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时代与河洛文化

　摘要：黄帝及其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但由于历史文献记载的原因，学界多作为传说来看待。本文结合考古资料指明历史文献记载的可信性，点明黄帝及其时代的实质和与考古学文化相对应的年代，并采用抽丝剥茧的方法通过对黄帝活动范围、文化创造的排比指出黄帝时代是河洛文化的根基和源头。

　关键字：黄帝;时代;河洛;文化

　一、黄帝及其时代

　海内外华人大多自诩是黄帝的子孙，尊奉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共祖”。这一虔诚的信念是维系中华民族巨大凝聚力的坚强纽带。但对于这一”共主”，以往学界多作为传说来看待。这一观念的产生，则源于现有史书对黄帝记载的语焉不详及诸多记载的前后矛盾与不一致，加之今人所能读到有关黄帝的事迹，并非直接从先秦典籍古字中所得，多是移译传抄，故对黄帝真实性的存疑也理所当然。幸而大地无秘藏，随着考古的发现，从而得以解决这一疑问。战国中期齐威王所铸造的“陈侯因敦”的出土，其上铭文中有关黄帝的提及可与现存史料相互佐证①，表明史料的可贵且可信。

　既然黄帝是真实的，但何以有关其记载却多有矛盾之处，诸如《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帝王世纪》又称炎帝传位八代至榆罔五百三十年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孙昌意之子高阳为颛顼;《史记·秦本纪》又称颛顼之孙女修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女女华。这些典籍中有关黄帝的几百条记录可谓是矛盾重重。首先黄帝炎帝既同为少典之子，就不可能过五百余年后才代替炎帝而有天下;其次，颛顼为黄帝孙，女修又是颛顼孙辈，女修的儿子又娶黄帝的姊妹女华，这是决不可能的。如何看待和解释这些问题或矛盾？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许顺湛先生对其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即黄帝既是一个人，亦是一个族或部落。黄帝的名称具备双重意义，其部族的名称与族的历代首领或领袖的名称是一致的。笔者是非常赞同这一认知的。黄帝是一个部族及其首领的世袭名号，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人，而是若干代人，是世代相传的，直到该名号被其它名号代替为止。黄帝时代亦即自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至颛顼执政。黄帝时代的大致年代，笔者亦赞成许先生的推断，即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其早期距今约四千二百年左右;夏以前是尧舜时代，对应考古学文化为龙山文化;尧舜之前为颛顼帝喾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距今约五千年到四千二百年间;再之前即为黄帝时代，属仰韶文化，距今约五千年到六千五百年间，其间华夏大地有许许多多的部落部族或小的酋邦王国，即"黄帝有万诸侯"正是由于黄帝部族煊赫的地位及战绩，将当时众多的部族汇聚到一起形成了我国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并创造出众多的灿烂文化。因此将黄帝作为其时代的代表和中华民族的"共祖",亦是理所当然。

　二、黄帝活动的范围

　黄帝其人，既得证实并非汉代传译的先秦古史所虚构，而是由2350年前的战国中期之人（齐威王）所铸记，并多见当时人对黄帝的载述，则有关黄帝的事迹就非全然乌有。因此，可从先秦古籍摘译勾画出的黄帝行踪，对应当今的地理位置，便可得到时空概念。

　1有熊：黄帝都邑，学者称其地在今河南省的新郑县西北，此处有黄水，出于有熊山之黄泉，黄帝是因居于黄水而得名②。按新郑县西约60公里处，是今中岳的嵩山地区。

　2大隗具茨山：钱穆著引《水经注》考称，在新郑西南20公里有大隗山，今名具茨山。按读《庄子·徐无鬼》：“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的语气，具茨山应是大隗山的支脉，所以黄帝向牧马童探路，既问具茨之山，又问大隗之所在。

　3襄城：在今新郑西南约60公里，黄帝应是迷路跑过了头才到此地。

　4洞庭湖：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两省交界处，从新郑南下约600公里。

　5阪泉：钱穆著引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考称，其  地在今山西省西南隅河曲的盐池解县东境，该处有蚩尤村。

　6涿鹿：钱穆著考称与阪泉相近，在解县之西约12公里处。

　7空同：即崆峒山，钱氏《黄帝故事地望考》称在河南省中部的临汝、许昌、禹县及密县之间，不在陇山之西③;其与大隗具茨山及襄城接壤，都在河南省中部，而位于有熊（新郑）之西。

　8赤水：在昆仑山下④，北魏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云：“赤水出罢谷川东，谓之赤石川，东入于河”。地在陕西省宜川县之北，是知黄帝游踪到过陕北。

　9昆仑：按昆仑山是中国最大山脉，西起新疆省葱岭，向东横贯以至海滨，长达4000公里左右⑤;其中昆仑东北走为祁连山（在甘肃省）、贺兰山（在宁夏），绵延至阴山（在内蒙古），正属河套地区。黄帝既游陕北而登上昆仑之丘，便应是到了阴山，然后向南返回其都，甚为合理。

　10青要山：洛阳新安境内，《山海经·中次三经》云：“敖岸山又东十里，曰青要山，实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驾鸟，南望惮渚……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此言黄帝的秘密居所在青要山，北面是黄河弯曲处，畛水从山中北流注入黄河，与今地望一致。

　上述地理脉络，大多出自2300年前的《庄子》一书所载，比较齐威王铭记其高祖黄帝，约晚50年左右，而当时传闻的黄帝活动范围，应该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向北到山西，经陕北，登内蒙古河套北的阴山;向南到湖北和湖南交界，在南北来去约1500公里的区域内。晚于庄子约250年后，汉武帝时司马迁记述黄帝的活动范围，则是东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长江，北至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约相当于现今的河南、山东、甘肃、两湖及河北等省，南北东西方圆皆1500公里的范围，但都城已改迁涿鹿。此涿鹿的注解颇为分歧，本文不作详谈。从中不难看出，两种记述虽略有差异，但共同点还是很明显的，即黄帝活动范围的中心是河洛地区。

　三、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

　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以往的文献多有记述，然学者们对有关记述黄帝时代的文献的看法多有不一致，有的认可，有的不认可，有的只认可一部分，有的则半信半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应以文献为线索，现代考古资料为证据，两者相互结合，相互印证，就可证实黄帝时代是我国文化创造的第一个大繁荣、大昌盛的时代，是形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时代。

　（一）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物质、生活资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是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最直接的体现，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帝时代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陶器的创造。《物原》载“轩辕做碗碟”;《古史考》载“黄帝时有釜甑”;《列仙传》载“宁封子为黄帝陶正，有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识火自烧。”陶器的发明创造，根据考古发现，早在黄帝时代以前很早就已出现了，最早出现陶器的年代可能最早到距今一万年。但是直到仰韶文化，亦即黄帝时代，陶器的生产在人们的生活中日益重要，陶器的种类出现了大的繁荣，不仅有《古史考》《物原》中提到的釜甑碗碟之类，还有陶壶，陶罐、陶钵、陶盘和尖底瓶等，甚至出现了管理陶器生产的官员“陶正”及彩陶。文献记载烧陶出“五色烟”即可能是烧制彩陶时的一种曲折反映。彩陶的出现是制陶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不仅反映了制陶技术的提高，也折射出彩绘艺术的出现和化学试验与科学选择的萌芽。

