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是中国藏书最多的图书馆，这里古籍浩如烟海，许多孤本及绝版书往往可以在这里找到。前些年，国家图书馆中发现了一些古籍，这些古书不是用雕版印制的，而是用普通铅字排版方法印制的，只不过经过鉴定这些字用的不是铅字，而是用泥做成的单字模，经过排版组合而成。这一发现使专家们立即想起了宋朝学者沈括《梦溪笔谈》一书中记载宋朝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故事。于是专家们得出结论：这些活版印刷的古书证明了沈括记载的真实性。这样一来，中国早在千年前就发明了活版印刷术，不仅有了史料的记载，更有了实物的证明。

沈括在他的书中比较详实地记下了活版印刷的情况。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1世纪中叶），有一位叫作毕昇的平民发明了活版印刷。这种方法比起雕版印刷来，既经济，又方便，更缩短了出书时间，它开创了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在使用的铅字排版印刷的先河。毕昇看到每印一部书都要刻成百上千的大版，常常要用好多年才能雕刻好，而书印完了，版也就没用了。他想到，如果把这些版分解开，使其成为许多块小版，每块版上只有一个字，要排什么句子，只要将这些字版组合在一起，不是既方便又省事吗！更何况印完书以后把版拆开，拆下来的字版下次还可以再用！于是他试制了许多木质活字。但是他发现用木头做的活字版，由于它们的木纹疏密不同，沾水后有伸缩性，排出版来高低不平，此外还容易沾上药物很不好清除，使用起来不够理想。

于是他又开始寻找别的材料，他找到了胶泥。毕昇用胶泥刻字，泥质又细又软，很好刻。刻完了，用火一烧，字模就变硬了。这真是个好办法！毕昇刻了许多单字，做成不少单字印模。他又准备好一块铁板，铁板上放着松香、蜡、纸灰，铁板四周围着铁框，铁框里密密地摆满字印模，满一铁框就是一板，拿到火上加热，药熔化后，用平板把字压平。为了提高效率，他用两块铁板，一块板印刷，另一块板排字，这块板印完，第二板又准备好了。这样交替使用，印得很快。每一个单字，毕昇都刻了好几个印模，常用字就更多一些，以备一板里有重复字时用。至于没有事先刻好的生僻字，就临时写刻，马上烧好了用。这种方法印几本书当然显不出简便，但印得越多优越性就越显著，要是印成百上千册，那就是雕版无法比拟的简便了。

到了元代，农学家王祯也创制成功木活字，他还发明了转轮排字架，用简单的机械增加排字效率。他在《农书》中详细地说明了他的印刷方法和经验。王桢造的木活字共有3万多个，元成宗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他用这套木活字排印自己编纂的《大德旌德县志》一书，全书6万多字，不到一个月就印出了100部。到了明清时期，木活字就普遍流行起来。清朝乾隆年间，政府曾使人刻成大小枣木活字253500个，先后印成《武英殿聚珍版丛书》134种，2300多卷。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书。清朝还有一部书《古今图书集成》，是用铜活字印制的，当时金属活字已经流行于江苏无锡、苏州、南京一带。

中国的印刷术传入欧洲，成为推进欧洲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因为在这以前的欧洲，都是靠人手抄书的。这种情况极大地限制了知识的普及，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教育。印刷术的传入改变了这种状况，但当时欧洲使用的是雕版印刷术。后来，15世纪欧洲也出现了一位如同中国北宋时期毕昇一样的人物，这个人的名字叫科斯特。

科斯特是荷兰北部哈拉姆城一个小旅店的老板。他是个很善于动脑的人，为人也仁慈，小孩子们都喜欢他。有一次，科斯特带着一群孩子去森林玩，为了讨孩子们喜欢，他在一些小块木头上面刻字，然后从口袋里找出一点纸来，给每个小孩印一张。回来时，他触发了灵感，产生了如同毕昇发明活字版一样的想法。他想：为什么不可以用活字体呢？把一面字排好，印刷起来，然后再排一面，这样可以连续做下去。当时那些刻字工人想用他们刻出的雕版来超过那些抄写经典的僧侣们，但他们要费很多工夫才能刻出一面来，这太费时间了！而且用完以后就不能再用了，只好烧掉。这么慢的速度，而且每面都要重新刻，要是用能随意移动的字体多好！

