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赡完整的编年史，也是优秀的散文典范。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是用历史事实来解释《春秋》的著作，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春秋》是概括的记述历史，而《左传》则详细的记载事件本末细节，此书丰富多彩，叙述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情况和历史人物的言行。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汉朝人说是春秋末年的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近代人认为系战国初年的学者根据各国的史料编成的，它不全是对春秋的解释。它顺延着鲁国十二个国君的次序，记载了春秋时期各诸侯的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的活动及有关人物的言论。《左传》重要注本有晋代杜预集解、唐代孔颖达作疏的《春秋左传正义》和清代洪亮吉注的《春秋左传诂》等。

《左传》散文最突出的成就是长于叙事，其主要特点是简洁生动，工巧严谨。作者创造性地运用了不少出色的艺术手法，使其叙事文约事丰，精妙优美，达到了微而显、婉而辩、精而腴、简而奥的辩证统一。尤为出色的是，《左传》特别善于描写战争和外交辞令，这是它高超的叙事艺术的集中体现。《左传》之写战争，结构完整，情节精彩，运笔灵活，并不局限于正面的战斗场面描写，而能着眼于战争的前后左右；重在描述战争的来龙去脉和胜败的内外因素，以历史家的卓越识见，揭示其前因后果、经验教训，因而波澜起伏、跌宕多姿。并且还以简练形象之笔，描写战争中的人物和事件，绘声绘色。这样的战争描写，不仅前所未有，而且后所难及。

《左传》散文艺术的另一突出成就是善于写人。《左传》虽以年为经，以事为纬，并非自觉描写人物，但毕竟涉及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全书有姓名可稽者，几近三千之众。其中形象较为鲜明、具有一定个性者为数不少。作者通过一系列政治、军事、外交活动的描述，刻画了许多各具性格特征的动人形象。《左传》散文艺术的又一突出成就是工于记言。春秋时列国外交空前频繁，行人聘问讲究外交辞令。这些外交辞令经《左传》采录后精心提炼，都已成为千古传诵的美文。

《齐语论》能够改变历史，学术上也能拥有新的理论，可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发现。这个事情还得从头讲起，2011年3月有关部门接到消息，疑似古代大型古墓被盗。古墓位于江西省南昌市。

接到消息后，考古专家立刻前去确认。经过勘查，确认下面的确有一个古墓。在各项工作准备完成之后，2015年顺利展开考古工作，命名为海昏侯墓。用了很多先进的技术进行勘探，电子全站仪，GPS定位等。专家考察的时间很长，所以这座古墓的信息也相对齐全。

庆幸的是这座墓被发现以前还发生过一次地震，导致这座墓一直被水覆盖，这样隔绝了大多细菌，很多东西还比较完整。这座墓是中国目前发现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墓，出土文物最多，也入选2015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墓中的财物也超出了专家的预料，出土了很多竹简。这些竹简为研究当时汉代的社会和民俗提供了很好的历史依据。出土的文物当中有一件可以改写历史的东西，就是齐语论。提起齐语论，大家有一点陌生，它是论语的另外一个版本。

曾经在甘肃出土过一些竹简，有人就说上面写的是齐语论，但没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后来海昏侯墓当中又发现了类似的竹简，上面写着论语齐论，大家才恍然大悟，发现这是论语的另外一个版本。要知道，论语可是消失了1800多年，现在这个文化古籍终于又浮现在人们眼前。

虽然在古代没有现代这样发达的科技，在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是非常不便利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更能看出古人的聪明，从四大发明的问世开始，促进了全球科技的发展，只是在清朝的时候这种特点没有被更好地利用，不然相信我们的古代发明不止会这一点。虽然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但是在秦朝科技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反观汉朝，不仅比秦朝繁荣而且科技等方面更是有了质的飞跃，考古学家找到汉墓出土2本失传古籍，本本改写世界历史，西方专家：这不可能！

造纸术的出现，让古代人们文化传播越来越方便，因为纸张的出现记载也方便了很多，而这一方法的出现也让考古学家们挖掘到许多古代的记载，有利于研究历史。而古代人们的农用，药用等都有详细的记载，乃至古代数学也让我们再次大开眼界，我国最早关于数学的记载是战国时期的“乘法口诀”，这是我国特有的发现。不仅如此三国时期的《九章算术》也被我们很好地运用到了现在生活中，而还有一本关于算数的古籍，比《九章算术》还要早。

在江陵的张家山中，发现了一个很大的汉墓群，虽然同样是大的古墓，但是这个汉墓群却和其他墓不一样，其他墓中只能挖掘出很多的青铜器，金银珠宝等，但是这个汉墓群却让考古学家们挖掘除了震惊世界的两本珍贵文物，那就是《引书》和《算数书》，详细研究会发现这两本足以改进世界历史。

《引书》是一本养生之书，是道家的养生之道。书中的许多记载都是如何调理身体和健康生活的，而且在里面还记载着下颌关节脱位整复术和叩齿术。这些记载都让我国的医术比西方先进了很多，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国家从古代就有了这些详细的记载，怪不得西方国家不敢承认，直呼：这不可能！

还有一本书《算数书》是记载数学的书，它比出现在三国时期的《九章算术》还要早，甚至要比它早九百年，这本书也改进了世界历史，里面记载了关于数学的其他算法，这是属于炎黄子孙的文明，可见在古代虽然没有其他的辅助，我们的先祖们也会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新的发明。

