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广告传播史的研究中，对广告媒介的涉及零星散见于为数不多的几本广告史著作里。……（删节）广告史学者的研究成果，是本文系统勾勒中国古代广告传播媒介发展、演变历史的基础，而传播学者关于古代传播媒介三套系统的表述，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基本思路。本文以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指导，以传播技术的进步为线索，以不同时期存在的广告现象为参照，全面、系统勾勒中国古代广告传播媒介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总结其在不同生产力发展环境下的运用规律，以期对中国古代广告传播的途径、方法及传播水平做一个基本的判断。

一肢体语言——广告信息传递的特殊符号

古代社会的人们传递信息，往往借助特定的肢体动作、有声语言及纹身、饰物、舞蹈等以身体为传播媒介或载体的广告传播形态来达到目的。身体或肢体是为最原始的广告媒介，其媒介功能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岁月里被不问断地保留并延续下来。古代社会常用的肢体语言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拟态与手势语。在语言使用之前，拟态与手势语是把特定信息传递给受众的最实用、最有效的方式。如原始人在狩猎过程中，当一个人遇到野牛群时，就立即跑到同部落的人都能望见他的高地上，两手举起身上遮体的东西，伸到头顶，然后再慢慢放下，反复不已。这是动员全部落成员围猎的信号。原始人狩猎喜欢结伴合作，当猎手们发现兽迹时，需要隐蔽行进，就相互用手势语交换情况。那些手势往往都能表现动物最显著的特征。高举双手，食指伸直，表示所见野兽是有一对大角的大捻角羚；中指弯曲，其余四指伸展，大家明白这是发现了长颈鹿；发现鸵鸟则斜举手臂，象征其长颈。民族学研究证明，这种拟态与手势语在古代社会里是到处存在的，是原始人传递信息的重要载体。

2．身体彩绘和纹身。在身体上涂色彩或画图形的装饰叫做绘身，这种装饰起源极早。在数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后期遗址中，经常发现有可以作为颜料的赫石。直到近代，许多保持着古老习俗的民族仍喜欢在自己身上绘彩。我国旧俗端午节，不少地区的少数民族都习惯在头面、手腕等处涂雄黄或画符，将牙齿染黑色可以说是一种绘身装饰。古籍中记载我国东南方有一个“黑齿国”：“倭国东四千有裸国。裸国东南有黑齿国，船行一年可到。”我国云南的傣、基诺、布朗等族，平时喜欢咀嚼槟榔和石灰，久之也能使牙齿变黑。

在人体表面皮肤上刺花的装饰叫做纹身，这种习俗起源也很早。据古书记载，我国古代江南地方的吴人、越人、楚人崇拜龙图腾：“文身刻画其体，内墨其中，为蛟龙之状，以入水，蛟龙不能害也。”我国包括汉族在内的大多数民族在古代或近代都有纹身的习俗。黎族女子开始纹身的年龄是十二三岁至十六七岁。有了情人就要在手上刺特别的标记，这种标记往往是情人亲手给予黥刺的。我国云南基诺、布朗、独龙等族，台湾高山族同胞也有纹身的习俗。……（删节）由于纹身在原始社会氏族部落之间的交往及原始人的群体活动中具有较强的识别作用，在不同的群体交流、争斗及通婚过程中又传递着特定的信息，随着原始群体的迁徙与活动，又在更宽泛的据土范围内发挥作用，因而也可以视为一种能够传达生活及社会信息的原始广告媒介。

3．人体饰物。在人体上加装饰品，最早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后期。在我国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里，就发现了丰富的装饰品。其中有空孔的兽牙、空孔的海蚶子壳、钻孔石珠、钻孔小砾石、钻孔的鱼骨和刻沟的骨管等。它们是用带子串起来套在身上的。人体饰物形形色色，名目繁多，大体上可以分为发饰、头饰、耳饰、鼻饰、唇饰、颈饰、脚饰等等。人体饰物的配带，跟不同时代人们的发型、发式密切关联。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一般是将头发盘结成椎形，或结于额前，或结于背后，逢节日往往满插繁花。广西瑶族妇女发式因地而异，有头上插竹箭两根，约二尺长，分头发为两股，左右盘结，绕箭而上，又以纱巾覆盖，形关如蝶翼双立。有的则头戴竹箍，两端翘起，形状象牛角，再系以珠子丝绵扎紧。浙江东部一些地方的畲族妇女，头饰用竹筒制成，长三尺左右，外面包以红呢，嵌以银边，竹筒前后都钉有一个银牌，并挂上白色串珠。根据不同饰物，可以判断不同族群的生活习惯和特性，可以通过不同饰物的搭配、组合传递特定思想或文化信息。在这里，人体饰物不仅反映着原始人的喜怒哀乐，而且还把这种生活文化信息传播到族群每个成员当中，甚至传播到临近或敌对氏族群体之中，原始广告传播的功能也表现得较为强大，具有明显的广告“告知”功能。

