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可以验证的历史，不管是地上的史书记载还是地下的考古文物，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总是可以相互印证，从正面说明了中国五千年历史的可信度。以《史记》为例，中国当今的考古学界的文物发掘都可以直接证明《史记》的记载准确无误。

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中就发现了大量关于秦代律法的竹简，这些竹简印证了商鞅变法的可信度，也是研究秦代律法的主要考古实证。针对秦代律法的变革和实施情况，司马迁的《史记》中就有详细记载，不仅记录的商鞅变法的前因后果，也记载了商鞅变法后秦律与之前的不同之处，以及在具体的实施中，秦律发挥的作用。这种实物资料和史书相互印证的情况成为中国历史的独特性之一。

侯马盟书作为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时代特征，一直被记录在《春秋》与《左传》当中。侯马盟书指的便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们喜欢用盟誓作为两国交好的手段之一。这种情况几乎只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在日后的历史中很少出现。在河北等地出土的5千余件侯马盟书的石刻印证了《春秋》与《左传》记录的真实性。作为中国最早的史书，《春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上述的考古工作只是众多发现当中的一种，对于整个中国历史来说只是沧海一粟，但实际上对于中国人民树立民族文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有着难以磨灭的作用。这也是考古工作的重要作用之一。在结合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之后，几乎可以达到百分之百相互印证的程度。这种极高的准确率成为每一个中国人认同自己国家和文化的重要纽带，也成为中国历史延绵不断的物证之一。

西周 [衣裳]之始 染织工业的出现，标志著人类历史进入了文明阶段。在母系氏族繁荣时期，我们的祖先已掌握了用麻和葛纤维来纺织的方法。在目前考古发现的实物中，殷商时期已有了丝织物，如带有雷纹的绢等。商代社会由麻织物进而发展至养蚕取丝造衣，使服饰的原料进一步丰富起来。手工业和纺织工业的不断进步使服饰愈加多样、精美。 始于商代的上衣下裳是中国最早的衣裳制度的基本形式，之後的帽、冠、发式、鞋子也随之产生。在古代社会，当天地间各种自然现象得不到解释时，人们就认为是某种力量主宰著一切，於是产生了对天地祖先的崇拜，从而形成了宗教信仰。上衣象徵天，天未明时是玄（黑）色；下裳象徵地，地是**。上玄下黄的服制就来源於对天地的崇拜。古人对祭祀天地、祖先的祭服比日常服饰更加重视和考究，并加以美化。至今我们仍把各种衣服统称为「衣裳」。 到了周代，分封制确立後，等级制度也成形。中国的冠服制度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从此，贵贱有别，衣冠等级在服饰中有了严格的区分。春秋战国 [深衣]出现 春秋战国之交，封建制度逐步取代了奴隶制度。「百家争鸣」的社会环境对服饰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时出现了一种上衣下裳相连的服装 ——深衣。 深衣剪裁独特，衣与衫相连在一起，制作时上下分裁，中间有缝连接。用途最为广泛，隆重程度仅次於朝祭之服，下裳必裁 12 幅，以应 12 个月，符合古人对天时的崇敬，如同冕服的天玄地黄十二章（皇帝冕服，上玄衣，下纁衫，共有饰品十二章）。深衣的长度大致在足踝间。 这时深衣非常流行，不分男女，不论尊卑都穿。《礼记》上说：「既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即可以摈相，又可以治军旅。」所以深衣既被用作礼服，又可日常穿著，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服饰，倍受人们喜爱。在西周、春秋战国时，深衣的用料多为麻布，领、袖、襟等部位镶彩色边，作为装饰。秦汉 内衣外穿 秦统一中国，是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国祚仅 15年，却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秦朝创立了各种制度，其中包括衣冠服制，对後世影响很大。 在秦始皇时代，规定三品以上官员穿绿色袍，平民穿白袍。官员头戴冠，身穿宽袍大袖，腰配书刀，手执笏板（上朝用的记事工具），耳簪白笔（上朝时用於记事）。当时的男子多以袍服为贵，袍服的样式以大袖收口为多，一般都有花边。百姓、劳动者或束发髻，或戴小帽、巾子，身穿交领长衫，窄袖。 秦代的袍服是一种有絮棉的夹层内衣，穿著时在袍服的外面要罩一件外衣。这种穿著习惯到了汉代产生了变化，袍服除了作为内衣，很多妇女时兴把袍服当外衣穿，令袍服逐步演变为外衣，成为一种十分流行的服饰；上至帝王，下至百官，不分级别、不论男女，也可作为朝服。因此，这种实用的服装便取代了深衣，成为最时尚的服饰。 汉代国力强盛、经济稳定，人们对穿著打扮要求愈来愈高，衣冠服制也日趋华丽。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交通，这条横贯欧亚的陆路通道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将中国制造的蚕丝、锦绣等种种中国文化传到世界，也把西方文明带来东方，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魏晋 宽衣裸身 魏晋南北朝是政治和经济动汤的时期，士大夫阶层形成了消极的社会风气，追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享乐主义，沉沦於颓废的生活方式，以老庄、佛道思想为时尚，这种风气也直接反映在人们的衣冠服饰上。最有代表性的是当时的七位贤士，世人称「竹林七贤」。 宽衣博带是这时期的流行服饰。上自王公名士，下至贫民百姓，都以大袖宽衫为时尚。男子穿衣敞胸露臂，衣服披肩，追求轻松、自然、随意；女子服饰则长裙拖地，大袖翩翩，饰带层层迭迭，优雅而飘逸。 由於长期战乱，南北方的广大民众迫於离乡背井，并出现了多民族杂居的生活状态。他们互相学习交流，一方面促进了生产技术，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单一的文化和生活习俗；汉族穿著北方民族服饰成为时尚，不论官兵或百姓，都穿著北方民族服饰，作为平时的休闲服或礼服隋唐 华丽开放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时期。丝织、漂染技术有了极大提高。加上对外开放以及丝绸之路的开通，中西结合，相容并蓄，使唐代的服饰华丽清新，充满大唐风范。 唐承隋制，天子用黄袍及衫，黄袍被视作封建帝王的御用服饰。这种规定一直延续到清朝。唐高祖以赭黄袍巾代作常服，以後因天子用赤黄袍衫，於是逐渐禁止臣民服赤黄之色，并以品级定袍衫的颜色，即所谓「品色服」。 贵妇人的礼服多以袒胸、低领、大袖为主，同时又有襦裙、半臂（短袖）肩披帛巾。当时也流行穿胡服。另外，唐代女子注重化妆，修饰容颜。例如画眉，当时最流行的是阔眉、八字眉等眉形。额眉间的妆饰，如「花钿」（用金箔片等材料剪成小花贴在面部），便很有特色。发髻形式也多种多样。 而唐代织锦，无论在织造技术或花样图案上，都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准。近年在新疆吐鲁番、巴楚及甘肃敦煌等地发现了大量丝织品实物，品种花式极为丰富，染织技术精湛。在新疆出土的彩绘木俑服饰中，还出现了缂丝，比文献记载早几百年。唐代纹样不仅继承了传统，而且吸收了西方艺术形式，别具一格。宋代 保守拘谨 宋朝的建立，出现了一段经济文化稳步发展的时期，尤其都市商业经济更为发达。理学思想是士人生活行为的规范，影响所及，当时的服饰不过分追求华丽，保持洁净自然，崇尚简朴的审美观。 宋代衣冠服饰大多沿袭唐代，但又有自身的特点。官服多为大袖衫，头戴直角冠帽，采用不同颜色的服装来区别官员级别；贵族妇女的时髦礼服则是大袖衫。另外，宋代妇女的常装是一种称为「背子」的外衣，其特点是对襟、直领、两腋开衩，衣长过膝。上至後妃，下至百姓都可以穿著，可见其流行程度。 受封建礼教的影响，从五代至宋以後，出现了缠足陋习，也称「裹小脚」。出土的南宋弓鞋（缠足鞋）头尖上翘，鞋长133釐米，宽45釐米。可见当时妇女所受的压迫，这是封建社会畸形审美观的体现。元朝 留辫束发 元朝并没有完整的冠服制度。蒙古人入主中原後仍保持其生活习俗，但同时又受汉族的影响，服饰日趋华丽。 元代服装以长袍为主。官员和士庶的日常服装多为窄袖长袍。另外，在元代大宴活动中，天子百官要穿统一颜色的服装，称为「质孙服」，据古籍记载，天子的质孙服款式繁多，冬服有 11 种，夏服有 15 种。 这个时期的妇女也穿长袍，而汉族妇女则以襦裙为主。由於蒙古民族的风俗习惯影响，在元代，男子流行留辫发和髡发，其特徵是先用刀剃开两道直线，脑後头发全部剃去，左右两侧留出辫发或随意散落披肩。明朝 重拾汉唐服饰 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后，为了恢复汉族的礼仪，便制定了以周汉、唐宋为准则的新服饰制度。以袍衫为主要服饰，而官员则以「补服」为常服，头戴乌纱帽，身穿圆领衫。所谓「补服」，是指在袍衫前有一块方形刺绣图案的官服，文官图为飞禽，武官图为猛兽。用袍衫颜色和图案的分别来区分官阶品位。 另外，明代男子官员和儒生，都流行戴「四方平定巾」，这是以黑纱罗制成，可以折迭，展开时四角呈方形的帽子。妇女则流行穿「比甲」服装，它是一种无袖、无领的对襟马甲（即背心），套在衣裙之外。满清 剃发易服 清兵入关後，建立了清朝。满清统治者规定，军民要穿满族服装，强令汉人男子按满族习俗改变发式，剃去前额发，把头发编成辫子。当时统治者对汉人就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颁令。 妇女主要穿旗装，旗装原来是满族人的服饰，汉人也穿著。旗装款式宽大，腰身为筒式，後来才逐渐变得窄小合身。

