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收藏市场里，造假问题一直是制约艺术品市场发展的主要因素，书画市场也不例外。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副主任、古书画鉴定专家金运昌认为，现在国画市场相对低迷的根本原因是：受到了“造假专业化”的冲击。书画造假古已有之，而且一直盛行至今。究其原因，主要是书画艺术的特殊性使然。金运昌说，书画艺术是一个“势利场”，艺术品的价值并不完全靠艺术水平，还要靠艺术家的“名气”。名家的作品即使艺术水平稍差一些也是好东西，这就很容易导致造假的出现。另外，近年来书画市场不断升温，更是造就了一批造假者。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造假出现了“专业化”的趋势。一些专业画家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成为“造假者”，一批“高仿”的赝品随之出现。这类赝品与一般赝品相比具有更高的迷惑性，使收藏者难以辨认，从而打击了人们的收藏热情。金运昌说：“目前，有不计其数的人参与到收藏中来，但现在文物市场上假货泛滥，藏家受骗上当的事已成为家常便饭。”

就如何辨明古书画真假这一问题，金运昌说，书画鉴定目前还未启用先进的科技手段，一件陶瓷，通过科学仪器可以基本断定其烧造年代，但用旧纸、宿墨造假的书画作品就很难判定真伪，目前主要还是依据专家眼力。随着科技发展，一些造伪者开始运用电脑刻图章、打草稿，用化学药品对纸张进行做旧，造伪的手段反倒远比鉴定手段科技含量高得多、先进得多。金运昌讲述了自己曾亲历过的几个小故事，将其归纳为“书画收藏六大陷阱”，以此来提醒收藏爱好者者不要盲目投资。1、故意做旧 地摊捡漏不能信广东曾有一个人给金运昌寄来其收藏的《清明上河图》的影印本，说是从一个地摊上买的，绝对比故宫的要真。从影印本来看，该画十分破旧。金运昌一看，完全是假的，黑糊糊的一片，连画的是什么都看不清楚。金运昌说：“现在潘家园有很多地摊货，故意做成又旧又破的样子。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地摊货十分不靠谱，捡漏的事几乎不可能发生。”专家掌眼：这是骗子在利用大家认为东西越旧越古就越真的心理。要牢记一点，艺术有美丑之分，如果连画的是什么都看不清楚，绝对不可能是真货。

2、印章作假 题跋和印章有大学问故宫曾经买了一幅《出师颂》，是按照隋朝的价格来买的。但是有很多人对此有异议，认为故宫买错了，应该按照晋朝的价格来买。《出师颂》本身没有落款，但是在这幅字画后有“隋人书”的字样，而在引首上却盖了宋高宗的印章，上面写着“宋御府图书”，并指明是晋末的，目的就是想用宋高宗的印来压后面的印。但是最后画卷上的龙爪露出了马脚，龙爪是明朝的龙的样式，并不是宋朝的，说明有人在印章上造了假，宋高宗的印是假的。

