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随着农牧业生产的发展，人们在实践活动中，不仅在动植物的大类方面积累了宝贵的分类知识，而且，对于动植物还有进一步的比较精细的分类。

古人不断观察，不断分析，不断比较，不断认识，逐渐产生了古老的传统动植物分类认识，区分出大兽和小虫，逐步地形成了我国古代的动植物分类体系。

传说很早以前，龙门还没有凿开，伊水流到这里被龙门山挡住了，就在山南积聚了一个大湖。

居住在黄河里的鲤鱼听说龙门风光好，都想去观光。它们从河南孟津的黄河里出发，通过洛河，又顺伊河来到龙门口。但龙门山上无水路，上不去，它们只好聚在龙门的北山脚下。

一条大红鲤鱼对大家说：“我有个主意，咱们跳过这龙门山怎样？”“那么高，怎么跳啊？”“跳不好会摔死的！”伙伴们七嘴八舌拿不定主意。于是，大红鲤鱼便自告奋勇地说：“让我先跳，试一试！”只见它从半里外就使出全身力量，像离弦的箭，纵身一跃，一下子跳到半天云里，带动着空中的云和雨往前走。一团天火从身后追来，烧掉了它的尾巴。它忍着疼痛，继续朝前飞跃，终于越过龙门山，落到山南的湖水中，一眨眼就变成了一条巨龙。

山北的鲤鱼们见此情景，一个个被吓得缩在一块，不敢再去冒这个险了。

这时，忽见天上降下一条巨龙说：“不要怕，我就是你们的伙伴大红鲤鱼，因为我跳过了龙门，就变成了龙，你们也要勇敢地跳呀！”

鲤鱼们听了这些话，受到鼓舞，开始一个个挨着跳龙门山。可是除了个别的跳过去化为龙以外，大多数都过不去。凡是跳不过去，从空中摔下来的，额头上就落一个黑疤。直至今天，黄河鲤鱼的额头上还长着黑疤。

宋代陆佃的训诂书《埤雅·释鱼》记载：“鱼跃龙门，过而为龙，唯鲤或然。”意思是说，鱼跃龙门，越过去就成为龙，只有鲤鱼也许能这样。

远在人类社会初期，古人在从事最简单的采集、渔猎的生产过程中，就已经开始学会辨别一些有用的和有害的动物和植物。

随着农牧业生产的发展，人们在实践活动中，不断观察，不断分析，不断比较，不断认识，逐渐产生了要把周围形形色色的生物加以分类的想法，并且逐步地形成了我国古代的动植物分类体系。

对动植物加以分类，是人类认识利用生物的重要手段，它对农牧业的生产和医药事业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春秋战国以后，我国古代生物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它的主要标志，就是出现了一些有关动植物方面的著作。《禹贡》和《山海经》中都有文字记述各地的物产，其中主要是动植物。《山海经》不仅著录各地动植物的名称，而且描述它们的形态特征，并记录它们的用途。

用草、木、虫、鱼、鸟、兽来概括整个动植物界的种类，这是我国最古老的传统分类认识。这一分类认识在我国最早的一部词典《尔雅》中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出来。

《尔雅》大概从战国时期起就已经开始汇集，到西汉才告完成，是一部专门解释古代词语的著作。书中有《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等篇，专门解释动植物的名称。

前6篇主要包括野生的植物和动物，最末一篇主要讲家养动物。从它的篇目排列次序来看，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动植物的分类认识，就是分植物为草、木两类，分动物为虫、鱼、鸟、兽4类。

《尔雅》各分篇比较细的动植物分类认识，基本上反映了自然界的客观实际。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动植物分类的朴素、自然的认识。这一朴素的分类方式，起源由来已久，流传也比较广。

