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为汉长沙国首府临湘县所在地。该墓地曾被讹传为五代十国时楚王马殷的墓地，故称马王堆；又曾被附会为长沙王刘发埋葬其母程、唐二姬的“双女”。

在文物清理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枚印章，上面刻着“妾辛追”几个字，说明墓主人的名字叫辛追。另外在一些随葬器物上，印有“軑侯家丞”和“軑侯家”的字样。根据史书记载，軑侯是西汉初年的一个侯爵，曾在长沙国担任丞相。由此基本确定墓葬的年代属于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轪侯利仓及其家属的墓葬。据《史记》和《汉书》记载，长沙相利仓于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卒。

根据漆器款识、封泥、印章等推断，一号墓发现年约50岁左右的女性尸体，墓内又出“妾辛追”骨质印章，墓主为利苍之妻；二号墓发现“长沙丞相”、“轪侯之印”和“利苍” 3颗印章，表明该墓的墓主为利苍本人；三号墓墓主遗骸属30多岁的男性，是利苍之子， 三号墓共出土随葬器物1000余件，主要名单如下： 简牍，共计610支，部分残简出土于封土之中，著作内容可分为医术（200支）和遣策（410支）两部分； 兵器，共计38件，其中有弓4件、弩2件、矢和矢箙（共计24支，685厘米的12支，其余为824厘米）、兵器架1件、木剑3柄、戈1件、矛1件等； 乐器，瑟1件，竽1件，琴1件，疑似为萧的乐器2件； 纺织品，其中包括著名的帛书和4幅帛画，帛画分4幅，一副为T字形，通长233米，上部宽141米，下部宽050米，内容与一号墓出土的帛画答题类似；一副为长方形，长212米，宽094米，所画内容为车马仪仗场面；另两幅有所破损，其中一副已经破损到无法辨别原画主题是什么，另一幅有所破损，但尚可看清所画内容。帛书出土时有所粘连，宽度为18厘米，每行宽约6-7毫米，字体的方向与帛的纬线方向一致，字体大多数为早期隶书，少数为篆书，根据字迹来看出自多人之手，其中的内容有《易经》、《老子》、《战国策》、部分天文历法五行占卜方面的著作等，以及两幅地图，其中文字记载部分与现传内容有大量出入。其他纺织品主要有绢、罗、纱、锦和绣等； 漆器，共有316件，鼎（共6件），盒，壶，钫，盆，盘（共68件），巵，匕，勺，耳杯（共174件），耳杯盒，奁，匜，案，几，屏风，箕等，大多为木胎，部分漆器上有字； 木俑，共计104件，其中有着衣歌舞俑和乐俑共计17件，着衣侍俑8件，雕衣俑4件，彩绘俑73件； 竹笥，共计50个，出土时已严重腐朽，其中38件当中盛有被做成食物的动物遗骸、水果、谷物等，2件盛有中草药，剩下8件盛有丝织品（丝织品大多已残或朽）； 博具，共计1套，保存状况与史料记载基本相同； 刷子2件，铜镜2件，角镜1件，角梳2件，角篦2件，木梳2件，木篦2件，环首铁削1件，三角形纹陶熏炉2件。 马王堆汉墓两千多年来从未被盗，保存完好，因此出土了大量的文物，保存较好的1号墓和3号墓，随葬品都置于棺房周围的4个边箱之中，主要有满盛衣物、食品和药材等物的竹笥、漆器、木俑、乐器、竹木器和陶器，以及“遣策”竹简，均达1000余件。两墓的锦饰内棺上都覆盖彩绘帛画。3号墓还随葬有帛书和兵器。

一号墓出土的历两千年不腐的神奇女尸及三号墓出土的大量帛书文献，为西汉初期历史考证提供了翔实的资料，震惊了世界。出土时，一号墓由于用白膏泥密封好，因此女尸历经二千年仍保存完好，被发现时，曾有气体喷出燃烧，但由于没及时收集气体，不知具体成份，成了千年女湿尸仍保存完好的难解之谜。

