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的书，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代后期，当时纸尚未发明，人们就地取材，以龟甲和兽骨为材料，把内容刻在龟甲或兽骨上，这就是甲骨的书。简牍的书简牍是对我国古代遗存下来的写有文字的竹简与木牍的概称。

古代写本书在纸发明初期，纸书并未完全取代简牍与缣帛图书，而是三者并用。此外，还有宋至清代的印本图书到现代的电子书。

无论古今中外，对于书，人们总给予最高的肯定与特别的关怀。手工精制的纸特别适合中国书画之用，分生宣和熟宣两种。

人类许多伟大的创造，大都经过漫长岁月的发展的过程，并聚合无数人的心力，时刻成长、壮大，图书也不例外。以我们中国为例，它至少已有三千五百年以上的发展历史，其间人们所投入的智慧与劳力，更无与伦比。图书在迭次的创造改进，才有今天的面貌。

大体来说，史历上，除了某些为特殊目的所制作的图书之外，书籍的发展，略有脉络可寻。最早人们的交往，在彼此示意之时，可能只借手势或音量做为媒介。其后，从经验的累积，进而确定一些固定的音节，来代表某种特定的意义。

参考资料：

前人考辨古籍真伪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三项：

①利用各种书目和提要，从文献的流传线索上去发现问题和寻找区别真伪的佐证。对文献的真伪产生疑问，是辨伪工作的起点，而这些疑问有很大部分是从流传上发现和提出的。至于区别真伪的佐证，更离不开查考作者生平和从目录学、版本学角度对文献形成、流传过程的考察。

②根据其他文献对一书的引证来核实该书真伪。任何一部真实存在的文献都会或多或少地在流传过程中留下其形式和内容的踪迹，特别是当时能见到这部书的人对它的引证，这些资料可以作为鉴别真伪的有力佐证。例如当发现“后人谓某书出现某时，而彼时人未见此书”，或“甲书未佚之前，乙书有引用，而甲书今本无乙书所引之文”(以上梁启超语)，则可基本断定此书系出于伪造。

③从文献的内容和文体上鉴别其是否与著作年代相符。例如可从作品所表现的史实、学术思想、文体、文法、语言文字(包括特定时代的方言)以及称谓、提法等方面去寻找佐证。如书中引及了后代的史事和学说，出现了与特定时代环境不符的语言现象，则至少可确定其书在著作年代上存在问题。前人对《列子》真伪的考定，即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这一方法。为了更正确地运用这一方法，还要求人们对古书的著作体例有所了解。古代典籍尤其是先秦文献，有其独特体例，一些著名典籍往往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而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流传增补才定型的。这和严格意义上的伪书有所区别，张心说：“大抵战国及战国以后之伪书，由于后人之伪造者居多,其过多在作伪者;战国及战国以前之伪书，有由于读者之误会，其过或在于读者，此又辨伪者所宜知也”(《伪书通考·总论》)

传略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西汉宗室,传见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所附。

刘向五世祖名交,是汉高祖刘邦的同父异母弟,建汉后被封为楚王。其父刘德,仕昭、宣两朝,任宗正,赐爵关内侯,又封为阳城侯。刘向为刘德之次子,12岁以父荫为辇郎,20岁为谏大夫,以文学受宣帝信任。汉宣帝迷信神仙方术,刘向为讨好皇帝,献出家藏之刘安枕巾鸿宝苑秘方,言据之可炼出黄金。宣帝令典上方据之炼金,然费多而方不验,遂以铸伪黄金罪判刘向死刑。其兄刘安民交出封邑户口的一半,将其赎出,从此,刘向悉心钻研学问,被征到石渠阁讲论梁传,成为经学大师。重新步入仕途,为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元帝即位后,由于执掌朝政的萧望之、周堪的赏识,刘向被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成了辅政的要员。当时,外戚放纵,中官弄权,刘向于是多次上书论时政得失,得罪了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再次被捕下狱。不久,因地震等灾异而释出,任中郎。接着又因指使其外亲上书请求黜退弘恭、石显,而以奸诈罪第三次下狱,废为庶人。从此在家闲住十余年。仕途的挫折,使他对宦官之祸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遂著疾谗适要救危世颂等作品,寻求挽救刘汉危机的良方。同时,他认真读书,学问更有长进。汉成帝即位,此时刘向由更生改名向,被召为中郎,迁光禄大夫、中垒校尉等职任,受诏领校五经秘籍,以主要精力从事书籍整理编目和学术著述。

