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口迁移分布有什么特征
人口迁移中经济原因是主要的,如为摆脱贫困和失业,改善生活,或为发财致富,谋求事业成功等。此外,政治、宗教、文化及战争和灾荒也可能导致迁移。人口迁移的直接后果表现在对迁出、迁入地区人口数量、性别和年龄构成的不同影响。一般移民中男性多于女性,年轻人
多于儿童和老人。从间接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看,迁出地人口压力减轻,可能得到移民汇款收入,但劳动力减少,特别是具有熟练技能与高文化水平的劳动力迁出,使迁出地的抚养、教育费用受到很大损失。对迁入地区,由于人口和劳力增加,经济上有利,但也可能带来民族矛盾或其他社会问题。
政治因素对人口迁移有着特殊的影响。其中政策、政治变革及战争等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一个国家的政策,特别是有关人口迁移政策的实施,会对人口迁移产生重要的影响。合理的政策可以促进人口迁移合理正常地进行;但是如果政策不合理,或者虽然合理而实施政策的措施不合理,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战争破坏人类正常生活环境,并常常引发人口迁移。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争引起的欧洲人口迁移达到3000万人。20世纪末发生在非洲卢旺达、刚果地区部族战争,引起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口迁移。
中国古代人口迁移的意义
(1)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有利于国家统一,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2)有利于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各民族经济的进步发展。
(3)有利于江南的开发,推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
(4)开发南洋,对世界文明发展做出贡献。
(5)人口分布日渐合理,人口资源得到开发和利用。
(6)也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和南洋经济文化的发展。
人口问题是当代人类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高考命题的热点。每年的高考试卷都要涉及与人口有关的一些问题,如当你打开喷着油墨香的2001年广东文理大综合卷、全国文科综合卷、上海高考卷时,首先映入你眼帘的就是关于人口方面的问题。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人均占有资源相对不足,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人力资源丰富,这固然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条件,但人口增长过快,又是我们一个沉重的负担,它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影响着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民族素质的提高。作为当代中国学生必须了解我国人口的历史和现状,增强人口意识,自觉宣传党的人口政策。
人口对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古代中国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人力是当时生产力的主体,是小农经济的支撑。古代人口的迁移有利于民族融合,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进步,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同时也丰富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
1、中国古代的人口总量的变化
(1)秦朝时全国人口约2000万。
(2)西汉末年达到5059万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5。
(3)从秦代到清康熙元年,除两宋和明代中期,我国人口曾达到1亿左右外,一般都在6000万徘徊。东汉和帝时期5300万,隋唐4600万,北宋1亿,
(4)从清康熙初年到鸦片战争爆发(1840年)的178年中,我国人口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在这期间,人口总数连闯四关:1684年达到了1亿;1762年突破2亿;1790年越过3亿;1834年超过4亿。
这组人口数据说明,
第一,人口总量的增长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中最明显的特征;
第二,人口总量的变化为波浪型增长。可以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口总量就会大幅度增长,如两汉、隋唐、北宋、清前期等。反之,社会动荡,经济凋敝,人口总量就会减少,如秦末、楚汉战争时期、两汉之交、三国两晋南北朝、明末清初等。因此,中国人口波浪型变化呈现出谷连着峰,峰连着谷的轨迹。
第三,人口增长呈现加速增长态势。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人口达到1亿用了几千年,达到3.6亿用了几百年,达到5亿多只用一百多年。
2、中国人口分布格局的变化。
远古以来相当长的时间里,黄河流域成为我国经济、政治的重心,人口分布呈现北重南轻的格局。
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来,北方政局动荡长期战乱,因此,中原人口多次大规模南迁,北重南轻的人口分布格局逐渐被打破。特别是西晋八王之乱,持续时间长,破坏严重,加剧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导致中原人口大量南迁,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移民浪潮,流徙人口在耶90万以上。
唐朝安史之乱后,北人再次大举南迁。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混战不已,北人继续南迁。于是,南方逐渐成为全国经济的先进地区,人口数量也随之超过北方,南重北轻的人口分布格局最终形成。
3、影响中国人口历史变化的重要因素。
(1)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自然环境包括地理、气候、水文、土壤等。只要有可能,人们总是寻求气候良好、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的地方生存。中国历史人口起源于两河中下游地区,东南人口密度高于西北人口密度,这充分说明了自然环境对人口变化的重要影响。
(2)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影响人口的变化。
在农业生产力水平没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扩大耕地面积,增加农作物品种和提高亩产量,都是增加粮食的重要途径。我们虽然不能将人口变迁完全归因于粮食的多少和农业生产的兴衰,但农业发展和粮食丰收肯定有利于人口增殖。每个朝代前期社会安定,农业发展,粮食丰收,都伴随着人口的兴盛。北宋人口剧增,与南方农业发展,水稻品种增加不无关系。清朝前期人口的增长也与高产作物甘薯、玉米的广泛种植有密切关系。
(3)社会环境与人口的变化休戚相关。
社会环境中战争、政策和人口统计制度等,对人口变化有较大影响。纵观中国历史上战争对人口的影响有三个方面,一是直接造成人口死亡和人口总量的减少。三国时期的“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就充分说明了战争的残酷性以及对人口的摧残。二是直接造成人口生存环境的破坏。翻开史书,屡有“室庐焚毁,田亩无主,荒弃不耕”。“人相食啖”的记载。三是造成在籍人口下降。长期战乱,造成大量人口迁徙。迁徙人口脱离原籍,使国家在籍人口减少。反之,社会安定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增殖人口。前面所讲人口波浪型变化,就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战争与和平环境对人口兴衰的影响。