漆器木俑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共约500件，计1号墓184件，3号墓316件。这是各地发现汉代漆器中数量最多、保存最好的一批。器类主要有鼎、匕、盒、壶、钫、卮、耳杯、盘、奁、案、几和屏风等。漆耳杯占漆器总数的一半以上。漆器大部分是木胎，只有少数奁和卮是夹胎。装饰花纹多为漆绘的红、黑和灰绿等色。纹样则以几何纹为主，龙凤纹和草纹为辅。不少漆器有“成市□”戳记，说明是由成都官府作坊制造的。一号墓出土了大量陪葬用漆器，如杯、盘、化妆盒等，杯盘内底上写有“君幸食”、“君幸酒”字样，还有注明器物容量的。外表光亮如新，足见汉初漆器制造工业之精。

此外，1号、3号两墓分别出土100多件木俑和30多个盛放肉食品、谷物、果品和香料的竹笥。

“遣策”竹简

详细记载了1号和3号两墓随葬品的情况，是目前发现的同类竹简中最完整的两批。1号墓出土312枚，3号墓出土410枚，内容均为逐件记录随葬物品的名称、 数量和各种物品的分类小计。1号墓“遣策”竹简所列器物清单的大概顺序是：用漆木制九鼎、七鼎和三鼎、二鼎盛放的各种羹，用竹笥盛放的肉食品（包括禽、蛋和鱼类），用陶器盛放的酱和酒，用布囊盛放的粮食，以及漆木器具、梳妆用品、丝织衣物、乐器、扇、席和土质、木质的，但没有提到尸体的衣衾和相当数量的木俑。简文所载与墓内所出实物虽有一定的出入，但两相符合者仍然较多，因而根据简文便可确定某些器物的名称。3号墓所出“遣策”竹简，除大部分内容与1号墓相同外，还记载有车骑、乐舞、童仆等侍从，包括所持仪仗、兵器和乐器等物，这些都能同出土的木俑及棺房两壁的帛画大体对照起来。

帛画

主条目：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

创作时间均为汉文帝（前202～前157）时期，是迄今发现的汉代最早的独幅绘画作品。

一号墓内棺覆盖了一幅精美的T型帛画，画面上中下三部分分别表现了天上、人间与地下的场景，体现了当地的传统习俗，学者们最初认为这幅帛画的作用是接引死者走向天国，但因为后来发现此观念在当时仍不算普及，反而可能是根据当地传统习俗招魂仪式所做，希望死者死后灵魂不会消散。

1号墓和3号墓内棺上的彩绘帛画，保存完整，色彩鲜艳，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两幅帛画的构图基本一致，全长2米许，均作“T”字形，下垂的四角有穗，顶端系带以供张举，应是当时葬仪中必备的旌幡。画面上段绘日、月、升龙和蛇身神人等图形，象征着天上境界；下段绘交龙穿璧图案，以及墓主出行、宴飨等场面。整个主题思想是“引魂升天”。有人认为，“遣策”简文中的“非衣一长丈二尺”，即指这种帛画。两墓帛画的主要差别在于墓主形象，1号墓为女性，3号墓为男性。3号墓棺房悬挂的帛画，西壁保存较好，长212米，宽094米，绘车马仪仗图像，画面尚存一百多人像、几百匹马和数十辆车；东壁的帛画残破严重，所绘似为墓主生活场面。

纺织品和衣物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各种丝织品和衣物，年代早，数量大，品种多，保存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史料。1号墓边箱出土的织物，大部分放在几个竹笥之中，除15件相当完整的单、夹绵袍及裙、袜、手套、 香囊和巾、袱外， 还有46卷单幅的绢、纱、绮、罗、锦和绣品，都以荻茎为骨干卷扎整齐，以象征成匹的缯帛。3号墓出土的丝织品和衣物，大部分已残破不成形，品种与1号墓大致相同，但锦的花色较多。最能反映汉代纺织技术发展状况的是素纱和绒圈锦。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重不到1两，是当时缫纺技术发展程度的标志。用作衣物缘饰的绒圈锦，纹样具立体效果，需要双经轴机构的复杂提花机制织，其发现证明绒类织物是中国最早发明创造的，从而否定了过去误认为唐代以后才有或从国外传入的说法。而印花敷彩纱的发现，是中国首次发现的古代印花丝织品实物，表明当时在印染工艺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保存较好的麻布，发现于1号墓的尸体包裹之中，系用苎麻或大麻织成，仍具相当的韧性。

