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年间中国古籍流入日本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构成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侧面。一般来说，近代中日书籍交流之路的打通当在甲午战争之后。进入20世纪，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这一时期，内藤湖南、田中庆太郎、长泽规矩也是三位有代表性的来华访书学人。

在宋朝,使节的主要任务是履行外交使命,但同时都兼负信息搜集之责宋朝通过多种途径获得诸国方位风土物产等一般信息和军情政情,极大地丰富了宋朝对境外世界的认识

宋朝的对外文化和经济贸易遍及整个亚洲并远至非洲在交往活动中,宋代向海外输出的商品,除传统的丝织品外主要是瓷器

北宋的制瓷业,在生产技术花色品种等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五大名窑的产品,由于做工精细式样典雅,是海外诸国争相购买的商品开封官窑越州哥窑就设在运河沿岸,其他名窑如定州定窑汝州汝窑禹州锏窑的产品从运河运往杭州,转至明州广州港运往海外各地

由于瓷器是易碎之物,用陆路运输远不及水运安全便利,因此,大运河为中寓瓷器由产地直接装船运往日本高丽南亚波斯及非洲欧洲提供了最为便捷可靠的条件

当时由海外来宋朝的使臣商人以大食和高丽人为最多这些外国使臣就用宋朝所赐的大量银两在京师开封或其途经之地,购买王室贵族或本国所需之物,如中国的丝绸瓷器等满载而归大运河沿岸的杭州苏州明州真州等地都是他们聚集交易之所

宋朝政府也鼓励各地商人到使臣驻地进行交易,为他们提供种种方便条件当时与宋朝进行商贸交往的国家多达50多个,为此,政府在开封设立掌管与外国通商之事的榷易署,把国内各地货物增价卖给外国商人,最高额曾达到50多万贯

同时,政府还允许中国商人将一部分南海舶来的香料珠宝象牙转卖给外国商人,从中赚取利润

民间商贾还在汴京大量收购香料,在运河装船南下至浙东运河出海,长途贩运至日本,随船还带去中国产的丝绸瓷器茶叶等货物他们在日本换回砂金硫黄水银绢布扇子刀剑等,将满船日货沿运河载入汴京市场出售当时汴京的相国寺一带就是繁华的交易市场,在那里可以看到日本的刀剑绘画扇屏风等

高丽国是与宋朝交往最密切的国家,宋神宗“待高丽人最厚,沿路亭传皆名高丽亭”双方贡赐数额巨大,不可胜数这种对外交往中的贡赐,在古代社会里,其实质是一种带有商业色彩的贸易行为

高丽人善于舟楫,宋代运河与海路相连,为宋与高丽的交往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高丽将良马金银铜器运入中国,换回大量的瓷器茶叶漆器由于双方贸易频繁,宋朝政府在浙东运河沿岸的明州设立“来运司”专门负责与高丽的往来贸易业务,并配备巨舰两艘小船百余只供高丽商人使用又在明州设立高丽行馆,为高丽商人提供食宿之便高丽政府每次遣使到宋朝都要搜求大量书籍,宋朝政府也多次向高丽赠予大量的经卷典籍这些书籍由开封借助运河运往明州出海

宋代造纸业雕版活字印刷技术发展很快,刻书业也很发达,为适应海外客商使臣的需求,在运河沿线出现了许多印书坊当时开封杭州是全国印刷业的中心,民间商人常私刻中国经籍,由运河运往高丽出售许多书籍流入高丽,对朝鲜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随着商业贸易的频繁往来,日本与宋朝的文化交流也不断发展,其主要表现是两国间佛教徒经常性的互访

宋太宗时日僧成算等乘宋商船渡海入宋,参拜天台山后入运河乘船北上到达宋都汴京,觐见宋太宗后又入汴北上五台西巡龙门,再转回汴京宋太宗礼遇甚厚,赐予宋版《大藏经》及许多中国典籍4年后日僧又西渡入宋,由汴河南下台州后乘宋商船返国

数年后,日僧寂昭元灯等相继来到宋朝,宋真宗分别授予大师称号,赐给紫衣,事后他们亦顺汴水南下至江南,在苏州吴门寺留住多年

南宋时期由于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被女真人占据,南宋政权控制下的运河仅剩下淮河以南河段临安段运河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维系着首都与海港的交通运输,使余杭四明,通藩五市

