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以前重点中医古籍时间线

汉以后医道渐落，后学当先以汉古籍为宗，后参学后世之说。

汉代以前《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

西汉：《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图

东汉：《伤寒论》《金匮要略》

晋代：《脉经》《针灸甲乙经》《抱朴子》《金匮药方》《肘后备急方》《雷公炮炙论》《本草经集注-敦煌残卷》《刘涓子鬼遗方》

隋唐：《黄帝内经太素》《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仙授理伤续断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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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淳于意（太仓公）师承公乘阳庆，著“诊籍”（医案）第一人。

西汉（公元前207年——公元8年）《马王堆帛书》（大部分抄亍西汉初）与古代典籍的流传。如：《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以及《导引图》等。（注：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

前179年—前141年《涪水经脉木人》世界上最古的标有经脉流注的木质人体模型。（注：1993年2月，在四川省绵阳县永兴镇双包山2号汉墓中发现）。

《针经》失传，涪翁著，伪托后汉书；

西汉时最后写定的《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书，分《素问》与《灵枢》二大部分。

新朝（公元8年——公元23年）公元25年左右《难经》托名秦越人所作。

东汉三国时期（公元25年——公元280年）程高，东汉时期针灸医生，是涪翁的弟子，郭玉的老师。

郭玉，东汉时期针灸学家，曾任汉和帝的太医丞。

公元97年，班超再次赴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包括医学。

东汉时完成的《神农本草经》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药物和植物分类学著作。另有《李当之本草》、《吴普本草》失传

张仲景（公元150--219年）名机，东汉南阳郡涅阳人，他善于以六经论伤寒, 以脏腑论杂病, 提出了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较为完整的辨证论治原则, 并善于运用”经方” 给人治病;使祖国医学的理论基与临证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后世医学者称他为“医圣”。

华佗（公元145--208年）他一生致力于医疗实践，精通内、外、妇产、小儿、针灸各科及卫生学、药物学、以及在疾病的诊断、治疗和体育保健等方面都有卓越成就，其中对外科尤为擅长，有“外科圣手”、“外科鼻祖之称”，还发明了“麻沸散”。

东汉魏伯阳根据自已的炼丹经验，编就《周易参同契》，这是世界上最古的炼丹书籍。

两晋南北朝时代

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80年——公元581年）

公元280年，王叔和 《脉经》,全书10卷，97篇。系我国现存第一部脉学专著。书中论及针灸达42篇，收录穴名近70个。

公元282年，皇甫谧著《针灸甲乙经》全书12卷128篇，记载人身穴位名349个，其中双穴300个，单穴49个，即全身共有针灸穴位649个。系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针灸的专著。

葛洪（公元283--363年）自号抱朴子，著有《抱朴子》、《金匮药方》、《肘后备急方》（其中用针灸治疗病症达61种）等。擅长炼丹，对化学、医学也颇有研究。

鲍姑（公元309--363年），葛洪之妻，我国医史上第一位女灸疗家，善于用艾灸去除赘疣，不独愈病，且兼获美艳；鲍姑实为开灸法美容之先河者。

公元366年，敦煌莫高窟开凿。此后从北魏至元代续有开凿，成为世界上著名的石窟群。窟内壁画、彩塑甚多，艺术价值极高。闻名于世的敦煌文书即发现亍此，其中中医文献资料有80多种。

雷敦（公元420--479年）著《雷公炮炙论》

公元443年（刘宗元嘉二十年），太医令秦丞祖奏置医学，草创医学教育。

陶弘景（公元452--536年），著有《本草经集注》已佚，现存有敦煌残卷。另有《肘后百一方》、《名医别录》、《养性延命录》等著作。

公元454--473年陈延之撰《小品方》。

公元479--502年之间，龚庆宣著《刘涓子鬼遗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外科专著。

公元494年，洛阳龙门石窟开凿。至唐代有僧人将140多个古药方刻在石碑上，始有“药方洞”。

公元514年针灸传刭了朝鲜。

公元518年干陀利国赠杂香药等。波斯始通中国，其国产药甚多，如：薰陆、郁金、苏木、青木等。

公元541年，百济遣使请派学者和工医，梁武帝遂派陆和工匠、画师前往，并派医师赴朝。公元550年中医灸治术传入日本。

公元552年中国赠给日本钦明天皇《针经》一套。

公元562年吴人知聪，携带中医书、《明堂图》等约160卷赴日本。

隋唐五代十国时代

隋唐时期（公元581——907年）

杨上善撰注《黄帝内经太素》30卷，另有《黄帝内经明堂》13卷（残）。

公元608年日本派遗药师惠日、倭汉直福因等耒华学医。

公元610年，巢元方奉命主编《诸病源候论》，这是我国第一部病因症候学专著。

孟诜（公元621--713年）享年92岁，著有《食疗本草》，系第一部食疗学专著。

“药王”孙思邈（公元581--682年）及其《千金方》、《千金翼方》。

公元624年唐“太医署”在京都长安设立，内有针灸科，设针博士一人，针助教一人，针师一人，负责教导针灸，足见当时针灸的盛行。

公元641年文成公主携带医药书籍等入藏。

公元659年，颁由苏敬等编撰的《新修本草》，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官修药典。

宇佗，元丹贡布（公元708）历经二十多年的心血，在45岁时撰成流传千古的医学巨著《四部医典》，为藏医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公元710年，金城公主出嫁吐蕃，带去杂伎诸工和龟兹乐队，及医药人员与书籍入藏。金银器与唐代高水平的金属工艺。当然金针、银针也有生产。

公元738年，陈藏器撰《本草拾遗》10卷。原书虽佚，但佚文可见于《证类本草》等书中。

公元752年，王焘撰《外台秘要》全书共40卷。

公元753年，高僧鉴真东渡日本，讲授中国医学。

公元762年，王冰将《黄帝内经素问》重加编次，并予注释。

8世纪初汉医马亚纳和藏医别鲁扎纳等编撰成《月王药诊》。

公元841--846年，蔺道人著成《仙授理伤续断秘方》系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伤科专书。—公元847年昝殷撰《经效产宝》三卷，系我国现存最早的妇产科专书。

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979年）

公元927--960年，李殉撰《海药本草》

公元934年，陈士良著成《食性本草》十卷。

公元938--965年韩保升等修订《新修本草》，编成《蜀本草》。

宋金元时代

宋金元时期（公元960——1368年）

公元960---991年，宋政府成立“太医局”，隶属太常寺，常管医学教育。

公元960---1081年，宋政府设立“翰秫医官院” 专职医药行政。

公元961年，占城国（今越南南部）多次使宋赠送犀角、象牙、龙脑、乳香、玳瑁、沉香、胡椒、丁香花、茴香、豆蔻等药物。

公元973年，刘翰等人编成《开宝新详定本草》，次年重定为《开宝重定本草》。

公元974年，三佛齐国（今印尼苏门答腊岛巨港附近）多次使宋赠送家牙、犀角、熏陆香、龙脑、乳香等药物。

公元975年后；交趾国（今越南北部）多次使宋赠送犀角、象牙、珍珠、玳瑁、乳香等药物。

公元982年，高丽国王使宋赠送珍贵器物和药物。

公元992年，王怀隐等编《太平圣惠方》成书，收药方16834通；卷99为针经，卷100为灸经、又称“明堂灸经”。

公元987年后，大食国（今阿拉伯半岛）多次使宋赠送白龙脑、蔷薇水、象牙、琥珀等药物。上述药物“洋为中用”极大地充实了中药。

公元1016年，宋真宗赠高丽国一部《太平圣惠方》。

公元1026年，王惟一著《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次年主持设计铸造针灸铜两具。

钱乙（公元1035—1117年）擅长儿科经学生阎孝忠整理，编成《小儿药证直诀》。

公元1041年，宋惠清到日本行医。日人藤原清贤奉命来宋求治眼疾。

公元1041--1048年，吴简、宋景《欧希范五脏图》。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人体解剖学图谱。

