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0月，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在新疆和田地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考古排查活动，试图寻找更多有价值的古代遗迹。他们的首要搜索目标，正是位于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附近的尼雅遗址。

尼雅遗址是1959年由考古专家们发现的一座遗址，据鉴定考证，发现该遗址为一座汉晋时期的精绝国遗址，因其地理位置位于尼雅村附近，专家们便将其称为“尼雅遗址”。现今的尼雅遗址内部，发现有房屋、场院、墓地、佛塔、佛寺果园、畜圈等遗址，出土大量陶器、木器、金属器、石器等等，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也是著名的历史文化类人文风景旅游区。

经过几个月来的搜寻探索，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仍无重大所获。可正当大家都感觉灰心丧气时，一个新的发现令所有人都眼前一亮。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挖开了一座不起眼的古墓，该座墓葬是一座夫妻合葬墓，从墓中出土的文物，以及衣冠华美程度来看，二人都属于西汉时期的贵族阶层。值得一提的是，当墓葬棺椁被打开后，考古专家们发现男尸的右臂上，绑着一块色彩明艳的织锦。织锦的色彩缤纷艳丽，上面还绣有不少字迹。专家们怀着激动的心情，通过娴熟的手法，最终将彩色织锦护臂完整取下，送到实验室中进行下一步研究。

通过考古专家们的研究，发现该织锦呈圆角长方形状，长度为185厘米，宽度为125厘米，周边饰有白绢镶边，分别长约21厘米、宽15厘米。织锦质地细腻轻薄，色彩斑斓交织有度，其上织有八个篆体汉字，曰“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但考古学家们很快就发现这个护臂上的文字并不完整。

专家们通过织锦护臂的材质等推出墓主所处的朝代，无法推出其中发生了什么历史事件。很快专家们便有了新的思路——这或许只是半句话，墓中应该还有另外的半句。

但是找到另外的半句，似乎对考古学家们来说是大海捞针，经过推算，专家们确定这块布来自汉朝。这就使得专家们更加的疑惑了，因为汉朝的服饰大多数都是以暗色为主，很少有如此绚丽的颜色。

而且在布上面还画有麻雀、太阳、独角兽等等奇怪的图案，这是喜庆的象征，这其中一定还有其他的内涵。

正在专家们反复推敲时，传来了一个惊人的好消息：剩余的一部分文字在同一个墓中被发现了，就在女尸的裤子上。这台裤子花纹与材质用的都是与护臂同款的，是汉朝的精品。

经修复，发现了后面还有13个字。专家们将这其中的21个字拼凑完整，果然有了重大的发现。经还原，墓主想要表达完整的内容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四夷服，单于降，与天无极"。

这下就真相大白了，这是汉朝的一场战争。

千年前的战争画面一下子浮现在了专家们的面前。公元前25年，汉朝统治者英勇善战，不断地扩大自己的领土面积，很多少数民族无力反抗，只能屈服于汉朝的管制。

而这一切差点有了反转，同一年，南羌突然逆反，突如其来的逆反让西汉措手不及。面对如此突兀的情况，将军赵充国主动申请平定战乱。但是赵充国在当时已经是一位年岁过高的老将，汉宣帝并不敢轻易将这个重任交给赵充国。

处于形式的危机，汉宣帝决定让会占卜的钦天鉴，命其对形式进行预测。在观察天象后，钦天鉴和皇帝说了一句话："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大概意思是赵充国英勇无畏，是这场战争的首要人选，并且由他出战，必定会平定战乱。

汉宣帝听从了钦天鉴的建议，命赵充国出战。果不其然，没过多久赵充国便大败蛮夷凯旋而归。于是汉宣帝举国同庆，这件事也被记载了下来。

墓中的主人是皇室贵族，亲身经历了这件事，十分的喜悦，便将这件事记载在了一块布上，一部分记在了妻子的裤子上。一块小小的织锦护臂，让我们对汉朝的历史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