南宋政府亦投入较大的人力物力疏浚运河河道,维护堤岸,使这段河道保持畅通当时由于运河通航条件良好,南方相对稳定,外商入南宋人数逐年增加,运河沿线市井繁荣交易活跃两宋时期,中国和西亚地区的关系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中国贩运到阿拉伯地区的货物,主要有丝织品瓷器纸和麝香

中国的广州泉州扬州,则是阿拉伯商人频繁往来的地方,他们通常贩运香料药材犀角珠宝到中国,再收购丝绸瓷器等商品当时在广州泉州城内,还居住着许多阿拉伯富商阿拉伯人把阿拉伯文化,如天文历法医学等介绍到中国,又把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

中国的造纸术炼丹术火药指南针等,就是由他们先后传播到非洲和欧洲,对西方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宋朝和非洲也有交流在东非海岸的摩加迪沙布腊伐桑给巴尔马菲亚岛基尔瓦群岛等地,都不断发现那里遗存下来的唐代和宋代的钱币;在格迪奔巴岛桑给巴尔坦噶尼喀和基尔瓦群岛,也曾发现宋代的瓷器和瓷器的碎片这些都是中国和非洲交往的历史见证

说到相扑这项运动，很多同学心中的第一印象，肯定会把它跟日本联系起来。作为日本如今的国粹，相扑对于日本人来说意义重大。

这些年来，为了让相扑进入到奥运会中，日本人也更是做出了不少努力。

但大家知道吗？作为日本的国粹，相扑实际上其实是源自我国。

根据日本考古学家的研究，他们普遍认为，日本的相扑最早是来自于我国唐朝时期。一是因为在我国吉林省出土的一座魏晋南北朝古墓壁上，发现了一幅角抵图，这与日本如今的相扑运动非常相似。

二则是根据我国唐宋时期的古书记载，当时的相扑，无论是规则还是比赛形式，与日本当今的相扑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不过相扑在我国的历史可没有那么短，它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汉书》就有记载，当时之所以会兴起这项运动，是因为在春秋时期结束之后，随着国家之间的吞并与战争，逐渐形成了七国之势。

而这些大国之间自然不可能随意发生冲突，但他们又想找一个理由来展示国家强大的武力，所以这项运动就应运而生了。

《汉书·刑法志》有记载：“ 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礼没于滛乐中矣。”

也就是说，秦汉时期，这项运动有了命名，叫“角抵”，并且成为了皇帝作乐的演出。

《史记》中也有记载，秦二世胡亥就非常喜欢在宫中看人相扑。另外，汉武大帝也有这种爱好。

《史记》记载：秦二世在甘泉宫 ，作乐角觝。注云：战国 时增讲武，以为戏乐相夸，角其材力以相觝鬭，两两相当也。 汉武帝 好之。

不过到了西汉初期的时候，这项运动在民间又成为了一种带有表演性质的竞技活动。人们会带着有角的面具进行比武或者比拼力气。

由于面具的原因，这项运动也被称作为角抵或者是蚩尤戏。

因为史书中有记载，蚩尤一族人头上都带有角。不过这种活动只在如今河北一带比较流行而已，还没有广泛的传到全国。

《史记·乐书》记载：“蚩尤氏头有角，与皇黄帝斗，以角抵人，今冀州为蚩尤戏”。

而它的名字改叫为“相扑”时，则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晋书》中就有说到：“相扑下技”。

另外，相扑在我国古代一直只是算表演一类的活动，宫廷之中还专门有表演的人。

早期的相扑还可以与武术相结合，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定，比如必须要进行摔跤运动。而真正将相扑定义为摔跤运动的，那还是在宋朝时期。

并且给出了真正的规则，比如只许互相扑，不准打，对方也不允许踢脚，胜利的标准就是将对方绊倒。这些规则跟如今日本的相扑，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宋朝作为我国文化包容度非常高的一个时代，在相扑上也展现得淋漓尽致。那时候还出现了女子相扑运动，而相扑在宋朝也成为了最流行的大众体育运动之一。

