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明代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问世以来，流传之广，各式各样的版样层出不穷，明代刻本有二十多种，清代刻本还有七十多种。可以说，《三国》版本之多，在古代小说中是无与伦比的。这大概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

　　从形态来看，三国演义的版本大致分为三种

　　1《三国通俗演义》

　　2《三国志传》

　　3 毛宗岗父子评改本《三国志演义》

　　其中以毛宗岗父子的版本最为突出，有《第一才子书》之称，近代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毛本为基础，删去毛氏的评语，纠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并加上少量注释，成为一个较好的通行本。但是，由于受过去的研究水平的限制，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本中仍然存在著很多"技术性错误"，包括人物错误、地理错误、职官错误、历法错误和其他类型的错误。尽管如此，它至今仍是发行量最大的版本。

　　八十年代以来，许多出版社又进行了整理，但其中具有学术价值的并不多，其中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校理本三国演义》受到学术界和读者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至今最好的版本。校正书中大量存在的"技术性错误"，并以《校理一览表》的形式，依次列出"技术性错误"，指出错误所在，提出校正意见，说明校正依据；同时，针对读者不知道或似是而非之处进行注释，深入浅出，给人以新知。

　　关于我国古典小说名著《三国演义》版本

　　《三国志通俗演义》为明嘉靖壬午本《三国演义》即“罗本”，由民间长期流传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编成的。早在唐末，三国故事已在民间流传。李义山《骄儿诗》即云：“或谑张飞胡(大胡子)，或笑邓艾吃(口吃)。”到了北宋，出现了专讲三国分立故事的说话人。元朝又出现了许多搬演三国故事的杂剧，并且出现了一部《三国志平话》，这部平话从黄巾起义开始讲到西晋的统一，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元末明初，罗贯中在前人的基础上，又运用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历史资料，编撰出《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部通俗演义一问世，便出现许多刊本。清康熙年间，毛宗岗加以修改，使小说的文字内容更加完整，称为“第一才子书”，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120回本的《三国演义》。毛本一出现，罗本反而湮没无闻了。

　　《三国志演义》

　　《三国演义》是我国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最早刊本为明嘉靖年间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亦称“罗本”、“嘉靖本”。这是公众认为最接近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原本。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是群众创作和作家创作相结合的典范创作之一，也是成就很高、影响很大的古代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故事很早就流传于民间。南北朝时，裴松之为陈寿《三国志》作注，已采用了不少民间传说故事。据晚唐李商隐《骄儿时》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知，三国故事在晚唐已流行于民间。苏轼《东坡志林》说：「涂巷小儿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这反映在北宋都城汴梁，已有民间艺人说演具有「拥刘反曹」倾向的三国故事。金元杂剧搬演三国史事者至少有三十多种。元代英宗至治年间（一三二一 -- 一三二三）有建安虞氏刊本《全相三国志平话》，凡上中下三卷，后来的《三国演义》，在此书中已粗具规模。

　　罗贯中（约一三三○ -- 约一四○○）就正是在上述民间传说及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戏曲的基础上，博采正史、杂史、传记、佚闻，并联系他丰富的生活经验，才写成不朽的《三国演义》，后刊印于明嘉靖元年（一五二二）。罗氏此书问世后，新刊本纷纷出现，均以罗本为主，只做了些考证、批评、文字增删和回目卷数的整理工作，内容无甚改动。《三国志演义》，60卷，120回，通常所称“毛本”。是目前最通行的版本。清康熙年间，毛宗岗对罗本作了较大的修改，附上评语，加以刊印，共七十五万言，成为至今流行的一百二十回本，其师金圣叹称为「第一才子书」。

　　要了解三国风云,除了史书,文学名著《三国演义》历代不同的版本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三国演义》自诞生以来，其以恢弘的气势，宏大的场景，动人心魄的故事情节及生动感人的人物描写，赢得历代藏书家和刻书家的青睐，也受到普通读者的热烈欢迎。目前，流传下来的各种版本形成了一个庞大体系。仅现存明代刊本就有30余种，清代刊本70余种，各种版本之间,源流之复杂堪称古代小说之最。一部《三国演义》,无数种版本,这便构成了了解、研究并传播三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70年前，郑振铎即发表《〈三国演义〉的演化》和《罗贯中及其著作》，提出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三国演义》的最早刊本，其作者为罗贯中。此说一直延续了许多年。1995年，学者张志和在国家图书馆发现了《明书林黄正甫刊〈三国志传〉》版本。这个版本虽曾收入孙楷第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但从未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张志和先生将《明书林黄正甫刊〈三国志传〉》与嘉靖壬午本《三国通俗演义》进行了对勘，得出结论，这个原刻于福建的嘉靖黄刊坊刻本至少比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早20年，这个本子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早于明代其他《三国志传》的“最初整理写定”本和各种《三国演义》刊本的祖本。同时，张先生的结论对作者是否为罗贯中提出了质疑。

　　其实，在庞大的《三国演义》版本体系中，影响最大的是嘉靖元年本(即俗称“罗本”)和毛纶、毛宗岗评改本(即“毛本”)。新中国成立以后各出版社出版的《三国演义》沿用的是这两个体系。

　　据研究者调查，在现存的明代版本中，存世最多的要算万历至天启年间的各种《三国志传》本，世称“俗本”。根据比较，研究者认为，这些版本虽晚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但其所宗祖本刊刻的年代要早于嘉靖壬午,也就是说流传于世的《三国志传》本应早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也有研究者认为，《三国志平话》刻本出现40年之后罗贯中才开始创作《三国志传》，而后其他各种志传刻本都以罗著为宗，因此可以断定《三国志平话》刻本要早于志传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正是在各种志传本基础上产生的。

　　近年来，国外一些《三国演义》学者研究成果颇丰。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学者魏安对现存《三国演义》各种版本进行细致研究，包括先后考查了26种不同的非毛评版本，其中包括被认为刊行年代可能早于其他版本的上海图书馆所藏残页，及西班牙爱思哥利亚修道院图书馆藏嘉靖二十七年叶逢春本《三国志传》，卷端书名《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史传》等。魏安通过研究认为，元末明初，罗贯中写成原本《三国演义》，经过流传，演化为现存各种版本的共同祖本：元祖本。其正文为10卷，卷首有总歌。后元祖本分化为AB系统的祖本和CD系统的祖本，分别在明中叶刊行。

　　总之，《三国演义》版本繁多，源流复杂，各种研究虽然取得一些成果，但尚有许多问题尚待澄清。同时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我国历史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

中国自古医学著作到齐了 上面是书目名称 下面是详解 望采纳

一、《脉经》

《脉经》全书共十卷，九十七篇，为西晋·王叔和编撰。这是我国医学史上现存第一部有关脉学的专书，是公元三世纪以前我国有关脉学知识的一次总结。《脉经》开宗明义指出“脉理精微，其体难辩”，“在心易了，指下唯明”，《脉经》正是针对这些难点来进行编撰总结的。