具体如下。

民族服饰是指各民族本身文化中独有特色的服饰，也可以称为地方服饰或民俗服饰。在一些民族国家的城市生活中，人们在日常的时间虽然多以西装打扮为主，但在节庆、宗教仪式、国家典礼和其他正式的场合中，则会以民族服饰打扮出现，通常在服饰上的一些装饰品中可以推断出穿戴者的婚姻状态、社会或宗教地位等。民族服饰文化内涵丰富，包括制作原料、纺织工艺、印染工艺、刺绣工艺、图案纹样、色彩表现、饰品工艺、文化价值等因素。

汉服又称为汉装、华服。汉服是中国“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的体现，承载了汉族染织绣等杰出工艺和美学。中国传统古籍的观点一般认为，华夏衣裳为距今约五千年的黄帝所制或黄帝时期所制。例如，汉代《世本》记载：黄帝的臣子“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衣”。《易·系辞》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之妻嫘祖养蚕制丝，以作衣裳。

1、来历：

夏商周时期，中原华夏族的服饰是上衣下裳，束发右衽。河南安阳出土的石雕奴隶主雕像，头戴扁帽，身穿右衽交领衣，下着裙，腰束大带，扎裹腿，穿翘尖鞋。

这大体反映了商代服饰的情况。周初制礼作乐，对贵族和平民阶层的冠服制度作了详细规定，统治者以严格的等级服装来显示自己的尊贵和威严。深衣和冕服始于周代，这两种服制，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特点：

中国传统服饰的主体形式是前开型的大襟和对襟式样。前开衣最早起源于中国，形成于黄帝时代。中国传统服饰有两种基本形制，即上衣下裳制和衣裳连属制，两种形制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交叉使用，相容并蓄。女子穿上衣下裳式样的较多，男子多穿上下连属的袍衫。

扩展资料：

发展到现代：

步入21世纪后，随着加入世贸，成功举办奥运会，中国的崛起，中国梦的诞生，中国的民族文化开始复兴，人们开始重新深思传统服饰。东亚其他国家日韩等国为何穿着他们自己民族服饰过节日？而且是中国服饰汉服分支演变的，而我们自己的却被淡忘。随之而来的便是“汉服复兴”。

汉服运动，是「汉服文化复兴运动」的简称，属于华夏文化复兴、现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中积极的一部分。当然汉服复兴也是一波三折，2010年成都汉服女孩在德克士被一个无业游民社会混混当成和服要求烧掉，后报警解决。

目前妨碍中国汉服复兴的也分两种类人，一种是汉族人害怕自己强迫穿，另一种是非汉的少数民族怕影响到自己。网特和别有用心之人从中挑拨危害中国民族团结，大家要小心。※其实汉服复兴运动，不是强迫每一个非汉族人或每一个汉族人穿，全是自由自愿穿，穿也分两种，一种是重大节日穿，另一种是作为日常服饰穿。

日常服饰也分两种，改良的现代版和复古经典传统版。现在大学汉服社也有喜欢汉服的少数民族穿，包括满族、蒙族、回族、维族等都有同袍爱好者。

从2003年11月22日，“壮志凌云”（王乐天）身穿汉服上街，成为第一个被报道身穿汉服公开走上街头的人开始。2012年2月04日方文山于台北发布《致汉服同袍千言书》。2015年4月25日中国汉服博物馆在青岛开馆。 [3]  汉服复兴越来越被国人所接受和认可。2018年中国华服日节日确立。

-中国传统服饰

夏商与西周时的衣着无实物存世，据安阳侯家庄墓及妇好墓所出玉、石人像，可知商代贵族上身穿交领衣，腰束绅带，下身着裳，腹前系市(蔽膝)。西周时遗留下来的人像材料更少。从洛阳出土的玉人及铜制人形车辖来看，衣、裳、带、市仍是贵族男装的基本组成部分。其衣用正色，裳用间色，并特别重视裳前之市。西周铜器铭文记载周王在册命典礼上颁赐的服装中，常有“朱市、葱黄”(《毛公鼎》)“市、黄”(《询簋》)等物。市、 黄即古文献中的、 衡，指蔽膝，衡则指包括系玉之组和玉件在内的整套佩饰。河南信阳长台关与湖北江陵纪南城战国墓所出之俑，均在腹前系玉佩。贵族则在玉佩下衬以色彩特殊的，因而引人瞩目，成为代表身份地位的一种标志。

商

商代服饰不论尊卑和男女都是采用上下两段的形制，上着衣，下穿裳，后世称服装为“衣裳”，便是源自于此。其服饰的腰身和衣袖基本上设计为紧窄的样式，长度齐膝，便于活动。古代华夏族上衣下裳，束发右衽的装束特点，就是在商代形成的。

虽然商代服饰的基本形制趋同，但实际上商朝的服饰还是具有相当严格的等级制度的，比较高级的染织品、刺绣品及装饰品都由奴隶主阶级享用，而底层的民众只能穿麻布以及与麻布同类的葛布制成的编织物。据研究表明，商代高级权贵的服饰通常是上身穿短衣，交领右衽，衣长及臀，袖长及腕，袖口窄小，下身穿带褶短裙，腰间束有宽带，裹腿；脚上穿翘尖鞋。贵族妇女则上身穿长及足踝的大衣，交领，长袖，腰间束宽带和蔽膝。蔽膝围于衣服前面的大巾，用以蔽护膝盖，蔽膝呈上窄下宽状。脚上穿履，头戴圆箍形冠卷。

除形制以外，商朝服饰严格的等级制度还体现在颜色的使用上。贵族的礼服，上衣多采用青、赤、黄等纯正之色，下裳多用间色，如缁、赭、绿等经过数次浸染的颜色，并且衣领，衣袖处还有镶边，日常家居则常穿缟衣，绿衣和缁衣。平民百姓的衣服就没有这么丰富多彩了。

