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出版界、学术界就开始重视古籍整理工作，出版了大量的经过整理的古籍，如亚东图书馆的标点本古典小说 (《红楼梦》、《水浒》等 )，商务印书馆的 《国学基本丛书》 ，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上海杂志公司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等。商务印书馆在影印古籍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它出版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四库珍本丛书》等，使许多珍本、善本得以公之于世，至今尚为学术界所使用。索引工作方面，则有哈佛燕京学社的“引得”和中法学会的“通检”，也是古籍研究者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承并发展了过去古籍整理的优良传统，古籍整理工作又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据1988年统计，已整理出版和影印古籍3000种左右。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集合全国的专家学者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齐燕铭任组长)，制订了长期的规划，使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走上正轨。“文化大革命”期间，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遭到破坏，中断10年之久。

1981年 9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当前要认真抓一下,先把领导班子组织起来，把措施落实下来”。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恢复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组”(李一氓任组长)，制订了1982～1990年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简称“九年规划”)。随之各省市也根据自有的条件相继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分别制订了各自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中华书局一直担任着古籍整理出版的主要任务，同时，各地还相继成立了专业古籍出版社 (名称不一，有的冠以地名，如上海古籍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等；有的称为书社，如齐鲁书社、岳麓书社等)，古籍的整理出版蓬勃开展。

吉林大学古籍所

东北师大古籍所

黑龙江大学古籍所

大连大学文学院古籍所

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

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

天津师大古文献研究所

河北大学古籍所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

中央民族大学古籍所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古典文献研究所

山东师大古籍所

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学古籍文献研究所

陕西师大古籍所

西北大学古籍所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研究所

兰州大学古籍所

西北师大古籍所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古籍所

新疆大学中亚文化研究所古籍整理研究室

四川大学古籍所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

云南大学西南古籍研究所

云南省历史文献研究所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盐城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

复旦大学古籍所

华东师大古籍所

上海师大古籍所

华东政法古籍所

厦门大学古籍所

福建师大古籍所

浙江大学古籍所

安徽大学古籍所

安徽师大古籍所

南昌大学赣文化与古籍研究所

郑州大学古籍所

武汉大学古籍所

湖北大学古籍所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

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广西大学古籍所

嗯，都是百度来的，有些可能已经合并在某些专门研究中心里面了。还有很多大学设有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挂靠在文史科系。

　　《三国演义》研究方面——刘世德，

　　刘世德1932年12月生。1955年9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同年，分配至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至今。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以古代小说和戏曲研究为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社会职务有：中国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会长；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中国戏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代戏曲学会常务理事；《文学遗产》编委，《红楼梦学刊》编委。

　　著作有《红楼梦版本探微》、《曹雪芹祖籍辨证》、《夜话三国》、《明代散文选注》、《魏晋南北朝小说选注》等；以及《红楼梦论丛》（合著）、《中国文学史》（合著）、《中华文学通史》（合著）、《唐宋词选》（合著）等。主编《古本小说丛刊》、《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古代公案小说丛书》、《三国演义学刊》等。发表论文二百余篇。

　　《红楼梦》研究方面——周汝昌

　　周汝昌，本字禹言，号敏庵，后改字玉言。1918年3月生于天津咸水沽镇。我国著名红学家，曾就学于北京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院。他是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先后任燕京大学西语系教员、华西大学与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辑、是第五——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和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韵文学会、中国楹联学会、中国大观园文化协会顾问，中国曹雪芹学会荣誉会长。1991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邓肖达曾称其为|“中国最伟大的红学家。”

　　治学以语言、诗词理论及签注、中外文翻译为主；平生耽吟咏、研诗词、笺注、赏析、理论皆所用心，并兼研红学。有20多部学术著作问世，尚有几部正在印制之中。其中《红楼梦新证》是第一部、也是代表作。

　　《牡丹亭》研究方面——徐方朔

　　徐朔方（1923—2007），原名徐步奎。浙江东阳人。194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师范学院英文系，后来靠着精深的外语水平，透彻研究了西方戏剧，又专心研究明清戏曲，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家。 历任浙江温州中学、浙江温州师范学院教师，浙江师范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教授。兼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等。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并任浙江分会顾问。曾任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浙江省人大常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荣获首届中国戏剧理论优秀著作奖，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突出贡献奖等国家、省部级学术奖励30余项。在元明清文学尤其是在戏曲小说研究领域卓有建树，在海内外享有盛誉。