不仅有日常的节目表演，还会举办全国性质的竞技大赛，所以这也催生了许多跟相扑有关的职业。《水浒传》中的没面目焦挺，就是一个专业的相扑手。

宋仁宗起初也是非常喜欢看相扑的，但重臣司马光却认为在皇宫严肃的场合里，皇帝带着一大波人观看“妇人裸戏于前”，实在是有些伤风败俗。

所以专门上奏，“今后妇人不得于街市以此聚众为戏”，请求宋仁宗取缔在宫廷中进行相关表演的活动。宋仁宗也意识到了自己这么做不对，因此也就废除掉了这项活动。

不过在民间，相扑还是非常流行的。后来随着程朱理学的兴起，政府对于社会的管束开始越来越严重，城市里的一些娱乐设施开始越来越少，这自然也会影响到相扑的发展。

随后，相扑基本上就很少出现了。因为这种活动与当时宋代严谨的封建礼教相悖，因此遭到了宋代士大夫的反对。

不过到了元朝和后面的清朝，就比较盛行中国式摔跤了，也是体育项目，和相扑大同小异。

但提到日本最早与相扑相关的活动形式，则是出现在公元前23年。当然了，这只是根据八世纪初编撰的一本书中记载的，目前尚且没有考古方面的证据证明。

那个时候相扑还没有名字，只是类似于如今蒙古的摔跤。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日本正式引入了我国的汉字，才将摔跤命名为相扑。

而后在唐朝时期，又引入了我国的一些比赛形式和具体规则，逐渐形成了日本的相扑。

相扑在日本成为一项职业性运动，是从17世纪开始，那时候称作为大相扑，100年之后，才真正形成了现代的相扑。

在此之前，相扑在日本也经历了从宫廷观赏性运动，到武士专门训练的内容之一，最后才到职业性运动的变化。

说到相扑为什么在日本如此兴盛，也是有久远历史的。它最早是在奈良时代开始流行，日本宫廷甚至会专门成立一个与相扑有关的部门。

那时候的相扑，可是日本贵族才能够欣赏到的运动。不过之后随着日本皇室的势力逐渐衰退，相扑这项运动也普及到了日本民间。

到了平安时代的时候，每年就会在7月份举办与相扑有关的节日。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日本民众会把它跟民间的一些祭神仪式，或者是庆祝丰收等活动拉上关系。

而在镰仓时代，相扑就成为了武士们必须修炼的一种技术。

到了江户时代，随着职业性相扑的兴起，江户也成为了当时全日本的相扑中心。在那个时代里，大相扑可是最高尚的职业之一。

当然，在现在也是一样，很多日本小朋友心目中的偶像都是相扑手。而相扑手不仅会接受严格的技术训练，还会学习思想修养、生理学等等，甚至还会学习传统的汉文化。

所以说，能文能武，如此全能的相扑手，大受欢迎也是必然的事情了。

不过在明治维新的时代里，由于全民都在学习西方文化，所以相扑这种带有传统性质的运动也逐渐衰落。

直到昭和初期，日本人开始怀念起自己的国技，相扑也才再次兴起。

而如今的相扑，已经成为了日本最广泛的群众性体育运动之一，在日本的各地民间都非常流行。

近几年穿越作品盛行，许多朋友脑洞比较大，经常会畅想自己穿越到古代的生活，结合实际来看，暂且不论现代人的生存技能如何在古代立足，就单说交流一项，已经是很大的问题了。看看古籍上那些晦涩的语言，我们能用普通话与之沟通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中国地大物博，各地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的语言习惯，若是都用方言沟通，自然欠缺妥当。虽说，我国普及普通话给各地沟通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我国汉族人口占总人口的九成，直到05年普通话普及率仍没超过百分之七十。这也就是说连汉族人民之间互相交流都存在问题，经常会出现障碍。

在东北，人们都说着东北方言，然而，相隔百公里的两个城市的某些名词就有两种不同发音。曾在云南工作过一段时间，云南各地的方言更是千奇百怪，有些城市的方言连昆明本地人都听不大懂。现代尚且如此，那么，古代各地百姓之间又是怎么交流的呢？