提及服饰文化，不光有服还有饰，服和饰通常是搭配出现的。从殷代的出土玉石人形象可见殷代男女贵族身上还有佩玉的习惯，统治者甚至制定了一整套的玉佩制度，用以区别阶级和等级。商人玉佩的形式，一般是把玉雕琢成各种小动物形象，最常见的是一种玉鱼。

殷商时期，服饰能够出现这样的等级差别，与当时相对于原始经济而言的繁荣和技术进步密切相连。正是由于当时的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才有可能为社会提供众多的服饰资料，统治阶级才能择其优者自用，而弃其劣者予贫民；才能够在服饰材料的质地、颜色、图案上分等论级，这就给后代的等级制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并在后世正式确立了章服制度。“章服制度”始自我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发展完备，章服制度对帝王和百官公卿所穿的衣服，底色和花纹等设置了相关的规定，作为区别身份等级的标志。

周

西周的建立，使社会生产力大大发展和提高了，物质明显丰富起来，社会秩序也走向条理化，并有了规章制度。服饰形制也由于尊卑等级的存在、礼仪的需要而进一步规范化，被纳入"礼治"范围，尊卑贵贱，各有分别。

上衣下裳：那时的常服还是上衣下裳为主流，款式不变。只不过袖日趋发展变大，形成大袖，祛袂款式。衣裳也逐渐变宽。

发型：当时西周的男子无论各地大部分都已将辫盘到头顶，而无商时披头散发的习惯，当然一些偏国除外，不过束发已成为全国统一推行的标准，对于汉民族男子千百年来的发式，起到了奠定作用。

冠帽巾：那时的冠已发展齐全完善，基本后世的冠在当时都可以看到，有鹊尾冠，尚冠，长冠，筒冠，冕，弁等。帽类在当时也有了雏形。

这时候服饰的专用界限等级标志开始清晰，品种类别也相应地增加，像宫室中拜天地、敬鬼神时专有祭礼服，上朝大典时有朝会服，军事之中专有从戎服，婚嫁之仪专用婚礼服，吊丧时又有丧服。衣裳虽然还是采用上衣玄下裳黄，但在官职服饰中增加了裳前襟的大带（大带是用丝织或缂制成，宽四寸）、玉（以玉为原料，以丝带连系在腰间的挂饰）。另外在服色上也开始有了等级差别。西周的服式除宽衣长带的特有风格以外，还吸收了北方鲜卑族（今锡伯族）以带钩束腰的服饰花色（在丝带的接头处，以金、银、铜或铁等金属制成的精细的勾或扣）。

冠服制度：西周最大的贡献以及对于后世的影响就是礼服制度（也叫冠服制度）的完善。西周时期的礼服制度也是上衣下裳款式，只不过头要戴冠（那时的各种冠已发展完善，并延续后世），衣裳要有等级，要有章纹，出现敝膝，组玉等相关礼服配件，这样完善的礼服系统一直延续到明。当时礼服的主要等级，有冕服弁服，之所以这样叫，取决于相关配套的冠的款式，比如戴冕就是冕服，戴弁就是弁服，他们仍旧是上衣下裳制，只不过是冠与章纹，配件等级的不同而已。冕服弁服作为礼服的高等级别，一直延续到明。只不过那时天子，诸侯王，公卿，大夫都可以都可以穿冕服，后来中央集权的加强，只天子，诸侯王能穿了。那时的女子礼服，王后已经开始穿翟衣，当时王后有六种翟衣类礼服。 这时深衣和胡服开始推广。深衣将过去上下不相连的衣裳连属在一起，所以叫深衣。它的下摆不开衩口，而是将衣襟接长，向后拥掩，即所谓“续衽钩边”。深衣在战国时相当流行，周王室及赵、中山、秦、齐等国的遗物中，均曾发现穿深衣的人物形象。楚墓出土木俑的深衣，细部结构表现得更为明确。短袖衣是楚服的一项特征。江陵马山 1号楚墓曾出短袖的“衣”，衣即衣，据《说文》的解释，这是一种短衣。根据曾侯乙编钟之钟金人的服装看，应即短袖之衣。

胡服主要指衣裤式的服装，尤以着长裤为特点，是中国北方草原民族的服装。为骑马方便，他们多穿较窄的上衣、长裤和靴。这种服制据《史记·赵世家》说，是赵武灵王首先用来装备赵国军队的。山西长治分水岭所出铜武士像，上身穿矩领直襟上衣，下身着长裤，腰系绦带，佩剑，正是采用胡服的赵国战士的形象。

“胡服之制，冠则惠文，带则贝带，履则靴，裤则上褶下裤 自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裤褶传人中国，历代皆以为戎服，或用其冠，或用其履，或用其衣服及带，或三者全用，晋代民间，始偶用之。南北朝之世，北朝以胡服定为常服，南朝系汉族，仍为戎服，比及隋唐，帝王定为田猎之服，或上下公服，民间则为时服流风最盛。溯其由传人以至兴盛，由军用以至民服，历史悠长，变化复杂，王(国维)氏《胡服考》言之最详，不赘。唯唐代胡服，何以特盛，向来无人研究，王氏所考，亦未提及。依愚所见，不外以下三因：(1>唐代胡人，杂居内地，为数众多;(2)贵族阶级，废古之席坐，而为胡人倚坐；(3)朝臣侍从，弃车而尚骑马。（4）胡服骑射主要是将胡服元素和优点融入汉服当中，并不是弃汉服，而穿胡服。

胡服之中，有所谓半臂者。古称半臂，今言马褂。《说文》无褂字，《玉篇》亦无之，恐即卦字，褂卦皆从圭得声，俗作褂，但不能作“挂”或“挂”。无袖或半臂之衣，皆为胡服，《罪唯录·冠服志》云：“历朝挎褶，戎服也，袖短，或无袖而衣中断，下有横摺，又下有竖摺。若袖长，则为曳撒，或腰中间断，以一线道横之，谓之程子衣，无线道，谓之道袍。”

似此裤褶，又变为胡服总名。凡无袖、短袖、长袖之衣，与腰中间有线道横截或无线道横截之袍，皆可称为裤褶，因而今所论之半臂，其为胡服，决无问题。至其形制，宋曾三异《同话录》“貉袖”条述之最详：

“近岁衣制，有一种如旋袄，长不过腰，两袖掩肘，以最厚之帛为之，仍用夹裹，或其中用绵者，以紫皂缘之，名日貉袖，闻之起于御马苑圉人，短前后襟者，坐鞍上不妨脱，着短袖者以其便于控驭耳。”长不过腰，两袖仅掩肘，缘边用紫皂布，有夹衣，亦有绵衣，显然为半臂制度。以其短前后襟，坐鞍上不妨脱，故亦可称为马褂，马褂即对襟衣。明清之制犹然。《日知录》卷二十八《对襟衣》所谓：“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六年三月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对襟衣，唯骑马许服，以便于乘马故也。”是也。”（摘自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 秦汉时期由于国家统一，服装风格也趋于一致。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幅员广大、民族众多的封建统一国家。

秦王嬴政当上始皇帝之后，立即着手推行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如统一度量衡、刑律条令等，其中也包括衣冠服饰制度。不过，由于秦始皇当政时间太短，服饰制度仅属初创，还不完备，只在服装的颜色上做了统一。秦始皇深受阴阳五行学说影响，相信秦克周，应当是水克火，因为周朝是"火气胜金，色尚赤"，那么秦胜周就是水德，颜色崇尚黑色。这样，在秦朝，黑色为尊贵的颜色，衣饰也以黑色为时尚颜色了。