就政策而言,对广大农民来说土地政策和赋税政策是最重要的。只要政府将农民与土地结合,轻徭薄赋,放松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就有利于人口增殖。如均田制、租庸调制以及摊丁入亩的实施,对人口增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反之,土地兼并,赋税苛重,人身依附加强,人口总量就会减少,其中有饥俄而死,也有人口逃散和隐匿人口现象。前面所讲人口波浪型变化,又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政府经济政策变化对人口兴衰的影响。
中国很早就建立了人口登记和调查制度。人口统计制度经历了历代的发展,不断完善,也成为影响历史人口变化的重要因素。虽然历代的人口统计或残缺不全,或有可能失真,但它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人口资料,成为我们了解中国人口历史变迁概貌的重要依据。
人口变动的途径有两条:
一条自然增加,另一条,则是迁移。
2、中国古代人口的流向(轨迹)
(1)由人口稀少的荒漠草原向人口稠密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迁移。如东汉以后的五族内迁;元朝时女真、蒙古人的南下。
(2)北方人民南迁,由人口众多的黄河流域迁向人口稀少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如西晋末年起,北方人民南迁;五代十国时期中原人民流落江南。
(3)内地人口向边疆迁移,大多由政府组织军民迁移,从事戍守、开发、屯田等。。如秦朝迁50万中原人去越族地区;元统一后许多汉族人到边疆去。
(4)华人外流。我国古代有很多人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到海外谋生、居住,形成华人外流。如唐朝时有人到南洋;郑和下西洋后去南洋的人更多。
(5)外族内流。在长期的中外经济文化交往过程中,不少外国人来华经商定居,形成外族内流。如唐朝时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到我国一些地区居住;元朝时形成回族。
人口迁移的原因:
少数民族生产方式的落后和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吸引少数民族内迁;
北方战乱不断,南方相对安定导致大量北人南迁;
统治阶级出于政治、经济、军事目的组织军民迁移;
统治阶级专制统治、土地兼并等,也使农民流离失所,导致人口被迫迁移。
3、人口迁移的史实
第一、秦汉时期人口从东向西迁移,如秦始皇命令12万户富豪迁咸阳(60万人),汉高祖迁大量人民到长安。秦始皇迁移内地人民去河套地区居住生活;迁移50万中原人到越族杂居。
第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人口从北向南迁移,如少数民族内迁(西北部的匈奴、鲜卑、羯、氐、羌从东汉起陆续内迁。),黄河流域人民因战乱南迁。
第三、五代十国宋元及明末清初因北方战乱人口继续向南迁移。
第四、明清人口从国内向海外迁移。如郑和下西洋后,大量华侨到东南亚;大量华工向美洲的输人。
第五、内地居民向边疆迁移,如秦朝时汉族人民向河套地区和越族地区的迁移;唐朝时向藏族地区、南诏地区等地区迁移;五代十国两宋时期,北方人民不堪金人统治纷纷南迁。元朝时期汉族向边疆地区迁移;边疆各族包括蒙古族,大批迁入中原和江南。明清时期内地人口向西南、东北、西北的迁移 。从唐朝开始,我国就有很多人到东南亚一带谋生。明朝郑和下西洋后,我国人民移居东南亚的就更多了。
3、中国古代人口迁移的意义
(1)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有利于国家统一,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2)有利于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各民族经济的进步发展。
(3)有利于江南的开发,推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
(4)开发南洋,对世界文明发展做出贡献。
(5)人口分布日渐合理,人口资源得到开发和利用。
(6)也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和南洋经济文化的发展。
4、中国古代的人口政策及其经验教训:
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生产力的构成因素。人类社会迄今已存在三代生产力:手工生产力、机器生产力和信息生产力。在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前的漫长历史中,人类所获得的是第一代生产力,其基本特征是:以简陋的手工工具为整个生产力基础。与此相联系,人的体力成了操作工具的主要动力,劳动者为体力型。整个中国古代的生产力,基本上属于这种第一代的生产力。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或劳动人手的增加,对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就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为此,中国古代国家往往采取鼓励人口增殖的政策,众多的人口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人既是生产者,又是征税和服兵役的对象,因此人力资源倍受重视。国家鼓励人口增殖的政策,具体表现在:(1)对生育子女者,免征赋税。(2)对晚婚子女,课以重税。(3)对世代同居的大户征收重税。
中国古代,一般把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当作发展社会经济的先决条件。不仅如此,还往往把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当作社会繁荣昌盛和国力强大的象征。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历代封建王朝的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一般说来是与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相同步的。如汉初汉高祖为恢复经济,一面号召流离的劳动力回到生产上,一面鼓励生育,人口和劳动力开始有了增殖,此时社会经济也开始得到初步恢复。惠帝、文帝、景帝时,人口增殖的速度也相应加快,并形成“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
国家促进、鼓励人口和劳动力增长的政策,在一定时期内直接促进了经济的兴盛。但人口的过多增长,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必将产生消极后果。如滥垦滥伐、盲目开荒、与水争地等给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反过来又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5、清代前期我国人口为什么急剧增长