公元1057年宋政府设立“校正医书局”，编辑整理医书。

公元1061年，苏颂等编成《图经本草》，收药图993幅，为现在最早的版刻药物图谱。

公元1068--1077年，林亿、掌禹锡、高保衡等校订医书，林亿还著有《黄帝三部针灸经》。

公元1075年，沈括与苏轼合编《苏沈良方》。

公元1076年，宋设“卖药所”（即“成药所”）；后另设“修合药所”（后改称“医药惠民局”和“医药和剂惠民局”）。

公元1079年，宋廷派医官刑恺等赴高丽，并带去大批药材。

公元1093年，董汲撰《小儿斑疹备急方论》和《脚气治法总要》。

公元1098年，杨子建撰《十产论》；庞安时撰《伤寒总病论》。

公元1099年，刘温舒舒撰《素问入式运气论奥》

公元1102--1106年杨介撰《存真图》（又一份解剖图）间世。

公元1106年，琼瑶真人《针灸神书》（即《琼瑶神书》）。

公元1107--1110年，宋政府命裴宗元、陈师文等人整理官药局所收方剂编成《和剂局方》。

公元1108年，朱肱写成《伤寒百问》；

公元1114年起用为医学博士；

公元1118年将该书重加校正，并加附方，刻为《伤寒类证活人书》（又叫《南阳活人书》20卷，该书据经络识六经，阐述六经分证的特异性和六经分证的重要性。

公元1111年，寇宗爽编成《本草衍义》20卷。

公元1111--1117年宋医官合编《圣济总录》共200卷，其中卷191--卷194为“针灸门”。

公元1116年，医官曹忠和等重新校刊《政类本草》，改称《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

公元1128年，庄绰著《灸膏肓腧穴法》。

公元1132年，许叔微撰《普济本事方》10卷。

公元1133年，张说撰《坞峰普济方》。

公元1144年，成无己著《注解伤寒论》。

公元1146年，窦材辑录、刊行《扁鹊心书》。

公元1150年，刘肪撰《幼幼新书》。

公元1151年，《和剂局方》经许洪校订，改称《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公元1153--1163年，阎明广著《子午流注针经》；书中《流注指微针赋》系何若愚所撰，阆明广作注。

公元1159年，王继先等再次校订增补叫做《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32卷，简称《绍兴本草》。

公元1165年，王执中编撰成《针灸资生经》一书，刊于1220年。

公元1170年，《卫济宝书》刊行。

公元1172年，刘完素撰《宣明论方》15卷。

公元1174年，陈言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

公元1181年，郭雍撰《伤寒补亡论》。

公元1186年，张元素撰《医学启源》、《珍珠囊》；刘完素撰《素问玄机原病式》。

公元1189年崔嘉言撰《脉诀》。

窦杰、字汉卿（公元1195--1208年），著作有《针经指南》等。

公元1196年，李迅撰《集验背疽方》。

公元1224年，张杲撰《医说》10卷刊行。

公元1226年，闻人耆年撰《备急灸法》刊行。

公元1228年，张从正撰《儒门事亲》。医学史上的“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

公元1237年，陈自明所编《妇女大全良方》是中国第一部较完整的妇产科专著。

公元1241年，施发撰《察病指南》。

公元1247年，南宋宋慈所著《洗冤录》著成，它是世畀上最早的一部法医学著作。

公元1248年，陈衍撰《宝庆本草折衷》。

公元1249年，李杲撰《脾胃论》。

公元1253年，陈文中撰《小儿痘诊方论》；严用和撰《济生方》。

公元1263年，陈自明编成《外科精要》3卷。

公元1270年，元政府设立“广惠司”，专司药政。

公元1271---1368年，元政府设立“太医院”，为最高医药行政机构。

公元1276年，李杲所撰《兰室秘藏》刊行。

公元1289年，王好古撰写《汤液本草》3卷。

公元1292年，在北京和多伦各设立一个“回回药物院”。

公元1294年，曾四荣撰《活幼心书》。

公元1295年，窦汉卿所撰《针经指南》刊行。

公元1308年，王好古所撰《此事难知》刊行；杜思敬辑19卷《济生拨萃》，内有针灸4卷。

公元1311年，窦桂芳（杰之子）刊行《针灸四书》。

公元1321年，孙允贤编辑《医方大成》。

戴思恭（公元1324--1405年）系朱丹溪门生著有《证治要诀》等；注《丹溪金匮钩元》。公元1329年，王国瑞撰《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刊行。

公元1330年，忽思慧撰《饮膳正要》。

公元1331年，李仲南撰《永类钤方》。

公元1335年，齐德之编成《外科精义》2卷。

公元1337年，危亦林撰《世医得效方》。

公元1338年，许国桢等人撰成《御药院方》20卷。

公元1341年，滑伯仁撰《十四经发挥》；杜本撰成《敖氏伤寒金镜录》系舌诊专著。

公元1343年，罗天益撰成《卫生宝鉴》。

公元1345年，葛可久撰《十药神书》。

公元1347年，朱震亨撰《格致佘论》。

公元1359年，滑寿撰《诊家枢要》。

公元1366年，滑寿注《难经本义》刊行。

明朝时代

公元1370年，倪维德著《原机启微》2卷，系眼科专著。

公元1388年，刘纯撰《医经小学》6卷，其中卷三、卷五为针灸内容。

公元1406年，朱肃、滕硕、刘醇等编修的《普济方》168卷刊行。其中卷409--424为针灸门。

公元1425年，陈会撰，刘瑾校《神应经》刊行。

公元1439年，徐凤编成《针灸大全》6卷。

公元1443年，明太医院复刻《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并铸针灸铜人像，有666处穴位。