　　徐朔方先生关于汤显祖研究的一系列成果奠定了国内外汤显祖研究的基础。先后出版了《牡丹亭校注》、《<长生殿>校注》、《<牡丹亭>校注》、《汤显祖诗文集编年笺校》、《汤显祖全集》（笺校）、《汤显祖年谱》、《汤显祖评传》、《论汤显祖及其他》等著作。

　　上面所说的这几位可都是学界公认的老专家了。

浙江古籍出版社成立于1983年，是以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整理与学术研究成果出版为主要业务方向，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专业出版社。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出资设立，注册名称为浙江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1年起浙江古籍出版社自主策划推出大型文献编纂出版项目——浙江文丛。该丛书的编纂出版，不仅是对浙江古代优秀文化的集中展示，更是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充实、丰富。

紫禁城阿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 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水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此说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第二步是整理图书。《四库全书》的底本有四个来源：一是内府藏书，二是清廷官修书，三是从各地征集的图书，四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四库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飞签、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者，可用朱笔径改原文，否则不作改动。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总纂官经过分析之后，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复审意见，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审意见。三审之后，送呈御览。第三步是抄写底本。抄写人员初由保举而来，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行贿、受贿等弊病，又改为考查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先出告示，应征者报名后，令当场写字数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择优录取。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之处，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第四步是校订。这是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为了保证校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其中规定：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北四阁"。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贮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南三阁"。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当然，《四库全书》的内容也有不足：第一，重视儒家著作，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第二，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第三，不收戏剧著作和章回小说。第四，图书正文或有删节或挖改。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就是寓禁于征的过程，也就是大兴文字狱的过程。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在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中，也有不少删节或挖改。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种书可以看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收书473种、19931卷。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四库全书》相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两部：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该目录前有"凡例"，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大类之前又有小序，每书之下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由于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姚鼎、邵晋涵等著名学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它不列存目书，只列《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每种书的提要也写得比较简单。《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该书对于校订古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库全书》中138种"应刻"之书。该丛书在刻印4种之后，主持人金简通过比较，认为木活字花钱少，实用价值高，改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简把木活字印刷过程写成《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并收入《四库全书》，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已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流布世界。

《四库全书》编纂成功的原因何在？第一，安定的社会环境。修书期间，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第二，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弘历始终参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弘历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第三，雄厚的资金来源。《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第四，严密的组织系统。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第五，破格录用人材。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人，人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人才云集，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四库全书》的流传情况如何呢？七部之中，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文渊阁本今藏台湾省，文津阁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在战火中多所残阙，后来递经补抄，基本补齐，今藏浙江省图书馆。 如何评价《四库全书》？虽然《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有删削、挖改内容等过错，但就整体而言，应当是功大于过。首先，它保存了大量古籍，是古代文化的一次总结。

《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对于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200多年来，递经战乱，如果没有集众书于一身的《四库全书》，古籍将会大量散失，从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汇刻丛书等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在辑佚方面，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并收入《四库全书》者共有385种，不仅使不少亡佚已久的古籍珍本重见天日，而且为后代的辑佚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在校勘方面，四库馆臣网罗众本、慎选底本等做法，为后代的校勘工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目录学方面，《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是古代任何官私书目无与伦比的，其编纂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汇刻丛书方面，清人以《四库全书》为榜样，掀起了编刻丛书的热潮。近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的出版，正是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四库全书》的优良传统而结出的丰硕之果。

总而言之，《四库全书》是18世纪70到80年代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项特大型文化工程，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另一种观点：四库全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次大浩劫。

至于乾隆年间修的《四库全书》，就更是搞的彻底，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于例禁。后来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乾隆时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连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也因为有碍于愚民而禁毁，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中华历史上的民族政权交替时代有过，但从来没有一个像满清统治者这样，彻底摧毁中华的衣冠、服饰，彻底绞杀中华的民族意识，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彻底把中华弄成完全顺服的走狗！满清统治者非惟酷毒暴虐、戾于刑狱；所“汉化”深者：工于心术而极力摧残中华，尤其中华士人之民族意识！较之前代的外族统治者，更加阴险、卑劣、刻毒！难怪鲁迅先生说：“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

《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与清代统治者利益相关的明朝人的文学和历史作品遭到大力剿灭，而且殃及北宋南宋。《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如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全书》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凋零”。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犯忌，改作“挽雕弓”。还有更荒谬的，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宋主”可以说是他的尊称。这两句的格律也应作“仄平”，两个字的音也都是“仄平”，改为“宋主”并不涉及音律问题；“寄奴”二字也与清朝犯忌的“胡”、“戎”、“夷”、“虏”等了无关涉。那么为什么还要改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小名称呼帝王，做惯了奴才的《四库全书》馆臣看到就感到别扭，因此即使没有“违碍”之处也要改。这是多么自觉的奴才态度！难怪鲁迅说《四库全书》不仅藏在内廷，而且“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病后杂谈之余》)。至于那些奴才走狗们说什么根据《高宗实录》(这又是一部可以唬人的著作)，这个《四库全书》是乾隆帝亲校(够他校一辈子的)，纪晓岚亲自三校。这除了给出版界、学术界增添些笑料还能说明什么呢？