沿着这个思路他继续想下去：如果能把每个字体用木头分开刻得平整又清楚，大大小小的成排成列，这是可以办到的。但还可以更简化一点儿，用硬一点的金属熔化后铸成模型。把字母刻在钢头上，然后打在较软的金属铸成的模型上，这样就可以制成一个活字了。每打一次就是一个模型，每一个钢头就可以打出许多活字模来。科斯特抱着试试看的想法造出了许多活字，他用钢头刻字母，然后铸出活字，排成一段段文章，合并成一面。就这样他印出了一页页的书。

科斯特成功了，他印出了欧洲第一部活字印刷的书。这个日期现在已经说不太准确了，有人说是1420年，也有人说是1428年，还有人说是1440年。不管怎样，活字印刷总算在欧洲出现并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关于欧洲活字印刷的发明者，另外一种说法是德国的约翰·古腾堡。传说，欧洲在15世纪以前是没有扑克的。15世纪时，到中国旅行的欧洲人把中国的骨牌游戏带回了欧洲。当时骨牌在欧洲风靡一时，而制造骨牌也成为重要产业。欧洲制的骨牌，最初完全是用手工制做的，雕刻之后，涂上颜色。后来知道用印刷的方法，先把模样刻在薄金属板上，然后用有颜色的墨水印在纸片上。再以后便用木板代替金属板，工作效率更高了。据说古腾堡有一天晚饭后和他的妻子玩骨牌。他手中摸着骨牌，心中想：这牌我也会做！第二天他照骨牌的样子刻了块木片，再用墨水印出骨牌来。同时，他把妻子的名字也用同样的方法印出来，这使他妻子喜出望外。

有了这小小的成功，古腾堡进而刻印较复杂的东西。他又印了些圣像，挂在店门口，惹得行人纷纷争购，这给他带来了意外的收入。他更热心于印刷的研究，获得修道院的允许后，他刊印了《贫者的圣书》。

在实践中他逐渐体会到，在一块木板上刻上字，比起用独立的字模拼版来要困难得多。于是他开始用木头刻字模，然后创造出排列用的字框，活字印刷终于获得了成功，这时是1445年，古腾堡觉得喜出望外。

古腾堡最初印刷的只有《圣经》，都是拉丁文的，不适用于更广泛的地域，后来才开始翻印各国文字的《圣经》，《圣经》才进入一般民众的家庭。

从印刷术发明到现在，成百上千年过去了，发明者的许多事迹已经湮没无闻，发明权也出现了多种不同的说法，使我们难以准确地考证事实的每一个细节，然而，印刷术对人类文明和人类历史进步的巨大作用是每一个人都十分清楚的。尽管今天电脑排版和胶版印刷已经十分普及，我们却无法忘记我们的祖先为了这一切所作的艰苦努力。

知识点

王祯与《农书》

王祯，字伯善，元代农学家，东平人（今山东省东平县）。关于他生平的史料记载极缺乏，仅知他曾任旌德县（今安徽境内）和永丰县（今江西省境内）县尹，在任职期间，注意发展农业生产，组织修筑水利工程，劝课农桑。也注意考察农业生产技术，积累了许多农业生产知识。在旌德县尹任中，综合整理平日笔录，写作《农书》，在永丰县尹任内完成，时间约在元皇庆二年（1313）。

《农书》是一部重要的农业科学著作，它上续《齐民要术》，总结前人的经验，补充了大量实地考察的结果。全书37集，136000字。基本内容分为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谱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述农业史与主要农耕技术；第二部分叙述各种粮食、蔬菜、瓜果与林木作物的栽培与管理；第三部分绘制各种农具与农业机械图281幅，并加以说明。《农书》是第一部兼论南北，力图从全国范围内对农业作系统性介绍，并把南北农业技术以及农具的异同和功能进行分析比较的农业科学著作。

北宋时期毕升发明了泥活字，标志着活字印刷术的诞生。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印刷史上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活字印刷的方法是先制成单字的阳文反文字模，再按照稿件把单字挑选出来，排列在字盘内，涂墨印刷，印完后再将字模拆出，留待下次排印时再次使用。

唐朝发明了雕版印刷术，而且唐朝中后期已经普遍使用雕版印刷术，宋朝虽然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是宋朝没有普遍使用活字印刷术。宋朝普遍使用的仍然是雕版印刷术。

活字印刷是比雕版印刷更科学的技术，比雕版印刷省时省工省料，单字排版可重复使用，占用的空间小，容易储存和保管。雕版的板片在制作中，一板一页，错一字即整板报废孝盆，速爷而活字只需要换一个字就可以了。

活字印刷术对后世的影响：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印本得以大量生产，书籍留存的机会增加，减少手写本因有限的收藏而遭受绝灭的可能性。由于印本的广泛传播及读者数量的增加，过去教会对学术的垄断遭到世俗人士的挑战。