根据以上材料不难看出，在原始社会及文明早期漫长的岁月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地区的不同人群，传递信息的方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靠肢体语言进行的，特别是一对众、群族对群族之间特定的、具有“告知”和“识别”功能信息的传递，都是以这种方式来完成的。肢体语言在这里成为最原始也是最重要的广告传播媒介。

二借代物——广告信息传递的特定标记

原始人传递信息除了使用肢体语言外，更多的则是依靠现实世界的自然物来实现广告信息的传递。这些自然物，一种是自然界自然生成或存在的，如树木、岩石等，另一种虽然是人类创造的，但尚没有被有意识地专门用来当作广告媒介来使用，而是在传递信息过程中被借用了，如图画、绳索等。这种借代物分为两种情形，一是特定借代物，二是生活借代物。

1．特定借代物

(1)结绳。结绳记事是一种常见的原始信息传递方法，我国古代社会结绳记事的做法在史书中多有描述，《周易》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庄子》载：“昔者容成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北史》也提到：“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结绳法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应用广泛且年代久远。台湾高山族人记录约会日期，就按天数打若干绳结，每过一夜即解开一结。西藏珞巴人则是每过一天用刀割一结，直割到最后一结就表示到期，绳结解完表示赴约之日。云南独龙人单独出远门，往往要在腰间系一麻绳，走一天打一结以记录走出天数。瑶族在二人发生纠纷时常在头人面前获得裁决，其方法是，争执者各执一绳，谁诉说一理由即打一绳结，直至说完为止，绳结多者胜诉。在阶级社会里，结绳的传统也被商人继承下来，并在形制和用途上加以变化。在店铺、酒店肆、茶楼及行商的摊位上，各种各样的幌子或招牌，往往饰以各种饰片，用绳串缀，下缀幌绸、五彩条状织物、各种料珠或排穗，也有许多造型独特的幌子，由粗麻绳打结编织而成。在这里，绳节成为传递广告信息的新型媒介。

(2)刻木。刻木为另一种符号语言。史书上也曾记载我国各地刻木记事的历史事实，如《后汉书》载，“大人有所召呼，则刻木以为信”，虽无文字，亦不敢违。《岭外代答》也载：“瑶人无文字，其要约以木契合二板而刻之，人执其一，守之甚信。”《云南腾越州志》也提到：“夷有风俗，一切借贷赊用、通财期约诸事，不知文字，唯以木刻为符，各执其半，如约酬偿，毫发无爽。”

刻木为记的习俗在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则演变为官工的铭刻或名人商品的标记，即在所售商品上打上官工的名字或名人的名字。如果往前追溯，刻木甚至可以视为商品商标和标记广告的源头。

(3)狼烟。我国春秋时期，就有用火光烽烟传递军事警报的记载。秦始皇以后，在万里长城上每隔十里即筑一烽火台，用干燥的狼粪做燃料，点燃之后，火光烟雾腾空，可把紧急警报传到很远的地方。古诗“平沙落日大漠西，陇上明星高复低；孤山几处看烽火，壮士连营候鼓鼙”之句，正是这种原始信息传递法应用的真实写照。这种传播媒介在古代社会商人们的经商活动中也被使用，如在不同时期，都有夜行的商队、马帮“举火为号”的记载。

(4)鼓。原始的信息传递法既有作用于视觉的，也有作用于听觉的。作用于听觉的信息传递主要借助于音响传播工具来进行，其中以信号鼓最为常见。我国基诺族的牛皮木鼓，也是把一段粗树木的两端凿空，再缚以带毛的黄牛皮，悬在树上用木槌敲击，每逢年节，一听鼓声即男女老幼云集，唱歌跳舞。

(5)竹号。我国怒族在丧礼时用竹号传播信息，通过吹奏不同数量的竹号来向全村报丧。竹号的数目按死者的身份而增减：未婚死者吹一个竹号，已婚者吹两个，老人和首领吹五六个。部落成员闻讯随即赶到死者家里，送来鸡蛋吊唁。进入阶级社会，随着行商坐贾的分化，行商走街穿巷，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吹、拉、弹唱等信息传播工具，如汉代商人就有吹箫卖贻糖的记载。