公元1445年，朝鲜金礼蒙编成《医方类聚》，书中收录元、明以前中国医书百佘种。

公元1447年，金循义、金义孙编撰的《针灸择日编集》刊行。

公元1468年，寇平著《全幼心鉴》4卷。

公元1470年，方贤编订、杨文翰校《奇放良方》刊行。

公元1472年，熊宗立撰《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刊行。

公元1476年，兰茂撰《滇南本草》。

公元1492年，王纶撰《本草集要》。

公元1497年, 夏英编撰《灵枢经脉翼》3卷。

公元1501年，张世贤的《图注八十一难经》刊行。

公元1505年，明政府组织刘文泰等编撰的《本草品汇精要》定稿。王九思等编注《难经集注》。

公元1515年，杨洵撰《针灸集书》（针灸详说）刊成。虞抟撰《医学正传》。

李时珍（公元1518--1593年）著有《本草纲目》、《濒澜脉学》，另有《奇经八脉考》。

公元1519年，汪机著《外科理例》；翁仲仁著《痘疹金镜录》。

杨继洲（公元1522--1620年）著有《针灸大成》。

公元1529年，高武撰《针灸聚英》4卷刊行；另有《针灸节要》于1537年刊行。

公元1529年，薛己 著《内科择要》，另有《外科枢要》、《正体类要》2卷；和《女科撮要》5卷。

公元1529年，魏直撰《痘疹博爱心鉴》。

公元1530年，汪机撰《针灸问答》3卷刊行；

公元1531年著《痘症理辨》。

公元1549年，万全撰《万密斋医学全书》。

公元1150年，沈之问撰《解围元薮》。

王肯堂（公元1551--1631年），历经十一载编《证治准绳》40卷。

公元1552年，江灌编成《名医类案》12卷。

公元1556年，徐春甫编《古今医统大全》刊成，其中卷六和卷七为针灸门。

公元1565年，楼英撰《医学纲目》刊行，针灸部分集中亍卷7、8、9三卷中。陈嘉谟撰《本草蒙筌》。

公元1566年，沈子禄撰成《经络分野》一书。

公元1568年，徐春甫发起成立“一体堂宅仁医会”。

公元1575年，李梃撰《医学入门》刊成，首卷叙明堂图，卷一记经络、针法、灸法等。

公元1575年，葆光道人撰《秘传眼科龙木论》10卷，其中卷八为针灸经，收录71穴。

公元1576年，徐师鲁编有《经络枢要》与《针灸经络全书》。

公元1584年，吴昆撰《医方考》。

喻昌（公元1585---1664年），著有《医门法律》、《尚论篇》等。

公元1586年，马莳著《黄帝内经素间灵枢注证发微》刊行。

公元1587年，龚廷贤撰《万病回春》。

公元1591年，陈言撰《杨敬斋针灸全书》刊行。高濂辑《遵生八笺》。

公元1601年，吴勉学撰《痘疹大全八种》；王肯堂辑、吴勉学校《古今医统正脉全书》刊行。

公元1601年，赵文炳因被杨继洲三针治愈痿痹症，录《针灸大成》刊行，并绘《铜人明堂之图》四幅。

公元1604年，龚云林撰《小儿推拿秘旨》刊行。

公元1606年，王宗泉编《针灸学辞典》8卷，又名《脏腑证治图谈境经》刊行。

公元1608年，王肯堂撰成《证治准绳》。

公元1609年，张三锡撰《经络考》并收录其汇编的《医学淮绳六要》中。

公元1614年，吴有性著《瘟疫论》。

公元1615年，龚廷贤撰《寿世保元》。

公元1617年，陈实功著《外科正宗》4卷。赵献可著《医贯》

张璐（公无1617---1700年），著有《张氏医通》，其子登，传承父业。

公元1618年，吴昆著《针方六集》刊行。

公元1622年，缪希雍撰《炝炙大法》。其撰《本草经疏》于1625年刊行。

公元1624年，张介宾著《类经图翼》、《类经》刊行；并撰《景岳全书》于1640年刊行。公元1628年，翟良编《经络汇编》刊行。

公元1630年，张明绘著彩色《绘图经络图说》。

公元1632年，陈司成撰《霉痉秘录》。

公元1642年，李中梓撰《内经知要》。

公元1644年，傅仁宇著《审视瑶函》6卷刊行，卷六有眼科针灸要穴。

清朝时代

清代（公元1644——1911年）

叶天士（公元1667---1746年）三代祖传、先后拜师17人，博采众长，是温病学奠基人之一。《临证指南》、《温热论》系其门人整理。

公元1668年，叶广祚编《采艾编》4卷刊行。

公元1669年，柯琴著《伤寒来苏集》。莫熹（丹子）注《难经直解》2卷。

公元1670年，张志聪著《黄帝内经素问灵枢集注》

公元1671年，李潆述《身经通考》刊行。

公元1673年，李中梓撰写的《医宗必读》10卷刊行。

薛雪（公元1681---1770年）著有《温热条辨》、《医经原旨》等。

公元1684年，黄谷绘彩色《明堂经络图册》共16幅，1687年缩印。

公元1689年：尤乘重辑《重辑经络全书》刊行。

公元1689年：汪昂撰写《素问灵枢类纂约注》3卷；1694年其撰的《经络歌诀》刊成，多附亍其编的《汤头歌诀》之后；另有《经络穴道歌》、《本草备要》8卷、《医方集解》3卷等。