传世古书画鱼龙混杂、直伪杂糅，对每一个收藏、购买者来说，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鉴定古书画——辨别真伪。书画鉴定的依据除了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外，还有印章、题跋、纸绢、著录和装潢等。一、印章“一字二画三印章”，这是鉴定一张画的次序。一张书画往往有许多印章，有作者加的印，有收藏者加的收藏印，有鉴赏家加的鉴赏印等。通过印章，可以考察一位书画家的别号、字号、生年、行第、乡里籍、家第、仕途经历、癖好志趣，还能了解这件书画的流传经过，印章为书画鉴定提供了重要的辅证。唐宋时，作者在画上盖印很少见，而在书法作品上盖印，唐代已较普遍。元、明、清画家，一般画完后都盖樱书画中常见用印有：人名别号印：明清画家，除名字外，还有号、字、别号，常出现在书画用印中。一个书画家，往往有多种印章，如梅兰芳的绘画作品中，早年用“梅澜”，中年用“梅畹华”，张大千于晚年用“大千居士”;唐伯虎晚年用“六如居士”。室名馆堂号印：古代文人墨客喜欢把人个起居、游憩、读书、藏画处，题上一个堂号，并将堂号入印，盖在书画上，如齐白石的“悔乌堂”。书画鉴藏印宋、元、明、清、现代都很常见，如“子孙保之”，“子子孙孙永保之”。观赏印：和收藏印差不多，但观赏印是观赏者替别人观赏后所盖的印，如“××观赏”、“××曾观”、“××所见”、“××借赏”。记事印：多数与绘画有关，记叙绘画过程中的好事或坏事、乐和悲等。如张大千两次赴黄山，故又有“两到黄山绝顶人”。后又去一次，故有“三到黄山绝顶人”;康熙赐王如台“画图留与人看”，故王刻“御赐画图与人看”之樱官宦仕途印：记叙作者仕途经历和官职。一种是得意，炫耀自己的官职，如唐寅做了南京解元，故有“南京解元”入印;一种是失意，发牢骚，如“一月安东令”，意即作者只做了一个月的安东县令。又如郑板桥的“七品官耳”，记载自己只做了七品芝麻官。门第印：反映作者的籍贯、家庭、乡里、氏族等。如唐寅的“吴趋唐寅”，“吴趋”为苏州市的一条胡同名，即今吴趋坊。行次印：在唐代行次很盛，明清则少，但入印者很多。如乾隆十一子成亲王永瑾的“皇十一子”樱箴言印：将格言、成语、警句入印，如“温故而知新”。古语印：如“子孙世昌”。诗文印有时是一首完整的诗，有时是不完整的几句。清大画家石涛，画首常有“于今为庶为清门”。纪年卯：表明自己×年×月生，×年中功名，如“生于丁卯”、“甲申进士”。此外还有肖像英宫廷印等。固然，用印章来判断书画作品的真伪，是有相当根据的。但是，印章也有不足为据的地方，因为印章坚固耐久，书画家死后，印章仍可存在，后人就可以籍此来作假。还有些假书画上钤盖着翻刻的书画家的印章，所以，在鉴定书画中只能作为辅助依据。二、题跋书画的题跋有三类：作者的题跋，同代人的题跋和后人的题跋。最多的是为了说明这件作品的创作过程、收藏关系，或考证它的真、表扬它的美，于是有许多作品仗着题跋而增加了后人对它的信任。但是，书画中既有伪作，题跋方面也同样有多种的作伪情况。如真画配上假的题跋，假的画配上真的题跋，各种各样的题跋作伪在鉴定实践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因此，对作品的题跋要作具体分析，尤其是后人题跋对书画鉴定能起多大作用更要据具体情况分析。题跋对书画鉴定是不是可信，还要看题跋者的水平。如乾隆皇帝弘历的鉴定能力差，但好在许多书画作品上写字，妄加评说，将真迹当成伪品，而将伪品说成是真品。如元代黄公望的真本和伪本，他就弄颠倒了。董其昌经眼过的书画名迹也很多，但在品评上不严肃，其题跋也不能令信。