根据殷墟甲骨卜辞中有关动植物名称的文字来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4000多年前，人们在长期的农牧业生产实践中，就已经把某些外部形态相似的动物或植物联系起来，以表示这类动物或植物的共同性；把某些外部形态相异的动物或植物相比较，以表示它们之间的相异性。如：繁体字的雉、鸡、雀、凤文字，都从“佳”形，有羽翼，表示它们同属鸟类。

甲骨文中关于虫类名称的字形不多，但仍然可以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虫类的分类认识。例如，虫、蚕都从“虫”形，表明它们同属虫类。谷类植物都是草本，生长期短，适宜于农业栽培，是人们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之一。甲骨文中有关谷类名称的有禾形，表明它们同属一类，都是草本植物。

也许当时人们对各种鱼类还没有严格区分，因此，在甲骨文中没有反映各种鱼类名称的文字。各种鱼类都用形来表示，以示它们同属一类。所以，可以说，在甲骨文中，已经有了虫、鱼、鸟、兽的分类认识的雏形。

《尔雅》中的分篇，正是应用了这一古老的传统分类方式。从每篇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来看，清楚地表明，人们对每一类的分类认识是相当明确的。

《释草》中所包含的100多种植物的名称，全部是草本植物。

比如葱蒜类，《释草》中说：“蒮，山韭。茖，山葱。勤，山薤。蒚，山蒜。”

把山韭，山葱、山薤、山蒜等植物名称排列在一起，表明它们是一类的。而韭仍葱、薤、蒜等植物，在现在的分类学上认为是同一属的，称“葱蒜属”。

《释木》中的几十种植物名称，都是木本植物。这说明人们把植物分为草本和木本两类，和现在分类学的认识基本一致。

比如桋栜类，《释木》中说：“桋，赤栜；白者栜。”显然，把栜分为赤、白两种，自然是把桋和栜看作一类，反映我国古代已经有“桋树属”的概念。其他如桃李类、松柏类、桑类、榆类、菌类、藻类、棠杜类等，不一而足。

《释虫》所包含的80多种动物名称中，绝大多数是节肢动物。其余是软体动物。

比如蝉类，《释虫》中把蜩、蚻、蠽、蝒、蜺等动物名称排列在一起，表示它们同属一类。这些不同种类的蝉，在现代分类学上属同翅目蝉科。

又如甲虫类，《释虫》中说：“蛣蜣，蜣蜋。蝎，蛣。蠰，啮桑。诸虑，奚相。蜉蝣，渠略。蛂，蟥蛢。蠸，舆父，守瓜。”把这些名称排列在一起，显然是认为它们同属一类。

蛣蜣就是现在的蜣螂，属鞘翅目金龟子科。蝎又名蛣，是一种甲虫的幼虫。蠰一名啮桑，可能是现在的啮桑，属鞘翅目天牛科。

诸虑和啮桑同类，是甲虫的一种。蜉蝣属鞘翅目金龟子科的一种，名叫双星蛂或角蛂。蛂一名蟥蛢，当是现在的金龟子，属鞘翅目。蠸又名守瓜，是金花虫一类的昆虫，属鞘翅目金花虫科。

古人把这些甲虫排列在一起，列为一类，可知他们已经有甲虫类的概念。甲虫在现在分类学上是鞘翅目的总称。

《释鱼》所列举的动物名称有70多种，种类比较复杂，其中以鱼类为主，其次是两栖类、爬行类、节肢动物、扁虫类和软体动物。

如果按照《尔雅》中“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的概念，把节肢动物、扁虫类和软体动物归入虫类，那么《释鱼》所包含的动物相当于现代分类学上的鱼类、两栖类和爬行类，也就是所谓冷血动物。

《释鸟》列举的动物大约90多种，除蝙蝠、鼯鼠应列入兽类外，其余都属鸟类，大致相当于现代分类学上的鸟类。

《释兽》列举的动物名称大约有60多种，都属兽类，和现代分类学上的兽类同义。

在《释兽》、《释畜》篇中，有“寓属”、“鼠属”、“齸属”、“须属”、“马属”、“牛属”、“羊属”、“狗属”、“豕属”、“鸡属”等名称。从各属所包含的内容来看，这里的“属”，和现代分类学上“属”的定义不尽相同。