徐大椿（公元1693---1771年）字灵胎、号洄溪，著有《神农本草百种录》、《难经经释》、以及《伤寒类方》、《医学源流论》等，并录《经络诊视图》。

公元1695年：夏鼎著《幼科铁镜》。

公元1702年：张志聪《伤寒伤集注》刊行。

公元1711年：叶茶山辑《采艾编翼》3卷。

公元1712年：张锡驹撰写《伤寒论直解》6卷。

公元1715年：亟斋居士著《达生篇》。

公元1717年：韩贻丰撰《太乙神针心法》。

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编有《本草纲目拾遗》、《串雅外篇》等。

公元1726年：清廷陈梦雷等编《古今图书集医部全录》520卷刊成。

公元1729年：尤怡著《金匮要略心典》、《伤寒贯珠集》。

公元1732年：程仲龄著《医学心悟》。

吴瑭、字鞠通（公元1736---1820年）温病学家，著有《温病条辨》6卷。

公元1740年：王维德著《外科证治全生集》。

公元1742年：吴谦等人编《医宗金鉴》共90卷刊行，卷79--86为“剌灸心法要诀”。

公元1750年：陈复正著《幼幼集成》。

公元1757年：吴仪洛著《本草从新》。

公元1761年：吴仪洛撰写《戍方切用》13卷；严西亭等著《得配本草》。

公元1763年：陈廷铨编《罗遗编》3卷，刊行。

公元1769年：黄宫绣撰《本草求真》10卷。

公元1772---1782年，清廷修《四库全书》，窝禁于修。其中收入历代医书百余种。

公元1792年，唐大烈编 《周身经络总诀》刊行；并辑有《吴医汇讲》11卷系最早医学刊物。

公元1798年，李守先撰《针灸易学》刊成，其善治疟疾，22天治愈437人。

公元1803年，陈念祖撰《伤寒论浅注》6卷。

公元1803年，陈修园撰《时方妙用》4卷；

公元1804年著《医学三字经》。

公元1804年，郑梅涧的喉科专著《重楼玉钥》2卷首次刊行，下卷为针灸门。

公元1805年，高秉钧撰《疡医心得集》；皮尔逊传入牛痘接种法。

公元1808年，方补德撰《喉风论》4卷，而卷四为针灸门。

王士雄，字孟英（公元1808---1867年）著有《霍乱论》、《温热经纬》以及《王氏医案》等。

公元1812年，蔡乃庵编《医学四要》，而《医元会要》为其中之一部，详于十二经病候和药物归经。

公元1817年，李学川辑《针灸逢源》刊行。

公元1819年，钱镜湖重刻《胎腑正伏倒明堂图》。

公元1821年，江上外史撰《针灸内篇》。

公元1822年，清廷下令太医院永远废止针灸科。

公元1824年，肖福庵撰《针灸全生》。

公元1827年，傅山所撰《傅青主女科》刊行。

公元1830年，王清任撰《医林改错》；翁藻撰《医钞类编》，卷一《经穴图考奇经八脉》。

公元1836年，虚白子、七宝生校《太乙离火感应神针》刊行。

公元1840年，江考卿著《江氏伤科方书》。

公元1843年，周松龄著《小儿推拿辑要》。

公元1844年，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

公元1848年，吴其浚编著《植物名实图考》刊成。

公元1850年，王锡鑫编《针灸便览》刊成。叶志诜编集《观身集》刊行，内录有陈会的剐勺明丶“全身百穴歌“、沈绂的” 十二经脉络“等。

公元1851年，赵术堂撰《医学指归》刊成。

公元1851——1864年（太平天国期间）：太平天国兴办医院、疗养院，实行公医制度，并明令禁止鸦片，禁止缠足、溺婴及废除娼妓等。

公元1852年，管松声校订《痧症旨微集》刊行。

公元1853年，吴亦鼎编《神灸经纶》4卷刊行。

公元1856年，苏元箴辑《针灸便用图考》刊行。

公元1858年，陆定圃著《冷庐医话》。

公元1861年，陈国笃撰《眼科六要》。

公元1863年，费伯雄撰《医醇聩义》。

公元1864年，吴尚先撰《理瀹骈文》。

公元1868年，栗山痴叟编《十二经脉歌》刊行；金德鉴（保三）编《焦氏喉科枕秘》。

公元1869年，张衍思撰《传悟灵济录》二集。

公元1872年，孔广培参订《太乙神针集解》。

公元1874年，廖润鸿编著《针灸集成》刊行。夏春农著《疫喉浅论》。

公元1875年，应其南撰《济世神针》刊行；冯文轩录《针灸穴法》。

公元1876年，张镜撰《刺疔捷法》刊行。

公元1878年，陈惠畴撰《经脉图考》刊行。

公元1879年，仲山氏撰《经络穴位》。

公元1883年，金右田传、雷少逸编《灸法秘传》刊行；徐宝谦编《灸法心传》刊行。

公元1884年，唐宗海撰《血证论》，1892年著《医经精义》。

公元1885年，陈虬在瑞安创办《利济医院》、《利济医学堂》；著有《利济元经》教材丛书；并首创医用历本。

公元1889年，张振鋆著《痧喉正义》、《厘正按摩要术》。

公元1889年，国人自办的天津总医院创立。

公元1892年，陈虬撰、张烈编《经脉表》。

公元1898年，李盛卿撰《脉度运行考》刊行。

公元1899年，刘钟衡著《中西汇参铜人图说》刊行。

公元1906年，王有忠著《中西汇参医学图说》刊成。

公元1907年，王鋆辑校《考正穴法》。

公元1908年，唐宗海《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刊行。

公元1909年，姚襄撰《灸法集验》刊成。

公元1909---1933年张锡纯著《医学衷参西录》

脾肾双补丸是一种传统中药方剂，主要成分为人参、黄芪、党参、白术等中药。该药品以补益脾胃和肾气为主要功效，适用于身体虚弱、气短乏力、食欲不振、腰酸腿软等症状的调理。

从中医理论角度来看，脾肾双补丸属于“益气固本”类中药。人体的“脾胃”和“肾气”是身体内部最为重要的两个系统。脾胃负责消化吸收营养物质，肾气则掌管人体的生长发育和生殖功能。如果这两个系统出现了问题，就会导致身体虚弱、少气乏力等症状。

脾肾双补丸的主要组成成分——人参、黄芪、党参、白术等，都具有明显的益气固本作用。其中人参具有补气和健脾作用，白术则能够增加胃肠道蠕动，促进食物消化和吸收。同时还含有其他多种中药成分，如熟地黄、山药等，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和抗疲劳能力。

脾肾双补丸的用途较为广泛，主要适用于虚弱体质、气短乏力、食欲不振、腰酸腿软等症状的治疗。该药品还可以用于产后调理、手术后恢复、长期服药或化疗后身体虚弱等多种情况下的调理。

需要注意的是，脾肾双补丸并非“万能丹”，并不能完全替代现代医学。在使用该药品时，应遵循医嘱，不宜过量使用。对于存在明显病因和症状的患者，应及时就医并接受规范治疗。

脾肾双补丸是一种传统中药治疗虚弱体质等多种情况的有效方剂。在使用时应注意遵循医嘱，并结合饮食和运动等多种方式提高身体健康水平。

目录 1 拼音 2 英文参考 3 概述 4 《金匮要略方论》卷中方之橘皮竹茹汤 41 橘皮竹茹汤的别名 42 处方 43 功效与主治 44 橘皮竹茹汤的用法用量 45 方解 46 临床运用 461 加减法 462 使用禁忌 463 橘皮竹茹汤治呃逆 47 现代适应证 471 幽门不全梗阻 472 术后呃逆 48 橘皮竹茹汤的药理作用 481 抗病原微生物作用 482 对消化系统功能的影响 483 对神经、内分泌系统功能的影响 484 对心脏、血管、血液流变学的影响 485 对免疫功能的影响 486 抗炎、抗氧化损伤及抗应激作用 49 各家论述 410 歌诀 411 出处 5 《严氏济生方》卷二方之橘皮竹茹汤 51 橘皮竹茹汤的别名 52 处方 53 功能主治 54 橘皮竹茹汤的用法用量 55 各家论述 56 出处 6 《医宗金鉴》卷六十二方之橘皮竹茹汤 61 处方 62 功能主治 63 橘皮竹茹汤的用法用量 64 出处 7 《麻症集成》卷四方之橘皮竹茹汤 71 组成 72 主治 73 橘皮竹茹汤的用法用量 74 出处 8 《寿世保元》卷三方之橘皮竹茹汤 81 组成 82 主治 83 橘皮竹茹汤的用法用量 84 加减法 85 出处 9 《类证活人书》卷十六方之橘皮竹茹汤 91 方名 92 组成 93 主治 94 橘皮竹茹汤的用法用量 95 制备方法 96 出处 10 参考资料 附： 1 古籍中的橘皮竹茹汤 1 拼音

jú pí zhú rú tāng

2 英文参考

jupi zhuru decoction [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中医药学名词（2004）]

Jupi Zhuru Tang [21世纪双语科技词典]

3 概述

橘皮竹茹汤同名方剂约有六首，其中《金匮要略方论》卷中记载者为常用方，其组成为橘皮12g、竹茹12g、大枣5枚、生姜9g、甘草6g、人参3g，具有理气降逆止呃，益胃清热之功效，是治疗胃虚有热，气逆不降之证的代表方剂。现代常加减用于治疗妊娠呕吐、幽门不全梗阻呕吐、腹部手术后呃逆不止等属于胃虚有热，胃气上逆的多种疾病。

4 《金匮要略方论》卷中方之橘皮竹茹汤

该方剂有一定的抗病原微生物、抗炎、抗氧化作用及抗溃疡、保护胃黏膜等作用，因而对各种炎症所致幽门不全梗阻应当有一定治疗作用。同时对神经、内分泌及免疫功能有积极调整、促进作用，对胃肠道平滑肌的兴奋和抑制有调整作用，因而可治疗幽门不全梗阻所致呕吐及术后呃逆。但研究还发现该方剂对心脏、血管、血液流变学有积极影响，对胃炎、胃溃疡等疾病也有保护作用，因此可扩大适用范围。[1]

41 橘皮竹茹汤的别名

竹茹汤（《医学入门》卷七）、陈皮汤（《医学纲目》卷十六）、竹茹橘皮汤（《中国医学大辞典》）。本方方名，《医学纲目》引作“陈皮竹茹汤”。

42 处方

橘皮二斤，竹茹二升，大枣三十枚，生姜半斤，甘草五两，人参一两[2]。

橘皮二升，竹茹二升，大枣三十枚，生姜半斤，甘草五两，人参一两[3]。

橘皮12克 竹茹12克 大枣5枚 生姜9克 甘草6克 人参3克[4]

橘皮2斤，竹茹2升，大枣30枚，生姜半斤，甘草5两，人参1两。

43 功效与主治

《金匮要略方论》卷中方之橘皮竹茹汤具有理气降逆止呃，益胃清热之功效。治久病体弱或吐下后胃虚有热，气逆不降，呃逆或呕吐，虚烦少气，或吐利后，胃虚膈热呃逆；或产后呃逆；或四时伤风咳逆。舌嫩红，脉虚数。

橘皮竹茹汤功能益气和胃，降逆止呕[3]。治久病体弱，或胃虚气逆不降而致的呃逆或呕哕；现也用于妊娠呕吐、幽门不全性梗阻呕吐以及腹部手术后呃逆不止而属胃虚气逆者[3]。

44 橘皮竹茹汤的用法用量

以水一斗，煮取三升，温服一升，一日三次[2]

水煎，分三次服[3]。

上药六味，以水一升，煮取300毫升，温服100毫升，日三次服。

45 方解

橘皮竹茹汤为治疗呃逆证的常用方。呃逆的原因是因为胃病引起，但胃病有寒热虚实的区别。本方所治的呃逆是由胃虚有热，气逆不降所引起的。胃虚宜补，胃热宜清，气逆宜降，故治疗以益气清热，降逆和胃为法。方中橘皮理气健胃，和中止呕；竹茹清胃降气止呕，二药相伍，既能降呕，又可清热安胃，且用量俱重，共为君药。生姜和胃止呕，为呕家之圣药，助君药降胃气之逆；人参益气补中，与橘皮相合，则行中有补，同为臣药。甘草、大枣益气补脾养胃，合人参以补中益胃，奠安中土而复胃气之虚，俱为佐药。甘草调和药性，兼作使药。诸药合用，共成降逆止呃，益气清热之功。[4]