帛书和医简

主条目：马王堆帛书

马王堆汉墓三号墓发现了大批帛书和两卷医简，均出自3号墓东边箱的长方形漆盒中。帛书大部分写在宽48厘米的整幅帛上，折叠成长方形；少部分书写在宽24厘米的半幅帛上，用木条将其卷起。出土时都已严重破损，经整理，知共有28件，12余万字。其中除《周易》、《老子》、《战国纵横家书》有今本传世外，绝大多数是古佚书，内容涉及思想、军事、天文、医学、地理等各领域，此外还有两幅古地图。这是中国考古学上继汉代发现“孔府壁中书”、晋代发现“汲冢竹书”、清末发现敦煌藏经洞经卷文书之后的古代典籍资料的又一次重大发现，在古文献学和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非凡的价值和意义。

根据书中字体、避讳、纪年以及墓葬年代（前168）考订，帛书大体分作两类。抄写时间较早的一类在秦汉之际所写，理由是字体近篆书，又不避汉高祖刘邦讳；抄写时间较晚的一类为汉初至汉文帝初年所写，理由是字体为隶书，讳“邦”为“国”，但不避汉惠帝刘盈和汉文帝刘恒讳。帛书中的一部分用朱砂画有行格，留有天地头（指书页上下两端的空白处，上边的叫天头，下边的叫地头），各篇前后留有相当于“赘简”的空白等，与出土的汉代竹简形制基本一致。

帛书包括《易》、《老子》、《战国纵横家书》、《养生方》等汉初学术与方术文献，其中《易》与《老子》都与今本有较大的区别，被认为是这些书正式定本之前流行的传抄版本之一，大量的方术文献有助于了解汉初的占卜、星相、医术、房中术等内容。

此外马王堆道家文献出土之丰富，也可证实老学及黄老之学的主导地位。马王堆出土的这批珍贵帛书，确实是“道家学派的资料汇编”①。《老子》甲、乙本及《黄帝四经》之震撼学坛固不用说，新近帛书《系辞》之全文公布，可以看出它是现存最早的道家抄本②，而其他《易》说类的佚书《二三子问》、《易之义》、《要》及《缪和》、《昭力》等，则全都渗透着浓厚的黄老思想。帛书的字体接近于汉隶，而别具一格，被书界称为“马王堆体”。

《老子》甲本和卷后4篇佚书合抄为一个长卷，字体近篆体，共465行，每行约30字；《老子》乙本和卷前篇佚书合抄在一幅整帛上，以隶书书写，共252行，每行0字～70余字不等，抄写时代晚于甲本。种写本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次序与通行本相反。通行本分作81章，帛书《老子》乙本不分章，甲本某些段落前有圆点标志，章次均与通行本有不同之处，如通行本第4章在第22章之前，第41章在第40章之前，第80章、第81章在第67章之前等。经学者反复研究，认为此甲本、乙本《老子》帛书顺序较通行本更为合理。《老子》甲本卷后佚书没有篇题，学者们按内容将其分为4个部分，并定名为《五行》、《九主》、《明君》、《德圣》。《老子》乙本卷前4篇佚书原来就有篇，题为《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前2篇又包括若干小的篇章，主要是讲刑名和阴阳刑德之说。有人认为乙本中的这4篇佚书就是《汉书·艺文志》中久已失传的《黄帝四经》，因汉文帝时崇尚黄老之学，所以把《黄帝四经》和《老子》合抄为一卷。又因《十六经》中记载了关于黄帝的神话以及他的大臣力黑（即力牧）、阉冉、果童、太山稽等人的事迹和相互对答之词，于是部分学者认为它可能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黄帝君臣》10篇或列入兵阴阳类的《力牧》15篇有关。帛书《周易》由《经》（即64卦）和6篇传（《二三子问》、《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组成，其卦辞、爻辞与今本大体相同，但是64卦的次序则大相径庭，帛书64卦的排列次序更为简单原始。

帛书史书类有《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春秋事f语》全书16章，约3000字，所载史事除第二章中的燕晋战争未见于史籍，其他史事均可按史籍核定年代，部分内容可以和《春秋》三传、《国语》等古籍相参引。从其行文风格看，记事简约，其中多有当事人的谈话和后人评说，保存了许多未见于世的史料。《战国纵横家书》分为27章，共11200余字，其中第十一章见于《史记》和《战国策》，是十分珍贵的关于战国后期的历史资料。