秦代铠甲战服我们从出土文物中可以看见。在陕西临潼出土的陶俑所着铠甲应是秦兵俑中最为常见的铠甲样式，是普通战士的装束，这类铠甲有如下特点：胸部的甲片都是上片压下片，腹部的甲片，都是下片压上片，以便于活动。从胸腹正中的中线来看，所有甲片都由中间向两侧叠压，肩部甲片的组合与腹部相同。在肩部、腹部和颈下周围的甲片都用连甲带连接，所有甲片上都有甲钉，其数或二或三或四不等，最多不超过六枚。甲衣的长度，前后相等，下摆一般多为圆形。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大批陶俑的出土，为秦汉武士的服装提供了较充分的例证。他们穿的半长衣所交掩之曲裾虽较浅， 但仍为深衣之属， 其下身着长裤，腰系施钩之革带。这种装束在西汉时仍广泛流行，裤也逐渐向全社会普及。冠制的确立是在汉代实现的。上古时，华夏族之冠主要从属于礼制，男子成年时皆行冠礼。汉代的冠则主要从属于服制，是身份、官职以至官阶的表征。身份低微的人，只能戴帻而不能戴冠。冠本为加于发髻上的一个发罩，并不覆盖整个头顶。帻则像一顶便帽。冠和帻原来互不相关，到了王莽时，据说因为他头秃，所以先戴帻，帻上再加冠。后来这种戴法普及开来，因而在东汉画像石上出现的冠，也都在下面垫着帻。冠和帻不能随便配合，文官戴的进贤冠要配屋顶状的介帻，武官戴的武弁大冠则要配平顶的平上帻。进贤冠前部高耸，后部倾斜，外观若斜俎形。冠前有“梁”，可根据梁数的多寡来区别戴冠者的身份。皇帝戴的通天冠和诸侯王戴的远游冠也都是在进贤冠的基础上增益华饰而成。武弁大冠又名“惠()文冠”，起初只是用(薄麻布)制作的下垂双耳之弁，后来在弁下垫帻，进一步又在弁上涂漆，其状遂若漆沙笼，故又名“笼冠”。甘肃武威磨嘴子62号新莽墓曾出土了纱笼冠。此外，武士也戴冠。执法的官员则戴獬豸冠。

在区别尊卑方面，进贤冠上的梁虽然起一定作用，但梁数多不过三，等级的划分较粗略。所以汉代又用绶作为官阶的标志，不同等级的官员之绶的颜色、织法、密度和长度都不相同。这时的绶是系在官印上的带子，但它和西周时佩玉之组实一脉相通。汉代妇女一般将头发向后梳成下垂的圆髻，名椎髻。常着深衣，女式深衣之华丽者名衣，它的曲裾不但在下身缠绕好些层，且在其斜幅上缀以三角形物及长飘带，即文献中所称之与。其状可在四川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见到。

汉代着衣有七个特点：

1．穿外衣时，由于领大而且弯曲，穿衣时必需暴露中衣的领型；

2．穿衣必用白色面料做里；

3．袖宽为一尺二寸；

4．衫无袖；

5．穿皮毛服装时裘毛朝外；

6．腰带极为考究，所用带钩以金制成各种兽形，如螳螂形或琵琶形。形象十分生动有趣。一般长度在带钩从形、色和工艺上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较比西周和战国时期，在设计和制作方面都要精美得多。因此颇受男人们的喜爱，佩戴者很多；

7．男子保持佩刀习俗，但所佩之刀有形无刃，因此失去了实际价值，主要是显示仪容。

汉代祭服延用"大制度"，遵从古礼穿冕服佩绶、佩玉。皇帝、公卿、诸侯均用大，只是在所系玉石的串珠或丝绳的质地上加以区别。皇太后、太后、公卿夫人等的祭服(谒庙服)、亲蚕服、朝见服和婚礼服的形式都采用深衣制。

汉时劳动女子总是上穿短襦，下穿长裙，膝上装饰长长垂下的腰带。劳动男子常服是上身穿襦，下身穿犊鼻裤，并在衣外围罩布裙；这种装束不分工奴、农奴、商贾、士人都一样。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整体服饰风格可以用“丰富多彩，南北交融”来进行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不断，王朝更迭频繁，经济遭到破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严重影响，人们的礼法观念变得淡薄，衣冠服饰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是我国古代服饰的大变动时期。魏晋时期的服饰，基本上承袭秦汉旧制。

魏晋服装服饰虽然保留了汉代的基本形式，但在风格特征上，却有独到突出的地方，这与当时的艺术品和工艺品的创作思路有密切关系，其风格的同一性比较明显。

南北朝时期的服饰呈现出了一种各民族间相互吸收、逐渐融合的趋势。一方面，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的执政者，受到汉族传统文化的熏染，热心提倡穿着汉族服装，以致形成“群臣皆服汉魏衣冠”的状况。另一方面，由于战争连年不断，天灾、瘟疫肆虐，北方人民被迫背井离乡，出现了民族错居杂处的状况。由于以上原因，在当时形成了一种民族间相互影响，生活习俗日渐融合的趋势。

公元六世纪波斯图案花纹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对当时的纺织、服装以及其他装饰物，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一点在敦煌壁画上多有反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环境使得文人士子们空有忠君报国的志向却无用武之地。因为自身的政治抱负不能实现，人生理想无法达到，所以文人士子们他们不再过多地局限于儒学的条条框框，而是开始强调自我个性解放。于是当时的社会就出现了褒衣博带的流行时尚，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魏晋风度。男子袒胸露臂，追求轻松、自然、随意的感觉；女子则长裙曳地，大袖翩翩，饰带层层叠叠，尽力展示优雅和飘逸的风姿。

魏晋时期规定宫中朝服用红色，常服用紫色。白色为平民百姓服色。这时的服式仍以襦、裙为主，裘是非正式衣服。妇女装饰比较考究，有金环、银约指和绕腕的跳脱等。在质地上宫中与宫外仍有很大区别。

魏晋的铠甲最普遍的形式是两裆铠，长至膝上，腰部以上是胸背甲有的用小甲片编缀而成，有的用整块大甲片，甲身分前后两片，肩部及两侧用带系束。胸前和背后有圆护。因大多以铜铁等金属制成，并且打磨的得极光，颇似镜子。在战场上穿"明光铠"，由于太阳的照射，会发出耀眼的"明光"，所以这样称呼。这种铠甲的样式很多，而且繁简不一，有的只是在　裆的基础上前后各加两块圆护，有的则装有护肩、护膝，复杂的还有重护肩。身甲大多长至臀部，腰间用皮带系束。

南朝服式以襦裙为主，妇女尤其以着裙为正统，不穿裙而露裤的人，被看做是没礼貌的行为。当时女子头上包白纶巾(是一种配有青丝带的头巾，传说在三国时诸葛亮平时戴此头巾)，衣袖长而且窄并加以缕雕花纹。跳舞者穿长衫，并在身上披挂很长的带子，头上束纨巾。

南北朝服式还有"袍"和"衫"，衫在晋时已是必着衣的一种。"裘"在此时极为珍贵，以貂裘为最。"　"是少年喜爱的衣物，浮薄少年更喜爱有色之、"襦"、"帔"、"鹤氅"，这些都是此时普及的衣装。

南朝服式基本上继承魏晋，由于战乱和国度的频繁更替，反映在着装方面也有变化。江南衣式比北方短小，但当时却流行戴小帽穿大衣的风气，有时将一只袖分成两只，一条裙截成两裙，有的款式大领大带，有的衣窄袖小，有的裙长曳地，有的衣长蔽脚。南朝的朝服仍是玄衣。服饰用料有规定，三品官以下的不得穿用杂色绮做的衣服，六品官以下者只能穿七彩绮，不可使用罗绡。南朝的艺术品与服饰风格一脉相承，许多出土的陶俑形象，向我们展示了细腰圆脸型的女子，面目神情十分娟秀，尤其出自江南的俑塑特点更突出，这与服饰的拖地长裙和宽衣披带均十分协调一致。