(6)音响器具。我国新石器时代庙底沟遗址出土的陶钟、陶埙，姜寨遗址的三孔陶埙都具有音乐发声作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声响广告的形态日益丰富多彩，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器物都有可能成为声响广告的传播媒介，如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碗、盏、盆等，与娱乐相关的箫、琴、瑟、鼓、锣等，也成为了广告信息传递的工具。出于广告宣传的需要，许多商人还专门制作了表现行业特征的响器器物，比较典型的就有货郎的拨浪鼓，剃头理发者所用的镊叉，磨刀匠所使用的铜制拍板等。

特定借代物的广泛使用，说明广告传播的方法、途径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传播活动的频繁和传播技术的进步，人们借用一切可以借用的工具或物件更有效、更富有针对性地传递广告信息。媒介形态的丰富，使人类的广告传播在更宽泛的地域内进行，并传递着更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及商业信息。

2．生活借代物

(1)草标。也称之为草芥。本是自然生长之物，但当其插在所售或待售物品上时，便有了标识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同历史时期，小到日常生活用品，大到贫困人家因饥寒出卖儿女，均使用草芥。《水浒传》里曾多次提到草标，最为有名的是关于杨志卖刀的记载：“杨志当日将了宝刀，插了草标，上市去卖。”这里的草标便具备了广告媒介的功能。

(2)谷穗、笊篱、柳条。多出现在乡村郊野的食店门前，随意挂在门前或栏栅上，不仅能起到标识作用，还能显示出店家的朴素、好客，小小的笊篱和柳条能马上拉近店家和顾客、商家和路人的距离，也是一种制作成本低廉但传播效果极佳的广告媒介。

(3)瓶瓢、草帚。草帚也称为“草刷儿”和“草杆儿”、“帚杆”。宋代以后，打破市坊限制后，店铺不仅可以开设在居民区内，而且集市、乡野均可以开设店铺进行经营。草帚作为广告标识多出现于酒肆茶楼，宋代文献资料对这些事物的记载较多，宋人洪迈在《容斋续笔》中曾提及：“今都城与郡县酒务，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于外，以青白布数为丈之。微者，随其高插大小，村店或挂瓶瓢、标帚杆。”

草帚作为广告标识，除了作为酿酒辅助工具的特殊性外，还有更深典故。主要取意为“扫愁帚”。宋人苏轼曾吟到：“要当立名字，未可问升斗。应呼钓诗钩，亦号扫愁帚。”

这里的“扫愁帚”显然成为酒的别称。意为“借酒消愁”、“一醉解千愁”。所以用草帚作为酒店的标识幌，既形象又生动，还具有象征意义，具有浓郁的民俗色彩。

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标记为数众多，多依附于店铺和行商的活动存在，使用范围基本上没有超出商人活动区域和狭隘的“市场”范围，由于经常使用和消费者约定俗成，反映着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和审美情趣，同时，也反映出媒介使用者或商家的群体智慧。但这一类广告媒介的普遍使用，也反映出生产力水平较低阶段人们对广告媒介开发和利用的局限性。

三手工广告媒介——广告信息传递的行业标识

在古代社会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人类在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自我意识和自主意识不断增强。以我为主体创造性地传播精神文化信息，创造社会物质文化财富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对广告媒体的开发和运用反映了这一事实。古代劳动人民创造了种类繁多、风格各异的广告媒介，广告传播的影响力更大，进而成为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1．店铺广告媒介

店铺广告媒介是中国古代社会广告媒介的主要形态。包括饭店、酒肆茶楼、当铺、旅店门面及周边环境的广告形态，具体来说又分为数种最常见的情形。

(1)幌子。幌子是中国古代广告媒介中最成熟的媒介形态之一。幌子往往以生动、直观的形制，鲜艳的色彩和独具魅力的民俗性给人以视觉上强烈的冲击力。幌子从构成看，比较讲究的有幌杆、幌架、幌挑、幌盖、幌体、幌座和幌坠等部分组成；从形体上看，有圆形、方形、三角形、菱形及不规则形；从传播的内容看，凡是与商业经营或商品服务相关的信息均有可能以幌子的形式出现；从制作材料看，则有布、绸、缎、棉、铜、铁、木等各种材质，不少幌子则由多种材料复合制成；从表现形式看，则又分为实物幌、模型幌、象征幌与特定标记幌等。

(2)招牌。招牌传播媒介的出现，也是和店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招牌的位置多出现在门面或门前，多以悬挂、镶嵌、砌筑的方式来设置。招牌作为广告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内容十分丰富，具体来说，一是书写店铺的名号、字号，如点心铺书写“老宝泰”、“晋阳豫”等；二是传达商家的经营思想和经营特色，如招牌上书写“公平交易”、“童叟无欺”等；三是反映行业牲和服务范围的词句，如“知味停车，闻香下马”等。招牌作为古代广告信息传播媒介，从其悬挂的位置来看，又分为不同的横额、竖招牌、挂板及店外冲天招牌等。