“普通话”是现代标准汉语的另一个称呼，其实，各国都有自己的通用语言（官方用语、首都官话）——无论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国，都是语言方言众多而推行各国的标准用语以利于人们广泛交通。

实际上，我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类似于“普通话”的存在，也就是官方语言，俗称“官话”。在大部分朝代都是以国都附近的口音为基准，一般的平民百姓极少远行可能还操着一口方言，但是，读过书的人外出游历四方，相互沟通自然需要一种共通的语言工具。

毕竟，学术是严谨的，方言容易造成误差，马虎不得。

除此之外，商人行商到各地，量词发音必须标准，否则怎么与人贸易？从各地方言来说，连一二三都各不相同，与外地人根本不能精准的表达数量关系。还有那些通过种种形式从各地入朝为官的官员，自然，也不会满嘴方言的与其他同僚沟通，跟皇帝讲话更要严谨了，否则，若用方言使皇上会错了意，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大事。

各朝代的官方语言各不相同，若让我们来听，应该能听懂明朝时期的南京官话，再早一些的元朝官话我们就很难听懂了，那是一种蒙语发音较重的汉语，再往前数发音语义等差异更大，我们更加无法理解。

我国历史上总共经历过三次民族剧变，分别是五胡来华、蒙元入侵和八旗入侵，总体来说：这三个时期我国的官话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产生了较大的变化。

据记载当时均持中原雅音，直至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所需，这也表示在很早以前人们都已经有了“雅音入市”共同的心愿。

在周秦汉三朝，中原大地主要用一种叫做“雅言”的官话来沟通，“雅言”是以当时的周王领地附近的口音为基准，也就是洛阳话。雅言作为统一的官方语言，这样交流起来就少了许多障碍。孔子周游列国，门生三千，这三千人都来自不同的地区，自然口音天南海北，孔子讲课的时候使用的就是这种雅言，这样，来自各地的学生都能听得懂。《论语述而第七》中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雅言”一直使用了三个朝代，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等原因南北两地百姓开始使用两种官话。在北方的百姓仍然使用洛阳话，不过，里面带了些游牧民族的口音，南方百姓则使用一种带有南方民族口音的建康话。

随后的隋唐宋三朝，所使用的官话都是基于隋文帝编著的“切韵”，这种语言较为经典纯正，糅合了前代的洛阳话和建康话。并且，唐代在《切韵》的基础上，制定《唐韵》作为唐朝标准音，规定官员和科举考试必须使用唐韵。有学者认为，根据中古音韵所拟的唐诗读音，便与今日的粤语极为相近，指粤语为唐代正音并不为过。

在唐代和宋代所使用的唐韵音和广韵音都是出自切韵，却做了些许改动，更加符合当时的情况。到了元代，我们之前说过，当时由于民族入侵，元朝制订了带有蒙古口音的“汉话”。明朝洪武年间，朝廷将前朝的官话结合南京话编著了“洪武正韵”。同样是朝代变更所致，清朝时期，朝廷官方用满语，普通百姓则还是汉语。

其实，“普通话”这个词早在清末就出现了。

1902年，学者吴汝纶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在谈话中就曾提到“普通话”这一名称。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时，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联系会”，拟定了一份简章，在这份简章中就出现了“普通话”的名称。

1911年清朝学部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以京音为准的官话为国语，取代原来明代官话《洪武正韵》的地位，并加大力度推广。满清灭亡后，北京官话就成了“普通话”，且沿用至今。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普通话无论在各个领域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今，古代的官话发音已很难重现，否则研读古籍必定别有一番滋味。

例如：朱元璋当初在教训高丽国的时候曾写了一篇圣旨，里面的语言就十分有趣，我们却无法用当时的发音读出来：

“你那高丽的事，也有些不停当”

“既要听我的约束，比似俺中原地面，各有岁贡”

“休只管小计量，明日神怒人怨呵，不好也。”

从这些细节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官话用词与现在差距十分巨大，曾经高中语文中的元杂剧课文中，一些语言的描述让现代人看来也是摸不着头脑。若是古代留声设备能更早的发明出来，可能，如今就不会有这种不能与古代人“隔空对话”的遗憾了吧。