从清康熙初年到鸦片战争爆发(1840年)的178年中,我国人口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在这期间,人口总数连闯四关:1684年达到了1亿;1762年突破2亿;1790年越过3亿;1834年超过4亿。为什么清康熙以后,我国人口会这样迅速增长呢首先,是因为康熙即位后,社会安定,出现了一百多年“丁男不知兵革之患”的稳定局面;农业的精耕细作有了新的发展,粮食生产跨上了新的台阶,平均亩产由两宋时的100公斤提高到125公斤;而且,清朝最后奠定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与交流,农业地区扩展到了云南、内蒙、西北和东北,使全国耕地面积迅速扩大,为人口的快速增长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和较强的物质基础。同时,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宣布取消新增人口的人头税,雍正又进一步实行“摊丁入亩”,将丁银(人头税)平均摊入田亩中,全部按土地多少纳税,彻底废除了自秦汉以来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人头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劳动者的负担,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并使长期隐瞒不报的户口陆续报了上来。实行“摊丁入亩”的办法后,还使城镇居民全部免除了人头税,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增加了人口的容量。再加上清政府比较重视医药卫生事业,从而提高了人们对疾病的防治能力,使人口的死亡率大大降低。
6、建国后我国的人口迁移和流动:
建国初期,我国省区之间的人口迁移,一是国家有组织地从东部地区城市,调出各种人员支援西部内地和边疆地区建设;二是东部农村大量人口自发移向广大地广人稀的东北、西北等地。农村人口在省区之间的迁移主流是人口自发的流动。我国的人口迁移主要是由于经济原因引起的。我国东南部人多地少,劳动力剩余,西部、北部地广人稀,劳动力不足。所以解放前河北、山东的贫苦农民就向东北迁移,山西向内蒙古迁移,甘肃向新疆迁移。建国后,全国人口主要移出地区是黄河、长河下游地区。这种人口的迁移,对于调整全国人口的分布,开发荒地和矿产资源,发展落后地区经济、文化,建设边疆地区都有积极作用。
7、当前民工流动的成因、特点和利弊:
1)成因:
①农村剩余劳动力多,经济收入低。
②农村生态环境压力大。
③农村劳动艰辛,文化落后。
④农村体制改革。
⑤城市的吸引力。
(2)特点:
①流动据经济定向:
主要从山区流向平原,从农村流向城市,从贫困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四川、江西、安徽、贵州、湖南等农业人口多的省是民工主要的输出地,上海、北京、广东等大城市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是民工的主要输入地。
②季节性流动以成年民工为主,“外籍工人”以年青人居多。
③流动不稳定。
④文化素质偏低。
(3)利弊:
民工的流动有效调整了我国各地区劳动力的余缺,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许多外来民工承担了城市建筑、环卫、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工作,对城市的发展和繁荣起了积极作用。民工的劳务收入、文化技术水平的提高,对改善农村经济,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利”是主要的。
但民工盲目无序流动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最为突出的是城镇民工的违法犯罪率有所上升,对社会治安和当地居民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其他社会问题还有:违反计划生育,城市人口急剧增多,住房紧张,交通拥挤,增加了城市就业压力,损害环境等。
8、人口的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口的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同时对社会发展起促进或延缓的作用。人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人口的发展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同资源的利用和环境保护相协调。因为当人类自身的生产同物质资料生产互成比例协调发展时,人口的增长就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反之,则出现严重的人口问题,人口偏多或偏少,对社会的发展都起延缓作用。
9、我国的人口问题:
人口问题是指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口数量与物质资料的生产不相适应,并且阻碍了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口问题主要表现在:
(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人均国民收入低。
(2)人口增长快,使得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低。
(3)我国资料的拥有的绝对量大,但人均相对量小。
(4)劳动力过剩,劳动就业问题相当严重。
(5)增加劳动就业与提高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矛盾突出。
(6)国家用于建设的资金积累困难,影响经济的发展。
(7)学龄人口比重大,教育经费增长缓慢,从而影响教育的发展,人口素质的提高。
(8)人口的消费水平增长缓慢。
(9)对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压力。
10、我国的人口政策:
“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是我国人口政策的基本内容。我国人口政策的具体要求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优育。少生是控制人口的关键,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的先决条件。计划生育已使我国人口再生产状况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类型。
11、认识:
1、一般说来,人口迁移最基本的动因在于不同地区的人口同生活资料在数量上的不平衡。而人口迁移正是调节这两者关系的重要杠杆之一。
2、北方人口的南移(包括两方面:A由北方草原迁入黄河流域,B、由黄河流域迁入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轨迹明晰而有力,历时长久,为中国古代人口迁移的主流,其动力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策马南下逐中原,促使黄河流域人口迁移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从而使三大流域人口得到均匀分布,推动区域经济向前发展,也推动了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
北方人民南迁有三次高潮:(1)三国两晋南北朝。(2)五代十国(3)南宋。
3、中国古代内地居民向边疆地区迁移往往发生在统一王朝;迁移有由政府组织和老百姓自发进行两种方式;通过迁移,把内地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传到边疆地区,促进了边疆地区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巩固了边防。
4、清代人口比明代人口成倍增长,近代中国大门被西方打开,这为国内过剩人口移居海外提供了条件(如东南亚美洲),但由于中国向海外大量移民的机会已经错过,故内地贫困人民只好向边远地区移动(西北、西北等 )。
5.影响我国人口正常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战乱,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天灾人祸。
人口资料多见于正史中记录的纳赋人口,但是由于为了逃避赋税等原因,有为数不少的人口并不见于正史的记录,而且有很多和尚道士奴婢部曲等也并不归于此类,造成统计上的偏差。在战乱当中,国家控制力下降,人口逃逸,所以往往人口数据需要加入估算才更接近于真实。据甲骨文记载,商王朝已开始实行人口登记制度。《国语》记载,周宣王时也进行过人口调查。但真正详细的人口调查起源于战国初期,但当时的资料并没有流传下来。估计在战国后期的前230年,根据当时各国兵力及资料推算,中原各国人口总计30,000,000人。
