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南针是那个时候发明的？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11-01浏览：2收藏

指南针是那个时候发明的？,第1张

大约出现在战国时期

指南针是用以判别方位的一种简单仪器。指南针的前身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司南。主要组成部分是一根装在轴上可以自由转动的磁针。磁针在地磁场作用下能保持在磁子午线的切线方向上。磁针的北极指向地理的南极，利用这一性能可以辨别方向。常用于航海、大地测量、旅行及军事等方面。

指南针的发明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对物体磁性认识的结果。由于生产劳动，人们接触了磁铁矿，开始了对磁性质的了解。人们首先发现了磁石引铁的性质。后来又发现了磁石的指向性。经过多方的实验和研究，终于发明了可以实用的指南针。

[编辑本段]指示方向原理

地球是个大磁体，其地磁南极在地理北极附近，地磁北极在地理南极附近。

指南针在地球的磁场中受磁场力的作用，所以会一端指南一端指北。

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辗转传入欧洲后在航海大发现中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科学史家清楚，最早解答“指南针为何能够指南”问题的并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科学家吉尔伯特。那么，中国发明指南针后对指南针理论作过什么样的探讨？吉尔伯特的理论是否及时传到了中国？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又对我国指南针理论的发展有过哪些影响？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教授关增建从2003年起开始着手研究这些基本上还是空白的问题。

“中国最早的指南针理论，是建立在阴阳五行学说基础上的‘感应说’。”关增建介绍，11世纪中叶时我国大科学家沈括还对指南针感到匪夷所思，他的《梦溪笔谈》介绍了指南针的人工磁化方法、磁偏角的发现和指南针的架设方法，但对指南针为什么会指南却没有一点概念——“磁石之指南……莫可原其理！”随后，文人学者们从阴阳五行学说出发，结合当时人们对大地形状的认识，提出各种指南针理论。例如，最晚成书于宋代的《管氏地理指蒙》，首先提出如下逻辑：

“磁针是铁打磨成的，铁属金，按五行生克说，金生水，而北方属水，因此北方之水是金之子。铁产生于磁石，磁石是受阳气的孕育而产生的，阳气属火，位于南方，因此南方相当于磁针之母。这样，磁针既要眷顾母亲，又要留恋子女，自然就要指向南北方向。”

关增建表示，从近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蒙氏理论”完全异想天开，但从事物的属性出发解释其行为，在东西方科学史上都是常用的做法。我国古代阴阳学说昌盛，用阴阳学说阐释指南针指南及“常微偏东”的原理，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特别是，该理论认为磁石不同端面有不同属性，它们决定磁针的指向，这种说法很容易启发人们发现磁石的两极，并进一步联想到磁极与磁针指向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正确认识这一问题找到可能的途径。

南宋人的指南针原理，仍认为“指南针之所指，即阳气之所在”，只是围绕磁偏角现象，立论依据更多转向地理方位的坐标系统——中国古人认为地是平的、大小有限，这样地表面必然有个中心，过该中心的那条子午线就是唯一的南北方向。南宋人曾三异等认为，一旦测量地点不在这条南北线上，指南针所指向自然“少偏”。到明代，有人假托南唐人著作指出，指南正针由大地方位系统决定，而偏角则由天体方位划分系统所决定。关增建认为，这种说法“体现了传统指南针理论在阴阳感应学说和磁偏角的存在这一矛盾面前所表现出来的窘迫”。

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传教士来华，带来西方的指南针理论、地球学说以及相关科技知识。受其影响，中国学者开始从新的视角探讨指南针理论问题，在此过程中，阴阳五行的作用不断淡化，力学角度的分析不断增加，但吉尔伯特1600年提出的科学理论连西方学界都没统一，更谈不上入主东土。传教士中，1658年抵华的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的指南针理论最系统，但他认为决定磁针指向的是地球的地理南北两极本身，理论仍然局限在古代科学的范围，而不像吉尔伯特认识到地球本身存在一个磁体。南怀仁理论在中国影响深远，直到19世纪中叶，我国仍有学者用它解释指南针问题。而此时，清末来华的传教士已开始着手把西方近代磁学知识介绍给中国了。

[编辑本段]磁现象的发现

先秦时代我们的先人已经积累了许多这方面的认识，在探寻铁矿时常会遇到磁铁矿，即磁石（主要成分是四氧化三铁）。这些发现很早就被记载下来了。《管子》的数篇中最早记载了这些发现：“山上有磁石者，其下有金铜。”其他古籍如《山海经》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磁石的吸铁特性很早就被人发现，《吕氏春秋》九卷精通篇就有：“慈招铁，或引之也。”那时的人称“磁”为“慈”他们把磁石吸引铁看作慈母对子女的吸引。并认为：“石是铁的母亲，但石有慈和不慈两种，慈爱的石头能吸引他的子女，不慈的石头就不能吸引了。”据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咸阳附近修阿房宫，宫中有一座门是用磁石做成，如果有人身穿盔甲，暗藏兵器，入宫行刺，就会被磁石门吸住。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古代劳动人民很早就掌握了磁学知识。

汉朝以前人们把磁石写做“慈石”，是慈爱石头的意思。

既然磁石能吸引铁，那么是否还可以吸引其他金属呢？我们的先民做了许多尝试，发现磁石不仅不能吸引金、银、铜等金属，也不能吸引砖瓦之类的物品。西汉的时候人们已经认识到磁石只能吸引铁，而不能吸引其他物品。

当把两块磁铁放在一起相互靠近时，有时候互相吸引，有时候相互排斥。现在人们都知道磁体有两个极，一个称N极，一个称S极。同性极相互排斥，异性极相互吸引。那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个道理，但对这个现象还是能够察觉到的。

到了西汉，有一个名叫栾大的方士，他利用磁石的这个性质做了两个棋子般的东西，通过调整两个棋子极性的相互位置，有时两个棋子相互吸引，有时相互排斥。栾大称其为“斗棋”。他把这个新奇的玩意献给汉武帝，并当场演示。汉武帝惊奇不已，龙心大悦，竟封栾大为“五利将军”。栾大利用磁石的性质，制作了新奇的玩意蒙骗了汉武帝。

