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雅》疏叙

卷一·序

卷一·释诂第一

卷二·释诂下

卷三·释言第二

卷四·释训第三

卷四·释亲第四

卷五·释宫第五

卷五·释器第六

卷五·释乐第七

卷六·释天第八

卷七·释地第九

卷七·释丘第十

卷七·释山第十一

卷七·释水第十二

卷八·释草第十三

卷九·释木第十四

卷九·释虫第十五

卷九·释鱼第十六

卷十·释鸟第十七

卷十·释兽第十八

卷十·释畜第十九

《十三经注疏》的版本

望山

2020-10-10 08:53:16 看过

年纪渐长，渐渐觉得无书可读，于是想回头通读一遍《十三经注疏》。按照老习惯，搜寻版本比较，又多事，追溯源流，搜罗资料，遂成此长文。下文分为四部分：一、从五经到十三经，简述十三经之形成过程；二、现代之前的《十三经注疏》的形成、汇刻、版本流变与评议。三、四列出现代各种影印本与整理本，并试图平议其优劣。朋友们可按小节标题看各自有兴趣的内容即可。此文尽量注明引用资料之作者，无注明者亦用引号表示。也许有未注明之处，敬请谅解。本文并非学术创作，只是自己因为找书而作的资料汇编。因为只花了两天编成，肯定有疏漏与草率的地方，也请行家指正补充为感。

一、从五经到十三经

国学一热，大师们就冒出来。仔细听一下，有的能背诵不少诗词，有的熟悉很多名人轶事，有的在文史哲的某一领域有成就有地位。可国学大师，总得有深厚的国学功底才行，给你一本古本，一篇古文张口结舌断不了句，读不通，怎么也不好意思再自诩是国学大师了吧？再问问，十三经注疏读过没？恐怕绝大多数如果老实的话，都得摇头。《论语》第一句记得：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再问问，这句话古人有几种讲法？就又支支吾吾了。大师要就这水平，那我们还是自己找本《论语正义》自己看看好了。

在一提到“经”，大家不免肃然起敬，仿佛很有点神圣。其实“经”也好，“卷”也好，最开始只是指一种整理资料的方式。人类发明文字后，并没有很快发明笔墨，于是把他们认为重要又容易忘记的信息以文字的形式刻画在泥版、兽骨、龟甲、金属器物上。发明笔墨后，于是人们把资料、文件用笔墨写在木牍、竹简和丝帛上。这样方便多了，可竹木片一多就会乱，于是聪明的人又想着把竹木片按顺序拿绳子串好。这些绳子就称为“经”，“经”也就用来指代这样串起来的文件、资料了。写在丝帛上的就用木轴卷起来，这样的文件于是称为“卷”。这时的经卷并没有后世所有的神圣色彩。但是，这样费力写好并善加保存的文件必然不是如今刷屏的垃圾信息，是事关重大的。

上古三代以来有的资料流失了，有的被有意或者幸运地保留下来并整理汇编起来。它们整理成六种：《诗》、《书》、《礼》、《乐》、《易》、《春秋》，被后人统称为六经。

这个说法其实很含糊，里面有许多可以争议的地方。但我们读《左传》就能很清楚知道：至少在春秋时期，六经中的《诗》、《书》、《易》就为公卿士大夫所熟悉，并在各种交际场合被娴熟而频繁地运用了。至于当时的《礼》，肯定不完全是后来在战国整编出来的《仪礼》；《春秋》是鲁国史官的国史纲要，不可能出现太早；而《乐》据说到了秦代就遗失了，现代人没法想象它曾经的样子。

所以，六经中我们实际只能谈五经。五经里，《诗》是各国朝野的诗歌汇编；《书》是三代以来的军政文件汇编；《易》是当时流行的占卜册子；《礼》是人们确定并维持社会等级秩序的各类行为规范；《春秋》是鲁国史官记录的东周和诸侯国的军事、内政、外交的大事记。合在一块，它们囊括了贵族阶层关心的社会生活、历史、观念的各个方面。大家受教育，讲道理，办事情，就要从这里面去学习、领会并加以发挥、运用。比如说：学《诗》可以学会如何表达微妙的情感，了解民间疾苦，如何使得自己言辞典雅优美；学《书》借鉴古代君王治国理政的方法；学《易》可以了解天地人的流变，以及在不同环境下如何自处；学《礼》可以使得自己行为适度，既恰当地尊重别人，也能赢得别人的欣赏。

