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培翚（1782～1849），字载屏，号竹村，安徽绩溪人。胡匡衷之孙，胡秉钦之子。培翚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举进士，后官至内阁中书，转户部广东司主事。浮沉郎署，因无知遇而拔擢之者，故不得大显。然其居官勤且处事密，故时人有称其治官如治经者，一字不肯放过。其为人廉直，“绝不受胥吏财贿；而扶隐指弊，胥吏咸惮之”[1]。后假照案发，司员失察者数十人，胡培翚及蔡绍江虽无所污，终因随同画诺，被镌级归里。后为东南大吏所延聘，胡培翚历主博山、皋比、钟山、惜阴、云间、娄东、泾川诸书院，又自立东山书院，汲汲以引翼后进为己任。士饫其教，从学者百数十人，成材者不乏其人，汪士铎即其佼佼者，甚为曾国藩所器重。培翚不仅引翼后进，且笃于友谊。郝懿行、胡承珙之遗书，即赖其为之付刻。培翚一生虽不得大显，但其于学却孜孜以求，自少至老，研几探微，励学不倦。

胡培翚为学，幼承家训，颇得治学之要。按绩溪胡氏，自明诸生东峰以来，世传经学。延至培翚祖匡衷，尤精于礼，故培翚得以闻其绪言。及培翚十三岁时，从学于从祖父匡宪，获益良多，他亦自称沐匡宪之教最深，是知其为学渊源矣。且皖中江、戴之遗风未泯，治经者一循家法，亦对胡培翚治学影响不少。加之胡培翚博闻笃志，广交士林学者，故其多能纳诸人所长，发人所未发，卓有独见。他曾言：“培翚年二十余始知厉学，广学师友，见有方正博闻之士，必就谘访。”[2]正是这一广博的为学胸襟，使胡培翚得以扫除门户之见，博采诸儒为学所长，融会贯通，建构起自己的思想框架。胡培翚幼既得祖父礼学熏陶，及其从学凌廷堪，邃精《三礼》。他又曾问学夏郎斋、汪莱，其学力益深。他如江筠、方体、胡承珙、朱兰坡，亦对培翚多所启益。至同他一起考定郑康成生年之人，如陈用光、朱珔、徐璈、光聪谐、张成孙、蒋廷恩、陈奂、陈兆熊、冯启蓁、魏源诸人，更是知己同调，为学颇能相互促进。正是濡染于这些师友的资益，胡培翚治学，日益大进。

就其为学宗尚而言，胡培翚承其祖父不苟与先儒同异、实事求是、以经证经之旨，立学意在贯通，不标门户。在《答赵生炳文论汉学宋学书》中，胡培翚指出：“人之言曰：‘汉学详于训诂名物，宋学详于义理。’以是歧汉宋而二之，非也。汉之儒者，未尝不讲求义理，宋之儒者，未尝不讲求训诂名物。义理即从训诂名物而出者也，特汉承秦焚书之后，典籍散亡，老师宿儒之传不绝如线。汉儒网罗搜讨，务期博采而兼收之，故于名物训诂特许。宋承五代之敝，人心盲昧，正学不明，故宋儒以言心言性为急，此亦运会使然，非其有偏重也。……宋之儒研求性命精微之旨，先其大者而亦不遗乎小。”然而前儒这一为学特点，却被后人曲解，至使“得其糟粕，耳食空谈，一切儒先古谊轻于背弃，以致声音训诂之不详，而讹文脱字日多，制度名物之不讲，而蔑古荒经者众。”有鉴于此，胡培翚强调道：“以孔门之教论之，汉儒先博学致知，而不废躬行；宋儒重躬行，而亦必本于博学。考据之学，则又兼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以求致知者也。以汉学为难，得其门径，亦非难；以宋学为易，则诚有非者也。”[3]又曰：“汉儒说经，各有家法，不为向壁虚造之谈。历魏晋至隋唐，遵循勿失。宋时周、程、张、朱诸子，讲明义理，而名物制度犹必以汉儒为宗。”[4]即此可见，胡培翚之超出门户之见，兼采汉、宋诸儒所长，其识见是相当卓越的。

基于以上学行及为学宗尚，胡培翚乃得以完成《仪礼》学巨著《仪礼正义》四十卷。此集大成之作的完成，标志着《仪礼》学新局面的开启。然就此书的撰作过程来看，其成书实非易事。观胡培翚之致力于此，前后历四十余年，穷思极研，俯仰其间，颇有一段艰辛历程。先是，其祖父匡衷致力于礼学之探讨，著有《三礼札记》、《周礼井田图考》、《仪礼释官》、《郑氏仪礼目录校证》等，其中，后两种尤显其礼学根底。就《仪礼释官》而言，其意乃在于明侯国之官制也。胡匡衷指出：“自泰古辅有三名，厥后云鸟之纪，代重其号。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其详不可得闻。至于《周官》三百六十，详且备矣，然皆纪天子之官，而诸侯之官弗传。春秋列国之官，莫详《左氏传》，而往往出东迁后，所僭设不尽可据。惟《仪礼》制自周公，燕、射、聘、食诸篇，皆诸侯之礼。而其官名与《周礼》或异或同，因而考之。侯国之制，略具于斯。司徒为宰，执政之官也。……余不揆檮昧，取注疏之说，究其得失，略者补之，疑者正之；又复搜取诸经所载侯国官制，编附于后，广《仪礼》所未备，庶以见有周一代侯国设官分职之大略云耳。”[5]是书之作，虽非所论皆精，然能如此系统地考侯国之官，却系开山之作。吴廷燮尝论之曰：“按胡氏以《周礼》所纪，皆天子之官，特详考《仪礼》诸篇所见诸侯国之官，分别胪列，根据注疏，采摭其他经传，次第诂释，用心殊苦。……特是书于诸篇，所有官名，皆能指事类情，……洵为有见。至春秋强国置官之僭，……又岂得以其僭而削之。此又论侯国官职者，所当识别也。”[6]洵为持平之论。又匡衷尝就散见于三礼疏中的郑玄《仪礼目录》，集而出之，并校其讹字，且引诸儒说附证于后，每经各为一卷。胡匡衷这一对礼的考究，遂开胡培翚治《仪礼》之先声。胡培翚既承其训，自然有所启发。及匡衷书成，胡培翚为之付梓，且嘱洪铎为之校。洪铎因谓培翚，当取匡衷所集《目录》，冠诸简首，俾阅者知十七篇之属，而官之属诸侯属大夫士者，益易晓。培翚采其言，录付剞劂。这一过程，无疑对胡培翚研礼极有促进。后胡培翚再受礼于凌廷堪，以前此根基，益有所得。然此时，胡培翚尚属问学阶段，虽有感于治《仪礼》者少，但还没开始专意于此。其《复夏郎斋书》称：“比入都来，见为《毛诗》学者，尚不乏人。独《三礼》之书，讲求者少，因校《仪礼释官》，取全经复读之，而贾氏之疏，疏略失经、注意者，视孔《诗》疏更甚，颇有重疏《仪礼》志，然此事甚大，非浅学所能任。而以昔日粗闻于先祖及丁卯、戊辰间（指1807~1808年——引者注）从次师（按即凌次仲先生）游，窃窥涂径，又有未敢自诿者。”[7]又其《石埭训导汪先生行略》自称：“时（指在京师时——引者注）方读《周礼疏》，即举所疑以问，先生（指汪莱——引者注）为言郑注若何，贾疏若何。不惟详其义，并诵其辞。私以为偶然熟是条耳，及数问皆然。惊然起敬，遂介郡学夏师（指夏郎斋——引者注）受业焉。”[8]是知培翚之有志于《仪礼》，乃因缘于校《仪礼释官》而疑贾疏之弊，因欲有志为之新疏。