《脉经》虽然是一部综合前代脉学成就的著作，但由于它篇幅简练、集中，便于学习，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国内外影响极大。如唐代太医署就把它做为必修课程，日本古代医学教育仿唐制，当然也不例外。该书著成后，就陆续传到我国西藏地区，对藏医学的相关学科起着重大的影响。通过这里，中国脉学又传入印度，并辗转传入阿拉伯国家，对西欧脉学的发展也有所影响。如：古波斯（伊朗）由拉·阿·阿尔哈姆丹（1247～1318）编写的一部波斯文的医学百科全书《伊儿汗的中国科学宝藏》（十三世纪～十四世纪初）一书中，就有王叔和的名字，其中脉学方面的内容也与《脉经》相似。中世纪阿拉伯医圣阿维森纳（980～1037）的《医典》中有关脉学的内容，也多大同小异，可见《脉经》在国内外医学发展史上影响之深远。

《旧唐书》载《脉经》二卷，但到宋初本书已濒于湮没。至宋林亿等校正医书时，发现此书，予以删繁补缺。今存版本较早的有天历三年广勤书堂刻本。其后历明清诸代，直至现代，各种刻本、排印本等等，计有数十种之多。其中如清守山阁丛书本较有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有商著印书馆铅印本，人民卫生出版社、上海卫生出版社，上海科技出版社等影印本。

二、《针灸甲乙经》

全名有时也称《黄帝甲乙经》（《隋书·经籍志》）、《黄帝三部针灸经》（《新唐书，艺文志》等），现一般通称《针灸甲乙经》。各书所载卷数不一，今本多取其自序所述的十二卷。

今本《针灸甲乙经》全书十二卷，一百二十八篇，其内容系撷取《素问》、《铖经》（即《灵枢》和《明堂孔穴灸治要》这三部书的有关部分的精华，予以整理重编。

卷一至卷六，依次叙述人体的生理功能，包括五脏六腑、营卫气血、精神魂魄、精气津液及肢体五官与脏腑功能的关系等；其次是人体经脉、经筋等经络系统的循环路线、骨度肠度及肠胃所受；再次是人体俞穴，依身体部位分部叙述其位置，主治，书中计叙述俞穴348个（其中单穴49个；双穴299个）而不是如其所说的365穴，这些穴位是按头、面、项、胸、腹、臂、股等部位排列的；很便于寻检。每一穴均有针刺的深度、灸灼的壮数，再次叙述诊法、重点介绍脉诊的内容。尤其是三部九候；其后介绍针道，针灸禁忌，包括禁穴；最后介绍了病理及生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并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纲进行阐释。

临床部分也是六卷，依次介绍内科（包括伤寒热病、中风、杂病）、五官科、妇科、儿科等病症的针灸治疗，其中内科共43篇，有外感六*、内伤七情、五脏病、六腑病、经脉病及五官病等，外科有三篇，主要论述痈疽，至于妇科及儿科，各有一篇各论述20种及10种该科病症。

《针灸甲乙经》的著成，对于我国针灸学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宋、公元6～8世纪，中、朝、日之教学均规定为教授学生的必修课；宋、金、元、明、清重要针灸学著作基本上都是在本书的基础上的发挥。国外早已有本书英译本，对国外针灸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

三、《肘后备急方》

本书原名《肘后救卒》，计三卷，东晋葛洪所著。今本《肘后备急方》共八卷，其内容主要是一些常见的病证的简便疗法，包括内服方剂、外用、推拿按摩、灸法、正骨等一些十分实用的内容。这部书虽号“肘后”，但却包含相当多宝贵的医学史料实用的方剂方法，有不少医学史上的重要发明发现，对今天的医疗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他所描绘的“虏疮”即天花，是外界传入，并非我国固有，具有重要的医学史价值。

书中还提到射工、沙虱、马鼻疽等多种传染病，论者认为所谓射工是对一种血吸虫病的得病描述。而沙虱所描述的是恙虫病，山有人认为这是血吸虫病的得病过程。更可宝贵的是书中还指出这种沙虱钻入皮肉后。如果以针挑取虫子，正如疥虫，著爪上映光方见行动也。这可证明当时已经认识疥虫，它用疥虫的大小，检得方法来比喻沙虱，十分恰当。总之，《肘后备急方》一书，对古代几种传染病作了细致的描述在世界传染病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肘后备急方》中专有一节讨论“猘犬所咬毒”的处理。书中首先认识到猘犬（亦即狂犬）咬人的严重性，指出其潜伏朗和病程经过。提出治疗狂犬病的方法计约二十种，其中有“仍杀咬犬，取脑傅之，便不复发”之法。这方法的宝贵之处在于它是以该狂犬的脑组织来敷贴伤口以预防狂犬病之发作，是一种免疫治疗的思想萌芽。狂犬病毒原是亲神经组织的病毒，在狂犬的脑组织中大量繁殖。用这种组织来治疗狂犬病，如果说是在“以毒攻毒”的思想的影响下提出的，它也符合现代免疫治疗的基本原理。

《肘后备急方》虽然都是一些简便易得的治疗方法，而这一部著作及其所宣扬的治疗思想，似乎与一向认为正统的“辩证论治”的思想不相协调，因而使一些后代“正统”医家认为不足轻重，甚至不值一提，不能登大雅之堂。然而，正是这些简便易得的治疗方法、方剂中涵有宝贵精华，应予以重视。如以青蒿治疗疟疾“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也是长期经验积累所得的珍贵结论。现代研究证明，青蒿中含有抗疟作用十分明显的青蒿素，是一种不耐热的化学成分，因而虽然中药一般都用煎剂，葛洪强调要生服其汁。青蒿素的分离研究导致了现代抗疟史上的一大重要发现，（青蒿抗疟的研究，载《中国中医研究院三十年论文选》，中医古籍出版社，1985）。又如书中有关脚弱病的记述，可以认为是最早的脚气病的历史，尤其是心脏型脚气病的描述以及含有足够的维生素乙来治疗脚气病等。

四、《名医别录》

原书早佚，但其有关内容仍可从后世的《大观本草》、《政和本草》中窥知。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内容，365种系陶弘景录自《名医别录》。

《名医别录》原书的收药数目，应该在730种以上，因为这一数目是陶弘景在编录成二部独立的著作时筛选出来的，当时可能摒弃了一部分主观上认为不用的药物。从药物的分类方法来看，仍然是《本草经》那种三品分类法，即按药物的治疗作用粗分上、中、下三品，同时在每一品之下，又粗略地将植物、矿物、动物等类药大致做了归类。