今文学家坚持说孔子是富有政治理想的“素王”，他苦心孤诣制作六经，里面深藏着“托古改制”的微言大义。古文学家却说：六经是古代典籍，孔子述而不作，他是古代文化的整理者与保存者。我的看法是，设身处地地想象孔子，他壮年做官做不下，游历诸国也没得到重视，回到鲁国开办民间教育。教学需要教材，于是把流行在当时的六经加以整理用于教学，这是很可能的。至于整理到什么程度，和现在的版本有多大区别，这都难说，需要考古的发现一步步证明才行。很可能他教的学生多，影响大，他自己的解释与对六经的整理对六经文本的确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六经当时肯定为所有学派共有，不仅仅是儒家，道家、法家、兵家、阴阳家、墨家等等也无不学习六经，这一点读了诸子百家著作的都不难清楚。有人说，《乐》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而失传；也有人说，其实这部经书从头到尾没有以文字的形式存在过。不管如何，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获得对经典的全部解释权，武帝也只能设立五经博士，这时《乐》肯定已经彻底消失了。

两汉人对于五经的学习，各有各的家法，派别多，分别大，互相看不起，有点像武侠小说的各个大小门派。经，就是各自师傅、掌门人的武功秘笈，不轻易示人。师傅教徒弟，也是口耳相传，考验弟子们的记忆力与领悟力。这种长期的紧张的秘密的教育，无形之中就把五经神圣化了。又因为是各教各的，自然一种经书会有若干文本，每种文本又会有各自的解释了。这样，各派经学家之间就出现了激烈的竞争关系。学术竞争的内核是彼此对世界、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的理解的不同，现实层面更有对权位的竞争，对生源的争夺，对意识形态影响力的争夺，对政治地位与经济利益的争夺；讲得最大，是对道与道统的争夺。落实在最具体的事情上，在两汉，是哪一家学说能成为官学，被征为博士。这个成为今文与古文学派兴衰的标志。

时代 经 博士配置 《诗》 《尚书》 《礼》 《易》 《春秋》

汉武帝 五经 七博士 齐、鲁、韩 欧阳氏 后氏 杨氏 公羊氏

汉宣帝 五经 十二博士 齐 、鲁、韩 欧阳；大、小夏 后氏 梁丘、孟、施 公羊、谷梁

（为今文学派之天下。）

元帝时京房添入《易》博士，不久即废。（古文学派开始冒头。）

平帝时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为博士，其后又增立《乐经》、为六经博士，经各五人，共三十人。

新莽时，《周官经》六篇，刘歆置博士。东汉建立即废。（古文学派兴起。）

东汉光武帝取消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五经博士十四人：《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诗》三，鲁、齐、韩；《礼》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严、颜氏。后立《春秋》左氏、谷梁为博士，不久废除。

（古文学派遭遇挫折，今文学派鼎盛。）

潜伏民间的古文学派在西汉发现并宣扬《古文尚书》、《礼经》、《周官》，至于《毛诗》、《左氏春秋》西汉初年就一直在民间流行。西汉末年以来，学者辈出，如刘向父子、郑兴父子、桓坦、杜林、卫宏、贾逵、服虔、马融、许慎、荀爽等。特别是马融的弟子郑玄，立足古文，兼采今文，遍注群经，成为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这样的话，从东汉一直到唐，古文学派一直占据了经学的统治地位。直到宋代理学的兴起。

一方面是对经的解释越来越复杂，官方解释权在各家学派之间反复易手，一方面又是经的队伍的一步步扩充与不断调整。

西汉一直是五经，到东汉刻立熹平石经，汉灵帝在公元174年立《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和《公羊传》、《论语》石经于学宫，于是《论语》、与《孝经》一起加入，列为“七经”；（此说法有争议。）

唐代经的队伍又有调整和扩大，剔除《论语》、《孝经》；增加《周礼》、《礼记》，增加《春秋左传》与《春秋谷梁传》，于是“九经”包括《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和《春秋》三传。到晚唐，唐文宗开成年间于国子学刻石，所镌内容除“九经”外，又益以《论语》、《尔雅》、《孝经》。又有“十二经”之说；