地球也是一个大磁体，它的两个极分别在接近地理南极和地理北极的地方。因此地球表面的磁体，可以自由转动时，就会因磁体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性质指示南北。这个道理古人不够明白，但这类现象他们很清楚。

[编辑本段]指南针的始祖

指南针的始祖大约出现在战国时期。它是用天然磁石制成的。样子象一把汤勺，圆底，可以放在平滑的“地盘”上并保持平衡，且可以自由旋转。当它静止的时候，勺柄就会指向南方。古人称它为“司南”，当时的著作《韩非子》中就有：“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端朝夕”就是正四方、定方位的意思。《鬼谷子》中记载了司南的应用，郑国人采玉时就带了司南以确保不迷失方向。

春秋时代，人们已经能够将硬度5度至7度的软玉和硬玉琢磨成各种形状的器具，因此也能将硬度只有55度至65度的天然磁石制成司南。东汉时的王充在他的著作《论衡》中对司南的形状和用法做了明确的记录。司南是用整块天然磁石经过琢磨制成勺型，勺柄指南极，并使整个勺的重心恰好落到勺底的正中，勺置于光滑的地盘之中，地盘外方内圆，四周刻有干支四维，合成二十四向。这样的设计是古人认真观察了许多自然界有关磁的现象，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和经验，经过长期的研究才完成的。司南的出现是人们对磁体指极性认识的实际应用。但司南也有许多缺陷，天然磁体不易找到，在加工时容易因打击、受热而失磁。所以司南的磁性比较弱，而且它与地盘接触处要非常光滑，否则会因转动摩擦阻力过大，而难于旋转，无法达到预期的指南效果。而且司南有一定的体积和重量，携带很不方便，这可能是司南长期未得到广泛应用的主要原因。

司南由青铜盘和天然磁体制成的磁勺组成，青铜盘上刻有二十四向，置磁勺于盘中心圆面上，静止时，勺尾指向为南。

大约出现在战国时期

[编辑本段]指示方向原理

地球是个大磁体，其地磁南极在地理北极附近，地磁北极在地理南极附近。

指南针在地球的磁场中受磁场力的作用，所以会一端指南一端指北。

[编辑本段]磁现象的发现

汉朝以前人们把磁石写做“慈石”，是慈爱石头的意思。

[编辑本段]指南针的始祖

司南由青铜盘和天然磁体制成的磁勺组成，青铜盘上刻有二十四向，置磁勺于盘中心圆面上，静止时，勺尾指向为南。

妖书案是明代万历年间的一桩疑案。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妖书第一次出现，题为《忧危竑议》；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妖书第二次出现，题为《续忧危竑议》。妖书案其实是发生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由国本之争引起的党争。

这一案件虽然不了了之﹐却充分暴露出明末朝廷中党争的激烈。第二次妖书案与伪楚王案、劫杠案共称“楚宗之乱”或“楚宗之争”。

妖书案以皦生光受冤而死结案，一方面暂时结束了人人自危的混乱局面，另一方面也使门户之争愈演愈烈，党争在此后很长时间内成为明代政治的一大顽疾。

扩展资料：

明代妖书案：

明神宗万历帝20岁时，妃子王氏生下了长子朱常洛。神宗24岁时，宠妃郑氏生下了朱常洵，神宗便加封郑氏为皇贵妃。当时的皇后王氏却没有生儿子。

因此满朝上下、前宫后院都在争论太子之位的归属。这场争论持续了数十年，使得神宗年间的后宫、前朝鸡犬不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这场国本之争的中心是郑贵妃和她的儿子朱常洵，而《忧危竑议》案则把争论推向顶峰。

郑氏在万历初年进入后宫的。那时的她风华绝代，神宗当即为之倾倒，并封她为贵妃。万历十四年，郑氏生了皇三子朱常洵，晋封皇贵妃。国本之争便是从朱常洵出生后第二个月开始的。当时，神宗宠爱郑贵妃，而把朱常洛的母亲撇在一边。

贵妃，一谈立太子的事他就转移话题，长子已经5岁，还没有一丝册立的意思。朝臣们便难免犯嘀咕：皇上是不是有意立郑贵妃的儿子，郑贵妃是不是因集三千宠爱于一身，就谋划着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

神宗屡屡以皇长子年幼为名，一再拖延太子册立时间，国本之争也日益明显。神宗为了爱妃和爱子，竟然与满朝的文武百官对抗。而忠君爱国的百官们宁愿被贬、被削、被打，也决不能容忍皇上以私害公。

万历二十六年五月，《闺范图志》案使国本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吕坤是山西按察使，他编辑了一部《闺范图志》。

郑国泰看到后，觉得可以用来迎合皇上和郑贵妃。于是，郑国泰在原来基础上补上了后妃部分，汉明德皇后居第一位，最后是当今的郑贵妃。新版《闺范图志》的问世，无疑为国本之争火上浇油。

不久一部书名为《忧危竑议》的书传入后宫，将历代嫡庶废立的事都写在里面。书中引用历史故事痛斥废长立幼行为。

很显然，这本书的矛头是指向郑贵妃及其爱子的。《忧危竑议》在京师引起如此大的轰动之后，也把后宫、朝廷搅得鸡犬不宁。神宗十分恼怒，不假思索便下了圣旨：都察院右都御史徐作、礼部右侍郎刘楚先罢职；国子祭酒刘应秋降调。

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京师又突然出现一本名为《续忧危竑议》的书，全书共三百余言，说的是神宗准备重立太子，动摇国本，书中怒斥郑贵妃。

一夜之间，这本书的内容贴遍了宫门、巷衢，立刻就惊动了后宫。这本书出现后，满朝震惊，神宗龙颜大怒，吩咐厂卫严加搜捕，务必查出造书主谋。这场《忧危竑议》案把众多拥立太子的朝官害得苦不堪言。

-妖书案

如果外地问泉州本地人，当地那里的香火最旺，泉州人都一定会毫不犹豫的告诉你是泉州通淮关岳庙，当地人也有很多称之为“关帝庙"的，每月的初一、十五这里都是香火鼎盛，尤其是泉州当地有大年初一给关老爷送第一炷香的习俗。那景象更摩肩接踵，万人空巷。

