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卜风水学简介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11-01浏览：4收藏

占卜风水学简介,第1张

　　中国风水学 [阅读：1816]

　　----从新认识中国风水学

　　说到中国风水学,许多人立马会认为它是地地道道的封建迷信或伪科学等

　　中国的“风水”究竟是文化？是科学？是技术？还是迷信？

　　中国祖先给他的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个大谜团！让现代的中国人“弃之可惜，食之苦涩”。不肖的子孙痛骂祖宗留下一堆怎么也割舍不去的“封建糟粕”，恨不能“倒洗澡水连同孩子也倒掉”。由此，就有了用“西洋蔚蓝色文明”代替我们自己的带有黄土气味的“**文明”的争议。有敢于冒天下大不韪直言辩争者，也有暖昧甚至明里反对，暗行其实质者。“崇洋”和“自卑”就成了中国人的一块心病。

　　然而，总是又有那么一些偏爱此道的人，将其视为一份珍贵的遗产，孜孜不倦地苦苦追寻其中的真谛。

　　中国祖先凭着肉眼凡身的直觉、体察和感悟，觉察到宇宙天地创造生灵、颐养万物有一种神秘力量，并将她称之为“气”（古称杰）。《老子》将“气”的性质和运行规律即其“理”称之为“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实在是一个认真而谦虚的科学家。中国人在五千年的历史演进中，穷追不舍，试图解开其中的奥妙。中医讲“气血、气色”；道家养生练功讲“丹田之气”；佛家讲求“浩然正气”；建筑是为了寻求“好气场”；京剧唱腔讲求一个“润气”；中国书画讲究“凝神静气”……“气”几乎渗透在中国传统科技文化的各个领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文化也可以说是一个讲究“气”的文化。中国人将创造宇宙万物生灵归结为“气”的运动变化。

　　在西方，随着“二战”的结束，百废待兴。以现代科技为手段，以钢筋混凝土为标志的现代建筑在世界各地迅速崛起。现代建筑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梦想而从未实现过的解决人类居住问题，大跨度大空间高层等令世人瞩目。然而，现代建筑，乃至现代科技的巨大发展的同时，给自然环境、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人类的文脉和传统等带来了无法估量的破坏，人类不得不共同面临“资源枯竭”（Poverty）、“环境污染”Pollution）、“人口爆炸”（Population），这在西方称为“三P危机”，迫使人类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有机关系。

　　由此，在建筑领域，出现了以批判现代主义建筑为目标的后现代主义建筑。在文化界、科技界等也同时出现了注重“天、地、人”平衡关系的理论思潮。出现了冠以“生态”、“绿色”、“文明”为字头的种种学科和产品。追寻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辉煌而被忽视的传统文化。在这一趋势下，蒙尘已久的中国风水学——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重被发现。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的机会和挑战。

　　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千方百计寻求营造一处“好气场”，这就是风水。风水贯穿在中国传统建筑活动的各个过程。从选址规划、建筑单体、园林小品、室内外装修设计到施工营造；从皇家宫殿到老百姓的民居；从活人居住的阳宅到死人安息的陵墓阴宅，几乎无所不在。这可由中国大地现存的大量古建筑得到印证。

　　中国风水中包含着深刻、严密而系统的思维理念，与中国人的行为准则相一致，这就是易理易构，风水的最高指导原则来源于《易经》，所以风水也称易学堪舆；包含着系统的操作技术和方法，其中“形法”和“理法”集中囊括了五千年来所形成的浩繁庞杂体系；风水有着中国独创的操作工具——罗盘、指南针是中国风水家或堪舆家的伟大发明，使得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磁场、磁偏角，并在人类生产生活中实践应用的国家。

　　正如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渡边欣雄教授所说：“把‘风水’作为学问的对象最早向世界予以介绍这一独特思想的是欧洲人，他们把‘风水’称为‘中国科学’或‘拟似科学’。这就是为什么‘风水’理论与欧洲的科学（Science）非常相似的原因。从广意上来说，把‘风水’作为科学比把它视为迷信更能理解其内容。”1988年5月2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以《“风水”和新兴的环境地理学》为标题，报道说：

　　“风水”一词，长期以来被涂以浓厚的迷信色彩，但是听了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理事张惠民的讲演，使我明白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确实蕴含着丰富的科学内容。“风水”便是其中之一。所谓“风水”好否，实际上就是给予人和经济以影响的地理环境的好否。现在各地都出现一些生活中无法解释的现象，例如，在某一场所交通事故频发；深夜某一时区孩子容易哭闹；发烧的病人一搬家，烧自然就退了；方形建筑物改建成圆形后财运好转等等，类似许多各地无法解释其因果的事情，若详细调查就会发现是地理环境给人生理和心理带来的不同寻常的影响。中国自古以来的“风水学”就有这样的说法：“环山抱水”的环境中肯定有气的作用，有气的作用万物皆旺盛发达。想一想正是这样，“环山”的地形可以起到防风挡沙的作用，必然有益于作物的生长；“抱水”的地形在当时陆路交通尚未发达的年代，当然解决了舟运和灌溉的烦恼。起源于“风水学”的新兴的环境地理学研究在国外已经非常盛行，但是在中国千百年的封建时代，就已经积蓄了这种功夫。所以用现代科学来分析“风水”，才正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中国风水学，历经五千年的发展，其形成由理论原则、实用操作方法到实际案例的庞杂体系，其中尽管受到人类历史认识过程中的局限性限制，包含着非科学成份，但是以“天地人合一”为出发点的追求和认识，闪烁着中国先圣们的真知灼见。