五代时蜀主孟昶刻“十一经”，排除《孝经》、《尔雅》，收入《孟子》，《孟子》首次跻入诸经之列。

宋代《孟子》本不入经，到北宋中晚期才由王安石推动正式加入经书行列，北宋徽宗时成都的石经加入《孟子》，这样第一次出现了成套的“十三经”。

这个从五经到十三经的过程，是儒家学说不断发展与调整，内部不断扩大与争斗，最后融合的过程。其中《诗经》、《易经》、《尚书》最早最古，是中国文化根源，《仪礼》、《春秋》编定于战国，它们一直是五经，它们在两汉地位无可动摇。《公羊传》、《谷梁传》、《左传》是对《春秋》解释与补充；《礼记》、《周礼》是对《仪礼》的增补与提升。它们加入十三经，是两汉经学扩张的结果。《论语》、《孟子》是儒家地位稳固后，巩固自家道统，以《四书》顶替《五经》，反映宋代理学势力强大的结果。《孝经》进入十三经，主要是汉代以来统治者对孝道的提倡，《尔雅》是作为小学的最早典籍成为十三经之一的。

传统中经学家有这样的说法：《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因此，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但这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十三经中的各经，各代重视程度是不同的。比如唐人以《礼记》、《春秋左传》为大经；以《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以《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为小经；《孝经》、《论语》为兼经。汉魏到唐，学童是像学《孝经》、《论语》，再进一步学习《诗经》等其他经典的。我想从难易程度来说，这样做也很合理。但北宋的程颐兄弟及其理学后辈们，极力推崇《四书》，朱熹更是编著了《四书集注》。此书在元明清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于是原来被不屑的《四书》在科举指挥棒的威力之下就几乎完全取代了《五经》了。

二、现代之前的《十三经注疏》的形成、汇刻、版本流变与评议

1、“十三经”的古注、释文、义疏的形成过程：

十三经成为官学之后，一方面通过不断刻立石经提供标准的官方文本，一方面出于解释、学习与使用的需要，也必须提供一套标准的十三经的注解本。杜泽逊教授在《十三经注疏汇校缘起》一文中把“十三经”古注、释文、义疏的形成过程说得很清楚：

《十三经注疏》包括十三部儒家经典的经文、古注、音义、疏文。这十三部经典是：《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儒家的主要经典已包括在内了。这十三部经典在传授过程中曾经产生过多家注释解说，其中大部分失传。保存下来的古注有：《周易》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尚书》汉孔安国注（据考是魏晋时人的伪作，却有较高的水平），《毛诗》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周礼》汉郑玄注，《仪礼》汉郑玄注，《礼记》汉郑玄注，《春秋左传》晋杜预注，《春秋公羊传》汉何休注，《春秋谷梁传》晋范宁集解，《论语》魏何晏集解，《孟子》汉赵岐注，《孝经》唐玄宗注，《尔雅》晋郭璞注。其主体部分是汉晋间人注。这些注有的不是汉人的旧注，但也吸收了汉人的旧说。相对于宋元人的注，这一批旧注被称为“古注”。经文古奥，后人理解困难，往往首先求助于这些古注，原因是前人认为这些古注“去古未远”，有较大的可靠性。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进步，对于经文和古注又逐步产生了更为详尽的疏解，这些对经文和古注的疏解称为“义疏”，在南北朝时期比较发达。到了唐代，孔颖达等奉敕撰定了“五经义疏”，由于是朝廷主持，所以称“五经正义”。这五部书是《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另有唐代贾公彦撰《周礼疏》、《仪礼疏》、徐彦《春秋公羊传疏》、杨士勋《春秋谷梁传疏》。北宋邢昺又奉敕撰定《论语疏》《尔雅疏》《孝经疏》，另有托名孙奭撰的《孟子疏》。总的看来，唐人的疏是总结南北朝至隋的疏而成的，而宋人邢昺的疏又是总结唐人的疏而成的，都有更早的来源和依据。《孟子》原来不在“经书”行列，至北宋末才由王安石推动正式加入经书行列，北宋徽宗时成都的石经加入《孟子》，第一次出现了成套的“十三经”。唐宋人的疏最初的文本形式是经文、古注不全列，只在每条疏文开头冠以起讫语“某某至某某”，如《关雎》首节疏，先说“关关至好逑”，然后再作疏，《关雎》的正文省略。历史上称这种只有疏文的文本为“单疏本”。

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一种解经的方式叫“音义”，主要是为疑难字注音、释义。注音用反切，或直音。这种“音义”大概是受佛经的音义影响发展起来的，对于诵读经典有很大帮助。现存的佛经当中有大量音义，还有人专门汇集为《一切经音义》，如唐代释玄应、释慧琳都有《一切经音义》。儒家经典的音义到隋朝由陆德明撰定为《经典释文》一书，可以说集音义之大成，不仅包括当时确定的儒家经典的音义，还包括《老子》《庄子》两部道家经典的音义。《经典释文》不仅保存了大量汉魏六朝至隋代的注音、释义，还保存了经文、古注在不同文本的异文，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尔雅》《孟子》有宋人的“音义”，也值得重视，尤其是孙奭《孟子音义》弥补了音义系统的缺项，到清代受到重视。后人又把“音义”叫作“释文”，是因为大部分经典的音义见于《经典释文》。