(3)垆。垆作为一种广告信息传播的媒体有其特殊性。垆原本是酒店门前温酒的土台子，为了照看所温之酒，垆旁边往往坐一个面容姣好的女子，一方面为了照应客人，另一方面也为了招徕顾客，妇人当垆在汉代已渐成风俗。《史记》曾载：“相如置一酒舍沽酒，而令文君当垆。”(《司马相如烈传》)因汉代初期官府允许民间卖酒和售酒，所以酒店门前多有酒垆。垆成为酒店的标识。

(4)彩楼、欢门。宋代开放市禁，民间宽阔门面的大店铺出现，就为彩楼、欢门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彩楼是指店铺的门面装璜，如《清明上河图》中孙羊正店的门首装饰，就属彩楼的一种。彩楼多根据店家的喜好专门设计，相对固定，独具风格。欢门广告则指店铺经营者和商家在节日或重要活动时临时搭建的门面装饰，常用彩色纸、帛装饰，因目的性较强，标识作用明显，也被视为古代的广告传播媒介之一。宋代在门首搭建彩楼、欢门渐成时尚，《东京梦华录》曾载：“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酒楼》)

(5)灯笼。灯笼作为广告传播媒介，始于五代。耐德翁在《都城纪胜》里曾载：“酒家事物，门设红权子绯缘帘贴金红纱栀子灯之类，旧传因五代郭高祖游幸汴京潘楼，至今成俗。”(《酒楼》)

灯笼一般悬挂在酒肆茶楼门首显著位置，上书“酒”、“茶”、“客栈”等字，十分醒目，在寒冷的夜晚也显得十分温馨。灯笼的形状因行业特点不同也有较大差别。如酒楼灯笼如酒瓮，还有圆形、椭圆形、宫灯型等形状。药铺则与葫芦相似。

店铺广告媒介使用，是行商坐贾分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商业繁荣的重要标志，不同类型店铺广告媒介的使用，方便了商家与普通民众的信息交流，也使商业经营的行业特色更加突出；同时，广告媒介由于制作精良、外观漂亮，在美化人们生活方面也开始发挥巨大作用。

2．行商使用的广告媒介

行商坐贾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分化。坐贾守摊经营，行商则走街穿巷。行商所使用的广告媒介，也是中国古代广告媒介的主要表现形态之一。

(1)拨浪鼓。也称“货郎鼓”、“不郎鼓儿”。一般认为宋代开放市禁以后，货郎走街穿巷开始使用拨浪鼓。宋代李蒿在《货郎图》中就绘有拨浪鼓的形状。宋元明清时期，拨浪鼓是商人招徕顾客的主要广告传播媒介之一。和拨浪鼓属同类性质的广告传播媒介还有锣、鼓、钹、铃、梆、板、盆、镊叉、木鱼、钉拐等，为不同行业的商人所使用。如元代卖糕饼的就敲木鱼，修鞋的则在货架上悬挂钉拐互相碰击发出声响来招徕顾客。(2)箫。东汉时期，箫就成为广告传播的媒介。唐宋时期，这种风俗便流传下来，到宋元时期则较普遍，主要是卖饴糖的小商小贩使用箫来传播商品信息。宋代诗人曾吟到：“草色引开盘马地，箫声催暖卖饧天。”(《寒食假中作》)形象地描述了商人用箫作广告宣传的情形。在中国古代社会，此类性质的广告传播媒介为数众多，较为典型的还有笛、唢呐、喇叭、口琴、哨等。

中国古代社会行商所使用的广告媒介主要分为吹、打、弹、拉四大类。各行各业的行商均有自己独特的声响工具，在中国古代广告信息传播中发挥巨大作用，并成为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略）

这些独具特色的广告媒介的使用，使中国古代广告传播活动从商业中心城市向周边农村地区扩展，从沿海商业中心向内地广大区域扩展，广告传播也打破区域传播的局限，在更宽泛的领域内开始发挥作用，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商业进程和社会进步。

3．印刷广告媒介

伴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雕板印刷技术的发展，印刷媒介在广告信息传递方面开始发挥巨大作用。作为唐宋以后出现的新型广告媒介，其表现形式和表现内容在商家的经营活动中也日益丰富多彩起来。