　2服饰文化的创造。《易系辞传》载“黄帝……垂衣裳”。《世本》载“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衣”，宋衷注：“伯余、胡曹皆黄帝臣”。《竹书纪年》载“（黄帝）初制冕服”。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已脱离了衣兽皮挂树叶的时期，不仅开始着衣服，而且开始有了代表身份地位的冠帽。《淮南子·汜论训》载“伯余之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仰韶时期陶器上布纹，稀疏程度正如文献所言，经鉴定也确属麻布。另《通鉴外纪》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这就是讲黄帝时代已饲养家蚕并用蚕丝织布作衣。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家蚕茧遗迹和陶塑家蚕俑。这就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不仅穿着麻布衣服，而且还出现了更高档次、更舒适的丝织衣物。

　3铸铜及生产、生活、交通工具的创造。《管子·地数》中提到黄帝采金（铜），蚩尤用铜制器。另在今灵宝境内有黄帝铸鼎升仙的传说，有铸鼎原，黄帝陵等。传说原本难以确认，不过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均发现有铸铜遗渣，在甘肃距今五千年前的马家窑文化中发现有铜器，在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也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青铜和黄铜。这些均证明在黄帝时代已开启了铸铜文化的序幕。

　《世本》里提到“雍父作臼”，“雍父作杵”、“挥作弓”、“夷牟作矢”、“垂作耒耜”、“垂作铫”、 “垂作缛”、“共鼓、货狄作舟”等。据宋衷注雍父、挥、夷牟、共鼓、货狄等人皆黄帝臣。在仰韶文化前，粮食加工工具主要是石磨盘、石磨棒，黄帝时代杵臼的出现则更为进一步;弓、矢的出现当在黄帝之前，挥与夷牟作弓矢当是在前人发明的基础上对弓矢进行了改进，使之效能更加突出。仰韶文化的遗址中，均普遍发现石矢、蚌矢和骨矢。

　耒、耜、铫、缛等都是农具，在仰韶文化各遗址中均有发现，体现了黄帝时代农业文明的昌盛。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有船形陶器，证明了“共鼓、货狄作舟”的记载。《易系辞传》载黄帝时“夸刂木为舟，剡木为楫”，说明当时的船当为独木舟。此外，未见于文献而在考古中发现的工具有斧、锛、铲、刀、镰、凿等。

　4建筑的创造。《帝王世纪》讲“自黄帝以上，穴居而野处，及至黄帝，为筑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虽说在黄帝以前人们已会营造房屋，但基本上是窝棚式的半穴居房址，到了仰韶中晚期，即黄帝时代，人们营造的房子不仅有半地穴式，也有地面建筑，由圆形，方形的房子。房子已经会主柱架梁，墙壁是木骨泥墙，室内一明两暗，这种房屋建筑模式，奠定了五千年以来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民居建筑基础，是中华民族建筑的鼻祖。另外代表中国古建筑技术最高、水平最高、艺术价值最高的楼阁，在黄帝时代就已出现。《竹书纪年》上记载“黄帝建十二楼，六十年凤凰巢于阿阁。”不仅如此，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前堂后屋”的大型建筑，是进入王朝时代“前朝后寝”建筑的祖型。尤其是在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发现了占地四百平方米的“四阿重屋”大型建筑。阶级社会的王宫建筑格局竟出现在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中，堪称建筑史上的奇迹。

　（二）精神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创造

　1形成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及贫富分化的社会形态。人类社会的早期是群婚阶段，逐渐才出现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实行族外婚、对偶婚。氏族的性质开始是母系，后来才发展为父系。黄帝时代则完全确立了父系氏族社会的主导地位。在黄帝时代范围内考古所发现的众多遗址中，均发现有成排的小房间，有些房子内有自己的生产工具、粮瓮、粮窖、灶塘等，显然是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形象。墓葬则是另一佐证。在遗址中所发现的墓葬，基本上都可分成大、中、小三类，墓葬随葬品的悬殊，表明贫富分化已走向极端;而男女合葬墓，普遍是男左女右，显然是一夫一妻制的实例。1996、1997年在黄河岸边所发现的妯娌、寨根遗址即是黄帝时代社会形态的典型例证⑥。这时的社会已不再是原始共产社会的模式，而已是贫富分化突出的阶级社会。

　2形成酋邦王国。氏族根据需要联合为部落，部落又组成部落联盟，有些部落联盟则发展成部族，甚至变为酋邦王国，这是世界个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史记》提到“黄帝时有万诸侯”，“征师诸侯”，这里的诸侯指的或是部落联盟，或部族、或酋邦王国。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当时都有可能存在，皇帝则在当时形成一个大的部族，并且组成了酋邦王国。《史记·五帝本纪》指出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集解》引郑玄曰：“风后，黄帝三公也”;引班固曰：“力牧，黄帝相也。”《正义》说：“四人皆帝臣也。”《管子·五行》说：“皇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辨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辨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辩乎北方，故使为李，是故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皇帝不仅有六相分管手工业、农业、军事和司法，手工业内部也有分工，宁封是陶正，雍父分管做农具，伯余与胡曹分管衣服。仓颉是吏官，伶伦是乐官，容成是负责天象历法的天官，羲和、常仪等则是参与制定立法的专家。从上述来看，黄帝决不是一个孤立的英雄，而是一个有着庞大的领导集团的国君。远古时代的部落达不到，部落联盟也达不到，只有发展到酋邦王国阶段才有这种可能，即黄帝只有是酋邦王国的世袭领袖，才能过做到叱咤风云，纵横中原，成为煊赫一时影响万代的伟大的神话式人物。

　3军事文化的创造。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出现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部落之间、城邦之间的矛盾催化着战争的产生。《商君·画策》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批配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史记·五帝本纪》则谈得更为具体，“轩辕之时，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逐禽杀蚩尤。”这些记载则说明了一个显要的问题，即黄帝时代随着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出现而发展到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阶段，从而催生了军事文化的发展。《风后兵法》、《力牧兵法》、《鬼容区（大鸿）兵法》等的出现，当是其时代军事发展的必然结晶和产物。

　4绘画与雕塑的创造。《世本》载：“史皇作图”，宋衷注曰：“史皇，黄帝臣也图为画物象也。”张澍粹注引《易通卦验》称“轩辕子苗龙，为画之祖”“画物象”在早期当用于记事，逐渐从记事中分离而发展成为绘画。黄帝之前则无绘画的记载，而黄帝时代仰韶文化，其彩陶绘画可以说举世瞩目，其内容有动物、植物等，由早期象形逐渐发展为抽象，直至大量出现几何图案的彩绘。关于雕塑，文献中尚无确切记载，但是在考古发现中确是相当丰富的。形态优美的陶器和各类装饰品都归属于雕塑艺术的范畴。此外在仰韶文化中发现有精美陶鸟、陶壁虎、陶人头、陶鄂鼎，在龙山文化中则发现兽行鬹，鸟形鬹 和玉龟等。