而文徵明的题跋就较为可信，因他工书善画，鉴别能力高，态度比较认真。另外，某个时代和某个书画家的题跋也各有特点，这也是鉴定工作中需掌握的。唐宋以前(包括唐宋)绘画作品多不书款，即使有书款，也仅见于石隙缝间，或××皇帝题字。宋代书法作品一般都写款，也有写干支款，因人而异。如据今存郭熙画考证，其书款一般用干支款，《早春图》落款为“早春壬子年郭熙画”。北宋末南宋初画家李迪，其书款既有皇帝年号，又有干支。如，“庆元丁巳李迪画”，但其款一行到底，而无二行。南宋马远，夏圭的题款都在边上，一般不书年号干支，仅几字。出现“平头款”(两行的第一字齐平)，而无“抬头款”(后一行比前一行低一二个字)。元代为谁作画，直书其名，而无“大兄”、“先生”之类称呼。元代书款中，往往有“奉赠”、“见赠”、“奉寄”、“以赠”等字，这种风格沿袭到明初。明代“吴门四家”落款各有特点。仇英一辈子作画，但只有“仇英实父制”一落款;唐寅早年有“晋昌唐寅”、“吴趋唐寅”，“姑苏唐寅”，晚年有“六如居士”、“子畏”;沈周落款为“长洲沈周”、“沈同”;文徵明，早年款为“文壁”(非“璧”)，45岁左右以后，用“文徵明”，“徵仲”、“衡山”。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字玄宰。有“字无玄宰，画无其昌”之说，即书法上落款“其昌”，画上落款“玄宰”，极少例外。三书画用纸和绢传统中国书画一般写画在纸绢上，所以，认识纸绢的时代特点，对于鉴定中国书画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各个时代的绢和纸在质地和工艺上各有特点。前代的纸、绢后人虽能在一定时期内利用，但后代的纸、绢前代人是绝对利用不到的。摸清各个时代纸、绢的特点，至少可以排除用后代纸绢伪造前代书画的那些赝品。此外，书画家采用的纸或绢，与他的写画习惯、表现技巧等有连带关系。不同的纸绢有不同的特点，在不同的纸、绢上写画，会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一般说来，设色工笔画用绢较多，水墨写意画用纸较多。唐五代以前绘画，几乎都是绢本的。宋代以后，开创和发展了水墨写意画，纸本就渐兴起来。元代高克恭、郭界、方从义等人的作品，题材多为水墨云山，故多用纸本。而李 等双钩填色所用绢本能取得更好的艺术效果，故用绢本。四著作和装潢前人对于收藏过或看过的画，往往写成记录，编为专书。这也是书画鉴定很好的参考资料。著录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本人收藏的著录。如清代安歧的《墨缘汇观》、清高士奇的《江村书画目》等。另一类是经手或过目书画的著录，如清代吴升的《大观录》、清阮元的《石画记》。这些作者，多数在鉴定上下过一番功夫，虽难说无误，但很多是正确的。中国书画十分重视装裱，各个时代装裱风格及质料各有特点。展子虔《游春图》是公认的真迹，但画上无款，隋代又无第二件卷轴画传世，缺少可资比较的材料。个人风格更无从印证。故此画的鉴定只能靠题跋、收藏著录和装潢。该画卷首有宋徽宗赵佶题鉴，又是“宣和装”，几项辅助依据为鉴定提供了有力佐证，而装潢正是其中之一。中国古代的书画，历史悠久，是举世瞩目的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历代流传下来的书画作品，虽为薄纸一张，但其价值昂贵。为了牟取暴利，历史上不少画家和古董商人按著名画家的名声和墨迹进行造假，远在南北朝时期，我国的摹拓书画的技术就已相当成熟，有些已达到真伪难辨的地步。编辑提醒:请注意查看“”一文是否有分页内容。