(1)铜板印刷媒介。雕板印刷术的成熟，使得一种新型的广告媒介——广告铜板在北宋时期开始出现。最为典型的实物就是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济南刘家针铺的广告铜板。这是一种商标和广告信息相结合的雕板印刷物。铜板宽125厘米，高13厘米，正面雕刻有“济南刘家针铺”的标识字样，画面中央雕刻“玉兔抱杵捣药”的图案。图案两旁有八字“认门前白兔儿为记”分列两旁。图案下方还有特别的广告宣传文字。刘家针铺的广告铜板，被视为是印刷广告中的典型代表。

(2)广告招贴画。广告画出现在南宋时期，采用纸质印刷。据史料记载，南宋时出现《眼药酸》杂剧印刷广告。画面内容是两个穿戏装之人位于画面中央，一人用手指眼，示意有眼病，另一人则手拿眼药水请他使用，广告表现类似今天的广告招贴，十分生动形象。

(3)书籍广告媒介。明清以后，雕板印刷术有了进一步发展，书坊刻书和印书渐成风气。为了宣传所印或所刻图书质量，书商开始在图书的前言或后记，甚至封面上做广告宣传，书籍本身除成为文化信息载体外，也成为新型的广告媒介。如明弘治年间的《奇妙全相西厢记》书尾就刊印了广告，广告词为：“本坊谨依经书重新绘图，参订编大字本，唱与图合，使寓于客邸，行于舟中，闲游坐客，得此一览，歌唱了然，爽人心意。”此类广告形态随着图书印刷事业的不断发展日益普及。

(4)木板年画。清代木板年画十分盛行，年画铺遍及全国各地，广告年画成为新型广告媒体。如苏州桃花坞出土的“四时名点”广告年画中，绘有《失街亭》的戏文和插图，而这种年画又充当“四时名点”的包装装璜，具有鲜明的广告宣传功效。

作为手工制作物的广告媒介，多是商人在长期经商过程中，通过观察、积累，结合行业特点所创造、加工，并不断改进的新型信息传递形式。因为这些媒介多是伴随着商人的经商活动而产生，并成为商人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具有明显的行为标识作用。

中国的别称有”神州“、“九州”、”华夏“、“中原”。另外还有“诸华”、“中土”、“震旦”、“函夏”、“禹城”、“禹迹”、“禹甸”、“九牧”等。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除被称为中国外，还有许多别称。今天让我们一起透过诗人的精美诗文，了解一下祖国的别称。

九州：

源于大禹治水划定九州的传说。九州，相传夏禹治水后，分中国为九州，冀、兖、青、荆、扬、梁、雍、徐、豫。《淮南子。地形》又载：中国古代设置九个州：神州、次州、戎州、弇州、冀州、台州、济州、薄州、阳州、。此后，九州便泛指中国。以九州之意派生演化而来的还有九城、九有、九土、九区。宋代绘制《九域图》即中国地图。清代著名诗人龚自珍过江苏镇江时，写下：“九州生气侍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投，不拘一格降人才。”曾为毛泽东主席在文章中引用，流传甚广，诗中“九州”即中国。

华夏

商朝时，由于实行了裕民政治，政治与文化都比以前有所进步，所以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和南方、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都向商称臣。华夏族是当时的主要民族，后来人们就把华夏作为中国的代称。唐代诗人杜牧曾有诗云：“位极乾坤三事贵，谤兴华夏一夫冤”（全唐诗卷526－6《闻开江相国宋下世二首卷》），诗中的“华夏”即中国。

神州

古书《史记•孟子苟卿列传》中提到战国时齐国有个叫验衍的人，他说：“中国名为赤县神州。”后来人们就称中国为“赤县神州”。但更多的是分开来用，或称赤县，或称神州。唐代诗刘禹锡诗云：“何况菊香新酒熟，神州司马好狂时”（全唐诗卷361－32《酬皇甫十少尹暮秋久雨喜晴有怀见示》）。诗中“神州”即为中国别称。

中华

秦以前，华夏族称自己的祖国为中国，秦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因而又有“中华民族”的说法。“中”即中国，“华”是华夏族的简称。唐代诗人贾岛诗云：“东海几年别，中华此日还。”（全唐诗卷573－84《送褚山人归日本》）诗人把中国称为“中华”。

此外中国还被称为“禹域”、“中夏”、“中州”、“四海”等。

古代中国的别称，除了九州之外，还有十二种称呼，五种含义

在周代的文献里，中国一词有五种不同含义：一指京师，即首都。二指天子直接统治的疆域。三指中原地区。四指国内。五指诸夏或汉族居住和建立的国家。自汉代开始，人们常把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自称为中国，而把北朝叫作“索虏”；北朝也自称中国，反过来把南朝骂做“岛夷”。辽与北宋，金与南宋处于对立状态，所以他们都自称中国，且彼此都不承认对方为中国。