对每一种药，本书都载有其正名、性味、主治、别名（或一名）、用法、用量、药物形态、产地采集炮制法及七情畏恶等项目。这基本上与《本草经》是相同的。在《名医别录》中，个别药味之后己附有方剂，如说”露蜂房，合乱发、蛇皮三味合烧灰，酒服方寸匕，日二，治诸恶疽、附骨痈，根在脏腑，历节肿出，丁肿恶脉诸毒皆差，”这是本草著作中最早附有方剂的体例，为后世本草附方开创一个良好的实用开端。此外，《名医别录》中记载的药物主治功效，有一些已经超过《本草经》，如桂可发汗，百部根可止咳等等，都是《本经》所无，故此书对于研究汉魏六朝的本草学有较重要的实用价值。

五、《本草经集注》

梁陶弘景撰，是根据《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的内容各365种，共730种编撰而成，也是本时期本草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本草经集注》存有两种残卷，一是出土于敦煌石窟的残卷，一是出土于吐鲁番的残卷。

敦煌本残卷只存一卷，也即“序录”部分，原卷长十七米，正背两面均书写。1908年日本人桔瑞超及吉川小一郎受龙谷光瑞之命，在中亚细亚进行探险时，由敦煌携往日本。此卷正面及背面小部分为其他文献内容，背面有720行属《本草经集注》的序录，但缺卷首。据文字内容最末两行写有“开元六年九月十一日尉迟卢麟于都写本草一卷。辰时写了记”的记录，罗振玉氏认为此段文字与原文书法不同而认为应是六朝时的作品。此残卷1955年群联出版社有影印本。

吐鲁番出土的残卷为一285×27厘米的残片，卷上只有燕屎、天鼠屎的全文，及豚卵后半部的注文，还有鼹（鼠泉）的前部正文，应是《本草经集注》中兽类药的部份内容。

此两件一在日本龙谷大学（一说在英国伦敦博物馆），一在德国普鲁士学院。

六、《刘涓子鬼遗方》

《刘涓子鬼遗方》据说是晋末的刘涓子在丹阳郊外巧遇“黄父鬼”时所遗留的一部外科方面的专著，又称《神仙遗论》。据《隋书·经籍志》所载为十卷，今本则只存五卷，后刘涓子后人传与北齐龚庆宣而传世，原书又你《痈疽方》，经龚庆宣整理后，成今本《刘涓子鬼遗方》。

有关外科痈疽方面的认识，魏晋以后，服石之风渐盛，痈疽的发病率大增。客观上要求提高对痈疽病的认识和改进治疗，《鬼遗方》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基本上是一部痈疽证的专著。此外，还涉及金疮、瘀血、外伤治疗，包括止痛止血，取出箭镞等等，全书计载方140余首，其中治疗金疮外伤跌仆的方子共计34首；对痈疽的辨证论冶，尤其详尽，可称为现存我国最早的一部外症痈疽及金疮方面的专著。

书中对痈与疽首先从病机和症象方面作了明确的鉴别，对痈疽等证的辨脓，已经十分精细。除辨别成脓与否以外，还特别指出发病部位与愈后的关系，说明严重痈疽症引发全身性感染的预后严重。

《鬼遗方》在治疗痈疽外证、石发中毒，都有较详细的论述，它是根据痈疽的不同情况而给予辨证治疗提出了许多解毒的治疗方法。如对钟乳石中毒，书中用“雄鸡肘上血一合，将铁粉汤一茶碗调服之”。又如丹砂发，书中用“黑铅、黄芪、防风、伏龙肝各半两，水一升，煎半茶碗去滓服之”。

《刘涓子鬼遗方》代表着我国南北朝时期外科的发展水平。

本书现存最早版本为北京图书馆所藏之宋代刻本，新疆吐鲁番曾出土本书残卷二页。清代也有若干刻本，人民卫主出版社1956年出版仿宋刻影印本。

七、《小品方》

《小品方》又称《经方小品》，是本时期一部重要著作。作者陈延之，生平失考。据学者考证约著成于公元五世纪下半叶之南朝宋齐间。

《小品方》，其具体内容在宋代已佚，1985年从日本尊经阁文库《图书分类目录》医学部中发现此书残卷，其内容包括序、总目及卷一，使《小品方》恢复其全貌的可能性大大加强了。根据总目得知，全书共十二卷，除卷首有序文、全书参考书目，全书日录外，其内容为：第一卷包括用药合药法、调三焦诸方27首及治胸痹等八种病证诸方，从第二卷至第五卷为治疗各种杂病方，第六卷为治伤寒温热病方，第七、八卷分别为女子众病及少小百病方，第九卷治服石诸证方，第十卷为外科疮疡折伤等方，第十一卷为本草，第十二卷则为灸法要穴。

《小品方》内容丰富，可谓唐以前的一部包罗广泛的小百科全书，在当时具有相当影响，被视为与《伤寒沦》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经典作品。同时又是一部门径书，所谓“童幼始学治病者，亦应先习此《小品》，以为入门”。正由于此，在本书散佚之前，影响极大，唐太医署规定《小品方》为学生心修课程。后来仿效唐制的日本的《大宝律令》及《延熹式》十分重视把本书作为教科书，要求学习时间长达300天，《千金方》、《外台秘要》以及《医心方》所引该书不少佚文中有不少独创性的治疗方法。如《外台》引书卷十所载的既简易而又是科学的测定井冢内有否毒气的方法，是防止中毒的有效措施。又如《医心方》所引的“疗自缢方”，其方法极为详尽，较张仲景《今匮要略》中所述者，已有所发展。

《小品方》自宋末后，就已亡佚，其佚文散见于后世增补之《肘后备急方》、《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及《诸病源侯论》，此外，日本的《医心方》及朝鲜的《东医宝鉴》也录有一些佚文。近代在日本发现本书的残卷。现有辑佚本，于1983年由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

公元475-公元265年（战国-三国）

《黄帝内经》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先秦医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有医经七家，共计216卷，但绝大部分已经失传，而《内经》是仅存者。《黄帝内经》包括现存的《素问》和《灵枢》两个部分，其成书时期一向有争议。它并非一人一时之手笔，大约是战国至秦汉时期，许多医家进行搜集、整理、综合而成。中医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整体观念，二是辨证论治，两者在《内经》中均有充分反映，尤以整体观念最为突出。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共计三卷（也有分五卷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均不详。此书以问答解释疑难的形式编撰而成，共讨论了八十一个问题，故又称《八十一难》。

《伤寒杂病论》为张仲景著作，成书于东汉末年。《伤寒杂病论》问世以后不久，由于战乱原著散失，后人分别搜集其中的伤寒部分和杂病部分，整理成两部书，即《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伤寒杂病论》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它成书以后，一直指导着后世医家的临床实践。