书法和字画都分为古代，近代，现代，新作几种。要辨别出真假就目前来说只能通过人工去分辨。

第一：是落款，有一部分的书法家家或画家他（她）们的作品都会有一个明显的落款，看落款就知道会是那位作家的作品了。

当初步判断过后我们就根据一些资料来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第三点选材：我们就要看作品本身的材质，根据当时的时代用的是什么材质，比如书画用的纸，在当当时的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写书法或画画用的墨有什么特点，面当时所具有的书画文化是什么。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去分析。

第五点就是看书画经过传承了一定时间它的材料，书法墨迹的变化，还有印鉴颜色的变化是否符合理。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有不同意见或更好的方法请大家留言一起讨论。

鉴定字画的最简单方法如下：

1、从勾填和对临切入。

此处最主要的是看书画家的艺术风格特点。每一位书画家都会有自己的艺术风格，越是大师级的名家越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无论是书法，还是山水人物花鸟画，只要认真研究，都可从中看出书画家本身的笔法轨迹和一些习惯性的技法。

因此，在收藏某幅字画前就先要详细研究其创作者的艺术特色，包括师承渊源、风格流派、笔法技巧、用墨用色的习惯等等等等，从而有助于鉴定某些作品究竟是否该艺术家的真迹，如果是赝品也能指出其破绽所在，说出个子丑寅卯，让人心服口服。

2、注意时代风格。

不同时代的书画在风格和题材上都是有区别的，风格脉络都很清晰且各有特色。如果一幅古画所表现出来的某些特点完全不符合该画所声称的创作时代，比如宋朝的作品不应该出现明朝的元素。

当然，这就需要藏家有很高的艺术和历史修养，如果水准不够那就要特别小心了，某幅所谓的古字画可能是数百年后的模仿之作甚至是今人的伪作，谨防被赝品所骗。

3、研究书画的落款和印章。

落款和印章是书画家的身份标签，要鉴定书画的真伪，研究其落款印章也是必修之课。对落款，一是要研究书画家的笔法特色，二是要了解书画家的个人习惯喜好。对印章，一是看印章的形状、刻法、篆文以及用料质地，二是看所用印泥。

另外，还要注意落款年月是否与作者的生平相符，比如不能宋朝的画家在落款时留了个明朝皇帝的年号，或者推算之下发现落款的年份那位书画家已经早已过世，出现这种情况也肯定是赝品无疑了。

4、研究书画的材质。

不同时代的书画载体是有区别的，同样是纸和绢，但不同朝代的原料和制造工艺也不尽相同。比如，宋朝和元朝的绢在精细度和色度上就是有差别的，如果某幅书画落款的朝代与当时的绢、纸材质不符，我们当然可以怀疑这是赝品。

当然，这对收藏者的要求比较高，一般没有多年经验的非专业人员是难以具备这种鉴定水平的。

　古书鉴别涉及的内容比较复杂，技术性强，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很多喜欢研究文学的人们都会想要去购买一本真品。那么你知道应该如何去鉴别清楚它的真伪吗以下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鉴别真伪的方法，希望能帮到你。

古书鉴别真伪的方法

　一、封面。古书封面为四周单线边栏，分为三行，右行为编著撰选者姓名，中行为书名，左行为刊印人或斋、堂名。

　二、装订。古书装订在宋以前均为卷轴形式和折叠页装。册装书的出现是在宋代以后，册装最初是蝴蝶装，后来进到了包背装。线装书是在明代中叶以后才有的。

　三、版式。古书的版式，北宋和南宋前期刻本基本上是白口，南宋后期出现黑口，元末至弘治年间通行粗黑口。明正德，嘉靖年间又出现白口书，之后一直到清代，黑白两种书口同时流行。

　四、字体。古书字体主要有两种，一种宋体字，另一种是元体字。尽管时有非欧非颜，非柳非赵的所谓“馆阁体”出现，但那并非主流。

　五、纸张。宋代印书多用麻纸和以竹为原料的玉扣纸。元刻本常用竹纸或皮纸，比宋版用纸稍黑。明代印书，前期多用江西棉纸，后期多用竹纸，晚期盛行毛边纸。清代大多采用开花(又称桃花纸)，但在实际应用中，几乎以前所用的各种纸张，清刻本中都在运用。

　六、讳字。避讳讲究自周代始，官名、人名、地名均随帝王名字的改变而改变，这对判断古籍年代极有参考价值。历代避讳常见的有改字、空字、缺笔。秦汉时大多采用改字和空字避讳，讳名不讳姓。用缺笔字代讳字发端于唐，又在宋版书上特多。金元刻本无讳字，多俗体、简体。明前、中期亦不避讳，明刻讳字始于明光宗朱常洛。清刻本避讳尤其苛严。

古书的纸质

　麻纸：分黄、白两种。黄麻纸色略黄，稍粗糙，有的较白麻纸略厚;白麻纸洁白光滑，背面较正面粗糙且有草棍等粘附，质地细薄，坚韧。纸纹均宽，约一指半。宋刻本多用白麻纸，元后期多用黄麻纸，时纸纹渐窄，约一指。明初仍用之。

