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举过鼎的人，有史记载的为数不多，仅有秦武王、孟说、项羽三人，至于李元霸、宇文成都等力能举鼎的人物则均为小说中虚拟人物。

（一）秦武王。秦武王，嬴姓，名荡，秦惠文王之子，系战国时期秦国国君，公元前310年—公元前307年在位。司马迁评价秦武王“有力好戏”。秦武王四年八月，秦武王与孟说比赛举“龙文赤鼎”，虽然举起龙文赤鼎，但鼎离地半尺后，正要迈步时力尽失手，胫骨折断，到了晚上，气绝而亡，年仅23岁。在《史记·秦本纪》中记载有“王与孟说举鼎，绝膑”，这也是汉语成语举鼎绝膑的来历。

（二）孟说。孟说，即孟贲，战国时人，秦武王有力，爱好举重比赛，曾用他为大官。《孟子·公孙丑上》焦循正义引《帝王世纪》记载，“秦武王好多力之士，齐孟贲之徒并归焉，孟贲生拔牛角。” 在《史记·秦本纪》中记载的“王与孟说举鼎”比赛中，曾将鼎举至离地半尺，勉强举起。

（三）项羽。项羽，名籍，是秦末楚汉之际人士，曾率军在巨鹿之战消灭秦军主力，推翻秦朝，建立西楚政权。项羽身高八尺多，力量超人，《史记项羽本纪》记载“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秦并六国平话》卷下也记有“籍是时年方二十四，力敌万夫，有拔山举鼎之威。”

夏传九鼎

可以和考古发现相印证的是，不少古代文献都把中国开始铸造青铜器的年代定在夏代。相传，由于夏禹治水有功，被拥戴为王，九州（代表中国各地） 各部落领袖纷纷把他们的藏金（青铜）献给夏禹，而各方国的酋长，也把他们各族的图像进奉。夏禹于是利用这些青铜，铸造了九座大鼎，并把各种图像装饰到鼎上，用来象征九州 。

夏禹所铸的九个大鼎，后来便成为夏商周三代相传、作为国家政权象征的「九鼎」，而「定鼎」、「问鼎」、「鼎迁」，都是指国家政权的确立或变革，这表明了青铜器在古代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这九个鼎后来流传至春秋时代的东周王室，并出现楚王「问鼎中原」的故事。这一故事发展到汉代，又有「泗水取鼎」的故事：据说九鼎后来被秦昭王夺走，搬运途中一只鼎掉进了泗水。秦始皇时派人打捞，刚拽出水面，被龙咬断绳索又落入水中——因为秦朝无德，不该保有九鼎。

问鼎 《漫画问鼎》

我们常常听到别人说问鼎三甲、问鼎中原、问鼎拳王宝座等等，其实问鼎的故事源自春秋时代楚庄王向王孙满问鼎的历史故事。楚庄王故意在洛水附近边界驻军，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去慰劳楚军，楚庄王就向王孙满打听周室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很有技巧地回答说：天子能够得到天下是因为他有德行而非因为有鼎，并历举夏商朝君主为例，以说明如果有德行，即使鼎小也很重，反之，虽大亦轻。周室虽渐衰微，但仍然是天定的统治者，所以鼎的轻重是不可随便问的。楚庄王问鼎意在取代周室，取得天下。这就是鼎对国家十分重要的原因。

“列鼎而食” 和“钟鸣鼎食”

古代的贵族通常用鼎来煮肉，把不同类的肉分用几个鼎来煮，熟后直接取食，因此古籍中有“列鼎而食”的说法。

另外，到商、周时代，常以青铜铸造鼎做为祭祀的礼器，青铜器的铸造过程较陶器困难得多，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与资源，通常只有统冶阶级才有能力铸造，因此鼎也就成为贵族地位和阶级的象征，所以又以“钟鸣鼎食”代表贵族的生活。

“毛公鼎”为西周末期宣王时金文的典型代表，全鼎32行，497字，记载的内容大体是当时天下大乱，王令毛公辅协政事，毛公感周王委以重任，铸鼎纪念。从书法角度来看，整个鼎字体中正端庄，结构长方；笔画圆润古朴，匀称秀美，又不失遒劲、沉重之韵；章法宽松疏朗，工整规范，又不失恢弘博大之气。每个字与整篇浑然成趣，自然合一。

鼎[鼎、鼑，读音作dǐng(ㄉㄧㄥˇ)]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古代鼎湖，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传说，黄帝采首山之铜，在今河南省灵宝县阌乡荆山铸鼎。这在史籍《史记·封禅书》中记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於荆山下。”