这两本书的出现，让我们不得不惊叹古代文明的先进，这次的发现也让世界文明史有了新的发展。两本不同领域的书都足以体现了我们的古代文明是比西方还要先进的，虽然他们不同意，但这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据古籍记载，古代的简策曾有几次发现，最早的一次是在汉景帝年间(公元前156～前141)，当时鲁共王在孔子的旧宅墙壁中发现一批用古文字写的简策。西晋时在汲郡(今属河南)古墓中出土了几十车竹简,经荀勖、米晳等学者考订，整理出《纪年》、《易经》等16部书籍，共75卷，10多万字。其中有史书、经书等，均为秦汉以来没有传本的书籍，但这些简后来在兵乱中已散失殆尽。

19世纪以后在中国西北地区曾出现不少汉晋木简,但已被外人劫掠一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湖南 长沙、 湖北 江陵、 山东 临沂、甘肃 居延、湖北云梦等地，先后出土了大量的竹木简，有许多失传已久的古籍被重新发掘出来，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者称《左氏春秋》，是一部史学名著和文学名著，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最早的编年体史书为《春秋》，最大的编年体史书为《资治通鉴》，所以《左传》只能说是最早的详细的编年体史书）。旧时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西汉时称之为《左氏春秋》，东汉以后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它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西汉末年刘歆所见到的则称“古文《春秋左氏传》”﹐《左传》就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刘歆认为《左传》是传《春秋》的﹐所以他就拿传文去解经﹐使之互相说明。在汉代﹐《春秋》与《左传》本来是各自单行的﹐晋代杜预在刘歆﹑贾逵等前人解释的基础上﹐把“经”(《春秋》)与“传”(《左传》)按纪年合并到一起成为一部书﹐而加以系统解释﹐这就是《春秋经传集解》。

写作年代

《左传》的写作年代﹐至今没有定论﹐清代崔述根据书中文风及记事繁简分析﹐主张“上距定﹑哀未远﹐亦不得以为战国后人也”(《洙泗考信录余录》)。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则据顾炎武《日知录》卷四《左氏不必尽信》条说:“左氏预断秦孝公以前事皆有验﹐孝公后概无征﹐则左氏时代从可推断。”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因而推测﹕成书在公元前403年魏斯为侯以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以前。正因此﹐有人主张作《左传》的左丘明与孔子所见过的左丘明为两个人。

关于《左传》的成书年代，需要谈到的是，晋太康年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惠王墓，发现了一大批失传已久古籍，其中就有一本叫《师春》，里面全是照抄《左传》的卜筮原文。所以看来《左传》成书于魏惠王去世前。《左传》中对田氏代齐的预言是“八世之后，莫之于京”，为什么不说“十世之后，代齐为王”（公子完为第一世，田和为第十世）呢？“莫之于京”并不肯定田氏一定代齐，而如果作者能看到田和代齐，则不会这么预言了，因此可以肯定《左传》作于田和代齐之前。

藏于圆明园"文源阁"的《四库全书》毁于1860年的火烧圆明园。

乾隆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呈现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体系。《四库全书》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源头和血脉。

扩展资料：

1、火烧圆明园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占据圆明园。中国守军寡不敌众，圆明园总管大臣文丰投福海自尽，住在园内的常嫔受惊身亡。英国军队首领额尔金在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支持下，下令烧毁圆明园。3500名英法联军冲入圆明园，纵火焚烧圆明园，大火三日不灭，圆明园及附近的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及海淀镇均被烧成一片废墟，安佑宫中，近300名太监、宫女、工匠葬身火海。使这座世界名园化为一片废墟。大火连烧3天3夜，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暴行。

圆明园文物被掠夺的数量粗略统计约有150万件，上至中国先秦时期的青铜礼器，下至唐、宋、元、明、清历代的名人书画和各种奇珍异宝。现仅存建筑遗址，并建立圆明园遗址公园。

2、《四库全书》的历史价值

（1）统治意义

《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以“稽古右文”为名，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产物，乾隆借纂修《四库全书》之机向全国征集图书，贯彻“寓禁于征”的政策，对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分别采取全毁、抽毁和删改的办法，销毁和篡改了大批文献。

《四库全书》突出了儒家文献和反映清朝统治者“文治武功”的文献，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排斥了有民主色彩或敢于批评儒家思想的文献及戏曲和通俗小说如宋元杂剧、话本小说、明代传奇等。

（2）文献意义

《四库全书》保存了中国历代大量文献。所据底本中，有很多是珍贵善本，如宋元刻本或旧抄本；还有不少是已失传很久的书籍，在修书时重新发现的；也有的是从古书中辑录出来的佚书，如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书有385种。《四库全书》的编纂，无论在古籍整理方法上，还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等方面，都给后来的学术界以巨大的影响。

《四库全书》保存中国历代不少接近失传的典籍，并校正典籍中的讹误脱漏。但修书期间同时抽毁及禁制一些书籍。乾隆一朝致力编修《四库全书》，但大兴文字狱，戕害读书人，对中国后来的科技文化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3）艺术价值

规模亘古未有。全书几乎囊括了清代中期以前传世的经典文献，是对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所存文献的最大集结与总汇。

抄录和辑佚《永乐大典》中孤本书籍。“四库“馆臣先后共从《永乐大典》中辑得失传文献500余种，其中380余种收入《全书》，120余种列为《存目》。

对图书分类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标准和部别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文献传承的科学体系。乾嘉以后，凡编纂书目者，无不遵循其制度。

开创了多层次的古籍编撰和保存工程。用新造木活字排印流通100多种珍本秘籍，即著名的《武英殿聚珍版书》。开馆之初，命馆臣从应抄诸书中撷其精华，编纂《四库全书荟要》。建造南北七阁，大力倡导藏书文化，体现传统文化尊严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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