宗教著作的优先地位也逐渐为人文主义学者的作品所取代产读者们对于历来存在的对古籍中的分歧和矛盾有所认识，因而削弱了对传统说法的信心，进而为新学问的发展建立了基础。印刷使版本统一，这和手抄本不可避免产生的讹误，有明显的差异。

印刷术本身不能保证文字无误，但是在印刷前的校对及印刷后的勘误表，使得后出的印本更趋完善。通过印刷工作者进行的先期编辑，使得书籍的形式日渐统一，而不是像从前手抄者的各随所好。使读者养成一种有系统的思想方法，并促进各种不同学科组织的结构方式得以形成。

还有学者认为“活字本难以流传，是由活字印刷在传统印刷体系中长期担任的便捷印刷角色决定的”，倒是提供了看待活字印刷的另一种思路。

清代活字除印大部头书、部分新书外，适用于在小范围、短时间内流通的作品，比如公文、档案、“通书”（年历）等，具有“邸报”性质的《京报》（由官方特许的报房印行）基本上用活字排印，“以便屡印屡换”。

“邸报”相当于官办报纸，定期出版，内容与政务、人事安排有关，无非上谕、奏折、官吏升迁、某官谢恩、某官请假等，读者主要是政府官员和士大夫，印数确定，形式是书本式小册子，薄薄一本，有时二三页，有时六七页，因为采用活字排印，内容出现讹谬也是情有可原的事。

据顾炎武回忆，“邸报”至崇祯十一年（1638）方有活板，而现在所能见到较早的则是同治四年（1865）的京报，对于这类缺乏长久保存价值的印刷品，时人往往阅后即扔，难以流传。

活字印刷还有一类应用情景是排印家谱，家谱被视为传家之宝，不许外传，印数不多，几十部即已足够。《中国古籍总目》史部谱牒类著录的16893部古代家谱中，活字印本达10902部（几乎占2/3），木活字技术尚存于浙江瑞安东源不是没有原因的，现存活字家谱中，绝大部分为南方印本，以江浙两省占压倒多数。

清代中后期，江浙各地都有专门的印谱作坊和流动的谱匠，他们忙时务农，秋收后便由包头（经理）临时组成5—10人的排印组织，挑着字担到各地接活印谱，字担里的木活字约2万多个，分大小两号，用梨木刻成，字体为宋体，每个人分工明确，负责临时刻字、排版、印刷等，工期依内容而定，少则一两个月，多则半年。期间谱匠们的食宿由客户提供，并供应茶水、烟等生活资料，印刷所需的纸、墨、装订用的面料、丝线、封套等物料也由他们负责。

关键在这个“活”雕版印刷一版能印几百部甚至几千部书，对文化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刻板费时费工，大部头 活字印刷的书往往要花费几年的时间，存放版片又要占用很大的地方，而且常会因变形、虫蛀、腐蚀而损坏。印量少而不需要重印的书，版片就成了废物。此外雕版发现错别字，改起来很困难，常需整块版重新雕刻。活字制版正好避免了雕版的不足，只要事先准备好足够的单个活字，就可随时拼版，大大地加快了制版时间。活字版印完后，可以拆版，活字可重复使用，且活字比雕版占有的空间小，容易存储和保管。这样活字的优越性就表现出来了。用活字印刷的这种思想，很早就有了，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提高了印刷的效率。但是，他的发明并未受到当时统治者和社会的重视，他死后，活字印刷仍然没有得到推广。他创造的胶泥活字也没有保留下来。但是他发明的活字印刷技术，却流传下去了。宋人周必大（1129~1204年）曾被封为济国公，老年时从沈括那里学来了毕升的方法，印了自己的著作。他也做了一点小改动，把铁板改为铜板。铜板比铁板传热性好，易使粘药熔化，但铜板比铁板价格贵。元代的姚枢（1201~1278）提倡活字印刷，他教子弟杨古用活字版印书，印成了朱熹的《小学》和《近思录》，以及吕祖谦的《东莱经史论说》等书。不过杨古造泥活字是用毕升以后宋人改进的技术，并不是毕升原有技术。清康熙六年翟世琪出任饶州推官，集磁户，造青磁《易经》一部。所谓青磁（活字）据专家分析可能是以制青瓷的瓷土烧成的陶活字。1718年山东泰安人徐志定制成陶活字，印《周易说略》。他将泥土煅烧后制成活字用以排版印书，采用的仍然是毕升用过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