总的看来，“十三经”的经文、古注、释文、疏这四大组成部分到北宋都已形成。

“单疏本”由于经文、古注不全，阅读不方便，到南宋初年出现了补齐经文、古注的经、注、疏合刻本，就是后来称为“注疏”的文本。刊刻者主要是南宋初年绍兴的“两浙东路茶盐司”。传世的《礼记正义》有当时提举两浙东路茶盐司的福州人黄唐的跋语，十分重要：“六经疏义自京监、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乱，览者病焉。本司旧刊《易》《书》《周礼》，正经注疏萃见一书，便于披绎，它经独阙。绍熙辛亥仲冬唐备员司庾，遂取《毛诗》《礼记》疏义，如前三经编汇，精加雠正，用锓诸木，庶广前人之所未备。乃若《春秋》一经，顾力未暇，姑以贻同志云。壬子秋八月三山黄唐谨识。”黄唐说得很清楚，合刻是为了阅读方便。这个系统的本子经文是半页八行，字比较大，称“八行本”。现存的宋刻八行本有《周易》《尚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论语》《孟子》。其中《春秋左传正义》是绍兴府地方刊刻的，不过是同一格式，显然是配套的。《毛诗》八行刻本未见流传，但杨守敬从日本访得室町时代钞本残卷五册，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了经注疏合刻本以后，北宋时曾经刊刻过的单疏本，南宋仍有重刻本传世。“单疏本”有刻本或钞本传世的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尔雅》。

温大雅（约573～629）唐初史学家。字彦弘，（一说其名彦弘，字大雅），后人记述其为避唐高宗太子李弘的名讳，而改以字行。隋朝时曾入宫为东宫学士，后出为长安县尉。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时为随军记室，对唐李渊自太原起兵至称帝止，凡三百五十七天的史事，进行了详细地记述。后遂成《大唐创业起居注》一书，共3 卷。成为研究隋亡唐兴的重要历史资料。唐王朝建立后，因其功及才能，擢升为黄门侍郎，终累官迁至礼部尚书等职。据史料考证，曾对有关王室及官属做过记述，即《今上王业记》（6 卷）、《大丞相唐王官属记》（2 卷），今已散失。（王瑞）《大唐创业起居注》唐温大雅撰。3 卷。上卷记李渊起兵至发引48 日事，中卷记从太原进克长安126 日事，下卷记摄政至即帝位183 日事。作者曾任李渊记室参军，所记唐王朝创建的经过，多出本身见闻，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孔颖达（574～648）唐经学家。字冲远，唐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生于北朝，幼时曾从刘焯问学，毕生致力于经学研究。隋大业（605—616 年）初，选为“明经”，授河内郡博士。隋亡唐兴，历任国子博士、国子司业、国子祭洒等职。曾奉太宗命与颜师古等共编《五经正义》（180 卷），融合南北经学家主张，成为经学注疏之“定本”，科举考试之准则，收入《十三经注疏》。另还参与编写《隋书》。为太宗“十八学士”之一。《十三经注疏》十三部儒家经典的注疏之作，共416 卷。南宋以前，经、疏分别单行，自南宋绍熙年间始有合刻本。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均有刊本。清朝乾隆初年有武英殿本，后有阮元据宋本的校本，每卷末附有校勘记，成《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该书中《周易正义》10 卷，魏王弼、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20 卷，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70 卷，汉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等正义；《周礼注疏》42 卷，《仪礼注疏》50 卷，均用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礼记正义》63 卷，汉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60 卷，晋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公羊传注疏》28 卷，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谷梁传注疏》20 卷，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论语注疏》20 卷，魏何晏等注，宋邢彦疏；《孝经注疏》9 卷，唐玄宗注，宋邢彦疏；《尔雅注疏》10 卷，晋郭璞注，邢彦疏；