帛书医书类共有10种，均无篇题。整理者按其内容分别命名为《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导引图》、《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帛书医书反映了我国古代的医学成就，是不可多得的珍稀古籍。例如其中的《五十二病方》比《黄帝内经》成书年代还要早，书中记载了52种疾病，提到了100多种疾病的名称，载药方280多个，所用药物240多种，是中国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方剂，也成为了一份非常珍贵的医学遗产。

帛书术数类亦无篇题，整理者按其内容命名为《隶书阴阳五行》、《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图文并茂）、《式法》、《出行占》、《木人占》、《相马经》等，皆为久已失传的古书。这批珍稀古籍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术数、自然科学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如《天文气象杂占》中记载的彗星现象比西方早了1000年。

帛书兵书类有甲、乙、丙3种《刑德》。帛书中还整理出帛图，有《导引图》、《街坊图》、《驻军图》、《丧服图》、《太一将行图》、《天文气象杂占图》等。最让人惊喜的是帛图之中还发现了几幅地图，研究者将其中3幅地图分别命名为《长沙南部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和园寝图》，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早、具有一定科学水准的大比例实用彩色地图。

医书简两卷200支，一卷内容与《黄帝内经》相似，讲的是养生之道，另一卷则为房中术，其中《养生方》、《合阴阳方》、《十问》、《天下至道谈》等，涉及到性保健和优生学、养生学。如《十问》第八问中，禹问师葵治神气之道，因禹治天下操劳伤神，失去性功能，因而“家大乱”。得师葵治神气之道后，性功能恢复，从而“安后姚，家乃复宁”，说明研求房中之道，可以和睦夫妇关系，增进健康。《天下至道谈》中“七损”、“八益”之说，是对中国房室养生学理论的重大贡献，该理论对于房中养生保健来说，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马王堆古墓出土简帛目录六艺　《周易》、《丧服图》、《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　　诸子　　《老子》甲本(附佚书3篇)、《老子》乙本 《九主图》、《皇帝书》。　　兵书《刑德》甲、乙、丙3种。　　数术　　《篆书阴阳五行》、《隶书阴阳五行》、《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出行占》、《木人占》、《符箓》、《神图》、《筑城图》、《园寝图》、《相马经》。　　方术　　《五十二病方》(附佚书4篇)、《胎产图》、《养生图》、《杂疗方》、《导引图》（附佚书2篇）。　　地图　　《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　　（注：以上表格和帛书的来源）

乐器

马王堆汉墓的乐器，1号墓出土有二十五弦瑟，是发现的唯一完整的西汉初期瑟，也是中国目前出土的所属时间最早也是最完整的弦乐器，还出土二十二管竽和一套竽律。3号墓除出土瑟、竽外，又有七弦琴和六孔箫。这些都是首次发现的西汉实物。12支一套的竽律管，分别标明汉初的律名，为探讨中国早期律制增添了物证。

千年女尸

一号汉墓出土的女尸，时逾2100多年，形体完整，全身润泽，部分关节可活动，软结缔组织尚有弹性，几乎与新鲜尸体相似。它既不同于木乃伊，又不同于尸腊和泥炭鞣尸。是一具特殊类型的尸体，是防腐学上的奇迹，震惊世界，吸引不少学者、游人观光。女尸经解剖后，躯体和内脏器官均陈列在一间特殊设计的地下室内（汉墓陈列馆现设在湖南省博物馆院内）。

从最早发掘的一号墓中出土了一具保存完好的女尸，据考证为利苍的妻子辛追，年龄约五十岁左右，出土时软组织有弹性，关节能活动，血管清晰可见，为世界考古史上前所未见的不腐湿尸，此后将此类古尸命名为马王堆尸。尸体经湖南医学院专家解剖后保存在湖南省博物馆，现已不向游客开放，但曾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数千万计的游客。

1号墓的女尸经病理解剖表明，虽然经历了2100年，身体各部位和内脏器官的外形仍相当完整，并且结缔组织、肌肉组织和软骨等细微结构也保存较好，这在世界尸体保存记录中是十分罕见的。