据甲骨文记载,商王朝已开始实行人口登记制度,有“登人”或“登众”,即临时征集兵员的记载。《尚书·多士》篇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可见当时已有了人头统计。这可以视为我国户籍登记制度的萌芽。
西周时创建了原始的人口登记办法。据《周礼·秋官·司民》记载:“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辩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周朝已有了户籍登记制度的雏形。
春秋末年到战国初年的这一时期(前481年—前453年)是古代中国传统农业的迅速发展和奠定后来传统农耕文明基础的时代。期间各诸侯国的人口以较快速度稳定成长,到前230年时中原各国总人口达到约3000万。此后一直到秦末民变之前持续不断的增长
估计公元前1000年时的世界人口有5000万。估计公元前500年时的世界人口有10亿,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此年有25,000,000人口。估计公元前400年时的世界人口有162亿。估计公元前200年时的世界人口有1905亿。估计公元前265年的印度孔雀王朝有50,000,000人口。
秦
随着封建制度的日趋成熟,户籍登记制度也日趋完善,周知民数已成为立国之本。秦始皇十六年(前231年)规定男子不论成丁与否,一律登记年龄。[1]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最终完成统一六国大业,之后持续不断的领土扩张,到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全国总人口约3000万。估计此年的世界人口有20亿,秦代人口占据世界15%的比例。
秦末民变和楚汉战争造成期间全国的社会经济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大量人口死亡,民生凋敝,全国各地到处一片凄惨萧条,原来的人口稠密地区的繁荣景象不在。据《史记》载:“至汉祖定天下,民之死伤,亦数百万,是以平城之卒,不过三十万,方之六国,五损其二”;由此可以反映人口大量死亡的事实。
前汉
由于中国历史早期农业发展集中在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的黄河中下游流域地区,故全国人口分布格局为北多南少。
若以淮河、秦岭为界,那此时的华北人口超过85%,华南人口不足15%。人口数超过500万的司、豫、冀、兖、青、徐五州均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带,这五州的人口总数占全国的55%。首都长安周围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1000人左右。人口数量在200万以下的有交、凉、并、朔方四州。扬、荆、益三州的主要人口分布在成都平原、南阳盆地、太湖平原和宁绍平原。
汉太祖元年(前202年)在楚汉战争之中取胜的汉王刘邦称帝,天下重新统一,建立汉朝,据当代学者估计,人口约1650万。占此年世界人口的866%
西汉建立后由于奉行黄老政治、与民生息的政治措施,特别是文景之治的迅速发展到孝武皇帝元光六年时(前129年)达到3600万,黄河中下游这一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在这六十年之中增长了25倍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繁荣富庶的景象。
从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开始,因之后连年的战争和徭役赋税较之于前加重,使得自汉武帝在位中期开始,人口数出现了多年的停滞和下降,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只有3200万。之后昭宣中兴的休养生息使得汉武帝在位后期已濒临崩溃的全国经济形势得到扭转,社会稳定下来,期间人口开始恢复增长。到汉平帝元始二年时(2年)根据《汉书》记载,有12,366,470户,57,671,401人
汉太祖元年(前202年)16,500,000人
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36,000,000人
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32,000,000人
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年)40,000,000人
汉元帝建昭四年(前36年)12,233,062户,59,594,978人
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12,366,470户 57,671,401人
新莽
新莽时期没有具体的人口调查,估计新莽天凤五年(17年)全国有5600万人但是新莽天凤五年(17年)爆发绿林赤眉起义,紧接着烽火遍地,群雄割据和混战,流寇作乱,造成期间大量中原人口流徙或死亡,或为躲避战火向长江流域迁徙,华南地区人口升至全国四成。口数超过500万的有豫、荆、扬、益四州。南方人口增长的同时,北方大部分郡国人口减少。
估计公元元年(1年)的世界人口为27227亿 此年的汉代人口占世界比例是2118%
罗马帝国在前25年有270万平方千米土地 5680万人口;117年的罗马帝国有590万平方千米土地 8800万人口;395年的东罗马帝国有250万平方千米土地 3400万人口;
后汉
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时估计全国有人口2800万人
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年) 4,279,634户 21,007,820人
汉明帝永平十八年(75年)5,860,573户 34,125,021人
汉章帝章和二年(88年)7,456,784户 43,356,367人
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9,237,112户 53,256,029人
汉安帝延光四年(125年)9,647,838户 4,8690789人
汉顺帝永和三年(138年)估计有10,736,000户,53,860,000人
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 9,698,630户 49,150,220人
汉顺帝建康元年(144年)9,946,915户 49,730,550人
汉冲帝永嘉元年(145年)9,937,680户 49,524,183人
汉质帝本初元年(146年)9,348,227户 47,566,772人
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10,677,960户 56,486,856人。数据来源:《晋书·地理志》
汉灵帝光和七年(184年) 估计有11,000,000户,55,000,000人
估计公元200年的世界人口为223亿 此年的后汉人口占世界比例的157%
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估计有3,000,000户,约15,000,000人
三国
自东汉末黄巾之乱开始(184年),进入长期的瘟疫频发和大小战争频繁的祸乱时期,全国人口数量与分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黄河流域屡遭战争,十室九空,人口或外迁避难或死亡。到蜀汉灭亡时(263年)人口数字根据传世文献资料记载合计在820万人左右。自此人口数一蹶不振,到隋文帝在位时方复苏。
东汉后期(157年),人口达到鼎盛,民户人口5648万人,经过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大大小小的军阀互相混战,到了三国后期(263年),民户人口只有大约767万,其中,263年灭蜀前夕魏国443万,蜀国灭亡前夕94万,吴国230万(280年数据),这只是民户数据,不包括军队和官员,根据历史资料记载,263年,蜀国带甲将士10万2千人,吏4万人,280年,吴国带甲将士23万人,吏3万2千人,即使加上这些,总人口也只有793万人。263年的魏国,带甲将士和吏估计有三四十万人,也就是说,三国时期民户人口总共大约767万,加上三个国家的带甲将士和吏估计总人口有820-830万人。
