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献专业

　　业务培养目标：

　　业务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中国古籍整理与古典文献学全面系统知识，能在教育、文化、出版部门，从事古籍整理、传统文化方面的实际工作、古典文献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文献学高级专门人才。

　　业务培养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古籍整理和中国古典文献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受到有关理论、发展历史、研究现状等方面的系统教育和业务能力的基本训练。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关于古籍整理、古典文献学的基本理论；

　　2．了解我国关于古籍整理及编辑出版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3．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知识以及汉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

　　4．具有较强的古籍整理能力和古典文献修养，了解本学科的前沿成就和发展前景，有较强的写作能力，并有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和初步科研能力；

　　5．掌握中文文献资料的查询手段。

　　主干课程：

　　主干学科：中国语言文学

　　主要课程：中国古典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文科工具书使用、出土文献概论、古代文化概论、古文献学史、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史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教学实习、论文写作等，一般安排6周左右。

　　修业年限：四年

　　授予学位：文学学士

古籍整理工作有利于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国古籍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主要载体，只有加强古籍整理工作和古文献学研究，才能更好地挖掘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因此，不断推进古籍整理事业，深入开展古文献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是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创新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础性工程。

上海图书馆藏有已编古籍130余万册（其中善本约18万册）、碑帖16万件（其中善本2千余件）、明清近代尺牍11万8千通。馆藏的大量增加，充分说明在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下，上图对搜集保藏传统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

长期以来，在可能的条件下，上图尽力做好古籍保护工作。尤其是1996年新馆落成，极大改善了古籍庋藏条件，如善本书库已做到恒温恒湿，后来又为属于国家一级文物的藏品制作了楠木盒加以珍藏。1996年，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上图专门成立了抢救历史文献工作组，开始对大量累年积聚成堆的未编文献进行抢救整理。这是历年来上图对古籍所开展的最大规模整理保护工作，前后已持续近十年，至今仍未终止，业已取得显著成果。如建成总共800平方米的家谱、碑帖专库；对大批破损家谱及部分碑帖予以修复；编纂出版了反映1万1千余种10余万册馆藏的《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初步摸清馆藏碑帖家底，其数据库也在制作之中。这不仅使大宗尘封数十年的历史文献得到有效保护，并使之为读者所利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然而，由于历史原因，上图仍有约50万册古籍、2万余件碑帖尚未整理编目，大批虫蛀、残损古籍有待精心修复。囿于目前人力、物力等条件限制，古籍整理保护工作仍将是一场持久战。

1990年～1993年完成了市文化局科研计划项目“自动古籍图书超高频杀虫机”研制，并获得了1993年度文化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4年～1997年又完成了科研项目“用拟除虫菊酯对馆藏图书、资料防蛀方法的研究”，并获得了1997年度文化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学习科目专业的有以下：中国古代史、史学史、历史要籍、史学理论、现代汉语、古典文学、古文献基础、古代汉语等。

就业方向可能是图书文献古籍收集整理，史学研究，考古的文献研究等。记得，中华书局等主要的古籍文献类出版社需要这方面的。就业要求高，前景应该很好。

在“民族遗珍书香中国——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珍品暨保护成果展”中，少数民族古籍珍品讲述了各民族交往交融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

旧抄文本《东巴舞谱》用纳西族古老的东巴文记录了34种东巴舞蹈的仪式和跳法。东巴文是纳西族使用的一种文字，由象形符号、表音符号和附加符号构成，以象形符号为主。从左向右书写。多年来，民族古籍工作者挖掘整理了大批东巴文古籍，使民族文化精髓得以传承。

八思巴文是元朝时通行的蒙古文，八思巴文是1269年在藏文字母基础上创造的拼音文字，它用于拼写蒙古语、汉语、藏语等文字，通行了大约有100多年的时间。八思巴文有41个基本字母，它自上而下书写，行款自左往右。

我国通过开展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抢救、整理、研究等工作的实施，八思巴文、东巴文等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古籍原件被选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项目。

都是民族的瑰宝，应该得到有效的保护，让文化传承下去。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出版界、学术界就开始重视古籍整理工作，出版了大量的经过整理的古籍，如亚东图书馆的标点本古典小说 (《红楼梦》、《水浒》等 )，商务印书馆的 《国学基本丛书》 ，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上海杂志公司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等。商务印书馆在影印古籍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它出版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四库珍本丛书》等，使许多珍本、善本得以公之于世，至今尚为学术界所使用。索引工作方面，则有哈佛燕京学社的“引得”和中法学会的“通检”，也是古籍研究者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承并发展了过去古籍整理的优良传统，古籍整理工作又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据1988年统计，已整理出版和影印古籍3000种左右。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集合全国的专家学者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齐燕铭任组长)，制订了长期的规划，使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走上正轨。“文化大革命”期间，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遭到破坏，中断10年之久。

1981年 9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当前要认真抓一下,先把领导班子组织起来，把措施落实下来”。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恢复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组”(李一氓任组长)，制订了1982～1990年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简称“九年规划”)。随之各省市也根据自有的条件相继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分别制订了各自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中华书局一直担任着古籍整理出版的主要任务，同时，各地还相继成立了专业古籍出版社 (名称不一，有的冠以地名，如上海古籍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等；有的称为书社，如齐鲁书社、岳麓书社等)，古籍的整理出版蓬勃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