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是明朝专有军政蒐集情治单位，前身为明太祖朱元璋设立的“拱卫司”，后改称“亲军都尉府”，统辖仪鸾司，掌管皇帝仪仗和侍卫。洪武十五年（1382年），裁撤亲军都尉府与仪鸾司，改置锦衣卫。

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锦衣卫主要职能为“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从事侦察、逮捕、审问等活动。也有参与收集军情、策反敌将的工作，如在万历韩战中收集了大量的日军军情。其首领称为锦衣卫指挥使，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直接向皇帝负责。可以逮捕任何人，包括皇亲国戚，并进行不公开的审讯。

有明一代，锦衣卫一直存在。延续至1661年南明永历帝的锦衣卫指挥使马吉翔与掌卫事任子信于咒水之难被杀才可说是正式结束长达290年的历史。清朝入关以后，仿效明朝制度，仍然设立锦衣卫。顺治二年（1645年），改称銮仪卫。清朝的锦衣卫仅存在一年。

基本介绍 中文名 ：锦衣卫 设立时间 ：洪武十五年（1382年） 裁撤时间 ：顺治二年（1645年） 性质 ：军政特务机构 职能 ：侦察、逮捕、审问等 设定原因,机构沿革,明初时期,强化权力,明朝末期,主要职能,侍卫仪仗,侦缉廷杖,军事编制,官职等级,制服配置,蟒袍,飞鱼服,斗牛服,影响评价,历任指挥, 设定原因 朱元璋设定锦衣卫以驾驭不法群臣为目的，《明史·刑法志》记载：“胡惟庸、蓝玉两案，株连且四万。” 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特令其掌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之权，下设镇抚司。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所押囚犯转交刑部审理；同时下令内外狱全部归三法司审理，将锦衣卫废除。明成祖时，锦衣卫又得以恢复，并由北镇抚司专门处理诏狱。明初两代皇帝重用锦衣卫，其后，有明一代，此弊终难去矣。 机构沿革 明初时期 洪武十五年（1382 年），朱元璋设定锦衣卫。初始职能为三项：其一，守卫值宿；其二，侦察与逮捕；其三，典诏狱。此三项职能在一段的时期内并未设立供其稳定实施的制度。 洪武二十年（1387 年），朱元璋认为锦衣卫有滥用职权，依势作宠之态，便此时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将内外刑狱从锦衣卫职责中废除，交由法司处理。 明初，“ 胡蓝之狱” 、“ 郭恒案” 、“空印案” 多有锦衣旗校奉命活跃其间。 强化权力 此期锦衣卫的职权有所扩大。一些在朝廷中由宪司负责的事项逐步由锦衣卫处理。镇抚司由卫的下属独立于锦衣卫，权力扩大，可直接向皇帝上奏。 锦衣卫指挥使马顺 正德初期，太监刘瑾操握政权，将心腹布于朝廷各要位上，锦衣卫指挥使石义文也常对刘瑾阿谀奉承。随着刘瑾权势的进一步扩大，锦衣卫不得不依附于东厂，厂卫格局形式发生变化。在由钱宁治理卫事时，锦衣卫权势再一次上升。 明世宗嘉靖时期是锦衣卫权力鼎盛时期。此期的锦衣卫权力程逐步上升趋势，待陆炳执掌卫政之时，锦衣卫权力达到顶峰，卫权甚至超越厂权，东厂亦为之低头俯首。 史书上对隆庆、万历时期的锦衣卫人事变迁少有记载。以万历时期为例：万历初期，朱希孝为锦衣卫指挥使。其对权力的行使可谓规规矩矩，不扩大事态，严格遵守规矩，对事物的处理比较谨慎。万历十年，刘守为锦衣卫都督，其与东厂狼狈为奸，作威作福，虽对锦衣卫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造成了锦衣卫与东厂互利互惠、相互合作的局面。万历后期，神宗久久不理朝政，此时非法羁押、长期监禁的情形普遍存在。此时锦衣卫权力不及东厂之势。 明朝末期 锦衣卫权力低于东厂，沦为其附庸。