在中华大地上，有座五大关公神庙。其中有一句顺口溜是这么说的：“魂归山西运城、头枕河南洛阳、身卧湖北当阳、神定福建东山、灵应泉州通淮”。最后一句的”灵应泉州通淮“指的就是泉州通淮关岳庙。在泉州当地人心中也确实是一座有求必应的神庙。

近日这座关公神庙又添大喜事，泉州通淮关岳庙在例行检查中，发现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铸造文物大钟一座。记者从18日召开的新闻通气会获悉，该古钟为铁铸钟，通高120厘米，钟口直径70厘米，胎体厚5厘米，重约350公斤，迄今已有418年的历史。虽然已经已经经历数百年的洗礼，但因该钟此前一直被悬挂于通淮关岳庙正门左侧房梁，未经风吹雨淋及日晒，古钟正面铭文仍清晰可见，镌刻着“在城迎春门关王庙钟万历三十二年三月吉日立”的字样。

该古钟与2018年12月版《泉州通淮关岳庙庙志》第005页、042页记载的“关壮缪侯庙钟”年代信息高度吻合，基本可以确认该钟即为史书中所记载的古钟。具当地学者表述，这座明代古钟的发现，具有5个方面的历史文物价值：

泉州通淮关岳庙

一、通淮关岳庙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铸之钟，与李光缙明万历甲辰岁（1604年）《关壮缪侯庙钟记》，实现了文物与文献的相互印证；可以证明这是真品无疑。

二、明代古钟是通淮关岳庙现存已知年代最早的一件珍贵文物；这一古钟的出现，再次证明了泉州通淮关岳庙建庙之悠久，相比于其它四家神庙更显珍贵。

三、这里国内现存存的体量较大的铁钟。明文学大家李光缙碑文记载关岳庙“故无钟”，从中可知这是庙中的第一口钟，且钟体保存完好，上面的文字多数清晰可见，这对于通淮关岳庙、和泉州当年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同时后人可以通过此钟更为明晰明代古钟的锻造技术。

四、给其它的史料也提供了佐证。钟铭关王庙在城“迎春门”，为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后通淮门曾名迎春门的史料记载提供实物依据；

五、由钟思史，再添文化情趣。李光缙记录的钟铭中还讲述三国时曹操败走华容道，关侯释曹识大体顾大义，以表其心如日，试播钟而一问，神凛凛其若当时的灵应故事，内容活灵活现，超凡脱俗。看来小说《三国演义》的中曹操和关公的故事情节也并非完全虚构，探究历史说不定我们会有更大的发现。

该古钟现收藏于泉州通淮关岳庙通淮文化馆三楼展厅，虽然古钟的保存位置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方式可以供海内外信众更好瞻仰观赏。同时古钟的发现也为泉州这个历史文化明城和世界文化遗产之都的称号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发表于227年的夏天，当时魏文帝刚刚去世，南方的叛乱也被安定下来了。

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对北伐还是充满自信的，相反，他担心的是国内。

有关诸葛亮“北伐”问题

有人说（北伐）是以攻为守，他要守巴蜀，先进攻汉中，以攻为守。有人这样讲，其实我看也不见得正确。

因为诸葛亮出兵之前，曹魏并没有进攻蜀汉的意图，曹魏当时主要是对付吴，而不是对蜀，他的重兵当时都在淮南。他要对付孙吴。所以当秭归战后，刘备病死，这时曹丕没有乘机攻蜀，相反地去准备进攻吴国。他们始终把吴国作为大敌。

所以当诸葛亮大军南征时，曹魏没有乘这个时候去进攻。等到诸葛亮第一次兵出祁山，三郡响应，这时候曹魏大为震动，料想不到小小的蜀汉竟敢出兵，他自己并没有取蜀之意。说他以攻为守，应该先有曹魏取蜀之心，如是他揉取主动。但是曹魏并没有攻蜀的意图。他要逐步进攻，要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但他绝不轻举妄动，他还是步步为营，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就这样。

本人一直都是欣赏曹操的，但也不得不为诸葛亮说点公道话，有个叫巴乔的球员，为了参加最后一次世界杯，辛苦的一月白头，最后也和世界杯说了再见。所以最大的成功不能代替走过的经历。

诸葛亮以两川之兵，区区十余万兵马和魏国交战，五次北伐，虽然谈不上辉煌，但是每次战线都在推进，到最后离长安只有数百路。魏国动用的都是如，司马，张合和曹真这样的首脑人物，魏国皇帝也曾坐镇长安，可见魏国也是很看重诸葛亮的北伐的。

这就是成功。

金履祥(1232-1303年)字吉父,号次农,自号桐阳叔子。浙江金华人。宋元之际著名学者。自幼好学,凡天文、地形、礼乐、田乘、兵谋、阴阳、律历之书靡不精研。初受学于王柏,后受学于何基。何基出自朱熹之婿黄榦之门。仁山遂成为朱门嫡传,而许谦后又从学于仁山。因何、王、金、许四人均系金华人氏,故世称金华学派,又称北山四先生。南宋末年,时局杌陧,遂绝意仕进。德祐初,为宋廷以迪功郎、史馆编校等职起,坚辞不受。寻应严州知州聘主讲钓台书院。入元不仕,专意讲学著述。筑室金华仁山下,讲学于丽泽书院,学者尊称为“仁山先生”,许谦、柳贯皆出其门。元大德七年(1303年)卒,至正年间谥“文安”。著有《通鉴前编》二十一卷、《大学章句疏义》二卷、《尚书表注》四卷、《论语孟子集注考证》十七卷,并编有《濂洛风雅》诗集。