　5音乐的创造。《世本》说：“黄帝乐名咸池”，《史记·乐书集解》引郑玄曰：“黄帝所做乐名，尧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无不施也。”《帝王世纪》说：“黄帝损庖羲之瑟，为二十五弦，长七尺二寸。”“咸池”的具体内容无从知晓，当时的瑟在目前的考古中尚未能发现，不过仰韶文化中发现有陶筒鼓，龙山遗址中发现有鳄鱼皮鼓。《世本》又说：“黄帝使伶伦造磬，”仰韶文化中虽未发现石磬，但发现许多带孔的石器都可作为打击乐器，而龙山文化中石磬已相当成熟。仰韶文化中还发现有吹奏乐器陶磒。此外，在仰韶文化之前的裴李岗文化中发现有距今七、八千年的七音骨笛。由此可以推想黄帝时代的音乐水平。

　6文字、八卦与天象历法的发明创造。《世本》说“沮诵、仓颉作书。”宋衷注“沮诵、仓颉为黄帝臣。”《韩非子。五蠹篇》、《淮南子。泰族篇》以及许慎《说文体字》等史书，均认定仓颉为初作书者。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已发现不少的陶刻划符号，大多数学者已公认为是原始文字。《帝王世纪》说“庖牺氏做八卦，神农重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广而申之，分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文王广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谓之《周易》。”《周易》目前尽人皆知，已形成易学热。易学涵括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哲理，代表了我国古代文化的最高水平。黄帝时代的八卦在考古中已有发现，海安青墩遗址中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重卦，有学者把八卦的源头推到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发现龟壳中装有小石子 ,这是占卜的工具;浙川下王岗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卜骨，证明黄帝时代已出现占卜。《竹书纪年》载“（黄帝）游于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得图书焉。龙图出河，龟书作洛，赤文翁篆字以授轩辕。”这里的“河图”“洛书”即是古代的天象历法，又与八卦密切相关。《史记·历书》载：“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月，于是有天地神祉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索隐》引《世本》《律历志》说：“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数作算术，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这段话则指出黄帝时重视天象观察，为定星历而设有专职官吏，容城所作《调历》则涵括了多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结合考古发现，在凌家滩发现了距今五千年前大汶口文化的玉板龟书八卦图，天文学家普遍认为这是我国最早的历法;在濮阳西水坡，发现了一座距今六千多年的仰韶时期大墓，墓 圹南圆北方，反映了当时已出现了天圆地方盖天说理论;在墓主人左右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天文学家认为是对天体“东宫”、“西宫”的认识，也正是对历法中春分秋分的认识。

　四、结语

　从上述的逐层论述中不难看出，黄帝及其时代是确实存在的，是我国历史发展中的极其重要的一环，其活动的范围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黄帝时代是我国远古文化的黄金时代，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阶段，是文化大创造，大繁荣阶段，奠定了河洛文化的根基。黄帝时代可称为河洛文化的源头。

　注释：

　①徐中舒：《陈侯四器考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页479（1933年）

　②晋·皇甫谧：《帝王代纪》之说，及钱穆：《史记地名考》（后文简称“钱著”）。（1968年）

　③钱穆：《古史地理论丛》，页134（1982年）

　④《庄子郭象注》，“天地”第十二，卷五，页3

　⑤臧励和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页791（1931年）

 

　⑥黄河小浪底水库考古报告（二）·妯娌与寨根。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

这可能是很多人对汉服的一个误区吧，汉服其实不仅仅是指汉朝的服装。汉服，全称是“汉民族传统服饰”，又称汉衣冠、汉装、华服，是从黄帝即位到公元17世纪中叶（明末清初），在汉族的主要居住区，以“华夏－汉”文化为背景和主导思想。以华夏礼仪文化为中心，通过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具有独特汉民族风貌性格，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传统服装和配饰体系。

汉服“始于黄帝，备于尧舜”，源自黄帝制冕服。定型于周朝，并通过汉朝依据四书五经形成完备的冠服体系，成为神道设教的一部分。  因此后来各个华夏朝代均宗周法汉以继承汉衣冠为国家大事 ，于是有了二十四史中的舆服志。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治天下，益取自乾坤”，是说上衣下裳的形制是取天意而定，是神圣的。汉服还通过华夏法系影响了整个汉文化圈，亚洲各国的部分民族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不丹等等服饰均具有或借鉴汉服特征。

按照我们汉服复兴者做出的定义，汉服是指约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十七世纪中叶（明末清初）这近四千年中，在华夏民族（汉后又称汉民族）的主要居住区，以"华夏－汉"文化为背景和主导思想，通过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具有独特汉民族风貌性格。

明显区别于其它民族的传统服装和装饰体系；或者说"汉民族传统服饰 (汉服)"是从夏商周到明朝，在"华夏－汉"民族主体人群所穿着的服饰为基础上，自然发展演变形成的具有明显独特风格的一系列服饰的总体集合。

作为华夏民族的“皮肤”，汉服深刻地烙印在中华文明的各个方面，代表了这个古国民族华丽，优雅，博大的气质。和古中国一样，汉服的基本形制为东方世界提供了标准，今天中国及东亚很多民族的民族服装，如中国一些少数民族的服装，都受到了汉服的影响；而韩国韩服和日本和服更是直接由汉服发展而来。汉服不仅是汉族的，中国的汉服，更是亚洲的，世界的汉服。

元朝大宴期间，天子，这就是所谓的“至善服”。据古籍记载，元代的服饰以服饰为主。官员和学者的日常服装大多是紧身衣。此外，在元朝的盛宴期间，天子的所有官员都必须穿同一颜色的衣服，称为“至善服”。根据古籍记载，天子所穿之孙的款式繁多，而天子所穿之孙的款式则各不相同。冬季员工服装的特点是什么？元代的衣服主要是衣服。官员和学者的日常服装大多是紧身衣。

此外，在元代的盛宴期间，天子的所有官员都应该穿同一颜色的衣服，这就是所谓的“至善服”。按照古代的说法，有十一种衣服，夏季以长衣为主。高级官员和学者的日常服装大多是紧身的。此外，在元代的盛大宴会活动中，国王和官员应穿着统一的颜色，称为“致孙服”。根据古籍记载，真衣有十六种。元朝官员穿衣服时，都穿花边纱，露出斗篷。这和宋代的官服是一样的。

你可以说他们的封面像宋朝，衣服像金子。从皇帝到所有的官员，他们都穿着至善的衣服。这是元代宴席内廷的服饰。冬夏服主要是蒙古人入关时的服装。男性的公共制服大多是汉族，“由一罗制成，大袖子，潘收集和翻领权利”。位置级别用衣服的颜色和图案表示。公服的皇冠都是用浮头做的，都是彩绘的。元朝以前是蒙古政权。它与汉代的西服不同。

蒙古人有自己的特点，不要求汉族人剃头发，也不要求汉族人戴头发。那么，元朝统治者的习俗是什么呢？在元朝建立初期，许多官员穿着与前一王朝汉族人相同的衣服，以及蒙古少数民族的衣服。虽然衣服是按照以前的传统，但人们的衣服主要是“直晒衣服”，这是短衣服，又窄又窄。生活有很多方面。这种衣服很方便从马上上下。元代的衣服主要是衣服。官员和学者的日常服装。

古代着装礼仪

　导语：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古装剧，神州大地亦自然地掀起一股“古装热”。以下是我为大家分享的古代着装礼仪，欢迎借鉴！

