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名城云南的昆明和大理，云南古城大理位于云南省西部，又名叶榆城、紫城。古城其历史可追溯至唐天宝年间，南诏王阁逻凤筑的羊苴咩城，为其新都。

古城始建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占地面积3平方公里。大理为1982年2月8日国务院公布的中国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大理的历史沿革

大理历史悠久，是云南最早文化发祥地之一。据文献记载，4世纪白族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散布了许多氏族部落，史书中称为“昆明之属”，他们创造了灿烂的新石器文化。

前221年，秦朝开始经营西南，在西南地区建立行政机构，自此开始中央王朝对大理的统治。

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西汉王朝发巴蜀兵数万人击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降汉，西汉王朝在“滇王”统治区设置了益州郡。

同年，汉王朝派郭昌、卫广往击大理地区阻挡汉使的“昆明”部落。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和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郭昌又两次率兵往击“昆明”部落，“后数年，复并昆明地”，在大理地区设置了叶榆、云南、邪龙、比苏4县，属益州郡管辖，从此大理地区正式纳入汉王朝的疆域。

楼主指的应该是曲靖的汉族吧！曲靖是云南汉族比例最大的地方，而曲靖的汉族基本是明朝初年的移民的后裔。朱元璋为了消灭在滇的蒙古残留势力，出兵30万南京大军远征云南，而位于滇东曲靖作为当时入滇的第一门户，很快就被明军占领，之后明代为了加强中原集权，又派出了更多的汉族移民（很多是发配来的）来到云南，这些移民在云南各地世世代代生活下来了，其中曲靖更是明代移民最集中的地方。其实明代的移民并不都是南京人，也有江苏人以及安徽、浙江等省的人，但现在云南的汉人普遍流传着祖上从南京来的说法，也有很多家族的家谱中记载着从南京迁移过来的那段历史，可以说，曲靖的汉族大多都有一定的南京情结。而且从语言的角度来看，曲靖方言很多方面都和南京方言有相似之处，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曲靖的汉族和南京的密切联系。确切的说，现在曲靖的汉族主要是南京等地移民的后裔。

1381年，明朝，汪藏海设计

从苴兰城、谷昌城到拓东城

　神秘“龟蛇之城”的形成历经两千多年六百多年前的一天，几个在当时响当当的人物登上了滇池边的高山，俯瞰着眼前的这片坝子。这些人当中除了明朝开国名将沐英，还有大名鼎鼎的风水大师、勘舆家汪藏海。他们雄心勃勃地想在这片坝子里构建一个全新的城市——而彼时那片郁郁葱葱的坝子，就是今天的昆明。事实上，昆明城市的历史，远远不止明初到今天的这几百年。早在石器时代，滇池周边就已经有了定居的部落，不过以当时的规模来说，并不能称之为“城”。从苴兰、谷昌，到拓东城，和世界上任何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城市一样，昆明发展到今天，并非一朝一夕。

　苴兰城、谷昌城——小部落时期

　公元前3-4世纪的滇池周边，已经分布着“劳浸”、“靡莫”等数十个部落，其中又以“滇”最大。就在这一时期，昆明城市发展史上的第一个时间节点出现了，这就是楚国大将庄蹻入滇。《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黔中以西……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可以确定的是，庄蹻并没有花多大力气，就将滇池周边的小部落一一征服。

　取胜之后的庄蹻回报楚王，相约击秦，但因“道塞不通”，庄蹻只能“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既然要留下来当山大王，庄蹻也就寻思着在滇池周边建一座城居住，最后他把位置选在了三面环山、南临滇池的昆明坝子。

　看中这块地方的原因，首先在于军事上的考虑——这片坝子地处滇东和滇西的交通要道，地形险要，适合筑城防守，可以扼守滇国门户。这个选择可以说非常明智，后世凡改朝换代，进攻者无不为此易守难攻之地伤透了脑筋。除此之外，因为土地肥沃、农业生产相比较为发达，庄蹻也就在这里安心地当起了滇王。

　这座在滇池旁最早建起来的城就叫“苴兰城”，而“苴兰”则是“且兰”的异写。《后汉书》记载：“庄豪（蹻）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椓船于岸而歩战。”庄蹻非常看重进入云南的第一仗，所以在建城时也就称之为“苴兰”，后人则将其称为“庄蹻故城”。大部分史学家都相信，这座城市就在今天的昆明黑林铺一带。