公元265-960年（晋-五代）

这一时期，有不少医家从事《内经》的整理和注释工作。最早进行此项工作的，为齐梁间的全元起，他注释《皇帝素问》八卷，书名《素问训解》。此书到南宋时失传。

隋唐时期，杨上善又将《内经》分类编纂和注解，编成《黄帝内经太素》三十卷，是现存最早的《内经》注本。

注释《素问》影响较大的，是中唐时期的王冰。他历时十二年，于762年撰成《注黄帝素问》二十四卷。

《脉经》作者王叔和，成书于魏晋。《内经》《难经》均有关于诊脉法的阐述，王叔和搜集有关脉法的资料，采集各家之说，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著成《脉经》十卷。

《诸病源候论》于公元610年由巢元方等人编撰。全书共50卷，分67门，论述了1739种病候。该书最大的贡献在于对疾病记载的广泛和详细，对病源的认识。

《肘后救卒方》晋代葛洪著，他先著成《金匮药方》100卷，因篇幅浩繁，不便携带，将其中救急、多见、简要实用的部分，摘要编成《肘后救卒方》3卷。《肘后救卒方》现存8卷，书中突出之点是对某些传染病的认识，达到很高的水平。

《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为唐代孙思邈著。孙思邈十分重视医家的医德。孙思邈重视前人的宝贵经验，但尊古却不拘泥。他很重视妇科、儿科疾病的诊治，《千金要方》首列妇人方3卷，少儿婴孺方2卷。

《外台秘要》是唐代王焘著作。全书40卷，分1104门，是唐代另一部规模巨大的综合性医籍。内容包括有今天的内、外、骨、妇产、小儿、传染病、皮肤、五官、畜疾等科的证治。本书主要选辑东汉到唐的很多方书而成。临床各科编排较为合理，先论后方，次序井然。重视急性传染病，伤寒、温病、疟疾等，所占篇幅较大，说明对传染病具有相当知识。

《针灸甲乙经》晋代皇甫谧著，成书于256-282年，为现存最早的针灸专书。全书分12卷128篇。书中叙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重点介绍腧穴总数、厘定部位，详细介绍了针灸操作方法，并把各种适应证按照临证需要排列出来。此书影响久远，其他一些著名的针灸著作，基本上都是在此书的基础上发挥而成的。此书也较早传到国外。

《刘涓子鬼遗方》南齐人龚庆宣著，约成书于475-502年之间，是现存最早的外科专书。主要内容，载金疮、痈疽、疮疖、疥癣及其他皮肤疾患，有内外治处方140多个。

《仙授理伤续断秘方》隋唐蔺道人著，约成书于841-846年。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很有学科价值的伤科专书。它反映了隋唐时期治疗骨伤科疾病的水平已相当先进。书中载40余方，为伤科用药奠定了理论基础。

公元960-1368年（宋-元）

《太平圣惠方》是宋廷编著的大型方书之一。共100卷，分1670门，载方16834首，广泛地收集宋以前方书及当时民间验方，内容颇为丰富。对方剂、药物、病证、病理都进行了论述。

《圣惠选方》，成书于1046年，由何希彭节选《太平圣惠方》中的精要部分，编辑而成。作为教本应用了数百年，对后世方剂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由宋朝诏令太医裴宗元等人将官药局所收医方加以校订，编成《和剂局方》。全书共5卷，分21门，载方297首。后来《和剂局方》经多次增补，内容日益丰富，1151年，经许洪，定名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颁行全国，为世界最早的国家药局方之一。《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颁行时全书10卷，附《用药指南》3卷，分诸风、伤寒、诸气等14门，载方788首。

《圣济总录》：北宋末年，政府组织医家广泛收集历代方书及民间方药，历时7年（1111-1117年）编成此书。共200卷，达200万字，分60余门，方近2万首，前代方书几乎全部被囊括。

《济生方》宋代严用和著于1253年，是严氏五十余年临床经验的总结，全书10卷，分80门，载方400首。原书已佚。

《三阴极一病证方论》，宋代陈言著，全书15卷，分180门，载方1500余首，有方有论，论后附方，使读者易于洞晓病因，论因求治，在传播方剂学上也有贡献。

金代刘完素著有《素问玄机原病式》2卷，《宣明论方》15卷，《伤寒直格方》3卷，《伤寒标本心法类萃》2卷。可靠而价值较大的有《素问玄机原病式》与《宣明论方》二书。

金代张元素著有《医学启源》、《珍珠囊》、《脏腑标本虚实用药式》等。

金代张从正著《儒门事亲》。

金代李杲著《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

元代王好古著有《阴证略例》、《医垒元戎》、《汤液本草》、《此事难知》等。

元代朱震亨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注》、《伤寒辨疑》等。

公元1368-1840年（明-清·鸦片战争前）

《本草发挥》1384年徐用诚编撰。

《救荒本草》1406年朱骕编撰，它既是15世纪初我国一部药、食两用的植物学著作，也是一部植物学图谱。

《滇南本草》约1476年，兰茂编撰。

《本草集要》1492年，王纶编撰。

《本草纲要》1578年，李时珍著，共52卷。李时珍还著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

《证治准绳》1602-1608年，王肯堂著，全书以证治为主，每证引经据典，结合己见论述，内容丰富，条理清楚，议论持中，选方较精。

《寿世保元》1615年，龚廷贤著，共10卷。

《外科正宗》1617年，陈实功编著，此书主要是作者对其外科理论和经验的总结，书中尚有外科疾病插图若干。

《瘟疫论》1642年，吴有性著。该书创立“戾气”学说，对温病病因提出了伟大创见，对传染病方面有独到见解。

《温热论》叶桂著。书中总结了温热病的理论和经验，在温病学说的发展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为温病学说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湿热条辨》薛雪著，此书对湿热病的病因、证侯、发展变化特点及其诊治法则，以条文形式作简要阐述，其中还注明作者自己的见解，对温病学的发展有一定贡献。