　 1、夏、商、周时期的华夏服饰

　原始时代的服装形式，虽有个别考古资料的发现，但由于材料太少，还不能对该时期的服饰作详细的说明。夏商周时期，中原华夏族的服饰是上衣下裳，束发右衽。河南安阳出土的石雕奴隶主雕像，头戴扁帽，身穿右衽交领衣，下着裙,腰束大带，扎裹腿,穿翘尖鞋。这大体反映了商代服饰的情况。周初制礼作乐，对贵族和平民阶层的冠服制度作了详细规定，统治者以严格的等级服装来显示自己的尊贵和威严。深衣和冕服始于周代，这两种服制，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春秋时期胡服的出现

　春秋战国时期在服装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深衣的广泛流行和胡服的出现。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促进了汉族宽衣博带、长裙长袍服装的改革。赵武灵王为了军队的战斗力，冲破阻力，下令全国穿游牧民族的短衣长裤，学习骑射，终于使赵国强盛起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服装改革，胡服从此盛行。伴随胡服也传来了带钩，它是用于结束革带的，由于它比革带的扎结方式更加便捷，因而很快就流行起来。

　相关知识：“胡”是个模糊用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时专指匈奴，有时泛指从东北到西北诸游牧民族，有时甚至还要更宽泛一些。因此，胡服是指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服装，他们为了游牧骑马的需要，多穿窄袖短衣、长裤和靴子。沈括说：“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一个“全”字，或者把话说得有点过分，但胡服对汉族服饰的发展确实影响极其巨大。

　 3、传统冠服制在在汉代的确立

　汉代深衣仍很流行，汉代是传统冠服制的确立时期。汉代的裤是开裆的，裤，古称绔。《说文》：“绔，胫衣也。”《释名·释衣服》：“绔，跨也，两股各跨别也。”由此可见，当时的绔是开裆的，外罩以裳或深衣。后虽然出现满裆裤，但开裆裤仍长期存在。

　 4、魏晋南北朝时期胡服的流行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服装史上又一个大转变的时期。由于大量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胡服成为社会上司空见惯的装束，一般平民百姓的服装，受胡服的影响最为强烈。他们将胡服中窄袖紧身、圆领、开衩等因素吸收到原有的服饰中来。汉族贵族也在胡服的基础上加以变化，方法是将其长度加长，加大袖口和裤口，改左衽为右衽。但礼服仍然是传统的汉族礼服形式。

　 5、隋唐时期服装的转变时期

　隋唐时期，由于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和繁荣，使其能上承历史服饰之源头，下启后世服饰制度之经道，所以，这一时期成为我国古代服饰制度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男子的常服为幞头、袍衫、穿长靿靴。但此时的袍衫与前朝略有不同，式样为圆领、右衽、窄袖、领袖裾无缘边。此外，还有襕袍衫和缺胯袍衫等式样。这种袍衫主要是受胡服影响，并且与汉族的生活习惯和礼仪特点相结合，形成了这时期袍衫的风格。

　 6、宋代的服装趋于保守

　宋代的服饰，大体沿袭唐制，但在服装式样和名称上略有差异。宋代的缺胯袍衫式样有广袖大身和窄袖紧身两种。穿褙子和半臂的习惯极为普遍，但都不能作为礼服穿用。总的来说，宋代的服饰比较拘谨保守，色彩也不及以前鲜艳，给人以质朴、洁净、淡雅之感，这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尤其是程朱理学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7、辽、金、元时期的服饰既沿袭汉人的礼服制度，又具有本民族的特色

　辽、金、元时期的服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既沿袭汉唐和宋代的礼服制度，又具有本民族的特色。辽金男子的服饰多为圆领、袖的缺胯袍，着长统靴或尖头靴，下穿裤，腰间束带。元代男子的服饰有汉族的圆领、交领袍，也有本民族的质孙服，其形制与深衣类似，衣袖窄瘦，下裳较短，衣长至膝下，在腰间有无数褶裥，形如现今的百褶裙，在腰部还加有横襕。领型有右衽交领、方领和盘领。下穿小口裤，脚穿络缝靴。服色以白、蓝、赭为主。此外，元代服饰在质料上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于棉花的广泛种植，棉布成为服饰材料的主要品种。

　 8、明代的服装继承前代，清代服装对近代影响较大

　明代的服饰，大体上沿袭唐制，但宋元服装形式中的某些式样也有保留。清代的服饰对近现代服装形式影响较大，清代男子服饰可分为三种：汉族传统服装;满族民族服装;外来西洋服装。清代袍的式样，是在汉族传统基础上加以变化，并吸取满族服装特点。一般袖子比较窄瘦，礼服是箭袖，又称马蹄袖。袍身用钮扣系结。右衽大襟，圆领口。皇室的袍有前后左右四开气，而士庶男子只能在左右开气。马挂是清朝特有的服装。它式样多为圆领，有对襟、大襟、琵琶襟等式样，有长袖、短袖、大袖、窄袖之分，但均为平袖口。直到清末西洋服装传入和辛亥革命后，我国的服装才起了重大变化，进入了近现代服装发展阶段。

　 我国传统服装的两种基本形式

　传统服装有两种基本形制，即上衣下裳制和衣裳连属制。上衣下裳制，相传起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易·系辞下》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这一传说可以在甘肃出土的彩陶文化的陶绘中，得到印证。这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衣裳制度的基本形式。上衣下裳的服制，据《释名·释衣服》载：“凡服上曰衣。衣，依也，人所依以避寒暑也。下曰裳。裳，障也，所以自障蔽也。”上衣的形状多为交领右衽，下裳类似围裙的形状，腰系带，下系芾。这种服制对后世影响很大。

　衣裳连属制，古称深衣，始创于周代。《礼记·深衣》注称：“名曰深衣者，谓连衣裳而纯之以采也。”深衣同当代的连衣裙结构类似，上衣下裳在腰处缝合为一体，领、袖、裾用其它面料或刺绣缘边。深衣这一形制，影响于后世服饰,汉代命妇以它为礼服，古代的袍衫也都采用这种衣裳连属的形式,甚至现今的连衣裙也是深衣制的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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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冕服，弁服，玄端，深衣，褕翟，禕衣，阙翟，纯衣等。

冕服：礼服中最专贵的一种，冕服均在祭典中穿着，是主要的祭服。其服式主要由冠、衣、裳、蔽膝等要件所组成。冕服的主体是玄衣、衣裳上面绘绣有章纹，而在最隆重的典礼时，穿九章纹冕服。

衣裳之下，衬以白纱中单，即白色的衬衣，古代衬衣通常是白色。下身前有蔽膝，天子的蔽膝为朱色，诸侯为黄朱色。鞋是双底的，以皮革和木做底，鞋底较高，周代天子，在隆重典礼时穿赤色的。