又传说，大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阳，荆山脚下的焦岱湖就被人们称作“鼎湖”。这在典籍《说文》中记载：“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下。”汉朝时期的汉武帝抱病后，就居于鼎湖宫。

中国历代古籍中所指的荆山，皆是指关中地区的荆山。例如据史籍《汉书•地理志》等众多古代地理志记载，荆山当在岐山和黄河之间，也就是今天的渭北荆山原。“荆山之阳”在荆山原南，就是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的荆山。

因此，夏禹当在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的荆山“铸鼎”，绝非在今湖北省武当山东南的荆山，也非今河南省灵宝县阌乡的荆山，亦非今安徽省怀远县的荆山，更非今广东省肇庆市的鼎湖山，因为夏禹、黄帝的势力范围从来就未到过岭南地区。

荆山原上，葬有汉高祖刘邦的父亲(汉太上陵)、大唐王朝的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唐献陵)、唐武宗李炎(唐端陵)和唐敬宗李湛(唐庄陵)。

古代，居于荆山、鼎湖地区的住民，有以帝王铸鼎之史为姓氏者，称鼎氏，是非常古老的姓氏之一。

第二个渊源：源于官位，出自夏、商、周延传的国鼎，属于以国家象征为氏。

在典籍《说文》中记载：“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下。”但是，在史籍《史记·封禅书》中却记载：是“黄帝铸鼎于荆山。”

不过，在史籍《左传·宣三年》中记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

比较起来，作为民族精神的表征，本书还是崇尚比《史记》更加古老和原始的记载，即鼎为夏禹始铸。不过，不论是谁先铸造的大鼎，以鼎为国家之表，都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

实际上，代表国家象征的鼎一共有十二座，而不是人们流传的“九鼎”。这在典籍《周礼·天官·膳夫》中即有记载：“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鼎有十二，牢鼎九，陪鼎三。”也就是说，当君王即位登基之时，一共要抬出十二座鼎，其中代表荆、梁、雍、豫、徐、青、扬、兖、冀九州大地的鼎为九座，称为“牢鼎”，义示“九州大地江山牢固”，而代表君、臣、民的鼎有三座，称为“陪鼎”，义示“君为臣之陪，臣为民之陪，民为国之陪”。

由于“鼎”代表了国祚、代表了社稷，是国家的象征，因此在两周时期，辅佐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主政大臣，亦称作鼎鼐(国相)、鼎台(宰辅)、鼎臣(宰相)等。

在鼎鼐、鼎台、鼎臣等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的官位称号位姓氏者，省文简称鼎氏。

第三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古代城郭鼎门，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在春秋战国至秦朝时期，人们称城郭的东门为鼎门，因为当年大禹铸九鼎之后，鼎是从城池的东门运入城中的。例如，在史籍《后汉·郡国志》中就记载：“雒阳东城曰鼎门。”

在古代居于城郭东门区域的住民中，有以城门别称位姓氏者，称鼎门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鼎氏、门氏。

第四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卫国大力士夏育，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鼎官，是周王朝时期的官名。在史籍《前汉·东方朔传》中记载：“夏育为鼎官。殿前举鼎者也。”

在夏、商、周乃至战国时期，历代皆有护鼎之官，称作“鼎铉舒”，俗称“鼎官”。

夏育，是春秋时期的卫国勇士，也是大力士，他在周王朝殿堂前将千斤重的鼎举了起来，还能将强健的大公牛的尾巴活活拽下来，国君为之惊叹，封其为鼎官。在史籍《史记·范雎蔡泽列传》重记载：“乌获、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贲、王庆忌、夏育之勇焉而死。”在典籍《裴駰集解》中引《汉书音义》注释：“或云夏育，卫人，力举千钧。”晋朝道祖葛洪在《抱朴子·辨问》中解释：“夏育、杜回，筋力之圣也。”后世人将“夏育”、“杜回”、“鼎官”等作为大勇士的代称。

在夏育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的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鼎官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鼎氏、官氏等。

第五个渊源：源于姜姓，出自战国晚期秦武王属下大将孟说，属于以历史事件为氏。

秦悼武烈王嬴荡身高体壮，勇力超人。他重武好战，常以斗力为乐，凡是勇力过人者，他都提拔为将军，置于身边。当时的乌获和任鄙皆以勇猛力大闻名，秦武王就破例提拔为将，并给予高秩厚禄。