当时,风俗奢*,赵皇后、卫婕妤等由微贱起家,越礼制。刘向认为,王教应该由内及外,从亲近者开始,于是从诗书中搜集贤妃贞妇和嬖孽乱亡的事迹,撰为列女传。又搜集历代人物事迹、兴亡经验等,撰成新序说苑等书,上奏皇帝。针对当时外戚王氏专权,他搜罗历代符瑞灾异之事,推演其迹象祸福之验,著为洪范五行传,说明王氏专权的危险。刘向建议汉成帝强宗室、防奢侈、夺外戚权。成帝心知刘向之忠,却无法实行。成帝几次想将刘向用为九卿,都被王凤或丞相御史所阻拦,刘向君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建平元年卒,享年72岁。

刘向有三子,长子傲,是易学教授,官至郡守；次子赐,九卿丞；少子歆,王莽时为国师公,在学术史上很著名,又是继刘向负责校书工作的学者。

影响刘向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主要在于他对书籍的整理编目上。

先秦时期,积累和流传了大量的文献典籍,秦始皇焚书,给文献典籍的保存造成了重大的灾难。西汉王朝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书籍愈积愈多,到汉成帝时,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这些书籍,分散收藏,没有统一编目,而且大部分书籍篇章缺失,文字脱讹,内容差异重复,如果不加以整理校勘编目,将无法利用而自然泯灭。汉成帝是一位好经书今古览博的天子,他于河平三年下令谒者陈农到各地搜求遗书,同时将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秘室藏书集中到一起,由刘向负责,组织一帮专家进行校书编书的工作。公元前6年,刘向去世,汉哀帝下令刘歆继续此事业。两年以后,经过刘向、刘歆父子20多年的努力,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经过整理的图书33090卷,收藏于天禄阁、石渠阁,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图书馆,刘向、刘歆还写出了目录学著作别录七略,对中国历史文献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具体讲,刘向、刘歆父子的贡献有三个方面：第一,刘氏父子的图书整理,为先秦古籍的保存、流传,为图书由官府收藏走向民间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章炳麟说：书布天下,功由仲尼,其后独有刘歆而已。微孔子,则学皆在官,民不知古,乃无定臬。然自秦皇以后,书复不布。汉兴,虽除挟书之禁,建元以还,百家尽黜明其得书之难也。向、歆理校雠之事,书既杀青,复可写,而书贾亦赁鬻焉。故后汉之初,王充游雒阳书肆,已见有卖书者。其后卿章句之儒,而见周官；康成草莱之氓,而窥史记,则书之传者,广矣。

第二,创造了系统的古籍整理方法,校雠、辨伪、考据等学问自此产生。刘向父子整理书籍的程序分四步。第一步,兼备众本,广搜异本。不仅将各官府藏书聚集到一起,还派人到民间搜集遗书,向学者和同僚征求个人著述和藏本,以及利用个人的藏书。这样,同一种书就掌握到几种异本,为校勘奠定了基础。第二步,选定篇目,去除重复。当时,同为一书,往往篇目不同,各有残缺。刘向等将各种书籍的篇章分出条理,去掉重复的部分,经过考订,再剔除伪托的部分,确定其篇目,合为一部比较完整的书。第三步,纠理错简,校雠文字。根据选定的篇目,对其文句进行校订。