比如，“马属”所包含的动物有马、野马，也有良马，还有按毛色变异的不同而有不同名称的马达40种之多，大抵是家马和野马两类，相当于现代分类上的马科。

再如，“鼠属”所包含的动物有10多种，大多属现代分类上的啮齿目。其他如“鸡属”，基本上和现代分类学上的雉科同义。

《尔雅》中的动植物名称，在排列上是略有顺序的，从它的排列顺序，不难看出古代比较精细的分类认识。

古人在虫、鱼、鸟、兽古老的传统分类认识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把动物概括为大兽和小虫两大类，这是我国古代动物分类认识的又一发展。

根据和《考工记》差不多同时期的《周礼·地官》、《管子·幼官篇》、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十二纪》和汉初的《淮南子·时则训》中的有关记载，大兽所包含的5类动物不是别的，而是羽、毛、鳞、介、裸。

羽，这类动物的形态特征是“体被羽毛”。《考工记》的描述是嘴巴尖利，嘴唇张开，眼睛细小，颈项长，身体小，腹部低陷。因此，“羽属”实际上是古老的传统分类中的鸟类。

毛，古人往往把虎、豹、貔之类的动物称为毛兽，也是因为它们“躯体被毛”的缘故。这类动物实际上是传统分类认识中的兽类。

鳞、介两类是从古老的传统分类的鱼类中分化而来的。鳞，是因它“体被鳞甲”而得名的。一般是指鱼类和爬行类。《考工记》认为小头而长身，团起身体而显得肥大，这正是“鳞”的形象描述。

介，是传统分类认识中鱼类的另一部分，就是龟鳖类。这类动物的躯体包裹在骨甲里面，古人称它为“介兽”。

至于裸属，根据大量事实证实，指的是人类，相当于现代分类学上的人科动物。在古人看来，人的体外没有羽、毛、鳞、介等附属物，所以称为“裸”，意思是裸体的，就是人。

上述5类动物在现代分类学上都同属脊椎动物，因此“大兽”的含义自然也和现代分类学上的“脊椎动物”一词同义。

小虫之属，是以动物的外部形态结构、行动方式以及发声部位来区分的。

据《考工记》记载：骨长在外的，骨长在内的，倒行的，侧行的，连贯而行的，纡曲而行的，用脖子发声的，用嘴发声的，用翅膀发声的，用腿部发声的，用胸部发声的，这些都是小虫类。

小虫之属所包含的内容，实际上是古老的传统分类中的虫类，相当于现代分类学上的无脊椎动物。比如，体外有贝壳的软体动物，以两翅摩擦成声的昆虫等。这是我国古代传统分类认识的一次飞跃。

综上所述，我国在三四千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古老的传统分类认识，有了草、木、虫、鱼、鸟、兽的区分，又把动物分为大兽和小虫两大类。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是我国生物学史上的一份宝贵遗产。

今天我就以此为例说一说吧。

8月24日，天气晴

今日上午，闲来没事做，我放起了轻音乐，拿起木槿姐姐送给我的书，《美人如诗 草木如织》——《诗经》里的植物，一边听一边翻阅。

《诗经》是古代诗歌的开端，它热情浪漫，意境唯美，在这本书中还出现了许多美丽的植物，光看书中目录植物的名字就有惊艳之感。儿时，经常和母亲去田里割猪草，干农活，走过无数次乡间小道，那时母亲忙着农活，路上田里那些花花草草就成了我的玩伴，夏天，狗尾巴我经常用来编兔子，还有玩过很多花草都不知其名。

枯草在风中乱飞，艾蒿、飞蓬、荠菜、旱柳、桑陌、白杨、芍药、郁李、桃花、腊梅、古柏……这些在《诗经》里面目或清明或朦胧的植物，正是家乡的土地上，我和它们一起一步步地走入诗性和植物性灵的对话当中。”