方向既定，胡培翚遂于二十五岁之后。致力于《仪礼》之考究，勾稽排纂，旁搜博证，矻矻求之，不间寒暑。他尝言：“嘉庆甲戌（1814年——引者注），培翚在都，馆于君（指胡承珙——引者注）邸。时方草创《仪礼疏》，昕夕与君谈论。”[9]其《与罗椒生书》曰：“贾氏之疏，或解经而违经旨，或申注而失注意。《正义》间亦辨正，然必悉加驳辨，恐卷帙繁多，有失轻重之宜，因制为《仪礼贾疏订疑》一书。又宫室制度非讲明有素，则读《仪礼》时，先于行礼方位盲然，安问其他。今以朝制、庙制、寝制为纲，以天子、诸侯、大夫、士为目；又学制则分别庠、序，馆制则分别公馆、私馆，皆先将宫室考订，而以十七篇所行之礼，条系于后，名曰《宫室提纲》，冠于《正义》之首。又陆氏《经典释文》于《仪礼》颇略，拟取各经音义，及《集释》以后各家音切，依次补录，名曰《仪礼释文校补》，草创未就。”[10]这是其考订阶段。此后，胡培翚再加精研，渐有所著。胡肇智尝曰：“道光乙巳（1845年——引者注），智奉讳南归，见《丧服经传》、《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四篇已成。《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诸篇，草稿粗具。其余各篇，皆经考订，尚未排比。先叔父（指胡培翚——引者注）初意专解《丧服》，故从丧、祭诸礼起手也。”[11]这是胡培翚为《仪礼正义》成型阶段。嗣后，胡培翚虽患风痹，犹力疾从事，以左手作书，又以族侄肇昕素留心经学，乃引之助校。如此几年，用力不懈。至辞世前，胡培翚尚致书肇智，称：“假我数月，全书可成。”[12]可惜的是，这一愿望未及实现，他便谢世，致使遗留下《士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仪》五篇未成完帙。此后，其弟子杨大堉据胡肇昕所采辑诸说以为底本，补纂成之，以“堉案”及“肇昕云”以区别，遂将胡培翚夙愿付诸实现。虽其体例与原书时有未合，毕竟得闻培翚绪言，基本符合培翚之意。嗣后，黄元同尝贻书培翚从弟培系，勉以改订，卒不果。

与《仪礼正义》相发明，胡培翚所著《研六室文钞》中，于礼亦多所阐发。如卷一之《仪礼为人后者为其本宗服述》、《仪礼士冠礼韡韐注正读》、《六经作自周公论》、《井田论》；卷二之《宗庙路寝明堂同制考》、《大夫二朝考》、《东夹西夹考》、《校仪礼聘礼及郊注脱字》；卷三之《仪礼非后人伪撰辨》、《礼记寝东首于北牖下辨》、《仪礼丧服记于所为后之兄弟之子若子解》、《周礼嫁殇说》、《仪礼姑姊姊妹说》、《养母不宜服斩衰三年议》；卷四之《与郝农部论庙寝书》、《与费耕亭论继父服书》、《与陈硕甫论禘祫及国语注书》；卷五之《答洪筠轩论燕寝书》、《答张阮林论燕寝书》、《答家墨庄论燕寝书》、《答包孟开论燕寝书》、《答汤茗孙论本生祖服书》、《答章生遇鸿问韦弁书》；卷六之《读<仪礼私记>序》；卷七之《<仪礼集释>书后》、《<仪礼经注校本>书后》等，所论皆足与《仪礼正义》相印证。胡培翚此书，乃主泾川书院时所成，其主导思想在于探讨有关经义诸问题。胡先翰、先頖尝曰：“翰等间请梓其著述，吾师谓所著书尚须改订，惟说经之文，久思就正四方有道，而苦钞写不及，若以刻代钞，其可。于是出所作古文，命择其有关经义者，得八十余篇，编为《研六室文钞》十卷，授之剞劂；其无关经义者，虽已传于外，概命勿付梓。……其解经不尚新奇，不事穿凿，惟以经证经，心得最多。”[13]即此可见，胡培翚之于《仪礼》，亦可谓审慎矣。

胡培翚之《仪礼正义》，主旨在以郑注为宗，辨贾疏之不足，旁证博辨，辅翼郑氏。罗惇衍曾指出：“绩溪户部胡先生，夙承家学，邃精《三礼》，以《仪礼》为周公作，有残阙而无讹托，郑注而后，惟唐贾氏公彦疏盛行，而贾疏或解经而违经旨，或申注而失注意，因参稽众说，覃精研思，成《正义》若干卷。”[14]陆建瀛亦称：“《仪礼》经文古奥，世所罕习。郑氏以前无注本，其后自贾疏外，传者甚尠。盖墨守者多涉穿凿，师心者复病芜陋，古典所存，几成绝学。绩溪胡农部撰《正义》，以郑注为宗，而萃辑群言，辨析精密，洵足辅翼郑氏，嘉惠来学。”[15]此乃胡培翚大旨所在。

然胡氏这一基调的确立，实与其对《六经》及《仪礼》的认识密切相联。在他看来，《六经》乃周公所作，而非出于后世。其辨之曰：“《六经》传自孔氏，然后之儒者祗言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而已，未尝言作也。然则孔子以前，作之者谁欤？曰：周公也。……设非有周公作之于先，后人安从得其法以垂为经，孔子又安从删之、定之、赞之、修之也哉！……孔子志周公之志，崇周公之学，欲以周公之治治天下，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及其所如不偶，退而修公之书，则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此其证也。”[16]

以此为基础，胡培翚进而指出，《仪礼》并非后人伪撰。其言曰：“《仪礼》有经、有记、有传，经制自周公，传之孔子。记与传则出于孔门七十子之徒之所为。……夫《仪礼》之书，叙次繁重，有必详其原委而义始见者，非若他经之可以断章取义也。故各书引其辞者颇少，然其仪文节次为诸经所称引者多矣。……夫《三礼》之书，惟《仪礼》最精。自诸侯去籍，而后礼文散逸，五家之传不绝如线。以为残缺不全，固有之矣。若以为出后人之撰辑，则未有也；且其书亦非后人所能撰辑也。……培翚初治是经，每于静夜无人时，取各篇熟读之，觉其中器物陈设之多，行礼节次之密，升降揖让裼袭之繁，无不条理秩然。每篇循首至尾，一气贯注，有欲增减一字不得者。呜呼！此岂后儒所能缀辑也哉！……夫自昔疑《仪礼》者，如乐史徐绩之说，前人皆已辨之。今顾氏（指顾栋高——引者注）以各经未引及《仪礼》为疑，余恐读经者少，而耳食附和，贸然不察，致使球图彝器之重，漫与赝鼎同类，而共识之也，故不可以不辨。”[17]又其言曰：“然十七篇文词古奥，而义例昭显，亲亲尊尊之等杀存焉。未可任其稍有晦塞于其间，以致先圣制作之精意蔑如也。”[18]胡培翚此一认识，乃承陆德明、孔颖达、贾公彦、朱子等人之说而起，以之作为其撰作《仪礼正义》的指导思想、立论的根本。