自万历年间，明朝的社会矛盾逐渐加深，朝廷分崩离析，大臣们结党自拥，大太监魏忠贤权倾内外。熹宗初期，刘侨为锦衣卫镇抚司指挥，因为人正直，“不肯献媚，不肯杀人” ，遵纪守法，魏忠贤便借势将其削馆免职。随后，田尔耕投靠魏忠贤，甘愿作其义子。其为人“阴险狡诈”，又因其“缉捕有功”升为锦衣卫都督。 崇祯初期，朱由检虽已拨乱反正，但社会矛盾一时并未消除。此期由董琨治理锦衣卫之事，此人急功近利，必究便被罢免。随后由吴孟明掌管锦衣卫，此人虽公正，但为不阿，行事时总观望东厂之态。崇祯末期，骆养性掌管锦衣卫。 主要职能 侍卫仪仗 锦衣卫首先是皇帝的侍卫亲军和仪仗队，由将军、校尉和力士组成。将军初名“天武”，永乐时改称“大汉将军”，选取体貌雄伟、有勇力者充任，作为殿廷卫士。校尉、力士拣选民间身体健康、没有前科的男子充任，校尉掌管卤簿、伞盖，力士举持金鼓、旗帜。 平日里没有朝会活动时，各卫亲军分别值守皇城四门，唯独锦衣卫将军在午门外昼夜守卫，总共100人。午门是宫城的正门，可见锦衣卫地位之高。 皇帝在奉天门（今故宫太和门）御门听政的时候，锦衣卫堂上官一员侍立在御座西侧，负责传旨。锦衣卫将军一百二十九人与千户二人、百户四人，分别守护在丹陛、御道、金水桥以及奉天门广场的各个门前。此外还有锦衣卫校尉五百人，排列在午门内外，负责鸣鞭及执掌仪仗。 每年正旦、冬至、万寿节三大朝会，锦衣卫与其他亲军一起承担侍卫和仪仗职责。仪仗队伍共有四千人余人，其中锦衣卫多达一千五百人。朝会期间距离皇帝最近的就是锦衣卫，随时侍奉左右，听候调遣。 《出警入跸图》中的锦衣卫 每当皇帝因祭祀或巡游而出宫时，锦衣卫也要在驾前扈从。他们有的负责沿途巡视，有的负责在銮跸与京城之间传报讯息，有的在驾旁侍骑，传奏御辇的起落。 《出警入跸图》中的锦衣卫（伞盖下为万历皇帝，红衣者为锦衣卫校尉，著甲扛刀者为锦衣卫大汉将军） 由于具有仪仗队的职能，所以锦衣卫的服饰异常华美。校尉穿的官服因袭了元代礼服的样式，《长安客话》中称其“鹅帽锦衣”，也就是用鹅毛装饰的帽子和颜色亮丽的衣服。每当皇帝祭祀或巡游时，作为侍从的锦衣卫校尉更要身着飞鱼服，腰佩绣春刀。飞鱼服是仅次于蟒袍的隆重礼服，官员到了一定品级才能穿着。绣春刀轻巧短小，除非御赐，否则不能擅自佩戴。景泰年间，锦衣卫指挥使和当值侍卫又获准穿着麒麟服，这是公、侯、伯、驸马才有资格穿的礼服。锦衣卫大汉将军在当值时要穿戴饰以小旗的头盔、对襟的罩甲。盔甲有金盔金甲、红盔红甲和红盔青甲等各种颜色。腰间还要悬挂宫禁金牌和佩刀，手持金瓜或斧钺。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出警入跸图》中能清楚地看到随驾扈从的锦衣卫官军。 侦缉廷杖 “巡查缉捕”是锦衣卫区别于其他各朝禁卫军的特殊之处，负责侦缉刑事的锦衣卫机构是南、北镇抚司，其中北镇抚司是洪武十五年添设，专理皇帝钦定案件。成化元年，增铸北镇抚司印信，一切刑狱不必关白本卫。北镇抚司拥有自己的诏狱，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不必经过一般司法机构。 南、北镇抚司下设五个卫所，其统领官称为千户、百户、总旗、小旗，普通军士称为校尉、力士。 廷杖就是把触怒皇帝的大臣拖出午门杖打。负责行刑的就是锦衣卫校尉，监刑的是司礼监太监。受杖官员被扒掉官服，用草绳捆绑，趴在地上，受杖80棍，行刑校尉每5棍一换，共用16人。行刑校尉以司礼监太监的表情动作为下杖轻重的依据：若太监两脚成外八字张开，受刑之人尚能留下一条性命；若太监两脚尖靠拢，受刑之人就要毙命杖下。有明一代共行廷杖500余次，杖毙的大臣达50多人。 作为皇帝的贴身卫队，为了保证皇帝的安全，锦衣卫必须防患于未然。他们于是时时出动，刺探可能威胁皇权、危害朝廷的行为和言论，并捉捕和审讯嫌疑人。他们的这项任务被皇帝特许，并逐渐演变为军事特务的职能。 洪武时期，因为锦衣卫有非法 、虐待囚犯的行为，朱元璋下诏焚毁锦衣卫刑具，废除了他们的这项职能。明成祖朱棣登基之后，恢复了锦衣卫的所有权力，并有所加强。他设定了北镇抚司，专理“诏狱”，可以直接逮捕和拷问犯人，刑部、大理寺、都察院这些司法机关无权过问。