仁山为金华学派中坚,在学术思想上,虽宗主程朱一派,却不守窠臼,其《论孟集注考证》,发朱熹之未发,多处显与朱说抵牾,体现出其博学多识而不主故常的学风。清代全祖望称之为“明体达用之儒”。仁山选编《濂洛风雅》,承袭了理学家的陋见,如四库馆臣所云“欲挽千古诗人归此一辙,所谓王之学华,皆在形骸之外,去之愈远”。基于此思想认识,仁山本人的诗文创作自然也成就不高。只有王士祯《居易录》极称其《广箕子操》颇工,引吴师道语云“辞旨悲慨,音节高古,真奇作也”。但即或是此作,四库馆臣亦尖锐地批评“其诗乃彷佛《击壤集》,不及朱子远甚”。但仁山文集中不乏考证名物、制度之作,如《百里千乘说》、《深衣小传》、《中国山水总说》、《次农说》,四库馆臣认为仁山于经史之学研究颇深,其言有物,具有根柢,不失为儒者之言。

仁山诗文集虽生前已有结集,但未刊刻。明代正德间已散佚,董遵予以重编,明代万历年间始有刊本。清代雍正三年、九年两次刊刻仁山文集,但卷数不同,篇数多寡亦不同,从而导致仁山文集流传上的若干问题。本文介绍仁山诗文集的流传刊刻情况,力图解决仁山文集的相关问题。

一、董编本

仁山之著述,据其弟子柳贯云:“所注书有《尚书表注》、《大学疏义、指义》、《论孟集注考证》、《通鉴前编》,合若干卷,传学者。杂诗文又若干卷,藏于家,而曰《昨非存稿》者,弱冠以后、四十以前之作也;曰《仁山新稿》者,辛未至乙亥之作也;曰《仁山乱稿》者,丙子以后之作;曰《仁山噫稿》者,壬辰以后之作。其自题曰，自丙子之难而生前之望觖,自壬辰哭子之戚而身后之望孤,曰乱曰噫,所以志也。”可见,仁山生前,其诗文集业由仁山本人编订为《昨非存稿》、《仁山新稿》、《仁山乱稿》、《仁山噫稿》四集,藏于其家。柳氏又云:“所注书仅仅脱稿而未及有所正,故悉以授许谦。谦尤能遵禀遗志,益加雠校,今皆刻板以传。”柳氏此处所云“所注书仅仅脱稿而未及有所正”者,并非指其诗文集而言。观其“所注”而非“所著”即可知晓。据《仁山遣笔》交代,仁山生前念念不忘者,实为其《通鉴前编》一书,云其:“用心二十余年,平生精力尽于此,吾所得之学亦见于此矣。吾为是书,固欲以开后学,殆不可不传,然未可泛传。吾且殁,宜命许某编次,录成定本。此子他日或能为吾传此书乎”可见,仁山临终之际将生平最重要的著作《通鉴前编》托付于衣钵传人许谦,这说明《通鉴前编》的重要性远在仁文集之上。许氏有《书仁山先生集后》,通篇全论《通鉴前编》,而编者疏忽,误题仁山文集序而收之。而仁山去世之后,其诗文集自然藏于其家。后吴师道访仁山遗著,从其乡人何谨仁处得仁山诗文集,云“其子孙不能有”,又可见家藏之诗文稿已散佚。但吴氏所得仁山诗文集,既不提是否为仁山原编,又不云卷数。明代弘治年间,东湖董遵于吴师道裔孙家借观吴氏遗书,偶见仁山手笔册者一编,亟求录之,发现已非仁山原稿。于是,董氏在吴氏所藏仁山手笔册基础上,“拾遗得若干篇,又得仁山行状挽章等篇,附录于后,粗已成编”,总曰“仁山文集”。先后请上虞潘府孔修、章品廷式二人为序跋。后董氏调官广东感恩县,问取而校之,编为五卷,其前四卷为仁山作品,第五卷则附录有关仁山的他人文字。此为仁山诗文之第一次结集。董遵《金文安公仁山书院记》末云:“书院既成,赵公且将梓《仁山文集》以传于世,皆可书也。”但刊刻与否无明文。雍正三年(1725)金弘勋云:仁山文集“一刻于正德朝,再刻于万历中”,认为董遵辑本《仁山文集〉当为正德间刊刻,不知何据。同治间胡凤丹《仁山文集序》“是编依明弘治间董道卿大令所编,文三卷,诗一卷,附录一卷”,不提董氏刊刻与否,甚为审慎。

二、万历本

现存仁山诗文集的最早刻本,当属明万历年间金应□刻本。此本《中国古籍善本目录》有著录,目前仅存一部,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一函四册。是本名《仁山文集》,半页八行,行十八字,四周双边,无鱼尾。是刻共三卷,据卷首标目,此本绝非残帙,实为完本。版心、卷端均题“仁山文集”,卷首首列“兰溪仁山金履祥著”,次列“里后学东湖董遵编校”,最后列“裔孙:祠生金廷宾、庠生金廷对、金和、金廷采、金廷试、金复初、金日望、金日色、金应□、金应朱、金应召刊”。是刻首为同邑后学赵崇善序,作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次为南山潘府序,作于正德三年(1508年)。再次为徐用检序,作于万历二十六年。按潘府序为董遵本原序,故知万历刻本实来源于董遵所编本。据徐用检《仁山先生文集序》交代作序缘由,云:“兹归自留都,嫡裔孙文学金应□、祠生金有为复持是集,以索愚序。”其中所言金应□与卷首所列刊刻人金应□应为一人无疑。徐氏又云:“《昨非存稿》、《仁山新稿》、《仁山乱稿》、《仁山噫稿》皆出自正传吴子家,而道卿董子补入多篇,汇以成集者。愚亦录而珍藏之。”足可见当时仁山文集尚以写本流传。据前所交代,董氏所编本实为五卷,前四卷为仁山作品,末一卷为有关仁山及其诗文集的各种资料。但今万历刻本仅为三卷,或又经刊刻者改编增删而成,未可知。