临床医学检验表明，死者生前患有冠心病、多发性胆石症，以及全身性动脉粥样硬化症、血吸虫病等多种病变，为研究尸体的保存以及古组织学、古病理学、古代疾病史和中国医学发展史，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资料。而病理解剖时，在女尸肠道中发现的甜瓜籽也揭示了辛追的真正死因－－食用甜瓜引起多种并发症，最终导致的心绞痛，让这位享尽荣华富贵的老妇人撒手西寰。

女尸身着丝绵袍和麻布单衣，足登青丝履，面盖酱色锦帕，并且用丝带将两臂和两脚系缚起来。然后包裹18层丝、麻衣衾，捆扎9道组带，又覆盖两件丝绵袍。女尸出土时，浸泡在约80公升的无色透明棺液之中（出土不久变成棕**）。关于这种液体到底是不是防腐剂，由何而来有不同的说明。考古学家发现其中有乙醇等酸性液体，怀疑用了酒精，可能当时确实有防腐剂，也可能是在尸体出殡时盛放冰块，或用香汤沐浴，擦拭身体，而留下的。尸体重量却比原先轻了一半，于是有人认为这是尸体自身的水分。但此种发现经过考证并不可能，因为那些棺液总共80斤，而尸体也只有80斤。不可能释放等同身体重量的尸水。

关于这些液体的真实来源，仍旧是未解之谜。

早在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时，就曾经向中方讨要过马王堆汉墓女尸作为国礼，但当时引起了周总理的警觉，予以拒绝。而日方退而求其次，多次讨要女尸的头发以便进行研究，均被中方拒绝。

“沉睡了两千多年的辛追遗体保护良好，皮肤仍有弹性，关节还可以活动，软骨组织用肉眼就能看清。X光片显示，老太太的骨质比现在60岁的正常人还好。”7日，湖南省博物馆和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联合公布了出土30年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女主人保存情况的“体检报告”。

湖南省博物馆馆长陈建明在7日召开的“马王堆汉墓发掘三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说，2002年6月，湖南省博物馆计划将辛追遗体搬迁到新的陈列大楼，为了保证搬迁工作的顺利进行，并为以后进一步做好保护工作提供科学依据，经湖南省人民政府同意，特请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专家对女尸做了全面系统的检查和评估。

这份“体检报告”指出，通过气相色谱和高效液相色谱等方法对30年来所使用的保存液的化学成分进行了系统分析，还从单独保存的女尸消化系统，泌尿生殖系统、硬脑膜及女尸保存液和有机玻璃棺内采集可疑霉斑作了细菌和霉菌培养，所检对象均无细菌生长，也没有分离出霉菌。

在无菌条件下，还取女尸右小腿前面皮肤、小腿肌肉组织、肝组织、分别用光学显微镜和电子显微镜观察，发现大部分结构与30年前的检查结果基本一致。

尤其令人意外的是，女尸的骨结构基本正常，30年前注入血管的造影剂依然清晰可见，古尸体的外形、肤色无明显变化，皮肤仍具有弹性。这些结果表明，以前使用的保护方法是成功的。

辛追遗体已经搬到湖南省博物馆新的陈列大楼为其量身定做的“地下寝宫”。“地下寝宫”距离地面8米，恒温恒湿，模仿当年出土时原状修建，置放着大型棺椁，周围还有墓坑模型，接近“老太太”当年沉睡两千多年的地下环境。

尽管如此，“体检报告”还表示了一些担忧。罗学港教授对记者说，已故的周恩来总理希望将马王堆女尸至少保存200年，但现还只保护了30年，如何在将来的17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防止蛋白质降解，防止骨组织脱钙、防止组织细胞水肿或脱水等，是马王堆汉墓女尸保护所面临的艰巨课题。

陈建明说，“下一步，我们将加强科技保护的力量，与医学界合作，定期对女尸进行检测和科学研究。”

从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史记》中的《扁鹊仓公列传》来看， 扁鹊是出现在我国正史上的第一位医家，有“神医”之名。 但细究史料就会发现，关于“扁鹊”的记载真假难辨。

扁鹊治疗赵简子不幸病症、巧医虢太子“尸厥症”、望齐桓侯之疾、在咸阳遭秦太医李醯妒忌杀害等事迹的时间横跨三百多年，而且他的行医足迹遍及如今的山东、河北、河南、陕西等地。