　一直到秦灭汉兴，庄蹻时代都有封土。汉武帝时的滇王常羌，就是庄蹻的后代。但在数百年的时间里，苴兰城并没有太大的发展，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它也只不过是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部落而已。

　张骞出使西域时，想借道云南，被滇王所阻，于是滇与汉朝结怨。汉武帝盛怒之下发兵滇池，滇王降服，归顺汉朝。从此汉在滇池地区设立益州郡，郡治在今天的晋宁，但所辖的24个县中就有被称为“谷昌”的昆明。

　谷昌城建于金马山麓，大概的位置在今天的凉亭一带，城内驻扎着汉军，目的是为了威慑周边部落，监控滇王的一举一动。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谷昌城严格意义上来讲只能算一座军营，但驻军在滇池边垦荒造地、修筑灌渠，开垦了2000多顷农田，滇池周边已经出现了“沃野千里”的景象。

　不过，军人毕竟只是军人，在开荒修渠这种事情上显得不是那么专业，而且当时也没有城市规划的意识，后世的昆明城水患频频，没少让昆明人吃苦头。而在之后几百年的时间里，滇池地区尽管分布着很多部落，但昆明也并没有形成一座真正的城市模样。

　拓东城、鄯阐城——军事要塞期

　这种情况一直到公元8世纪，洱海地区南诏的崛起——既然是崛起，那就肯定要扩张地盘。唐天宝五年，南诏王皮罗阁率军东征，但他的步伐只迈到了今天的祥云一带就去世了。其子阁罗凤即位后继续东进，灭掉了延续数百年的爨氏政权，进入滇池地区，继而统一了云南。

　事实上，南诏政权是唐王朝本着“以夷制夷”的想法一手扶植起来的，但南诏在羽翼丰满后，就不可避免地会与唐产生矛盾。天宝十年和十三年的“天宝战争”，南诏两次击败唐军，最后成功割据一方。在洱海边长大的阁罗凤很有湖泊情结，他的看法和庄蹻一致，也认为滇池区域很适合修建一座重镇，这样就在军事上进可攻退可守。酝酿了几年后，他开始让自己的长子负责建造“拓东城”。

　“拓东”意在“开拓东境”，从名字上不难看出阁罗凤的野心。南诏在政治上也很重视这座新城，专门设置南诏六节度使之一的拓东节度使，所以这座城也被称为拓东节度城。在今天的昆阳和安宁，还同时修筑了拓东龟城和蒙氏城。和之前不一样的是，拓东城下辖今天的晋宁，这意味着滇池区域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由滇池东岸晋城一带，开始向滇池北岸的盘龙江三角洲转移，昆明的城池位置也逐渐清晰。

　事实上，拓东城的规模也并不算大，它只是一个周长3公里的狭长土城，分为东、南、北三面，河上的木桥可通往滇池西岸。但相比之前比较单一的城市形态，拓东城里有王宫、官署、馆驿、寺庙，算得上有了城市的模样了。根据考证，这座城池的大致位置就在今天昆明的南市区，地跨盘龙江两岸，北迄人民中路，南至金碧路，东起五里多、拓东路，西到得胜桥。受中原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建筑多为唐代的风格。

　由此看来，今天昆明市的中心一带，就是当年的拓东城。南诏政权从滇西大量移民填充滇池地区，后来的拓东节度使还邀请了中原的工匠，在拓东城西的滇池湖畔修建了觉照、慧光两座寺庙和东西寺双塔——后者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而前者已经堙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当然，拓东城得以发展，和当时统治者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它被看作是一个“陪都”，地位仅次于南诏的都城，由此也被称为“东京”、“上京”。从阁罗凤之子开始，历代国王都是住在这个“陪都”，只有死后才归葬滇西。

　然而，历史总是向前走的，就算统治者再怎么重视，江山也不可能万年永固。公元937年，“白蛮”段思平联络滇东乌蛮三十七部，灭南诏杨氏政权建大理国，行政上划分八府，设立在滇池湖畔的鄯阐府为其中之一。此时拓东城周边的滇池水域，已经慢慢发展成为了城市的附属部分。

　1119年，三十七部再度起事，攻克鄯阐，拓东城也在这一场战火中严重毁坏，几乎被夷为平地，成为了一座“废城”。战事平定后，大理国政权才在拓东城的基础上重新筑起土城，称之为“鄯阐城”。