基于上述对《仪礼》的认识，胡培翚立为义例，指导自己的撰作。其要有四：“曰补注，补郑君注所未备也。曰申注，申郑君注义也。曰附注，近儒所说，虽异郑恉，义可旁通，附而存之，广异闻、佉专己也。曰订注，郑君注义偶有违失，详为辨正，别是非、明折衷也。”[19]其实，胡培翚所定义例，并非仅此四项。胡肇智曾言：“惜书之义例，仅见于罗椒生先生序中数语，而其余皆不存。”[20]可见，胡培翚所定义例，除补注、申注、附注、订注四例外，尚有其他义例。可惜的是，后人无从见原稿而得其详。不过，今人段熙仲先生在点校《仪礼正义》时，从中辑出若干适用于全书的通则，名之为“通例”。其目有四：阮之用郑，犹胡之遵阮，一也；善本是从，二也；旁征旧籍，分别异同，三也；章节分明，四也[21]。洵可备胡氏义例之一助。

胡培翚义例的确定，并非空无依凭，而是有着一定的思想学术缘由。其一，与他对清初以来的治经成果的认识有关。其在《国朝诂经文钞序》中曰：“其读书卓识，超出前人，自辟涂径，为历代诸儒所未及者，约有数端：一曰辨群经之伪。……一曰存古籍之真。……一曰发明微学。……一曰广求遗说。……一曰驳正旧解。……一曰创通大义。”[22]这一对先前诸治经经验的高度概括，实别具只眼。

其二，家学渊源。培翚之祖父匡衷著为《仪礼释官》，尝作《例言》，大略谓：“《周礼》以官为纪，《仪礼》以事为纪。而官因事见，节目较《周礼》更密，称名较《周礼》更繁。……若此类纠纷错出，不为疏通而证明之，则于尊卑繁杂之际，必多窒碍而不能展卷了然，以达于制作之意，亦足为读是经者之病，故官制之释非可已也”；“《仪礼》十七篇官制，既有天子、诸侯、大夫、士之不同，而节次详略亦异，今分篇释之。……若诸篇内有义同者，则注明见某篇以从简”；“今每官以《周礼》序官推之，考其爵次，注于官名之下；而经文依次释于名，其已著者不重出”；“《仪礼》郑氏注最为精核，然官制亦间有疏失。……至贾氏之疏，依文敷衍，略少考证，而疑谬转滋。今条列注疏于前，以己意疏释于后，低一格，用案字别之。其有经文无注疏，而关于经义者，亦为补释”；“诸侯官制自《仪礼》、《左传》、《戴记》为详，其余诸经亦间有存者。……今惟一以《周礼》官名考之，凡《仪礼》所未著而见于他经者，别辑为《侯国官制补考》二卷；又次列其爵等，为《侯国职官表》一卷，附于《释官》之后，以备周代掌故焉。”[23]以上匡衷所制义例，培翚自然熟识于胸，从中定会多所启发。

其三，对近代诸儒研治《仪礼》的体认。胡培翚在论汪中《仪礼经注校本》时，深有感触地指出：“《仪礼》一经，自汉注、唐疏外，解者甚希。自宋王安石废罢不立学官，而习者益希。沿及明季，版本传梓，讹文脱字，往往而是。国朝张稷若为《仪礼郑注句读》，始考正石本、监本误字。厥后若吴东壁之《仪礼疑义》、沈冠云之《仪礼小疏》、盛庸三之《仪礼集编》、戴东原之辑《仪礼集释》，皆纠正误字。而其专以校雠为编者，则有金璞园之《正讹》、浦声之之《正字》、卢抱孙之《详校》，至制府阮公《校勘记》出，益详且备。……我朝诸儒于是经订讹补脱，殆经十数家之搜考，至今日而此事大明。”[24]其《福建台湾道胡君别传》曰：“其后在闽渡台，以书笥累重难携，独《仪礼》一经。每日公事毕，辄纂一、二条，成《古今文疏义》。……撮其略例，盖有数端：有必用正字者，取其当文易晓。……有即用借字者，取其经典相承。……有务以存古者。……有兼以通今者。……有因彼以决此者，则别白而定所从。……有互见而并存者，可参观而得其义。”[25]又其论朱兰坡《国朝诂经文钞》曰：“泾邑朱兰坡先生，以许、郑之精研，兼马、班之丽藻，出入承明金马著作之庭二十八年。内府图籍，外间所未见者，辄录副本；又性好表章遗逸，宏奖士类，四方著述未经刊布者，多求审定。是博采本朝说经之文，核其是非，勘其同异，分类编录，名曰《诂经文钞》。……寻其义例，宗主汉儒，惟收征实之文，不取蹈空之论。至于一事数说，兼存并载，以资考证，盖欲读者因文通经，非因经存文也。”[26]而方体所著《仪礼今古文考正》、《仪礼古文考误》二篇，胡培翚亦大加赞扬，谓可见经说之一斑。凡此种种，无不使胡培翚多所启益。胡培翚亦正是在对前儒时彦《仪礼》研究成果的体认中，博采诸儒所长，以己学再加发挥，是为《仪礼正义》义例之发凡。

与义例相应，胡培翚在取材方面，不仅有所宗主，亦能广征博辨。其表现为：一、胡培翚既以扶翼郑氏为职志，故对其所注《仪礼》版本，择选甚严。他认为，黄丕烈士礼居重刻宋严州本最佳，因悉据录之。于经文，则从唐石经。经、注凡有误者，则改从它本，并注明于下。参校者计有明徐氏仿宋《仪礼》单注本、汪士钟重刻单疏本、阮元校刊十三经注疏本、陈凤梧篆书本、明国子监刊注疏本、汲古阁毛氏刊注疏本、李元阳闽本、葛氏刊本、清国子监重修本、张敦仁刊注疏本、汉石经残字、欧阳修《集古录》、谢子祥《三礼图》等。二、凡分章节，多据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吴廷华《仪礼章句》，亦有所更易，期于畅明其旨。三、凡校刊文字、辨别今古文者，据张参、唐文度、张淳、卢文弨、金曰追、浦镗、胡承珙、阮元等人所考，参互考辨，归于一是。四、凡有关通解《仪礼》全书及有关《仪礼》专著者，如贾公彦、李如圭、朱熹、魏了翁、敖继公、清三礼馆、凌廷堪、胡匡衷、江永、盛世佐、沈彤、褚寅亮、蔡德晋、王士让、万斯大、金榜、张惠言、胡颐煊、姜兆锡、吴廷华、任启运、朱轼、程瑶田等所著，皆取其所长，以己意贯通之，使之了然可晓。五、凡《通志》、《通考》、正史《礼仪志》及通论礼之专著，有关礼仪名物制度者，悉加参考。六、凡群经传疏、诸子、史地书、小学书、儒者治经札记以及集部、类书有关者，亦旁采博征，多方搜讨。诸如此类，不殚细举。即此一斑，亦略可窥见胡培翚治学之谨，识见之广。