三、春晖堂本

清雍正三年(1725年),金弘勋重刻仁山文集。因其版藏娄东春晖堂,故又称春晖堂本。此本共四卷。卷首依次为金弘勋序、徐用检序、赵崇善序、宋濂题《仁山先生像》、《仁山自赞》、《元史·仁山金先生传》,卷末有附录两篇,一为《金氏谱引》,一为《文安公纂略》。首页三行分题“桐溪金元功编辑”、“金仁山先生文集”、“春晖堂藏版”。半页九行,行十九字,四周双栏,白口,单鱼尾。版心题“仁山文集”,而卷端题“仁山金先生文集”。据金氏序文交代“初得正德间写本,旋又得万历间刻本,合校之。”但对比万历刻本与春晖堂本,就可发现两本出入很大。万历本为三卷,春晖堂本则为四卷。万历本卷为仁山诗,按诗体排列,首四言古诗三首、五言古风九首、五言律六首、五言绝一首、七言并长短句古风三首、七言律三十首、七言绝三十二首,总计八十四首;春晖堂本除卷一为诗外,卷二也有部分诗,其诗体顺序是四言诗三首、五言古九首、七言古三首、五言律六首、七言律三十首、五言绝句一首、七言绝句三十二首。两本所收诗分类相同,数量相同,只有诗体顺序不同。万历本卷二所收,与春晖堂本卷二、卷三所收文体相类,而作品亦大致相同。不过,春晖堂本较万历本多三篇文章,即《中国山水总说》、《通鉴前编序》、《通鉴前编后序》。万历本卷三所收与春晖堂本卷四相同。问题是,尚不知万历本与正德写本究竟孰为春晖堂本的底本。

1 “明万历中,钱若赓守临江”文言文翻译

翻译：万历（明神宗年号）年间，钱若赓做临江郡的行政长官。

出处：《钱若赓断鹅》

1 原文：

明万历中，钱若赓守临江，有异政。有乡人持一鹅入市，寄店中后他往。还，索鹅，店主赖之，云：“群鹅我鹅也。”乡人不平，讼于官。公令人取店中鹅，计四只，各以一纸，给笔砚，分四处，令其供状。人莫不讶之。食顷，使人问鹅供不？答曰：“未。”又顷，下堂视之，曰：“状已供矣。”手指一鹅曰：“此乡人鹅。”众人怪之，守曰：“乡人鹅食草，粪色青；店鹅食谷粟，粪色黄。”店主服罪。

2 译文：

万历（明神宗年号）年间，钱若赓做临江郡的行政长官。有个乡下人拿着鹅到集市上，寄存在客店中，去别的地方。这个乡下人回来后索要自己的鹅，店主抵赖，说：“这群鹅都是我的鹅。”乡下人不服，到衙门去告状。钱若赓命人取来店里的鹅，共计四只，各给它们一张纸，笔、砚，分在四个地方，让它们写供状。人们没有不感到惊讶的。一顿饭的时间，派人问鹅写完供状没有？差役回答说：“没有。”又过了一顿饭的时间，到堂下看看，说：“鹅已经招供了。”并指着一只鹅说：“这是乡下人的鹅。”人们感到很奇怪，钱若赓说：“乡下人的鹅吃野草，粪便的颜色是青色的；店主的鹅吃谷物粮食，粪便的颜色是**的"。店主于是认罪。

3 简介：

钱若赓，字德成。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宁波府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

隆庆五年（1571年）辛未科第二甲第二十名进士出身，於礼部任职期间，因选妃事得罪明神宗。官至临江（今江西省清江县西临江镇）知府，有乡下人提四只鹅上市赶集，因有事寄存在客店中，后来店主抵赖说：“群鹅我鹅耳”，乡下人一状告上衙门。钱若赓从鹅粪中判断鹅是乡下养大的，於是店主认罪。

万历年间，因得罪权贵，被神宗投入诏狱达三十七年之久，终不得释。下狱时其子钱敬忠年仅一岁，天启二年（1622年）敬忠中进士。钱敬忠上疏：“臣父三十七年之中……气血尽衰……脓血淋漓，四肢臃肿，疮毒满身，更患脚瘤，步立俱废。耳既无闻，目既无见，手不能运，足不能行，喉中尚稍有气，谓之未死，实与死一间耳”，熹宗朱由校下旨“汝不负父，将来必不负朕。”终於将他释放。

参考资料

古诗文网：sogushiwen/view_72389x

2 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明万历年间徽州人汪道昆的《大函集》中说：

(1)由传统观念中对商业的轻视和对商人的鄙视，（2分）

变为对商业的重视和对商人的推崇。

(2)勤俭致富，乐善好施，注重诚信（声誉）。（3分）

(3)依据：商人经商积累的财富主要用来买田置地和用于子女科举入仕，（4分）使得商人的财富没有转化为用于扩大生产的工商业资本。（3分）

原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儒家思想、科举入仕的深远影响等。（3分）（答三点即可，言之有理可酌情给分）

略

3 明万历年间,宫中有鼠,大与猫等是哪一个文言文

明万历年间，宫中有鼠，大与猫等是明代蒲松龄创作的《聊斋志异》中的一篇文言短篇小说《大猫》。

全文：

万历间，宫中有鼠，大与猫等，为害甚剧。遍求民间佳猫捕制之，辄被噉食。适异国来贡狮猫，毛白如雪。抱投鼠屋，阖其扉，潜窥之。猫蹲良久，鼠逡巡自穴中出，见猫，怒奔之。猫避登几上，鼠亦登，猫则跃下。如此往复，不啻百次。众咸谓猫怯，以为是无能为者。

既而鼠跳掷渐迟，硕腹似喘，蹲地上少休。猫即疾下，爪掬顶毛，口龁首领，辗转争持，猫声呜呜，鼠声啾啾。启扉急视，则鼠首已嚼碎矣。然后知猫之避，非怯也，待其惰也。彼出则归，彼归则复，用此智耳。噫！匹夫按剑，何异鼠乎！

译文：

明朝万历年间，皇宫中有种大老鼠和猫一样大，危害很严重。朝廷向民间征集了很多好猫来捕大老鼠，结果都被大老鼠吃掉了。

正巧，这时候从外国进贡来一只狮子猫。这只狮子猫全身毛白如雪。大家把这只猫抱到有大老鼠的房子里，关上门，然后从门缝里悄悄偷看猫的动静。狮猫蹲了好久，那大老鼠才从洞穴里探头探脑地出来。它一见狮猫，就发怒地扑过来。

狮猫躲避开大老鼠，跳到几案上；大老鼠追上来，狮猫又跃到地上，就这样上上下下有上百次。大家都认为狮猫害怕大老鼠，是个无用的东西。后来，大老鼠跳跃得渐渐迟慢了下来，肥大的肚子喘得一鼓一鼓的，蹲在地下稍息。