明宪宗成化年间又增铸了北镇抚司印信，一切刑狱专呈皇帝，毋须通过指挥使转达，使锦衣卫北镇抚司成为皇帝直辖的司法机构，权力达到极致。负责侦察、缉捕的锦衣卫官校称为“缇骑”。由于权力缺乏限制，他们为了邀功请赏而罗织罪名，不择手段地扩大牵连范围，制造的冤假错案不胜枚举。 左锦衣卫校尉金牌；右锦衣卫指挥使腰牌 军事编制 明初军制为“卫”和“所”，每卫辖正规军士约五千人，其下设所，分为千户所和百户所，京城的禁卫军所辖卫所为四十八处。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改革禁卫军，建立了十二个亲军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锦衣卫”。 绣春刀 官职等级 指挥使一人，正三品； 锦衣卫飞鱼服实物图 指挥同知二人，从三品； 指挥佥事二人，正四品； 镇抚使二人，从四品； 十四所千户十四人，正五品； 副千户，从五品； 百户，正六品； 试百户，从六品； 总旗，正七品； 小旗，从七品。 下属有将军、校尉、力士，对外有参某某事、校令，另有精通多国语言的翻译（如宪宗朝张渺正）。 制服配置 锦衣卫高级官员有三种服饰：蟒服、飞鱼服和斗牛服。 蟒袍 蟒袍是一种皇帝的赐服，穿蟒袍要戴玉带。蟒袍与皇帝所穿的龙衮服相似，本不在官服之列，而是明朝内使监宦官、宰辅蒙恩特赏的赐服。获得这类赐服被认为是极大的荣宠。 明《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二说：“蟒衣如像龙之服，与至尊所御袍相肖，但减一爪耳。” 《明史·舆服志》：“宦官在帝左右必蟒服，……绣蟒于左右，系以鸾带。……次则飞鱼……。单蟒面皆斜向，坐蟒则正向，尤贵。又有膝襴者，亦如曳撒，上有蟒补，当膝处横织细云蟒，盖南郊及山陵扈从，便于乘马也。或召对燕见，君臣皆不用袍而用此。第蟒有五爪四爪之分，襴有红、黄之别耳。” 这段记载可知，蟒衣有单蟒，即绣两条行蟒纹于衣襟左右。有坐蟒，即除左右襟两条行蟒外，在前胸后背加正面坐蟒纹，这是尊贵的式样。至于曳撒是一种袍裙式服装，于前胸后背饰蟒纹外，另在袍裙当膝处饰横条式云蟒纹装饰，称为膝襴。 飞鱼服 飞鱼 《山海经》：“其状如豚而赤文，服之不雷，可以御兵。”具有神话色彩。 《林邑国记》：“飞鱼身圆，长丈余，羽重沓，翼如胡蝉。”是一种龙头、有翼、鱼尾形的神话动物。 《明史·舆服志》：“嘉靖十六年，群臣朝于驻跸所，兵部尚书张瓒服蟒。帝怒曰：‘尚书二品，何自服蟒’。张瓒对曰：‘所服乃钦赐飞鱼服，鲜明类蟒，非蟒也’”。 飞鱼类蟒，亦有二角。所谓飞鱼纹，是作蟒形而加鱼鳍鱼尾为稍异，非真作飞鱼形。飞鱼纹，《山海经·海外西经》：“龙鱼陵居在其北，状如狸。”因能飞，所以一名飞鱼，头如龙，鱼身一角，服式为衣分上下二截相连，下有分幅，二旁有襞积。 飞鱼服是次于蟒袍的一种隆重服饰。至正德年间，如武弁自参（将）游（击）以下，都得飞鱼服。嘉靖、隆庆年年间，这种服饰也颂及六部大臣及出镇视师大帅等，有赏赐而服者。官员要有一定品级才允许著飞鱼服。 斗牛服 明朝赐予一品官员的官服，上绣虬属兽斗牛，故名。 清《渌水亭杂识》卷二：“ 明朝翰林官，五品多借三品服色，讲官破格有赐斗牛服者。” 《明史·舆服志三》：斗牛服与蟒服、飞鱼服，因服装的纹饰，都与皇帝所穿的龙衮服相似，本不在品官服制度之内，而是明朝内使监宦官、宰辅蒙恩特赏的赐服。获得这类赐服被认为是极大的荣宠。斗牛服是次于蟒服、飞鱼服的一种隆重服饰。 《晋书·张华传》：晋惠帝时，广武侯张华见斗牛之间常有紫气，请通晓天文的雷焕去询问，雷焕说是丰城宝剑之精，上彻于天，就让雷焕为丰城令。焕到任，掘狱屋基得一石函，中有双剑，刻题一曰龙泉，一曰太阿。乃一以送华，一以自佩。后张华被杀，剑忽不见。雷焕死后，其子持剑过延平津，船至江中，剑忽跃出，堕水。但见二龙蟠萦有文章，水泯警沸，于是失剑。 《天水冰山录》：著从严嵩家抄没的财产名录，其中有五爪云龙过肩妆花段（缎），各种颜色质料的蟒龙纹衣料。如蟒龙补、过肩蟒龙。