尤可称道者，是他能于浩翰的文献中疏理爬剔，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囊括众长，发前人所未发。虽所论辨未必皆精，然从整体上来看，实无出其右者。其所成书，不唯总结《仪礼》研究成果，亦为后之研是经者，开辟了新的门径。故罗惇衍论之曰：“……是非旁搜博考，神与古会，念释所在，回翔反复，即器数以考谊理之存，使精融形释，若亲接古人而与之进退、酬酢于其间，亦安能抉经之心，析异同之见，以折衷一是哉？余于兹识先生为之之勤，研之之久，而益信其所择者精，所成者大也。昔郑君自以年老，乞于礼堂写定经说，后遂梦征起起，岁阨龙蛇。今先生亦力疾成书，书甫成而遽归道山。后先之轨，千载同符。然则先生绍业郑君，将于是在。”[27]吴廷燮亦曰：“搜采之博，鉴核之精，论说之持平，诂解之求是，实为治《仪礼》家所罕觏。……胡氏广罗古今治《仪礼》者言，兹不备列。洵可谓集是经解诂研考之大成；而求圣作明述之精意，有功文教，殊匪浅鲜。……但就大体而论，自贾疏而后，尚无如是书之博大精深者，洵治礼家之杰作也。”[28]时人段熙仲更论之曰：“胡竹邨之著《仪礼新疏》，可谓尽博观约取，取精用玄之能事。依其全书大例，凡所取材可分四类：或取之以申郑注，或取之以订郑注，或取之以辅郑注所未及，或取之以广异闻，其说虽异于郑注而仍可通则仍录之。原文之有脱者则补之，讹者则正之，衍者则删之，其倒互者则乙正之，皆有助于来学者之是其正、纠其非，释疑存参。苦心孤诣，卓见特识，既不为官书而轻从偏见，又不为汉学、宋学门户之见所囿。择善而从，实为新疏之优点，亦为对贾疏不得不有所匡正之因由。”[29]以上诸人所论，可谓深得胡培翚《仪礼正义》大旨，亦体现出胡氏治《仪礼》之特色和学术价值。

然而，可惜的是，胡培翚差五篇未能完帙，后虽有杨大堉为之辑补，终因学力不及，不唯体例与前不合，识力亦远不及培翚，致使《仪礼正义》未能尽善。

又此书成后，未能及时付梓，历经周折，始得于同治戊辰（1868年）再度付之剞劂。其间，陆建瀛、光祖父子，及胡肇智甚有功焉。先是，陆建瀛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持节两江，尝延长州陈硕甫奂校勘郝氏《尔雅义疏》、金氏《求古录礼说》、江氏《韵书》三种，以为家塾课读，次第刊成。而胡培翚之《仪礼正义》因卷帙最繁，虽付剞劂，然工未竣，军事遂起，此事遂被搁置。及咸丰三年（1853年）陆建瀛战死金陵，其家迁往山左，培翚之书虽在姑苏刻局，亦无暇顾及。翌年，其家再迁袁江，建瀛之弟子岷方至苏州取回。逮咸丰九年（1859年），其家回归故里，又因难于运载，此书遂寄存于山阳一友人处。中经捻军起义，直到同治六年（1867年），建瀛之子光祖，于北行途中，再将此书取回挟至京寓。经此一番周折，此书虽间有残蚀，幸好不太严重。陆光祖从而为之补刻成帙。[30]胡培翚从侄肇智得悉陆光祖观政比部，乃前往询《仪礼正义》下落。喜闻此书已运至京师，遂请求以他物相易。陆光祖甚为慷慨，允其请。至此，流寓多年的《仪礼正义》，再度回归故家，得以公之于世。[31]

综观以上所述，胡培翚于礼学兴起之际，沿凌廷堪、阮元“以礼代理”之说而起，以家学为根底，发扬了凌廷堪礼学思想及阮元打破“疏不破注”的精神，将前此《仪礼》学成就再度深化；且其为学不标门户，旁征博稽，精审细择，务于融会贯通，畅发《仪礼》大旨，遂卓然成《仪礼》学之大著作《仪礼正义》。要之，《仪礼正义》之结撰，不仅集此前《仪礼》学研究之大成，亦有力地推动了礼学演进的历程，于后继者多所启益。

[1] 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第四编《学术》，《朴学》，《胡培翚》。

[2]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9，《石埭训导汪先生行略》。

[3]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5，《答赵生炳元论汉学宋学书》。

[4]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6，《国朝诂经文钞序》。

[5] 胡匡衷《仪礼释官序》，《仪礼释官》卷首。

[6]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仪礼释官》条。

[7]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5，《复夏郎斋书》。

[8]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9，《石埭训导汪先生行略》。

[9]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10，《福建台湾道胡君别传》。

[10]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5，《与罗椒生书》。

[11]胡肇智《仪礼正义书后》，《仪礼正义》附录一。

[12]胡肇智《仪礼正义书后》，《仪礼正义》附录一。

[13] 胡先翰、先頖《研六室文钞·谨识》，《研六室文钞》卷首。

[14]罗惇衍《仪礼正义序》，胡培翚：《仪礼正义》卷首。

[15]陆建瀛《校刊仪礼正义序》，胡培翚：《仪礼正义》卷首。

[16]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1，《六经作自周公论》。

[17]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3，《仪礼非后人伪撰辨》。

[18]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7，《<仪礼经注校本>书后》。

[19]罗惇衍《仪礼正义序》，胡培翚：《仪礼正义》卷首。

[20]胡肇智《仪礼正义书后》，《仪礼正义》附录一。

[21] 详见段熙仲《仪礼正义·胡氏<仪礼正义>释例》。

[22]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6，《国朝诂经文钞序》。

[23] 胡匡衷《仪礼释官·例言》，《仪礼释官》卷首。

[24]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7，《<仪礼经注校本>书后》。

[25]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10，《福建台湾道胡君别传》。

[26]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6，《国朝诂经文钞序》。

[27]罗惇衍《仪礼正义序》，胡培翚：《仪礼正义》卷首。

[28]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仪礼正义》条。

[29] 段熙仲《胡氏仪礼正义引用书目》，《仪礼正义》附录四。

[30] 参见陆光祖《仪礼正义书后》，《仪礼正义》附录一。

[31] 参见胡肇智《仪礼正义·谨记》，《仪礼正义》附录一。又见胡晋甡：《研六室文钞·谨识》，《研六室文钞》卷首。

　　礼仪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形成的行为规范与准则。具体表现为礼貌、礼节、仪表、仪式等。