狮猫见机突然猛扑而下，用爪子抓住大老鼠头顶的毛，张口咬住大老鼠的脖颈，猫鼠在地上咬斗，狮猫呜呜地吼叫着，大老鼠吱吱地扭动挣扎着。人们急忙开门进去看，大老鼠的头已被狮猫咬碎了。

大家这才明白，狮猫一开始躲避大老鼠，并不是害怕，而是避开大老鼠的锐气，待消耗完它的体力后，乘其疲惫松懈时再攻击。你来我走，你走我来，狮猫是在用智谋。哎，那种匹夫之勇的粗人，只会怒目按剑，和这只大老鼠有什么不同呢！

扩展资料：

一、赏析

本篇先叙事件的因由，简明扼要；继而集中笔力描绘猫鼠搏斗过程，有声有色，动作、气氛都十分真切，强弱之势的互易和狮猫克敌制胜的情状鲜明如画；最后即事评论，点出猫以智胜，而归结到专逞勇力者之无能，起结井然。

作者三言两语，就将光度集注于事件的戏剧性，简略过程而突出重点。在猫鼠斗争的紧张情状的绘写中，还巧妙地插入写了潜窥者的议论：“众咸谓猫怯，以为是无能为者”。

然后笔锋陡转，以猫的取胜反证了窃议者的浅薄，说明以皮相取人的窃议者亦“何异鼠乎”。贬在不言中，并使情节的演进有了可喜的顿挫，确是高手的妙笔。

二、寓意

宁斗智不斗力的道理。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敌疲我打，后发制人，是克敌制胜的一种重要策略。

　　明朝(英译：Ming)（1368年—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族所建的封建皇朝，公元1368年由朱元璋（即明太祖）建立。初定都南京，成祖（朱棣）时迁都北京。

　　明朝初年国力比较强盛，在明朝前期极盛时，北控内蒙古，西到新疆东部，东北控制了女真地区，西南方管辖云南、贵州，南方建立了交郡。明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卫所制度和土司、土官制度。后来国力逐渐衰落，尤其到了后期社会矛盾尖锐，甚至激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但后来南明政权又延续了十多年，直到最后被清朝消灭。

　　明朝历史

　　元朝末期

　　元朝末期，朝政腐败，国库也日渐空虚。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元政府除了加重赋税以外，还发行新钞“至正宝钞”并大量印制，致使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民不聊生。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政府征调农民和兵士十几万人治理黄河水患。黄河两岸农民本已饱受灾荒之苦，在治河工地上又横遭监工的鞭打，被克扣口粮，非常愤怒。于是，“治河”和“变钞”就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线，导致红巾军起义的爆发。

　　明朝建立

　　至正十一年(1351年)5月，农民起义爆发。次年，郭子兴聚众起义，攻占濠州(今安徽凤阳)。不久，贫苦农民出身的安徽凤阳人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屡立战功，得到郭子兴的器重和信任。至正十四年(1354年)郭子兴病死，朱元璋执掌该部的领导权。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率兵占领集庆(今江苏南京)，改名为应天府，然后攻下周围一些军事要地，获得了一块立足的基地。此时的朱元璋“地狭粮少”“孤军独守”，远不及其他起义军势力，处境十分艰难。朱元璋采纳了谋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经过几年努力，朱元璋军事和经济实力迅速壮大。朱元璋先后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灭陈友谅，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灭张士诚，降割据浙江沿海的方国珍。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建立了明朝，同年攻占大都（今北京），元朝灭亡。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一方面减轻农民负担，恢复社会的经济生产；一方面惩治贪污的官吏，即使是皇亲国戚，开国功臣也不手软。又分封皇子镇守各地，他死后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皇位，是为明成祖。朱棣兴建了北京城，于1421年迁都北京。其间还派郑和七下西洋；又编纂《永乐大典》。成祖之后，又有仁宣之治。

　　1435年，不满9岁的明英宗继位，崇信宦官王振。结果导致1449年的土木之变，皇帝被瓦剌俘虏。但是在于谦的率领下，明廷另立明景帝，并发动全国军民抗战，打退了入侵的瓦剌军，明朝一度复兴。明孝宗弘治年间是明朝政治最为清明的时期，这位皇帝勤勉而不专制，信任大臣，内阁权力大为上升。

　　到了嘉靖皇帝，他信奉道教，不理朝政，大臣严嵩把持朝纲，致使政治腐败，财政出现危机，以至海瑞称“嘉靖嘉靖，家家皆尽”。

　　万历年代

　　万历初年，神宗得到内阁首辅张居正的鼎力辅佐。在内政方面，提出了“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整顿邮传和铨政。经济上，清丈全国土地，抑制豪强地主，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减轻农民负担。军事上，加强武备整顿，平定西南骚乱，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总理蓟、昌、保三镇练兵，使边境安然。万历初年呈现出明代中叶以来最好形势。

　　张居正逝世之后，中兴之象消失，明朝从此走上了衰败之路。

　　神宗是个贪婪的君主，大肆侵占土地，搜刮民财。神宗又废除考成法，形成了皇帝黩货、臣下贪污、党争激烈的状况。

　　明末三案、魏忠贤专权、李自成起义都导致了明朝的衰落。

　　神宗的腐败招致国库空虚，边关危机。这一时期，位于东北的后金的崛起，形成了与明王朝相对立的地方政权。此时的明王朝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激化，明王朝灭亡的危机已然形成。

　　明朝灭亡

　　明朝后期，统治腐朽。宦官魏忠贤专揽朝政，迫害异己、镇压人民。统治者不断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加上连年的灾荒，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628年，战争在陕北爆发，涌现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几十支起义军。李自成提出“均田免粮”口号，深得农民拥护。1644年（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占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同年三月，占北京，崇祯皇帝在景山自缢身亡，主宰中国的明朝至此灭亡。之后清兵入关，并打败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进入北京。在北方，原明朝残余势力大多投降清朝或与清朝合作共同对抗起义军；而在南方，忠于明朝的各种势力建立了数个流亡政权，史称“南明”，在随后的十多年间被清朝逐一消灭。