弁服：其隆重性仅次于冕服，衣裳的形式与冕服相似，最大不同是不加章。弁服可分为爵弁，韦弁、冠弁等几种，它们主要的区别在于所戴的冠和衣裳的颜色。

玄端：为天子的常服，诸侯及其臣的朝服。

深衣：古代凡是服礼都是上衣下裳不相连，惟此种衣裳是上下相连，分开裁但是上下缝合，因为「被体深邃」，所以称为「深衣」。

禕衣：为王后从王祭先王的俸祭服。

褕翟：为王后从王祭先公和侯伯夫人助君祭服。是青色衣，画褕翟纹十二章纹，褕翟羽色亦为五采。

阙翟：为王后助天子祭群小神和子男夫人从君祭宗庙祭服。是赤色衣，刻赤色缯的翟纹。

鞠衣：为王后率领命妇祭蚕神告桑的礼服，亦为诸侯之妻从夫助君祭宗庙的祭服。

展衣：又称襢衣为王后礼见王及宴宾客的礼服，亦是卿大夫之妻从夫助君祭宗庙的祭服。

禄衣：为王后燕居时的常服，亦为士之妻从夫助祭的祭服。

纯衣：为贵族之女的嫁衣。

扩展资料：

夏商与西周时的汉服衣着无实物存世，据安阳侯家庄墓及妇好墓所出玉、石人像，可知商代贵族上身穿交领衣，腰束绅带，下身着裳，腹前系市(蔽膝)。

西周时遗留下来的人像材料更少。从洛阳出土的玉人及铜制人形车辖来看，衣、裳、带、市仍是贵族男装的基本组成部分。其衣用正色，裳用间色，并特别重视裳前之市。

商代服饰不论尊卑和男女都是采用上下两段的形制，上着衣，下穿裳，后世称服装为“衣裳”，便是源自于此。其服饰的腰身和衣袖基本上设计为紧窄的样式，长度齐膝，便于活动。古代华夏族汉服上衣下裳，束发右衽的装束特点，就是在商代形成的。 

西周的建立，使社会生产力大大发展和提高了，物质明显丰富起来，社会秩序也走向条理化，并有了规章制度。汉服服饰形制也由于尊卑等级的存在、礼仪的需要而进一步规范化，被纳入"礼治"范围，尊卑贵贱，各有分别。

上衣下裳：那时的常服还是上衣下裳为主流，款式不变。只不过袖日趋发展变大，形成大袖，祛袂款式。衣裳也逐渐变宽。

满族的旗装，外轮廓呈长方形，马鞍形领掩颊护面，衣服上下不取腰身，衫不露外，偏襟右衽以盘纽为饰，假袖二至三幅，马蹄袖盖手，镶滚工艺装饰，衣外加衣，增加坎肩或马褂。

时至今日，它对现代服装也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随时代发展，经过加工曲线突出体态优美的旗袍，挽回了满服缺少美感的一面。

旗袍或短装有琵琶襟、大襟和对襟等几种不同形式。与其相配的裙或裤，以满地印花、绣花和裥等工艺手段作装饰。襟边、领边和袖边均以镶、滚、绣等为饰。

清初满族妇女与男人的装扮相差不多，不同之处只是穿耳梳髻，未嫁女垂辫。满族妇女不缠足、不穿裙，衣外坎肩与衫齐平，长衫之内有小衣，相当于汉族妇女的肚兜，衣外之衣又称"乌龙"。

—中国服饰

—中国古代服装

1、来历：

夏商周时期，中原华夏族的服饰是上衣下裳，束发右衽。河南安阳出土的石雕奴隶主雕像，头戴扁帽，身穿右衽交领衣，下着裙，腰束大带，扎裹腿，穿翘尖鞋。

这大体反映了商代服饰的情况。周初制礼作乐，对贵族和平民阶层的冠服制度作了详细规定，统治者以严格的等级服装来显示自己的尊贵和威严。深衣和冕服始于周代，这两种服制，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特点：

中国传统服饰的主体形式是前开型的大襟和对襟式样。前开衣最早起源于中国，形成于黄帝时代。中国传统服饰有两种基本形制，即上衣下裳制和衣裳连属制，两种形制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交叉使用，相容并蓄。女子穿上衣下裳式样的较多，男子多穿上下连属的袍衫。

扩展资料：

发展到现代：

步入21世纪后，随着加入世贸，成功举办奥运会，中国的崛起，中国梦的诞生，中国的民族文化开始复兴，人们开始重新深思传统服饰。东亚其他国家日韩等国为何穿着他们自己民族服饰过节日？而且是中国服饰汉服分支演变的，而我们自己的却被淡忘。随之而来的便是“汉服复兴”。

汉服运动，是「汉服文化复兴运动」的简称，属于华夏文化复兴、现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中积极的一部分。当然汉服复兴也是一波三折，2010年成都汉服女孩在德克士被一个无业游民社会混混当成和服要求烧掉，后报警解决。

目前妨碍中国汉服复兴的也分两种类人，一种是汉族人害怕自己强迫穿，另一种是非汉的少数民族怕影响到自己。网特和别有用心之人从中挑拨危害中国民族团结，大家要小心。※其实汉服复兴运动，不是强迫每一个非汉族人或每一个汉族人穿，全是自由自愿穿，穿也分两种，一种是重大节日穿，另一种是作为日常服饰穿。

日常服饰也分两种，改良的现代版和复古经典传统版。现在大学汉服社也有喜欢汉服的少数民族穿，包括满族、蒙族、回族、维族等都有同袍爱好者。

从2003年11月22日，“壮志凌云”（王乐天）身穿汉服上街，成为第一个被报道身穿汉服公开走上街头的人开始。2012年2月04日方文山于台北发布《致汉服同袍千言书》。2015年4月25日中国汉服博物馆在青岛开馆。 [3]  汉服复兴越来越被国人所接受和认可。2018年中国华服日节日确立。

-中国传统服饰

客家人作为中原衣冠士族南迁而来的一个民系，其服饰与中原服饰从总体来说没有太大的差异。大概因为客家人传统的以中原汉族为正统的观念根深蒂固，这种意识也反映在客家人的衣饰打扮上。但是，由于客家民系本身形成的客观原因和客家人生活环境与生活习惯等特定因素，客家服饰与中原服饰相较，在形制和文化内涵上也产生了一些变化。

《易·系辞下》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意思是黄帝以后，创制衣裳为服饰，因而天下大治。《乾》、《坤》二卦象征天、地、黄帝、尧、舜取此两卦的象征以制造衣裳，所以上衣下裳。"黄帝以上，羽皮革木以御寒暑，至乎黄帝，始制衣裳，垂示天下。"(《周易集解》)引《九家易》说明华夏民族的服饰文明，自黄帝开始已经相当发达，并且与政治有了密切的联系。服饰的主要功能在于御寒，释名·释衣服》说："上曰衣。衣，依也，人所依以庇寒暑也；下曰裳。裳，障也，所以自障蔽也。"这几句话，即解释也衣服御寒保暖和蔽体遮羞的功用。有两个故事可以生动地说明衣服的这两种功能。一是《吕氏春秋·恃君览·长利》 篇中的故事。一个名戎夷的士人从齐国到鲁国去。到了鲁国，城门已经关闭，时值天大寒，戎夷只好与其弟子宿在城外。夜里，天气越来越冷，两人都冻得受不了，戎夷对弟子说："你把衣服给我，我就能活下去。我把衣服给你，你就能够活下去。可是我是国士，冻死了天下人都会感到可惜。你是无德无才的人，死了也不足惜。还是把你的衣服脱下来给我穿吧！"弟子说："我既无德无才，又怎么会把自己的衣服给国士穿呢？"戎夷叹息一声说："唉，看来跟你说这些大道理是没用的啊！"于是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弟子穿，自己半夜就冻死了，而弟子地却活了下来。在御寒以保存生命的现实面前，衣裳的实用功能是第一位的。