《诗经》的首篇内容，便是一首男女情爱的诗篇，《关雎》出自国风周南，全文的描写，从男子河边初遇女子，到心生爱慕，后引发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最后还幻想喜结连理的美好情感。全篇使用了“赋”的手法，平铺直叙，却将情则心动，动则不安的表现一一呈现诗中。品读之下，最为动人之处就是它道出了我们有过的那份悸动或者曾幻想过的那份纯真。

我国古代生物学由于医药事业、种植业、园艺业、养殖业、酿造业和海外贸易的发展而扩大了视野，积累了更为丰富的动植物知识，出现了大量的动植物专谱和著作。

我国古代以家养动物为对象的专谱，至迟在西汉时候就已经出现，相畜专著的出现就是标志。此后出现了有关植物的专业著作如《竹谱》等，是古代动植物分类研究的新成就。《竹谱》是一部画竹专论，又名《竹谱详录》，共10卷。全书卷各有图。

《三国演义》中描写刘备所骑的“的卢”是匹黑马，唯独额头有一点白，相马之人说这种马必妨主人。它原先是三国第一猛将吕布的坐骑。吕布去世后，这匹马落在刘备胯下。

后来蔡瑁设计欲谋害刘备，刘备慌忙从酒席中逃走，骑上“的卢”却慌不择路走错了路，结果来到了檀溪。前面是阔越数丈的檀溪，后面是追兵，刘备仰天长叹：“的卢的卢，你果然妨害主人！”

谁知话音刚落，“的卢”却奋起神威，一跃而过10丈溪水，飞上对岸，完成了“的卢”最富传奇意义的演出。当时的人，认为刘备有如天助，其实是“的卢”助之。

由此故事，可见当时对相马之重视，也可见相马术之成熟。

事实上，生产、战争、娱乐，人类社会的这些活动都离不开马。于是自古以来人们就向往好马、“神马”，也就有了“相马术”。

据《相马经》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伯乐，曾经把一匹马的全身比作君、相、将、城、令，完全依战争之需要。伯乐能这么动脑筋，进行理论上的概括，这使他成了一位名垂千古的相马能人。

时过境迁，至汉代，《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相六畜》38卷，包括涉及马、牛、羊、猪、狗、鸡传统的家养“六畜”。说明当时已经有以家养动物为对象的专谱出现了。

动植物专谱的出现使分类研究更加清晰，是我国古代生物学发展的标志之一。秦汉时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许多关于动植物的专著出现。例如《卜式养羊法》、《养猪法》、《相鸭经》、《相鸡经》、《相鹅经》等，但多已佚失无存。

《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竹谱》、《芝草图》、《种芝经》等多种植物方面的专谱。据《隋书》记载，这些书在梁代还存在，后来除《竹谱》尚流传外，其他大都散佚。

《竹谱》是我国现存的最早关于竹类的专书，据《旧唐书·经籍志》载，作者为戴凯之。戴凯之是晋代武昌人。他的《竹谱》记述竹的种类和产地，每条都有注释。作者通过实际调查，记录了主要产于我国南方五岭周围的70多种竹类。

对各种竹的形态特征，《竹谱》都能抓住主要点作出比较具体的记述。例如记麻竹：“苏麻特奇，修干平节，大叶繁枝，凌群独秀”，突出了麻竹竿直环平，丛生多枝和叶大如履的特征；记弓竹：“如藤，其节隙曲，生多卧土立则依木”，突出了弓竹竿长而且软、每节弯曲、卧地生竹、似藤的特征。

对有些竹类，不仅记外形，而且记内部。这是细致观察的结果。

《竹谱》对竹类用途也很注意。如蘅竹、棘竹，筋竹可做弓箭矛弩；单竹可以织以为布；苦竹下节可以做汤；筱竹、篁竹可以为笙笛；棘竹枝节有刺，还可以做城垣；筱竹大，可以做梁柱；篇竹叶大，可以做篷；一般肠竹、鸡胫竹、浮竹的笋特别美，可食，还特别介绍浮竹笋的吃法等。