《孟子注疏》14 卷，汉赵歧注，宋孙彦疏。房玄龄（579～648）唐初大臣。字乔。（一说名乔，字玄龄）唐齐州临淄（今山东临淄东）人。隋末举进士，任隰城尉。大业十三年（617 年），李渊起兵反唐，攻入关中，归李世民，任秦王府记室。助李世民“玄武门之变”，诛杀太子李建成，夺取帝位。李世民称帝后，任其为宰相，命其制定律令，选拔人才，监修国史，“贞观之治”时期的重要政策与措施，皆有其参与谋划，为贞观名相。长期执政，与杜如晦、魏征同为太宗身边重要大臣和助手。后封梁国公。曾受诏与褚遂良、许敬宗重撰《晋书》，列今二十四

史之一。另与高士廉合著《文思博要》；另参与监修及撰写的《高祖实录》、《今上实录（《太宗实录》）以及《大唐仪礼》，自撰书《贞观格》却尽佚。《晋书》唐房玄龄等奉敕撰。贞观十八年（644 年），唐太宗下诏修撰《晋书》，以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三人为监修。参加编写的有房玄龄、令狐德棻，褚遂良、许敬宗、李淳风等二十余人。他们在原有十八家晋史的基础上，以臧荣绪《晋史》为蓝本，参考诸家晋史、杂记，加以剪裁，到贞观二十年（646 年）全书告成。因唐太宗曾自撰《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的论赞，故旧本题为“御撰”。全书有帝纪10卷，志20 卷，列传70 卷，载记30 卷，合计130 卷。上起两晋武帝泰始元年（265 年），下迄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 年），记载了两晋一百五十六年的历史。本书为纪传体的断代史，但改“世家”为“载记”，用以记载十六国中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秦、后蜀、后梁、后燕、西秦、北燕、南凉、南燕、北凉、夏等十四国政权的兴亡状况。西凉李嵩，因被唐朝皇帝认为始祖，前凉张轨，原为晋臣，故皆置于列传而不入载记。书中保存了许多北方少数民族的珍贵史料。《晋书》是第一部由史馆官修的纪传体史书。《史记》以后到隋的一些纪传体史书都由私家撰述。隋统一后，隋文帝杨坚于开皇十三年（593 年）宣布禁止私人撰述国史和评论人物，把修史之权进一步掌握在封建国家手中。从此历朝国史都改为官修。我国史官之设，由来已久，自后汉至唐初，已有设馆修史的事实，但正式设置史馆以修国史，则始于唐代。629 年，唐太宗将史馆移到皇帝直接控制的门下省，修史一事统由宰相领导。自此之后直到民国史馆之设，迄未中断。《晋书》缺点甚多，唐朝初年，晋代史料虽极为丰富，但由于编者没有认真选择、慎重考核与充分采用，造成该书取舍失当，内容不够充分。同时作者有时还把《语林》、《世说新语》、《搜神记》、《幽明录》中一些荒诞无稽之谈收入书中，更属不当。此外，由于参加编修的史官多为文学之士，重词藻而轻内容，其行文留有六朝骈偶绮丽的余风，也不甚合于史笔。由于唐自安史之乱后，诸家晋史完全失传，只有唐编《晋书》得以独存，因而成为研究晋史的重要参考书籍。魏征（580～643）唐初政治家。字玄成。唐魏州曲成（今河北馆陶）人。少时孤贫落泊，遂出家为道。隋末投奔李密瓦岗起义军，瓦岗军败，转归唐。

后为窦建德军俘获，念其才，收为起居舍人。建德失败，又入唐，官至太子洗马，为李建成近臣。玄武门之变建成死，太宗以其耿直，擢升谏议大夫。后又任秘书监、侍中等职，前后陈谏二百余次，反复告诫太宗隋亡唐兴之理，劝太宗居安思危，急人民之所急，曾提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无为而理”的道理，以敢于犯颜

直谏为历代史家称道，后封郑国公。著作有《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主编《群书治要》行世。其言论多见《贞观政要》。而其著《自古诸侯王善恶录》、《时务策》及《谏事》等书，均佚。《隋书》唐魏征等撰。唐太宗于贞观三年（629 年）命修隋史，由房玄龄监修。参加纪传部分监修的由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贞观十年（636

年）完成帝纪5 卷、列传50 卷。贞观十五年，太宗又命于志宁、李淳风等修十志。高宗显庆元年（656 年）完成，计30 卷。十志原为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而作，称《五代史志》，后各史单行，遂并入《隋书》。本书帝纪和列传上起隋文帝开皇元年（351 年），下至隋恭帝义宁二年（618 年），记载了隋朝三十八年的历史。叙事简明、体例严谨，质量较高。列传中所记人