有齐国人孟贲，力大无穷，勇冠海岱：陆行不怕虎狼，水行不避蛟龙，一人同时可制服两头野牛。孟贲听说秦武王重用天下勇士，便赶赴咸阳面见秦武王。秦武王考验之下，孟贲比乌获、任鄙还厉害，因此当即被任命为大将，与乌获、任鄙享受一样的待遇。

周郝王姬延九年(秦悼武烈王四年，公元前307年)，雄心勃勃的秦武王嬴荡率领孟贲、乌获、任鄙等随从到东周都城洛阳观看九鼎，这九鼎代表九州，上镏刻有各州的山川、人物、土地贡赋之数。

秦武王逐个审视，在看到雍州鼎时，对众臣说：“这鼎有人举过吗？”

鼎官回答说：“自从有鼎以来，没有听说也没有人见过举起这只鼎，这鼎重达千钧，谁能举得起呀！”

秦武王问任鄙、孟贲二将：“你们两个人，能举起这鼎吗？”

任鄙知道秦武王恃力好胜，婉言辞谢：“臣只能举百钧之物。这鼎重千钧，臣不能胜任。”

而孟贲则伸出两臂走到鼎前，说：“让臣试举，若举不起来，不要怪罪。”说罢，紧束腰带，挽起双袖，手抓两个鼎耳，大喝一声“起！”只见那雍州鼎被孟贲抬离地面半尺高，就重重地落下。孟贲感到一阵晕眩，站立不住，幸被左右拉住，没有倒庄地上。

秦武王看了发笑：“你都能把鼎举离地面，难道寡人还不如你吗？”

任鄙劝道：“大王万乘之躯，不要轻易试力”。

秦武王固执不听，卸下锦袍王带，束紧腰带，大踏步上前。任鄙拉着秦武王苦苦劝阻，武王生气地说：“你不能举，还不愿意寡人举吗？”任鄙不敢再劝。

秦武王伸手抓住鼎耳，心想：“孟贲只能举起地面，我举起后应移动几步，才能显出高低”。于是，深吸一口气，使出乎生力气，喝声：“起！”雍州鼎也被举起半尺，秦武王接着移动左脚，不料右脚独力难支，身子一歪，鼎落地面，正砸到右脚上。秦武王惨叫一声，倒在地上。众人慌忙上前把鼎搬开，只见秦武王右脚足骨被压碎，鲜血流了一滩。等到太医们赶来时，秦武王已昏迷不省人事了，但仍然在自言自语；“心愿已了，虽死无恨。”入夜，秦武王气绝而薨。周赧王闻报大惊，亲往哭吊。

右丞相樗里疾护秦武王之棺回咸阳，立秦武王的异母弟赢稷为王，是为秦昭襄王。安葬完毕之后，樗里疾追究责任，将孟贲五马分尸；奖励任鄙劝谏之能，升为汉中太守；同时谏议秦昭襄王，追究左丞相甘茂耸恿秦武王入周观鼎之罪。

这件事在战国历史上称为“举鼎绝膑”。

孟贲死得冤枉之极，因此在孟贲的后裔子孙和族人中，有以“举鼎绝膑”这一历史事件为姓氏者，称鼎绝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鼎氏。

第六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西汉朝中期的重臣匡衡，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匡衡，字鼎，后字稚圭，东海承县人，就是今天山东省的枣庄市峄城区，一说是东海兰陵人，即今山东省的苍山县鲁城乡，是著名的西汉经学家。

匡衡自幼勤奋好学，但由于家贫，晚上连油灯也点不起，他见邻居家灯火通明，就在自己家墙上凿了一个小孔，让灯光透过来借以刻苦读书。历史上流传千古的“凿壁偷光”故事即由此而来。同乡里有一大户，家中豪富，藏书很多，匡衡便自愿为其做佣工，不要报酬。富户感到奇怪，问他缘故，匡衡表示愿读尽其藏书。富户听后颇为感叹，遂取出藏书供匡衡攻读。

顽强的学习毅力使匡衡获得了渊博的学识，后来他跟著名学者后苍学经，对《诗经》有深刻研究，特别对经学有精辟的见解，当时流传着“匡衡说诗，解人颐”。匡衡善于讲《诗》。一次他与别人讲《诗》时，相互驳难，别人被说得哑口无言，只好慌忙地穿着鞋溜走了。

