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物的存在有着深厚的历史意义，古物是先人留给后人的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通过对古物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古时候的人们是如何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文化是怎样的。现代人研究古物是因为在研究的过程中可以探索到古时候的故事，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历史、人们的生活状况及经济、手工、制造业等各个方面的情况。

古物并不是简单的存在，它的存在有着重要的意义。古物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世界文化遗产，为古人的存在留下痕迹 。同时对我们现代人而来古物拥有着非常深厚的研究价值，每一个古物的背后都拥有一个专属于他们的历史故事，它们甚至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缩影。古物出土以后会有很多的研究人员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去研究和探索，不同时期的古物有着不同的存在意义。通过对于古物的了解，我们可以考察到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以及当时的文化文明。

每一个古物的存在都遗留着古人生活的痕迹，现代人去研究古物可以更深层次的了解古人的生活方式与文明。通过对古物的研究，我们可以想象出当时的古人生活的繁荣景象。而且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用心地感受到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仿佛身临奇境一般。古物是先人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也是奇珍异宝。在古物上沉淀着很多历史文化信息，这都是其他东西不能够代替的。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古物，它们反映着不同的历史文化信息。正是有了对于它们的研究，我们才能够更加明确的了解到当时的历史文化资料。有了古物的辅助证明，历史书上的资料就会显得更加生动和真实。

古物存在有着深厚的历史意义，现代人对于古物的研究也是有原因的，通过对古物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更多的历史 。

考古学相关知识：由于大家对考古学比较陌生，我们在此先了解一下考古学的相关知识，以便在下文论述其意义。

定义：考古学是通过发掘和调查古代人类的遗迹遗物和文献来研究古代社会的一门人文科学。

研究对象：考古学研究对象主要是实物。也就是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或各种资料。因此考古学研究对象是属于一定时间以前的古代，比如中国考古学主要是研究明朝灭亡（1644年）以前的内容。

研究方法：首先，运用地质学的方法经过科学的发掘系统完整的收集埋藏于地下的古代实物资料然后运用类型学原理提取实物资料所包含的各种信息，并与文献相印证。

研究目的：复原人类历史，阐释存在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般规律。

考古学的意义：经过大量查阅发现关于考古学意义的论述要么只言片语要么含糊其词。就我个人理解，考古学的意义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

〈一〉宏观意义：所谓宏观意义，即大的方面对国家对社会的意义。考古学不像科学技术那样能转化为生产力直接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但我们必须知道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环紧扣一环，今天的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不了解古代不知道我们民族的过去，那么对今天的建设和发展则是盲目的；而且考古学的深入研究还为我们阐释了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一般规律。这种从千万年历史实践中抽象出来的社会发展规律必定对我们现代化的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无可比拟的指导意义和作用。此外考古学能让我们更多的了解祖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从而帮助我们树立民族自豪感，并且坚定我们建设现代化强国并重新引导世界文明潮流的信心和决心。

〈二〉微观意义：也就是对我们社会细胞即个人的意义。一般认为，考古学是专业部门或考古学家所进行的专业研究。它与我们普通人毫无瓜葛，我们不研究古代，甚至无需知晓古代的任何情况，我们照样能在现实世界如鱼得水幸福生活。实际上这种观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大错特错。

就考古学的微观意义，我总结为一个词：归属感。由于才思愚钝，词不达意，我不得不借助两个例子来说明考古学对我们个人的重大意义。

例一，我们走路，脚步覆盖之地，宽不足尺；汽车驶过，车辙宽及米余。由此说来，我们的人行道，车行道两米足矣。但实际上两米小路在现实中已很少见，而且现代化的公路越建越宽，十几米，甚至几十米。我想这是为了满足我们心理上的安全感。

例二，同理，我们的生命最多百年有余，人生苦短，按理说我们只需关注现世生活的内容，无须顾及身前生后的历史或未来，但实际上我们是不停的展望未来或回顾历史的。

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是需要不同层次的归属感的。首先，我们需要最基本的亲情归属感。我们需要知道而且必须知道我们的父辈、祖辈、甚至先祖，而且还要关注我们的子、孙、子子孙孙，因为这是我们个人发展的动力和源泉。难怪电视上经常出现寻父或寻母历经艰难求之而后快的动人场面。其次，我们需要社会归属感，即在社会上的工作、地位，这让我们对自身价值有一个客观的评价。这种归属感帮助我们建立生命收支的平衡，并取得更大的成就。再次，我们需要更深层次的时空归属感，这种归属感看似无足轻重、可有可无，实则举足轻重、不可或缺。我们对生前身后的社会了解越多，我们这种归属感就越强烈。如果我们对历史一无所知，我们就会陷入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归属感空白的状态，而且这种状态无疑会导致个人的心理紊乱，除非这个人是个傻瓜。而考古学中专业人员的直接研究及我们个人的直接关注或间接了解帮助我们丰富了历史知识，最重要的是为我们自身提供了人类生存发展所需要的更深层次的归属感，帮助我们建立稳定的心理状态，从而能够健康幸福的生活。