一人读经过校雠,发现和订正了许多古籍文字的脱讹衍误,使其错误大为减少。第四步,勘定书名,誊清新本。当时古籍同书异名者很多,还有的书名经长期流传出现讹误,因此,就需要对书名进行勘定。例如战国策之书名,就是刘向勘定的。经过勘定的书,最后抄缮于炙干过的竹简上,就作为定本保存了下来。刘向父子创造的这一套古籍整理方法,为后代学者所效法。

第三,开创了中国古代目录学。刘氏父子典籍整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编制目录。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为每一本书编写叙录。即在每本书校订以后,刘向、刘歆就为该书写一个提要,著录其书名、篇目,叙述校勘经过,介绍作者事迹,归纳书的内容、性质,评论思想或史实是非,剖析学术源流,确定书的价值。这些书录,不仅使读者了解书的情况,还创造出做书目提要的科学方法,备受后代学者赞誉。二是将各书的叙录单独抄出,合为一书,名别录,形成第一部丛书综合提要,这是第二方面的内容。第三方面内容是七略,这是在别录的基础上,由刘歆进行进一步加工而形成的一部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全书将著录的图书分为六个大类,38种,603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当时的学术发展有很大的推动,对后世的目录学,更有着深远的影响。七略创造了书目的著录与考证述评相结合的目录形式,成为中国目录书的典范。