古代户口统治数据都是只包括民户的,也就是说,民户从157年的5648万人,锐减到263年的767万人,损失率超过85%。767万还是三国稳定40多年后的数据,220年三国鼎立的时候,人口只可能更少。可见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之惨烈。
根据《三国志》《晋书》《通典》等史料记载,三国的人口数据为:
魏国人口
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263年),灭蜀之前,663,423户,4,432,881人。灭蜀之后,943,423户,5,372,881人。数据来源:《通典·食货》七。
蜀国人口
蜀汉昭烈帝刘备章武元年(220年),200,000户,900,000人。数据来源:《晋书·地理志》。
蜀汉后主刘禅炎兴元年(263年),民户280,000户,940,000人。此外,带甲将士102,000,吏40,000人,总计1,082,000人。数据来源:《通典·食货》七和《三国志·蜀志》卷三附注引王隐《蜀记》中的数据,关于263年的蜀国人口,两者数据相同。
吴国人口
吴大帝孙权赤乌五年(242年),523,000户,2,400,000人。数据来源:《晋书·地理志》。
吴后主孙皓天纪四年(280年),民户523,000户,2,300,000人。此外,带甲将士230,000,吏32,000人,总计2,567,000人。数据来源:《三国志·吴志》卷三附注引《晋阳秋》中的数据。
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263年),魏蜀吴三国总人口只有大约767万,和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的5648万相比,只有157年的13%多。220年三国鼎立的时候人口只会比767万更少。
两晋编辑
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灭吴,统一全国后,根据《晋书·地理志》记载,太康元年(280年)全国有2,459,840户,16,163,863人。
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户口调查为全国3,770,000户约23,800,000人。
汉赵刘聪在位时(310年—318年)全国合计约2,480,000户,12,400,000人。
西晋的统一局面只维持了十一年,就发生了八王之乱和紧接着历史上著名的导致华北地区人口在八年之内消失80%的五胡乱华。
东晋建立后中原人民为躲避战火纷纷大量的南迁,一共有六次南迁高潮,累计合计迁入90万,东晋因而设置大量侨州。
汉赵刘聪在位时(310年七月—318年),汉赵控制地区的户口大约有六十三万户,人口大约有三百一十五万人左右。估计此时的华北地区有700万人口,此时的东晋有540万人口全国合计1240万。
后赵灭亡时(351年)华北地区汉族不到100万人
《十六国春秋》-前秦录记载前燕幽帝建熙十一年(370年)2,458,669户,9,987,935人。此时的东晋有8,000,000人,全国合计17,987,935。华北地区人口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增长。
1南北朝
南朝
南朝人口的传世文献资料记录,只有《宋书》记载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年)户口数为901769万户,5174074万口。由于当时户口调查统计受到隐匿人口数量影响较多,这个数字不能反映实际。
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年)估计全国有20,000,000
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七年(440年)估计全国有23,700,000
南朝人口数量最多时,根据今人研究认为是梁武帝大同五年时(539年)有11,030,000人
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年)9月爆发的侯景之乱造成长江下游地区:"千里绝烟,人迹罕至,白骨成聚,如丘陇焉"
祸乱结束后的南梁境内人口仅剩1,100,000人,自东吴以来的得到普遍大规模开发的三吴地区的社会经济成果在历时三年零八个月的侯景之乱之中化为乌有。
直到陈霸先建立陈朝后到陈宣帝在位时(约577年)才达到600,000户,2,400,000人。
北朝
根据北朝西魏大统13年敦煌地区的计账文卡看,从黄(1-3岁)、小(4-9岁)到老(60岁以上)、侯(残疾、废疾、笃疾),从家庭成员到奴婢、养子都登记在册。[1]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延五年;北凉承和七年;南朝宋元嘉十六年;仇池建义四年(439年)灭北凉,北朝开始。此时在北魏统治下的地区的社会经济生产得到一定恢复。
冯太后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实行均田制后到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时(520年)达到北魏人口峰值5,000,000户,约30,000,000人。
北魏于尔朱荣之乱后分裂时(534年),有3,375,368户北齐幼主承光元年(577年)3,032,528户,20,006,880人。
北周静帝大定年间(581年)3,599,000户,9,009,614人估计实际约18,000,000人。
1隋朝
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建立隋朝,境内置于政府直接控制下的户口,计有4,622,528户,29,016,484口;估计实际人口为32,000,000人。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平陈得户500,000户2,000,000人,此时全国户口7,000,000户,人口约40,000,000人。
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年) 约870万户,44,500,000人。
隋文帝仁寿四年(604年)9,040,000户。
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8,907,546户,46,019,956人。
根据《隋书地理志》记载各郡分计数之和为全国有9,073,926户。
唐朝编辑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1,800,000户。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2,190,000户。
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2,900,000户。
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3,041,871户,12,351,681人。
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9,069,154户,52,880,488人。数据来源:《资治通鉴》
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9,619,254户,52,880,488人。数据来源:《旧唐书》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8,914,709户,52,919,309人。
当时史学家杜佑估计这一年的唐朝人口有一千二百万户到一千三百万户之间人口数在六千九百万—七千五百万人之间。
黄巢之乱时(875年—884年),期间超过八百三十万人死亡。
唐哀帝天复三年(907年)全国合计20,000,000人
13五代十国编辑
淮南后周世宗显德五年(958年)] 226,574户,南唐割江北地。
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2,309,812户。
荆南(963年),142,300户。
湖南(963年),97,388户。
后蜀(965年),534,029户。
南汉(971年),170,263户。
南唐(975年),655,065户。
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3,090,504户[主户]。
清源(978年),151,918户。
吴越(978年),550,680户。
北汉(979年),35,250户。
14北宋编辑
注:宋代的人口统计数据是户数和成年男性数(人丁数)。
估计960年的五代十国人口总为三千万人。