　　直隶：京师、南京

　　布政使司（省）：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江西、湖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

　　都指挥使司：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统管黑龙江流域——西起阿嫩河、东至库页岛，北达乌第河，南濒日本海的广大地区），1409年建立，共持续25年，后废弃。

　　官吏制度

　　中央官制：

　　o 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

　　o 五军都督府：中军都督府、前军都督府、后军都督府、左军都督府、右军都督府

　　o 御史台

　　地方官制

　　o 承宣布政司

　　o 提刑按察司

　　o 都指挥使司

　　明朝设有特务机构监视大臣的言行。太祖有锦衣卫，成祖设东厂，宪宗设西厂，武宗有内行厂。

　　军事制度

　　明代早期军队的来源，有诸将原有之兵，即所谓从征，有元兵及群雄兵归附的，有获罪而谪发的，而最主要的来源则是籍选，亦即垛集军，是由户籍中抽丁而来。除此之外尚有简拔、投充及收集等方式。此外，明朝中期以后又有强使民为军的方式，不过都属于少数，整体而言，卫所制仍然是最主要的军制。

　　卫所制为在全国各地军事要地设立卫所驻军，卫有军队五千六百人，其下依序有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及小旗等单位，各卫所都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亦隶属于兵部，有事从征调发，无事则还归卫所。

　　军队来源为世袭的军户，由每户派一人为正丁至卫所当兵，军人在卫所中轮流戊守以及屯田，屯田所得以供给军队及将官等所需。其目标在养兵而不耗国家财力，但明宣宗以后渐无法维持，军人生活水准及社会地位日渐低下，逃兵也逐渐增加，军备因此逐渐废驰。

　　因此在嘉靖年间，在应付倭寇之乱时，将领戚继光在浙江地区采用招募民兵加以训练的方式，来取代不堪的卫所兵。

　　外交

　　明朝初年，因为明初的朝贡贸易厚往薄来，造成许多日本人冒充朝贡使者到明朝这里来骗钱。日本实际上是处于割据状态，没有统一的中央政权，很多到中国来冒充朝贡使者的日本人没有日本政府的管辖，朝贡完了以后他们滞留在中国沿海抢劫。这是明初的倭寇。为防止倭寇朱元璋就颁布了海禁政策。

　　明成祖即位后，在永乐年间，著名的的航海家三宝太监郑和曾率远洋船队七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加强了明王朝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上的往来，为中国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体现了永乐时明王朝的鼎盛。明成祖之后，其子朱高炽继位，也就是明仁宗。他听从朝中一些大臣的意见，认为下西洋过于浪费，收效不大，宣布停止下西洋的活动。不到一年，仁宗病，宣宗朱瞻基继位，改年号宣德。宣德五年（1431年）闰十二月初六日，派郑和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到了明宪宗年间，曾有太监向宪宗提议再次下西洋，于是皇帝下诏到兵部索要郑和出使的海图等资料。但由于刘大夏等官员认为下西洋为一大弊政，有害无益，因此将当年郑和出海地图等资料藏匿起来（一说将其销毁），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搜索无果，再次下西洋一事于是作罢。后来倭寇横行，明朝加大了禁海的力度，直到明朝中后期，倭寇逐渐平息，才重新开放禁海。

　　公元16世纪，新航路开辟以后，葡萄牙人于1511年占领了马六甲，愈甚渴望对中国的往来。明武宗正德七年（1513年），葡萄牙国王派出一支对华使团前往中国，并在广州登陆，希望与明政府建交。后来，中国皇帝同意葡萄牙人在澳门开设洋行，修建洋房，并允许他们每年来广州“越冬”。这是西方列强第一次正式性的登陆中国并接触中国。西方国家的东来，使不少新鲜东西也传入中国。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年），罗马教皇派出利玛窦去中国教区工作。由于万历援朝之战的爆发，利玛窦一行没能及时到达中国。后来战争中国得胜，利玛窦才能进入中国境内，由于利玛窦很快学会中文，并穿儒服、通儒书，颇得明朝士大夫好感。后来他被举荐到北京，颇得神宗信任。他向中国进献坤舆万国地图、自鸣钟、日晷、西洋炮、望远镜、火枪、西药、圣母像、十字架等贡品。先后在北京、肇庆等地展出。利玛窦不仅传播天主教，还启发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学习西学，另外他还将中国各种文化传入欧洲，如儒家思想、佛道学说、围棋等，可谓“贯通中西第一人”。另外，明朝军队而大量使用火器，火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不比西方国家小，但是随著满清入主中原，火器的使用返而减小了。

　　明朝的农业发展无论是产量还是生产工具，都高于宋元时期，为明朝中叶开始的人口稳步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自明朝初年起，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手工业高度发展，促进了市场经济化和城市化。然而明朝推行“重农抑商”的原则以及严厉的海禁政策，使得商业受到了一定的压制。随着明朝纸币“大明宝钞”的流通失败，整个货币体系转向为以白银为主。日本和拉丁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也进一步促进了明朝经济的发展。明嘉靖、万历时候，各地出卖丝绸、酒肉、蔬果、烟草、农作物、瓷器等商品不计其数，外国的不少东西，如欧洲的西洋钟，美洲的烟草，中国城市都有卖。当时商业大都会有北京、南京、扬州、苏州、广州、西安、成都等，著名的商业集团有徽商、川陕商、苏商、京畿商、粤商等，在世界上，明朝是16世纪、17世纪时期手工业、经济最繁华的国家之一。

　　明朝的科学文化发展比较迅速，中国小说史上的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三本就是出于明朝。《金瓶梅》亦是此时作品。汤显祖的戏剧《牡丹亭》至今仍在演出。

　　传统雅文学的发展在明代继续发展，著名文人有刘基、宋濂、高启、方孝孺、唐寅、归有光、徐渭、王世贞、袁宏道、钱谦益、张岱、吴伟业等人。散曲家则有王磐、冯维敏、薛论道、陈译、康海等人。