由于才智过人，博古通今，经学绝伦，被大汉朝廷看中，后来匡衡功成名就，位列三公，在汉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成为一代宰相。匡衡开始只做了个小官，地位不高，加之汉宣帝刘询不大喜欢儒生，便被派到地方上任职。为此，当时长安城内很多学者给汉宣帝刘询上书，请求将其留在京城，但未被汉宣帝没被采纳。

汉元帝刘奭即位后，匡衡因知识渊博而被调回京都。汉元帝经常让其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他也曾上书给汉元帝，指出：百姓生活十分贫困，而许多官吏却贪赃枉法，大肆搜括民财，一味追求享受；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廉耻，大搞裙带关系，阿谀奉承等。匡衡建议朝廷压缩开支，考订国家制度，整顿朝纲。这个建议得到汉元帝的重视和采纳，却收效甚微。

匡衡后来历官博士、给事中、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光禄勋、御史大夫，丞相。最后被晋封为乐安侯。但是在匡衡当了丞相后，却对专权宦官不敢揭露斗争。直到汉元帝逝世后宦官失宠，他才大着胆子上书弹劫宦官，因此受到朝廷众大臣指责和非议。匡衡因而在羞愧中辞去承相之职。

后来，匡衡明知百姓疾苦，却自己大量强行占有土地达两万三千顷。因此，汉成帝刘骜认为匡衡“言实不符，以权谋私，背法而不合春秋之义”，遂将其罢官贬为庶民，他于归家后不几年就病逝了。不过，匡衡“凿壁偷光”的故事却在千百年来激励着历代莘莘学子们。

在史籍《西京杂记》中记载：“鼎，匡衡小名也。”在史籍《前汉·匡衡传注》中也记载：“匡衡少时字鼎，长乃易字稚圭，世所传衡与贡禹书，上言衡状报，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

在匡衡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小名“鼎”为姓氏者，称鼎氏。

第七个渊源：源于封建制度，出自隋朝时期创建的科举制，属于以官职称号为氏。

隋朝时期，与隋文帝开凿大运河同时实行的另一项促进民族大融合的措施就是科举制。

科举制度始于隋文帝杨坚，隋文帝为了国祚兴盛，民族团结，规定不分出身和民族，皆按考试成绩选拔国家官员。后来的隋炀帝杨广将科举制度推广和普及，希望通过这一制度解释江南 的不满情绪，给中下层读书人提供入仕之途。考生不分出身，地位一律平等。考试是在小屋中进行的，考生往往一连考上几天，中途不许离开这些屋子。

科举制度，一直延续到公元二十世纪初期，是古代读书人成为国家官员的一道龙门。中榜者的名字被高高张贴，有很多人去观看。从隋王朝起采用的这套科举制度为国家选拔官员提供了依据。从此以后，所有的历代朝廷官员包括地方长官都必须是科举合格者。由于一旦考中便可以衣锦还乡，享受荣华，所以有不少人考到白发苍苍。

中国的科举制度不论民族、出身，而是凭能力选拔官员，形成封建社会所能采用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为封建王朝吸收大量中下层社会的优秀人士进入统治集团提供了条件。

在科举过程中，隋炀帝杨广将一甲殿试中的前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称作“鼎甲”，盖因鼎有三足，而在一甲中皇帝只取前三名，故而称一甲为“鼎甲”，后世称“三鼎甲”。

科举制成了隋朝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选拔人才的重要措施和用人的支柱，在唐朝时期，科举制度基础上的人事体系逐渐完善，状元、榜眼、探花经基层历练后，大多成为帝王宫婿(驸马)、王公府婿(郡马)、朝廷重臣等。

在“三鼎甲”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的荣耀历史为姓氏者，称鼎氏。

第八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宋、元朝时期的鼎州，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鼎州，亦称鼎城，古称嵩州，

秦昭襄王嬴则三十年(公元前277年），蜀郡守张若“伐取巫郡及江南”，建筑城池，称张若城，隶属于黔中郡。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21)，分天下置三十六郡，在黔中郡内置临沅县。黔中郡治在沅陵西境，临沅县治在今常德市区内。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改黔中郡为武陵郡，张若城改称武陵城。隋文帝杨坚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改置为朗州，治所在武陵县(今湖南常德)。宋真宗赵恒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改朗州为鼎州。

鼎州既是古代南北的交通枢纽，又是上溯黔东，下达苏皖的运输要道，素有“荆楚唇齿”、“滇黔咽喉”之称，又是江南闻名遐迩的“鱼米之乡”。

元朝时期，蒙古大军攻克鼎州，在元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设常德府安抚司，后在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改为常德路总管府。其时有原南宋鼎州住民以故居地名称“鼎州”为姓氏者，称鼎氏。