这些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关于扁鹊到底是不是真人，历来争议颇多。

为了力求客观严谨，2017年修订的中学 历史 课本去掉了关于扁鹊的介绍，考古却有了新的发现。2013年四川成都的老官山汉墓出土了9部医书竹简，专家们研究数年后发现， 其中就有失传2000多年的扁鹊医派的典籍。 广大网友看到新闻后不禁惊呼： 神医真的存在！

被 历史 教科书“除名”的“扁鹊”其实是指 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医秦越人（秦少齐）， 他与华佗、张仲景、孙思邈和李时珍一起并称我国古代五大医学家，后世尊为“医祖”。

相传他创立了“望、闻、间、切”四诊法，奠定了我国中医理论的基础。

综合分析《史记》《战国策》《说苑》等众说纷纭的古籍记载来看， “扁鹊”这个称号更像是以秦越人为代表的一些医术高明的医家及其弟子的总称。

他们的行医足迹遍布各地，“随俗为变”，作为医、药、技全科精专的“神医扁鹊”而名扬天下。

相传秦越人亡故以后，由于他亲撰的遗作散佚，弟子为了纪念老师，把所做的《难经》冠以了“扁鹊”之名。 “扁鹊到底是谁” 之谜由此愈发扑朔迷离，争论不休之下，这个 历史 人物就从中学生的课本里消失了。

从传世典籍来看， 扁鹊及其传人堪称中医史上的第一医学学派，在战国、秦汉时期产生过不小的 社会 影响。 早期的扁鹊医派坚持巫、医分离，以重视脉诊、针石疗法为核心特色，在传承中逐渐成为历代医家的“公器”，如涓流汇聚入海一般，形成了中医疗法的特色。

《黄帝内经》是中医现存最早的医典，其底本就是“黄帝、扁鹊脉书”，原是扁鹊医派弟子秘传的典籍。 传自汉代淳于意时，他因为触犯了刑律被押送到长安受肉刑，小女儿淳于缇萦勇敢上书救父，感动了汉文帝，不仅赦免了淳于意，还废除了肉刑。

接着汉文帝宣召了淳于意，他被问及师承时，奉上了本门的医书。到了汉成帝时，“黄帝、扁鹊脉书”经官方修订为《黄帝内经》《外经》、《扁鹊内经》《外经》（相当于如今的上册、下册），事实上都是扁鹊医派的著作。 今本《黄帝内经》由此阐发补充而来。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是司马迁为扁鹊与淳于意一并所立的传记，其中记载最详细的扁鹊治好虢太子“尸厥症”，让他“起死回生”的医案、明确提出“信医不信巫”的医学理念等， 都可以在《黄帝内经》中得到印证。 从扁鹊传承至淳于意的这一医派，即使放眼世界史，也可以与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斯、古罗马医学家盖伦相提并论。

在2013年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的951支的医简出土之前，中医史上至关重要的考古发现就是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医帛 ，让世人一窥《黄帝内经》之前的古代医学概貌。

经过四年的钻研，专家们从老官山汉墓的医简文物中，整理出了9部未见诸史册的医书，并推断其中有5部虽然不是战国时失传的扁鹊亲撰之作，但基本可以肯定 是隶属于扁鹊医派的典籍，是《黄帝内经》的本源。

从实物来看，这批医简上的字体有篆书、有隶书，明显是古代医家一代一代经年传承下来的。而从医简的主体部分抄录时间来判断，汉墓主人应该是淳于意的弟子。

所随葬的这批医简的所属标志就是多次出现的 “敝昔曰” ， “敝昔”正是“扁鹊”的通假字，证明了医简是扁鹊医派的珍贵资料，堪称“扁鹊医简”。

这五部扁鹊医派的医书现在已经识别出了约两万字， 在中医现存的古籍中，内容、体系的丰富、完整性堪称翘楚。

相比马王堆医书所载一两味药的药方更有中医方剂的，无论在理论还是临床使用上都极具现实价值。而其中望诊、脉诊、经络循行、针灸针法、方剂配伍及疾病的论述， 都是现存《黄帝内经》可回溯的本源记载。

其实，在中医史上，战国、秦汉是扁鹊医派的鼎盛期，囊括了丰富临床经验的珍贵医药典籍基本上都是代代秘传的手抄本，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发展壮大。