方中橘皮理气和胃，降逆止呕；竹茹清胃热，止呕逆；人参益气和胃；生姜和胃止呕；甘草、大枣补虚安中[3]。诸药合用，补虚理气，温而不热，气顺热清，胃得和降，则呃逆可止[3]。

46 临床运用

橘皮竹茹汤是治疗胃虚有热，气逆不降之证的代表方剂。凡临床上出现以呃逆频作或干呕、舌红嫩、脉虚数等为主要表现者，即可使用本方加减治疗。[4]

461 加减法

若胃阴不足较甚，口干、舌红少苔者，可加石斛、麦冬等以滋阴养胃，或合麦门冬汤加减；胃热呕逆而气虚不显者，可去人参、甘草、大枣，加丁香、柿蒂等加强降逆止呃之力；若胃热较甚，口渴欲饮，舌红苔黄者，宜加黄连以清泄胃热。[4]

462 使用禁忌

若呃逆呕吐属虚寒者或实热者，不宜使用。[5]

463 橘皮竹茹汤治呃逆

林某，男，34岁。呃逆已十余年，时好时坏，经常发作，曾经治疗无效。此次发作加剧，呃逆频发，恶心吐涎，口渴，上腹部疼痛，大便秘结，小溲短赤，脉弦，舌质红苔黄浊。西医诊断为神经性呃逆，中医诊为木土不和，肝阳有余，胃阴不足，肝胃火逆而致呃。以橘皮竹茹汤加减：橘皮45g，竹茹9g，玉竹9g，麦冬6g，炙草3g，石斛9g，大枣3枚，生姜3片，柿蒂45g。二诊，呃逆已减，晚能入眠，胸前痞闷。前方去大枣、柿蒂，加生栀子、豆豉除胸脘痞闷，蔻仁宽中理气，连翘清热散结。三诊，呃逆已止，诸症亦瘥，惟心中灼热，脉稍转缓，舌苔微黄。前方倍石斛以养胃阴，加知母滋阴清热泻火。连服三剂，痊愈出院。四个月后追访未再发作。

47 现代适应证

橘皮竹茹汤适用于幽门不全梗阻及术后呃逆不止等属胃虚有热者，可加减所有[5]。

471 幽门不全梗阻

幽门不全梗阻可由暴饮暴食引起，同时幽门、十二指肠梗阻或狭窄也可诱发，手术后或十二指肠幽门感染造成炎性渗出、水肿均可导致幽门不全梗阻；此外十二指肠幽门畸形如十二指肠隔膜、附近组织器官肿瘤、十二指肠瘀滞症均可导致该部位狭窄；某些先天性疾病，如先天性肥厚性幽门狭窄等均可引起不全梗阻，这些不全梗阻的主要症状为食后不久即呕吐，查体可见胃形及胃蠕动波，同时伴脱水及营养障碍。[5]

472 术后呃逆

术后呃逆大部分是因胃肠及其周围组织手术，手术过程中过度牵拉或手术 局部神经，使膈肌发生痉挛；其他部位大手术等重大创伤性疾病，对病人精神上也是重大打击，或因病人本身神经素质较差，如思想忧郁、多疑善愁等，即使手术创伤不大，也可因过度精神紧张、焦虑等而引起神经调节功能紊乱，使膈肌痉挛而发生呃逆。[5]

48 橘皮竹茹汤的药理作用

[6]

481 抗病原微生物作用

君药橘皮可抑制葡萄球菌生长，其所含橙皮苷、柚苷等可抑制霉菌生长，橘皮油可杀死螨虫，其所含右旋柠檬烯可触杀和熏蚊虫，柠檬苦素类化合物有抗农业害虫作用。竹茹粉对白色葡萄球菌、枯草杆菌、大肠杆菌、伤寒杆菌等均有较强的抑菌作用。臣药生姜对伤寒杆菌、霍乱弧菌、金**及白色葡萄球菌、沙门菌、肺炎球菌、链球菌、铜绿假单胞杆菌、痢疾杆菌均有显著抑制作用；对真菌如堇色毛癣菌及 滴虫等也有不同程度的抑杀作用。佐药甘草醇提取物及甘草酸钠对金**葡萄球菌、结核杆菌、大肠杆菌、阿米巴原虫及滴虫均有抑制作用，尤其对幽门螺旋杆菌有较强抑制作用，同时甘草还有广谱抗病毒作用，对艾滋病毒、单纯疱疹病毒、水痘于带状疱疹病毒等病毒的增殖、复制等过程均有抑制作用，其中甘草多糖能抑制水疱口炎病毒、Ⅰ型单纯疱疹病毒、牛痘病毒；甘草酸抑制腺病毒、合胞病毒、柯萨奇病毒能力强，甘草酸单胺能灭活HIV，甘草甜素对上述病毒及肝炎病毒均有抑制作用。

482 对消化系统功能的影响

君药橘皮所含橘皮油能络合胆石中的钙、镁等元素，从而具有溶解胆内结石的作用，甲基橙皮苷可增加胆汁分泌及促进胆汁固体物质的排泄量；同时甲基橙皮苷还能抑制胃酸分泌，具有显著的抗溃疡作用，合用维生素C及维生素K4时，其抗溃疡作用显著增强；橘皮挥发油对消化道有缓和的 作用，有助消化作用；橘皮煎剂有抗乙酰胆堿作用，其所含橙皮苷对肠道平滑肌呈双相作用，即先有短暂兴奋，然后抑制之，橘皮的多种成分对消化道有多重作用，且因消化道机能状态不同而异表现出“芳香健胃、驱风下气”，缓解“脾胃气滞”的综合功效。竹茹煎剂有很强的止呕作用。臣药生姜能促进消化液分泌，增进食欲，有镇吐作用；生姜煎剂可促进胃黏膜合成具有黏膜保护作用的内源性PG，对胰酶有抑制作用，明显降低其对淀粉酶和脂肪的消化作用，姜辣醇及姜辣烯酮对肠平滑肌有松弛作用。佐药大枣具有保肝作用，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可进一步加强甲基橙皮苷的抗溃疡作用。人参皂苷Ro及齐墩果酸对急性肝损伤均有抑制作用，人参多糖对多种实验性胃溃疡均有显著抑制作用。甘草所含甘草酸类化合物对多种原因引起的肝损伤均有保护作用；甘草甜素可明显减轻肝细胞坏死和脂肪变性，并能减轻组织间质炎症反应，抑制肝纤维再生，降低肝硬化的发生率；甘草酸及甘草次酸还能抑制自由基及过氧化脂质，表现出显著的抗氧化作用，对肝细胞死亡最终阶段的Ca2+内流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从而防止肝细胞死亡；甘草酸还能抑制磷酸脂酶A2的作用，从而稳定溶酶体膜，减少其内各种酶的释放，改善肝功能；甘草浸膏、甘草粉煎剂均表现出抗溃疡作用，能增加胃黏膜细胞的“己糖胺”成分，保护胃黏膜不受损伤；生胃酮能与胃蛋白酶结合而降低其活性，同时能促进黏液的分泌和延长胃上皮细胞的生存时间；甘草FM100可明显抑制胃酸分泌，促进胃黏膜修复，具有抗溃疡作用；甘草FM100和异甘草素等黄酮类化合物具有**堿样特异性解痉能力，并能解除氯化钡、组胺、乙酰胆堿所致的肠痉挛；甘草锌能促成纤维细胞合成纤维及基质而具抗溃疡作用；甘草次酸能明显抑制胃黏膜细胞内磷酸二酯酶的活性，从而抑制胃酸分泌。总之，甘草所含各种成分均有抗溃疡作用，并能解除胃肠道平滑肌的痉挛。