蟒、蟒补、过肩蟒、过肩云蟒、百花蟒；斗牛、斗牛补、斗牛过肩、斗牛过肩补；飞鱼、飞鱼补、飞鱼过肩、飞鱼通袖等各式衣、圆领、袍、袄、女衣、女袍、女袄、女披风等成衣和织成衣料，即按照成衣款式的结构裁片排料而织制的服装匹料。明代斗牛服在北京南苑苇子坑明墓、南京太平门外板仓村明墓、广州郊区明墓均有实物发现。 影响评价 由于锦衣卫是由皇帝直接管辖，朝中的其他官员根本无法对他们干扰，因而使得锦衣卫可以处理牵扯朝廷官员的大案，并直接呈送皇帝。所以，朝中官员多畏惧锦衣卫。但是，锦衣卫的刑讯范围只针对官员士大夫，所以一般不会审讯以及捉拿普通百姓。普通的百姓刑、民事案件只通过正常的司法进行处理。 洪武时期，因为锦衣卫有非法 、虐待囚犯的行为，朱元璋下诏焚毁锦衣卫刑具，废除了他们的这项职能。明成祖朱棣登基之后，恢复了锦衣卫的所有权力，并有所加强。他设定了北镇抚司，专理“诏狱”，可以直接逮捕和拷问犯人，刑部、大理寺、都察院这些司法机关无权过问。明宪宗成化年间又增铸了北镇抚司印信，一切刑狱专呈皇帝，毋须通过指挥使转达，使锦衣卫北镇抚司成为皇帝直辖的司法机构，权力达到极致。 负责侦察、缉捕的锦衣卫官校称为“缇骑”。由于权力缺乏限制，他们为了邀功请赏而罗织罪名，不择手段地扩大牵连范围，制造的冤假错案不胜枚举。 另外，锦衣卫拥有特权，无形中令他们可胡作非为、贪赃枉法而又得到了皇帝的“屏障”保护，造成了社会的混乱不堪。所以说，明之亡于厂卫，是间接引起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历任指挥 第一任指挥使在历史上没有明文记载，不过有锦衣卫指挥使名分的第一人是毛骧，毛骧制造了胡惟庸死后的牵连大案，最后自己也被朱元璋为了平息众怒而杀头。 锦衣卫印 第二任是蒋瓛，历史上蓝玉谋反的罪证就是他秘密禀告朱元璋的，蓝玉案之后也被朱元璋赐死。此后到建文时代都没有常设。 第三任是明成祖时的纪纲，永乐十三年（1415年），他将《永乐大典》总裁官解缙置于雪地冻死。永乐十四年（1416年）因为支持汉王夺嫡被杀。 明英宗时，锦衣卫指挥使是刘勉和徐恭，《明史》记载他们“皆谨饬”。王振上位后，提拔亲信马顺作了锦衣卫指挥使，明英宗被俘后，作为王党“余孽”被活生生的打死在朝堂上。 明景泰时，卢忠当了指挥使，指挥了一把景泰朝的“金刀案”，扑朔迷离之后，卢忠甚至装疯，一把刀引发的血案被内阁和司礼监联手压了下去。“夺门之变”后的指挥使是逯杲，公然索贿，胡乱按罪，被准备谋反的曹吉祥的侄子曹钦发现了无间身份后砍了，为事业献身。接任的是门达，也不是好人。明宪宗继位后流放广西。不过天顺朝最出名的指挥使是皇帝的大恩人袁彬，全大明锦衣卫的头头脑脑们摘出来，所有人听过的好话加起来估计也没有给他一个人的多。一朝天子一朝臣，每个皇帝上台锦衣卫都得大清洗一遍，只有他服侍了两代皇帝还都是正牌卫使。去世时官爵为光禄大夫、上柱国、左军都督，为帝国超一品的大员，连母亲和妻子都是一品诰命。另一位在同期做过锦衣卫指挥使的是蒙古人哈铭，他和袁彬是唯二与英宗在“土木之变”后共患难的。还留下一本回忆录《正统临戎录》。 宪宗朝的第一位指挥使是万贵妃的弟弟万通。后继者朱骥持狱公正，风评不错。 弘治朝的牟斌也是个厚道人。 正德朝时，锦衣卫指挥使石文义与张采攀附刘谨，刘瑾倒台后也被处死。接任指挥使的是钱宁，钱宁从小被太监义父“嬖之”。做御前侍卫时更是跟武宗同睡一张床，后来被武宗皇帝亲近江彬扳倒。江彬继任锦衣卫指挥使和武宗皇帝也是“出入豹房，同卧起”，且同时兼管东厂。武宗死后，江彬也被杀。 嘉靖朝锦衣卫指挥使更迭很快，朱宸、骆安、王佐、陈寅都是嘉靖在安陆兴王府的旧部。之后就是陆炳，他是嘉靖奶娘的儿子，而且还于火灾中救过嘉靖的命，居官并无过甚之恶迹，并且对士大夫折节有礼，不曾陷害一人，为朝士所称。明代唯一的以三公兼三孤，中年暴毙。 嘉靖三十九年接任的是朱希忠，他是“靖难”功臣朱能的后人，袭封成国公。 万历朝张居正时代的指挥使是刘守有，他是名臣子弟，出身好。后期是骆思恭，到天启四年，在“移宫案”中出了大力，可惜被魏忠贤陷害。接任指挥使的是田尔耕。 崇祯皇帝继位后完结。接任的是骆思恭的儿子骆养性。之后是吴孟明，缓于害人而急于得贿。

