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等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化遗产被切断。只有中国的古文化留存至今。所以，想到中国文化，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第一印象都应该是历史悠久。的确，中国文化从古代甚至更早就开始传播了。虽然几次面临灭绝的危险，但还是挺过来了。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感到骄傲的事情。在这里，我想挑出三部古代文化的伟大作品，来见证中国文化的魅力。

《山海经》

《山海经》。本书分为《山经》和《海经》。其中《海经》有两个分类，一个是《大漠四经》，另一个是《海四经》和《海外四经》。总的来说，《海四经》记载了中国古代腹地的山川宝藏，保存了大量神话素材和珍稀动物，对后世影响很大。可悲的是，《山海经》写的时候，和文字并存。这本书侧重于各种动物和神的。这段文字只是补充说明。在传递过程中，丢失，只留下文字记录。但由于内容过于神秘，专家称《山海经》是伪书，内容根本不可信。

山地和海洋动物

《山海经》。中国古代有三部有影响的书，命名为《黄帝内经》。第一个是《经》，第二个是《易经》，第三个是《道德经》，也叫《黄帝内经》。这是中医理论的早期经典。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概括：一是它是中医理论的第一部经典；此外，它还是养生的宝库。最后，它是一部生活百科全书。记载的知识是独立于西医的全新理论体系。成为西方学者学习中医的必读经典，被众多西方医学学者所推崇。

古代圣贤

《内经》。预言未来的三大古籍是《连山》、《归藏》、《周易》，合称“三变”。都是用“卦”的形式来揭示宇宙万物周期性变化的原因。后来《黄帝内经》和《易经》都丢失了，只剩下《连山》，也就是《归藏》，是周文王吉昌写的，主要分为《易经》和《易经》。就是这么神奇的一本书，秦汉以来没有人能真正读懂。不过《经》既然能写成一本书，肯定是有原因的。我们无法解释这是一个我们应该反思自己的问题。

易经

以上三部书统称为三部古籍。它们是中国文化的瑰宝，现在很少有年轻人对它们感兴趣，因为它们不实用。这三本珍贵的书虽然不会因为今天的方式而失传，但它们在网络和书籍上尘封已久，并没有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和那些已经输了的人有什么区别？中国的传统文化仍然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注。

1900年，随着几声炮响，北京的最后一道防线——大沽口炮台，被八国联军摧毁，外敌再一次来到了北京的城墙下。

紧接着，八国联军便侵入了北京，打开了紫禁城的大门。

无数中国的奇珍异宝、文物古籍，都被这些侵略者劫掠一空，大量属于我国的宝物，流落到了海外。

时至今日，我国都在想办法收回，这些散落在外的文物。

不过世事无常，我们在想办法收回，属于自己国家流落的文物，有的人却会因为种种个人原因，将文物捐赠出去。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在晚年捐赠了，大量翁氏家藏的翁氏第六代继承人，翁万戈。

那么翁氏家藏，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份文物收藏，以至于翁万戈捐赠到国外，会在中国 社会 上引发一片骂声？他又为何要这么做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由爱国华侨转变为人人喊打的“卖国贼”的故事，来一探究竟。

提到“翁”这个姓氏，很多中国人都会想到那个知名的 历史 人物，“两代帝王之师”、晚清著名文臣之一的 翁同龢（hé） 。

的确，翁氏家藏就与这个晚清名臣，有着脱不开的关系。

事实上，如果不是翁家世代为官，普通人家怎么可能有机会，积攒出被誉为“清末九大藏书之一”的家藏呢？

翁氏家藏，缘起于 翁同龢 的父亲，翁心存。

翁心存一朝进士及第，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授读同治帝，一举便将翁氏一脉的命运，给彻底改写了。

