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意识——由《佛教唐音辨思录》所想起的（《文学评论》1989年06期）

读《日本汉诗选评》（《瞭望》1989年19期）

读《汪辟疆文集》所想到的（《瞭望》1989年47期）

读《千家诗全译》（《瞭望》1990年33期）

理性的思索和情感的倾注──读朱东润先生史传文学随想（《文学遗产》1997年05期）

陈尚君教授与唐代文学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01期）

中晚唐政治文化的一个缩影——写在《李德裕文集校笺》出版前（《河北学刊》1998年02期）

楼中日月长──推荐《湘绮楼日记》（《中国图书评论》1999年01期）

带读者到南宋遗民诗人中去（《中国图书商报》2000年7月25日）

采辑详备　允称佳构──读《中华大典·文学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中国图书评论》2001年09期）

古籍善本编目的又一进展──《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序（《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02期）

淡泊名利做人，扎实求真治学——《唐代诗文丛考》序（《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02期）

博通、集成、创新、致用——评熊笃《诗词曲艺术通论》（《中国图书评论》2002年07期）

堪与马可波罗游记比美的佳作——谈古朝鲜人崔溥《漂海录》（《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03期）

中国韵文学构建的突破性进展——评蒋长栋教授的《中国韵文学概论》（《中国文学研究》2003年04期）

重视对五代文化的研究——《五代艺文考》序（《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4期）

谈线装版简体字点校本《资治通鉴》的出版（《中国图书评论》2004年01期）

沟通古今说韵文——评《中国韵文学概论》（《湖南日报》2004年1月9日）

《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选辑（《文学遗产》2004年02期）

走进中华——《学林漫录》忆旧及其他（《出版史料》2005年02期）

开创了中国古籍全国性书目的先河（《中国图书评论》2005年07期）

顾志兴《浙江藏书史》序（《出版史料》2006年04期）

面向新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中国古代文学通论》（与蒋寅合撰，《求是》2006年15期）

谈谈《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05期）

《<浮生六记>新增补——一种新的“敦煌学”》（《人民日报》2010年5月18日）

《〈海国记〉的发现——文学史、史料学上的重大成果》（《光明日报》2010年10月25日第12版）

《源氏物语》是日本最早的长篇小说，也是目前所知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共五十四卷，一百余万字,它的作者是平安时代(公元794-1192)的著名女作家紫式部（973－1015），成书年代约在十一世纪初,

古代日本人只有自己的语言，而无自己的文字。他们曾一度完全借助汉字来表达自己的语言。在长期的中日友好往来过程中，日本人在汉字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本民族文字。对于日语文字来源于中国的汉字，人们是一直公认的，但是，汉字何时传入日本？日本人又何时学会使用文字？长期以来，众说不一，始终未成定论。

关于上述问题，一般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世纪中叶说，一些学者认为日本人使用文字在一世纪中叶至迟不晚于一世纪下半叶。他们主要根据公元一世纪末的中国古籍《汉书·地理志》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岁时以献来见。”根据这段记载，可知在公元一世纪末之前，日本人已到过中国，有可能接触到中国的汉字，《后汉书·倭传》中也有“建武中元一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这表明，日本人不仅已使用汉语，对中国的群臣礼节也很明晓。这种说法并未得到所有人的承认。因此，又有人提出公元三世纪左右说。据中国晋朝陈寿的《魏志·韩传》记载，公元三世纪时，朝鲜半岛上临近日本列岛的辰朝已使用文字，因此有可能通过辰朝将文字传入日本。第三种说法认为，日本使用文字应在公元四世纪下半叶。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日本文字最初是由百济传入的，而大和朝廷在公元四世纪初才征服邪马台国，统治北九州，所以，同朝鲜半岛的百济国往来，最早也在四世纪下半叶，日本使有文字也应在这之后。第四种说法认为，汉字是在五世纪初传入日本国。主要史料是《古事记·应神记》中的记载。书中记载有个叫和迩吉师的人携《论语》和《千字文》渡来日本。这种说法，多数人表示怀疑。

日本文字发展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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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氏物语》产生时代是北宋时代，日本文字已经有相当的发展，全是汉字是不可能的了。

和刻本一来有训点，国人素不喜，称之为“苍蝇脚”

二来多为五经之类的实用书，价值不大。

但和刻本有很多所据底本极有价值。又如安政本《伤寒论》等书，对我国的翻刻出版也有巨大影响。

美国最大特点就是全部采用叙述方式，古籍怎么记载就怎么写，很少加入主观解读。而且关注点侧重于发明创造对今天的影响。

比如讲到针灸时说：这种古老的医术越来越受到当今美国民众的认可；讲到汉朝时说：强大的中央政权是中国人生活中永恒不变的部分；讲到唐宋两朝时，着重讲了印刷术、火药、瓷器等，还顺便提了一句中国是美国马桶的最大进口国，注重让学生把历史和实际相联系。