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各朝撰写史书的二十四部的总称，记载的是从传说黄帝到明朝的历史，包括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内容。这种统一的有本纪、列传的纪传体体裁编写的史书被称为正史。二十四史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民族引以为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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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由西汉司马迁撰写，记载我国上古时期黄帝时代至汉武帝时期的历史。全书内容分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等共一百三十卷。

《史记》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带有作者丰富的感情色彩，讽刺和暴露现实，对美的一面大方的赞美，对丑陋的一面也毫不隐晦。书中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故事性强，文学性强，非常值得阅读。

扑克牌记牌技巧，借以提高记忆力前言：“记忆一副扑克牌”是我们所倡导的两项记忆体操之一，也是快速记忆力的入门训练方法之一。本教程提供完整、系统的训练方法，只要按照这个训练方法去做，每天训练2个小时，只需训练一个月，大部分人都能够获得这样的训练效果：在3分钟之内记住一副扑克牌。获得“世界记忆大师”这一称号有三个考核标准，其中一个标准就是能够在3分钟之内记住一副扑克牌。因此可以说，按照这个方法训练，大部分人都能够在一个月之内获得世界级的记忆力！部分认真、努力的人甚至只需要半个月的时间，就能够达到这一训练效果，一个月之内就可以做到在100秒内记住一副扑克牌。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训练，就完全有资格参加06年年底在上海举的第二届中国记忆锦标赛，以及07、08年连续两年在中国举的世界记忆锦标赛，并轻松成为世界级的记忆大师！“记忆一副扑克牌”训练，是帮助你成为“世界记忆大师”的入门训练！当然，扑克牌训练最主要的目的，不是成为记忆大师，不是去表演，而是训练自己的记忆力。快速记忆能力主要由联想能力与编码能力所组成，扑克牌训练就是锻炼这两种能力的最好的方法之一。通过在最短时间内记忆一副扑克牌的训练，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快速记忆的整个过程是怎样的，到底是什么在影响着我们记忆的速度。通过记忆扑克牌训练，我们的联想能力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我们对编码法、定桩法的运用有了非常深入的体会，这时，我们就真正掌握了快速记忆的关键，以后再去尝试记任何东西，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更重要的是，通过扑克牌训练，我们的想象能力得到很大的锻炼，我们的想象速度被极大程度地调动起来，这对于我们进一步开发右脑潜能、全方位地提高我们的学习能力、创造能力、甚至艺术感受力等等，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一扇通向全新世界的大门，走进这个门，你的人生将会从此与众不同！记忆一副扑克牌训练：（60小时达到“世界记忆大师”标准）——每天训练3小时，共训练20天，最后效果为：在3分钟之内记住一副扑克牌，倒背如流。这20天的训练分为4个阶段，每个阶段训练5天。52张牌（去掉大、小王）的对应密码：1四种花色的J、Q、K共12张为“人物牌”，每人按自己的喜好找出相应人物代替。