　相比之前的拓东城，鄯阐城已经越过盘龙江向西发展，城区大概位于盘龙江西岸，在今天的文庙、人民中路、东寺街一带。整座城东临盘龙江，南靠玉带河，西到鸡鸣桥，北至五华山，“城际滇池，三面皆水，既险且坚”。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一时期鄯阐城在经济上有了长足地发展，但统治者建城首要考虑的，仍然是军事上的需求——当然，这也让后来者吃尽了苦头。

　公元1253年秋，蒙古大元帅兀良合台率大军进攻大理国，大理城破，大理王段兴智逃到鄯阐城继续抵抗。看了鄯阐城的地形后，兀良合台制定了详细的攻城计划，但这座土城竟然连续七天抵挡住了强大的元军进攻。

　究其原因，不在于大理军有多顽强，而是鄯阐城修建的位置太绝了——三面临水，一面靠山，元军又缺水战经验，自然久攻不下。兀良合台在鄯阐城打了一场入滇以来最大规模的战役，最终城内弹尽粮绝才取胜。毫无疑问的是，这也验证了一座城市选址的重要性。

　马可·波罗笔下“壮丽的大城”

　元灭大理之后，在云南设置万户、千户、百户互相辖制，鄯阐为万户总管昆明二千户，这也是首次将“昆明”用为本地地名并延续至今。大多数学者认为，“昆明”最早是西南地区一个古代民族的族名，在古籍文献中一般被写作“昆”或是“昆弥”。《华阳国志》解释：“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这也解释了人口众多的昆明族。

　公元1267年，忽必烈封忽哥赤为云南王，也就是后世所称的梁王。7年后，赛典赤被任命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前来治理云南。他首先在行政区划上进行了改革，使其与内地的建制一体化。万户所、千户所、百户所被相应地改成了路、府、州、县，昆明二千户被改为昆明县，鄯阐万户被改为中庆路，同时行政中心也从大理迁到了昆明。从此之后，昆明正式成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云南也成为了全国的十一个行省之一。

　赛典赤的第一个历史重任，则是兴修昆明水利——事实上，这一直是昆明历代统治者最头疼的问题。从汉代开始，地方官就已经开始了对盘龙江的治理，宋代时开挖了金汁河及银汁河，算得上是昆明历史上最早的重大水利工程。大理国时期，大理国王段素兴也曾征调民夫疏通盘龙江与金汁河，还设置了专门的机构管理滇池水利。

　不尽如人意的是，尽管每朝每代都很重视这个民生问题，但他们在建城的时候大多只考虑军事了，没有意识到随着城市的发展，水利会成为一个大麻烦。事实上昆明的水环境并不好，位于背面是山、南面是湖的狭长地带，唯一一条灌溉河流盘龙江落差较大，夏天洪水泛滥，冬天却供水不足。直到元代时，昆明还经常被水淹，人们把这座城池叫做“鸭池城子”，意思是大水淹城时里面的人就像水里的鸭子。

　以往的统治者一般都是开挖河渠分流盘龙江的水，但赛典赤却看到了问题的实质：滇池承受了过多的水源，而排泄的地方却只有海口一处，河床更是有泥沙淤积，一到雨季，真正倒流淹城的不是盘龙江而是滇池，也就容易酿成严重水灾。为此，赛典赤首先在昆明东北地区清理水源、疏浚盘龙江，把群山里的“邵甸九十九泉”引入盘龙江，从而消除了滇池上游水患。

　接下来，他在金马山下建造了松华坝闸，用于截流分洪，同时在滇池下游开凿了6条人工河。松华坝至今还在起着关键作用，被称作是“春城人民头上的一碗水”。

当这些水利工程基本完工之后，赛典赤才着手在鄯阐城的基础上修建中庆城。这是一座南北长而东西窄的土城。南端为土桥，北端是五华山，东至盘龙江，西至鸡鸣桥。城里有大德桥、白塔，西南两面有玉带河作为护城河，北城墙的内外建有悯忠寺和圆通寺，整座城池的中心是三市街，也就是今天的正义路中端至金碧路一带。