2、日本历史教科书：崇拜古代中国，鄙视近代中国

日本教科书也分很多的版本，但几乎所有的版本都对古代中国历史无限推崇，详细讲了中国的万里长城、汉朝唐朝的强盛、京杭大运河，还有印刷术、造纸术等很多重要发明。而且在讲到古代中国的成就时，非常客观。

比如：讲到孔子时，谈到儒学对日本产生了巨大影响；讲到与我国的贸易给日本带来很多实惠；讲到派遣遣唐使学习唐朝各项制度文化时，说“倭曾向唐派遣使者”，对唐朝称呼他们为倭丝毫不避讳。

讲到印刷术、棉花栽培这些科技创造时，也很客观的承认这就是中国发明的，日本和高丽都是从中国进行了引进学习。

但在讲到近代的清朝和民国时，画风就变了。常常用“混乱、腐败、软弱”这些贬义词来描述。在谈到二战时，日本的教科书常常把自己描述成受害者之一，并且对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件轻描淡写，比如他们把“杀害大量无辜中国人”这一史实写成“杀害许多中国人”。

3、韩国历史教科书：极度高估自己，部分进行歪曲

韩国历史教科书也把中国古代史作为重点内容，但与美日不同的是，韩国课本总是把中国古代史纳入整个亚洲范畴来讲，而不是单纯讲中国。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他们需要在讲中国的同时，突出韩国的贡献。

比如，日本课本说从唐朝学习了先进文化，而韩国则表述成韩国和中国共同创造了先进的东亚文化，并顺便说了句：文化传播到日本，对日本古代文化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讲到宋朝的活字印刷术时，承认这是中国的发明。但话锋一转，说宋朝以后活字印刷命脉就断绝了，韩国将其进行了普及，并在世界上首次造出金属活字。

值得一提的是，韩国教科书都对部分史实进行了主观歪曲解读。比如把我国的东北地区算成是古朝鲜的固有领土；在讲到隋炀帝和唐太宗征伐高句丽时，说“隋朝数次入侵高句丽均以失败告终。高句丽抵抗隋唐的入侵取得的胜利在我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

汉代以前，日本向中国学习主要采取“请进来”的方式，通过从赴日中国人那里得到先进的技术文明。汉代以后，日本开始派人到中国主动学习先进文化。中国后汉时期，日本进入奴隶社会，并建立第一个奴隶制国家——邪马台国（“邪马台”为日语“大和”的音译）。根据《魏志·倭人传》记载，邪马台国“本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我国打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后汉末年，中国在魏蜀吴三国鼎立之时，卑弥呼多次派使节前往魏国风险“生口”（奴隶）、倭锦等供品。对此，魏明帝下诏书予以嘉勉称“汝所在逾远，乃前世贡献，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还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赐予金印紫绶。以卑弥呼为起点，中日两国从此开始出现官方往来。

到了唐朝日本学习中国的热潮逐渐高涨，当时的中国拥有辽阔的疆土，国力鼎盛，在科学技术、文化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成为古代国际关系的中心，呈现出万邦来朝的局面。出于对中国大唐先进文化的仰慕和渴求，为了求的推动本民族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治国经验，日本曾在唐朝时期一次次派遣使节和留学生及僧人被通称为遣唐使。其实，早在隋朝时日本就开始派遣遣隋使，但是次数和人员不多。到了唐朝，日本来华使节和留学生急剧增加，其数量和频繁程度可谓空前绝后，达到历史顶峰。究其原因不仅是唐超开过之后国力空前鼎盛，威名远播，更重要的是日本的历史发展恰处于奴隶社会区趋于解体的社会变革时期，当权者急需学习引入中国当时还很先进的封建社会体制，以加速本国的建设，建立和强化中央集权。

公元623年即唐超建立后不久，访华归来的日本药师惠日等上奏天皇说：“大唐国者，法事备定，珍国也，长须达”。惠日的上奏促使日本天皇下定决心派出遣唐使，并把派遣唐使一事视为事关国家兴衰的战略举措予以高度重视。派遣的使团成员一般都是上层贵族和有学问造诣的人，使团经费以及乘坐的船只都由朝廷拨付经费、专门督造。经过几年精心准备，公元630年日本第一个遣唐使团出访中国。此后绵绵不绝先后达18次之多。到唐朝后期，日本已尽得唐文化的精髓，逐渐失去了越海求学的热情，同时出示中国所需要的巨额费用也使日本朝廷财政吃紧，这样遣唐使的派出便无疾而终。