《本草纲目拾遗》1765-1802年，赵学敏著。载药921种，其中有716种是《本草纲目》所未收载或叙述不详者。

　　我认为《古今图书集成》是最大的类书

　　古今图书集成

　　古今图书集成 全书共10000卷，目录40卷，原名《古今图书汇编》，是清朝康熙时期由福建侯官人陈梦雷（1650-1741）所编辑的大型类书。是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的类书。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陈梦雷原本因「附逆」罪流放奉天，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皇帝东巡，得以放还，侍奉三皇子诚亲王胤祉读书。在这段优游的岁月里，康熙四十年十月陈梦雷根据「协一堂」藏书和家藏一万五千多卷经、史、子、集的典籍编纂《图书汇编》一书，前后花了四年半（1701年—1706年）「目营手检，无间晨夕」，共有一万卷，目录四十卷，分历象、方舆、明论、博物、理学、经济等六「汇编」、每编再分若干典，共三十二典，每典又分若干部，共6117「部」，初版本有五千零二十大册，五十多万页，一亿七千多万字，万馀幅，引用书目达六千多种，分装五百七十六函。是现存最大部的类书（因《永乐大典》大多已毁）。康熙四十五年四月完成初稿，「先誉目录、凡例为一册上呈」，康熙御览后认为尚需修订增益，改赐书名《古今图书集成》。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逝世，雍正（1723）下令经延讲官、户部尚书蒋廷锡（1669—1732）重新编校《古今图书集成》。蒋廷锡把陈梦雷的名字涂掉，写上自己的名字，他重编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共收医书520卷，采集历代名医著作，分门别类，为中医学类书之冠，於雍正六年完成。陈梦雷在《松鹤山房集》卷二「进汇编启」提到：「凡在六合之内，钜细毕举，其在十三经，二十一史者，只字不遗。其在稗史子集者，亦只删一二」，张廷玉评价说：「自有书契以来，以一书贯串古今，包罗万有，未有如我朝《古今图书集成》者。」中外学者誉为「康熙百科全书」，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字数的5倍左右。

　　其特点在于彻底贯彻“以类聚事”的原则。共设立“汇编”、“典”、“部”三级类目。各部下的资料按分类原则编排，共分十类：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编。

　　太平御览 一千卷 宋 李昉等 编纂

　　此书是北宋前期官修"四大书"之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宋李昉等奉敕撰。以太平兴国二年受诏，至八年书成。初名《太平类编》，后改名为《太平御览》。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谓书成之后，太宗日览三卷，一岁而读周，故赐是名也。"

　　此书分50门，每门下又分若干子目，共4558个子目，子目下按时代先后排列资料，皆先具书名，次录原文。从研究唐代历史的角度看，此书的价值主要有：（1）可勾稽久已佚失的唐代史料，如《玄宗实录》、《开元录》、《唐杂制》、《唐职员令》、《两京新记》等，此书所征引者均可勾稽利用，清人就曾从此书中辑出《两京新记》佚文。又所引题为《旧唐书》、《唐书》的条文也很多，刘文淇就曾辑出这些条文为《旧唐书》逸文12卷，岑仲勉则认为是旧国史、实录之类，弥足珍贵。（2）因为此书类目全，资料多，可利用来研究唐代服饰、饮食、器物，往往一检即得。

　　此书版本：（1）南宋蜀刻残本分藏日本帝室图书寮、京都东福寺，另一南宋刻残本藏日本静嘉堂文库。（2）明万历周堂活字本，清嘉庆鲍崇城刻本，均欠善。嘉庆张海鹏刻本较善，但印本极罕见。日本文久（清咸丰时）喜多氏活字本，从南宋蜀刻本出，较善。（3）《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日本藏南宋蜀刻本，配静嘉堂文库藏南宋刻本及喜多氏活字本，1960年中华书局又缩印，最便使用。（4）原哈佛燕京学社出版有《太平御览引得》，系篇目引得和人名引得，极便于读者查检资料。

　　《太平御览》

　　1000卷，（宋）李坊等编。有1960年和近年中华书局影印本。

　　全书共分55部，再细分为4558个子目。涉及范围广，是现存类书中保存五代以前文献资料最多的一种。缺点在于类目有重复，讹误多。可结合使用 《太平御览引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在一则启事上有“杀君马者道旁儿”之语，时人不解，刘叶秋先生根据 《太平御览》897卷，“马”类，找到问题的答案。《艺文类聚》93卷提供的资料是——“观者誉马之驰，骑者因鞭策不止，使马力竭而毙”。

　　艺文类聚

　　100卷，（唐）欧阳询等编，

　　《艺文类聚》是唐代开国初年由高祖李渊下令编修的，欧阳询主编，参与其事的还有裴矩、陈树达等人，武德七年（624）成书。此书分46部，每部又列子目727，全书约百余万言。 此书分类按目编次，故事在前，均注出处。所引诗文，均注时代。作者于题目，并按不同的文体，用"诗"、"赋"、"赞"、"箴"等字标明类别。所引用的古籍，据北京大学研究所在1923年所作的统计，共为1431种，这些古籍大多散失，现存不足十分之一。因其所引者多为唐前古本，可用以互校今传之本而有可能纠订其误谬。远在宋代，周必大、彭叔夏校《文苑英华》，就已利用本书。至清代的校勘、辑佚学者治理先秦、两汉迄南北朝的古籍，就更广泛地运用这部类书而能深切理解其价值。 和其他类书相比，此书在辑存文献的方法上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把"事"与"文"两条龙并成了一条龙，变更了类书的常规体制，也即事与文兼。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大量保存了自汉至隋的词章名篇之功。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因称之为："所载诗文赋颂之属，多今世所无之文集。"故自晚明以来，冯惟讷辑《诗纪》、梅鼎祚辑《文纪》、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无不资以为宝山玉海。迨清嘉、道间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746卷，其取汲于本书的资料之多，几乎达到了顶点。 当然，此书在类目结构上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四库全书总目》已经指出不少。另外，在引用资料方面，也有欠慎以致误的地方。的不少错脱衍讹之处，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实用的本子。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以重版，改正了个别明显的断句失误之处，又编制了一个索引（包括人名和书名两部分），极便于读者检索查考。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次重印，成为现今通行的最好的版本。

　　永乐大典。初名《文献大成》,明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命解缙、姚广孝、王景、邹辑等人纂修大型类书，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编成后，明成祖赐名《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我国古代编篡的一部大型类书，收录入《永乐大典》的图书均未删未改，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

　　《永乐大典》收录古代重要典籍至七八千种之多，上至先秦，下达明初，这在当时真可以说是“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得藉以保存流传。收录的内容包括：经、史、子、集、释庄、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医卜、文学等，无所不包。所辑录书籍，一字不易，悉照原著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别编入，这就更加提高了保存资料的文献价值。全书体例“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检索非常方便。全书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共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三亿七千万字。该书编成后，即珍藏在南京的文渊阁。永乐迁都后，又移至北京，深藏在故宫内的文楼(即文昭阁)里。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八月，誊写副本一部，从此《永乐大典》才具有正副两部，分别珍藏在文渊阁和皇史两处。全书举凡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名物、奇闻异见以及日、月、星、雨、风、云、霜、露和山海、江河等均随字收载。全书分门别类，辑录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八千余种古书资料，大凡经史子集与道释、医卜杂家之书均予收辑，并加以汇聚群分，甚为详备。它保存了明代以前大量的哲学、历史、地理、语言、文学、艺术、宗教、科学技术等方面丰富而可贵的资料。