另一方个故事说，有一个男子汉，凭双手勇斗猛虎，为乡人除了一大害，受到全乡人称赞。老虎被打死了，可是这位打虎英雄却落下了一个毛病，即除了睡觉之外，这人总是高举双手作与虎搏斗状。家人请了许多医生医治均无效。一日，来了一位郎中，告诉英雄的家人，说自己能治好英雄的病，不过要等到墟日。墟日这天，郎中在墟场最热闹处摆上一张桌子，放上一把剪刀，让打虎英雄脱光膀子，只穿一条客家人常穿的水裤。英雄站在中央，仍高举双手做搏斗状。此时围观的人越为越多。郎中先是用手在英雄身上装模作样的比划几下，就在围观的人看得最起劲的时候，郎中猛然间拿起剪刀，冷不防一下子剪断了英雄的裤带。英雄受此一刺激，马上放下双手来挽住自己的裤子。这一来，双手高举的毛病就治好了。这个郎中是个颇谙人之心理的人。当裤子下掉，羞耻外露时，要遮羞的冲动所产生的兴奋灶要压过昔日打虎留下的紧张感，于是病就治好了。这则故事使人想起鲁迅先生在《故事新编·起死》里所写的那个汉子，与打虎英雄颇为相似。当汉子发现自己赤身时，马上蹲了下去。对于赤身露体的人来说，穿衣蔽体掩形遮羞的功能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衣服的实用功能，无论哪个民族，哪个民系，都是第一位的。客家人衣服，在讲究实用方面，更鲜明地继承了古代服饰文化的传统。

古代的衣服，主要分衣和裳。《说文》曰："衣，依也。上曰衣，下曰常(裳)。"段玉裁注曰："常(裳)，下裙也。"中国上古时期不论男女，皆以上衣下裙为常服。上衣一般为窄袖、高领。衣领直接左右襟，在胸前相交，左衣襟压右衣襟，称为"右衽"。相反，右襟压左襟，则是"左衽",因为夷人上衣的衣襟就是这样，所以"左衽"便被称为"蛮服"，甚至作为蛮夷的代称(如图74、图75)。春秋时期的管仲，本是齐桓公政敌公子纠的师父，后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称霸天下，孔子称赞他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为如果没有管仲，我们都将披头散发，衣襟压向左边，成为蛮夷了。"右衽"是华夏民族服饰的一个重要标志。今天我们看到的客家人的上衣，男式上衣多为对襟，这大概是受清朝服装影响的缘故。而客家妇女的大襟衣，则绝对保持右衽的习惯，这便是清以前汉族的传统。

古代上衣下裳，但裤子的出现也并不太晚。据古书记载，汉代已有裤子，时人叫着"穷绔"。据《汉书·外戚传》记载：汉昭帝上官皇后，乃是重臣霍光的外孙女，"光欲皇后擅宠有子，帝时体不安，左右及臣皆阿意，言宜禁内，虽宫人使令皆为穷绔，多其带，后宫莫有进者。"所谓"穷绔"，服虔注曰："穷绔，有前后当(裆)，不得交通也。"即有前后裆的裤子。霍光为了上官皇后能独得昭帝宠幸而生太子,企图阻挠昭帝与其他宫妃亲幸。恰巧昭帝偶染小恙，身体不适，左右亲信和御医为阿谀讨好霍光，都说皇上应戒房事。于是令后宫佳丽都穿上有裆的"穷绔"。阿谀好事者的目的，是想为皇为召幸其他宫妃做爱时设置障碍，以便只宠幸上官皇后一人。今天看来，此举实在愚蠢可笑。但由此可知汉代已有穿裤子的了。到了魏晋，穿裤子更为常见。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有一段对虱子处于裤中的绝妙的描写："且汝独不见夫虱之处于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然炎邱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 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裈 (或作巾军，音Kun)即裤子。"竹林七贤"中的另一位刘伶，脱衣形在屋中喝酒。人或讥之，刘伶答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巾军 衣，诸君何为我裈中？"(《世说新语·任诞》)到了魏晋，穿"裈"已是很普遍的了。

有裤裆的叫"裈"，段玉裁说："若今之满当(裆)袴，则古谓之巾军 (裈)。"无裤裆的叫着"袴"，《说文》作"绔"。"绔，胫衣也。"段玉裁注曰："今所谓套袴也，左右各一，分衣两胫。"《方言》云："袴 ，齐鲁之间谓之衤蹇 ，或谓之衤龙 ，关西谓之袴 。"这种"袴"或"绔"，没有裆，没有裤腰，只有两个裤筒，套在两腿上，再用绳子挂在腰上。实际上就是两个护腿的裤筒。今客家人喜欢穿用的裤腿，或许就是古代"袴"的遗制吧。

裈之外，还有一种就是短裤，汉人称之为"犊鼻裈"。其状如牛犊的鼻子，因此得名。《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里面记载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一见钟情，二人私奔回到卓文君老家临邛 ，文君当垆卖酒，"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犊鼻裈"多为下层市民和农人穿着劳动所用。司马相如穿犊鼻裈，或许为经济所迫，更重要的乃是向老丈人卓王孙出乖露丑。韦昭注曰："今三尺布作，形如犊鼻矣。"可知其形状且制作简易。今客家人常穿的"水裤"，形制极类似犊鼻裈。客家男子在外劳动时，烈日下，常是赤着上身，只穿一条水裤。因其裤头有预先穿好的带子，只需抽紧打结就行，极为方便。

中原服装自古以来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宽松肥大。从先秦开始，我们的先人们总是深衣大袍，宽大博带。这种服装，穿着舒适，显得轻松潇洒。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胡服开始流入中原，其特点是紧身、窄袖、开袴 ，但主要流行于军中。汉服到了魏晋，本来就较肥大的衣服又向更加博大的方向发展。《晋书·五行志》中说："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风流相放，舆台成俗。"在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发现的东晋墓葬或的"竹林七贤图"，阮籍和他的好友们个个大袖宽衣，足见魏晋名士的"博大"之风。唐宋以来，服饰肥大宽松的特征总的来说改变不大。客家人的服装，无论上衣或是裤子，都保持了宽松肥大的古风。客家人最常穿的大裆裤，更是以裤裆深、裤头宽为特色。大裆裤腰间一定要摺叠几层才能系紧。过去闽西客家人中有一句笑话，说是"偷抓鸡，塞裤头"，裤腰之宽，可塞入几只鸡，笑话本带夸张，但足见其宽大的程度了。宽松肥大，不束缚身体，这种离体式的服装，对于常年参加劳动的客家人，是极其舒适方便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满清以后的旗袍为何难以在客家人中流行了。