　　明朝的民间文学很发达，唐伯虎是杰出的代表人物。民间盛行对联，还有锁南枝等山歌，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思想上，王阳明的新哲学“心学”在嘉靖以后盛行，形成一股反对传统束缚的思想浪潮，塑造了新的社会风尚，也使明代后期的士大夫有一种别于其他时代的生命哲学。如“异端”思想家李贽就是最好的例子。

　　科技

　　明朝初期至中期的科技有了较大的发展，直至16世纪，一直处于世界的前列。

　　这一时期出现的科学著作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方以智的《物理小识》。还有《徐霞客游记》等著作是我们现在研究和借鉴古代技术的珍贵的文献资料。

　　于谦写得《咏煤炭》诗歌说明当时煤炭已经普遍应用。计成的《园冶》则是园林建筑的专著。

　　明朝的军事科技也较发达，明末已经出现了火铳枪，还有威力巨大的火炮。据说有个叫万户的人，坐在绑满火药棍的椅子上，试图利用火药的推力飞上天空，可惜失败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探索太空牺牲的人。

　　明朝时期的名人

　　王阳明刘基常遇春解缙张居正

　　魏忠贤郑和海瑞于谦戚继光袁崇焕

　　郑成功袁宏道（“三袁”）归有光朱载堉文征明

　　唐寅黄宗羲李贽徐光启汤显祖史可法

　　李时珍宋应生

　　耕地面积世界第一：

　　在古代，农业是国家的重中之重，耕地的多少跟国力强弱有直接关系。在万历年间，明朝的耕地总面积是七百万顷，明末时达到七百八十多万顷，此一水平即使是到了后来的康乾盛世都没有被打破。当时欧洲的传教士是这样形容明朝的，中国的耕地像花园一样井井有条，没有一块荒地，中国产的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美。

　　人口世界第一：

　　明朝的人口有多少一直存在争议。在明末清初，因为战乱，大部份人留离失所，但有户可查的人口仍然达五千万，所以保守估计当时明朝的人口大约在七千到八千万左右，当时全世界的人口又不超过四亿，所以明朝绝对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矿产量世界第一：

　　明朝的铁产量是宋朝的两倍，万历年间达9000多吨，冶金工业极其发达，天工开物对这方面有详尽记载，后来的两百多年，世界上都没有国家能破这个纪录。

　　白银占有量世界第一：

　　在16和17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征服了美洲并在那里得到大量的黄金和白银。当西班牙和葡萄牙贵族得到这些财富后，他们第一件要干的事就是向中国买丝绸，瓷器和茶叶，到最后这些白银和黄金大部份都流到了中国。美国佛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种说，在十六和十七世纪，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银，通过贸易流向了中国。

　　军队数量世界最庞大：

　　据记载在明初，明朝有二百万官兵驻扎在全国各地。到了明末，长江一带的经济圈为皇侯和军阀把持，中央政府出现了财政危机，明朝政府已养不起那么多军队了，在山海关防守后金的官兵常常不足十万。但根据传教士的笔记，当时明朝的军队数量依然很多，就算把整个欧洲的军队加起来也不够中国多。

　　军工产值世界第一：

　　明朝军工业极其发达，一营5000人的士兵中就装备有霹雳炮一千挺，鸟枪二百枝以及大炮二十门，除此之外明军还有鬼头大刀，弓，弩，手雷和火箭等装备。跟宋朝不一样，明朝在每代皇帝执政期间，都会发生大规模战事，所以明朝的军工业为了应付战争所生产出来的武器数量是十分可观的。

　　间谍机构世界最庞大：

　　明朝的锦衣卫，东西厂，是当时世界上最有组织和最旗帜鲜明的间谍组织，在鼎盛时期人数达到六万人。在武侠小说里面，锦衣卫，东西厂常常被描写成是一群武功高强的杀人机器。但实际上，明朝间谍机构的主要作用是打击贪污，叛臣，维护国家稳定，但不排除有部份人滥用职权，谋取私利。跟专门从事颠覆敌国政权的中情局和克格勃比起来，明朝的间谍组织其实并不太可怕。

　　船只总吨位世界最大：

　　在明初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明朝最大的宝船长150米，宽30多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除了宝船外，郑和的船队还有二百多艘平均长度达七，八十米的大帆船。到了明朝中叶，虽然朝廷再没有进行像郑和那样的大航海，但中国的水师却仍然控制着整个南太平样，印尼和菲律宾等国家的国王都是在明朝的支持下建国的。对明朝的海上实力，当时欧洲的传教士是这样描述的，只要中国的皇帝愿意，他们可以一夜之间征集到从大陆连接致马六甲海峡的那么多船只。到了明末，由于要抗击倭寇，联朝抗日，明朝政府无瑕南顾，最后被葡萄牙和荷兰钻了空子，把势力伸展致南太平洋。即使是这样，荷兰的殖民者依然要每年向盘踞在台湾的郑氏政权进贡。

　　第三产业世界最大：

　　据阿拉伯旅游家记载，当时在中国，几乎每一座城市都存在第三产业，在北京从事第三产业的工作者保守估计就有近两万人。跟欧洲和回教世界不同，当时第三产业在明朝是合法的，官员不以扫荡第三产业为政绩，明朝读书人又独爱风花雪月，再加上明朝人口基数巨大，第三产业为世界之最并不奇怪。

　　国土面积世界最大：

　　明朝的国土面积在大部份时间都保持在900万平方公里左右，比鼎盛时期的西班牙，葡萄牙和奥斯曼帝国都要大，明朝在东南亚的海外殖民地也绝不比当时的英国要少。

　　防御工事世界最多：

　　明长城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排第二长的防御工事，据传教士记载，中国的城市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每座城市都有高十米的城墙保护，城上有大炮，城墙外还有沟，战争时灌满了水，中国人认为那是最好的防御工事。

　　帝王年表

　　庙号谥号姓名统治时间年号陵墓

　　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朱元璋 1368年-1398年洪武孝陵

　　惠宗[1] 嗣天章道诚懿渊功观文扬武克仁笃孝让皇帝朱允炆 1399年-1402年建文

　　成祖[2] 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朱棣 1403年-1424年永乐长陵

　　仁宗敬天体道纯诚至德弘文钦武章圣达孝昭皇帝朱高炽 1425年洪熙献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