483 对神经、内分泌系统功能的影响

君药橘皮所含橙皮苷能增加肾上腺素毒性，抑制儿茶酚甲基转移酶，从而减少肾上腺素的破坏，因此可使血液中肾上腺素浓度升高，激动α受体和β受体。臣药生姜能兴奋心血管中枢及呼吸中枢，姜辣醇、姜辣烯酮具有解热、镇静、镇痛、抗惊厥作用。人参能调节中枢神经系统兴奋与与抑制过程，使紧张紊乱的神经活动得以恢复正常，对神经组织的生长及神经网络的建立有促进作用，增强神经活动过程中的灵活性，提高脑力劳动功能；能兴奋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及下丘脑－垂体－性腺轴，提高应激反应能力，促进性腺功能及甲状腺功能，促进胰岛素释放，有降血糖作用；能改善脑血液循环，抑制缺氧对海马细胞的损伤，促进脑组织蛋白质及RNA的合成，促进脑内神经递质Ach合成与释放，提高脑内DN和NA含量，人参二醇及三醇皂苷对纹状体Na+K+ATP酶均有抑制作用，人参二醇皂苷对Ca2+ATP酶有激活作用，而Mg2+ATP酶可被人参二醇皂苷兴奋，被三醇皂苷抑制；人参能增加脑血流量，改善脑供血、供氧，促进大脑合理摄取、利用葡萄糖氧化产能；能促进脑细胞发育，增加大脑皮层厚度和重量，增加海马CA3区锥体细胞上层突触数目，提高海马神经元功能；对海马突出体膜中Na+K+ATP酶活性有兴奋作用，所以能有力地促进学习和记忆能力。生姜除有中枢镇吐、解热、镇静、抗惊厥、镇痛作用外，其醇提取物能兴奋血管运动中枢、呼吸中枢。佐药大枣含丰富的钙、磷、铁和多种氨基酸，钙可降低神经肌肉的兴奋性，对神经的传导、神经肌肉的应激等均有重要作用；铁是脑内单胺氧化酶代谢中的重要元素，缺铁可使脑内单胺氧化酶活性降低、尿中去甲肾上腺素排泄量增加、神经兴奋性增高，补铁可起到镇静作用。甘草所含甘草酸静滴可提高缺血再灌注脑梗死脑线粒体ATP酶、乳酸脱氢酶活性，减轻脑水肿；甘草FM100具有镇痛、解痉及抗惊厥作用，同时能兴奋下丘脑－腺垂体－肾上腺皮质轴，而产生肾上腺皮质激素作用，从而提高了机体内分泌调节能力，使神经、内分泌功能恢复平衡，起到“扶正固本”的治疗作用。

484 对心脏、血管、血液流变学的影响

君药橘皮煎剂能增加心肌收缩力，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冠脉血流，增加心搏输出量，升高血压，其所含甲基橙皮苷能扩张冠脉血管，增加冠脉血流，直接扩张血管，降低血压；橙皮苷兴奋α、β受体，可提高心肌兴奋性，加强心肌收缩力，加快心肌传导；橘皮既含有升压成分松柏苷、紫丁香苷等，又含有降压成分腺苷、芸香苷、橙皮苷等，且这些成分并存，对血压的影响取决于所含升压与降压成分谁占优势。臣药生姜所含6姜辣醇、8姜辣醇、10姜辣醇均为强心药，能增加心肌收缩力，对血压产生一过性降低、明显升高、持续性降压三相性作用，同时生姜能影响花生四烯酸代谢，抑制TXB2、PGs的合成，减少6酮PGF1α、TXB2、PGI2的合成，因而具有抗血小板聚集作用。人参能增强心肌收缩力，增大心输出量，其所含人参总皂苷可使心肌收缩力增加，冠脉血流量增加，减慢心率；其中人参皂苷Ro等还具有抗心律失常作用，还有抗心肌缺血、降低心肌耗氧量、保护心肌的作用；人参可降低血红蛋白对缺氧的亲和力，向组织释放更多的氧；人参皂苷能抑制肌酸磷酸肌酶（CPK）活性和使PGI2/TXA2比值降低，对心肌缺血后再灌注引起的心肌损伤加重有保护作用，使心肌梗死范围缩小，抑制纤维蛋白原转化为纤维蛋白；人参总皂苷对ADP、凝血酶和花生四烯酸诱导的血小板聚集有抑制作用；人参二醇皂苷可使全血黏度下降，因而具有抗血栓形成和抗动脉硬化的作用。佐药大枣所含钙可促进心肌细胞兴奋－收缩偶联。甘草黄酮有抗心律失常作用，并有血管紧张素ⅡAT1受体样作用，同时有抑制血小板聚集和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

485 对免疫功能的影响

君药橘皮中所含黄酮类化合物能抑制人体嗜堿性白细胞释放组胺和中性白细胞释放8尿甘酸化物酶的活性，从而具有显著的抗过敏作用。臣药生姜能对抗5HT，明显改善免疫功能，升高脏器指数，提高巨噬细胞吞噬功能。人参能促进骨髓细胞有丝分裂， 骨髓造血，对体液免疫及细胞免疫都有广泛影响，不仅对正常动物，即使是免疫功能低下的动物也能提高其免疫功能，其有效成分是人参皂苷和人参多糖。人参多糖可促进网状内皮系统的吞噬功能，可诱生肿瘤坏死因子，调节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人参根和茎多糖还有抗补体活性；人参皂苷不仅能促进网状内皮系统的吞噬功能，而且可促进T、B淋巴细胞对分裂原 的淋转反应，并能增加血清特异性抗体的浓度，促进IL2的产生，提高脾脏NK细胞活性；人参三醇皂苷可促进IL1基因的表达而促进IL2的生成。佐药大枣可提高单核－吞噬细胞的吞噬功能，增强肌力和体重，大枣提取液在抗Ⅰ型变态反应中起重要作用，同时有明显的抗补体活性，能显著提高巨噬细胞吞噬功能，促进溶血素及溶血空斑，促进淋巴细胞转化，提高外周血淋巴细胞的分解；大枣多糖能促进脾细胞自发增殖反应，促进淋巴细胞分泌TNFα及IL1。甘草的多种成分对免疫功能均有影响：其中甘草酸能抑制肥大细胞脱颗粒，阻止过敏介质的释放，从而具有抗过敏作用；甘草Lx通过作用于巨噬细胞参与吞噬作用的有关酶，降低抗原量，抑制抗体产生而显示免疫抑制作用，对过敏性休克具有保护作用；甘草酸还能增加脾脏和胸腺重量，增强网状内皮系统的活性，并能显著提高抗体的产生；甘草多糖则为淋巴细胞的一种新的分裂原，提高网状内皮系统和单核细胞吞噬功能，诱导巨噬细胞NO的产生；甘草次酸能升高淋巴细胞比率，甘草甜素能抑制肥大细胞释放组胺，增强ConA诱导的淋巴细胞分泌IL2能力。