从客家服饰的形制来看，它基本保持了中原服饰的特点。目前我们所能找到的有关客家服饰方面的资料与实物，多为近现代时期的东西，但是它明显地继承了清以前中原服饰的传统特征。我们在闽西长汀县客家博物馆看到一双客家妇女穿的绣花女拖鞋，没有后帮，鞋尖向前促聚收缩，并微微上翘。这种样式，不由得使人想起新疆吐鲁番盆地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唐人女鞋(如图)，二者鞋尖的形状极为相似。服饰是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主要标志。随着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变，服饰也发生变化。就中原服饰而言，"汉冠唐巾，袍服直裰，屐屦皂靴，代有变迁"(清·金绍成《画学讲义》)。但是，客家人的传统服饰却多年无变化，或说变化不大。这恐怕与客家人的生活环境，生活条件，常年劳动，远离中原经济文化中心有很大关系。艰苦的生活环境，低下的经济条件，穿着方面，则只能求得满足蔽体防寒的基本要求，因此无暇顾及汰旧更新谋求变化。只有民主革命之后，西风东渐，服饰才发生了很大改变，流行的西服，冲击着客家地区，一些有知识之士，穿用西化服装更是先著一鞭。至于改革改放之后，客家地区的广东、福建等省，得风气之先、地利之便，客家人的服装与它的经济腾飞一样，领导着新潮流了。考试大我整理

不过，就传统服饰而言，客家服饰与中原服饰在文化意义上仍存在着一些差异。

中国古代的服饰，带有强烈的"礼"的色彩，具有鲜明的等级制度的标志。《荀子·富国》篇中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故天子衤朱 衤卷 衣冕，诸侯玄衤卷 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按照礼的规定，贵贱尊卑，长幼贫富，在服饰上都有鲜明的区别。天子穿的是朱红色的衮服，戴冕；诸侯穿黑色的衮服，戴冕；大夫穿裨衣，戴冕；士人则只能戴白鹿皮做的皮弁，以素积为裳。所以《白虎通义》上说："圣人所以制衣服何？"以为絺綌蔽形，表德劝善，别尊卑也。"衣饰，不仅用以蔽体御寒，也是"礼义"的物质外化，它成为封建礼仪的载体。

在等级社会中，服饰是一个人地位身份的外在标志。各阶层的成员，从衣食住行到穿衣戴帽，都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不可随便逾越。春秋时期楚国的公子围，当他还任令尹之职时，就用了国君的服饰仪仗，有国君的威仪。卫国的北宫文子见了说："楚令尹简直就像国君了。大夫用了国君的服饰，恐怕有篡位的意思了！"果不出所料，第二年公子围便杀了国君自立为王，这就是后来的楚灵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服饰仪仗，成了内心思想的外在表现。服饰的违制犯禁，暴露出内心的企图。在古代，衣饰与身份不相称，也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据说曹植的妻子违反制度，穿了不该穿的绣衣，曹操恰好"登台见之"，于是"还家赐死"(《三国志·魏书·崔琰传》注引《世说新语》)。曹操对曹植由宠爱有加到嫌而弃之，曹植的妻服饰违制，或许也是催化剂之一。所以各个朝代的《舆服志》，总是不厌其烦地制定出君臣上下、官民士庶的服饰规范和惩罚条例，原因即在于此。

其实关于服饰等级的规定，不但在于官员，下层人民也有区别。李商隐《杂纂》说："仆子著鞋袜，衣裳宽长，失仆子样。""衣裳宽长"是有身份的人服装，仆人是不能宽衣博带的，只能一身短打扮。这正如后来哪怕到了民国，咸亨酒店里的下等人还是一身短打扮，站着喝酒。上等人、读书人是穿长衫坐着慢慢喝酒的。唯有孔乙已是身穿长衫站着喝酒。鲁迅先生正是从服饰与身份的落差上深刻地揭示了孔乙已尴尬的社会地位。

古代服装的纹饰也有鲜明的等级区别。上古时期，衣裳就有"十二章"之制，即十二种纹饰。十二种纹样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即雉)、宗彝、藻(水草)、火、粉米、黼(斧形)、黻(亚形)。十二种纹样各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如日、月、星，取其照临光明，如三光之耀；龙，象征王权、人君的应机布教而善于变化；山，象征王者镇重安静四方；华虫(雉)，取其有文彩，表示王者有文章之德；宗彝，表示有深浅之知、威猛之德；藻，象征冰清玉洁；火，取其向上；粉米，代表食禄丰厚；黼为斧形，象征决断；黻作两已相背，象征善恶分明，等等。纹样不同，所属官阶不一样。天子之服，十二章全用，诸侯只能用龙以下八种，卿用藻以下六种，大夫用藻、米、粉米四种图案，士用藻火两种图案，界限分明，不可僭越。据说明朝德庆侯廖永忠，为朱元璋打江山立了很多功劳，只因其僭用龙凤花纹，因而被处以极刑(《明史·廖永忠传》)。十二章的制度后来虽有所改变，但是不同的官职饰以不同的纹样，这是基本上不变的。从天子到七品芝麻官，他们从服饰上是可以清楚地区分开来的。而平民则只准穿布衣，不可有纹饰，更不准用十二章纹样。所以诸葛亮自"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布衣，成了平民百姓的代称。

中国古代服饰的礼制与等级区，也表现在服饰的颜色上。我们前面所举的《荀子·富国》篇中关制服等级的划分，已可看出颜色的区别。《论语·乡党》里说："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绀"是深青中透红的颜色，相当于今天的"天青"；"緅"是青多红少，比绀更暗，类似于"铁灰色"。饰是指滚边、镶边。古代大红色叫"朱"，红和紫都属此类。亵服，本指内衣，也可指平常居家休闲时的服装。古代黑色是正式礼服的颜色，而"绀緅"都近于黑色，所以不用来镶边，为别的颜色作陪衬。朱红是很贵重的颜色，所以也不用来作亵衣。说明先秦时期对服饰的颜色已经很有讲究的。孔子曾宣称"恶紫之夺朱也"。古人曾把颜色分为正色和间色，朱是正色，紫是间色，孔子认为紫色夺去了大红色的光彩和地位，所以可憎。这就是从颜色上为定名位，别尊卑。不过朱、紫两种颜色后来都成为显贵服饰的色彩。如紫绶，作印组，或为服饰，《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说："相国、丞相、皆秦官，皆金印紫绶。"唐元稹《酬乐天喜邻郡诗》曰："蹇驴瘦马尘中伴，紫绶朱衣梦里身。"紫色已用于官服。

颜色中尊贵的是**，它被帝王所占有。**与帝王服饰相关联，据说始于隋唐。《唐六典》中说："隋文帝著柘黄袍，巾带听朝。"大概此后**除帝王之外，别人便不可僭用。《旧唐书·舆服志》说："天子燕服亦名常服，惟以黄袍及衫，后渐用赤黄，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中国 的老百姓谁都知道"黄袍"的含义。到了清代，禁忌似乎更加严格。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说：幼年时在宫里和弟弟溥杰一块儿玩，突然发现溥杰内衣袖子露出明黄的颜色，立刻沉下脸来说："溥杰，这是什么颜色！也是你能使的么？"溥杰赶忙垂手肃立，连连请罪。即使清朝衰败，以帝王自尊的溥仪对于服色的等级观念仍然耿耿于怀。

至于其他的颜色，如红紫，也成为官服之色；大红大绿，民间以之为吉祥富贵之色；白色，象征素而寡欲，服白表示尽哀；黑色，后来多为小吏之服色；青蓝，也多为低品位的服色，所以婢女也有了人谓之"青衣"。诸如此类，在中国传统服色上已形成了固定的体制。总之，金黄红紫等艳丽之色，多属于达官贵人；青蓝黑白，则属于平民。汉代曾有"散民不敢服杂彩"的规定(董仲舒《春秋繁露》)，平民不能穿彩色衣服，只能穿本色麻布衣裳，可见服色限制之严。其实我们从历代所用的"苍头"、"白丁"、"皂隶"、"绯紫"、"黄袍"、"乌纱帽"、"红顶戴"这些带着颜色的称呼上，已可以看出服色的等级意义了。