　　现代人在享用现代科技所带来的“文明”的同时，无不感叹自然生态环境破坏的可怕前景。现代科技在“人定胜天”的理念下，当面对自身造成的破坏事实时，才认识事态的严重性。

　　中国风水学，是在自然威胁人类“生存”的时候，由中国古代先哲“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实践、思考和感悟，而建立的人与自然因地制宜、协调发展的理念。并把这一原则贯穿于中国五千年文明史，造就了中国东、西、南、北、中各具特色的城市风貌，建筑景观和文化。而今天，国门开放短短二十几年间，西洋文化，乃至现代建筑拔地而起，遍地开花，城市趋同性和弊端已显现出来。文脉不可割裂，历史不会重塑。

　　在国外，中国风水已经得到各国不同领域专家的重视，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手段系统而全面的研究，这不能不引起国内专家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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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水学

　　古人云：“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历来被视为左右命运的枢钮，风水绝学秘密相传，真正风水秘术从不公开，风水学也是易象企划的一个重要内容，而近年来社会上一些江湖术士只是一知半解，便充当行家，遗害国人。

　　有人大力宣扬“东四命、西四命”、“五鬼六煞”等机械的，简单的风水学说，不仅误人子弟，而且亦遗害后人。

　　风水学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地球物理学、水文地质学、宇宙星体学、气象学、环境景观学、建筑学、生态学以及人体生命信息学等多种学科综合一体的一门自然科学。其宗旨是审慎周密地考察、了解自然环境，利用和改造自然，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赢得最佳的天时地利与人和，达到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

　　风水的本质是“气”，而“气”是生命之源，亦是生命之根本，风水中的“气”是周围环境中的各个物体在时间和空间上所占的“序”所决定的，而“序”的改变恰恰是辩证唯物主义中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一种方式之一（另一种方式是量的积累），环境的改变，物体（包括家俱、办公桌等）位置的变化就会引起“气”的改变，从而就会改变风水环境，所以风水学是环境学，更是生命学，是地道的科学，而绝非迷信。

　　古书有众多论述对“风水”的解释，如：

　　《葬经》中：“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故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又云“深浅得乘，风水自成”。

　　《青乌先生葬经》：“内气萌生，外气成形，内外相乘，风水自成”。

　　《风水辨》：所谓风者，取山势之藏纳，土色之坚厚不冲冒四面之风，与无所谓地风者，也所谓水者取其地势之高燥，无使水近夫亲肤而已若水势曲屈而环向之，又其第二义也。”

　　《地理人子须知》：“地理家以风水二字喝其名者，即郭（璞）氏所谓葬者乘生气也。而生气何以察之？曰，气之来，有水以导之；气之止，有水以界之；气之聚，无风以散之。故曰要得水、要藏风。又曰气乃水之母，有气斯有水……

　　“风水”只是名称，而非风和水。风水又称堪舆，或称卜宅、相宅、图宅、青乌、青囊、形法、地理、阴阳、山水之术。

　　所以单从“风水”二字去前行对风水的解释，或者从古籍中搜集一语录去解释是远远不够的。

　　要了解风水，则要进入其学术体系。深析它的渊源沿革。

　　最早的“卜宅之文”在商周之际或更早即已出现，见载中国最早文献如《尚书》、《诗经》等若干篇章。分析其宗旨，则可理解为审慎周密地考察自然环境，顺应自然，有节制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而臻于天时、地利、人和诸吉咸备，达于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

　　如何周密地考察自然环境（即择地）？顺应自然并不等于听天由命，那如何顺应自然，何为自然之理（分析天地之理）？如何利用和改造自然（风水中讲立向立局？如何得天时、地利、人和，使其达到天人合一？等等问题正是研究风水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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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风水要具备十六个要素：