严格的说，历史上的中国不等于今天的中国范围，而且我国古代各个王朝都没有把中国作为正式国名。如：汉朝的国号为汉、唐朝的国号是唐。以后建立的王朝国号，有宋，辽，金，元，明等，清朝与外国签订卖国条约时签署的国名是大清。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才把中国作为“中华民国”的简称。新中国建立后，从此“中国”一词便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而且，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在北京。当然，鉴于中国历史悠久，所以它还有很多别称。

（一）赤县、神州之称最早见于《史记》中《孟子荀卿列传》，而且其中提到过战国时的邹衍的言论。他说中国名为赤县神州，后来人们就称中国为赤县神州，但更多的是分开来用，或称是赤县，或叫作神州。

（二）华，古同“花”，引申为美丽而有光彩之意。对华的解释，一种说法是：古代中原地区的人们，自认为自己居住在衣冠整齐而华丽的文明地区，所以自称作华。另一种说法是：周朝人喜欢红色的艳红颜色，把红颜色看作吉祥的象征，所以就自称作华；还有一种说法：华是由我国古代华夏省略而来。

（三）诸华，由于周朝人自称为华，所以周王朝分封的中原许多诸侯国就称为诸华，晋代杜预为《春秋左传》作的注解上说，诸朱既中国也。”

（四）中华，秦以前华夏族称自己的国家叫中国。秦统一六国后，疆域中囊括了汉族之外的其他民族，因而又有中华民族的说法。中既“中国”，华即华夏族的简称。唐代韩渥诗中曾写道，“中华地向边城尽，外国云从岛上来。”从此点看出，此时的中国人已把中华和外国对用。（五）夏，在古代有“大”的含义。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是大禹之子启建立的夏王朝。《史记》中《夏本纪》记载“禹封国号为夏。”后来人们就常用“夏”来称呼中国。

（六）华夏，商朝时，其国力强大且人口众多，所以商人将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和南方、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都向商称臣。商朝本是属于东夷部落驱逐夏王而得天下，当时华夏族的人口仍然占了大部分，后来人们就把华夏作为中国的代称。

（七）诸夏类似诸华。

（八）中夏、方夏、函夏，这三者都是中国的代称。中夏，《后汉书》解释道：“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棱。”此后，“中夏”既指“中国”。函夏，《后汉书》解释道“以函夏之大汉兮，彼曾何足与比功。”

（九）禹城、禹迹、禹甸，对于大禹治水，可谓是家喻户晓。相传为了尽快治理水患，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所以后世为感念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就将中国称为禹城、禹迹（大禹治水足迹遍布全国）、禹甸（甸指“治理”的意思）

（十）九州，这个词想必是最熟悉的。相传禹治水后，依山川形势而划定九州即：冀州，兖州，青州，荆州，扬州，凉州，雍州，徐州，豫州。所以后世将中国称为九州。《淮南子》又记载中国古代设置了九个州：神州、次州、戎州、弇（yan）州、冀州、台州、济州、薄州、阳州。后来，九州一词又衍生了了许多词语：九域、九有、九土、九区、九牧。所以，宋代绘制的《九域图》即指中国。

（十一）八州，《汉书》中《许皇后传》说，“殊俗慕义，八州怀德”。

（十二）海内，辞源中“四海”一词的注释：古人以为中国四周皆为大海，所以就将中国成为海内，将外国称为海外。

当然，这时中国人对自己的称呼。与中国历代王朝同时存在于世界上的还有其他不同的王朝，例如古代印度称中国为“震旦”，即：“东方属震，日出东方，故云震旦。”汉朝时，因为其与匈奴多年交兵，匈奴人多称汉朝为“汉”。同时，汉武帝打通了河西走廊后，内地的丝绸等商品广泛传播于罗马，所以罗马人又称中国为“塞里斯”，即“丝国”之意。

到了公元907年契丹建国时，因为契丹作为一个强盛的游牧部落而与西方曾有频繁联络，所以当时中国又被称作“契丹”，现在俄语中对中国的称呼即使从“契丹”一词中音译过来的。到了近代，中国又被那位面积不过378万平方公里，且常年地震的岛国称为“支那”。