参考资料：

《新中国成立以来语言改革的发展历程》、《简明汉语史》、《话说推普》

交流往往通过中介，

中国官员对日本语并不了解，最初倭人进贡的时候是通过汉代辽东官员，这些官员相信是通过辽东-朝鲜半岛-倭国当时的民间翻译来完成的；

到了五胡乱华时代，很多中国人避难朝鲜-倭国，可以推断这些人及其后代成为交流的媒介。

到了隋唐，除了民间交流之外，出现了另外一种交流媒介：和尚。和尚为了推广佛教，不断向朝鲜-日本的领主们示好，使得唐代之后日本汉文化最深厚的阶层就是和尚阶层，后来丰臣秀吉的国书都是出自和尚之手。

和尚不仅带过去汉字、礼法这些东西，还把当时中国政府明令禁止向外国传播的技艺也带到日本韩国，比如鉴真东渡就带走了多项大唐朝廷明令禁止外传的技艺，比如丝绸、漆器等。（和尚借助中国的文化传播宗教之后，甚至会变成汉文化的反对者，比如韩国的和尚就为了对抗儒学，编造了韩国起源神话，鼓吹民族主义对抗中华文明。日本的民族主义历史好像也有和尚的参与）

唐代时还有另外一种人，就是日本的留学生，这些人也学会汉语，并成为日本在中国的代言人，也算是一种交流的媒介吧。

宋代不值得一提，日本高丽都没有太多的联系

之后在明代的时候，双方最大的交流来源于海上贸易，包括倭寇和中国的武装海商，这个时期双方交流应该是有成熟的翻译了。而且由于日本本身汉文化的成熟，日本的正式公文是由汉字书写的，精英阶层也熟谙汉文，这个时期双方上层社会的交流基本不存在问题，直到明治维新，当时很多维新者都是用汉文书写。

明治维新之后跟现在就没什么大的区别的，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和之后的日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这一点要明确

现如今我们看到的日本，曾经其实是受到了很多来自我国古代唐朝时期的影响，比如鉴真东渡，还有日本派来的遣唐使，将唐朝的很多文化带入了日本。然而在日本人看来，他们最喜欢的中国古代的朝代却并不是唐朝，而是宋朝，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日本人反而喜欢的是宋朝？宋朝相比唐朝又有哪些更好的地方呢？今天就让小编带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说到网上争论，宋粉和宋黑之间怼战绝对是其中最火爆的之一。

宋粉的主要论点是：我大宋文化昌盛，科技发达，GDP在当时全球最高。宋黑则说呢：大宋太怂，对四面八方无一胜绩。宋粉不服了，举了日本做例子，说道：根据专家考证以及日本网上的讨论调查，日本人最喜欢的其实还是宋朝。宋黑不服了，说：在唐代，日本派遣唐使，学习唐朝法律、学问、艺术、宗教等制度，现在日本的很多建筑、服饰上也散发着唐朝的味道，跟宋朝没关系。

那么问题来了，以中立的角度看，谁说的对呢？唐朝和宋朝谁对日本的影响更大呢？

1、借种始末

明治维新后，日本从上到下的各个阶层开始大搞特搞脱亚入欧。由于当时欧洲是最先进的区域，工业革命让他们有了坚船利炮，而亚洲各国则纷纷在战争中败北，沦为殖民地。尤其是东亚的龙头老大——大清，相继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败北，签署了各种不平等条约。日本也在美国佩里将军的黑船事件中被迫打开了国门。

面对这些危机所产生的巨大刺激，一些日本的有识之士提倡变法维新，以先进的西方科技武装自己，奋发图强。但也有一些人出于对自己人种的过度自卑，萌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那就是让日本女性与欧美男性结合，生下混血后代，以改良血统，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迈入现代文明的大门。

其实，这种想法在日本并不新鲜，早在平安时代中后期(也就是中国宋代)，日本沿海港口就汇集了大量的女性，这是因为当时有大量的宋朝商人来日本做贸易，在这些港口停留的缘故。一些史书中记载了日本女人找中国男人度种的传奇故事，恰好印证了这一现象。

