北宋沈括、元代朱思本，都在地图方面作了极有价值的贡献。宋代《华夷图》和《禹迹图》石刻，至今还保留在西安碑林中，苏州也保存着《平江图》这幅南宋地图，是至今保存最为完好的城市地图。根据这些地图，可以知道，从六朝到元明时代，中国人编制地图已经有了较高的水准。这些地图，传统上都采用了“计里画方”图法，或称为方格图法。这种传统的制图法，在13、14世纪之交传播到西方，影响传之阿位伯世界。随后，14、15世纪，欧洲地图学迅速发展，可能通过阿拉伯人而吸取了中国制图法的精华。

中国地图的发展，是古代有识之士多年思考、实践的结果，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而不少西方人却说，中国地图的发展，是清初由西方传教士协助的，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近年来，考古学家在长沙马王堆发现了3幅古地图，就是对上述说法的最有力驳斥。这3幅地图是画在帛上的。马王堆汉墓下葬年代是汉文帝12年，距今已有2100多年了。

马王堆出土的地形图，虽然绘于2000多年前，但内容丰富，绘制精确，具备现代地形图的基本要素：地貌、水系、居民点、交通网。也遵循了基本的制图原则：对内容的分类分级，图例的统一设计，主区较详尽而邻区较简略等。这幅地形图所绘制的范围，大概是今天的广西的全州、灌阳一线以东，湖南新田和广东连县一线以西，北至新田、全州，南到珠江口外的南海。地图主区是当时诸侯国长沙南部，邻区是西江诸侯南越王赵佗辖地。地图比例大约在十七万分之一到十九万分之一之间。地图绘出了大小30多条河流，九条标有名称，其河流骨架、流向、主要弯曲等均与现代地形图大致相同。图上的山脉，以闭合的山形曲线来表示坐落、范围及延伸方向，并在曲线上加绘月牙形符号，表示山头和山嘴的位置。图上共绘出80多个居民点，县城以长方形表示，乡里用圆圈表示，并可以看见大部分县城和重要市镇之间有道路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