　罗纹纸：色白，质地柔软，具明显横纹，似丝织罗绸，故名。自宋以来代有制造，但宋刻本有此纸者鲜见。

　棉纸：又称皮纸，分黑、白两种。白棉纸色白，质地细柔，纤维多，韧性强;黑棉纸色黄黑，韧性稍差。明前期多用。嘉靖前较细薄，隆、万后稍粗厚。清初仅见少数印本。

　竹纸：色微黄，稍脆，宋元至明初问有使用，嘉靖后较为普遍。

　开化纸：细腻、洁白，薄而韧性强，柔软。清内府刻本及扬州诗局刻书多用之。嘉、道后质次量少，家刻本中偶有采用。

　连史纸：洁白纯净，正面光滑，背面稍粗糙，但无草棍纸屑粘附，纸料较细。乾隆后所用甚多。

　宣纸;因产于安徽宣城而得名。分为多种。料半纸，薄而质地细，色洁白，绵软有弹性，可以作绘画印书，晚清、民国有些书用之。玉版纸，能吸水，晚清、民国印金石、书画册等多用此纸。棉连纸，摹拓铜器、碑刻及印书画用。

　毛边纸：米**，正面光滑，背面稍粗，质脆，乾隆后用得较多。

　太史连纸：稍黄，质地细洁而有韧性，乾隆后与上述毛边纸为两种最常使用的印书纸。

如何通过字体鉴定古籍年代

　唐刻本

　现存最早的唐代刻本，除了敦煌所出乾符四年(877)与中和二年(822)两种唐历和刻于咸通九年(868)卷本《金刚经》已流散异国以外，未见其他传本留存。所以说，唐代古书都是传说级别的东西。

　宋刻本

　前面说到，宋时刻书印书事业繁盛，两浙、四川与福建等经济发达地区成了刻书的中心，刻书单位有监司、州学、书院、家塾、书坊等。但为何到今天宋版书寥若晨星呢因为即使排除战火、天灾的因素，一般纸的寿命也只不过千年而已。像唐代遗留下来仅存的那几本书，若不是纸张在湿度为零、几乎真空的敦煌戈壁滩的洞窟中存放，绝无保全的可能。

　每一册宋版书都是艺术品，弥足珍贵，因此现代按页卖，且每页都在万元以上。其实早在明末崇祯年间，著名的刻书和藏书家毛晋，为搜求宋版书，就按页购宋版书了。他在藏书楼汲古阁门前悬挂征求启事谓：“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

　宋代官刻书多在卷末镌校勘人衔名，私刻和坊刻本多在卷末镌刻书题记或牌记。由工于刻书前要请书法大家缮写上版，字体既美，校刻亦精，字体大都采颜、柳、欧阳笔法，其风格北宋质朴，南宋挺秀。所谓“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明高濂《遵生八笺》)则是宋刻本的共同特色。

　元刻本

　元代初期刻书承南宋遗风，字体也接近，常把元刻本误为宋刻本，后流行赵体字。元浙本多由士大夫经手，流风所及，自然流行赵体，渐有颜体字，字瘦一些、圆劲一些，不像南宋建本字那样横细竖粗。元代俗文化发达，故刻本中多简体字和俗字，许多简体字跟现代一致。

　官刻、家刻中较少，经史文集中较少，坊刻和话本类书中较多。元本墨色稍淡，刀法也显软弱无力。早期用纸，白麻纸、黄麻纸兼而有之，中期以后，则多用黄麻纸。元朝皇帝为蒙古族。人名汉字都是音译、无法避讳也不用避讳。元人礼制观念淡薄，查禁的也不严，元刻本中几乎没有讳字。