遣唐使的经历如一首万行史诗，反映了大和民族强烈的求知欲和不畏艰险的冒险精神。中日两国素有一衣带水之说，以现代眼光来看不过四、五百海里的距离，一两天的路程，算不得遥远，等谈不上艰险。但是，当时的日本虽为海洋国家，造船航海技术却非常简陋。据史料记载，日本的使唐船舶不过是把大树锯成方木之后，用铁片连在一起，木缝之间塞上一种细草。整个船舶既无铁钉固定，更无桶油等物密封，而且船底也不像是现代海船那样成V字形。这种船舶防漏性能很差，不能劈波斩浪，一遇大风大浪很容易解体或倾覆。不仅如此，由于不了解海洋潮流和信风的规律还常常遭遇顶峰逆流，导致迷航、翻船，而且长期在海上漂泊，还要忍受严酷的生存条件，许多人由于饮食失调、酷热冷雨而换上疾病不治身亡。所以，每一次处世唐朝都是生死难料，一入大海，就像走向战场，要于惊涛骇浪搏斗，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在18次使者中，有6次遣唐使全军覆没葬身于大海，有2次遭遇船难，只有部分人侥幸回国。航程之艰险，可举日本古籍《续日本纪》关于第10次遣唐使遇难经过为证：公元777年，日本第10次遣唐使团在完成出使任务后，从中国长江口入海踏上回国的旅程，搭乘使船的还有唐超派出的使节。惹人注目的是船上还有一位名叫喜娘的少女——客死中国的第9次遣唐使藤原清河和唐女所生。在船航行到东海将近日本时，突然遇到疾风大浪，使团的三艘船舶沉没两艘。包括中国使节在内的20多人葬身鱼腹，喜娘及其余人员只得将船上物资全部抛入海中，在海上漂流6天6夜，粒米未进，侥幸回到日本。作为中日友好的结晶喜娘九死一生方回到亡父的故土，收到包括日本天皇在内的隆重欢迎，写就中日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但遣唐使旅途之艰辛由此可见一斑。绝大多数遣唐使都有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精神，往往能前赴后继不绝于途。因此，当时日本人往往把遣唐使出行视为英雄所为、悲壮之旅。每当任命遣唐使时，天皇都要率文武大臣举行召见、赐节刀等仪式，然后赐宴赋诗践行。例如日本孝谦女天皇时期给遣唐使践行时，上至女皇下至大臣都赋诗话别，其中一首写到“此行唐国去，事毕自归来。威武英雄业，平安奉酒杯”，遣唐事业之伟溢于言表。这些遣唐使回国之后，带回大量唐朝的文化典籍、科学技术，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些遣唐使还得到日本朝廷的重用，进入权利中枢，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的封建改革。其中遣唐使吉备真备作为遣唐使中的翘楚，回国后不久被孝谦女皇所赏识，受命教育皇族《礼记》、《汉书》，成为女皇的宠臣，对儒教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不避艰险到中国的日本使者和留学生，唐帝国基本上持欢迎态度，对日本使节和留学生都赏赐甚厚。个别日本人来华后还长期旅居，甚至归化了中国。比如名载史册的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中国名叫晁衡）学成后就不愿回国，留在大唐。因才华卓著，身为唐玄宗所器重，得以随侍唐太子左右，最后竟官至二品。由于唐帝国对待异族能想太宗所言“爱之如一”，由于日本遣唐使的艰苦努力，使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一度达到“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彼以好来，废关驰禁”的境界。但是，客观地说，日本派遣遣唐使并非完全是为了学习，还抱有重要的外交目的，想通过使唐，为处于中国的良好关系，提高日本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北亚的国际地位。因此，在出使过程中日本对其外交地位非常重视。公元753年唐玄宗在大明宫接见各个藩国使臣时，司礼官在安排座次时一度把新罗使节排在日本之上。结果，日本遣唐副使大伴古麻吕提出严重抗议，称“自古至今，新罗之朝贡日本国已久。而今列东畔上，我反在其下，义不合得”。直到司礼官接受日本的要求与新罗对调座次之后，方才罢休。不仅如此，日本还企图通过出使唐帝国，采用外交手段，扩大其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和影响。比如日本在派遣第四次遣唐使时，正积极支持朝鲜半岛的百济和高句丽侵略与唐结好的新罗，并企图通过使唐离间唐帝国与新罗的关系，实现其控制朝鲜半岛的企图，不料被唐朝政府看清了底细。这次遣唐使团不仅例外地没得到款待，反而收到警告：“国家来年必有海东之政，汝等倭客，不得东归”，结果被羁留在长安两年。知道唐超出兵消灭百济，控制了朝鲜半岛局势以后，才被释放回国。