建议黑桃、草花用男性人物，红桃、方片用女性人物。2其余的40张为“数字牌”，用数字编码来代替。规则为：黑桃代表十位数的1（黑桃的下半部分像“1”），红桃代表十位数的2（红桃的上半部分是两个半圆的弧形），草花代表十位数的3（草花由三个半圆组成），方片代表十位数的4（方片有4个尖角）。例如黑桃1代表11，黑桃2代表12；红桃1代表21，红桃2代表22，草花3代表33，方片4代表44，依此类推。对于数字为10的牌，可当作0，即黑桃10代表10，红桃10代表20，草花10代表30，方片10代表40。3数字牌需要用到的数字编码包括10—49共40个编码。数字编码：1——树；2——鸭子；3——耳朵；4——红旗；5——钩子；6——勺子；7——拐杖；8——葫芦；9——球拍；10——棒球；11——筷子；12——婴儿；13——医生；14——钥匙；15——鹦鹉；16——杨柳；17——玉玺；18——篱笆；19——泥鳅；20——耳环；21——鳄鱼；22——鸳鸯；23——和尚；24——盒子；25——二胡；26——河流；27——耳机；28——荷花；29——阿胶；30——森林；31——鲨鱼；32——仙鹤；33——仙丹；34——绅士；35——珊瑚；36——山鹿；37——山鸡；38——沙发；39——香蕉；40——司令；41——雪梨；42——雪耳；43——雪山；44——石狮；45——水母；46——石榴；47——司机；48——雪花；49——雪球；50——五环；记忆方法：首先熟悉每张牌所代表的相应图像，然后找到26个地点，记忆的时候，在每个地点上放2张牌，把这2张牌代表的图像与地点进行紧密的联结，26个地点刚好放下52张牌。回忆的时候，把这26个地点在大脑中过一遍，就能快速地回想起相应的52张牌。必备工具：1，去掉大、小王的扑克牌一副，共52张。2，有秒针的钟或表一个。3，训练进度表一份，记录每天的训练成绩以及心得。4，需要为每一个编码找到对应的，我们提供的仅供参考。第一步：熟悉数字编码和52张牌5天1完全熟悉50个数字编码，30秒之内能够按顺序背诵出来。3天2完全熟悉52张牌，找出每张牌的图像记忆点。2天训练关键：1首先要熟悉50个数字编码，虽然我们只需要用到其中的40个，但最好能够把50个编码都熟悉。训练的时候，从1到50，按顺序把50个数字的编码背诵出来。背的时候最好要发出声音，就像背书那样；不方便的时候则可以在心中默念。背诵效果的要求是能够清楚、流畅地背诵，要求做到30秒内能够很顺畅地把50个密码从头到尾全部背诵出来（极限速度是20秒左右）。刚开始随时随地可以背诵，然后则需要对着钟或表来检查自己的背诵速度。2如果对于数字密码如果从数字联想起相应的图像不太容易，可做这样的联想练习：首先完全熟悉1—9这9个数字编码，然后把相应数字拆开来进行联想。如31（鲨鱼），可拆为3（耳朵）和1（树），可联想为树顶上有一只耳朵，一条鲨鱼要爬上树去吃这个耳朵。这样，当一时想不起31所代表的编码时，就可通过“树上有只耳朵”这个图像而把“鲨鱼”联想出来。其它不熟悉的编码都可按此方法来进行联结。3通过看每张牌左上角的图标，熟悉每张数字牌所对应的数字，然后通过数字转换，熟悉每张数字牌所对应的密码。4选择12个人物的时候，要选择那些自己非常熟悉的人物，并找出他们每一个人的独特特征，并尽量按照特征来固定他们在想像中的表情、动作。尽量让每一个人的特征都鲜明、与众不同。5仔细观察52张牌，比较它们的相似之处与不同之处，找出52张牌的图像记忆点，无论数字牌还是人物牌都要从牌面的整体图像中找出独特的记忆特征，然后用这个特征与相应的编码进行联结，达到一看这张牌就能在脑海中条件反射出相应图像的目的。612张人物牌比较容易找出独特的特征，因此也就比较容易与相应编码进行联结。记忆人物牌的时候，应当从牌面找出独特的特征与相应的人物进行联结，一看到这个特征，立即在脑海中反射出相应的人物。740张数字牌不太容易找到非常鲜明独特的特征，但为了能够达到相应的训练效果，即使再难也要找出这些记忆点，不能通过左上角的图标转换为相应数字后再得出密码，因为这样会降低记忆速度。