　　一、综合系统：小区与城市。城市亦以周边城市的结合，如形态、道路、交通枢纽、水河流向等等；

　　二、观形察势：住房与城市，主要龙脉走势；

　　三、依山傍水：城市、小区、楼宇与附近公园山势、水向的大局结构；

　　四、因地制宜：小区房屋是否顺应地形而建筑；

　　五、水质分析：水藏龙气，观一溪之水，可察龙之势。水质的味道可分，甘、清、平、酸、辣。现在的都市许多水源都受污染，品尝一下自来水，也可辨别土壤的酸碱性；

　　六、地质检验：对土壤分析，土有五色，黑、白、青、黄、赤。土质结构坚实与松散。（土为地的肉、筋、骼）；

　　七、适中居中：楼宇居家环境，是否位于城市的中心地段，或当旺地带；

　　八、顺乘生气：气行水随，水止气止。乘气则生，界水则止。乘座生气入室是关键。将大环境城市、小区、楼宇或房屋组合在生气旺盛的纳气方位；

　　九、环境绿化：城市防风林、村内风水树、小区环境绿化、室内花草协调比例等因素；

　　十、座向方位：一般居住座北向南方位较理想。但也要依据地方城市、宅运、命理等诸多因素而决定；

　　十一、家庭环境：要了解家庭每个成员的性格、喜好、习惯；

　　十二、室内设计：在设计室内颜色、材料、居室、大厅、床位、门向、厨房、客厅等因素的布局；

　　十三、道路交通：门前、小区的道路、交通，这是关系到家宅与工作。有许多问题往往发生在这点上；（如门路犯煞）

　　十四、定量规定：地方、小区、楼宇人口密度比例，人流量大小；（如，市场、**院等）

　　十五、教化审美：楼宇外型设计与小区、城市的风格、颜色是否溶合美观等因素，又要观察小区的教育状况，学校分布。只有知识才能护荫后人；

　　十六、改造环境：将不平的路、小坑填平，以免蚊蝇滋生，藏污纳垢，清理通道的杂物、无用物。杂物时间长了就会腐化、影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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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镜子的摆放

　　房间内镜子摆放不好怎样改

　　很多人常把玻璃与镜子混淆一起，分不清楚；其实两者有很大分别。玻璃是透明的，不会反照，所以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屋外的景物；而镜子则不透明，会有反照的作用，因此可以在镜中看到自己。玻璃与镜子既然各有特性，所以在风水学以及室内装修方面自有不同的宜忌，不可混淆。

　　镜子：

　　在风水学方面有很多避忌，故此不宜随便摆放。镜子的摆放，首先要记着一个大前提，那便是镜子不宜对自己，同时也不宜对正吉利方位！

　　为什么会有这种忌讳呢？要知道其中的因由，必须先明白镜子在风水学方面的作用。

　　用在风水方面的镜子有很多种类，例如是凹镜、凸镜、八卦镜，白虎镜等等，这些镜子主要是用来“照煞”的。所谓“照煞”，是指悬挂这类镜子，使它对正直冲而来的凶煞，把煞气反照回去，以免被煞气冲克而受损。

　　既然镜子风水方面主要是用来照煞的，那自然是不适宜照正自己了。如果镜子照正床头，绝不适宜。因为那会导致睡眠不宁，甚至疾病缠身。

　　在风水学来说，镜子对正床头固然是大忌，若是对正炉灶则更不适宜！所以在安装镜子之前，请先看看是否对正炉灶，以免导致人丁不安。

　　此外，镜子对正大门或房门也并不适宜。镜子对正大门，主凶，故此可免则免。现在有不少人喜欢采用镜子来美化家居，这类镜子有很多种类有厚的亦有薄的，有净色的亦有画上图案的，这在风水学上并无多大分别。

　　但有一点需要注意，不论采用哪一种镜子来装饰，最好不要有吊脚的情况出现，这即是镜子下沿不到地则不宜。若以矮柜来承托镜片，那便较为理想。

国学的核心典籍

一、国学的核心经典

国学的核心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思想——儒家经典，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十三经”。

发展演变：十三经是由先秦的六经、西汉的五经逐渐发展而来的，最终形成于南宋。先秦，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汉朝，五经：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立于学官。唐朝，九经：唐朝时，《春秋》分为“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经》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这六部书再加上《易》、《书》、《诗》，并称为“九经”，也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晚唐，十二经：唐文宗开成年间，在国子学刻石，内容除了“九经”之外，还加上了《论语》、《尔雅》、《孝经》。五代，十一经：五代十国时后蜀国主孟昶刻“十一经”，收入《孟子》，而排除《孝经》、《尔雅》。南宋，十三经：正式形成于南宋时《孟子》正式成为“经”，和《论语》、《尔雅》、《孝经》一起，加上原来的“九经”，构成“十三经”。

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献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清乾隆时期，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之称及其在儒学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清孔尚任《桃花扇·逮社》：“你看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清昭连《啸亭续录·石经》：“雍正中，有生员蒋衡字湘帆者善书法，立志书十三经，十余年乃成。”（参阅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清钱泰吉《曝5书杂记》卷上）

《十三经》的内容极为宽博：

《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

《尚书》是上古历史文件汇编，主要内容为君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记录。

《诗经》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集，内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

《周礼》主要汇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期各国制度。

《仪礼》主要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

《礼记》是秦汉以前有关各种礼仪的论著汇编。

《春秋》三传是围绕《春秋》经形成的著作，《左传》重在史事的陈述，《公羊传》、《谷梁传》重在论议。

《论语》是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录。

《孝经》为论述封建孝道的专著。

《孟子》专载孟子的言论、思想和行迹。

《尔雅》训解词义，诠释名物，经学家多据以解经。

儒家文化在封建时代居于主导地位，“十三经”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最高统治者不但从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大计，而且对臣民思想的规范、伦理道德的确立、民风民俗的导向，无一不依从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施于社会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二、《十三经注疏》