翁氏的族人，开始有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更多的发展机会。

尤其是翁心存的几个孩子，在翁心存的悉心教导之下，翁同书、翁同爵、 翁同龢 三兄弟，都先后考上进士为官。

而兄弟几人继承的，不光是父亲翁心存念书的好头脑，还有喜欢收集古书、字画鉴赏的爱好。

翁心存和翁同书两人，皆耗费大量银钱，购买倒闭的书斋，购得大量藏书精品。这样大规模的购进，也让翁氏家藏的藏书数量，急剧增多。

翁心存离世前，将家中的收藏分成了两份，分别交给了 翁同龢 和翁同书兄弟俩继承。

翁同书一脉的继承十分顺畅，但是到 翁同龢 这里，就有些坎坷了。

他一生无子，在家族里选了哥哥翁同爵的儿子翁曾翰，作为自己的继承人。

原本是看中翁曾翰活泼 健康 的体魄，可没想到翁曾翰英年早逝，唯一的孩子也是体弱多病，不满一岁就夭折了。

翁同龢 一脉，再度面临绝嗣的危机。为此，他只能故技重施，采用过继的办法。

翁同龢 生前，很喜欢翁同书的后代 翁之憙 ，于是便选了他的一个孩子过继。

那个被选中，尚在襁褓的孩子，就是翁万戈。

翁万戈，名义上是 翁同龢 的后人，但实际上却是翁同书的曾孙。他和自己的亲生父亲 翁之憙 ，分别为 翁同龢 和翁同书，两脉藏书的继承人。

翁万戈，虽然获得了一笔天降之财，但是这对他来说却未必是一件好事。

作为继承人，他从小就要接受严苛的家族教育，熟读四书五经、文书典籍，要满足家族对继承人的高要求。

可是小小的翁万戈，却连见这些收藏的机会，都没有。

其一是因为翁万戈年纪太小，按照家族规定，他要年满三十岁才能有资格接手翁氏家藏。

其二是因为时局纷乱，翁氏后人为了保全家藏，一直都在转移家藏的位置，除了少数核心的族人，根本没人知道家藏的具体位置。

翁氏家藏，在 翁同龢 过世后，一共经历了两次大型转移。

一次是从北京的宅子，转移到了江苏常熟的老家，还有一次就是，从常熟转移到了，翁氏后人居住的天津。

在翁万戈长大之前，他的那一部分家藏，一直是由他的母亲胡氏，和他的父亲 翁之憙 看管。一同被放在一处的，还有翁同书那一脉的家藏。

1948年秋天，一个在国外旅居10年的男人，带着自己的妻女远渡重洋，回到了自己东方的故乡。

他的本意。是希望自己从没见过祖国的女儿。可以回来见见故乡。

同时，自己已经年满三十岁，家里早就来信让他回国一趟，接手一份家族遗产。

这个男人正是翁万戈，他因为躲避国内的战火和完成求学，一直漂流在海外。

翁万戈，从小就知道自己将会在30岁的时候，继承一份丰厚的收藏，所以在收到信之后，他立刻就启程回国了。

虽然知道自己的责任，就是好好保护家族的收藏，但是当翁万戈来到，家族在天津置办的藏书楼时，他还是被狠狠震惊到了。

眼前浩如烟海的收藏，还不是翁氏家藏的全部。他的亲生父亲 翁之憙 ，已经将他那一脉的收藏，转移离开了，剩下的才是眼前的这些。

小的时候，他在家族故地江苏常熟，接受传统中式教育。后来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

次年，也就是1938年，他为了躲避战乱去了美国。

那时的翁万戈，只带了2000美元便只身远渡重洋，也算他运气好，经人介绍考上了 以工程著称的 美国普渡大学，并获得该校机电工程硕士学位。

但是翁万戈在国内、国外四年的学习中，深感自己并不适合机电工程，于是毅然转行，改学艺术，并考取了威斯康辛大学美术系。

之后，他便一直留在美国，娶妻生子。

所以，这还是翁万戈第一次，亲眼看见自己继承的这些收藏。

翁万戈行走在书楼里，看着眼前那一份份，承载着时代岁月和 历史 文化积淀的古书字画。

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知道不管是出于 历史 传承，还是家族传承，自己都必须要保护好眼前的这些收藏，哪怕是赌上余下的人生。

但准备定居，并守护收藏的翁万戈，很快在天津就得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那就是辽沈战役即将打响，这里也即将陷入战火当中。