中国在唐朝之后，国家出现“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先朝建立的册封体制逐渐趋于松散，日本在对华交往方面态度比较消极，很少再向中国派出官方使节。公元960年大宋王朝建立，中国逐渐实现统一稳定，开始积极整饬修复与周边小国的册封体制。1072年宋神宗接见日本民间访华僧人赖缘，并托其向日本天皇捎去书信表达欲与日本通好之意。对于宋神宗的亲笔书信，日本朝野颇为震动，争论犹豫一番之后才回应中国方面的善意，重开两国的正式交往。但是，这种交往的规模已不能和盛唐时期相提并论，不仅人数少（整个宋朝期间只有20多人），而且来华的都是僧人，所以才有“入宋僧”直说。和唐朝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时期主要是中国采取主动。由于航海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指南针的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出航日本的冒险性，缩短了航行时间（仅需一个星期就可到达日本）。因此，虽然两国官方往来较少，但中国民间商人为利所驱，不断漂洋过海来往中日之间开展贸易。宋朝达官贵人在使用欣赏日货之余，对日本的风土人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宋代诗人梅尧臣、欧阳修等都有关于日本的诗词传世。比如欧阳修在《日本刀歌》中曾咏到：“百工五种与之居住，至今器玩皆精巧。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辞藻。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不仅夸奖了日本的产品精美，而且赞叹其人民文化水平高，还保存了不少在中国已失传的古籍。公元983年，宋太宗赵光义在召见日本入宋僧时，听说日本天皇乃“万世一系”，便大为赞叹，觉得日本真好不像中国隔不了几代就不知皇权又落谁家。从这一时期以遣宋使为渠道的中日官方交往可以看出，两国关系已发生微妙变化，作为文明宗师的中国以基本完成“传道、授业”的任务；日本对华夏虽然仍抱有敬慕之心，但学习热情大减。在民间交往中，对于来日经商的中国商人，日本官方起初还给予接待，到后来就不再过问；更有甚者这些商人有时还要受到日方的欺诈，以至于有人因日本政府长期拖欠货款竟饿死在异国。

纵观中日之间的古代交流，具有明显的师徒关系特征。日本学习中国、了解中国甚多，而中国却一直扮演老师的角色，很少向日本学习什么，对这个东瀛邻国的了解长期限于“海上三仙山”。甚至到了清代中期，中国有的学者竟然还以为日本只是位于台湾以南附近的几个岛屿，其认识之荒谬令人慨叹。因此，在漫长的中日古代交流史中，日本文化反哺中华的例子是在少得可怜。为弥补某种缺憾，作者特举出折扇的来历以慰读者。

折扇直到今天还是中国人盛夏纳凉的工具，其优点不仅在于可以开合、方便携带，扇面上还可以随人所好饰以字画，使人在纳凉的同时添以儒雅之风。因此，在古代只有文人、士绅有闲阶层才使用折扇以与市井相区别。我国古代很多文人画家都曾吸收日本的画扇技巧，在扇面作画方面下过工夫，使得题扇成为中国书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详察历史就会发现，中国人使用折扇确实宋代以后的事情。此前，中国只有蒲扇、羽扇、团扇，这些扇子都不能开合。到了宋朝，日本入宋僧出使中国时层作为礼物送给宋太宗，时称蝙蝠扇又叫聚头扇、倭扇。但是，折扇并没有在中国很快传开，偶尔有人在手还会因使用倭人之物遭到耻笑。到了明代，中日官方交流渠道开通后，日本使节出使中国时再度以供品向明朝仿制。这样上行下效，折扇终于在中国流行起来。明朝一位大臣还曾赋诗夸奖折扇的好处，称赞其“随时舒卷足称意，一寸机关哪可量”,“香山写入画图中，金鳌腾空怒涛卷”，“无穷变化不可量，俯仰神仙知是谁”。从现代眼光来看，诗人的用辞虽然似乎有些夸张，但是我们从中不难体会，当时世人初次接触这一新事物时的兴奋心情——其高兴劲儿足可以和80年代中国人刚刚买了一台日本空调时的心情相比。

折扇的精巧虽然一度引起文人骚客的吟咏，但在中国士人看来毕竟属于*巧之列。所以，直到清末甲午战争以前，许多中国人仍以“老师”的眼光小视这个“东瀛小国”，认为甲午之战不过是“狮搏兔”。在甲午之败尝到切肤之痛之后，中国的士大夫们才对这个“教”了近两千年的“学生”刮目相看，把日本视为学习西方文化的窗口，不少人放下架子纷纷到日本留学、考察，中日之间的“师徒”关系由此逆转。通过甲午战争，日本人对中国由尊敬一变为蔑视，曾经被日本奉为“国学”的儒学几乎销声匿迹，对中国的称呼由“唐”、“中华”一变而为极富侮辱性的“支那”。而那些为寻求国家自强之道，赴日求学的中国学子们，在日本总是备受歧视。总之，面对东渡求学的中华学子，日本人心胸狭窄的民族性格被发挥到了极至，和两千年来中国接纳日本遣隋使、遣唐使、入宋僧时的那种宽容和热情形成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