　　沿革

　　1360年（永乐元年）：明成祖下令修书 专家经过鉴定，认为这册《永乐大典》确实是真正的原本，书的纸张也是中国古代上等的皮纸，值得庆幸的是，这册《永乐大典》虽稍有损坏，但是它正文的大部分保存完好。这册难得的国宝，最终收藏在了中国国家图书馆。那么，《永乐大典》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图书呢？这还要从明成祖朱棣讲起……

　　朱棣是中国明朝的第三位皇帝，年号永乐，他登基不久，在永乐元年，也就是公元1403年，就下诏命大学士解缙等人要编修一部巨著，以传后世。并且他亲自制定了气势宏伟的编纂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义之言，不一书，毋浩繁”。

　　大学士解缙接到明成祖的命令后，立即着手开始编书的工作，他带领100多人，夜以继日，一年后终于完成了。明成祖赐书名为《文献大成》。然而他对此书并不满意，认为内容太过单薄，没有按照他的意愿包罗天下的书籍。

　　负责编书的大学士解缙没有完成好皇帝交待的差事，也是确有难处。编书任务来得突然，人手不够，还要限期完成等。

　　明成祖了解情况后，决定增派人手，召集朝野文士，宿学高儒约三千人重新编修。为编纂此书，明成祖允许编纂者们调用皇家图书馆文渊阁中的全部藏书，还派人到各地搜采图书，为编纂图书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历时六年，在明朝永乐六年，即公元1408年，书终于编好了，明成祖朱棣非常满意，特将其命名为《永乐大典》。《永乐大典》全书共22937卷，分装成11095册，光是目录就长达60卷，总字数约3亿7千万字。

　　在此之前，中国的大型图书集有很多，如唐代的《艺文类聚》有100卷，北宋的《太平御览》1000卷，而《永乐大典》有两万两千多卷，它的规模之大、无与伦比。

　　《永乐大典》汇集了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八千余种古书典籍，除了著名的经史子集，还有哲学、文学、历史、地理、宗教、医卜等各类著作，包罗万象，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它比著名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成书年代早了300多年。

　　《永乐大典》的编排方式非常科学，有点类似于今天字典的拼音检字法，只是当时依据的是明朝的《洪武正韵》。其体例是“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也就是说，每个韵目下有很多单字，每个单字下分列与之相关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及诗文词曲等各方面的内容。

　　我们节目前面提到的从山东农民家发现的那册《永乐大典》正好排到了“门”字，在书的前面，用不同的字体演绎一个“门”字，端庄的楷书、狂放的草书、秀美的隶书，尽显汉字的魅力。这册书引用古书66种，插图46幅，它记载了中国古代不同等级的门，如白虎门、玄武门等，以及门的结构、类别、式样和奇闻逸事，丰富多彩。

　　明成祖朱棣下令编纂《永乐大典》最初是为了拉拢人心，巩固政权，然而却给我们留下了一部气势恢宏的文化巨著。那么，《永乐大典》编好后，接下来的命运如何呢？

　　《永乐大典》于永乐六年编修完成，被收藏于南京的文渊阁。永乐十九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也将《永乐大典》带到了京城，收藏在皇宫内的文渊阁。

　　《永乐大典》成书以后一直只供皇帝一人翻阅，其他人在没有皇帝的授权前，是无权翻阅的。相传，明成祖朱棣对《永乐大典》看的并不多，但是在明朝，却有另一位皇帝对《永乐大典》情有独钟，视若珍宝，这就是被人称为昏庸皇帝的明世宗朱厚熜，也就是嘉靖皇帝。

　　嘉靖皇帝是一个性格偏执的人，荒诞自大昏庸，然而他却视《永乐大典》为至宝，甚至在他的书几上经常摆放几册《永乐大典》。昏庸的嘉靖皇帝怎么会如此钟爱《永乐大典》呢？

　　原来，嘉靖皇帝经常翻看的几册《永乐大典》都与道教有关，他为了寻求长生不老的秘方，苦读《永乐大典》，企图练就仙丹，长生不老。

　　然而，明朝嘉靖三十六年，即公元1557年的一天深夜，北京皇宫内的一座宫殿突然燃起大火，火势猛烈，宫内一片大乱，而嘉靖皇帝惦记的却是《永乐大典》可别给烧了，因为珍藏《永乐大典》的文渊阁就火场附近。

　　这一夜嘉靖皇帝连下了四道圣旨，不惜一切代价救出《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最终完好无损地被救出。嘉靖皇帝也长出了一口气，同时他决定：重新抄录一部《永乐大典》，以防不测。

　　《永乐大典》重新抄录的工作在火灾后不久就着手进行了。历时六年，公元1567（3？）年4月，副本抄录完毕。重录的《永乐大典》的格式、装帧与原本一般无二。

　　《永乐大典》内容包括诗文、戏曲、僧、道、医药、工艺等方方面面，其中，《永乐大典》还收录了许多后世已经残缺或佚失的珍贵书籍，如《薛仁贵征辽事略》、宋本《水经注》等，其所征引的材料，都是完整地抄录原文，因而许多宝贵的文献能保存其原貌，人们称《永乐大典》为“辑佚明初以前珍本秘籍的宝库”。

　　《 永乐大典》不仅篇幅巨大，收集广泛，而且缮写工整，书中的文字全部用毛笔以楷书写成，每半页八行，大字占一行，小字抄成双行，每行28个字；《永乐大典》中还有许多精致的插图，山川地形都以白描手法绘制图形，形态逼真，书为硬裱书面，由粗黄布包着，典雅庄重，被中外专家学者誉为有史以来世界上罕见的珍品。

　　就这样，《永乐大典》有了一正一副两个版本，正本珍藏在文渊阁，副本珍藏在皇史宬内。明末文渊阁焚于战火，《永乐大典》正本从此下落不明，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大谜案，而副本《永乐大典》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所遭受的磨难，则令人痛惜不已。

　　清朝乾隆年间，为编修《四库全书》，朝廷要用《永乐大典》作参考，而此时，人们惊讶地发现，《永乐大典》竟然缺失了2400多卷，共计1000多册。

　　原来，那个时候，翰林学士可以借阅《永乐大典》，回家阅读，许多人借后没有归还；而且，由于当时管理不严，许多太监也纷纷将《永乐大典》偷盗出宫去卖钱。

　　而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入京，给《永乐大典》带来最大的劫难，洗劫了藏于清翰林院的《永乐大典》，有相当部分被劫运到了英国，后藏于大英图书馆。到了清朝光绪二十年，即公元1894年，一万多册的《永乐大典》已仅存八百余册。

　　1900年，八国联军侵犯北京，烧杀抢掠，〈永乐大典〉再次遭遇劫难。当时，慈禧仓皇西逃，义和团与侵略军展开殊死搏斗，位于北京东郊民巷珍藏《永乐大典》的翰林院也成了战场，玉石俱焚，藏书四散。在激烈的巷战中，八国联军用质地厚实的《永乐大典》代替砖块，修筑防御工事，在炮火纷飞中，《永乐大典》损毁严重。