“十三经”各注释版本中，以清代学者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最为完善，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是文史研究工作者经常要查检的书。十三经注疏清代由阮元主持校刻的一部，号称善本，但卷帙浩繁，不便查检。原世界书局将阮刻本缩印为两巨册，使用较方便。

《周易正义》，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正义》，魏·王肃伪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毛诗正义》，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正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氏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

《春秋谷梁传注疏》，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论语注疏》，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孝经注疏》，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尔雅注疏》，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十三种儒家文献取得“经”的地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南宋宿儒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为官方所认可。

三、十三经简介

（一）《周易》

原称《易》，又称《易经》，是古人卜卦用的书。周朝统治者习惯用蓍草来占卜吉凶。称为占筮。占卜时根据蓍草茎数量的奇、偶，排成各种卦，再参照占筮书的记述，判断出吉凶。《周易》就是这类占筮书的一种。

《周易》中用“”和“”两个最基本的符号代表阳和阴，分别称为阳爻、阴爻。把和叠列三层，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叫做八卦，又称经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为了记住这八卦的符号，古人总结了顺口溜：

乾三连，坤三断

震仰盂，艮覆碗

离中虚，坎中满

兑上缺，巽下断

这八卦的每一卦代表一种物象，一种事物，如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对于每一卦象的含义还可以进一步引申，例如乾既代表天，又可以代表国君、朝廷、君子、男人、刚健、阳气等，而坤除了代表地外，还可以代表臣子、女人、柔弱、阴气等。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7叠，又能组合成六十四卦，称为别卦。在《周易》中，对于每一卦以及卦中的各爻，都有阐述其意义的解说，这就是卦辞和爻辞，它们是《周易》的正文部分。

《周易》的作者和著作时代是怎样的？《周易》的起源为河图、洛书。传说远古时代，黄河出现了背上画有图形的龙马，洛水出现了背上有文字的灵龟，圣人依此制定出八卦。到了殷商末年，周文王把八卦演为六十四卦，春秋时期，圣人孔子为之作《易传》十文，即《十翼》。可见《周易》是不同时期由不同的人写成的。班固《汉书·艺文志》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就是说：《周易》的成书，经历了上古、中古、下古三个时代，由伏羲、文王、孔子三个圣人完成。古代曾有伏羲氏、神农氏推演八卦的说法，那只是传说，并不可信。近代学者们根据卦辞、爻辞记载的一些历史材料，比较有把握地推断这部书是西周初年的作品，但具体的作者仍然难以判断。

现今传世的《周易》中，还包括解释经文的传，称为十翼。十翼是由《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象》上下、《杂卦》等十部分组成的。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时代。据研究，《彖传》写作最早，似在春秋、战国交替之际，其余的则是战国至西汉初年的作品了。这十翼对《周易》的解释未必都能符合经文的原意，因此不能完全依赖它们去理解《周易》的正文。

《周易》本是一部占卜算卦的书，但是书中在讲到阴阳二者之间的矛盾变化时，也反映了古人的某些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到了汉朝，《周易》被尊为六经之首，人们认为它包含了其他各经最根本的道理。汉朝在国家学校中教授《周易》的博士就有施、孟、梁丘三家；此外，民间还有大约十家，它们都属于不同的流派。20世纪70年代，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曾经出土帛书《周易》的残本。它同今天流行的《周易》相比，虽然六十四卦的卦名全都相同，但是卦的次序却很不一样。汉朝的学者们大多以象数之学来讲解《周易》，也就是依据形象和数量来推测自然界的变化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因此《周易》常常成为他们预言灾异的工具。三国时期，王弼改变了大谈象数的风气。他注释《周易》主要是借机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王弼在注中糅合了《老子》、《庄子》的道家学说，为魏晋时期的“玄学”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古代有大量解说《周易》的著作，除了一部分涉及古代哲学思想的以外，还有许多是宣扬封建迷信的，必须注意把它们区分开来。

（二）《尚书》

原来仅称为《书》，是中国夏、商、周时代一些政治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其中也包括某些追述更古时代的史事记录，因此它属于政治书。春秋以后，《书》被儒家学者们尊奉为经典，称之为《书经》。自汉朝开始，又称它为《尚书》。“尚”即是“上”，“尚书”就是指上古时代的史书。

最初《尚书》中保存的历史文献是很多的。至西汉初年，由山东人伏生传授下来的《尚书》只有28篇了。这部《尚书》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文字抄写的，所以汉朝人称它为“今文尚书”。传授今文《尚书》的学者们常常利用阴阳五行的观点阐发他们的迷信思想，形成了《尚书》的今文经学派，并且由朝廷立为博士官。西汉中期以后，又多次发现先秦时期用古文字体抄写的《尚书》，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东汉学者贾逵、马融、郑玄等人对古文《尚书》做了大量的注释工作。他们多从名物制度、文字训诂等角度来解释经文，形成了《尚书》的古文经学派。在汉朝，古文《尚书》未被朝廷所承认，没有能立于学官，以致西晋以后它全部散失，现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称了。东晋时期，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贡献了一部《尚书》，共58篇。梅赜根据一些散佚的《尚书》文字，编撰成所谓古文《尚书》25篇，后人称之为“伪古文尚书”。梅赜同时又吸收了原来今文《尚书》的28篇（但被离析为33篇了），共凑成58篇。这就是现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它实际上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两部分合成的。此外，梅赜还贡献出一部《尚书孔氏传》，十三卷，说是西汉经学家孔安国解释《尚书》之作。这部书后来经清朝学者们考定，实系后人伪造，于是称它为伪《孔安国尚书传》，但也收入《十三经注疏》之中了。