北朝的服式，官宦正式场合穿着朱色单衣，便服和军服以为主。穿红色袍就佩带金带，穿小袖长身袍则用金玉带。平民妇女以襦袄为常服，这与南朝并无两样。北朝时期着装衣料中绫锦最为华贵。

南北朝的卷草花纹是在汉代的云纹图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敦煌造井(单独适合纹样)、三角形花(适合纹样)和条状花(二方连续)、飞天、云纹等动态形象巧妙地结合起来，既古朴、秀丽，又含蓄柔和。当时的毛织毯、麻布和丝绸都是盛行的产品。 在南北朝胡、汉服装相互影响而又各成系统的基础上产生的唐代服制，出现了“法服” 与“常服”并行的局面。作为大礼服的法服仍是传统的冠、冕、衣、裳，常服则是在鲜卑装的基础上改进而成。唐代男子上自皇帝下至厮役，在日常生活中都穿常服，包括圆领缺袍、幞头、革带及长靴。缺袍即开衩的长袍。幞头则是由鲜卑帽演变出来的，它本是一幅头巾，系裹时两个巾角向前抱住发髻，其余两个巾角在脑后结扎，多余的部分自然垂下。幞头的质料起初用黑色的缯或罗，所以垂下的巾角也是软的，故称“软脚幞头”。以后又在巾角中用铜、铁丝作骨，将它撑起来，成为“硬脚幞头”。由于硬脚的形状及翘起的角度不同，又有“句脚”、“展脚”、“朝天”等式。唐代的革带上起初装有供系物用的窄皮条，故此种带名带。上面并固着若干方形饰牌，名。依官阶之不同，分别用玉、金、犀、银、瑜石、蓝铁等材料制作，从而使革带也成为区别官阶的标志。另外，北周时出现的“品色衣”，在唐代已形成制度，成为此后中国官服的一大特色。唐代官员自一品至九品，服色以紫、绯、绿、青为等差。唐代女装主要由裙、衫、帔组成。这时常将衫掩于裙内，所以显得裙子很长。帔又名帔帛，像一条长而薄的披巾，是受了西亚佛教的影响才在中原流行的。唐代前期女装中还流行卷檐虚帽、翻领外衣等胡服，安史之乱后，此风渐歇。

唐朝还流行女子穿"胡服"。"胡服"就是西域人的服装。腰带形式也深受胡服影响。在此以前，人们的腰饰是以金银铜铁，这时候流行系"蹀躞带"，带上有金饰，并扣有短而小的小带以作系物之用。这种腰带服用最盛是在唐代，以后延用一直至北宋年代。盛唐以后，胡服的影响逐渐减弱，女服的样式日趋宽大。到了中晚唐时期，这种特点更加明显，一般妇女服装，袖宽往往四尺以上。中晚唐的贵族礼服，一般多在重要场合穿着，穿着这种礼服，发上还簪有金翠花钿，所以又称"钿钗礼衣"。

唐高宗以后，以紫色为三品官的服色；浅绯色为五品官服色，深绿色为六品官服色，浅绿色为七品官服色，深青色为八品官服色，浅青色为九品官服色，**为宫外之人及庶民服色。

唐装还对邻国有很大的影响。比如日本和服从色彩上大大吸取了唐装的精华，朝鲜服也从形式上承继了唐装的长处。唐装襦裙线条柔长，十分优美自如，用料主要是丝织品，因此它的衣物以"软"和"飘柔"著称。唐装本身品类多，善变化，从外形到装饰均大胆吸收外来服饰特点，多以中亚、印度、伊朗、波斯及北方和西域外族服饰为参考，充实唐代服饰文化，使得唐代服饰丰富多采富丽堂皇，风格独特奇异多姿，成为中国历史服饰中的一朵奇葩，世人瞩目。 宋代服装大体沿袭唐制。这时的幞头内衬木骨、外罩漆纱，宋人称之为“幞头帽子”，可随意脱戴，与唐初必须临时系裹的软脚幞头大不相同。这时，皇帝和高官戴的展脚幞头，两脚向两侧平直伸出，可达数尺。身份低的公差、仆役等，则多戴无脚幞头。

宋代妇女也穿裙和衫，这时的衫子多为对襟，盖在裙外。裙较窄，多施细摺，福州黄墓中除出罗裙外，还有开裆裤与合裆裤，可见宋代妇女在裙内着裤。起于五代时的缠足，至北宋晚期已逐渐流行。

宋代品官制度基本上沿袭前代，因此宫中的官服也与前代相仿，分为朝服、祭服、公服、戎服、丧服和时服。朝服是红衣红裳，内穿白色罗质中单，外系罗料大带，并有绯色罗料蔽膝，身挂锦绶、玉　、玉钏，下着白绫袜黑皮履。除这种朝服是统一样式外，官职的高低是以搭配的不同来区别的。主要是在有无禅衣（中单）和锦绶上的图案上作级别变化。穿朝服时必戴"进贤冠"（一种涂漆的梁冠帽），"貂蝉冠"(又名"笼巾"，是以藤丝编成形，上面涂漆的冠帽)，獬豸冠(属进贤冠一类)。

公服即常服，又名"从省服"，以曲领大袖，腰间束革带为主要形式，另有窄袖式样也。这种服式以用色区别等级。如九品官以上用青色；七品官以上用绿色；五品官以上用朱色；三品官以上用紫色。到宋元丰年间用色稍有更改，四品以上用紫色；六品以上用绯色；九品以上用绿色。按当时的规定，服用紫色和绯色(朱色)衣者，都要配挂金银装饰的鱼袋，高低职位以此物加以明显的区别。时服是按季节赐发给官臣的衣物。上至将相皇帝大将下至侍卫步军，赐发的品种有袍、袄、衫、袍肚、裤等。所赐之服大部分是织有鸟兽的锦纹。

宋代男子除在朝的官服以外，平日的常服也是很有特色的，常服也叫"私服"。宋官与平民百姓的燕居服形式上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在用色上有较为明显的规定和限制。

"袍"有宽袖广身和窄袖窄身两种类型，有官职的是锦袍，无官职的是白布袍。

"襦"、"袄"为平民日常穿用的必备之服。

"短褐"是一种既短又粗的布衣，为贫苦人服。

"襕衫"，是一种裳下摆接一横襕的男人长衫。

"裳"，沿袭上衣下裳的古制。是冕服、朝服或私居服的式样。宋时也有上衣下裳的穿法。男子也穿用对领镶黑边饰的长上衣配黄裳。居家时不束带，待客时束带。

"直裰"是一种比较宽大的长衣。由于下摆无衩而背部却有中缝而称"直裰"。

"鹤氅"，宽长曳地，是一种用鹤毛与其他鸟毛合捻成绒织成的裘衣，十分贵重。

此外宋代男式衣着，还有布衫和罗衫。内用的叫汗衫，有交领和颌领形式。质料很考究，多用绸缎、纱、罗。颜色有白、青、皂（黑）、杏黄、茶褐等。袄的质料有布、绸、罗、锦、纻丝和皮。袄的用色有青、红、枣红、墨绿、鹅黄等几种。贵族裤子的质地也十分讲究，多以纱、罗、绢、绸、绮、绫，并有平素纹、大提花、小提花等图案装饰，裤色以驼黄、棕、褐为主色。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时代，服装服饰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元太祖成吉思汗自1206年建都，灭西夏、金之后，民族组成主要以蒙古族为主。元代由于民族矛盾比较尖锐，长期处于战乱状态，纺织业、手工业遭到很大破坏。宫中服制长期延用宋式。直到l321年元英宗时期才参照古制，制定了天子和百官的上衣连下裳上紧下短，并在腰间加襞积，肩背挂大珠的"质孙服"制，汉人称"一色衣"或"质孙服"。这是承袭汉族又兼有蒙古民族特点的服制。