中国的礼节与仪式：中国古代有五礼之说，祭祀之事为吉礼，冠婚之事为喜礼，宾客之事为宾礼，军旅之事为军礼，丧葬之事为凶礼。

　　民俗界认为礼仪包括生、冠、婚、丧4种人生礼仪。实际上礼仪可分为政治与生活两大部类。

　　一、政治类包括祭天、祭地、宗庙之祭，祭先师先圣、尊师乡饮酒礼、相见礼、军礼等。

　　政治礼仪

　　祭天

　　始于周代的祭天也叫郊祭，冬至之日在国 都南 郊 圜丘举行 。古人首先重视的是实体崇拜，对天的崇拜还体现在对月亮的崇拜及对星星的崇拜。所有这些具体崇 拜，在达到一定数 量之后 ，才抽 象为对天的崇拜。周代人崇拜天，是从殷代出现“帝”崇拜发展而来的，最高统治者为天子，君权神授，祭天是为最高统治者服务的，因此，祭天盛行到清代才宣告结束。

　　祭地

　　夏至是祭地之日，礼仪与祭天大致相同。汉代称地神为地母，说她是赐福人类的女神，也叫社神。最早祭地是以血祭祀。汉代以后，不宜动土的风水信仰盛行，祭地礼仪还有祭山川、祭土神、谷神、社稷等。

　　宗庙之祭

　　宗庙制度是祖先崇拜的产物。人们在阳间为亡灵建立的寄居所即宗庙。帝王的宗庙制是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不准设庙。宗庙的位置，天子、诸侯设于门中左侧。大夫则庙左而右寝。庶民则是寝室中灶堂旁设祖宗神位。祭祀时还要卜筮选尸。尸一般由孙辈小儿充当 。庙中的神主是木 制的长方体 ，祭 祀时才摆放，祭品不能直呼其名。祭祀时行九拜礼，“稽首”、“顿首”、“空首”、“振动”、“ 吉拜 ”、“ 凶拜 ”、“ 奇拜 ”、“褒拜”、“肃拜”。宗庙祭祀还有对先代帝王的祭祀，据《礼记·曲礼》记述 ，凡于民有功的先帝如帝喾 、尧 、舜、禹、黄帝、文王、武王等都要祭祀。自汉代起始修陵园立祠祭祀先代帝王。明太祖则始创在京都总立历代帝王庙。嘉靖时在北京阜成门内建立历代帝王庙，祭祀先王三十六帝。

　　祭祀

　　汉魏以后，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唐代尊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唐宋以后一直沿用“释奠”礼（设荐俎馔酌而祭，有音乐没有尸），作为学礼，也作为祭孔礼。南北朝时，每年春秋两次行释奠礼，各地郡学也设孔、颜之庙。明代称孔子为“至圣先师”。清代，盛京（辽宁沈阳）设有孔庙，定都北京后，以京师国子监为太学，立文庙，孔子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曲阜的庙制 、 祭器、乐器及礼仪以北京太学为准式。乡饮酒礼是祭祀先师先圣的产物。

　　相见礼

　　下级向上级拜见时要行拜见礼，官员之间行揖拜礼，公、侯、驸马相见行两拜礼，下级居西先行拜礼，上级居东答拜。平民相见，依长幼行礼，幼者施礼。外别行四拜礼，近别行揖礼。

　　军礼

　　包括征伐、征税、狩猎、营建等。

　　二、生活类包括五祀、高禖之祀、傩仪、诞生礼、冠礼、饮食礼仪、馈赠礼仪等

　　生活礼仪

　　诞生礼

　　从妇女未孕时的求子到婴儿周岁，一切礼仪都围绕着长命的主题。高禖之祭即是乞子礼仪。此时，设坛于南郊，后妃九嫔都参加。汉魏时皆有高禖之祭，唐宋时制定了高禖之祀的礼仪，金代高禖祭青帝，在皇城东永安门北建木制方台，台下设高禖神位，清代无高禖之祭，却有与之意义相同的“换索”仪式。诞生礼自古就有重男轻女的倾向。诞生礼还包括“三朝”、“满月”、“百日”、“周岁”等。三朝是婴儿降生三日时接受各方面的贺礼。满月在婴儿满一个月时剃胎发。百日时行认舅礼，命名礼。周岁时行抓周礼，以预测小儿一生命运、事业吉凶。

　　成年礼

　　也叫冠礼，是跨入成年人行列的男子加冠礼仪。冠礼从氏族社会盛行的男女青年发育成熟时参加的成丁礼演变而来。汉代沿袭周代冠礼制度。魏晋时，加冠开始用音乐伴奏。唐宋元明都实行冠礼，清代废止。中国少数民族不少地区至今还保留着古老的成年礼，如拔牙、染牙、穿裙、穿裤、盘发髻等仪式。

　　飨燕饮食礼仪

　　飨在太庙举行，烹太牢以饮宾客，重点在礼仪往来而不在饮食，燕即宴，燕礼在寝宫举行，主宾可以开怀畅饮。燕礼对中国饮食文化形成有深远的影响。节日设宴在中国民间食俗上形成节日饮食礼仪。正月十五吃元宵，清明节吃冷饭寒食，五月端阳的粽子和雄黄酒，中秋月饼，腊八粥，辞岁饺子等都是节日仪礼的饮食。在特定的节日吃特定的食物，这也是一种饮食礼仪。宴席上的座次，上菜的顺序，劝酒、敬酒的礼节，也都有社会往来习俗中男女、尊卑、长幼关系和祈福避讳上的要求。

　　宾礼

　　主要是对客人的接待之礼。与客人往来的馈赠礼仪有等级差别。士相见，宾见主人要以雉为贽；下大夫相见，以雁为贽；上大夫相见，以羔为贽。

　　五祀

　　指祭门、户、井、灶、中霤（中室）。周代是春祀户，夏祀灶，六月祀中霤，秋祀门，冬祭井。汉魏时按季节行五祀，孟冬三月“腊五祀”，总祭一次。唐、宋、元时采用“天子七祀”之说，祀司命（宫中小神）、中霤、国门、国行、泰厉（野鬼）、户、灶。明清两代仍祭五祀，清康熙之后，罢去门、户、中霤、井的专祀，只在腊月二十三日祭灶，与民间传说的灶王爷腊月二十四朝天言事的故事相合，国家祀典采用了民间形式。

　　傩仪

　　滥觞于史前，盛行于商周。周代的傩仪是四季驱邪逐疫。周人认为自然的运转与人事的吉凶息息相通。四季转换，寒暑变异，瘟疫流行，鬼魂乘势作祟，所以必须适时行傩以逐邪恶。傩仪中的主神是方相氏。两汉，傩仪中出现了与方相氏相配的十二兽。魏晋南北朝隋唐沿袭汉制，傩仪中加入了娱乐成分，方相氏和十二神兽角色，由乐人扮演。至今仍有遗存的贵州土家族傩堂仪最为完整典型。