物很多、资料丰富。但由于此书成于众手，加以篇幅庞大，其中亦有自相矛盾之处。十志价值很高，历来为学者所推重。其中《食货志》记述了南北朝后期的经济情况，对东晋以后的南朝及北齐、北周、隋朝劳动力占有的品级制度和货币制度叙述详细。《刑法志》记载了五代律书的编定及立法和毁法情况。反映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某些特点。尤其是《经籍志》发展了我国古代

目录学，实为古代一部目录学巨著。此志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各部下再进行分类。其分类法对唐以后目录学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被一直沿用到近代。《隋书》虽然对隋统治者的荒*残暴有所揭露，但仍有一些地方为之回护，如对文帝之篡夺，炀帝弑逆，都讳而不书。至于书中记年失检，记事差错，记述人物编次失当，其现象也有所存在。颜师古（581～645）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祖籍琅琊（今属山东）。十一世祖颜含随晋元帝渡江，祖颜之推辗转自南朝入隋，遂定居京兆。李渊入关，授朝散大夫，累迁中书舍人，专典皇帝诏敕。太宗即位，迁中书侍郎，奉命考订“五经”文字，撰《五经定本》，颁行全国。又参与修撰《隋书》，尤精于《汉书》，博采班昭以下二十三家音义，删繁补略，加以己意，撰成《汉书注》，至今仍为最流行之注本。另有《匡谬正俗》8 卷等。《汉书注》唐初颜师古撰。由于《汉书》喜用古字、古词，刊出后皆以为难读，行世不及百年，已有许多史家为其作注。到唐朝初年，注本已达数

十家。但各家所注都有穿凿附会、离析本文的现象，差错很多。颜师古集二十三家《汉书》注之大成，纠谬补阙，重新编排次序，寻文究例，再次对《汉书》作注。颜注将其所引各家旧注一一载明，并能使“其指趣略举，结约未伸，衍而通之，使皆备悉。”包存了各家旧注的大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补充审定，为今天研究颜注前的各家注提供了比较可靠的资料。对于《汉书》

中的古字、词，颜师古也进行了较细致的注释翻译。由于颜师古的《汉书注》考证详细，错误较少，历来被认为是各家注中较好的一种，是读《汉书》不可或缺的辅助材料。 李延寿 唐初史学家。字逻龄，唐相州（治今河南安阳）人，祖籍陇西（今甘肃临洮）。唐太宗时期，历任太子典膳丞、崇文馆学士、符玺郎并兼修国史。曾参与修撰《晋书》、《隋书》及唐朝国史，并著《太宗政典》一书，继承其父未成之编年体南北朝通史，以一人之力，整理南北八朝史事，删节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书，并摭拾多种杂史，经16年，编成纪传体《南史》、《北史》共180 卷，唐高宗阅后极为褒扬，欣然作序，并下诏颁布全国，成为当今二十四史之一。《大唐开元礼》唐开元中敕撰，150 卷。唐初礼司无定制，遇事临时议定礼仪。开元中从张说奏，取贞观、显庆礼书，折衷异同，以为定制。由徐坚等创始，萧嵩等完成，开元二十年（732 年）颁行，名为《大唐开元礼》，分吉、宾、嘉、军、凶五礼。杜佑曾采其一部分，载入《通典》。新旧《唐书·礼志》亦以此为蓝本。长孙无忌（？～659）唐初大臣。字辅机。唐洛阳（今属河南）人。太宗长孙皇后胞兄。武德九年（公元626 年）协助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

杀太子，拥世民即位。因功及皇亲，任尚书右仆射、司空、司徒等职，封魏国公（贞观十一年，即637 年）。曾奉命与房玄龄共同修订唐律。贞观二十三年（649 年）受命与褚遂良共同辅佐李治（即高宗）即位。后任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执掌政事。又奉命与律学之士对《唐律》逐条解释，遂成《唐律疏义》（30 卷）一书，是留传至今最为古老最完整的中国法典，成为中国

法章的代表作。显庆元年（656 年），曾与令狐德棻共修武德、贞观两朝国史80 卷。又主持修撰《太宗实录》。永徽6 年（655 年），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后，显庆四年（659 年）以“谋反”罪名，流放黔州，并被迫自缢死。《唐律疏义》唐朝长孙无忌等撰，30 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典。唐律以隋《开皇律》为蓝本，自高祖而太宗，历时二朝方修订