“中国”一词之本义考

　　华夏族人称其四境民族为蛮、夷、戎、狄，而自称为“中国”。“中国”一词最早见于周代文献，后来随着所指对象不同而有不同的含义。大致说来，有以下六种概念：一是指京师(首都)而言，如《诗经·民劳》注：“中国，京师也”。二是指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如诸葛亮对孙权说：“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三是指中原地区，如《史记·东越列传》：“东瓯请举国徒中国”。四是指国内、内地，如《史记·武帝本纪》：“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五是指诸夏族居住的地区，如《论语集解》：“诸夏，中国也”。六是指华夏或汉族建立的国家，《史记》、《汉书》经常出现这样的称谓。所以自汉代开始，人们常常把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正因为如此，当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便以“中国”自居，如鲜卑人建立的北魏自称“中国”，将南朝叫作“岛夷”；而同时汉族建立的南朝虽然迁离了中原，仍以“中国”自居，称北朝为“索虏”、北魏为“魏虏”。又如在宋代，辽与北宋、金与南宋彼此都自称“中国”，且互不承认对方是“中国”。

“中国”一词之地域观念演变考

　　“中国”一词所指范围，随着时代的推移而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扩展过程。当《尚书》上出现“中国”时，仅仅是西周人们对自己所居关中、河洛地区的称呼；到东周时，周的附属地区也可以称为“中国”了，“中国”的涵义扩展到包括各大小诸侯国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而随着各诸侯国疆域的膨胀，“中国”成了列国全境的称号。秦汉以来，又把不属黄河流域但在中原王朝政权统辖范围之内的地区都称为“中国”，“中国”一名终于成为我国的通用名号。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则成了专指我们国家全部领土的专用名词。

　　事实上，“中国”一名虽有三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但它仅仅是一种地域观念，从夏、商、周开始直至清末，从来没有一个王朝或政权曾以“中国”作为正式国名。“中国”正式作为国名，始于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国际上通称Republic of China，简称China(“中国”)。至此，“中国”一名才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1949年成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将“中国”概念完善、充实到今天的含义。

“中国”一词别名考

　　“中国”的别名，除上述的“华夏”外，还有“中华”、“九州”、“四海”、“神州”等称呼。“中华”最初指黄河流域一带，《三国志》裴注中最早出现了“中华”一词。随着版图的扩大，凡属中原王朝所管辖的地方都统称为“中华”，泛指全国。唐代韩亻屋诗云：“中华地向边城尽，外国云从岛上来”，已把“中华”与“外国”对举。所以，“中国”也简称“华”，中国人侨居海外称“华侨”。　　

　　“九州”之名，起于战国中期。当时列国纷争，战火连天，人们渴望统一，于是产生了区划中原的思想萌芽，因而《禹贡》便有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其它古籍如《尔雅·释地》、《周礼·职方》、《吕氏春秋·有始览》等也有“九州”的记载，尽管具体的州名有所差异，但记载的均为九个州。“州”正式成为政区是东汉的事。后代的州越分越多，越分越细，辖区也越来越小，但中心地域大致相当于战国时代“九州”的范围。所以“九州”就成了中国的代称，并一直沿用至今。

　　古时候，中国曾有“四海”之称，以四境均有海水环绕而得名。战国齐人邹衍，得到海外交通的启发，大胆提出了“大九州”说。他认为《禹贡》九州合起来只能算一州，叫“赤县神州”；同样大小的州共有9个，但不过是裨海环绕的小九州；这样的小九州共有9个，组成大九州；大九州四周为大瀛州所环绕。所以，“神州”只占天下八十一分之一。后代的事实虽然证明这只是一种假说，但“神州”之名一直沿用到今天。

世界文化中的“中国”名称考

　　古代印度、希腊、罗马等国人，尊称中国为Cina、Thin、Sinae，许多发达国家几乎都用与之音近的名词来称呼中国，中文译音为：支那、脂那、至那、希尼、震旦等。这些都是“秦”字的外文对应，或以为从“丝绸”的“丝”读音而来，也有人认为源出“瓷器(china)”或闽南话的“茶”。

　　俄罗斯将中国叫“契丹”，显然另有来源。契丹族建立的辽朝，武力强盛，控制着整个蒙古高原及其周围地区，铁骑所至，所向无敌。而当时刚刚兴起于东欧平原的俄罗斯人，初闻东方惟有契丹，故称中国为“契丹”，并沿用至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简称“中国”，成立于1949年10月1日，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以五星红旗为国旗、《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国徽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首都北京，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中国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千米，东部和南部大陆海岸线18万多千米，内海和边海的水域面积约470多万平方千米。海域分布有大小岛屿7600多个，其中台湾岛最大，面积35798平方千米。中国同14国接壤，与8国海上相邻。省级行政区划为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化和光荣的革命传统，世界遗产数量全球领先。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56年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此后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实行改革开放，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三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持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贡献者，2020年经济总量突破100万亿元[71]。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也是许多国际组织的重要成员，被认为是潜在超级大国之一。