（三）《诗经》

最初只称为《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春秋时期被儒家学者尊奉为经，以后称为《诗经》。书中收入了上起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下至春秋中叶（前6世纪）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保存到现在的作品共305篇。这些诗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是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歌，其中有揭露、斥责统治者的残暴压迫，也有对庶民的爱情、劳动等社会生活的歌颂。《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主要是颂扬周统治者的文治武功，其中有许多内容是涉及周初及“宣王中兴”等有价值的史料。《小雅》多是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的作品，内容以反映王室统治危机的政治诗为主。《颂》主要是统治者敬神祭祖的庙堂颂歌。需要指出的是，《风》、《雅》、《颂》三部分在内9容上不是截然分清的，它们也有混杂交错的情况。这三部分的区别，除了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外，还有音乐方面的不同。一般地说，十五国《风》要配以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乐曲歌唱；《雅》大多是用西周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一带乐调谱曲的；《颂》的配乐表现出庄重、肃穆的特点。

古代传说周王朝有定时派人到民间搜集诗歌的做法，叫做“采诗”。这大约就是《诗经》的最早来源。在周朝上层社会的政治活动中，人们常常借用《诗》的一章或一两句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所以孔子曾经告诫他的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不学《诗》便无法和人交谈。

《诗经》传至汉代，有齐、鲁、韩、毛四家。其中前三家都属于今文诗学，西汉时得到朝廷的承认，立于学官，各设了博士官并教授门徒。今文诗学至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诗》相传为西汉初年毛亨、毛苌所传授，属于古文诗学。现今传世的是毛《诗》，共311篇，其中有6篇仅存名而无诗文。《诗经》中记载了许多周人早期的开发活动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因此它不仅作为文学巨著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四）《仪礼》

原来只叫《礼》，汉朝时又称它为《士礼》、《礼经》，到了晋代才称为《仪礼》。

讲究各种典礼仪式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儒家希望通过“礼”来区分人们的贵贱尊卑地位、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仪礼》就是详细记载古代各种礼仪的书。传说此书是周公所作，但缺少根据。《史记》等书则认为它出于孔子之手。现代学者一般认为，《仪礼》成书约在东周时期，不过书中记载的各种典礼仪式，应该在成书以前就存在了。孔子很注重采辑、整理各国礼仪，他把演习礼仪作为自己教学的重要内容，甚至在他游说列国的路途中，也坚持与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

现今传世的《仪礼》包括：士冠礼、昏（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聘礼、觐礼、丧服、士丧礼等，共17篇。它们记载了周朝统治阶级的加冠、婚丧、交际、敬老、宴饮、外交、觐见、祭祀等各种礼仪。西汉初年，由鲁高堂生传授下来的《士礼》即今《仪礼》17篇，至西汉中期分为戴德（大戴）、戴圣（小戴）、庆普三家礼学，它们都属于今文经学派，朝廷也设立了博士官。1959年在甘肃省武威发现了汉代抄在简上的《礼》多篇，为我们校定今本《仪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本子。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礼古经》56篇，是汉武帝时发现的古文《礼经》，其中有17篇与今文的《仪礼》内容基本相同。至于另外的39篇，汉代称为《逸礼》，早已失传。

（五）《礼记》

先秦时期，儒家学者们在传习《仪礼》的同时，也传授一些有关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可以进一步解释、补充《仪礼》经文，阐发其经义，人们称之为“记”。当时这种《记》很多，作者也只一两个人。至西汉时期，礼学家们也都各自选取一些《记》作为讲授《仪礼》的辅助教材。这些《记》流传到东汉中期，只剩下了两种：一种是相传为戴德选辑的85篇本的“大戴礼”；另一种是相传为戴圣选辑的49篇本，称为“小戴礼”。东汉学者郑玄为其中的49篇本作了注解，从而使它的影响越来越大，由原来从属于《仪礼》的地位转变为独立成书，人们称它为《礼记》。在唐代，《礼记》更被列为九经之一，它与《仪礼》、《周礼》鼎足而三，称为“三礼”。