　　1938年，云南蒙自，西南联大文学院在此地落脚。日本并吞中国的野心，令战争席卷中华大地。敌我力量悬殊这一现实，使一群当时处于中国最顶层的知识人，感觉到中国可能有亡国之虞。

　　距此大约三百年前，满人入关，明代学人目击世变，开始思考如何存续中国固有的文化，于是后人记住了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物。日军侵华，令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之人，在困窘与恐惧中思考中国该何去何从。

　　钱穆就是其中一员。与他有同样心情的，还有陈梦家。

　　钱、陈二人结缘于燕京大学。抗战爆发前，钱穆到燕京大学兼课，陈梦家恰好在燕大读书，来选钱穆课，喜欢上了上古先秦史。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学人纷纷南下避难，陈梦家来到清华大学教书，成了钱穆在西南联大的同事。

　　陈梦家最初以新文学知名，是新月派诗人，引领一时风潮，后来专注于古文字学、古史学的研究。他与夫人赵萝蕤的故事，在当时被传为佳话。赵萝蕤是燕京大学校花，追求者众多，而她独独欣赏长衫落拓的美男子陈梦家，两人终结连理。夫妇二人好交游，在西南联大时是教授们喜欢结交的人物，而他们又特别喜欢与钱穆过从。

　　一本石破天惊的书，就缘起于陈梦家与钱穆的闲聊。

　　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

　　一日，在钱穆住处旁边的草坪上，陈梦家对钱穆说：“先生写一本中国通史教科书吧。”对于这个建议，钱穆拒绝了，他认为，材料太多，而自己所知有限，日后大可仿照赵翼《廿二史札记》的体裁，就自己所知道的撰写长篇来论述，至于那些所知不详的则不涉及。

　　陈梦家反对，理由是钱穆这个想法只是为一己学术地位而计，只是令有志治史之人受益，然而，“先生未为全国大学青年计，亦未为时代急迫需要计。先成一教科书，国内受益者其数岂可衡量！”

　　钱穆认为陈梦家言之有理，但表态说此事还得再想想。

　　又一日，两人依然在这片草地上聊天，陈梦家向钱穆确认此前的建议。钱穆采取“拖”字诀，认为此事体大，希望日后平安返回故都，等生活安定了再考虑撰写通史之事。

　　陈梦家不同意，说：“不然，如平安返故都，先生兴趣广，门路多，不知又有几许题材涌上来，那肯尽抛却来写一教科书？不如今日生活不安，书籍不富，先生只就平日课堂所讲，随笔书之，岂不驾轻就熟，而读者亦易受益。”

　　钱穆终于被这位27岁同事的严肃建议打动，当即答允撰写一本中国通史。陈梦家很高兴，但担心钱穆变卦，再次强调说：“先为全国青年祝贺，请先生不要改变今天的承诺！”

钱穆先生让为史学有益于现实，特别有助于增自信、强中华。他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基于民族危机的刺激而产生的救亡意识是他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现实动因。在国难方殷的抗战时期，当失败主义气氛一度弥漫，国人迫切需要从民族的历史记忆中找回自尊和自信之时，《国史大纲》所阐发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在当时激发民族意识和唤醒国魂方面，的确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诚如牟润孙在评论《国史大纲》时所言：

“钱氏此书中爱国家、爱民族思想洋溢满纸，于世之持自卑自贱之论者，痛加针砭，立论极足使人感动。读钱氏之书，当使懦夫有立志，病夫有生气，热血沸腾，奋然而思有所以自存矣。此为读史之大用，亦即史学家所贡献于世者也。《国史大纲》所可贵者在此。”

钱穆的史学方法论思想是由其独特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决定的。由于他坚决主张以中国传统史学为本源复兴和建立中国现代新史学，轻视西方史学，反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方法的西化趋向和风气，所以他的史学方法论思想既有浓厚的传统性，又有强烈的现实性。

中国近代考古学发轫于20世纪初兴起的“古史辨运动”。为寻找与传统史学论战的证据，疑古派将目光转向考古学，“他们扫除了建立‘科学的中国上古史’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物，同时使人痛感到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缺乏”。他们当时“最要注意的是求新材料……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有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们甚至认为，“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虽然当时它只为“证经补史”，只是服务于文献史学的一门工具，但毕竟是文献史学的研究危机诱发了它的产生和发展，从此中国考古学逐渐地走向成熟，与文献史学同为历史研究的左右翼。由于特殊的学术背景和大量历史记录的存在，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编史的倾向。尽管有些学者对这一问题和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提出尖锐的批评[9]，但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仍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第一、复原和重建中国古史。“从傅斯年揭举古史重建，李济以考古学来实践，历经夏鼐、苏秉琦前后70年，中国考古皆以重建历史为基调”。考古学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大批可资利用的资料，包括出土文献如甲骨文、金文等，还有各种大量考古实物，它们都包含着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凡是经过人工的、埋在地下的资料，不管它是否有文字，都可以作研究人类历史的资料”。正是考古学一下子把历史研究延长到整个人类的历史，但是“只有当历史的框架建设起来之后，考古学才有了对如何重建中国历史的问题进行整体思考的基础”。通过考古学家们对实物资料的解释，全国各地基本上建立起较为概略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与古史结构，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时空框架。