8对数字牌找记忆点的时候，可以把相同数字的4种花色牌放在一起，比较它们的异同，找出各不相同的记忆点，然后再通过与邻近数字牌的比较，区别并确认每张牌的记忆点，这样才能达到一看牌面特征就能认出相应编码的效果。通过把这些记忆点与相应编码进行联结来记忆，可以使数字牌的读牌速度与人物牌一样快。9对整副牌的熟悉，还要求对40张数字牌能够在脑海中默想出每张牌的图案，以及默想出它们的记忆点。这样，就可以在默读40个编码的时候能够同时在脑海中浮现出相应的牌面，以及相应的记忆点。第二步：读牌训练5天130秒内背诵52张牌对应的编码。1天2100秒之内读完整副牌。2天260秒之内读完整副牌。2天训练关键：1经过第一步的训练之后，30秒内能够背诵50个编码，第二步就要在60秒内读完52张牌。这一步只要求能够快速辨别每张牌对应的编码，并不要求脑海中浮现清晰的图像。2首先要做的就是在30秒内背出52张牌所对应的编码，40张数字牌按顺序背出编码，12张人物牌也要按顺序把相应的人物名字背出来。3翻牌的方式为左手握牌，用左手大拇指把每一张读完的牌推给右手。读牌的时候要显示出整张牌，以能够快速看到每张牌的记忆点，刚开始可能需要看到整张牌，甚至需要看左上角的图标才能辨认，但熟练之后要求只扫一眼记忆点就能辨认出来。显示整张牌的速度虽然比只显示左上角的速度要慢一些，但这个速度对于记忆来说已经足够快了。如果不进行记忆，匀速翻一副牌大约只需要20秒。4读牌的时候，要尽量读出声音，要求快速、流畅。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把52张牌分为2—4组进行读牌练习，在读牌的过程中找出那些辨认速度较慢的牌，把它们抽出来单独练习，直到完全熟悉为止。读牌不太熟练的时候，可以不洗牌，按相同顺序或按数字顺序反复地读牌。5在第一步和第二步这10天中，有空的时候可以去找找地点，最好能够找到3组（每组26个）以上的地点。第三步：想像训练5天1无需翻牌，60秒内在脑海中按顺序清晰地过完52张牌的图像。1天2翻牌训练，脑海中要清晰地浮现出相应的图像，要求100秒内翻完52张牌。1天3找出3组地点中每一个地点的鲜明特征，在脑海中清晰地想像这些特征。1天4在脑海中清晰地想像每一个地点，做到15秒内过完一组地点。1天5把任意两张牌与每一个地点进行联结想像，找出每个地点的想像模式。1天训练关键：1想像训练只要一有空就可以闭上眼睛做，每天再用一段集中的时间来练习。2地点在前两步的10天中就要找好，地点可选择家里、家附近以及常去的地方（如超市、**院、餐馆等）。记忆一副扑克牌用一组26个地点即可，但在训练中如果反复用同一组地点，会容易混乱，所以最好要找出3组以上的地点。如果时间不够也可只找一组地点。3选择地点的时候要尽量避免出现过多类似的地点，避免记忆的时候出现混乱。每一个地点都要找出其鲜明的特征，只有特征鲜明才容易与两张牌进行联结。4进行想像训练的时候，要放松身体、闭上眼睛，在脑海中想像每一张牌的记忆点，尽量要在脑海中“看见”清晰的图案，包括相应的颜色。对地点则要清晰地想像出每一个地点的独特特征。5图像想像要尽量清晰，联结动作要尽量生动。对每一个地点最好能够找出最容易记忆的动作，思考两张牌应该如何摆、如何与这个地点联结才是最好的方式。6对于不清晰的密码图像，要尽可能找出相应的图画，仔细观察后记住。而对于不清晰的地点，最好也能拍成照片反复观察。7对想像训练的主要要求是：在100秒内翻52张牌时能清晰地想像出每张牌所对应的图像。如果能够达到这个要求，就基本上可以在5分钟内记住一副扑克牌。8记忆速度取决于三个因素：对每张牌能快速清晰地想像出相应的图像；对地点特征的快速清晰想像；两张牌与一个地点联结时的鲜明快速。这三个因素任何一个因素的加强，都可以使记牌速度加快；相反，任何一个因素不达标，都会使我们无法在3分钟内完成一副牌的记忆。这三个因素中，训练时间最长的是第一个因素，会占用80%以上的时间。9如果有可能的话，找一些介绍NLP的书来阅读，了解每个图像都可以在想像中划分出几类次感元，可以对这些图像进行放大、缩小，以及进行明暗、颜色的随意调整。这对想像训练很有帮助。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1）知识信息； （2）著作方式；