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估计实际人口大约1亿人。
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10,723,695户。
宋仁宗皇佑五年(1053年)10,792,705户。
宋仁宗嘉佑八年(1063年)12,462,531户。男口26,421,651人。
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14,181,486户。男口20,506,980人。
宋英宗熙宁十年(1077年)14,245,270户。男口30,807,211人。
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16,492,631户。
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17,211,713户。男口24,969,300人。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17,957,092户。男口40,072,606人。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19,120,921户。男口42,566,243人。
宋哲宗元符而年(1099年)19,715,555户。
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19,960,812户。男口44,914,991人。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20,264,307户。男口45,324,154人。
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20,882,438户。男口46,734,784人。
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20,882,258户 估计实际人口大约12500万人。其中华南地区人口占全国70%华北地区占据30%。
估计在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有22,118,160户,估计实际人口大约13240万人
1。
16南宋与金编辑
到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时,宋、金、西夏三国人口总数据估计达到一亿三千六百万人。
估计1200年宋、金、西夏三国总人口为13600万人。世界人口在950年—1200年期间从25亿增加到404亿,拜占庭帝国在1025年有1200万人。其中宋、金、西夏三国总人口占当时世界的3366%(1200年)中国人口在第十一世纪到第十二世纪期间成长了,从1083年的一亿增加到1120年的一亿三千二百四十万。
17蒙古
1205年,蒙古帝国首次入侵西夏到1227年灭西夏,1211年首次入侵金朝到1234年2月9日灭金,1231年开始侵宋,1235年全面侵宋,直到1279年二月九日完全消灭南宋。在这七十年间根据“清朝光绪年间《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蒙古军制,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由此可见蒙古军在作战地区进行大规模种族灭绝,随后长期相伴瘟疫与饥荒,导致大量人口消失,原金朝境内和南宋之四川地区极为惨重。1234年底原金国境内人口跌至谷底,1259年底南宋之四川地区人口跌至谷底。是为中国历史上最残酷惨烈的空前浩劫。
元太宗窝阔台六年(1234年)2月9日,蒙古灭金。无户口数记载,现代学者葛剑雄认为,1234年金朝灭亡后原金朝统治区有大约200万户,1050万人,和1208年的金朝人口5360万相比,仅相当于1208年的195%。
元太宗窝阔台七年(1235年,乙未年),乙未籍户,籍得北方部分地区(燕京(今北京)、顺天(今河北保定)等三十六路)的人口为873,781户,4,754,975人。
元太宗窝阔台八年(1236年)六月,完成中原户口的全部编籍工作,籍得人口110余万户。按照1207年的户口比例,有大约7,000,000人。按照1235年的户口比例,有大约6,000,000人。不包括蒙古贵族及其在家住坐的驱口等人口。考虑到蒙古诸王、贵族、军将的大量私属人口,以及独立于州县以外的诸色户计(军户、站户、匠户、民屯户、释、道、儒户)等不纳入户口统计的人口,现代学者赵文林,谢淑君认为,1236年原金朝境内有大约1054万人。
元太宗窝阔台八年(1236年)原金朝境内仅有110余万户,和1207年的841万户(一说为768万户)相比,只有1207的13%多。
18元
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
根据《元史》记载:
元世祖至元十一年(1274年)1,967,898户,无人口数记载,按照1207年的户口比例,有大约12,521,545人。按照1235年的户口比例,有大约10,708,983人,而按照1291年的户口比例,有大约8,870,000人。
元成宗大德四年(1300年),无户口数据记载,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观点,1300年元朝实际人口有大约100,000,000人(1亿)。
元惠宗至正十一年(1351年),无户口数据记载,有部分现代学者认为1351年为元朝的实际人口峰值。现代学者赵文林、谢淑君认为1351年为元朝的实际人口峰值。根据他们的估计,1351年实际人口有大约87,587,000人。现代学者王育民认为,元朝实际人口峰值在1351年前后,有2765万户,123,590,000人(12359亿人)。
到1368年元朝灭亡时,只有1300万户,6000余万人。
19明
元惠宗至正年间(1341年—1370年)全国发生多次大规模的灾荒饥馑疾病和瘟疫,并最终促使红巾军起义爆发,期间造成人口大量死亡。明朝建立并逐步统一全国后,明太祖洪武年间的休养生息使得全国的农业在蒙元时期长期大规模战乱而遭受极大破坏的背景下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加上洪武年间大规模的移民填充淮河以北和四川的荒无人烟之地和垦荒使得期间人口稳定成长。到明太祖洪武廿六年(1393年)约有6054万人,其中民户61750万,军户3250万。北五省(北平、山西,山东、河南、陕西〕人口有1755万,占全国27%。其中山东最多,有5,462,850人,以下依次为山西 (3,790,760人)、河南(2,825,300人)、陕西(2,646,450人)、北平(2,619,500人)。中五省(京师、浙江、江西、湖广、四川)人口总数为3380万,占全国52%。其中,京师(南直隶)有11,291,460人;人口密度最高的苏南太湖流域人口达6,320,300,平均每平方公里220人;其次为浙江,有9,959,270人;江西有7,260,000人,湖广有4,318,420人,四川最少,仅1,314,260人。南五省(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总人口有1040万,占全国的16%。
根据《明史》和《明实录》的记载,明朝的户口数据为: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10,654,362户,59,873,305人,36677亿亩 (数据来源:明太祖实录卷140)
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10,652,870户,60,545,812人,[这个是除开华北大部分地区外的调查数据](今学者估计实际人口达到65,000,000人)。
明太宗永乐元年(1403年)11,415,829户,66,598,337人。这是所有明代史料记载的明代户口统计数据的峰值。
明太宗永乐二年(1404年)9,685,020户,50,950,470人。
明太宗永乐七年(1409年)征服安南并收入版图,增户310余万;倘按每户五口计,当增1,550余万口。
明太宗永乐八年(1410年),有960万余户,5,179万余人
明宪宗成化十六年(1479年)估计实际人口有71,850,000人。
明宪宗成化二十四年(1487年)估计实际人口有75,000,000人。
明孝宗弘治四年(1491年)9,113,446户,53,281,158人
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年)10,409,788户,50,908,672人,4228亿亩 (数据来源:明孝宗实录194)