史前史是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除了传说材料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史前史的重建完全依赖于史前考古学。考古发现已经使古史传说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发现和研究，为重建史前史提供了重要前提，因为史前史并不等于史前考古学。“从史前考古学到中国史前史要有个升华过程，即概括和抽象的过程，科学思维的过程……从研究史前考古学到研究史前史，考古学家在思想观念上、工作上要有个转变”。史前史的重建不仅要吸收人类学、民族学的成果，还要借助地质学、古生物学以及许多自然科学或新技术手段。苏秉琦不仅为重建中国史前史提出了内容和时空框架，还从宏观上系统总结了中国史前文化特征。张光直提出了“相互作用圈”的概念，阐明了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机制。

历史时期因为有大量文献为佐证，似乎考古学的作用显得不重要，其实不然。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是历史时期考古学最早的发掘，出土甲骨文印证了文献所载商史是信史。考古学者也依据考古资料进行了文化分期和年代学研究，确立了殷墟文化的时空框架。所以，安阳的发现，一方面把地上和地下的材料联系起来，一方面把历史和史前史联系了起来。殷墟以前的夏文化、早商文化，文献虽有所涉及，但并不能确认其为信史，考古学界对此多有努力。1959年，徐旭生依文献发现二里头遗址，此后学者对“二里头文化”进行了分期与编年研究，并将“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联系起来；20世纪50年代，邹衡以郑州出土的考古资料为基础，系统研究了早商文化的分期。它们与两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分期构成青铜时代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就是刚刚结项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考古学研究也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能否顺利实施并达到预期目的的基础~

刘知几对于历史与史学更革变化的认识是多方面的, 在整个中国古代学者中间也是十分突出的, 因

此研究他在这一方面的思想认识对于理解古代学者的历史观有着非常典型的意义。

一、刘知几史学变革思想的主要内容

( 一) 对于中国史学变革大势的认识, 从《尚书》、《春秋》到唐代, 刘知几把它大体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以《五经》为代表的先秦史学。这个时期, “文之将史, 其流一焉”, 文与史混然为一。二是以三史为代表的两汉史学。这一时期历史著作不多, 为文初尚丽词, 然尚能据实而书, 《史记》《汉书》、《东观汉纪》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三是两晋南北朝迄于隋唐的史学, 刘知几常以

“近古( 或近代) 诸史”名之。

( 二) 提出“今古异同, 取叶随时”的主张

历史在不断变化, 史学著作要能反映这种变化,沟通古今, 让后人对前人有一个真实的了解。他认为“盖取叶随时, 不籍稽古”, 能反映历史变化的真实情况才是正着。《史通？一书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论述, 撮其要者约为二端。

其一, 用当时语言, 直书其事。其二, 前史之所未安, 后史之所宜革。

( 三) 师古而不泥古, 才能有利于史学的更新发展

刘知几一方面强调历史著述“取叶随时”、“不籍稽古”; 另一方面又提出模拟古人, 即“师古”问题。

二、刘知几史学变革思想的形成

( 一) 千古史学纳诸胸中, 为其讨论史学变革、变化奠定了基础

刘知几总角之年即开始习史, 对历史的爱好使他“耻以文士得名, 期以述者自命”, 勤勤于史学大半生。所谓学富才能汇通, 汇通之中才能见出变化。这是他史学变革思想形成的基础。

( 二) 区分类聚的研究方法, 有利于排列史事、总结得失、对比古今、见出递变

刘知几的区分类聚首先是从具体分析入手, 弄清每一史书的细节内容, 得失利害, 然后在大量分析研究的基础上, 排比综合, 条分类归, 勒成一个个事目, 叙述从古代一直到唐代的演变情况。

( 三) 敢述前非的批判精神, 帮助他找到史学变革的突破口

中国学术思想一向强调继承性研究, 所谓有容乃大, 而批判性研究则不大为人所称道。《史通》作

为史学批评性著作, 充分体现了刘知几追求真理、敢于批评的精神。

( 四) 时代为他史学变革思想的提出提供了契机

刘知几所处的时代正是史学走向自觉反省的时期。刘知几适逢其时, 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上, 对整个中国史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为以后史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三、对刘知几史学变革思想的评论

第一, 从整个史学发展上看, 刘知几的史学变革思想在中国旧史学家中间是很突出的, 对史学变革

加以研究总结, 并且颇有建树, 他应该说是第一人。

第二, 刘知几讨论史学变革特别注意与历史变化联系起来看。这种认识比之商鞅、韩非子等人随便说到上古、中古、当今之类, 不仅自觉性强, 而且具体, 又有认真细致的比较分析, 其进一步发展就是今日所谓的历史发展阶段论了。

第三, 以批评为史学变革的手段。刘知几讨论史学变革问题都是通过批评以往史学的方式完成的, 这构成了他史学变革论的又一个明显特点。

当然, 对刘知几的史学变革论我们也要看到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刘知几过多地强调写史要遵循成

例, 批评别人唯以其例评断是非, 缺少变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