　　社交礼仪

　　握手礼仪

　　握手礼节源于古代欧洲人向对方表明手中未带武器,表明亲切友好之意其后成为风尚,通行于欧美辛亥革命后我国也习以为礼在当今商务交往中,握手是最常使用的一种见面礼

　　握手的方式:

　　双方各自伸出右手,彼此间保持一米左右的距离,手掌略向前下方伸

　　握手礼仪

　　直,右手四指并拢,拇指向上,掌心向左，手的高度大致与腰部平齐，手握住对方时，应面带微笑地注视对方，彼此应寒暄几句。

　　握手时应注意：

　　1 不要三心二意,双眼要注视对方；

　　2 握手时间不宜过长(一般在3秒至5秒左右);

　　3 握手时不要拍对方的臂膀;

　　4 握手不可用力过度。

　　(关系一般,双方稍用力相握,上下晃一晃即可;如果关系密切，可略用力并上下摇几下，表示十分友好或双方的深厚情意。但只握指尖或只递指尖或双手包住对方的手，则是失礼之举)。

　　握手礼仪

　　握手时应遵循的原则：尊者居前。

　　上下级之间， 应上级先伸手； 长晚辈之间， 应长辈先伸手

　　男女之间 ， 应女士先伸手； 同级同辈之间，不分谁先伸手。

　　注意：当握手双方符合以上其中两个或两个以上顺序时，一般先考虑职位，再考虑年龄，再考虑性别。

　　注意：介绍时应尊者居后（先介绍职位低者，后介绍职位高者）; 但握手时应尊者居前（职位高者先伸手）。

　　客人和主人握手时，伸手顺序有所不同。迎接客人，主人先伸手；送走客人，客人先伸手。 客人到来时，一般主人先伸手，表示欢迎;客人离开的时候，一般是客人先伸手。客人先伸手，表示让主人留步。

　　握手的禁忌

　　不双手握手 不左手握手 不交叉握手 不戴着手套握手 不用不洁之手与他人相握

　　不在握手时将另一只手放在衣袋里 不戴着墨镜握手 ，患有眼疾或眼部有缺陷者例外

　　名片礼仪

　　名片是现代商务交往中的一种经济实用的交际工具。是一种自我的“介绍信”和“联络卡”。

　　商务人员应对名片的选用、制作、递接名片的礼仪等有所了解。

　　名片礼仪

　　规格 名片的规格一般是长86厘米-10厘米、宽55-6厘米。目前国内最通用的名片规格为9cm×55cm

　　颜色 多用白色、乳白色、浅蓝色、浅**等色彩

　　版式 横式和竖式（横式名片行序由上而下，字序由左而右）

　　质地 名片的质地适合柔软耐磨的白卡纸、香片纸等

　　图文 商务名片图案应简单；文字宜选用简体汉字，不要把两种文字交替印在名片的同一面上。最好在两面分别以简体汉字和另一种文字印相同的内容。

　　标准商务名片的内容：

　　本人所属单位（企业标识、供职单位、部门）、本人称呼（姓名、职务、职称）

　　联络方式（单位地址、电话、传真、邮编，也可列上单位的网址、本人邮箱或手机等）

　　递接名片的礼仪规范----如何索取名片

　　1主动递上自己的名片（如：你好！这是我的名片，以后多保持联系或请多关照！）

　　2向对方提议交换名片（如：我们可互赠名片吗？或很高兴认识你，不知能不能跟您交换一下名片？）

　　3向地位高、长辈索取名片（久仰大名，不知以后怎么向您请教？或很高兴认识您！以后向您讨教，不知如何联系？）

　　4向平辈或晚辈索取名片（以后怎么和你联系？）

　　注意：

　　若别人向你索要名片，而你不想给时，要用委婉的方法表达，不能直接回绝。 该如何说？

　　若自己没有名片，该如何说？

　　名片递送的顺序 :一般由职位低者先向职位高者、晚辈先向长辈、男士先向女士递上名片，然后再由后者予以回赠；在向多人递送名片时应由尊而卑、由近而远，（圆桌）按顺时针依次进行。

　　名片递送方式:应面带微笑，将名片的正面朝向对方，用双手递给对方（用双手的拇指和食指分别持握名片上端的两角送给对方）并说寒暄语。（如：这是我的名片,请多指教或多保持联系！ ）递接名片时，如果是单方递、接，应用双手；如果是双方同时交换名片，应右手递，左手接。不要用手指夹着给人，在递送名片时，如果是坐着，应起身或欠身。

　　递接名片的礼仪规范——如何接收名片

　　1 接收名片时应起身或欠身，面带微笑，用双手接住名片的下方两角。接过名片后应致谢，且应认真地看一遍,表示对对方的重视；

　　2 看完后要妥善收好名片,不可在手中摆弄或随意放在桌上

　　3 如果暂放在桌面上，切忌在名片上放其他物品，更不要在离开时漏带名片。

　　名片注意事项：

　　不要在他人名片上写不相关的东西；出席商务社交活动，要记住带名片。

　　递接名片的礼仪规范——名片的放置

　　随身携带的名片应放在名片夹里或西装上衣内侧口袋或公文包里。

　　将名片放于其他口袋尤其是后裤袋、裙兜或钱夹里是失礼的行为。

　　最好将他人的名片与自己的名片分开放置。

　　中国礼仪在中国文化中起着“准法津”的作用。中国礼仪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餐桌上的礼仪，待客之道，拜访致礼等。

　　现推广“八礼四仪”

　　“八礼”指“仪表之礼”、“仪式之礼”、“言谈之礼”、“待人之礼”、“行走之礼”、“观赏之礼”、“游览之礼”、“餐饮之礼”。包括面容整洁、衣着得体、发型自然、仪态大方。餐饮之礼，包括讲究卫生、爱惜粮食、节俭用餐、食相文雅。言谈之礼，包括用语文明、心平气和、耐心倾听、诚恳友善。待人之礼，包括尊敬师长、友爱伙伴、宽容礼让、诚信待人。行走之礼，包括遵守交规、礼让三先、扶老助弱、主动让座。观赏之礼，是指在观看文艺表演和体育比赛等场合，遵守秩序、爱护环境、专心欣赏、礼貌喝彩。游览之礼，就是善待景观、爱护文物、尊重民俗、恪守公德。仪式之礼，是指讲究文明礼仪，做到按规行礼、心存敬畏、严肃庄重、尊重礼俗。

　　“四仪”指入学仪式（7岁）、成长仪式（10岁）、青春仪式（14岁）、成人仪式（18岁），以此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强化文明礼仪素养。