项楚，浙江永嘉县人，中国著名的敦煌学家、文献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史家。他的研究领域以敦煌学为核心，涵盖了语言学、文学、文献学和佛学等诸多方面。其中对于敦煌俗文学的研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享誉国际学坛。出版有《敦煌文学丛考》、《敦煌变文选注》等多种专著并发表多篇学术论文。1940年7月出生 ，1962 年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考取四川大学中国文学史专业研究生，师从庞石帚教授攻治六朝唐宋文学。文革中分配到军垦农场劳动两年，又当了10年中学教师。现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汉语言文字学博士生导师 。1965年8月至1968年8月，四川军垦农场劳动。1968年9月至1980年2月，四川阿坝康定中学任教。1980年至今在四川大学任教，1986年晋升为教授，2004年评为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全校共2位）。

出版《敦煌文学丛考》、《敦煌变文选注》、《王梵志诗校注》、《敦煌诗歌导论》、《敦煌歌辞总编匡补》、《寒山诗注》等专著多种，发表学术论文 70 余篇。其中《敦煌变文字义析疑》等系列论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一等奖，《敦煌文学丛考》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王梵志诗校注》获全国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他具有深厚的国学根柢，熟读佛经和四部典籍，精于校勘考据，擅长融会贯通，在研究中熔语言、文学、宗教于一炉，形成了独具的治学特色。他在佛教文学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实绩，并开创了系统而大量地运用佛教文献进行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先河，他对敦煌学的研究折服了自诩 " 敦煌学在外国 " 的外国学者，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12，黄源，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原浙江省文化局局长

14，王玖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黑格尔全集》中文版编委会副主委

119，施南池，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中国名画观摩记》的作者

127，戚雅仙，越剧表演艺术家、原上海静安越剧团团长

127，李凤鸣，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原《民主与科学》主编

211，马三立，生前是相声界辈分最大、资格最老、年事最高的表演艺术家

211，吴大英，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戴所长、《法学研究》主编

224，孙伯癸，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34，孙泰，原上海杂技家协会主席、口技表演艺术家

319，柳升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327，葛炎，中国**音乐学会副会长、**作曲家

331，齐啸云，“中国第一女花脸”

331，李国梁，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原《北方论丛》主编

41，张国荣，香港著名**人

49，吴祖光，原中国剧协副主席

49，戴康生，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

410，龚一飞，著名滑稽演员

422，李慎之，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

428，董易，原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董鲁安之子、《中国青年》副总编

53，陈崧，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57，谢怀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终身研究员

513，王少楼，周信芳艺术研究会副会长、新华京剧团团长

528，张亦工，《历史研究》主编

65，菡子，原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编审

712，费在山，原中国民主促进会湖州市委员会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

719，秦纪文，生前是评弹界年事最高的表演艺术家

729，贺崇寅，原上海远东出版社社长

82，潘树广，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侨联副主席

85，严迪昌， 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814，张允和，周有光之妻，北京昆曲研习社社长

822，沈颂金，《考古学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作者

826，张素英，中国京剧院国家一级琴师，中国民族管弦乐协会胡琴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831，周劭，上海老作家

93，倪征日奥，国际法研究院院士、中国首任驻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

911，顾平旦，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楹联学会会长

913，梅益，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第一书记、秘书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929，朱家溍，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

102 ，段若川，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教授

103，钱太初，原苏州市书法工作者协会会长

1011，穆青，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原新华社社长

1015，董锡麟，上海芭蕾舞团副团长、芭蕾舞表演艺术家

1029，袁荃猷，王世襄夫人

115，胡道静，原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组员

1111，沈乙孙，沈曾植之孙

1116，潘景郑，上海图书馆研究员、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顾问

1117，林振强，香港著名填词人，林燕妮之弟，香港流行词坛“两林一黄”（林夕、林振强、黄伟文）之一

1118，时萌，原常熟高专中文系主任

1119，施蛰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1127，岳石尘，岳飞二十八世孙，浙江省文史馆馆员、嘉兴市文联副主席

124，钱仲联，国务院古籍整理领导小组顾问、中国韵文学会名誉会长，苏州大学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