宋人周辉一次偶然碰到漂流到中国的日本人，询问了何为度种，并记入在自己的笔记中：辉顷在泰州，偶倭国一舟漂泊在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至郡馆之。或询其风俗，所答不可解。旁有译者乃明州人，言其国人遇疾无医药，第裸病人就水浜，杓水通身浇淋，面面四方呼神请祷即愈。妇女悉被发，遇中州人至，择端丽者以荐寝，名度种。他所云，译亦不能晓。后朝旨令津置至明州，迩便风以归。

这里所谓中州人指的就是宋人，宋朝时江浙地区尤其是明州(今宁波)、泉州等地有大批商人到日本贸易，往往为了等待信风要在日本停留半年以上。因为当时的日本流行走婚，晚上任何男人进入某个村庄，村庄里的女人都会开门延纳，更何况是富有的宋朝商人了。

因此，来自宁波等地的宋朝商人，走访当地的女人，和日本妇女结婚生子是司空见惯之事。久而久之，日本人故意度种的说法便一直流传了下来，甚至对19世纪的日本维新志士产生了影响。

2、天下至宝

由于我大宋自有国情在此(每年需要缴纳大量岁币给辽国以及后来的金国)，宋朝一改重农轻商的国策，大力发展海外贸易，这在之前和之后的朝代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据记载，在北宋时期，主要有4条海上运输线：一、从广州通往越南、印尼等地，再由此和阿拉伯国家交通；二、从宁波或杭州通往日本和高丽；三、高丽经过渤海到登州(今山东蓬莱)、或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州)再向东南沿海和内陆输入外国商品；四、由泉州经南海抵达阿拉伯各国。

其中，泉州可谓是大宋海上贸易的枢纽，北宋翰林学士李邴在《咏宋代泉州海外交通贸易》曾有这样的诗句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就是帆樯如云的泉州港的真实写照。

在发达的海外贸易之下，不少在大宋并不稀罕的东西到了外国却成了时人竞相追捧的国宝，堪比前一段在国内爆红星巴克的猫爪杯。

在日本的国宝中，有一种格调特别高的茶盏，一直被称为天下至宝。其实，这种茶盏就是宋代的建盏(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特产)。其中，东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的曜变建盏是日本存世最为闻名的宋代建盏，日本人将其称为曜变天目。

据1660年《玩货名物记》记载，最早持有此盏的也不知是何人，但它后来传入了德川将军家和稻叶家是确定无疑的。1918年，曜变天目以167万日元的天价卖出，(167万日元在当时等价是12525公斤黄金，约合3758万元人民币)又传入大财阀三菱社长岩崎家，岩崎家认为这个茶碗是天下至宝，自己不配使用，因此一直珍藏着这个茶碗。

1940年，岩崎家成立静嘉堂文库美术馆，曜变天目立即成为了静嘉堂文库美术馆的头号藏品。曜变天目的珍贵之处不仅在于极其罕见，极难复制，更在于其神秘莫测的光彩。

其实物带有蓝色辉光，随着周围光线角度的不同，光环的颜色会变幻不定，妖异瑰奇得不像是人间之物，被日本人比喻为碗中宇宙——可见日本人对这种宋代器物的崇拜程度了。

3、举国缟素

据说，1279年，即南宋帝国崖山海战失利的消息传到日本后，上至天皇将军，下至武士平民，全部身穿丧服，西跪三日，痛悼中华的陨落。这个故事一直被网络辟谣文指斥为伪历史。

然而，其确有明文记载。在元代南宋诗人郑思肖所著的《心史》中有这样的话：日本即古倭也，地在海东，先朝尝入贡，许通商旅。彼近知大宋失国，举国茹素。

即使这个当事人是出于自己一腔孤愤，伪造历史，那么有一件事却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南宋灭亡之后，日本确实对新晋的元朝流露出不屑的情绪，甚至在递交国书的时候言语多有不恭，惹得元帝忽必烈勃然大怒，派遣大军两次讨伐日本。后世，更有日本学者大力鼓吹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之说。

这些说法正确与否咱们姑且不论，但日本对宋朝的崇敬之情确是溢于言表的。现代日本宋史学家宫崎市定也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魅力的时代……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由于宋代文明的刺激，欧洲文明向前发展了。——将宋代文明作为近代欧洲文明进步的催化剂，可谓是非常高的评价了。

因此，说日本人最崇拜的中国朝代其实是宋朝，并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