《礼记》是一部儒家关于各种礼仪的论著、杂说汇编。它的内容庞杂，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有专为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等篇；有杂记丧服、丧事的，如《檀弓》、《丧大记》、《问丧》等篇；有记述各种礼节、礼制和守则的，如《投壶》、《礼器》、《明堂位》、《曲礼》、《内则》等篇；有记述孔子言论的（其中许多是假托孔子之名来阐发儒家的言论），如《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篇；有比较系统地论述儒家某一思想的论文，如《礼运》、《学记》等篇。此外还有一篇属于授时颁政的《月令》，记述了夏历一年十二月的时令及有关的事物。《礼记》中有些篇章如《大学》、《中庸》等，谈及儒家关于如何修养道德、为人处世的哲学伦理观念，被后世理学家编入《四书》中，加以大力宣扬。《礼记》中还有《学记》、《乐记》两篇，从理论上对教育、音乐作了精辟的论述，至今仍可资借鉴。

《仪礼》仅仅记载了一些礼仪制度，而《礼记》则更多地论述了这些典礼制度的意义、作用，从理论上阐述了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儒家的“礼治”思想。《礼记》对于封建统治者强化思想文化统治、利用封建礼教束缚人们的思想、言行，可以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因此它越来越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在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地位也不断地上升。

（六）《周礼》

原名《周官》，西汉末年，学者刘歆将它改名为《周礼》。这是一部记载政治制度的书。

关于《周礼》的成书，过去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则指斥为刘歆所伪造。现在一般学者都认为这部书是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搜集了周王室的官制以及春秋时各国政治制度，并根据儒家的政治理想加以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据《汉书》河间献王本传记载，汉景帝时，河间献王搜集到流散在民间的古本《周官》，才使此书为世人所知。因为这部书是古文经，所以长期遭到古代今文经学家的诋毁。

《周礼》记有三百多种所谓周朝的职官，并对其所司职务作了介绍，其中也涉及周代的一些典章制度。全书共由《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等六大部分组成。书中的《冬官司空》早已佚失，西汉时以先秦古籍《考工记》补入。《周礼》一书对后世的政治有较大影响，诸如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南北朝时期的宇文泰改革官制以及宋代的王安石变法等政治改革，都曾以《周礼》为号召，试图以此为依据。

近代学者曾以周代铜器铭文所记职官对照《周礼》的官制进行考查，找出一些不相符合之处，以此证明《周礼》系战国人所杜撰，并非是周朝政治制度的如实纪录。然而《周礼》中记述的另外一些制度，又确实在周代实行过，这可以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那里得到证实。因此，这部书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重视。《周礼》是我们研究周代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资料。

（七）《春秋》及其三传

“春秋”曾经作为东周各国史书的通称，同时也是春秋时期鲁国史书的专称。现存的《春秋》一书记述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4年间的鲁国历史。这是目前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书。据记载，孔子曾对《春秋》进行了修订、整理，并且把它列为六经之一，作为教授学生历史知识的重要教科书。相传孔子在修订《春秋》时，曾经运用一些隐微的言辞，暗喻、示意某种深远的意义，后世儒家学者们把孔子这种文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所谓“春秋笔法”称为“微言大义”。例如《春秋》经于鲁隐公元年下说“郑伯克段于鄢”。《左传》对此则解释说，由于共叔段的表现违背了做弟弟的伦常，所以《春秋》经不用“弟”字称呼他；这一事件如同两个国君之间争权，所以用“克”字；又由于共叔段的失败是因郑庄公蓄意逼迫造成的，所以经文不称郑庄公的谥号，而用“郑伯”，以批评他对弟弟有失教诲。不过我们今天看来，《春秋》经的这种“微言大义”被古人过分渲染、夸大了。

古代为《春秋》经作的传，流传至今有三部，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春秋》经本来有自己的单行本，后来按照编年次序，人们把它同各种传文合并起来，先列经文，后述传文。经文对史事介绍十分简短、概括，所以后世学者都要配合传文加以研读。

《春秋左氏传》又称《左氏春秋》或《左传》。旧传作者为春秋时的左丘明，近代学者们根据《左传》中所述史事，认为它当成书于战国初年。《左传》编年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比《春秋》经多出17年；《左传》所记史事更延至鲁悼公十四年（前454年），比《春秋》经晚27年。

《左传》以叙事为主，书中用大量史实补充、说明了《春秋》经，有时也订正《春秋》经的某些错误。因此《左传》有助于我们了解《春秋》经的那些概括、简略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古代史料，加之它叙事生动流畅，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和文学著作。

《左传》成书于战国时期，本是用战国时的古文字写成的，因此在汉代它属于古文经传，而且长时期只在民间传授，未能被朝廷立于学官。《春秋公羊传》也称《公羊春秋》或《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也称《谷梁春秋》或《谷梁传》。它们的编年都与《春秋》经一样。古代学者曾经认为《公羊传》和《谷梁传》分别为战国时的学者公羊高和谷梁赤所撰写，并且二人同受学于孔子的学生子夏。但是这种说法缺乏足够的根据。可以肯定的是，二书在战国时仅是口传心授，直到西汉初年才用隶书字体写成定本，因此它们都有属于今文经传。