（3）文字；

（4）物质载体；

（5）文字制作技术；

（6）装订形式。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著名书史学家钱存训指出：书籍的起源，当追溯到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学术观点：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应视为珍本；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为基础，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无疑是善本；有时候，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也应视为善本。 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法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部下再细分为四十四类：

经部，以儒家经典及其释作为主，例如《御笔诗经图》，也收录古乐、文字方面的书籍。

史部，主要收录各种体裁的史书，另纳入地理、政书及目录类图书。

子部的范围比较广，诸子百家、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军事、艺术、宗教、占卜、堪舆、命算、笔记、小说、类书等，皆入子部。 集部，则录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个人著作称“别集”，集体创作称“总集”（例如：《六家文选》）。 中国印刷术的演变：

雕版印刷发端于唐代，宋代以后成为传统中国图书制作生产重要方式。较早的雕版，一次只能印出一种颜色，称为“单印”；若将规格完全一样的几块版面，分别在不同的部位着上不同的颜色，重复迭印，就可产生二色、三色、四色，甚至五色的效果，称为“套印”；以套印技巧印制的书，就称为“套印本”，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彩色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用铜铸或木造成一个个独立的字体，再拼成版面印刷（图4《御制数理精蕴》），乾隆皇帝将宫中以木活字印刷的书称为“聚珍版”。石板印刷是西洋技术，在清末传入中国，因有快速、价廉的优点，很快地通行起来。 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定的名称。

1．书衣：俗称书皮，也称封皮。（修复技术规范228）是为保护书而在书的前后加的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2．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修复技术规范229）

3．书叶：按文稿顺序排列的书写、印制的单张纸叶。（修复技术规范29）

4．封面：位于护叶之后、所有书叶之前。常镌刻书名、作者、刊刻时间及地点等项内容。（修复技术规范218）

5．护叶：也称副叶，用以保护书芯或连接书衣。（修复技术规范219）一般是一张空白纸。在书名叶或前或后。

6．书芯：指书衣以内或未上书皮以前已订在一起的书册。（修复技术规范220）

7．书脑：书芯订捻、缝线以右的部分。（修复技术规范224）即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

8．书背：又称书脊，与书口相对，上下封皮相隔或连接的部分，相当于书籍的厚薄度。（修复技术规范225）即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所以称书脊。

9．书头：书籍上端切口处。修复技术规范221）又称为书首。

10．书根：（修复技术规范222用的术语叫“书脚”，解释为：书籍下端切口处，亦称书根。）有些古籍在书根上有书名、卷数、册数，但书根上这些题名不一定准确，有些是刻板时印上，有些是藏书者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护而写上去的，多半是简名。 11．书角：天头和地脚右端。（修复技术规范227）

　　鉴定古籍版本对收藏者的意义重大，版本学是从书籍的字体、纸张、版式、刀法、墨色、刻印、题跋、批稿、印章等方面来研究图书版本的，在鉴定一部比较完整的古籍（即全文、序跋、版式、刻工姓名等都具备）的情况下，所审阅、考察和判断的古籍版本不仅是文献，也是文物。鉴定版本是一项实践性、经验性较强的技术工作，其实质就是要熟悉旧书，熟悉版本，从而能举一反三。学习版本鉴定方法最好是多看、多比较、多实践，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纸上谈兵是永远行不通的。还要懂一些金石学、印章、目录学的知识，笔者对古籍版本研究已有10多年了，收藏各种宋、元、明、清、民国版本达500多册。

　　在长期实践中，笔者逐步掌握了鉴定古籍版本的一般规律，形成一套鉴定的程式，每当鉴定一种版本，我首先要揭开卷首看一看，从字体、版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