第九个渊源：源于 ，出自元朝时期散曲家玉元鼎，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元朝时期，有著名的元散曲家阿鲁丁，他后来后改汉名为玉元鼎。

玉元鼎是元朝至治、天历年间人（公元1321～1330年），曾为翰林学士。

在史籍《吴文正公集·玉元鼎字说》中记载：“学者阿鲁丁，以玉氏，以元鼎字。其先西域人也，始祖玉速阿刺，从太祖皇帝出征，同饮黑河之水，为勋旧世臣家，名载国史。”

玉元鼎所作的散曲，今存小令七首，套数二套；或写景状物，或吟咏闺情，词皆流美，用韵响亮，风格明丽委婉。元朝史籍中的《松雪斋文集·古今历代启蒙序》即为王元鼎所作，略云：“金陵玉君元鼎，取自三皇五帝以来事迹，编为四言，又韵其语，欲以教童蒙，使之诵习，俾知古今。携以见示，求为序引。盖自唐李翰已有《蒙求》矣。然不若王君所编为包括古今，该备治乱，不悖于先儒之论议，于小学不为无补。然余疾读一过，犹以事迹之繁非童子所能悉者，虽成人亦可读之以为历代史记之目也。若王君之用心不既勤矣乎？敬题卷首而归之。”元朝学者夏庭芝在《青楼集》中还记载了玉元鼎曾与当时的杂剧演员顺时秀交往甚密，并说玉元鼎是一位嘲风弄月、惜玉怜香的风流文士。

玉元鼎的后裔子孙主要分布在云南地区，以先祖名字汉化为姓氏，有称玉氏者，也有称鼎氏、元氏者。

第十个渊源：源于满族，出自金国时期女真独鼎部，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①满族都克达氏，源于金国时期女真独鼎部，以姓为氏，满语为Dukda Hala，世居留福村(今俄罗斯兴凯湖勒富河流域)，是满族最古老的姓氏之一。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鼎氏、都氏、山氏等。

②满族瑚鼎氏，满语为Huding Hala，世居和罗山秦(今俄罗斯霍尔河流域南岸)，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鼎氏、胡氏。