明孝宗弘治十七年(1504年)10,508,935户,60,105,835人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9,151,173户,46,802,050人
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年)10,621,436户,60,692,856人
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年)9,835,426户,51,655,459人,74393亿亩 (数据来源:明熹宗实录卷4)
关于明朝户口的峰值,学者们普遍认为在明朝中后期,但具体时间则分歧很大,人口具体数据也分歧很大。现代学者赵文林、谢淑君认为,1626年明朝人口峰值有大约近一亿。现代学者王育民认为,万历年间明朝人口峰值,实际人口在130,000,000人至150,000,000人之间。现代学者葛剑雄认为,1600年明朝实际人口大约197,000,000人,明朝人口峰值接近2亿。现代学者曹树基认为,1630年明朝人口峰值,实际人口大约192,510,000人,1644年实际人口大约有152,470,000人。现代学者,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观点,1600年明朝人口峰值实际人口有大约160,000,000人。现代学者易中天认为,明末人口六千余万。
明世宗嘉靖年间美洲高产作物传入中国并得到推广,使得昏庸黑暗多次用兵的明朝后期人口维持在了一定水平。
20清
明末清初四十余年期间的频繁战争和频繁的瘟疫灾荒饥馑疾病使得再次遭受一次浩,康熙初年,全国社会已稳定,社会生产普遍恢复。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全国人口由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年)的五千余万增加到一亿多,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上升到一亿五千万。
自古人口户籍都是头等大事,在古代做好一名皇帝并非易事,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就是掌控土地以及人口籍贯,古代不像如今的互联网全国统一查询户籍人口,在有效缺乏工具与系统的前提下,那古代在没有这些高科技的帮助下,到底又是如何统计人口的呢,接下来就带大家一探究竟。
隋朝已经开始初试人口户籍统计,采用核查的方式乃“赋税”据悉,隋朝已经开始以人头为核算起点统计户口,承袭了北朝的经济制度,以人头和土地的相结合,发动赋税的征收以及徭役、兵役的户为单位实行人口统计。
要知道赋税额是有个前提,那就是必须确切的有个户口数,有了户籍数后,才能核算,但这项也不准确,存在偷税、漏税、人口数统计失误问题。
自南北朝建立后,朝纲政府掌握的户籍数其实与实际的数量并不符合,隐漏极其严重,而当时最大原因莫过于战乱原因,让很多家庭的报备就仅限丈夫,不报妻子,而有些家庭还虚报年龄,要嘛报老,要嘛报小,原因还是战乱因素,这样才能避开丁男年龄段。
而在当时的南北战乱时期,市井很多游手好闲之辈,为什么会这么多,归根结底就是为了逃避赋税,也就是户口数统计,所以在那个年代,统计人口数是相当麻烦且漏洞极多。
在古代,你只要被统计了真实户口,那么也有会有一个类似当今“身份证”的物件,这个物件即代表你是个有身份的人,而不是那些逃税没能统计户口的黑户,这个物件称之为符牌与传信,前者符牌侧重于证明身份,后者传信侧重于准入通行之用。
从功能上来看可以得出综合结论“符牌+传信=身份证”。符牌最早并非用于象征身份的户籍之用,而是用于兵权、君权之用,《史记·五帝》所记载的“轩辕氏北逐荤粥,合符釜山”里的符这一字就是指兵符。
而传信的由来渊源于人口流动频繁,古代为了人口流动传信也是应运而出,古代只要是身份合法的人过关津、宿驿站、乘驿站皆要出示传信凭证,就如同当今坐火车、住酒店一样要出示身份证。
传信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韩非子·说林上》记载:“田成子去齐,走而之燕,欧夷子皮负传而从。”陈奇酞注:“传,信也,以增帛为之,出入关合信。”两段解读的意为传信即身份证、介绍信的“两相堪合”。
真正开始有效统计真实人口的方法是隋文帝颁布的“大索貌阅”当时隋文帝为了解决统计真实户口数,在开皇三年还推出了检括户口的运动,叫“大索貌阅”,这项运动任务下放至基层官员,并由其承担责任,只要发现其负责的范围内户口统计不实均被发配至远方,可以想象还是挺严重。
后续因为隋文帝的“大索貌阅”,杨坚父子在搭配“本贯应举之制”成功的为古代户口管理建立了完善制度,也是后来户籍人口越发真实越发完善的由来。
而在历史上还有个因为真实户口引发的相关题外话,那就是刘邦之所以由弱变强,最终消灭项羽等各路诸侯,关键因素就是了解中国历史地理民情,知道哪户口多与少,强弱之处,最终知天下厄塞,具得秦图书也。
中国,封建制度下的历朝历朝,都以"农桑立国″。
人口的增加,无疑是增加劳动力,毕竟新增人口大部分都是农民。农民的增加,一则增加粮食产量,二则使中央增加了税收(丁税、口税),三则朝廷与地方的无偿劳役与大工程也需要签发壮丁。所以从大方向讲,人口增加是大好事。可事物总有两面性,从明末开始,土地短缺的问题开始尖锐起来,于是大量无地可种的流民进入深山,开荒种地,那时原产于美洲的玉米与番薯已经由海路传入我国,其高产特性,养活了这些当时称之为"棚户"的流民,
这种大规模的垦殖的最主要的后果,便是人口蕃息,以至于明廷在这些地区重置州府,例如湖北郧西,房县。然而,随着明廷认为这些″棚户″中"良莠不齐,为盗贼渊薮",开始遣返这些流民回原藉时,事情就起了变化:原本为朝廷贡献粮食和丁税的良民,不得不起来造反。因为没粮食填饱肚子!这个史实,对现在,仍有借鉴的意义。人口多,可以创造财富的人就多。但前提是国家必须给他们事做,有饭吃;否则,人再多,有大量无业流民的社会是危机四伏的。
1、汉族的语言
汉族的语言主要是汉语,使用汉字书写。
2、汉族的主要居住地
汉族的主要居住地是在中国的松辽平原及黄河、长江、珠江等大河巨川的中下游流域农业发达地区,并散居于全国各地,汉族在中国分布的特点是东密西疏,分布较广。
3、汉族的服装
汉族的服装是汉服,从清朝时期的长袍发展到清末民初,男人一般内装为对襟衫和长裤,外穿大襟长衫,妇女清末穿喇叭状齐膝中长衫和长裤,民国后,有对襟、大襟、琵琶襟之别,下着裙子,有凤尾裙、百褶裙等。
4、汉族的民居特色
汉族的民居因地区不同而有不同的样式。居住在华北平原的汉族,其传统住住房多为砖木结构的平房,院落多为四合院式;居住在东北的汉族,住房一般都很厚实,主要是为了保暖;而居住在陕北的汉族,则多为窑洞;居住在南方的汉族,民居主要是木质结构。
5、汉族的风俗习惯
汉族的风俗习惯包括很多礼仪和习俗。例如坐姿,古代汉族的坐姿是臀部放于脚踝,上身挺直,双手规矩的放于膝上,身体气质端庄,目不斜视。汉族的丧葬风俗中,色调主要为白色,且经常伴有佛教或道教的仪式。
6、汉族的节日
汉族的节日包括中国的传统节日,例如春节、清明节、重阳节、中秋节、端午节等等。其中,在诸节日中,春节是最盛大隆重的节日。
扩展资料
汉族的名称由来:
正式有汉民族之称始于金朝。金王朝是第一个曾真正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为了便于区分,他们把宋政权统治下的人民统称为“汉人”。
元代继承了这一称呼,但概念上有些混乱。他们把治下民众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汉人”包括了生活在北方的汉人和契丹、女真高丽等族人,“南人”指南宋遗民,实际上也是“汉人”。满族是又一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他们仍称明政府统治下的民众为汉人。
因为元代的蒙古族和清代的满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所以汉人使用的语言和文字便被称作“汉语”“汉字”,专门研究汉字音韵训古和古文考据的学问被称为“汉学”。
-汉族
-汉族习俗
目前,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人口大国,但要做人口普查并不容易。在现代,人口主要是根据户籍来计算的。那么在古代,人口是如何计算的?其实,这也是古人头疼的问题,因为在古代,人们的居住非常分散。如果要做统计,只能跑遍每个地方,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过古代的人口普查尽管并不准确,但中国从古至今都是一个人口大国。