战火无情，哪怕是只有一颗炮弹，落在书楼附近，都会轻易毁了这些收藏。

翁万戈无奈，只得放弃定居的想法，立刻开始着手转移这些收藏。

起先，翁万戈想仿照家族中的先人，将收藏从北京转移到天津的行为，想要秘密把这批收藏，从天津运往上海。

于是，他带着妻女前往上海，希望能在上海，寻找到合适的地方，收藏这批文物典籍。

但他的想法，很快就被现实狠狠戳破了。

由于战争原因，国民党占领的区域，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翁万戈后来回忆说，当时上海虽然不是战区，但是也受到影响。

物价飞涨，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每日都有人拿着大额的钞票，去哄抢物资。

翁万戈也深受通货膨胀的苦楚，他在美国的积蓄逐渐被榨干，坚持到10月，一家人的生活已经难以为继。

万不得已之下，他也只能选择趁着还有机会，重返美国，而这些文物遗产，自然也跟着被全部带到了美国。

毕竟那个时候，翁氏家族的其他人，都已经自顾不暇。除了他们，翁万戈能将这些收藏，放心托付给谁呢？

1948年11月，翁万戈和自己的太太、女儿，搭乘美国的飞机，离开中国。

在离开上海之前，翁万戈托人将所有的家藏装箱。

为了应付美国人在海上的临检抽查，翁万戈只能忍痛放弃，那些容易引人注意的古董器物，只装些外国人看不懂的各类书籍和字画，以及一些中国的文房四宝。

那时的海上运输，远没有今天安全系数高，速度慢不说，还经常沉船。

但是翁万戈，此时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将一切都交给上天来决断。

他在心里向上天祈祷，如果老天愿意让翁氏家藏逃过此劫，他愿意用一生，来守护这些家族的宝物。

经过漫长的数月航行，1949年春天，翁万戈到达美国，并收到了所有的文物，基本都完好无损。

由此，翁万戈也开始了，自己长达数十年的守护任务。

而这部分的翁氏家藏，便一直流落海外，直到几十年后的1985年，才重新现世。

时代不断变化，翁氏族人面对 历史 的变迁，也不得不重新思考，守护家藏的方式。

1951年，自知已无力保护自己所继承的翁同书一脉藏品， 翁之憙 将自己拥有的五代收藏，分成五批，全部捐献给了北京博物馆。

而远在美国的翁万戈，还不知道这一切的发生。

他依旧秉承着翁氏过去低调、不显露的收藏路线，将自己的那一部分家藏，仔细地收藏了起来，连自己的妻女都不允许接触。

翁万戈再次去往国外后，就一直充当着中西文化的桥梁。

他利用自己从事摄影，**制作的工作，极力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希望可以促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后来，翁万戈转战影视器材行业，认识了很多**制作商。

在一次商界朋友的聚会中，翁万戈结识了一位，名叫司徒慧敏的**艺术家，两个人成为了朋友。

后来没多久，司徒慧敏便回国发展，和翁万戈断了联系。

那个时候的两人，都不知道这段友谊，在日后还有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1978年，60岁的翁万戈退休。

之后数年，翁万戈就沉浸在，整理收藏和研究收藏里。

一直到1985年，一位美国教授找上了翁万戈，他得知翁万戈的手里，有很珍贵的中国古代书籍，于是就向翁万戈提出了，借用展览的要求。

翁万戈原本不准备答应，但是考虑到，那是一场多国都会参与的大型展览，如果出借书籍，或许可以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最终还是将收藏的十种宋代书籍，借了出去。

正是翁万戈的这一次出借，让消失已久的翁氏家藏，重新出现在了世人的眼前。

1985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善本书展”中，有翁氏藏书的出现。这一则消息，一传回国内，立刻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注意。

很多专家学者，纷纷联系有关部门，希望国家可以购买一些翁氏的书籍，不要让这些珍贵的国家文物，流落海外。

而负责这次接洽的不是别人，正是已经归国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司徒慧敏。

这一次的接触，让翁万戈被勾起了思乡之情，之后他每年都要回国一次。

每一次，翁万戈都会去往不同的省份和城市，似乎是要把自己过去几十年，没看到的故国，全部重新看一遍，好弥补自己的遗憾。

在游览期间，很少有人能发现，翁万戈的华侨身份。

因为翁万戈虽然年过半百，离开中国几十年，但他的中国话却一点都不生疏，而且从来不会混洋腔。

兴致来了，还能说几句上海话，他把自己的根，扎在中国这片广袤土地上。

1990年，翁万戈将自己继承的翁氏祖宅，捐赠给了故乡常熟，也就是现在的 翁同龢 纪念馆。

2000年，经过多方商谈，翁万戈与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达成合作，转让自己的部分藏书。