　　礼仪动作有十，常规礼仪动作有二。携带双向对等、有序有位，缺一不可、两相适宜的交往原则和做人原则。

　　十种礼仪动作是：拱手礼、一拜礼、两拜礼、三拜礼、叩首礼、执手礼、推手礼、交手礼、揖礼、鞠躬礼。

　　两种常规礼仪动作是，初相见、敬父母行一拜之礼，朋友同学同事行拱手礼。

　　拱手礼

　　在胸前拢手，由前向后收，呈拱手形。向前推，不躬身。

　　视距离远近，可高，不能低于胸。

　　日常相见礼，送别礼。

　　揖礼

　　在胸前抱手，轻于抱拳，重于拱手。略躬身或不躬身。

　　用于日常行礼，敬长上，同学朋友互敬。

　　一拜礼（拜礼）

　　展臂，至胸前合，拢手。男左手前，女右手前。躬身（30度）。手臂随腰部动，头不动

　　用于初相见，敬长上，行家礼。只行一个。

　　常规大礼。

　　两拜礼（再拜礼）

　　展臂，至面部前，拢手。躬身（45度）。手臂随腰部动，头不动。

　　用于向长上行大礼。一般行一个，叫“拜”。最多行两个，叫“再拜”。

　　三拜礼（再拜额手礼）

　　立定，挺身，庄重。

　　“双手附心。”双手附在胸腹之间，男生左手在前，女生右手在前。叠并，两肘与手成直线。双手表示“与天地合其德”。天德大刚健，大恒久，大信用，大起始。地德大承载，大包容，大丰富，大付出。两德兼备而各有显。显德可以因时因境而变化。

　　“高揖。”双手向前上方推出，推至额头前方，两臂伸直。

　　“行礼（拜）。”头、颈、手臂皆不动，腰部下躬，深躬（90度）。

　　“兴。”起身，双手升至额前。

　　“再行礼（再拜）。”

　　“兴。”

　　“额手。”双手贴向额头，再推出。

　　“三行礼（三拜）。”

　　“兴。”

　　“礼成。”双手复位，至胸腹间。

　　用于敬天地祖先先师，特定场合敬父母，行人生大礼。

　　用于集体行大礼。

　　大礼站着行要行三个，叫“再拜额手”，相当于古代的“再拜稽首”。

　　叩首礼

　　古人因为席地坐在小腿和脚后跟上，叫“踞”、“正坐”，行这个大礼很方便。

　　古人行的最大礼是“再拜叩首礼”。先踞坐下去，挺直身，臀部不要离开小腿，也就是不要跪起来。先行拜礼，行两个。拜礼的动作是，双手在额前揖起，下落，手拜至前面地面，身子随手臂前倾。行第三个礼时，两手下行，分开，手心向上。躬身，手背贴在侧前方地面上，额头叩至地面。第三个礼仪动作也可以双手不分开，额头叩至手心。这三个礼仪动作表示越来越敬。今人可以再拜叩首，也可以只行一个叩首礼。站着行就是“再拜额手礼”和“额手礼”。三，表示多，再多也还是三。

　　只用于特定大礼，如敬天敬地敬祖先，特定场合敬先师，特定场合敬亲生父母辈祖辈，结婚那一天夫妻对拜。不可以随便行。随便行是亵渎礼仪，亵渎对方。

　　执手礼

　　双手平伸并出，晚辈手心向下，长辈手心向上，长辈握住晚辈的手。长辈可以坐着，执晚辈之手。

　　家庭礼仪。结婚时夫妻礼仪。

　　交手礼

　　仅用于生向孔夫子行拜师礼时，师代孔夫子还礼。孔子像上，孔夫子用的是这个还礼动作。双手在胸前交叉叠并，推出，平示。

　　师不能随便还这个礼。

　　鞠躬礼

　　垂手，躬身。鞠躬幅度可大可小，越下越敬。

　　颔首、躬身，长者用于还礼。

　　附手礼

　　双手附胸腹间，上手男左女右。

　　行大礼前站姿，升国旗站姿。表示诚意正心。

　　握手、挥手、摆手、招手、拥抱、起身、鼓掌、点头、躬身、应答、微笑、示请、示让，也是礼仪，属于“仪”、“貌”的范畴。

　　以上礼仪动作看似复杂，而平常只用朋友间平等对等的拱手礼和敬长的一拜礼。对方怎么行，自己怎么还，很简单。

　　礼的规则是有来有往，双向对等、有序有位。对方行礼，必须还礼。无论地位多高，辈份多长，都要还礼，否则就是失礼和无礼。应答、点头、躬身，都是还礼。

　　给天地祖先先师行礼，天地祖先先师不还礼。因为他们一直在对我们“施礼”，我们只是在还礼，报答。

　　礼仪动作根据礼仪的两个基本价值规则和礼义而生而定。以上只是基本规范。礼仪动作可以有变化。各地文化、风俗、习惯不同，礼仪动作也有差异。有基本定式，又有不同，才能区别，才能适宜。日本、韩国、其它儒教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保留有儒教文化传统，都是儒教文化的支脉。按自己的传统行礼，这样就有别有位了，适宜了。中国大陆地区，礼仪被君权弄到极端，如今业已中断，要回到周礼的本原，结合西方文化的成果，制定礼仪，接通古今中外。各地实行起来还可以有差别。

　　新礼继承古礼，礼仪动作拉开人的距离，使互敬。同时发展变化，顺应人心，拉近人的距离，增加“执手”礼，使互爱。通两得中合宜。

　　礼仪动作一改卑下之相，乾德刚毅正大，坤德典雅尊贵。行礼人乾坤合德。

　　总结

　　礼的内在规则：施报双向，平等对等，有序有位。

　　礼的功用是：礼生敬，敬生情，敬情生神圣。礼生之敬，可移于工作、学习、待人，敬业、敬事、敬人、受敬，人是一流人。人失去了礼仪、仪式，也就没有了敬，凡事皆不敬，成了二流三流人。祖先的礼仪动作，先使人生敬。握手只能生情，不能生敬。