综上所述，该方剂既可增强体液、细胞、非特异性免疫功能，又具有抗过敏作用。

486 抗炎、抗氧化损伤及抗应激作用

君药橘皮所含橙皮苷和甲基橙皮苷对各种原因所致血管通透性增加均有抑制作用，橙皮苷对肉芽肿反应也有抑制作用；橙皮苷可完全抑制脂质过氧化物形成，特别是对心肌感染及动脉硬化患者的脂质过氧化物形成有抑制作用。臣药生姜有对抗5HT作用，对炎症的早期、晚期均有明显抑制作用，可清除超氧阴离子及羟自由基，抑制H2O2所致溶血，抑制肝脂质过氧化。人参含有多种抗氧化物质，其所含麦芽醇、水杨酸、香草酸等均有明显的抗氧化作用，麦芽醇不仅能捕捉自由基，具有抗氧化作用，还可以降低膜蛋白分子中巯基的外露，从而可稳定膜蛋白结构；人参乙炔类化合物均可降低血清及肝中丙二醛的含量，抑制微粒体质脂过氧化反应；人参根或茎叶皂苷均能增强血清SOD和过氧化氢酶（CAT）活性，并降低脂质过氧化物的含量；人参皂苷能抑制自由基对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人参二醇皂苷能抑制自由基对心肌细胞的损伤；同时人参水煎剂具有抗疲劳、抗应激、抗辐射、抗衰老作用；人参无直接抗炎作用，但能兴奋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使大量皮质激素分泌，从而发挥强大的抗炎作用，对急、慢性炎症均有显著抑制作用。佐药甘草具有保泰松或氢化可的松样抗炎作用，同时对炎症的Ⅰ、Ⅱ、Ⅲ期均有抑制作用，对变态反应性炎症如Arthus现象及Schwartzman反应等均有抑制作用；甘草酸及甘草次酸能抑制自由基生成及过氧化脂质生成，甘草所含6羟基香豆酮也有抗氧化作用；同时甘草能兴奋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使大量的皮质激素分泌，从而发挥强大的抗炎作用。大枣所含大枣多糖有清除自由基的作用，对全血化学发光中活性氧的清除能力最强，同时能提高血浆、脑及肝中SOD及CAT活力，具有显著的抗氧化作用。

49 各家论述

1《医方考》：橘皮平其气，竹茹清其热，甘草和其逆，人参补其虚，生姜正其胃，大枣益其脾。

2《成方切用》：此胃虚而冲逆为哕，然非真元衰弱之比，故以参、甘培胃中元气，而以橘皮、竹茹，一寒一温，下其上逆之气，以姜、枣宣其上焦，使胸中之阳渐畅而下达，谓上焦因受气于中焦，而中焦亦禀承于上焦，上焦既宣，则中气自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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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歌诀

橘皮竹茹治呕逆，人参甘草枣姜益，胃虚有热失和降，久病之后更相宜。[4]

411 出处

《金匮要略方论》卷中

5 《严氏济生方》卷二方之橘皮竹茹汤 51 橘皮竹茹汤的别名

麦门冬竹茹汤（《古今医统大全》卷二十七）。

济生橘皮竹茹汤[3]。

52 处方

赤茯苓、橘皮、枇杷叶（去毛）、麦门冬、竹茹、半夏（汤洗七次）各一两，人参、炙甘草各半两[3]。

赤茯苓（去皮）1两，橘皮（去白）1两，枇杷叶（拭去毛）1两，麦门冬（去心）1两，青竹茹1两，半夏（汤洗7次）1两，人参半两，甘草（炙）半两。

53 功能主治

《严氏济生方》卷二方之橘皮竹茹汤主治胃热多渴，呕哕不食。体强新病，未经苦寒攻下，或误投热药滞药，脉见洪数滑实，呃逆声重相连者。

橘皮竹茹汤治胃热多渴，呕哕不食[3]。

54 橘皮竹茹汤的用法用量

为粗末，每服四钱，加生姜五片，水煎服[3]。

55 各家论述

《医方集解》：此足阳明药也。胃火上冲，肝胆之火助之，肺金之气不得下降，故呕。竹茹、枇杷叶、麦门冬皆能清肺而和胃，肺金清则肝气亦平矣；二陈所以散逆气；赤茯苓所以降心火；生姜呕家之圣药；久病虚羸，故以人参、甘草、大枣扶其胃气也。

56 出处

《严氏济生方》卷二

6 《医宗金鉴》卷六十二方之橘皮竹茹汤 61 处方

橘红2钱，竹茹3钱，生姜1钱，柿蒂7个，人参1钱，黄连1钱。

62 功能主治

《医宗金鉴》卷六十二方之橘皮竹茹汤主治溃疡，胃火上逆气冲，以致时时呃逆，身热烦渴，口干唇焦，此热呃也。

63 橘皮竹茹汤的用法用量

水2钟，煎8分，空心温服。

64 出处

《医宗金鉴》卷六十二

7 《麻症集成》卷四方之橘皮竹茹汤 71 组成

竹茹、麦冬、建曲、鲜斛、炙草、橘红、沙参、谷芽、茯苓、杷叶。

72 主治

麻疹胃虚羸瘦，呕逆不已。

73 橘皮竹茹汤的用法用量

加生姜，水煎服。

74 出处

《麻症集成》卷四

8 《寿世保元》卷三方之橘皮竹茹汤 81 组成

陈皮三分，人参二钱，炙甘草、竹茹、柿蒂各一钱，丁香五分[3]。

陈皮（去白）3分，人参2钱，甘草（炙）1钱，竹茹1钱，柿蒂1钱，丁香5分。

82 主治

《寿世保元》卷三方之橘皮竹茹汤主治因吐利后，胃虚膈热而呃逆者。

橘皮竹茹汤治胃虚膈热而致的呃逆[3]。

83 橘皮竹茹汤的用法用量

为末，加生姜五片、大枣二枚，水煎服[3]。

上锉1剂。加生姜5片，大枣2枚，水煎，温服。

84 加减法

如身热作渴，去丁香，加柴胡、黄芩[3]

身热发渴，加柴胡、黄芩，去丁香。

85 出处

《寿世保元》卷三

9 《类证活人书》卷十六方之橘皮竹茹汤 91 方名

橘皮竹茹汤

92 组成

橘皮2两，竹茹1升，甘草2两（炙），人参半两，半夏1两（汤洗）。

93 主治

《类证活人书》卷十六方之橘皮竹茹汤主治哕逆，呃逆，妊娠恶阻。

94 橘皮竹茹汤的用法用量

每服5钱，加生姜6片，大枣1枚，以水2大盏，煎至1盏，去滓温服，日3次。

95 制备方法

上锉如麻豆大。

96 出处

先秦时期的哲学在讨论天人关系时有多种观点。《内经》结合医疗实际，提出人与天地相应的论断，强调人与生存环境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思想尽管也有把天地和人体外部形象作牵强比附的不足一面，但其积极意义在于把四时气候、地理环境和人体健康紧密相连。可见，中医早期的理论体系既把人体内外看成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又把人与自然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种整体观正是中医理论的基本特点。

在今存的《内经》、《难经》中,还广泛讨论了疾病预防，具体疾病的病因、病机及诊断，脉学、治则、药性理论，方剂配伍原则，腧穴、针刺方法等内容，总结了秦汉以前的诸多医学成就，同时又为后世临证治疗提供了启示和理论依据。中医基础理论形成于秦汉，是中国医史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推动了此后在理论指导下的中医临床各方面的发展。 在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史上,除中医学之外，还存在着西夏、契丹、回鹘、彝、傣、维吾尔、朝鲜、蒙古、藏等多种少数民族医学。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促进。

西汉张骞通西域以来，西域的许多药物(胡桃、石榴、红花等)传入内地。中医书中，吸收了少数民族丰富的医疗经验。例如唐代的《千金要方》、《外台秘要》中，就有许多少数民族的经验医方。五代郑虔的《胡本草》、明代兰茂的《滇南本草》等，更是集中反映了少数民族用药经验。

少数民族医学家用汉文撰写的医药书，实际上已成了中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元代蒙古族医药学家忽思慧的《饮膳正要》、沙图穆苏的《瑞竹堂经验方》等，均反映了蒙古族医学的经验，其中又汲取了中医学的理论和经验，使之融为一体。

中国各少数民族医学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也充分注意汲取汉族或国外的医学知识。

近代出土的西夏医学文献表明，西夏医学除以党项族医疗经验为主之外，还糅合了汉族医学及古印度医学的若干理论内容。

维吾尔族医学中含有汉族医学、阿拉伯医学、波斯医学、古印度医学和藏医学的内容。其理论体系中包括五行(金、木、水、火、土)、四元素(土、水、火、风)和四体液(胆液质、血液质、黏液质、黑胆质)的内容就是一个明证。