　　由于寡不敌众，八国联军最终占领北京城，他们对《永乐大典》肆意抢掠，作为战利品；由于《永乐大典》质地坚硬，侵略者甚至用它来垫马槽，或作为“上马石”。经过这次掠夺，《永乐大典》在战火中或被焚、或被毁，几乎损失殆尽，余下的多被劫掠他乡，沦落民间，或运往英、美、法、日等国。

　　经历了八国联军的洗劫，清政府收拾残局时，清理出残存的〈永乐大典〉仅剩下60多册。《永乐大典》遭遇巨大浩劫，不仅是对人类文化的蹂躏，更是对中国文化的野蛮摧残。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不懈努力，从海外、民间相继收回一些《永乐大典》。据统计，流失到海外的《永乐大典》现在散藏在日本、美国、英国、德国、韩国、越南的机构或个人手中，再加上国内收藏的《永乐大典》共约四百余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永乐大典》221册，其中有60册寄存于台湾图书馆。

　　《永乐大典》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共计11095册，费时6年才抄写完成。然而，历史的磨难，尤其是外国列强的豪夺与损坏，如今幸存下来的只有几百册了，这怎能不令人扼腕痛惜呢？

　　近代以来，《永乐大典》和中华民族一样屡受磨难，至今仍然留下许多的未解之谜，比如《永乐大典》的正本到底哪去了？在民间或海外是否还藏有散失的《永乐大典》等等，这些都等待着人们去不断的探寻。

　　1404年（永乐二年）：首次成书，当时叫《文献大成》

　　1405年（永乐三年）：重修

　　1410年（永乐六年）：正式成书

　　嘉靖年间：收藏在南京文渊阁的《永乐大典》原稿毁於火灾

　　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明世宗令人抄写一本副本，耗时六年。

　　明末清初：正本下落不明，疑毁於此时的战火

　　雍正年间：副本收藏在翰林院

　　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发现《永乐大典》有千余册不知所踪

　　1875年（光绪元年）：仅存五千余册

　　1894年（光绪二十年）：仅存八百余册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翰林院遭纵火，《永乐大典》所余无几，到1959年为止，收集到《永乐大典》原本两百一十五册，加上复制副本等，共得七百三十卷，今天国内所幸存者有1960年中华书局影印的《永乐大典》730卷，加上后来从世界各地征集的65卷，共计795卷。

　　《永乐大典》全书按《洪武正韵》的韵目编排，每韵下列单字，每字下列各项文史记载，保存了宋元以前大量的珍贵文献资料。

　　现状

　　《大典》残本星散于世界各地公私藏家之手，目前散落在10多个国家的30多个单位，大约400册。单位有：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日本三理图书馆、日本静培堂文库、日本斯道文训、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日本武田长兵卫、日本石黑传六、日本小川广己、英国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英国剑桥大学、英国马登、德国汉堡大学图书馆、德国科隆大学图书馆、德国柏林人种博物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美国康奈大学、美国波士顿图书馆、越南河内法国远东学院、韩国旧京李王职文库等。中国国家图书馆拥有221册（包括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60册），居世界各处收藏之首。

清华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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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介绍：《中

国基本古籍库》是综合性大型古籍数据库，共收录自先秦至民国（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20世纪初）历代典籍及各学科基本文献1万种、16万余卷，选用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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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1: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始建于1896 年，是我国西南地区藏书规模最大的大学图书馆；馆舍总面积6,3100平方米；馆藏纸质文献550万余册，并拥有丰富的电子文献资源。拥有阅览座位9682个，其中包括6个多媒体阅览室。TOP2:浙江大学图书馆全馆拥有馆舍5座，总建筑面积86万平方米，总阅览座位5282个。 图书馆馆藏丰富、门类齐全 ，藏书几乎覆盖所有学科领域，尤以机械工程及仪表、电力、电子科学与工程、化学化工、医学、农业、生物科学、地方文献、敦煌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收藏较具特色。TOP3:山东大学图书馆目前馆藏文献307万多册，其中，外文书刊37万余册，中外文期刊15000种。在山东大学图书馆馆藏中，古籍善本占有重要地位，现有古籍22万余册，其中珍善本数万册，金石拓片尤为丰富，特别是本馆收藏的书目文献在全国有较大影响，易学文献、线装古籍、明清版本的州府地方颇具特色。 TOP4:北京大学图书馆至2005年为止，拥有藏书600余万册。馆藏中以150万册中文古籍为世界瞩目，其中20万册5至18世纪的珍贵书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此外，外文善本、金石拓片、1949年前出版物的收藏均名列国内图书馆前茅，为研究家所珍视。TOP5:武汉大学图书馆至2005年底，馆藏文献资源总量达704万册，其中印刷型文献571万余册，电子书刊132万余册，线装古籍20万册，有300多种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各类报刊累计达到21478种。学科覆盖面广，遍及文、理、工、农、医等各个领域，其中尤以我校重点学科文献的收藏最为完整。TOP6:郑州大学图书馆图书馆现有各类图书资料 531万册。中外文报刊 18516 种，其中纸质报刊3516种，全文电子期刊 15000 种，另有 音像资料11119件。TOP7:西南大学图书馆馆舍面积约67万余平方米（含规划中的中心图书馆），拥有藏书438万余册，涵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多学科、多专业领域，其中尤以古籍善本、抗战文献资料及教育学、心理学、农业经济管理等藏书为特色，特别是抗战时期大后方出版物为海内外珍本。TOP8：吉林大学图书馆现有各类纸质书刊69246万册（截止2006年7月底）。在纸质图书中，有40万册古籍文献，其中6000余部为古籍善本。地方志与谱牒、古文字文献的收藏在高校图书馆中名列前茅。这些珍贵文献与亚细亚文库、满铁资料一起成为吉林大学图书馆的特色收藏。TOP9：南京大学图书馆至 2007 年底，总藏书量达到 49170 万册（含院系资料室）。馆藏古籍线装书近 40 万册，其中善本古籍有3000余种、 3 万余册。地方文献、古代目录学文献以及丛书的收藏已形成特色。古代地方志共收藏有 4000 余种，近4万册，在全国各大图书馆中处于领先地位。本馆收藏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多个语种的期刊，尤以物理、生物、地学、数学为特色。1949年以前的中文社会科学书刊与自然科学收藏也比较丰富。 TOP10：中山大学图书馆至2007年12月，中山大学图书馆纸质馆藏总量达51975万册(件)，其中，古籍图书近40万册；中文纸本期刊4396种；外文纸本期刊2142种；年新书刊资料增长量为15余万件。中文电子期刊23万余种；外文电子期刊23万余种；中文电子图书9098万册；外文电子图书311万多册；光盘及网络数据库300多种；多媒体光盘资源35000余片。