"质孙服"服用面很广，大臣在内宫大宴中可以穿着，乐工和卫士也同样服用。这种服式上、下级的区别体现在质地粗细的不同上。天子的有十五个等级（以质分级层次）。每级所用的原料和选色完全统一，衣服和帽子一致，整体效果十分出色。比如衣服若是金锦剪茸，其帽也必然是金锦暖帽；若衣服用白色粉皮，其帽必定是白金答子暖帽。天子夏服也有十五等级，与冬装类同。百官的冬服有九个等级，夏季有十四个等级，同样也是以质地和色泽区分。

"比肩"、"比甲"也是常服。"比肩"是一种有里有面的较马褂稍长的皮衣，元代蒙人称之为"襻子答忽"。"比甲"则是便于骑射的衣裳，无领无袖，前短后长，以襻相连的便服。元代男子的公服多随汉族习俗，常服的外面，罩一件短袖衫子，妇女也有这种习俗（称为襦裙半臂）。

元代女服分贵族和平民两种样式。贵族多为蒙人，以皮衣皮帽为民族装，貂鼠和羊皮制衣较为广泛，式样多为宽大的袍式、袖口窄小、袖身宽肥，由于衣长曳地，贵夫人外出行乐时，必须有女奴牵拉。这种袍式在肩部做有一云肩，即所谓"金绣云肩翠玉缨"，十分华美。作为礼服的袍，面料质地十分考究，采用大红色织金、锦、蒙茸和很长的毡类织物。当时最流行的服用色彩以红、黄、绿、褐、玫红、紫、金等为主。元代平民妇女穿汉族的襦裙，半臂也颇为通行，汉装的样子常在宫中的舞蹈伴奏人身上出现，唐代的窄袖衫和帽式也有保存。此外受邻国高丽的影响，都城的贵族后妃们也有模仿高丽女装的习俗。 为重新振兴中国社会，明朝政府采取了上承周汉，下取唐宋的治国方针，对整顿和恢复礼仪极其重视，并根据汉族传统重新规定了服饰制度。在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发展的前提之下，明代的服饰面貌仪态端庄，气度宏美，成为中国近世纪服饰艺术的典范。

明代皇帝的日常服装是龙袍，上面绣着龙纹、翟纹和十二章纹，一般以**纱罗制成，配金冠。皇帝礼服则仍保持上衣下裳的古制，由玄衣、纁裳、白罗大带、黄蔽膝、素纱中单、赤舄等组成。玄衣肩部织日、月、龙纹，背部织星辰、山纹，袖部织火、华虫、宗彝纹，领、袖口、衣襟侧边、裾都是本色。纁裳织藻、粉米、黻、黼纹。

明初要求衣冠恢复唐制（如左图所示），其法服的式样与唐代相近，只是将进贤冠改为梁冠，又增加了忠靖冠等冠式。明代的公服亦用幞头和圆领袍，但这时的幞头外涂黑漆，脚短而阔，名乌纱帽，无官职的平民不得服用。公服除依品级规定服色外，还在胸、背缀补子。文官补子中饰鸟，武官饰兽。为褒奖官员的功勋，另特赐蟒袍、飞鱼服、斗牛服等服饰。蟒是四爪之龙，飞鱼为鱼尾有鳍之蟒，斗牛则在蟒头上加弯曲的牛角。官至极品则用玉带。所以“蟒袍玉带”就成为这时大官僚之最显赫的装束。明代的汉服影响颇远，近至东北亚的朝鲜，远至日本、琉球等藩属国。汉服是中国汉族的传统服装，起于轩辕黄帝，而终止于满清的大屠杀。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是平等，而汉族也应当拥有其民族服装，即汉服。

客家人作为中原衣冠士族南迁而来的一个民系，其服饰与中原服饰从总体来说没有太大的差异。大概因为客家人传统的以中原汉族为正统的观念根深蒂固，这种意识也反映在客家人的衣饰打扮上。但是，由于客家民系本身形成的客观原因和客家人生活环境与生活习惯等特定因素，客家服饰与中原服饰相较，在形制和文化内涵上也产生了一些变化。

《易·系辞下》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意思是黄帝以后，创制衣裳为服饰，因而天下大治。《乾》、《坤》二卦象征天、地、黄帝、尧、舜取此两卦的象征以制造衣裳，所以上衣下裳。"黄帝以上，羽皮革木以御寒暑，至乎黄帝，始制衣裳，垂示天下。"(《周易集解》)引《九家易》说明华夏民族的服饰文明，自黄帝开始已经相当发达，并且与政治有了密切的联系。服饰的主要功能在于御寒，释名·释衣服》说："上曰衣。衣，依也，人所依以庇寒暑也；下曰裳。裳，障也，所以自障蔽也。"这几句话，即解释也衣服御寒保暖和蔽体遮羞的功用。有两个故事可以生动地说明衣服的这两种功能。一是《吕氏春秋·恃君览·长利》 篇中的故事。一个名戎夷的士人从齐国到鲁国去。到了鲁国，城门已经关闭，时值天大寒，戎夷只好与其弟子宿在城外。夜里，天气越来越冷，两人都冻得受不了，戎夷对弟子说："你把衣服给我，我就能活下去。我把衣服给你，你就能够活下去。可是我是国士，冻死了天下人都会感到可惜。你是无德无才的人，死了也不足惜。还是把你的衣服脱下来给我穿吧！"弟子说："我既无德无才，又怎么会把自己的衣服给国士穿呢？"戎夷叹息一声说："唉，看来跟你说这些大道理是没用的啊！"于是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弟子穿，自己半夜就冻死了，而弟子地却活了下来。在御寒以保存生命的现实面前，衣裳的实用功能是第一位的。

另一方个故事说，有一个男子汉，凭双手勇斗猛虎，为乡人除了一大害，受到全乡人称赞。老虎被打死了，可是这位打虎英雄却落下了一个毛病，即除了睡觉之外，这人总是高举双手作与虎搏斗状。家人请了许多医生医治均无效。一日，来了一位郎中，告诉英雄的家人，说自己能治好英雄的病，不过要等到墟日。墟日这天，郎中在墟场最热闹处摆上一张桌子，放上一把剪刀，让打虎英雄脱光膀子，只穿一条客家人常穿的水裤。英雄站在中央，仍高举双手做搏斗状。此时围观的人越为越多。郎中先是用手在英雄身上装模作样的比划几下，就在围观的人看得最起劲的时候，郎中猛然间拿起剪刀，冷不防一下子剪断了英雄的裤带。英雄受此一刺激，马上放下双手来挽住自己的裤子。这一来，双手高举的毛病就治好了。这个郎中是个颇谙人之心理的人。当裤子下掉，羞耻外露时，要遮羞的冲动所产生的兴奋灶要压过昔日打虎留下的紧张感，于是病就治好了。这则故事使人想起鲁迅先生在《故事新编·起死》里所写的那个汉子，与打虎英雄颇为相似。当汉子发现自己赤身时，马上蹲了下去。对于赤身露体的人来说，穿衣蔽体掩形遮羞的功能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衣服的实用功能，无论哪个民族，哪个民系，都是第一位的。客家人衣服，在讲究实用方面，更鲜明地继承了古代服饰文化的传统。