《竹谱》首次专对竹的形态、分类、生理、生态以及作用等多方面加以记述，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竹类专著。戴凯之《竹谱》之后，宋元明清时期都有人撰写《竹谱》，宋代僧人赞宁还写有《笋谱》，著录笋有98种之多。

《笋谱》除列举笋的别名之外，还记述栽培方法，记述全国各地所产98种笋的名称、形态特征、生长特性、产地、出笋时间等。还记有各类笋的性味、补益及调治、加工保藏方法，有一定参考价值。

总之，专门记述某一类或某一种动物或植物的“专谱”的出现，是我国古代在动植物分类方面的重要成就，也是古代生物学发展的标志之一。

明清两代在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便是对几千年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物进行了收集、订正、考辨和编纂，显示了统一的封建帝国的博大气象。其中在生物学方面，其整理和创新工作也是空前的，许多文化人也为此付出毕生精力，取得了我国古代史上的最高成就。

明末清初一些重要作物开始传入我国，使我国植物种类有所增多，随之出现的植物图谱和专著，以及对水生动物的研究利用和本草学方面的建树，展示了这一时期我国生物学的最高水平。

《尔雅注》对动物的观察很认真，对昆虫的描述着重触角、体色和食性。他对啮桑(即桑天牛)是这样记述的：“似天牛长角，体有白点，喜啮桑树，作孔入其中，江东呼为啮发。”对鱼的描述主要以头部的形状、鱼鳞的状况、体色及大小处着手。郭璞是这样记述鳢(即长江鲟)的：“大似鱼覃而短鼻，口在颌下，体有邪行甲，无鳞，肉黄，大者长二三丈，今江东呼为黄鱼。”基本反映出这种鱼吻尖，体形长，口腹位，体色青黄，体被骨板无鳞的特点。对两栖类的鲵鱼，郭璞也作了观察。他说：“今鲵鱼(俗称娃娃鱼，即大鲵)似鲇，四脚。前似猕猴后似狗，声如小儿啼。大者长八九尺。”作者虽然多用类比，但不失真切，反映出这种动物体形似鲇，四足，大的可达近3米，叫声像儿童哭这些特点。郭璞还特别指出大鲵前后肢的区别。

远在人类社会初期，我们的祖先在从事最简单的采集､渔猎的生产过程中，就已经开始学会辨别一些有用的和有害的动物和植物，并逐步地形成了我国古代的动植物分类体系｡

我国古代动植物分类学涉及诸多方面｡《禽经》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鸟类分类学著作，总结了宋代以前的鸟类各方面知识｡秦汉时期记载的“动物志”和“植物志”，是古代动植物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药用动植物､园林动植物及动植物专著，也是古代动植物分类研究的重要成就｡

在我国古代，随着农牧业生产的发展，人们在实践活动中，不仅在动植物的大类方面积累了宝贵的分类知识，而且，对于动植物还有进一步的比较精细的分类｡

古人不断观察，不断分析，不断比较，不断认识，逐渐产生了古老的传统动植物分类认识，区分出大兽和小虫，逐步地形成了我国古代的动植物分类体系｡

宋代陆佃的训诂书《埤雅·释鱼》记载:“鱼跃龙门，过而为龙，唯鲤或然｡”意思是说，鱼跃龙门，越过去就成为龙，只有鲤鱼也许能这样｡

远在人类社会初期，古人在从事最简单的采集､渔猎的生产过程中，就已经开始学会辨别一些有用的和有害的动物和植物｡随着农牧业生产的发展，人们在实践活动中，不断观察，不断分析，不断比较，不断认识，逐渐产生了要把周围形形色色的生物加以分类的想法，并且逐步地形成了我国古代的动植物分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