二郡望：

鼎　州：亦称武陵、朗州，即今湖南省常德市。公元前三十万年，常德地区就有原始人群在沅、澧二水流域的平原山川生活、聚居。澧县澧南乡、张公庙镇、津市市窑坡乡、石门渫水下游一带以及鼎城区灌溪镇岗市等处有旧石器时代的遗迹四十多处，经挖掘出土的石器有石片、石锤、石球、尖状器、砍砸器等。原始人利用这些简陋的原始工具采集果实，猎取野兽。澧县彭头山遗址的发掘证明，距今九千年前，常德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这时期的原始人已掌握了石器磨制和陶器制作技术。距今七千多年的石门皂市下层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早期文化的代表之一。这时期生产工具已有河卵石加工磨制的斧、凿等砍伐用具和鱼网坠，并已掌握了原始制陶技术，生产简单的饮食器皿。距今六千五百多年的安乡汤家岗遗址，反映了常德当时以母性为主导地位的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生活。距今无前多年的安乡划城岗遗址，是常德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有力证明。这时期生产工具大为改进，石器钻孔、切割和抛光技术比较成熟，陶器普遍采用慢轮修整。商周时期，常德境内人丁兴旺，经济繁荣。全市共有商周时期遗址五百五十多处，出土物有镞、簪、鱼钩、熔铜炉等。春秋战国是历史上社会变革时期，常德境内有上千战国墓，有澧县鸡叫城、桃源菜菱城、临澧宋玉城等战国时期的城址。常德(今常德市、县)在历史上有过临沅县、武陵县、常德县等名称，先后隶属于武陵郡、建平郡、武州、沅州、朗州、嵩州、鼎州、常德路、常德府、武陵道、常德专区等县以上行政机构。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77年)，秦蜀郡守张若，“伐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在今常德城东筑程以守。常德有城，自此开始。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21年)，分天下置三十六郡，在黔中郡内置临沅县。黔中郡治在沅陵西境，临沅县治在今常德市区内。西汉初时，仍称临沅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改黔中郡为武陵郡，郡治驻义陵(今溆浦)，临沅县属武陵郡。汉武帝分天下为十三部州，武陵郡属荆州。新莽时期(公元9～23年)，改临沅县为监沅县，改武陵郡为建平郡。东汉建武六年(公元30年)，监沅县复称临沅县，建平郡复称武陵郡。东汉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武陵郡治移驻临沅县，此为设常德郡治之始。同时分临沅县沅水以南之地另置沅南县。东汉阳嘉三年(公元134年)，荆州刺史改治汉寿(今常德县断港头乡)。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武陵郡为后蜀攻占。东汉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与孙权分荆州，武陵郡属刘备，临沅县仍属武陵郡。东汉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吴夺取荆州，武陵郡属吴。三国时仍之。两晋时期，临沅属荆州武陵郡，郡治在临沅县，州治在武陵。南北朝宋、齐时代，临沅县属郢州武陵郡。南朝陈文帝天嘉元年(公元560年)，合荆州、郢州各一部没武州，临沅县属武州武陵郡。陈宣帝太建七年(公元575年)，武州改名沅州，临沅县属沅州武陵郡，陈代的郡治、州治均设于临沅县。隋朝初期实行州县二级制。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临沅、汉寿、沅南三县合并，改为武陵县，是为武陵县之始，直到中华民国二年改名常德县，武陵县一名沿用了一千三百三十四年。同年，武陵郡改名嵩州，隋文帝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改置为朗州，治所在武陵县(今湖南常德)，辖武陵、龙阳二县，州治在武陵县。隋炀帝大业初年，又改朗州为武陵郡，仍辖原武陵县、龙阳县。唐朝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武陵郡置朗州。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分天下为十道，朗州属江南西道。唐天宝元年(公元724年)，又改朗州为武陵郡，改属山南东道。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又复为朗州。五代时期，武陵县隶于楚的朗州。宋朝初年，武陵县隶于朗州，属荆湖北路。宋乾德元年(公元963年)，武陵县西境置桃源县。北宋真宗赵恒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改朗州为鼎州，改澧州为澧阳军州，均隶属荆湖北路。宋徽宗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升鼎州团练为常德军节度使。“常德”取孔颖达《诗经·大雅·常武疏》：“言命谴将帅，修戎兵戎，无所暴虐，民得就业，此事可常为法，是有常德也”，“常德”之名始于此。宋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改鼎州军为常德府，武陵县为其属县。自南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始，为荆湖北路安抚使治所。元朝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设常德府安抚司。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改为常德路总管府，属湖广行中书省，领武陵县、桃源县、龙阳县、沅江县。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864年)，明太祖朱元璋的军队攻克湘北，又改常德路为常德府，仍领上述四县。明朝时期，武陵县为常德府治，隶属湖广布政使司。清朝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分置湖南布政使司，常德为湖南布政使司岳常澧道常德府，至清查朝末期，常德府辖武陵、桃源、龙阳、沅江四县；直隶澧州辖石门、慈利、安乡、安福、永定五县。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废府，改武陵县为常德县。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于常德城设置武陵道。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撤销武陵道，常德县改隶湘江道。民国十一年，撤湖南道制，仅存省、县两级，常德县属湖南省直辖。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湖南分为九个行政督察区，常德县属第二区，专员公署驻常德城。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全省改设十个行政督察区，常德为第四区。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7月29日，中国人民 解放常德城。1949年设常德专区，专署驻常德县。辖常德、临澧、澧县、安乡、南县、华容、桃源、慈利、石门等九县。1950年由常德县析置常德市，由澧县析置津市市，常德专署驻常德市，辖两市、九县。1952年原益阳专区所属益阳市及益阳、沅江、安化、汉寿、桃江(驻桃江镇)五县划入常德专区，辖三市、十四县。1953年常德、益阳、津市三市改由省直辖。1958年常德、益阳、津市三市划归常德专署领导。1959年常德市交由常德县领导；益阳市交由益阳县领导；津市市交由澧县领导。1961年常德县领导的常德市、益阳县领导的益阳市、澧县领导的津市市均交由常德专署领导。1962年将益阳市及益阳、华容、沅江、南县、安化、桃江等六县划归益阳专区，常德专区辖两市、八县。1963年撤销津市市，并入澧县，常德专区辖一市、八县。1970年常德专区改称常德地区，地区驻常德市。辖常德市及常德(驻常德市)、临澧、澧县、安乡、汉寿、桃源、慈利、石门等八县。1979年恢复津市市，常德地区辖两市、八县。1988年1月23日，国务院批准(国函[1988]18号)文件，撤销常德地区和常德县，常德市升格为地级市。常德市设立武陵、鼎城两区。武陵区的范围包括原常德市和常德县的武陵、斗母湖、河洑、石门桥四个镇和丹洲、康家吉、南坪岗、河洑、芦获山五个乡；原常德县其余的三十六个乡镇为鼎城区的行政区域。常德市辖桃源、石门、沣县、汉寿、慈利、临沣、安乡七县。津市市由省直辖。截至2004年12月31日，常德市辖两个市辖区、六个县，代管一个县级市；全市共有十个街道、一百零四个镇、一百零六个乡。