古代的衣服，主要分衣和裳。《说文》曰："衣，依也。上曰衣，下曰常(裳)。"段玉裁注曰："常(裳)，下裙也。"中国上古时期不论男女，皆以上衣下裙为常服。上衣一般为窄袖、高领。衣领直接左右襟，在胸前相交，左衣襟压右衣襟，称为"右衽"。相反，右襟压左襟，则是"左衽",因为夷人上衣的衣襟就是这样，所以"左衽"便被称为"蛮服"，甚至作为蛮夷的代称(如图74、图75)。春秋时期的管仲，本是齐桓公政敌公子纠的师父，后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称霸天下，孔子称赞他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为如果没有管仲，我们都将披头散发，衣襟压向左边，成为蛮夷了。"右衽"是华夏民族服饰的一个重要标志。今天我们看到的客家人的上衣，男式上衣多为对襟，这大概是受清朝服装影响的缘故。而客家妇女的大襟衣，则绝对保持右衽的习惯，这便是清以前汉族的传统。

古代上衣下裳，但裤子的出现也并不太晚。据古书记载，汉代已有裤子，时人叫着"穷绔"。据《汉书·外戚传》记载：汉昭帝上官皇后，乃是重臣霍光的外孙女，"光欲皇后擅宠有子，帝时体不安，左右及臣皆阿意，言宜禁内，虽宫人使令皆为穷绔，多其带，后宫莫有进者。"所谓"穷绔"，服虔注曰："穷绔，有前后当(裆)，不得交通也。"即有前后裆的裤子。霍光为了上官皇后能独得昭帝宠幸而生太子,企图阻挠昭帝与其他宫妃亲幸。恰巧昭帝偶染小恙，身体不适，左右亲信和御医为阿谀讨好霍光，都说皇上应戒房事。于是令后宫佳丽都穿上有裆的"穷绔"。阿谀好事者的目的，是想为皇为召幸其他宫妃做爱时设置障碍，以便只宠幸上官皇后一人。今天看来，此举实在愚蠢可笑。但由此可知汉代已有穿裤子的了。到了魏晋，穿裤子更为常见。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有一段对虱子处于裤中的绝妙的描写："且汝独不见夫虱之处于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然炎邱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 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裈 (或作巾军，音Kun)即裤子。"竹林七贤"中的另一位刘伶，脱衣形在屋中喝酒。人或讥之，刘伶答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巾军 衣，诸君何为我裈中？"(《世说新语·任诞》)到了魏晋，穿"裈"已是很普遍的了。

有裤裆的叫"裈"，段玉裁说："若今之满当(裆)袴，则古谓之巾军 (裈)。"无裤裆的叫着"袴"，《说文》作"绔"。"绔，胫衣也。"段玉裁注曰："今所谓套袴也，左右各一，分衣两胫。"《方言》云："袴 ，齐鲁之间谓之衤蹇 ，或谓之衤龙 ，关西谓之袴 。"这种"袴"或"绔"，没有裆，没有裤腰，只有两个裤筒，套在两腿上，再用绳子挂在腰上。实际上就是两个护腿的裤筒。今客家人喜欢穿用的裤腿，或许就是古代"袴"的遗制吧。

裈之外，还有一种就是短裤，汉人称之为"犊鼻裈"。其状如牛犊的鼻子，因此得名。《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里面记载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一见钟情，二人私奔回到卓文君老家临邛 ，文君当垆卖酒，"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犊鼻裈"多为下层市民和农人穿着劳动所用。司马相如穿犊鼻裈，或许为经济所迫，更重要的乃是向老丈人卓王孙出乖露丑。韦昭注曰："今三尺布作，形如犊鼻矣。"可知其形状且制作简易。今客家人常穿的"水裤"，形制极类似犊鼻裈。客家男子在外劳动时，烈日下，常是赤着上身，只穿一条水裤。因其裤头有预先穿好的带子，只需抽紧打结就行，极为方便。

中原服装自古以来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宽松肥大。从先秦开始，我们的先人们总是深衣大袍，宽大博带。这种服装，穿着舒适，显得轻松潇洒。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胡服开始流入中原，其特点是紧身、窄袖、开袴 ，但主要流行于军中。汉服到了魏晋，本来就较肥大的衣服又向更加博大的方向发展。《晋书·五行志》中说："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风流相放，舆台成俗。"在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发现的东晋墓葬或的"竹林七贤图"，阮籍和他的好友们个个大袖宽衣，足见魏晋名士的"博大"之风。唐宋以来，服饰肥大宽松的特征总的来说改变不大。客家人的服装，无论上衣或是裤子，都保持了宽松肥大的古风。客家人最常穿的大裆裤，更是以裤裆深、裤头宽为特色。大裆裤腰间一定要摺叠几层才能系紧。过去闽西客家人中有一句笑话，说是"偷抓鸡，塞裤头"，裤腰之宽，可塞入几只鸡，笑话本带夸张，但足见其宽大的程度了。宽松肥大，不束缚身体，这种离体式的服装，对于常年参加劳动的客家人，是极其舒适方便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满清以后的旗袍为何难以在客家人中流行了。

从客家服饰的形制来看，它基本保持了中原服饰的特点。目前我们所能找到的有关客家服饰方面的资料与实物，多为近现代时期的东西，但是它明显地继承了清以前中原服饰的传统特征。我们在闽西长汀县客家博物馆看到一双客家妇女穿的绣花女拖鞋，没有后帮，鞋尖向前促聚收缩，并微微上翘。这种样式，不由得使人想起新疆吐鲁番盆地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唐人女鞋(如图)，二者鞋尖的形状极为相似。服饰是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主要标志。随着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变，服饰也发生变化。就中原服饰而言，"汉冠唐巾，袍服直裰，屐屦皂靴，代有变迁"(清·金绍成《画学讲义》)。但是，客家人的传统服饰却多年无变化，或说变化不大。这恐怕与客家人的生活环境，生活条件，常年劳动，远离中原经济文化中心有很大关系。艰苦的生活环境，低下的经济条件，穿着方面，则只能求得满足蔽体防寒的基本要求，因此无暇顾及汰旧更新谋求变化。只有民主革命之后，西风东渐，服饰才发生了很大改变，流行的西服，冲击着客家地区，一些有知识之士，穿用西化服装更是先著一鞭。至于改革改放之后，客家地区的广东、福建等省，得风气之先、地利之便，客家人的服装与它的经济腾飞一样，领导着新潮流了。考试大我整理

不过，就传统服饰而言，客家服饰与中原服饰在文化意义上仍存在着一些差异。

中国古代的服饰，带有强烈的"礼"的色彩，具有鲜明的等级制度的标志。《荀子·富国》篇中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故天子衤朱 衤卷 衣冕，诸侯玄衤卷 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按照礼的规定，贵贱尊卑，长幼贫富，在服饰上都有鲜明的区别。天子穿的是朱红色的衮服，戴冕；诸侯穿黑色的衮服，戴冕；大夫穿裨衣，戴冕；士人则只能戴白鹿皮做的皮弁，以素积为裳。所以《白虎通义》上说："圣人所以制衣服何？"以为絺綌蔽形，表德劝善，别尊卑也。"衣饰，不仅用以蔽体御寒，也是"礼义"的物质外化，它成为封建礼仪的载体。

在等级社会中，服饰是一个人地位身份的外在标志。各阶层的成员，从衣食住行到穿衣戴帽，都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不可随便逾越。春秋时期楚国的公子围，当他还任令尹之职时，就用了国君的服饰仪仗，有国君的威仪。卫国的北宫文子见了说："楚令尹简直就像国君了。大夫用了国君的服饰，恐怕有篡位的意思了！"果不出所料，第二年公子围便杀了国君自立为王，这就是后来的楚灵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服饰仪仗，成了内心思想的外在表现。服饰的违制犯禁，暴露出内心的企图。在古代，衣饰与身份不相称，也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据说曹植的妻子违反制度，穿了不该穿的绣衣，曹操恰好"登台见之"，于是"还家赐死"(《三国志·魏书·崔琰传》注引《世说新语》)。曹操对曹植由宠爱有加到嫌而弃之，曹植的妻服饰违制，或许也是催化剂之一。所以各个朝代的《舆服志》，总是不厌其烦地制定出君臣上下、官民士庶的服饰规范和惩罚条例，原因即在于此。