《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内容都有着重于解释《春秋》经文，很少述说史事，所以它们不是史书，只是儒家后学们以自己的主观臆测来阐释《春秋》“微言大义”的著作。《公羊传》、《谷梁传》二书的作者是要把所谓孔子的“春秋笔法”点破、说明，让人明了其中的意义。不过，实际上这两部书的内容冗长空洞，所讲的“大义”也未必符合《春秋》的原旨。同《左传》相比，这两部书没有给我们提供新的史料，也谈不上文学价值。不过汉代及以后历代的今文经学家常常利用它们来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把它们作为议论时事的理论根据，因此这两部儒家经传、特别是《公羊传》，在中国古代经学史、思想史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八）《论语》

这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和他的少数弟子的言语行事的记录，其成书在战国初期。《论语》在西汉时还只作为经书的辅翼，被看作是传、记一类的著作。直到东汉时，才作为正式经书列入“七经”之中。

孔子名丘、字仲尼（前551—前479年），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一生的学术活动以及他创立的儒家学说，对于传播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和儒家早期学说的最基本的依据，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教育史、文化史的重要文献。

《论语》一书传到汉朝时，已有三种不同的本子，即今文本的《鲁论》、《齐论》以及古文本的《古论》。现今传世的《论语》，是东汉学者郑玄参照上述各种本子整理而成的，共20篇。汉代以后，《论语》成为读书人的必读之书。南宋时，理学家朱熹把《论语》同《孟子》、《中庸》、《大学》合为《四书》，并为之作集注，使《论语》在宣扬封建礼教方面，处于更加突出的地位。

（九）《孟子》

这是一部记录孟轲言论行事、包括他和当时人及门人弟子们相互问答的谈话记录。《孟子》一书主要是由孟轲的门人万章、公孙丑二人所记，大约孟轲本人也亲自进行过润色。书中记载了孟子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以及他的哲学、伦理、教育等思想。

孟子名轲，字子舆（约前372—前289年），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在封建社会，孟子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他发展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在儒家哲学中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孟子在政治上提倡“民贵君轻”思想，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主张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以及宣扬人性善等思想，则反映了他的好古、唯心观点。

在汉代，《孟子》同《论语》一样，仅被当作“传”、“记”一类著作。直到宋代，《孟子》才由理学家们作为经书列入“十三经”。南宋朱熹把它编入《四书》，并为之作集注，更加深了它在封建文人中的影响。《孟了》现今只存七篇。相传另有“外书”四篇，早已佚失，今本“外书”系明人伪作。

（十）《孝经》

今本《孝经》仅1799字，分为十八章，基本内容是儒家倡导的封建孝道，宣扬“孝，德之本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等说教。虽然《孝经》通篇提倡行孝，但也由讲孝进而劝“忠”，主张孝子对待国君应该忠贞不贰。因此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于《孝经》十分重视，要求所有的读书人都必须熟读它，特别是汉代，是读书人第一部必读的书。

《孝经》在内容上，有许多地方抄袭了《左传》、《孟子》、《荀子》等书，有时是撮取其大意加以复述，加上书中某些方面内容陈腐、文字粗陋的缺点，因此它有明显的局限性。

关于《孝经》的作者，历来有“孔子”、“曾子”、“孟子门人”等多种说法，但都不足信，不过认为总是孔门后学所作，当不致有误。《孝经》成书于战国末期，东汉时被列为“七经”之一。汉代曾有古文《孝经》，南北朝时已亡佚。

（十一）《尔雅》

这是一部古代训诂知识的汇编，即对古代经典中的词语进行解释的书。所以《尔雅》是考证词义和古代名物的重要资料，后世经学家常常用它来解说儒家经义。

《尔雅》共十九篇。前三篇《释诂》、《释言》、《释训》为一般词语的解释，其余则按各种名物分类解释，如《释亲》、《释器》、《释山》、《释草》、《释鸟》、《释畜》等等。关于《尔雅》的作者，旧说或认为周公所著，或指为孔子及其弟子所作，也有人以为出于汉代儒生之手。这些说法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据近世学者们的研究，《尔雅》一书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它是缀辑多家训诂材料汇编而成的。《尔雅》大约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后来又经过汉初学者们增补润色，最后才成为今本的样子。

《易经》是如何一部书？如今已是众说纷纭，且不管如今如是说，但是对一个想要学习《易经》的人，首先应该明确一点：《易经》是占卜之书。

自孔子之后，南宋大学者朱子（熹）应该为易学研究集大成者，为此，文韬武略的康熙帝曾誉之为：“易之本义，朱子独得”。朱子曾为《易经》定义：“易乃卜筮之书”。为此清朝初期在统编《御纂周易折中》一书时，康熙也御笔亲批：“易学之广大悉备，秦汉而后无复得其精微矣！至有宋以来，周邵程张阐发其奥，唯朱子兼象数天理违众而定之，五百余年无复同异，宋元明至于我朝，因先儒已开之微旨。或有议论已见，渐至启后人之疑”。上述简言之，康熙大帝之意为：本朝有关《易经》之论，均以朱子之意为准。由此可见《易经》为占卜之书，已是自古的定义，已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近些年来，一些研究《易经》的学者有意无意间在回避这一问题，似乎一提《易经》占卜，总有大逆不道，怕染封建迷信之嫌。为此，当代易学大师刘大均也曾有言：“当今国内易学研究，言理者多，言象数者少，言占者更少”。