　明刻本

　明代刻书情况，大致可分三个时期：明初至正德一百余年间，刻书风格继承元代余韵，无论官刻私雕，概括起来讲，那就是“黑口、赵字、继元”。

　嘉靖(1522—1566)至万历(1573—1620)时期，近百年间，由于前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影响，反映在刻书风格上，一洗前期旧式版式、行款、字体，全面仿宋。这一时期所刻的书，除了司礼监刻一遵旧式少有变化外，其余无论官雕私刻，完全变为另外一种风格，即“白口、方字、仿宋”。颇有宋版遗风。

　嘉靖 六家文选 字体

　万历后期至崇祯(1628-1644)时期，刻书风气又一变，字形由方变长，字画横轻竖重，更显死板，讳字也较以前为严。

　清刻本

书画鉴定仅仅凭借肉眼与经验识别，其可靠性有很大的局限性，也存在困难并很难形成说服力，尤其是在拍卖现场或研讨会上;行业内都通过辅助性的便携式视频显微镜来进行现场识别! 如Anyty的MSA200\WM401TV等显微镜识别可把微小的东西放大，在100-200倍率左右就可很清晰看到宣纸的材质、墨迹的深浅、印章的细节、力度等信息，在显微镜下一目了然，有经验的古画、字画爱好者，根据这些信息，就可判断字画的年代、出入及真伪。

也因便携式视频数码显微镜的分享性比较强，适用于现场（拍卖会、客户现场、朋友间的分享）;又可实时拍照摄像，可进行对比存储;且便携式数码显微镜一般都有对比及测量功能，是辅助书画的鉴定分析必备工具。

书画家的字号、籍贯和生卒时间

掌握书画家的字号、籍贯和生卒时间，对于书画的鉴定工作很有帮助。这些问题往往被某些作伪者忽略，假如我们比较熟悉的话，那么，就能够比较容易地看出问题。例如：明代沈度《梅花百咏》册，《石渠宝笈》卷三之十六著录，款云成化十四年秋七月望后一日，沈度书于春草堂。考沈度元代至正十七年丁酉生，明代宣德九年甲寅卒，78岁。成化十四年沈度已死去45年了，所以这件字册不用看实物也能肯定是伪品。又如：明代姚绶癸《三清图》轴，清代方颐《梦园书画录》卷八之十五著录，款云三清图，永乐五年岁在丁亥秋日写，云东逸史公绶。考姚绶永乐二十一年癸卯生，弘治八年乙卯卒，73岁。永乐五年姚绶尚未出生，所以，可以肯定这件东西也是伪品。正因为书画家的生卒时间对书画的鉴定有直接关系，所以就必须尽可能多掌握它。

但是，有些书画家的生卒时间等问题，在过去的文献中，有的没有记载，有的记载不够真确，这样，作品本身就变成了第一手材料，它能补充文献的不足或纠正文献的错误。

例如：有些书画家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但在文献上根本就查不到这位画家，更谈不上弄清他的字号、籍贯、生卒时间、艺术专长和主要活动了。这样的例子是相当多的。

又如：宋代赵孟坚（子固）的生卒时间，许多文献记载为生于南宋庆元五年己未（1199），卒于元代元贞元年乙未（1295），97岁。有人对此有怀疑，但一直未能解决。1962年《文物》第12期，刊载了蒋天格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考证文章，推算出大约卒于景定五年至咸淳三年以前，依然还没有作出肯定的结论。我们根据赵孟坚的朋友顾光题赵氏《水仙》卷诗，中有甲子须臾事，蓬来尺五天二句，清楚地说出赵孟坚死在甲子年，即南宋景定五年（1264），时年65岁。这样就解决了多年来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