　这是赛典赤对云南的一大贡献，昆明的城市规模，从这一时期开始有了进一步地发展。当马可·波罗来到这里后，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艳羡之感，将中庆城描述为一座“壮丽的大城”。城中有商人和工匠，有各种教派，有制酒业和盐业，繁华程度不亚于中原。元代的云南文人王升也在《滇池赋》中写道：“金马逶迤而玲珑，玉案峨峨而耸翠，五华钟造化之秀，三市当闾阎之冲，双塔挺擎天之势，一桥横贯日之虹，前千艘蚁聚于云津，万舶蜂屯于城垠……”

从文中可以看到，彼时的昆明，金马山、玉案山、五华山已经是周边的景点，三市街、东西寺双塔被视作是城市的地标，而云津河（盘龙江）和码头上的繁忙景象，意味着盘龙江已经成为了滇池重要的运输网。

　“龟蛇之城”——汪藏海的杰作公元1381年，朱元璋遣大将沐英、傅友德率大军三十万征讨云南，次年大破元军，攻入中庆城，梁王一家跳滇池自尽。明王朝改中庆路为云南府，设嵩明、昆阳、安宁、晋宁四州，昆明、呈贡、宜良等九县，这就和今天的行政规划很相像了。

　沐英因功而世守云南，这位明朝开国将军决定完全抛弃此前的旧城池，另起炉灶重新建造一座新城。当然，沐英已经不是当年庄蹻修小阁楼的气魄，而是请来了大明帝国能与刘伯温比肩的大堪舆家汪藏海，让他来主持新昆明的城市建设。历史证明，汪藏海对昆明城市格局的规划，足有资格被授予昆明最高荣誉奖。

　看过《盗墓笔记》的读者对这位汪藏海先生可以说是耳熟能详，在书中他被描述为一个神一般的人物。不可否认的是，汪藏海确实是一个奇人，他在风水上的造诣可以说是登峰造极，明皇宫和中国的好几个大城市都是他参与设计的，后人称其为“定脉寻龙”的鼻祖。在参与澳门的设计后，这位奇人在广西辞世，相传他以海葬的形式葬于海南海域，后人曾寻找过其墓址，但都一无所获。

　昆明的城市设计规划，汪藏海可以说是耗尽了心血。他来到昆明后，顶着高层的压力，不急不躁地用了八年的时间“审山龙，察地脉，别阴阳，定子午”，亲力亲为地跑遍了西南各个省，凭借长虫山之首的说法，定下了“龟蛇相交，产生帝王之气”的设计格局。

　昆明自古有段童谣“长虫山，长虫山，吃云南，屙四川”，一是形容长虫山之长，孙髯翁的大观楼长联就将其称为“北走蜿蜒”，二是长虫山会吞噬昆明城的财富。汪藏海找到了昆明的“来龙”长虫山，正是风水学说的“上好龙脉”，而这条“龙脉”在来到昆明后“龙气”更旺，到铁峰庵处便停顿，吐纳五华秀气（五华山），结于文庙地场。汪湛海认为这是艮龙向乾，又掉头向离，是地脉中极为难见的“紫微龙”。

　于是，汪藏海将昆明城设计构筑为龟形，让城在蛇山之麓与其气脉相接，形成龟蛇相交之态，昆明城便能成为一大福地。从地理上看，昆明城的南门为龟头，北门为龟尾，大东门、小东门、大南门、小南门分别为龟的四足，整个城市的主脉则是五华山。

　在主脉的基础上，正义路作为贯穿南北的中轴线，巡抚公署、布政司、蕃台、臬台等衙门一律坐北朝南，一字排开；土地庙、城隍庙，圆通寺、武王庙等寺庙都按这个风水走向，脉络布局在各个旺地，昆明城池的格局由此形成。

　而随着古籍《汪湛海先生钤记》被发现，更多谜团也被揭开。他的风水诗“三山一水轴线清”描绘了对昆明城市的祝福，堪称一绝。所谓“三山”即五华山、螺峰山、祖遍山，“一水”则是“洋洋大海作明堂”的滇池。长虫山与昆明城气脉相连，就形成龟蛇相交之势，使昆明有了一股天造地设、山长水远的气势。

　城市快要建好时，汪藏海用青铜浇铸了一座“龟蛇相交”的铜像深埋地下，同时还埋下了三块石碑，一块上书“五百年前后云南胜江南”，另一块则写“云南处处占先机”，而第三块石碑上刻了什么，至今无人知晓。尽管“龟蛇之城”昆明的建设颇有后人意会的神秘色彩，但不可否认的是，昆明自此也真正有了城市的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