朝鲜族医学中含有四象学说(认为人有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四种类型)及该学说与脏腑、表里寒热理论相结合的辨证理论体系。

蒙古族医学汲取藏族医学、汉族医学的成分，在其独特的理论体系中包括了三根(赫依、希拉、巴达干)、阴阳、六因辨证、五大元素等学说。

藏族医学的形成，也与汉族医学和古印度吠陀医学有关。《西藏王统记》记载，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去了医方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这批医书后译成藏文，取名《医学大典》(藏名《门杰亲莫》)。 中国传统医学广泛地汲取了世界各民族的医药经验以充实自己。

中国的药物有一部分就是外来之品，如胡椒、槟榔、沉香、乳香、丁香等。在唐宋繁盛的对外贸易活动中，大量的外来香药输入中国。福建晋江出土的宋代沉船中，就有大批外来药物。唐代《新修本草》中，将多种外来药正式著录。当时西方的万用药底野迦就是此时被记入中国本草的。五代时波斯裔学者李珣所撰《海药本草》，含有丰富的外来药物知识。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中，首次介绍了金鸡纳等西洋药物。这些外来药物及用药经验已成为中医学的一部分。

在医方书中，外来的医方也屡见不鲜。如《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书中记有较多的印度、高丽、波斯等国的医方。元末明初编撰的《回回药方》，集中向中国介绍了阿拉伯医药经验。医疗技术的传入主要体现在制药技术方面，如阿维森纳创用的金银箔衣丸，在宋代已有运用。与此同时，西方的制作蔷薇水的蒸馏技术也传入中国。相对而言，外来的医学理论很少传入中国并对中医产生影响的较少。

同样，中医学外传也对世界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的炼丹术在8世纪前已传入阿拉伯，对世界制药化学影响深远。脉学知识也被阿维森纳《医典》收录。大量外来药输入的同时，中国的川芎、白芷等药也输往海外。元代中国与阿拉伯的医学交流尤为广泛。当时波斯国(今伊朗)学者拉希德·丁·哈达尼(Rashidal Dinal Hamdāni 1247～1318)编纂的《伊儿汗的中国科学宝藏》中，包括了中医学的脉学、解剖、妇产、药物等多方面的知识，并附有脏腑和诊脉部位图。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将人参、大黄、麝香、茯苓等药传至海外。清代人痘接种术外传欧洲，对牛痘的发明有直接的影响。而中国与日本、朝鲜、越南、印度等国的医药交流更为密切。

中国和日本在隋代以前就有交流。自公元562年吴人知聪携《明堂图》等医书到日本之后，中国历代主要医药书籍无不迅速传至日本。例如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891年)记载的中医书已达163部、1309卷。唐代日本的遣唐使及僧侣的往来，是医药书籍传入日本的主要途径。鉴真东渡也带去了中国的医药知识。中医书传入日本，对其医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多种在中国失传的医籍(或其内容)在日本国保存下来，以后又陆续传回中国，为中医发展做出贡献。如《新修本草》、《小品方》等，均在日本存有残卷。丹波康赖的《医心方》(982年)，汇辑了中国隋唐以前200余家方书，其中引用的许多医书在中国早已失传。日本大宝元年(701年)颁布的《大宝律令》中，引进了中国唐代的医事制度、医学教育方式等。公元1168年，日僧荣西携茶种归国，又著《吃茶养生记》，开日本饮茶风气之先。某些古代中国出现的重要医学学派，也在日本有深刻的影响(如李东垣、朱丹溪等)。中医学传入日本，为日本传统医学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和朝鲜的医学交流有着很长的历史，魏晋南北朝的医书中已多处提到高句丽的炼丹术和方剂、药物。高丽大量刊行中国医书，保存了许多中医古籍。北宋时中国保存的《黄帝针经》(即《灵枢》)已残缺不全，正是依靠高丽所藏的全本，才使该书在中国重新流传。元明两代朝鲜数次派遣医官来华切磋医学，并将讨论的内容整理成书(如《朝鲜医学问答》、《医学疑问》、《高丽质问录》等)，成为中朝医学交流的宝贵史料。朝鲜医家编撰的名著《医方类聚》(1445年)、《东医宝鉴》(1596年)中，辑录了众多的中国传统医学资料。

古代中国和越南的药物和医术交流十分频繁。越南的一些医学著作，多采用或参考中医的文献。如清乾隆年间越南名医黎有卓的《海上医宗心领》中，采用了《内经》的理论以及桂枝汤等医方。越南的医书(如陈元陶《菊草遗草》、阮之新《药草新编》)也曾在中国流传。

中国和印度两国以佛教为桥梁，进行了广泛的文化和医药交流。《隋书·经籍志》中著录的印度医书译本就有12种。印度医僧在中国传扬佛法时，也将印度医术带进中国。现存的晋唐间医书中，还可以见到印度医学四大学说的内容，以及耆婆等印度医家的医方、按摩术、养生术等内容。印度医学对汉族医学影响最大的是眼科。《外台秘要》转载陇上道人的《天竺经论眼》中，明确提到曾得到西国胡僧传授。金针拨内障术最初来自印度，给唐代士大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藏医学中汲取了印度医学中的三元素、七种物质、三种排泄物以及药物的六味八性十七效等内容。中国的药物(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麻黄、细辛等)也传入印度，被印度人称之为神州上药。 在宋代印刷医书之前，医书的传播主要靠手抄。汉魏以前的医书写录在竹简木牍和缣帛(丝织品)上。1973年湖南长沙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医书就是这一类的医书实物。

造纸术发明以后，医书逐渐用纸书写，采用卷轴形式，即所谓卷子本医书。近代敦煌出土的医书多为这种类型的实物。晋代、南北朝乃至隋唐的医书基本上都是卷子本。此外，也有将医方刻石以广为流传的例子(如洛阳龙门石窟的唐代医方)。

北宋时，医书开始广泛地采用雕版印刷，促进了医书的校勘整理和传播，医籍由卷轴式变为如今所见的册页式。以后在近现代虽有石印、铅印等新印刷技术出现，但仍未改变医书的基本形式。 最早的三品分类(简单的功效分类法)首见于《神农本草经》。从南北朝《本草经集注》开始，按药物的自然属性(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谷等)分类盛行，被此后主要本草文献采用。该书诸病通用药以病名类药，为临床用药提供了方便。

药物分类思想常影响到具体药物的归属或各类药物在本草书中的编排顺序，如陶弘景受道家炼丹服石影响，把矿物药置于书前；李时珍《本草纲目》按从微至巨从贱至贵编排各类药，并认为人是最高贵的，故以人部殿后。

金元时期及以后，药物分类已具备按药物性质(性味)、作用(功能主治)、作用部位(脏腑经络)、作用趋势(升降浮沉)、作用强度(猛将、次将)、药用部位(根茎花果)及所治疾病等多种分类法。《本草纲目》的二级分类(按自然属性)科学性较强，在古代最受重视。 明代末期，医学经典著作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清乾嘉年间考据风气盛行，将注释、阐发乃至辑佚古代经典医著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清代黄元御尊岐伯、黄帝、扁鹊、张仲景为四圣，因此他特别重视《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研究。他的这一思想，是当时一批尊经尚古医家的代表。综观明清时对古典医籍的研究，除黄元御提到的几种之外，还有《神农本草经》，都是汉代以前的著作，由此可见当时崇古学风之一斑。

《内经》是中医基础理论方面的经典著作。梁代全元起、唐代王冰等曾分别将《素问》予以注释。此后七八百年间，很少有高质量的《内经》注本。明代吴昆的《素问吴注》多从临症出发，理论联系实际；马莳、张志聪二人均全注《素问》、《灵枢》，马莳擅长针灸，故所注《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