　　升人品，提国格，非礼不能。

　　礼以直道为中，兼行重道，兼行恕道。

　　施（始）的规则：卑己尊人，行敬让之道。

　　报的规则：以直道相报，来而有往，投桃报李。可以重报，投我木桃，报以琼瑶。不可以反报，不可以轻报，不可以不报。

　　知礼者知理，有礼者有理，合礼就是合理。

　　礼自心生，礼由己发。

　　“克己”与“由己”相结合。“复礼”与“为仁”相结合。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地节年间，汉宣帝曾经与太子刘奭有过一段对话：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汉书元帝纪》 这段父子之间的对话，明显看出，汉宣帝与未来的汉元帝，在治国理政方面的分歧：汉元帝认为父亲「 ”持刑太深”，错杀了大臣杨恽、盖宽饶。而汉宣帝却认为汉元帝「 ”纯用儒生”，会乱天下。 汉宣帝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任何思想、方法、臣子在他看来，都只是工具而已，达到治理国家的良好效果，才是最终目的。这是与儿子汉元帝最大的不同。 （汉宣帝） 奖掖儒学，召开石渠阁大会 自从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在国家的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其中的经学影响最大。所谓经学，就是研究儒家经典著作的学问。汉武帝时设立了「 ”五经博士”。（五经者：《诗》、《书》、《礼》、《易》、《春秋》）。 昭帝年间，民间有一男子冒充戾太子，出来四处游走，甚至跑到长安城招摇过市，一路上各级官吏皆不敢拿他问罪。唯有京兆尹（首都市长）隽不疑，以「 ”春秋大义”果断处决了这个冒牌货。 「”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盖，衣黄袍，著黄帽，诣北阙，自谓卫太子。长安中更中聚观者数万人。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莫敢发言。京兆尹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诸君何患卫太子！昔蒯聩韦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诏狱。”（汉书隽不疑列传》 这是儒学对维护皇权、稳定社会的重要案例。其实早在汉武帝时代，大儒董仲舒便以儒家思想为阵地，宣扬「 ”君权神授”之说，获得了汉武帝的极大赞赏。而汉宣帝时期，更是利用儒家经学粉饰太平，宣传「 ”祥瑞”，动不动就是「 ”凤凰去集”，「 ”甘露降临”，这些东西，皇帝是不信的，但汉宣帝要使天下臣民信服，就不遣余力地让儒生们去替他宣传「 ”神迹”。 若要使马儿跑，就要给马儿吃料。 汉宣帝深谙此道。他需要儒生们去替他大力宣传，争取天下民心，他就要对儒生进行奖掖：封赏精通五经的儒生，如授予精通《春秋谷梁传》的蔡千秋「 ”谏议大夫给事中”的官职，梁丘贺为少府，王骏为御史大夫，张仲方为扬州牧。（《汉书儒林列传》） （石渠阁会议） 公元前51年（甘露三年），汉宣帝更是在西汉皇家图书馆「 ”石渠阁”召开大会，「 ”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汉书宣帝纪》）。本次盛会，当时天下儒学名士均参加，包括萧望之、刘向、韦玄成、薛广德、施仇、梁丘临、林尊、周堪、张山等。会议的具体情形，我们今天的人已经无法得知，但会议最终形成奏疏（议奏）155篇，《书》有议奏42 篇, 《礼》有议奏38 篇 ,《春秋》有议奏39 篇, 《论语》有议奏18 篇, 《五经杂议》有议奏18 篇, 总计 165 篇。（《汉书艺文志》）。 但我们只能知道会议形成奏疏的数量，其中的内容，基本上已经散失，着实遗憾。 汉宣帝以帝王之姿，公开举办儒家盛会，对儒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表明宣帝对儒家知识分子的态度，石渠阁会议后，宣帝将「 ”五经博士”增加至14位。 （萧望之） 扶持儒生，内儒外法 汉宣帝并不排斥儒生，甚至将儒生提拔到中央三公九卿的重要位置，典型代表就是太子太傅萧望之，他是当世的大儒名流。 宣帝时代，还先后任用了明经博士丙吉、韦贤、于定国、魏相等人为相。这些儒生能力还是很强的。 「”吉本起狱法小吏 , 后学《诗》 、《礼》 , 皆通大义 。及居相位, 上宽大, 好礼 让。掾史有罪臧, 不称职, 辄予长休告, 终无所案验”（《汉书丙吉魏相传》） 重用儒生，并不代表儒生就可以为所欲为。汉宣帝延续曾祖父汉武帝的风格，「 ”霸王道杂用之”。 所谓「 ”霸道” 系指法家思想而言。「 ”霸王道杂用之”，就是增订法律，继承先秦法家「 ”法不阿贵”，严厉执法的精神，任用酷吏，以严 刑峻法治国 。不仅如此, 汉武帝还把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杂糅结合起来，加以运用，选用「 ”习文法吏事 ,缘饰以儒术”的士人当官。恩威并举，把严刑与赦免相结合，又以《春秋》决狱，把儒家经典当法典用 。这样,就形成了霸道 、王道同施，德治与法治兼用的治国思想，也就是以「 ”霸王道杂之” 的儒法结合思想为治国指导思想。 宣帝时代的政治则达到了儒法相得益彰的圆融境地，他重用儒生，但也绝不允许儒生挑战帝王权威，严格控制儒臣。司隶校尉盖宽饶，也是一位饱学儒士，但常常以折辱权贵君王为能。后来汉宣帝因其奏封事曰 :「 ”方今圣道浸废, 儒术不行 ,以刑余为周、召 ,以法律为《诗》《书》 ”为由，定其「 ”坐刺讥辞语”为罪，逮捕入狱，盖宽饶自杀。韩延寿、杨恽等儒生九卿，皆因为不尊重帝王而被杀。 汉元帝的「 ”纯用儒生”，实则是懦弱无能 汉元帝不满父亲的「 ”霸道”作为，希望纯用儒生治国。那么，他真的是非常信用儒生吗？其实不然，与其说汉元帝是信任儒生，不如说他真正是「 ”柔仁懦弱”。其父汉宣帝临终时，为其安排了大儒萧望之、周堪为辅政大臣，萧望之还是汉元帝的老师（太子太傅），按理说，以他「 ”雅好儒生”，必定信任他们，但在奸臣石显等人陷害萧望之，逼其自杀后，汉元帝「 ”闻之惊，为之涕泣，哀痛不已。如显等责问以议不详。良久然后已。” 知道谁忠谁奸，而不能果断处罚奸臣，只是「 ”涕泣”，根本就是于事无补，只能是徒增笑柄，令奸臣更加轻视君王，越发肆无忌惮。 正如《汉书元帝纪》所评论，「 ”上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矣”。 （汉元帝） 结语 汉宣帝对儒学的扶持既有直接扶持儒士，加强学术领导和干预方面， 也有通过加强儒家政治 力量以间接的影响，这在他执政后期表现得愈来愈明显。 宣帝死后 , 太子刘奭即位 ，是为元帝, 从此西 汉政治开始进入纯儒学化时代， 儒生出居显位的更多 。但是，放弃了「 ”霸道”，即法家思想的西汉，对权贵、豪强开始一味地纵容，对皇帝对奸臣的一味宠信偏袒，导致天下土地兼并日益猛烈，百姓更加民不卿生。而皇亲贵戚的无法无天，直接致使皇权旁落，最终，外戚王莽专权，推翻西汉，建立「 ”新朝”。

参考资料：

　　1、朝珠的质料多用东珠（珍珠）、翡翠、玛瑙、琥珀、珊瑚、象牙、蜜蜡、水晶、青金石、玉、绿松石、碧玺、伽楠香、芙蓉石等宝石琢制，以明黄、金黄及石青色等诸色绦为饰，由项上垂挂于胸前。

　　2、皇帝朝珠，用东珠一百有八，佛头、记念、背云、大小坠杂饰，各惟其宜，大典礼御之。惟祀天以青金石为饰，祀地珠用蜜珀，朝日用珊瑚，夕月用绿松石，杂饰惟宜。绦皆明**。

　　皇子、亲王、亲王世子、郡王朝珠不得用东珠，馀随所用，绦皆金**。

　　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朝珠不得用东珠，朝珠绦用石青色。

　　民公、侯、伯朝珠，珊瑚青金绿松蜜珀随所用，杂饰惟宜。绦用石青色

　　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子、男、文一品、武一品、文二品、武二品、文三品、武三品、文四品、武四品、文五品朝珠，珊瑚青金绿松蜜珀随所用，杂饰惟宜。绦用石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