九鼎，是传说中中国先秦时期的传国宝器，代表着中央政权的权威。

禹完成治水后，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并收集各州的青铜，铸成九只大鼎，各鼎之上刻有各州的地理情况、贡赋定数，以及代表风景等。据传说，每鼎有千钧之重，约合75吨。（史记•封禅书：“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

但根据左传的记载，九鼎是禹之子启建立夏朝之后，收取各州朝贡来的青铜而铸造的。（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

商汤逐走夏桀后，将九鼎迁至其都。盘庚定都于殷后，九鼎迁移至此。周武王灭商后，曾公开展示九鼎。周成王即位后，周公旦营造雒邑，将九鼎迁至该城，并请成王亲自主持祭礼，将九鼎安放在太庙之中。（墨子•耕注：“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

东周开始后，周朝王室衰落，各诸侯开始觊觎王权。周定王时，楚庄王首次“问鼎之轻重”，被周大夫王孙满驳回。后楚灵王一度也动心问鼎，因国内发生叛乱，未果。

秦惠王时，张仪制定策略，希望能夺得九鼎以号令诸侯，楚顷襄王、齐国国王亦希望争夺宝鼎。周赧王周旋于两国以及魏国、韩国之间，令其相互制约，得保九鼎不失。

秦灭周之后，九鼎失去下落，各种典籍对其下落莫衷一是，有几种说法：

秦昭王将其迁入秦都，途中一鼎落入泗水（史记·秦始皇本纪）；

周显王三十三年（前336年），或四十二年（前327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史记·封禅书、汉书、水经注）；

周末战乱时被熔化铸钱或兵器（清末王先谦）。

根据史籍记载，秦始皇和汉文帝均在泗水设法打捞过九鼎，均没有结果。后世帝王亦曾屡次重铸九鼎，以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和宋徽宗崇宁三年两次最为有名。

鼎 是我中华祖先所创制最早的一种器皿，后来成为祭祀神器，是国宝。几千年来，鼎一直被沿用，而且鼎为我所独有，在中华物质文化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之一。 4_P+Pl E U0oD

据现有的资料，鼎创始于河南裴李岗文化，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那时，鼎是用粘土羼细砂、提成坯，凉干后入窑烧制而成，称为陶鼎。陶鼎，上腹呈罐形或盆形，腹下附有三条圆锥状足。鼎和罐，均是我们祖先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炊器。后来，聪明的祖先，约在距今4000-5000年前，即在仰韶文化中晚期和河南龙山文化期间，又创制一种和陶灶圈相配套的无足炊器即陶釜。由于陶鼎的三足易折断，无足的釜具有自身的优势，后来被演化为多种形式的炊器，后来这类炊具被广泛应用，这是我们中国人生活所用的锅的来源。但是，鼎这种器皿，迄今一直被沿用（虽不作炊器了），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被赋予高尚的深邃的涵义。 5K#_BS!F-e,|

黄帝时代，由于发明了冶金术，人们学会了冶铜铸器。《史记封禅书》中说"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荆山下"。经学者考证，此首山在今河南灵宝市西，而黄帝铸鼎荆山下的铸鼎处，是在灵宝市阳平镇附近的铸鼎原。民以食为天，陶鼎既然是人们最早的炊器，则在人们社会生活中是最普遍和最重要的器皿，因此人们对鼎有深厚的感情。自从铜鼎出现后，又成了烹煮牲牢以祭祀神灵的祭器。古人缺乏科学知识和在自然界面前还是软弱无力，因此，通过祭祀以祈求神灵的保佑，以达到逢凶化吉的目的。这样，铜鼎又具有神圣的意义。