其实关于服饰等级的规定，不但在于官员，下层人民也有区别。李商隐《杂纂》说："仆子著鞋袜，衣裳宽长，失仆子样。""衣裳宽长"是有身份的人服装，仆人是不能宽衣博带的，只能一身短打扮。这正如后来哪怕到了民国，咸亨酒店里的下等人还是一身短打扮，站着喝酒。上等人、读书人是穿长衫坐着慢慢喝酒的。唯有孔乙已是身穿长衫站着喝酒。鲁迅先生正是从服饰与身份的落差上深刻地揭示了孔乙已尴尬的社会地位。

古代服装的纹饰也有鲜明的等级区别。上古时期，衣裳就有"十二章"之制，即十二种纹饰。十二种纹样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即雉)、宗彝、藻(水草)、火、粉米、黼(斧形)、黻(亚形)。十二种纹样各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如日、月、星，取其照临光明，如三光之耀；龙，象征王权、人君的应机布教而善于变化；山，象征王者镇重安静四方；华虫(雉)，取其有文彩，表示王者有文章之德；宗彝，表示有深浅之知、威猛之德；藻，象征冰清玉洁；火，取其向上；粉米，代表食禄丰厚；黼为斧形，象征决断；黻作两已相背，象征善恶分明，等等。纹样不同，所属官阶不一样。天子之服，十二章全用，诸侯只能用龙以下八种，卿用藻以下六种，大夫用藻、米、粉米四种图案，士用藻火两种图案，界限分明，不可僭越。据说明朝德庆侯廖永忠，为朱元璋打江山立了很多功劳，只因其僭用龙凤花纹，因而被处以极刑(《明史·廖永忠传》)。十二章的制度后来虽有所改变，但是不同的官职饰以不同的纹样，这是基本上不变的。从天子到七品芝麻官，他们从服饰上是可以清楚地区分开来的。而平民则只准穿布衣，不可有纹饰，更不准用十二章纹样。所以诸葛亮自"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布衣，成了平民百姓的代称。

中国古代服饰的礼制与等级区，也表现在服饰的颜色上。我们前面所举的《荀子·富国》篇中关制服等级的划分，已可看出颜色的区别。《论语·乡党》里说："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绀"是深青中透红的颜色，相当于今天的"天青"；"緅"是青多红少，比绀更暗，类似于"铁灰色"。饰是指滚边、镶边。古代大红色叫"朱"，红和紫都属此类。亵服，本指内衣，也可指平常居家休闲时的服装。古代黑色是正式礼服的颜色，而"绀緅"都近于黑色，所以不用来镶边，为别的颜色作陪衬。朱红是很贵重的颜色，所以也不用来作亵衣。说明先秦时期对服饰的颜色已经很有讲究的。孔子曾宣称"恶紫之夺朱也"。古人曾把颜色分为正色和间色，朱是正色，紫是间色，孔子认为紫色夺去了大红色的光彩和地位，所以可憎。这就是从颜色上为定名位，别尊卑。不过朱、紫两种颜色后来都成为显贵服饰的色彩。如紫绶，作印组，或为服饰，《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说："相国、丞相、皆秦官，皆金印紫绶。"唐元稹《酬乐天喜邻郡诗》曰："蹇驴瘦马尘中伴，紫绶朱衣梦里身。"紫色已用于官服。

颜色中尊贵的是**，它被帝王所占有。**与帝王服饰相关联，据说始于隋唐。《唐六典》中说："隋文帝著柘黄袍，巾带听朝。"大概此后**除帝王之外，别人便不可僭用。《旧唐书·舆服志》说："天子燕服亦名常服，惟以黄袍及衫，后渐用赤黄，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中国 的老百姓谁都知道"黄袍"的含义。到了清代，禁忌似乎更加严格。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说：幼年时在宫里和弟弟溥杰一块儿玩，突然发现溥杰内衣袖子露出明黄的颜色，立刻沉下脸来说："溥杰，这是什么颜色！也是你能使的么？"溥杰赶忙垂手肃立，连连请罪。即使清朝衰败，以帝王自尊的溥仪对于服色的等级观念仍然耿耿于怀。

至于其他的颜色，如红紫，也成为官服之色；大红大绿，民间以之为吉祥富贵之色；白色，象征素而寡欲，服白表示尽哀；黑色，后来多为小吏之服色；青蓝，也多为低品位的服色，所以婢女也有了人谓之"青衣"。诸如此类，在中国传统服色上已形成了固定的体制。总之，金黄红紫等艳丽之色，多属于达官贵人；青蓝黑白，则属于平民。汉代曾有"散民不敢服杂彩"的规定(董仲舒《春秋繁露》)，平民不能穿彩色衣服，只能穿本色麻布衣裳，可见服色限制之严。其实我们从历代所用的"苍头"、"白丁"、"皂隶"、"绯紫"、"黄袍"、"乌纱帽"、"红顶戴"这些带着颜色的称呼上，已可以看出服色的等级意义了。

了解上述中国古代传统服饰的这些特征，再来考察客家服饰的状况，便可以发现客家服饰与中原传统服饰的差异。

首先，客家服饰没有中原传统服饰那样明显甚至严格的等级意义。客家人男子，大都是对襟衫、袍褂和大裆裤；女子都是大襟衫、大裆裤，这已经成为客家人的常服。这种常服，客家人居家休闲时穿它，赴亲戚朋友家作客，也是这样穿着，外出到公共场合也这样穿着。客家地区城镇，一般有墟日，即如北方的赶集，五天一墟日，以农历计，每逢一五、或二六等为墟日。一到墟日，所看到的人们都是形制样式相同的服饰，单从外表打扮上，是不容易区分出人们的身份官阶等级的。在客家人的大家族中，如永定的土楼，一楼之内住的都是同一家族之人，人多时竟有五六百人，所以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的并不鲜见。但是，从长辈到晚辈，服饰的样式同样没有什么区别。客家人也有做官为宦的，有官职在身，一般也只在官府的正式场合，才穿着官服，一回到家里，便换上对襟衫、大裆裤，这已成为习惯。在客家地区，当然也有贫富的区分，但是贫富之家在服饰的样式上并没有区别。家境不同，最多仅从衣服的用料上显示出来，如家境好的人多做几身油绸、贡缎或丝绸的衣服而已，而一般人也只是在喜庆时刻或者特别隆重的场合才穿用。一过这个时刻，便把好衣服收藏起来，换上粗布衣服，这是客家人不论贫富都已形成的习惯，足见客家人俭朴持家的风尚。

客家人的先民的本来是中原衣冠士族，官宦大户人家不少，罗香林先生曾有详尽的考证。如广东蕉岭的赖氏，兴宁的张氏、温氏，等等，从他们的族谱上可知均为中原望族。客家人历来有一种"以郡望自矜"的优越感，以中原士族的后人自豪。每到节庆日子，客家人总爱在祠堂、祖厝的大门口、厅堂内挂上标志自己姓氏堂号的大红灯笼和堂联，以表示自己中原士族的源流与尊荣。作为中原衣冠士族，其等级观念本来是比较深的，尤其是六朝门阀制度的影响，更是使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然而，当客家人迁徙定居在粤、闽、赣交界地之后，面对恶劣的生活环境，其第一位的人生需要是求得生存。所以客家人不论男女，人人参加生产劳动，辛勤耕作，为求得生存温饱而奋斗。在衣饰方面，也就只以蔽体御寒为原则，以讲究实用为出发点。对于服饰上的礼制与等级区分，已无暇顾及了。此外，客家人所居之地，远离中原政治文化中心，在中央政权统治与信息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