元代柯九思的生年，过去有的书籍上的记载是错误的，例如郭味渠《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记载为生于元皇庆元年壬子（1312），天历二年己巳（公元1329年）被拜为奎章阁鉴书博士，也就是说，柯九思虚龄18的的时候就担任了这个职务。这样，问题就出来了，人虽有天份，大哪有18岁就任奎章阁鉴书博士 钤的呢？显然，这一记载是错误的。那么柯思九的生年应该是哪一年呢？故宫博物院藏元代元代虞集《诛蚊赋》卷，后尾纸上有柯九思的题跋，柯氏名款下钤盖了几方印，其中一方印为唯庚寅吾以降，这方印章为他的生年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考元代有两个庚寅年，其一是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再一为至正十年（1350）年，柯九思的生年毫无疑问是前一个庚寅年，即公元1290年。天历二年己巳时任奎章阁鉴书博士已经虚龄40了。

再如：关于石涛的生卒时间，过去一直有不同的说法，傅抱石《石涛上人年谱》和郭味渠《宋元明清书画家生卒年表》均记载为：生于明代崇祯三年庚午，清代康熙四十六年丁亥78岁尚在。广东省博物馆藏的石涛《山水》册上石涛自题七绝云：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无趋小乘，五十孤行成独往，一身禅病冷如冰。庚午长安写此。上海博物馆藏的石涛《六十自涛诗》云：庚辰除夜抱疴，触之忽恸恸，非一日语可尽生平之感者，父母今生此躯，今周花甲……后接七言诗，其中有……白头懵懂话难前，花甲之年谢上天……。我们根据这两件作品，都可以推算出石涛生于明代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这两件作品都是石涛五六十岁时所作，取的是整数，按一般写文章的习惯是可多可少的。看到石涛《花卉》册十开一本，其中画兰花的一开自题诗云：十四写兰五十六，至今与尔争鱼目，始信名高笔未高，悔不从前多食肉。又画芍药的一页末识云：丁秋十月拈格斋先生句作画。按丁秋即丁丑，即康熙三十六年（1697），上推56年则为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这才是石涛的确实可靠的出生日期。 历代帝王年号、天干地支方面的常识，对于书画的正确鉴定，往往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历代帝王的年号在开始或终结时，常常都不是整年整月，而是相互交叉的。某个皇帝死了，又换了个新皇帝，有的就改了元，即换了年号，也有些当年并没有改元，依然沿用旧的年号。例如：明神宗朱翊钧在位48年，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死的，八月朱常洛（光宗）做了皇帝，改元泰昌，仅一个月就死了，九月朱由校（熹宗）做了皇帝后就没有改元，直到下一年（1621）才改元为天启。我们从某些书籍上看，万历只有47年，泰昌仅有一个月也被算成一年。又如：朱由检（毅宗）是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死的，但有的书籍上把这一年算作清代顺治元年。

我们在书画的落款上，如果看到写为万历四十八年庚申春日或夏日，均是符合逻辑的，如果写为万历四十八年腊月，则不符合逻辑，是有问题的。如果落泰昌年号的款，写成泰昌元年庚申春日或夏日，也可以肯定是有问题的。崇祯年号的书画款，如果写为崇祯十七年春日，同样是符合逻辑的，例如：杨铉《临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卷的款写为：摹宋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时崇祯十七年春月也。这是无可怀疑的。有些人如果不了解这种历史过程，以为崇祯只有16年，就可能将这件作品否定了。

中国传统书画的作者，大都具有相当深邃的文学造诣，有不少书画家，就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大文学家，他们的所写所绘，往往与文学有相当的关联。有一些书画家喜欢写自己的文章或诗词，而另外的一些书画家几喜欢写古人或别人的诗词文章；有些画家喜欢临摹古画，或是古人诗意，并在其上题写古人的诗句，而另外一些画家则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上题写自己的所作的诗。这种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书画家本人的喜欢和购买者的所求而决定的。只有后代人写出前代人的诗词文章，而前代人是决不可能写出后代人的诗词文章来的。如果发现了前代人写了后代人的诗词文章的话，可以肯定这件东西是伪造的。例如：晋代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尾纸上虞集的题诗就是后人伪造的，抄的是倪瓒明代洪武元年戊申题卫九鼎《洛神赋图》卷上的诗。倪诗原文为凌波微步袜生尘，谁见当时窈窕身，能赋已输曹子建，善图惟数卫山人。因为顾恺之是无锡人，所以作伪者倪诗中卫山人的卫字改成锡山的锡了。考虞集宋咸淳八年壬申生元至正八年戊子死，他如何能写出倪瓒在洪武元年戊申的题诗呢？如果我们对古诗文不熟悉的话，像这样的问题是看不出来的。