完成，共12 篇，502 条。高宗永徽年间，诏令长孙无忌领衔对律文加以解释，释文即为“疏”，“疏”亦具有和“律”同等的效力。“疏”、“律”合而为一，称《永徽律疏》，后人通称《唐律疏议》。令狐德棻（583～666）唐初史学家。唐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唐高祖李渊时，任大丞相府记室，后累迁至起居舍人、礼部侍郎，国子监祭酒，太常卿、弘文馆、崇贤馆学士等职，唐初由于战乱所致，经籍散失，于是建议购募遗书，又使专人补录，数年群书渐备。又奏请重新修撰梁、陈、北齐、北周及隋朝正史，被采纳。并参与修撰《艺文类聚》及《五代史志》（即今《隋书》诸志），曾主编《周书》、《太宗实录》及《高宗实录》。贞观18年（644 年），受命重修《晋书》，亲制体例，撰写序例及诸纪传。据载他还编过《凌烟阁功臣故事》、《令狐家传》等书，后亡佚。吕才（600～665）唐初哲学家。唐博州清平（今山东聊城）人。精阴阳、方伎、舆地、历史诸书，尤长于乐律。太宗时任太常博士、太常丞、奉诏刊

订《阴阳书》，删减旧传讹伪、穿凿、不可信者，成书53 卷，合旧书47 卷，共100 卷，颁行全国。确认“极微”与“气”是世界的本源，注意从对立关系中寻求事物变化的原因。反对宗教迷信，对“禄命生成”说、“风水”说、“五德”说进行了不懈的抨击。今《唐书》中《卜宅》、《禄命》及《卜葬》等为其朴素唯物主义的著名代表作。贞观年间受诏参论乐事，为《秦王破阵

乐》协音律。显庆年间，亦奉高宗命修订《白雪》律。又曾参与著《文思博要》《姓氏录》等书，其力作《隋书》（20 卷）今佚。刘知几（661～721），唐史学家。字子玄。唐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永隆年间举为进士。后任获嘉主簿十九年，武后时历任著作佐郎、左史、监修国史。中宗时官太子中允、秘书少监等，参与编写《则天皇后实录》。玄宗时官至左散骑常侍，后被贬为安州都护府别驾，原因是他直言敢谏为其子犯罪辩解，最后死于贬所。毕生攻读史书，精研各史，曾参与修撰《三教珠英》、《唐书》（80 卷），又与徐坚、吴兢共撰《则天实录》（30 卷），与吴兢撰《高宗实录》，另外还自撰《睿宗实录》《刘氏家史》及《刘氏谱考》

等书。长期从事史馆修撰，洞悉史馆利弊，以为“史家”须兼“史才”、“史学”、“史识”三长，而尤重“史识”。强调著史须直笔，不掩恶，不虚怖，要以“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的态度修史。所著《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的专书，该书分析论证前此各种史书之优劣得失，各家史书及体裁之源流特点，颇受历代史家推崇。《史通》唐刘知几撰。该书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书共20卷，原有52 篇，今存49 篇，分内、外两部分。内篇36 篇，外篇13 篇。综观全书内容，内篇多论史籍源流、体例和编撰方法，外篇则多论史官建置的沿革和史书得失。书中作者对与修史有关的许多问题，都具体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表现了卓越的识见和才能。书中，作者对过去的历史著作进行了认真的总结。他把已往的史书分为《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六家，一一探其源流，述其意义和作用，评其优劣得失。同时，又把编年与纪传作为“正史”的二体，追本溯源，论其长短，辨其利弊。对于被封建统治者奉为经典的《尚书》、《春秋》，刘知几敢于提出异议，批评《春秋》“真伪莫分，是非相乱”，对书中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指责为“爱憎由己”，“厚诬来世”。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史学思想。对于如何编写史书，刘知己作了详细的论述，并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见解。如他提倡编写纪传体的断代史，并主张增加都邑、氏族、方言、方物四志。认为史书的内容应详近而略远，史家在编撰史书时，对史料应“博采”和“善择”。他还认为编写史书必须重视语言的运用，主张史书的语言措词应在如实反映历史真实情况的前提下，采用当时的语言，反对摹拟古文和用浮词滥调。这些主张在当时是颇有见地的。史家的品质才干直接关系到所编史书的

质量。对此，刘知几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提出了“才、学、识”为史学“三长”的主张。认为史家应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者中“史识”尤为重要。这一理论不但是对以往史学思想的总结，而且也是古代史学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对后世史书的编写及历史评论学的建立，均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总之，本书在史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肯定作者及其巨著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作者史学思想的局限。他对农民起义采取了轻蔑敌视的态度。他一方面反对灾异说，认为灾样的存在属于自然现象，与人事无关，但另一方面，在谈到编写史书的目的时，他又列上“族怪异”一条，这说明其无神论思想并不彻底。另外，他虽提倡直笔，但为维护“名教”又主张一定程度上用“曲笔”。这些都说明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仍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