余论评价历史人物,一般着重于政治、军事上的勋业。其实,站在更高的视野,更应重视历史人物在文化积累上的业绩。因为,政治、军事仅决定了一时一事之成败,而文化却造就了民族的性格,影响于千秋万世。刘向从事的古籍整理,成就了中华文化传继上的一项大工程,为公元以来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我们以中华悠久文明自豪的时候,不应忘记刘向所成就的学术的深刻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 一、中国传统文化起源之学说 1、西来说： 2、中源说：正统学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 譬如，世人说史，大多从盘古说起，即所谓“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 ① 盘古： 中国传说系统中的领头雁，他的事功只是开天辟地，同人事并无多大关系。按《三五历记》所载，他的事功是：“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开天辟地，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 ② 三皇五帝： A“三皇” “三皇”所指何人，各种文献说法不一，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一是天皇、地皇、人皇，二是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以后者为主。也有文献以祝融、女娲或黄帝代替燧人氏，但伏羲氏和神农氏则是大多数文献的共识。 古人认为，历史按皇、帝、王、霸的顺序展开，三皇、五帝、夏商周王道、春秋战国的霸道，且一代不如一代。《管子·兵法》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管子·禁藏》：“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以事伐者王，以政伐者霸。”《庄子·人世间》：“古者五帝贵德，三王用义，五霸任力。”《淮南子·本经训》：“帝者替太一，王者法阴阳，霸者则四时，君者用六律。” 三皇时代，人民生活并不幸福。《韩非子·五蠹》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多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瓜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以为王，号之燧人氏。”《吕氏春秋·恃君》曰：“昔太古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 三皇给人民带来了福祉，但却没有“治国平天下”的伟业。 三皇的功业： 燧人氏的功业是“钻木取火，教民熟食，养人利性，避具去毒”； 伏羲氏的功业是“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 神农氏的功业是“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土尧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 B“五帝” 五帝所指何人，各家说法不一。 《国语》记展禽语：“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即以黄帝、颛顼、帝喾ku、尧、舜为五帝。《五帝德》、《帝系姓》、《五帝本纪》都依此说。 《吕氏春秋》以少白皋、太白皋、黄帝、炎帝、舜帝为五帝。 2 《淮南子》以黄帝、颛顼、尧、舜、启为五帝。 最为后人接受的是《国语》的说法。 五帝的功德： 《史记·五帝本纪》是这样记载的： 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娥，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财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能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以鬼神而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 帝喾：“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材而节用之，扶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动也时，其服也士。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 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 舜：“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舜居妫汭，内行弥谨。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有妇道。尧九男皆益笃。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三皇只是教人谋生的手段，而五帝则是养民惠民，所体现的是道德政治，三皇只是文化的创始人，五帝则是文明的缔造者。 