了解上述中国古代传统服饰的这些特征，再来考察客家服饰的状况，便可以发现客家服饰与中原传统服饰的差异。

首先，客家服饰没有中原传统服饰那样明显甚至严格的等级意义。客家人男子，大都是对襟衫、袍褂和大裆裤；女子都是大襟衫、大裆裤，这已经成为客家人的常服。这种常服，客家人居家休闲时穿它，赴亲戚朋友家作客，也是这样穿着，外出到公共场合也这样穿着。客家地区城镇，一般有墟日，即如北方的赶集，五天一墟日，以农历计，每逢一五、或二六等为墟日。一到墟日，所看到的人们都是形制样式相同的服饰，单从外表打扮上，是不容易区分出人们的身份官阶等级的。在客家人的大家族中，如永定的土楼，一楼之内住的都是同一家族之人，人多时竟有五六百人，所以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的并不鲜见。但是，从长辈到晚辈，服饰的样式同样没有什么区别。客家人也有做官为宦的，有官职在身，一般也只在官府的正式场合，才穿着官服，一回到家里，便换上对襟衫、大裆裤，这已成为习惯。在客家地区，当然也有贫富的区分，但是贫富之家在服饰的样式上并没有区别。家境不同，最多仅从衣服的用料上显示出来，如家境好的人多做几身油绸、贡缎或丝绸的衣服而已，而一般人也只是在喜庆时刻或者特别隆重的场合才穿用。一过这个时刻，便把好衣服收藏起来，换上粗布衣服，这是客家人不论贫富都已形成的习惯，足见客家人俭朴持家的风尚。

客家人的先民的本来是中原衣冠士族，官宦大户人家不少，罗香林先生曾有详尽的考证。如广东蕉岭的赖氏，兴宁的张氏、温氏，等等，从他们的族谱上可知均为中原望族。客家人历来有一种"以郡望自矜"的优越感，以中原士族的后人自豪。每到节庆日子，客家人总爱在祠堂、祖厝的大门口、厅堂内挂上标志自己姓氏堂号的大红灯笼和堂联，以表示自己中原士族的源流与尊荣。作为中原衣冠士族，其等级观念本来是比较深的，尤其是六朝门阀制度的影响，更是使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然而，当客家人迁徙定居在粤、闽、赣交界地之后，面对恶劣的生活环境，其第一位的人生需要是求得生存。所以客家人不论男女，人人参加生产劳动，辛勤耕作，为求得生存温饱而奋斗。在衣饰方面，也就只以蔽体御寒为原则，以讲究实用为出发点。对于服饰上的礼制与等级区分，已无暇顾及了。此外，客家人所居之地，远离中原政治文化中心，在中央政权统治与信息相对松驰的客家地区，礼制也随之松驰，所以也淡化了服饰的礼制与等级内涵。

客家服饰在纹饰上，也极少看到像中原服饰那种鲜明的等级区别。客家人衣裳一般较少纹饰，尤其是日常便服、居家休闲服。女子的大襟衫上，只是在袖口缝上几圈环饰或在衣襟边上镶些滚边，并不包含等级意义。妇女的披肩、围裙、绣花鞋、结婚礼服，常绣上一些寿字纹、鱼纹和牡丹、百合花样，这只是取其长命百岁、吉祥富贵之意，而不表示等给区分。客家服饰的颜色以蓝、黑、暗红、白、灰为主， 以素面为多。这几种颜色，多年不变，代代相沿。大红大绿的颜色在客家服饰中很少见，年轻姑娘仅在当新娘子时穿上红衣裙而已。所以，同样无示从颜色上显示其礼制的含意与等级的规范。

客家服饰在礼制上的淡化与等级观念的消隐，还可以从其他文化形态上得到印证。如的客家土楼建筑，以三堂屋为中心的五凤楼，尚含有较明确的主次尊卑意识，它是一种府第式的建筑。主厅(上堂屋)突出，院落重迭，错落有致，配以巨大的出檐九脊顶，是黄河中游古老院落式布局的延续发展，可以看出中原文化的遗痕。而方楼虽与五凤楼相近，但防御性大大加强。至于圆寨，三堂屋已经隐藏，尊卑主次的等级观念已严重削弱，防御功能上升到首位。所以客家土楼建筑，突出的是它的经济实用性、防御功能与坚固性，而不是北方宫殿式建筑的礼制与等级意义。所以，客家服饰文化的内涵与客家建筑文化的内涵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

谈到客家服饰文化与中原服饰文化的关系时，不能不提到的一个问题，便是客家妇女的不缠足。

缠足，是对中国古代妇女的一种极其残酷的摧残，最充分体现封建制度对妇女的压迫和禁锢。妇女缠足起于何时，众说纷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唐末五代始有缠足之风，据说乃起于南唐后主李煜。张邦基《墨庄漫录》云："李后主宫嫔窅娘，纤细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细带，缨络莲中，作品色瑞莲，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素袜舞之中，回旋有凌云态。"用长长的白帛，将好端端的女子的一双脚缠裹成"三寸金莲"，穿上尖而小、上翘弓形的"宫样鞋"，并以此为美。这就是古代妇女缠足的陋习。宋代以来，妇女缠足之风十分流行。连大文学家苏东坡竟然也有一首《菩萨蛮·咏足》词，以吟咏妇女之小脚：

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

词中极写小脚之纤巧和秀美，可见其时缠足之风不但大为盛行，而且为众人欣赏。此风一直延续到元、明、清。清初统治者虽有改革此弊之意，无奈终究敌不过千年陋习所形成的传统观念。缠足之风，直至五四运动以后才真正废绝。妇女缠足，不但是肉体上受到摧残，也是思想上的一种禁锢，中国文化的耻辱。

客家妇女不缠足，也不事化妆，她们还以"天足"为自豪。《清稗类钞》中说："客家妇女向不缠足，身体硕健，而运动自如，且无施脂粉及插花朵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罗香要先生也曾说过：客家妇女，表面上劳苦极了，然其内在的精神，确比外间妇女尊贵得多，幸福得多。她们从没有涂脂画眉缠足束胸以取悦男子。在人口千万以上的汉族诸民系中，没有染上缠足陋习的，就是客家了(《客家研究导论》)。所以客家妇女不缠足，实在是难得一种幸福。清代有一位在梅州的传教士曾说："西人束腰，华人缠足，唯(梅)州人无此弊，于世界女人最无憾矣。"

张卫东先生在《客家文化》中曾说：客家妇女不缠足，原因大约有二。其一，在南唐缠足之风兴起之时，客家先民在从事第二次大迁徙，已经脱离江淮中心地区，因而未受影响；而后他们大部分定居于闽、粤、赣交界的地区，"山高皇帝远"，流风波及不到。其二，即客家先民驻足安居之后，马上投入生产自救、建设家园的头等大事之中，男女同时上阵，手足并用，不允许妇女缠足蜗居，恪守于闺阁之中。以后，客家男子大量外流，"半边天"一身兼任男工女工二职，耕田采樵无不为之。由于这种种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