就像当初，他将收藏悄无声息的带走一样，翁万戈和妻子，这次也悄无声息的，带着542册古书，又回到了中国。

这批翁氏藏书，顺利转让给上海图书馆。

翁万戈的古书一拿出来，很多专家都忍不住感叹，这是目前保存的最重要、最完整的中国古籍善本。被誉为“海外文物文献分量最重的一份藏书”。

可见，翁万戈在保存书籍上，下了多少的功夫。

一句“ 我为家藏而活，而家藏也成为了我的人生。 ” 道尽了他对家藏毕生的守护，也是一个收藏世家继承人，所背负的传承使命。

他戏称，自己对这些收藏，比对自己孩子还细心。这些年的整理，几乎把自己，都锻炼成了文物保护专家。

后来上海图书馆，以协商转让的方式，购入了这一批翁氏藏书，共斥资450万美元。

那时人们对这件事情颇有微词的地方在于，相比较那些捐赠的慈善家，翁万戈是采取拍卖的方式。

这不免让人觉得，他是有借自家的藏书来牟利的心思，是打着爱国的名号，行圈钱之事。

尤其是对比，翁万戈的亲生父亲 翁之憙 的做法，翁万戈的行为，不免显得有些小家子气。

不过，大部分人还是非常理智的，认为这批藏品，是属于翁家先祖积攒下来的。

翁之憙 愿意无偿捐，是人家愿意，我们不能强逼着翁万戈，也无偿捐赠啊。所以在这个时间段，人们对于翁万戈的看法，仍然是保持着正面态度。

2008年，翁万戈曾带着一批收藏，来到中国开办了展览。这也是中国人民，第一次亲眼看见，《长江万里图》这件稀世珍宝。

这是 翁同龢 生前最喜欢的藏品，为了得到这幅画，翁同龢甚至不惜花重金，挪用买房款。

国家一直想要收购这件藏品，但是翁万戈一直没有同意。对于这幅和翁家，关系匪浅的画作，翁万戈一直难以割舍。

后续的几年里，翁万戈一直在陆陆续续的向中国捐赠，一些翁氏家藏。

2010年，北京大学收到了，翁万戈捐赠的吴斌《勺园祓禊图》。

2015年12月, 上海图书馆收到了，翁万戈捐赠的包括 47册《翁同龢日记》在内的珍贵翁氏文献。

2016年，当初留在常熟的一部分翁氏藏书，被翁万戈的子侄，全数捐给了图书馆、博物馆。

南京图书馆得了7000余册，常熟图书馆1712册，部分极具 历史 价值的被收入了常熟博物馆。例如《皇家兵制考》和《笏斋日记》手稿等。

2018年，已经100岁的翁万戈，进行了人生中，最后的两次捐赠。

一次，是将明代沈周《临戴文进谢安东山图》轴，和清代王原祁《杜甫诗意图》轴，两件巨幅绘画珍品，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

这一次的捐赠，翁万戈赢得了，国内媒体的一片赞誉之声。

可另一次捐赠，不但让这些赞誉烟消云散，同时还为他带去了极大的争议。

就在翁万戈结束了对中国的捐赠之后，同年 7月28日 ，他又 于自己百岁诞辰当天宣布， 将共计183 件书画藏品，无偿捐赠给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这样的捐赠，无疑在我国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绝大多数的国人，都无法理解翁万戈的行为。