3、怀疑说：顾颉刚的“层累说” 在中国的历史学界，对远古历史的怀疑论者不乏其人，但最有成绩的则是 20 世纪上半期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1923年，顾颉刚在同钱玄同讨论《诗经》的辨伪问题的一封信中，系统地提出了人的“层累说”，即“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大意有三： ①时代愈后，传说的古时期愈长； ②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人物形象愈是高大； ③即便对某一历史人物或事件是否属实尚无把握，但亦可知道它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 而顾颉刚认为，盘古也好，三皇五帝也好，都说虚构的人物，而且越是往后世，虚构的历史愈早。在西周，人们只知道有个大禹，到春秋时期，才有尧舜的传说，黄帝、神农是战国时期的杜撰，三皇之说直到秦代才有，而盘古的传说更晚，是汉代后才出现的。 ①、盘古 盘古是一个纯粹虚构的人物，而且虚构的年代很晚，大概是东汉后期的产物。严格说来不足以充任中国传说系统中的领头雁，他的事功只是开天辟地，同人事并无多大关系。 ②、三皇五帝： “三皇”所指何人，各种文献说法不一，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一是天皇、地皇、人皇，二是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以后者为主。也有文献以祝融、女娲或黄帝代替燧人氏，但伏羲氏和神农氏则是大多数文献的共识。 ．“五帝”： 《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很少提到三皇的功德。 3 五帝的说法是战国时期才有的。据徐旭生先生的研究，“直到春秋战国前期还没有见到五帝的说法，在《左传》、《国语》、《论语》、《墨子》、《孟子》等书中都不见有五帝的名称，就是显明的证据。···到战国后期五帝的说法才盛行起来。”（《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但是，五帝崇拜在战国前就存在，《论语》、《孟子》对尧舜评价很高。《尚书》中就有《尧典》、《舜典》。 黄帝果有其人吗？ 根据古代文献，黄帝是确有其人。《周逸书》、《山海经》、《国语》、《大戴礼》、《吕氏春秋》、《史记》等文献都言之凿凿，尤其以司马迁的记载最为详细：父少典，母有虫乔氏，与炎帝为同胞所生，且有儿子二十五人。 但是，这些作品都是春秋战国之后的作品，而在此之前的古籍则根本没有提到黄帝，尤其是《尚书》，从尧帝写起。轩辕之丘、涿鹿之野、黄帝泉、黄帝陵等能证明黄帝真实存在过吗？黄帝陵，司马迁之前，传说中的黄帝并无葬处，而是“乘龙升天”。司马迁一方面承袭旧说，另一方面又认为“黄帝崩，葬桥山”。但是“桥山”又在何处？《五帝本纪》没有提供下文，于是有陕西桥山说、甘肃桥山说，涿鹿桥山说，陕西还有两个桥山，一个在陕北、一个在陕西中部。传说“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活动范围大致在今陕西一带。何以到今北京附近的涿鹿之野与蚩尤作战。 炎帝葬于湖南茶陵，今炎陵县。 舜帝葬于湖南的九嶷山。传说舜帝带着鹅皇和女英两个妃子南巡，神游洞庭之渊，出入潇湘之浦，结果溺于湘水，葬于九嶷。据说还在今天的韶山演奏过《韶》乐，百鸟朝奉，韶山之名由此而来。 追溯黄帝的缘由，必须从先民的五方观念说起。 从甲骨文看，殷人已经有了五方观念。郭沫若的《殷契粹编》所收录的卜辞就有东南西北四土受年的记载，“四土”加上“商”或“中商”，正是东南西北中五方。 五方观念大约在西周初年开始演化为“五色”或“五方色”的观念。《逸周书·作洛》是最早记载“五色”的文献：“周公···及将致政···乃建大社于国中，其土遗东青土，男赤土，西白土，被骊土，中央衅以黄土。”周人起于陕地，这里到处都是黄土高坡，因而周人以**为贵。而且，由于殷人五方观念的传统，周人同样划天下为五方，以陕地为中心。周公营洛，洛邑虽然不同于陕地的土色，但出于王权中心的考虑，周公又只能将洛邑一代作“**”看待，大社中央著以**。周人尚黄，以及“五色土”思想的提出，与加强中央集权有关。 五色后有五行思想。 由于五色观念直接同王朝政治相结合，而王权是需要神话的，所以周代的统治者因其尚黄而很自然地有了对黄帝的崇拜。黄帝又同皇帝相同，在色曰黄，在权曰皇。《释文》曰：“皇帝，本又作黄帝”。《淮南子》说：“中央土也，其帝黄帝”。黄帝是中央之帝。 二、炎黄子孙 黄帝之前，尚有神农、伏羲、女娲，甚至燧人氏、有巢氏等先人，然而中国人所认定的祖先则是黄帝，现代人以“炎黄子孙”自称，为什么？ 黄帝首先建立的一个部落联盟； 黄帝首先开始了道德政治； 黄帝首先是中国文化的结晶； 汉族人的确基本上是炎黄的血脉。 4 三、龙的传人 中国人对自己还有一个美称，即“龙的传人”。 一．龙是什么？ 《尔雅·翼》说：龙“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鼋，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象这样一种怪物，自然界是没有的。但奇怪的是，在中国的造型艺术和诗词歌赋中，有关龙的形象的描写和刻画比比皆是，尤其是皇宫府第，更是龙的天下，墙壁和梁柱等地方无不有龙的造型，而且，两千多年来，龙向来被看作是君权的象征。皇帝称作为真龙天子，视为龙的化身，其身体是龙体，面目是龙颜，胡须是龙须，外衣为龙袍，住所为龙禁。 可以说，龙崇拜是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又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之根。前些年的文化热和寻根热，学者们各法奇想，探究龙的本来面目，有鳄鱼说、雷公说、松树说、马说等。这些多基于对龙的外形的分析。说其为鳄鱼，是因为鳄鱼体大，有鳞片，形状似人们想象中的龙；说其为雷电，是因为天上的闪电，形同巨龙飞舞，飞天，降雨；说起为松树，是因为松树的树皮似龙鳞，树枝似龙角；说其为马，是因为有的龙的造像，龙头如同马头。