古代人口统计不准确的原因,除了生产力低下、交通通讯极其落后、政府管理水平有限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封建王朝从未进行过真正详尽的人口普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从中国古代的税收制度探讨。在中国古代,普通百姓一般要承担两种义务:赋和劳役。赋也就是税,劳役包括兵役和军役。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赋税主要包括土地税和人头税。人头税,又称丁税,是按每个青壮年男子作为一个“丁”为基数,按“丁”征收。同时,兵役和军车的负担也是按丁计的。这样,封建政府只关心以丁为主体的赋役负担,而对不在税负范围内的老弱妇孺并不关心。因此,丁的数量往往是朝廷可以掌握的,而全国的实际人口数字只能据此计算出来。
这种情况到了清朝发生重大变化,清初开始废除了实行了两千年的军役制度,取而代之的是雇佣制。康熙后期颁布了“永不加赋”的政策,固定了人头税的数额。到了雍正年间摊丁入亩,人头税全部分摊到土地税中。从那时起,困扰穷人两千年的人头税和军费负担终于成为 历史 ,全国人口开始进入快速增长期。
雍正帝之后,继位的乾隆皇帝一上台就感受到人口的快速增长,也感到掌握全国真实人口数字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在诏书中说:“朕朝夕披览,心知其数,则小民平日所以生养及水旱凶饥,可以通计熟筹而预为之备。”因此,1740年,乾隆皇帝正式颁布了一项法令,责令各省核查上报户籍真实数。这一次是真正的人口普查,在我国 历史 上是一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全国人口普查。然而,乾隆皇帝的命令遭到了很多反对。有人提出中国幅员辽阔,人民生活极为分散。要统计人口,只能靠当地下乡的官吏来统计。这些人惯于敲诈,老百姓不胜其烦。另外,国内还有很多流动人口,根本无法统计。
为了更有效、更合理地进行这一史无前例的人口普查,乾隆多次与内阁学士和高级官员商讨,最终提出了一种可行的方法——依托现有的保甲制,对全国人口进行普查。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努力,清朝建立了相当完善和成熟的保甲制度。全国各地的人都融入了保甲。采用保甲制进行人口普查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这样,在乾隆皇帝的大力推动下,中国 历史 上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终于在1741年年底完成。全国人口已达1亿4341万人,成为我国 历史 上第一个通过人口普查获得的全国人口数字。
然而,乾隆皇帝仍然觉得这个数字不够精确。各地地方官员对首次“人口普查”重视不够,经验不足,所以很多地方的统计还是很粗糙的,许多人口没有统计出来。乾隆皇帝于是决定将人口普查常态化,并将人口普查作为地方官员的新考核指标,人口普查工作的内容也在不断发展,从最初只统计人口数量到统计人口的职业、行业、身份、籍贯等。少数民族地区随着改土归流也开始统计人口。
乾隆末年,随着全国人口普查的逐步常态化、规范化、精细化,中国的人口统计越来越准确。从乾隆六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开始,全国人口为1亿4341万,乾隆时代最后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是1795年,全国人口已达2亿9696万。这个数字可能有遗漏,但已经相当接近真实数字。当时中国人口近3亿,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从那时开始一直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作为有数千年文明的古国,我国在古代的时候历经了诸多朝代。可不管是在哪个朝代,其人口数量的总和,都没办法跟现代的人口数量相提并论。若是严格来讲的话,别说古代比不过现代了,就是说古代没资格跟现代比也并不过分。那么问题来了,古代的人口数量为什么会那么少呢?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战争太过频繁。
在我国古代的时候,各国之间或者各势力主之间经常会爆发战争。而战争势必定要有人来参与,且在参与的过程中又很容易出现伤亡情况。尤其是在打攻坚战的时候,死伤情况就更加严重了。虽然那个时候没有诸如现代所拥有的那些杀伤力很大的武器,但能造成的伤亡情况也并非不严重。再说了,就算很多人在战争的过程中没有被杀,而是被俘虏了,那他们之后能生还下去的可能性也会变得比较小。
如此一来,一发生战争就会死伤无数,古代的人口数量不少才怪呢!另外需要大家知道的一件事是,古代的医疗水平并不高,医疗条件也并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军队都配有军医,也很难确保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挽救尽可能多的生命。更何况军队里的军医往往会先紧着将军等级别的人物用,小兵小将在战场上受伤或者死亡,哪里会有人会刻意关注和进行救治?如此时间久了以后,古代的人口数量无疑就不太可能会出现能超过现代的人口数量的情况。战乱一开,不仅是士兵的伤亡,还有众多的百姓也会莫名地卷入到了战争当中。
二、粮食量太少导致的一个结果。
对于每个古代人而言,都得依靠吃粮食来存活于这个世界上。可古代的粮食生产并不像现代这样,能实现机械化作业生产,基本上全靠人工生产,自然效率就会变得没有那么高了。而生产效率不高,就会严重影响到粮食的产量。一旦粮食产量跟不上去,那古代人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哪里还能指望能活多长时间呢?如此一来,古代的人口数量少也就并非是什么好值得让人感到奇怪的事情了。
当然了,除了生产效率比较低容易导致粮食量变少外。还有一些原因,也能导致这种情况出现,如天灾和人祸。这里所说的天灾想必大家都很清楚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就不再在这里做赘述了,而重点给大家介绍下古代的人祸指的是什么,好让大家更加清楚导致粮食量变得太少的原因。
其实,这里所说的人祸,指的就是地主、乡绅和官员之类的人对农民进行无休止的残酷盘剥。如此一来,到农民手中的粮食量自然就会变少,而农民的数量本就占古代人口总数的一大半,农民因吃不饱饭而饿死,就很容易导致古代人口数量比较少的情况出现。家庭成员的不多,也直接影响到了粮食耕作的产量。
三、古代某些陈旧生育观念导致的严重后果。
除了上述两个原因之外,古代某些陈旧生育观念的存在也很容易导致古代人口数量出现比较少的情况。很多古代人固执地认为,只有生男孩才能传宗接代。这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重男轻女的一些个说法。基于男女的不平等的观念,这对于当时的社会而言,没有多余的劳动力,女子下地干活的几率并不是很多。于是,一旦他们发现生出的孩子是女孩,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将孩子打掉或者活生生弄死。
如此一来,在死亡率本身就比较高的情况下,出生率再被搞得变得比较低以后,哪里还能有希望出现人口变多的情况呢?所以可以说,古代某些陈旧生育观念的存在也对古代人口的数量变化产生了很严重的影响。同时在古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医疗条件的不完善。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牢靠的医疗条件。在各种疾病来临之时,不能够很好地解决。再加上古人的平均的寿命很短,所以在人口上面,很多时候,都是很难有所增加的。
结语:
看完上述内容后,你有没有庆幸自己出生在现代呢?虽然现代的人口数量比较多,但是人们能享受到的生活条件却明显要好过古代人能享受到的生活条件。只是需要注意的是,并非人口数量越多就越有优势。要知道地球的承受能力是极其有限的,人类若想持续性在地球上居住下去,那在人口数量方面怎么也得稍加控制一下。否则的话,由此产生的严重问题很有可能会给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造成毁灭性的伤害。
历史:人口迁移分布有什么特征
本文2023-11-01 02:59:08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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