因此 随着系统理论性更强的《黄帝内经》经官方书府广为流传，到宋代版印书籍蔚然成风时，世人就已经普遍知黄帝医派而不知扁鹊医派了 ，对于“扁鹊”此人更加莫衷一是。

历史 的发展有自身的逻辑，中医自然也不例外。作为早期的古老医派，扁鹊一系的发展方式主要是医家口授和带徒， 渐渐滋生了防治病救人的秘技外泄的严苛保守风气，非常容易失传。

东汉名医华佗遇害前才将毕生心血所著的“可以活人”医书交付狱卒，对方不敢收，他竟将医书焚毁……由于绝大多数著作都不幸失传了，扁鹊医派的衰微也就无可避免了。

老官山汉墓出土的扁鹊医简研究成果确实冲击了公认的以《黄帝内经》（《素问》《灵枢》）成书为标志的中医理论体系，以及由《伤寒论》成书为标志的中医临床辨证体系。

早在战国时期，扁鹊秦越人（秦少齐）及其弟子就已经系统性地开创了中医的理论及实践体系。

《黄帝内经》由“黄帝、扁鹊脉书”衍生而来，而《伤寒论》由“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整理集结而成，从文献记载来看， 张仲景应该也是扁鹊医学的传人。

从以上推论也可以看出， “扁鹊医派”的存在毋庸置疑，但“神医扁鹊”作为一个凝聚了一派医家事迹的神通广大符号，更胜于一个真实存在的 历史 人物。

中学 历史 教科书出于审慎务实的史观，去掉一个半仙式的名医传奇，其实是无可厚非的。

人死后一般都要下葬，这是非常自然也很科学的处理后事方式。不过古人对自己的身后事大多非常重视，这也就出现了达官显赫之人很喜欢用厚葬的方式来处理后事的现象。公元前770年，我国步入了东周春秋时代，而厚葬风气也在这时得以兴起。

当时不少有权势的人会把金银珠宝拿来坟墓里陪葬，这也造成了偷墓的行为产生。从古至今，不少人以偷别人坟墓的宝贝为业。其实不光只有民间的小偷墓贼存在，还有官方的大规模偷墓团队存在，其中最有名的人就数曹操老板与孙殿英了。

194—196年期间，曹操就曾组团挖了“汉摸金校尉”的坟墓，并从中发掘出了大量金银珠宝，这样才解决了军费问题。无独有偶，1928年，民国军阀孙殿英竟以军事演习为借口直接盗了东陵，并把里面的珍贵文物洗劫一空。这2个事件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官方组团”偷墓的案例。

此外，像董卓、党玉琨、汤玉麟等大佬也都是“偷墓专业户”，同时也在“作业”的过程里毁掉了不少的珍贵文物。有些人看到了厚葬容易遭来盗贼光顾的弊端，所以他们也采取了薄葬的方式。据《汉书》上所载，土豪杨王孙在临死前就特地嘱咐儿子要采取薄葬的方法来处理后事。

而曹操虽成了魏王也一样让后人薄葬于他。后来曹操墓被发现了，其中果然十分朴素。即使到了今天，依然有不少人选择铤而走险：偷取古墓里的宝物。山东曲阜是孔子的家乡，同时也是古墓文物的盛产之地，结果也成了不法之徒的目标。

2007年起，山东曲阜就突然出现了一伙偷墓贼，他们通过研究一本《曲阜县志》估计，竟真的找到了1座汉古墓。这群人先后2次对汉鲁珠王墓进行**，并从中拉出了很多的金银、玉器，但卖给文物贩子只得了400万块赃款。

他们被警察抓获后，专家气得大发雷霆：这些家伙把珍贵文物卖出了白菜价，真有眼无珠。据了解，这些人的头头叫李老大。他就靠着反复阅读《曲阜县志》就从中推测出了汉鲁珠王墓的具体位置，这也算是个“人才”了，可惜他没用于正道。

而那些卖给文物贩子的古董大部分都被其转给了他人，还有的已到了外国人的手里。文物是古人留下来的宝贵遗产，同时也见证了古文明的辉煌。按道理说，这些文物本应留在博物馆来展示，这样才能彰显出中华文化的灿烂，同时也才能使它们得以保存。因此，我们要好好保护国家文物，绝不能让其流落他人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