但这些说法都经不起推敲。 ①．龙常与水相联系，而松树、马均与水关系不大。 ②．许多文献都说，龙最基本的特性是“能细能巨”，“能长能短”，“能幽能明”，而这是动植物 或自然现象均无此种特性。 ③．原始人所崇拜的对象，往往是同他们的生活紧密相关的东西，而且与人类生存的意义较大。 而上述几种东西除雷电外，均与人类的生活关系不大。 ④．龙崇拜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儒道两家所信奉的，其本义一定同中国文化的 内在精神有关。而上述几种东西均不能体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 ⑤．君主被当作龙的化身，而中国政治的特点是宗教与君权的统一，相应的，龙崇拜也一定是 体现这一层次政治文化意义的。而上述几种解释都不能切到这一层面。 ⑥．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人何来自称为“龙的传人”，即是说，龙最初是当作自己的祖先来 崇拜的，但是，从古代文献里，都找不到相关的证据。 在古代文献里，有关龙的记载或描写很多，归纳起来，大体不外如下几个方面：一，龙居大泽之中，与水有关；二，龙能兴风雨，主管人间雨水；三，龙的外形变化。 A． 龙与水 《说文》：“龙之所居，常在水泽之中。”又说：“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风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曰：“深山大泽，实生龙蛇。”水为阴性，泽为山中之凹地。山之凹地，有水曰泽，无水曰谷，介于泽谷之间的是溪谷。 《尔雅·释天》：“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 帛书《老子》，谷写作“浴”，强调有水的溪谷。而溪谷在古人眼里常被用来象征女性生殖器。 《大戴礼·易本命》：“丘陵为牡，溪谷为牝。” 高诱注《淮南子》，说得更为直接：“丘陵高敞，阳也，故为牡；溪谷污下，阴也，故为牝。” 近人周予同先生也指出，中国古代曾以溪谷为女性生殖器而加以崇拜，而泽和渊与溪谷基本是同义的，即女阴之象，那么居于大泽或潜入深渊的龙是什么呢？ B．龙与云雨 龙不仅居于大泽，潜入深渊，而且主管人间雨水。天下雨，必先有云，故云雨都属龙管制。 5 《易·乾》卦的彖辞曰：“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淮南子·天文训》：“龙举而静云属。”又说：“人不见龙之飞举而能高者，风雨之奉也。”《抱朴子》也说：“辰日称雨师者，龙也。”正因为龙是管雨水的，所以，我国各地旧时到处都建有龙王庙，每逢天旱，男男女女都到庙里求雨。 “云雨”是我国俗语和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关于男女交合的隐语。一般认为，“云雨”一词最早见于宋玉的《高唐赋》。事实上，“云雨” 隐喻性行为，时间要早得多。《易·乾》所说的“云行雨施”，实际上就是男女风流事。说得最为明确的是《易·小畜》。卦辞谓：“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小畜》的卦象是乾上巽下，乾为老男，巽为长女，二者的结合本来是理想的，但如果有云而无雨，则不免遗憾，故象辞曰：“夫妻反目”。古人以“云雨”隐喻男女性行为，大概出于两种考虑，一是自然界的云雨为天地交感的生命行为，云雨之后，万物化生。对此，王充在《论衡·自然》中说：“天复于上，地偃于下，下气上蒸，上气下降，万物自生其中间矣。”二是男女性行为同样有一个云行雨施的过程。 C．龙的特性 古代文献材料中有大量的关于龙的特性的描写。 《周易》中，《乾》卦以六龙象征宇宙变化，其中龙与乾均为男性之象，即所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系辞上》：“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专”即转、弯，有疲倦之意。这动与静，直与专，说明什么？ 《说文》曰：龙“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 王逸注《天问》，也说：“龙，能高能下，能小能巨，能幽能明，能短能长。” 现代语：“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 “龙”到底是什么呢？ “龙”最初应该是男根。 二．为什么中国人选择做龙的传人？ 生殖图腾、经济图腾与政治图腾，龙最初是生殖图腾，后演化为政治图腾。 1、 大国统治需要有某种神奇的强大超凡的力量的支助。九似 2、 农耕文明需要水神保护。龙主管雨水。 3、 期望也需要大量的人口。 三．当代的龙仅仅只是一种象征 今天再推崇龙作为中国人的象征，好不好？ 以现实社会的杰出的政治家、华人的骄傲、民族的楷模作为象征或许更好一些。 四、中国文化与生殖崇拜 生殖崇拜虽然是原始社会的普遍文化现象，但比较起来，东方世界比其他地方更为盛行。黑格尔说：“东方所强调和崇拜的往往是自然界的普遍生命力，不是思想意识的精神性和威力，而是生殖方面的创造力···更具体地说，对自然界普遍的生殖力的看法是用雌雄生殖器的形状来表示和崇拜的。”（《美学》3V下册P40商务印书馆1981）而东方世界，又以中国和印度为盛。中国的文化，从形式到内容，从文字到哲学、宗教、政治、艺术等，都或隐或现地受到生殖崇拜的影响。 1、 女娲造人 《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云：“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绠（亘）于泥中，举以为人。” 女娲是谁？其原型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