《丰山集》

（明）孙存撰，明嘉靖三十三年刻本。

此书版刻精美，半叶十行十八字，白口，黑鱼尾，左右双边。卷首钤“拙者之庆”竖长方阳文印。《中国古籍善本总目》仅著录本馆有藏，已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古文渊鉴》

（清）徐乾学等撰注，清康熙内府刻五色套印本。

此本为清代康熙内府朱墨黄绿蓝五色套印本，版式精美，色泽鲜豔。半叶九行二十字，粗黑口，双顺黑鱼尾，四周单边。

《广金石韵府》

（清）林尚葵辑，清康熙刻本。

此本为清康熙九年周亮工赖古堂朱墨套印本，刻印精良，半叶六行，字数不等，白口，四周单边。

《重刊明心宝鉴》

（元）范立本辑，明嘉靖刻本。

此书刻印精良，宽行大字，粗黑口，双对花鱼尾，有元刻之遗风，且保存完好，品相上乘。此本已入选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

（唐）杜甫撰，（宋）王十朋集注，（宋）鲁訔编年并注，宋刻本。

此书版刻精美，纸墨优良。谢国桢先生认为其所刻字体、刀法、行款与宋黄善夫所刻《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蘇东坡先生诗》大致相同，断为南宋建阳麻沙坊刻本，刻于孝宗之後。此本已入选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宋）欧阳修等撰，元刻明递修本。

此书具有典型元刻风格，书中有三页出现三黑鱼尾，上顺下对，原刻与递修本都有刻工。元刻遗留已罕，虽经递修，亦属难得，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版本价值。此本已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唐）陆德明撰，明汲古阁影宋钞本。此书系明末汲古阁毛氏影宋钞本，墨妙笔精，与真刻无异。本叶钤有“席鉴之印”、“ 萸山珍本”等印记。此本已入选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在1966年10月移交甘肃省图书馆保存。现在仍在甘肃图书馆。

《四库全书》曾经七个保存地方是北京皇宫内的文渊阁、京郊圆明园的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奉天故宫的文溯阁，被称为内廷四阁

　　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杭州西湖圣因寺的文澜阁，合称南三阁

　　后来，乾隆考虑到文人学子读书的方便，又命令增抄三部《四库全书》，并在文化发达、文人荟萃的江浙新建三座藏书楼，即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杭州西湖圣因寺的文澜阁，合称南三阁。这三阁的《四库全书》均对外开放，而且鼓励文人学子入内阅看，在办理手续后，还可以把书借出抄录。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编写的、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最初成书四部，分藏于紫禁城文华殿后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合称“北四阁”。后来为了方便南方士子读书又续抄三部，分贮于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合称“南三阁”。

　　两百年间，七部《四库全书》迭经战乱，屡遭焚难，文源阁、文宗阁、文汇阁藏本已不复存世，文澜阁本也曾一度散失。上世纪三十年代，杭州藏书家丁丙、丁申意外地发现，有人用文澜阁本的《四库全书》的书页当包装纸。于是兄弟两人收藏到一些残本。文溯阁本曾遭日本侵略军的抢掠，剩余残本保存在甘肃省图书馆。文渊阁本则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被运到台湾收藏，书架、书函依然留在故宫。文津阁本1913年从承德启运，1914年到京后暂存故宫文华殿，1915年由京师图书馆正式接收，现为国图镇馆之宝。而且国图保存的《四库全书》是现今惟一原架、原函、原书一体存放的一部，共128架，6144函，36304册。

　　过去认为《四库全书》七部是一样的。上世纪80年代，台湾商务印书馆曾影印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给使用者以极大的方便。1991年底，当国家图书馆杨讷研究员主持进行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与文津阁《四库全书》原书核对录异的工作时，却有了惊人的发现。在完成的集部和史部中，集部收书1273种，存有差异者788种，占62%；史部收书566种，存有差异者290种，占51%，差异程度也各不相同。

　　专家表示，因为《四库全书》保存情况相对较好，暂没有修复计划。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皇帝在翰林院开设了四库全书馆，任命东阁大学士刘统勋等人为总裁官，翰林院编修纪晓岚等人为总纂官，以明代遗书《永乐大典》为基础，以宫廷藏书和征集自全国的书籍为补充，编纂由“经、史、子、集”四大门类构成的《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成书后共抄写了七部，分贮于七座专用藏书阁中。分别为北京皇宫文渊阁、盛京(沈阳)老皇宫文溯阁、北京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这四阁均在北方，史称北四阁)及南方的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圣因寺文澜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史称南三阁)。这“北四、南三”七座藏书阁，虽然规模大小和精致程度有所不同，但建筑样式均以宁波天一阁为模板。藏书阁名称中的“渊、源、溯、津、汇、澜”等字，既反映著文化传承的渊源关系，也包含著希望以水镇火的意图。镇江文宗阁的“宗”字虽然没有“三点水”，但出自“百川朝宗归于海”的典故，也有“水”的寓意。扬州文汇阁与镇江文宗阁及阁内贮藏的两部《四库全书》，在太平天国期间，于咸丰三年(1853年)毁于战火。

　　杭州文澜阁也在1861年毁于战争。文澜阁本《四库全书》损毁过半，后由杭州藏书家丁氏兄弟组织人力赴北京抄补得以续全，但因原书只存一半，故有半部之称。此书现藏浙江省图书馆。现在的杭州文澜阁是光绪六年(1880年)重建的。

　　故宫中的文渊阁，在午门内的文华殿北侧，如今已是书去楼空。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是七部书中成书最早的一部。此书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圆明园文源阁及阁内贮藏的文源阁本《四库全书》于咸丰十年(1860年10月18日)被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焚毁。

　　沈阳文溯阁，在沈阳故宫内，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在1966年10月移交甘肃省图书馆保存。

　　承德文津阁，在避暑山庄内。袁世凯任民国总统期间，内务部为在故宫前半部开办古物陈列所，下令将避暑山庄的文物调运北京。

　　1931年6月25日，国立北平图书馆在北海西侧建成，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移入图书馆新楼贮藏，图书馆门前的街道也因此命名为文津街，并沿袭至今。1987年，国家图书馆在紫竹院建成，文津街的老北图更名为国图分馆，所藏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也移至国图新馆的文津厅内收藏。

　　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共计36，304册，贮书所用的6，750个木制书函和128个木质书架，均为乾隆时期的避暑山庄文津阁原物。国家图书馆与商务印书馆不久前合作影印出版的《四库全书》，就是以文津阁本为原本影印的。

　　至于当年纪晓岚等人编纂的《四库全书》底本，原收藏于清代翰林院。翰林院旧址就在今东长安街公安部院内。1900年义和团进攻东交民巷使馆区时，翰林院及《四库全书》底本一同毁于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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