国学浩繁，号称“十三经”，但不是每部经都具备占卜功能。唯有《易经》，除能以通天达地的意志内涵和精义入神的思维境界，以及修齐治平的人文思想，稳居群经之首外，又能以其特有的占卜功能，深受上至帝王，下至庶民的崇拜和喜爱，以至历经几千年苍桑仍经久不衰。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它的文化特性，而在于它的趋吉避凶，度人教化的占卜功能。《易经》之所以避过秦始皇焚书之火，就因为他是一部占卜之书，故古籍《隋书》云：“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

其实，就人类生存意义而言，所谓文化并不重要。远古之人，没有今人的文化，但他们的生存历史远远比今人长久得多，他们尚道德，重吉凶，在意自身的一切，能否遵天守地而不至灾害。于是《易经》产生了，他们力求以占卜的方式与天地沟通，以达到自身的生存意义。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到，那时人们的心灵是如何的纯净。那种原生态的生活是多么的悠然自得。

在这之后的古人，他们自认为比以往的古人进步了，有文化了，同时也变得有些贪婪了，灾难也随之增长，但他们也仍然视《易经》为法宝，将占卜行为运用到更广泛的行动中。他们从《易经》占卜中获得巨大智慧。成就了令后人引为骄傲的千秋大业，以此同时，他们也将《易经》研究推向更广泛的文化境地。

如今，随着科学时代的到来，《易经》的发展到了新的时代，易经社会学、易经哲学、易经天文学、易经地质学、易经系统学等等不断出现，科学以其特有的优势，在证明着易经的博大和精深。但这一切多是对《易经》本体的研究，并不会改变《易经》的占卜性和《易经》的占卜的运用，相反更能证明《易经》占卜是建立在《易经》本体的科学性之上。

人类生活无论处在任何时期，都无法离开精神的需求，人类的一切生存行为中都必须面对吉凶的选择。灾难、死亡和罪恶，将始终是人类生活所要面对的现实，而现代化的生活，将加剧人类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为此，我们重提《易经》的占卜性是一件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事情。《易经》的占卜性应为当今喜爱《易经》、学习《易经》之人的第一要义。这是华夏远古神灵留给我们的生存法宝，是“圣人”的功德所在，是天地造物者对苦难人类的一种恩泽。试想，如果《易经》失去它的占卜功能，失去趋吉避凶的意义，而只是一种似有非有的文化，《易经》存世还有多大意义！

(本文为易经占卜自学堂教材)

《易经》是中国古代一部神秘的著作，因为流行在周朝，所以叫《周易》，并被儒家尊为群经之首，从其编排体例及文字内容看，是占卜用书。本条目讨论宽泛的易经，即包括《易经》和《易传》在内；在古籍里仅提到名字的“连山”、“归藏”（无论是否事实存在）则不予讨论。

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李斯偷偷将《易经》列入医术占卜之书而得以幸免。

关于其作者，《史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故古人多依司马迁之说而认同《易经》乃周文王所著，今人则有不同观点。由于成书很早，文字含义随时代演变，《易经》的内容在春秋战国时便已不易读懂，为此古人专门撰写了《易传》以解读《易经》。今天我们所说的“周易”通常指《易经》和《易传》二者的结合。

有人认为，占卜之书的性质并不能掩盖《易经》作为一部伟大著作的价值。占卜起源于人类解释世界的渴望，哲学的萌芽从原始宗教中生发出来，《易经》为此提供了很好的例证。中国哲学中阴阳相生相克、对立统一的基础理论，便是根植于《易经》。后人从《易经》中发展出了复杂的哲学系统，儒家和道教的学说均明显受到《易经》的影响。今人更是从《易经》中解读出哲学、政治、历史、军事、民俗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根据《周礼》的记载，占卜有“三易之法”，《易经》只是其中之一，另两部《连山》、《归藏》均已失传。

1、《论语》

《论语》是中国春秋时期一部语录体散文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

全书共20篇、492章，首创 “语录体” 。中国现传扬并学习的古代著作之一。主要由仲弓、子游、子夏首先商量起草，和少数留在鲁国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完成，纪念老师，忧虑师道失传。

并由子夏开创了章句的读法。故汉儒曰：章句发明始于子夏。南宋时，朱熹将它与《孟子》、《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

2、《中庸》

《中庸》是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原是《小戴礼记》第三十一篇，作者现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子思及其弟子多人所作。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由儒家学者在战国写成。

宋朝学者对《中庸》非常推崇，而将其从《礼记》中抽出独立成书，朱熹则将其与《论语》、《孟子》、《大学》合编为《四书》。

《中庸》在字面上的解释即是“中道及常理”之意。而执中又当求“中和”，在一个人还没有表现出喜怒哀乐时的平静情绪为“中”，表现出情绪之后经过调整而符合常理为“和”。

其主旨在于修养人性。其中关联及学习的方式（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做人的规范如“五达道”（君臣、父子、夫妇、昆弟（兄弟）、朋友之交）和“三达德”（智、仁、勇）等。

3、《史记》

《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