务的。张说 （667～730）唐朝著名大臣。字道济，一字说之，唐范阳（今北京）人，有说洛阳（今属河南）人。武则天时，应诏对策，得一等，授太子校书郎，曾参与修撰《三教珠英》，累迁风阁舍人。因得罪武则天宠臣张易之而被发配岭南。中宗时，被召回京，任黄门侍郎。睿宗时，任太子李隆基侍读，不久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劝睿宗以太子李隆基监国。玄

宗即位，擢中书令，封燕国公。力助其诛杀太平公主。曾三度为相，三度遭贬。任过朔方节度使，天平军大使、幽州都督。文思敏捷，朝廷公文多出其手。曾与苏颋并称为“燕许大手笔”。撰《今上实录》（2O 卷，与唐颖合作）已佚。又曾主持修撰《唐六典》行世。写诗亦有特色，传世有《张燕公集》。吴兢 （670～749）唐史学家。唐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武则天

时入史馆，编修国史。中宗即位后，任为后补阙、起居郎、水部郎中，与刘知几等共撰《则天实录》。玄宗称帝时，任卫尉少卿、谏议大夫，兼修文馆学士，累迁太子左庶子，并仍参与编修国史。前后任史馆三十载，致力于史学著述，有《中宗实录》（20 卷），《睿宗实录（5 卷），《唐春秋》（30卷），《唐书备阙记》（10 卷），《太宗勋史》等，据传其能秉笔直书，刚

直不阿，所著《则天实录》有叙张昌宗诱张说诬证魏元忠谋反事，后张说为相，请其删改，不听。另有《贞观政要》行世。《贞观政要》唐吴兢撰。其认为玄宗即位前后的政治状况，不如“太宗政化，良足可观”。故编写《贞观政要》一书，概述贞观年间政事的纲要，希望统治者能以此作为借鉴，以便维持和巩固唐朝政权。该书是一部政论性的历史文献，体例新颖，条理清晰，简明扼要，风格别致。全书共40 篇，合为10 卷，约八万字。分类编辑贞观年间（627～649 年）唐太宗李世民与名臣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褚遂良、温彦博、刘洎、马周、戴胄、孔颖达、岑文本、姚思廉等四45 人的问答、大臣的诤议和所上劝谏的奏疏，以及记载政治上的一些重大措施，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太宗君臣论政的情况。书中所涉及的问题，颇为广泛。如对于治国的方针、原则及历代治国的经验教训，对于官府的设置，法律的制定以及官员的选拔任用与培养，对于君臣的作风和相互关系等问题，均有所论列，保存了许多有关贞观政事的

资料，是研究唐初政治制度的一部重要参考书。张九龄 （678～740）唐玄宗时大臣，诗人。字子寿，唐韶州曲江（今属广东）人。武则天时进士，初任校书郎，后任右拾遗，迁左补阙。时吏部选拔官吏，常由他和赵冬曦评定等级，以公允著称于世。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任中书待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主张不循资格用人，设十道采访使。为官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玄宗怠于政治，他常评论得失。曾预知安禄山必反，建议玄宗早作处置，未被采纳。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 年）由于李林甫背后进谗言，被罢相。任相期间，曾继张说监修《唐六典》。罢相后，李林甫改为监修，该书为盛唐官制重要典籍。其《感遇诗》十二首作于被贬之后，

抒怀感事，以格调刚健著称。《曲江集》、《千秋金鉴录》等书已佚。曾参与《朝英集》的编辑工作。《唐六典》唐玄宗时官修，题玄宗撰，李林甫等注，实出于张九龄等之手。30 卷。以三师、三公、三省、九寺、五监、十二卫等为目，述其职司、官佐、品秩。这些制度规程在当时虽未完全实行，但唐人讨论典章，也常加引用。其中内容很多能够反映唐代政治、经济实况。司马贞 唐朝史学家。唐河内（今河南沁阳）人。毕生研究史学，尤长《史记》研究，发现褚少孙所增补之《史记》漏洞百出，出现多处错误，而诸家注释又简陋粗疏，遂作《史记索隐》，凡30 卷。前二十八卷博采诸家音释之长，间参个人见解。后二卷乃自作之述赞及补《史记》条例，并补作《三皇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