他们认为，作为经历过战火、经历过山河破碎的人，怎么会将中国的宝贝，交给外国人？

要知道，美国的博物馆里面，陈列的过去有关中国的 历史 文物，都是他们从中国这里抢来的，代表的都是中国曾经屈辱的 历史 。

当时，翁万戈的这一行为，被愤怒人们定义为“卖国”。

网上声讨他的声音也是不绝于耳，认为翁万戈数典忘祖，不配做支持戊戌变法的 翁同龢 后代。

虽然翁万戈解释，是因为他希望这些收藏，可以获得更好的保护。

但这份解释，无疑是更加激怒了网友，认为翁万戈是在内涵国内的博物馆，不如外国的博物馆，是在给自己的无耻行为找借口。

捐献文物给美国博物馆，这件事情的确是翁万戈做的不好，他没有体谅中国群众的家国情怀，没考虑 历史 因素。

但是对于翁万戈本人，我们应该以更理性的态度，去评价。

首先翁氏家藏，在中国文物古籍收藏史上，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

翁万戈在时局动荡、战火硝烟中，拼尽全力将这批收藏保存完好。

这本身，就是对中国古籍收藏的一个巨大贡献。没有他，就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那部分 历史 古籍和书画收藏。

其次，翁万戈在国内，也捐赠了许多的古籍，回馈了 社会 。

虽然，他没有做到像他的亲生父亲那样，完全出于家国大义和保护收藏的无私想法全部捐献。

但说他数典忘祖、“卖国”，委实有些难听和偏颇。

其实纵观翁万戈的一生，他是很矛盾的。

自小被过继，虽然是出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可是到他一百岁的时候，他人生中绝大多数时间，其实都是在美国度过的。

他有美国绿卡，他的子女后代，也都在美国学习生活，你很难说他究竟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即便他有家国情怀，不忘自己的故乡，他也必须要为自己的家庭做考虑，为孩子考虑。

我们不难发现，翁万戈这一次的捐赠，对于波士顿博物馆来讲，价值是十分巨大的。

他的子女，可以通过这一次的捐赠，在波士顿博物馆获得工作，还可以打开一条，走进美国上流 社会 的道路。

对于翁万戈这一次的捐赠，我看到的更多是，一个年迈的父亲，在竭尽全力为自己子女规划未来。

为此，他不惜牺牲自己多年以来，在中国累积的名声和自己的晚节。

在中国 历史 上，外籍华人回馈祖国捐赠文物的事件，比比皆是。

很多爱国的收藏家，也都愿意将自己有价值的收藏，捐献给国家。

他们不一定都是名人，而且大都一直默默捐赠，从不求回报。

比如23岁继承遗产的爱国华侨赵泰来，他花费20年的时间，将自己继承到的6万余件文物，全部捐赠给了国家。

而他也因此，在2008年，获得中国首届文化遗产保护“十大年度杰出人物”。

可是，我们不能强求每一个拥有文物的人，都这样无私的奉献。

翁万戈并不是不爱国，从他过往的种种行为，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自己的祖国有着深沉的感情。

只是家国情怀，最终没有抵过自己内心，对孩子未来的担忧。

逝者已矣，翁万戈先生已于2020年 12月9日，在家 辞世，享年102岁。

翁家家藏的传奇故事，也伴随着他的离逝，一起离开了时代的舞台。

翁万戈的一生，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

他继承了人人羡慕的翁氏家藏，同时也背负上了保护它的使命，决不能让家藏被损毁。

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家藏是属于翁万戈的，同时也是属于国家的。

翁万戈作为主人很清楚这些文物身上附加的意义，所以这些文物的归属只有两个，要么继续在翁家传承下去，要么就要回归祖国。

而翁万戈一直以来也是这么打算的，在自己100岁之前，他一直在陆续捐赠翁家家藏。

只是人老了之后难免会心软，相比较遥远的祖国，他更加看重自己的孩子。他担心自己的孩子的未来，也舍不得自己守了一辈子的收藏，离开自己太远。

一时的糊涂，便是晚节不保。

虽然翁万戈的行为，让他的子女享受到了实在的好处，但是通过出卖自己家族收藏的国家宝物，来交换这一切，也还是让人难以接受。

只希望后人能引以为鉴，再遇到这样的事情时，可以多考虑国家大义，而非个人私利。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我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夏文献等等，无论提到哪一件中国的传统文化古籍都是让人羡慕无比的瑰宝。