在书画鉴定中，还常常用避讳分为避朝讳（避当皇帝及先帝的名字）与避家讳（避作者家中长辈或祖先的名字）两种。在鉴定学中，避朝讳比比较容易掌握，避家讳就比较难以掌握了。避讳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将要避讳的字缺写一笔（多为最后一笔），另一种是将避讳的字换个意思相尽的替代字，还有一种是将要避讳的字空格不写。例如：故宫博物院藏宋代黄庭坚《千字文》卷，字体完全是黄的笔法，有个别字写得水平较差，因为该卷文内写明了是试鸡毫，所以这一点就被忽略过去，该卷本幅确为宋纸，并有梁清标收藏印多方，所以我们就初步定为黄庭坚真迹。后来又发现该《千字文》纨扇圆的纨字被改写为团字，应是避宋钦宗赵桓的讳（因纨、桓读音相近而避讳）。考黄庭坚宁四年（1105）卒，距钦宗靖康元年（1126）还有21年，决不可能有未卜先知预算避讳的道理，因此，肯定了这卷《千字文》是南宋人摹仿造假的伪品。

又如南宋赵（高宗）绍兴二十三年写的已被刻入《三希堂帖》的《行书千字文》卷，将文内玄字改成元、殷字改成商、树字改成竹、贞字改成清、敬字改成敬字少写最后一笔、竟字改成馨、恒字改成齐、匡字改成辅、桓字改成泰、纨字改成团、丸字改成弹、朗字改成晃、悬字改成迁。共计改写了14个字，都是宋讳。玄、悬、朗避赵氏始祖名玄朗，敬、竟避太祖匡胤之祖父名敬，殷避太祖之父名弘殷，匡避太祖名匡胤，恒避真宗名恒，贞避仁宗名祯，树避英宗名曙，让避英宗生父名允让，桓、纨、丸避钦宗名桓。

又如：约50年前，北京琉璃厂有一幅落款为董其昌的绘画作品，画得很好，落款字数不多，作品本幅十分整洁，所以有人要买。后来有人看出了这件作品的毛病，落款玄宰的玄字缺写最后一笔，是避清代康熙皇帝玄烨的讳。董其昌死于明崇祯九年，没有活到清代，因此就肯定了这件作品是清代人伪造的。

从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文史知识的丰富与否，对于鉴别书画的真伪，也有相当重要的重要的作用。如果文史常识不多，那么，那种改写的避讳字是不易看出来的，因此也就有可能将作品的真伪断错。

当然，运用避讳进行书画断代，首先要了解避讳的时代特点，例如宋代玄、朗等字是由北宋真宗赵桓大中祥符五年开始避讳的，在此以前这样的字是不避讳的。如果见到一幅宋代人写的字或者绘画作品的题诗，款暑是大中祥符五年，对这些不避讳是符合规律的，而款为大中祥符五年以后的，这些字不避讳就不合规律，就有问题了。

我们这儿所讲的只是一般的情况，此外，也还有极个别特殊的例外，如米芾的《蜀素贴》卷中，前后有两个殷字，一个缺一笔，另一个就不缺。这就要根据具体的作品作具体的分析。

同时，对于避讳问题也不能僵死地一成不变地对待，有些临古的书法作品，完全按照原样临而不避讳。例如经过鉴定确为南宋赵高宗所书的《临古二体千字文》卷，就是完全按照唐人原件临写的，文内的字均避唐讳（诸如渊、世、民等字均被避讳），而没有一个字是避宋讳的。

总之，避讳的问题是复杂的，在书画鉴定中运用避讳来断代，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要依据不同的条件，灵活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