:GC%P/uiznR 尽管黄帝所铸的铜鼎，迄今未发现，甚至到夏代仍未见铜鼎出土。但是，由于相当于黄帝时代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已发现铜器残片，铸铜鼎完全有了技术条件，当时，仿陶鼎形状浇铜鼎是可信的。况且，商代发现许多铜鼎，在商代前期都城-郑州商城就发现了近1米高的一对大方鼎，而在商代晚期都城-殷墟发现了更大的"司母戌"鼎，其铸造技术臻于完美，从而反证青铜鼎的铸造，当可推到夏代，甚至更早。早期的铜器仿陶，而到了商代，陶器又反过来仿铜器，这是考古资料证明了的。当然，黄帝所铸的三个铜鼎"象天、地、人"，应是在铜鼎上铸有象征天、地、人的三种不同文饰。不过，应该说，通过铜鼎烹肉祭祀神灵，使人作通天地神灵的主体，即人可通神，神可佑人，使天地融为一体，具有深刻的哲学寓意。至于"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上天"，则是西汉时期道教所谓"得道升仙"的一种思想反映，同铸鼎无关，但铜鼎作为祭神宝器，则有神圣意义。

|O0P&mt2gR 鼎同我们祖先的文明进程也有密切关系。前面已说明鼎是最早的炊器之一。用陶鼎煮粥做饭，既有利于肠胃的健康和营养吸收，促进人们头脑的发达和文明意识的发展，而且鼎在上古贵族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权的标志。奴隶主贵族垄断了铜鼎等祭祀宝器和祭祀权，还是他们日常生活使用的主要器皿，所谓"钟鸣鼎食"便是现实的一种反映。同时，在奴隶主贵族阶级中还划分为不同的特权等级，其中铜鼎的使用便是其等级差别的标志之一。在周代，就有所胃"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等用鼎数的差别。这种等级差别已在周代墓葬考古中已得到证实。可见，铜鼎已成为上古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_9m,M+t3~kqx

铜鼎，还有一个更神圣的意义，那就是国家政权的象征。我中华，自夏商时代，那就是国家政权的象征。我中华，自夏商时代起，就把铜鼎视为国家的宝器。虽然，夏代还没有发现铜鼎，但据《史记封禅书》曰"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恐怕不是子虚乌有，应有所本。而商代前后期首都所发现的大型方鼎，都是同期青铜器之最，应为王室宝器。所谓"鼎宜见于祖祢，藏于帝廷"，表明只有王室才有权拥有和使用。久而久之，宝鼎成了国家政府的象征。至迟在春秋时代，就有了这样神圣的涵义。当时，宝鼎成为镇国利器，一个国家失去宝鼎，即等于国家灭亡，而为敌者，也是着力抢夺对方宝鼎等国家重器。在这种背景下，就发生了《周本纪》所记楚庄王伐陆浑时陈兵周郊（洛阳）派人"问九鼎"的故事。"问九鼎"轻重，就是强大的诸侯楚国向周天子挑战，企图夺取周室江山的一种尝试。这里"九鼎"明白无疑地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在春秋战国时代，周王室衰弱，诸侯长期混战争霸，无非为争夺政府，取代周王而统治天下。其是所谓"定鼎中原"，就是在中原取得了天下，即立国之意。把鼎视为国家政府的象征，是人们给鼎所赋于最神圣的社会意义。 j9g%\3Q G,T~2E2X

封建地主阶级是反对奴隶主贵族实行特权统治的，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期间取得政权后，自然不再有以用鼎数多寡为标志的等级差别，但是，实际上封建朝廷也有其新的等级和特权，铜鼎仍市朝廷的祭器之一。封建统治者仍然祭祀上天后土和先王祖宗，铜鼎仍被沿用。后来还出现铁铸的铁鼎。随着社会的发展，鼎类祭器应用面较广，逐渐流行于社会，进入寺庙，以及民间重大的祭祀活动中。这类鼎，又成为供奉神灵和祖先的"香炉"，其中后世（明）的"宣德炉"（铜鼎）最为有名。这种文化习俗，流传至今，成为中华独特的传统文化重要内容之一。 H-p jQK6` m:Q)u^

总之，鼎经历了几千年，一直沿用不衰。特别是它曾具有国家政权的象征意义，使其在中华文化史中享有崇高地位，迄今为中国人所尊重。1995年，词语过滤主席代表中国政府赠送给联合国的贵重礼物"世纪宝鼎"，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风彩。我们这次由上海人民资助铸造的大铜鼎（九鼎），放置于郑州黄河游览区炎黄二帝巨塑广场上，也浓缩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将这样象征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列鼎是最合适不过了，它将受到中华炎黄子孙及世界人民的瞻仰，这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