当阿里达摩院利用数字化技术，在四川大学的文史专家们的牵线搭桥下。终于在汉典重光平台上回归了首批数字化的古籍，包含40余种宋元刻本、写本，共有20万页。让我们不禁看到了新的希望。

我国古籍流失最严重是主要原因是战乱。当时许多所谓的外国科考队趁着混乱的局势，肆无忌惮的盗挖、偷运、走私、贸易。导致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夏文献等众多古籍珍本纷纷流落海外。更有甚者连流落何方都无从得知。让国人为此感到心痛不已。

而在全球许多博物馆内都可以看见这些中国古籍的身影。让我国著名学者郑振铎曾经发出无奈的感慨：“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国家政府对这些流失海外的古籍也极其高度重视，但是在国际环境影响下，我国想要全部追回这些古籍原件的难度非常大。有很多时候也是凭着爱国人士的一腔热忱通过拍卖、捐赠等方式让古籍回家。

这些古籍都是我们五千年文明的历史见证，是我国发展的历史载体。对我们国家的历史发展研究提供了更详尽清楚的路径。为了避免这些古籍再次流失遭受毁坏。我国许多地方都成立了专门的古籍保护研究院，除了运用传统的修补技艺来修补受损的古籍外。还通过数字化这种科学技术让这些珍贵的古籍得到长久的保存。每一本能传承至今的古籍都是无数前人耗费心血或牺牲生命保留下来的，而我们必须更好的将这些传承给后世子孙们。

“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1）知识信息； （2）著作方式；

（3）文字；

（4）物质载体；

（5）文字制作技术；

（6）装订形式。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著名书史学家钱存训指出：书籍的起源，当追溯到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学术观点：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应视为珍本；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为基础，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无疑是善本；有时候，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也应视为善本。 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法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部下再细分为四十四类：

经部，以儒家经典及其释作为主，例如《御笔诗经图》，也收录古乐、文字方面的书籍。

史部，主要收录各种体裁的史书，另纳入地理、政书及目录类图书。

子部的范围比较广，诸子百家、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军事、艺术、宗教、占卜、堪舆、命算、笔记、小说、类书等，皆入子部。 集部，则录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个人著作称“别集”，集体创作称“总集”（例如：《六家文选》）。 中国印刷术的演变：

雕版印刷发端于唐代，宋代以后成为传统中国图书制作生产重要方式。较早的雕版，一次只能印出一种颜色，称为“单印”；若将规格完全一样的几块版面，分别在不同的部位着上不同的颜色，重复迭印，就可产生二色、三色、四色，甚至五色的效果，称为“套印”；以套印技巧印制的书，就称为“套印本”，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彩色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用铜铸或木造成一个个独立的字体，再拼成版面印刷（图4《御制数理精蕴》），乾隆皇帝将宫中以木活字印刷的书称为“聚珍版”。石板印刷是西洋技术，在清末传入中国，因有快速、价廉的优点，很快地通行起来。 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定的名称。

1．书衣：俗称书皮，也称封皮。（修复技术规范228）是为保护书而在书的前后加的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2．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修复技术规范229）

3．书叶：按文稿顺序排列的书写、印制的单张纸叶。（修复技术规范29）

4．封面：位于护叶之后、所有书叶之前。常镌刻书名、作者、刊刻时间及地点等项内容。（修复技术规范218）

5．护叶：也称副叶，用以保护书芯或连接书衣。（修复技术规范219）一般是一张空白纸。在书名叶或前或后。

6．书芯：指书衣以内或未上书皮以前已订在一起的书册。（修复技术规范220）

7．书脑：书芯订捻、缝线以右的部分。（修复技术规范224）即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

8．书背：又称书脊，与书口相对，上下封皮相隔或连接的部分，相当于书籍的厚薄度。（修复技术规范225）即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所以称书脊。

9．书头：书籍上端切口处。修复技术规范221）又称为书首。

10．书根：（修复技术规范222用的术语叫“书脚”，解释为：书籍下端切口处，亦称书根。）有些古籍在书根上有书名、卷数、册数，但书根上这些题名不一定准确，有些是刻板时印上，有些是藏书者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护而写上去的，多半是简名。 11．书角：天头和地脚右端。（修复技术规范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