叶谷菊就是菊花茶的别称，菊花茶，是一种以菊花为原料制成的花草茶。菊花茶经过鲜花采摘、阴干、生晒蒸晒、烘培等工序制作而成。据古籍记载，菊花味甘苦，性耐寒，有散风清热、清肝明目和解毒消炎等作用。

菊花茶起源于唐朝，至清朝广泛应用于民众生活中。约有2500多年的栽培历史，品种达到3000以上，是我国种植最广泛的一种传统名花，除了做园林观赏外，以药用菊花和茶用菊花占较大比例。

饮用方法

菊花茶的饮用方法很多，可根据不同需求选择。清香宜人的甘菊适合泡茶饮用，苏杭一带产的白菊更是上选。泡饮菊花茶时，最好用透明的玻璃杯，每次放上四、五粒，再用沸水冲泡2-3分钟即可。待水七八成热时，可看到茶水渐渐酿成微**。

每次喝时，不要一次喝完，要留下三分之一杯的茶水，再加上新茶水，泡上片刻，而后再喝。饮菊花茶时可在茶杯中放入几颗冰糖，这样喝起来味更甘。

以上内容参考 -菊花茶 （茶类饮品）

1、华夏

华夏也称“夏”、“诸夏”。是古代居住于中原地区的原住民的自称，以区别四夷（东夷，南蛮，西戎，北狄）。

2、中华

中者，即是指中原河洛地区（河，黄河；洛，洛水、洛阳）。因其在四方之中，以区别其他四方而称为中国 （古代“中国”与“中原”同义）。后随着历史演化与融合，因此凡属于中华文化范畴的皆属中国。 

华者，初源于华胥氏 （位于华山之西，今西安市 蓝田华胥镇）。《列子·黄帝》有载，华胥生男名“伏羲”，生女名“女娲”，伏羲、女娲生子少典。《国语·晋语》载：“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故而，华胥正是炎黄之祖也。

3、诸华

由于周朝人自称为华，所以周王朝分封的中原许多诸侯国，就称作诸华。

4、神州

古时称中国为“赤县神州”；后用“神州”做中国的别称。神州(shén zhōu)，俗称“神州大地”，又名“赤县神州”、“九州”（中国） ，是属于黄种人汉族的民族共同地域，面积达360万平方公里。

5、中原

中原是一个地域概念，是指以河南省为核心延及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被华夏民族视为天下中心。

中原地域随着华夏民族的大融合，以及中原文明的扩展而有所蔓延。文化比较先进的华夏族自视文明，自称中国，以别于四夷。

中原地区是中国建都朝代最多，建都历史最长，古都数量最多的地区，夏朝、商朝、西周、东周、玄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隋朝、唐朝、武周、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辽朝、北宋、南宋、金朝、民国等先后有20多个朝代。

300多位帝王建都或迁都于此，中原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自古就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逐鹿中原，方可鼎立天下。

中国有历史记载或考古证据表明较长时间的主要政权的八大古都中，中原地区占据四个，分别是十三朝古都洛阳、八朝古都开封、七朝古都安阳、夏商古都郑州，此外还有商丘、南阳、濮阳、许昌、登封、夏邑、偃师、虞城、淮阳、新郑等古都。

青简、韦编、青编

古代没有纸时，把字写在竹简上，用皮绳把竹简编缀起来，故称书籍为“青简”“韦编”。“韦”就是用来编扎竹简的皮绳。“青编”即“青丝编”，以青丝编结，用来记事，因而古代记事书籍常以“青编”代称。

芸帙、芸编、芸签

有了纸以后，人们为了防止虫对书的咬噬，常在书里放“芸香”，后人便用“芸帙”“芸编”“芸签”等代称书籍。

缥缃、缃帙、缃缥、缥帙

“缥”是青白色丝织物，“缃”是浅**的丝织物，古人常用这两种丝织物作书籍的封皮、封套，“缥缃”等遂成为古代书籍的代称。

坟典、坟籍

传说古代早期的典籍有“三坟五典”“九丘八索”。“坟典”是“三坟五典”的简称，“三坟五典”“九丘八索”有时用来泛指古代典籍，而“坟典”“坟籍”则常用作古代典籍的代称。

二酉

代指丰富的藏书。“二酉“原系湖南境内的大酉山、小酉山。相传小酉山石穴中藏书千卷，乃是秦人留下之物，后则用以代指丰富的藏书。

学术观点

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

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

彭令先生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应视为珍本；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为基础，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无疑是善本；有时候，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也应视为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