每一件古物都有它的价值，每一件古物也有它的存在的意义。织锦护臂不仅彰显了西汉丝织工艺的魅力，同时还将传统的爱国情结传递到了今天。

古人们的智慧使我们佩服，钦天鉴通过观察行星得出的结论虽然没有科学依据，但是却鼓舞了人心，让朝廷中的战士们认为这场战争势在必得，取得胜利也成了必然。

这一点在《汉书·赵充国传》就记载了过一场西汉讨伐西羌的战争，古代“中国”都是有着地域概念，指中原、中土，至于五星，是古代占辞术语，指五大行星，即：水、火、木、金、土。在古代是：岁星、荧惑星、填星、太白星和辰星，这从织锦五种颜色也可以分辨出来，在秦汉时期，最常用的是“青赤黄白黑”而织锦用了“青赤黄白绿”，可能是因为黑色不够靓丽采用绿色。

“五星出东方”就是五大行星同时出现，可能是“五星连珠”，由于五大行星围绕太阳公转时间不同，它们交汇概率十分小，而古人以观天象占卜，这种特殊异象也是被赋予了意义。

“五星出东方”织锦护臂的出现，重现了当时汉王朝的强大，诠释了华夏民族当年无比辉煌的历史。不仅如此，它作为一件最早出现“中国”两个字的丝织品，完整无误明确了“中国”的定义，称其是我国一级国宝，完全是实至名归。

美国学者班大为，在他研究中国五星聚的论文当中，就推算出了下一次五星聚会，时间是在2040年，伴随着这一天到来，中国很有可能会再次走向繁荣富强。

但到了那一天，科学家将在一次对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所蕴含的历史文化有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

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指从古时传抄递印下来的文献，一般来说就是各种古籍；出土文献指的是通过地下发掘得到的各类文献，属于考古文物的范围。

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并不那么泾渭分明，出土文献经历一段时间后必然要变成传世文献的一部分。传世文献，就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如《赫拉克勒斯之盾笺释》，汉译本来自Pelay编写的《赫西俄德的叙事诗》中的希腊文部分，而Pelay编写的这本书，底稿是流传下来的古老手抄本。

具体区别

传世文献常有多版本可以互证，比如说慕尼黑版本、牛津版本等等，多是中世纪的传世抄卷。而出土文献分广义狭义，广义的出土文献是相对于传世文献而言的，即考古发掘出土的文字材料，都可叫做出土文献。狭义的概念，一般是指出土的书籍。

例如这条旧闻《希腊考古引发人们对荷马史诗之谜的新关注》，讲2018年在希腊奥林匹亚出土了一块泥土版，是公元三世纪前的文物，上面雕刻着《奥德赛》中的十三行诗句，号称在希腊境内发现的目前最早的荷马史诗文字记录，这就是典型的出土文献。

中国八大国家级博物馆排名如下：

1、故宫博物院

位于北京故宫紫禁城内，是世界三大宫殿之一。现有藏品总量已达180余万件（套），藏品总分25种大类别，其中一级藏品8000余件（套），堪称艺术的宝库。

2、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国国家博物馆，简称国博，位于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东侧，东长安街南侧，是历史与艺术并重，集收藏、展览、研究、考古、公共教育、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

国博现有藏品数量140余万件，涵盖古代文物、近现代文物、图书古籍善本、艺术品等多种门类。其中，古代文物藏品815万件（套），近现代文物藏品34万件（套），图书古籍善本24万余件（册），共有一级文物近6000件（套）。

3、台北故宫博物院

台北故宫博物院又称台北故宫、中山博物院，是中国大型综合性博物馆、台湾规模较大的博物馆，也是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研究古代中国艺术史和汉学重镇。

台北故宫博物院建造于1962年，1965年夏落成，占地总面积约16公顷。台北故宫博物院为仿造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主体建筑共4层，白墙绿瓦，正院呈梅花形；院前广场耸立五间六柱冲天式牌坊，整座建筑庄重典雅，富有民族特色。

4、南京博物院

南京博物院，位于南京市玄武区中山东路321号，是一座大型综合类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占地70000余平方米，设立历史馆、艺术馆、特展馆、非遗馆、民国馆、数字馆六大馆，“一院六馆”各有侧重。

南博拥有各类藏品43万余件（套），上至旧石器时代，下迄当代，既有全国性的，又有江苏地域性的，珍贵文物数量居中国第二，仅次于故宫博物院。

5、陕西历史博物馆

陕西历史博物馆，是首批中国“4A”级旅游景点，中国第一座大型现代化国家级博物馆，被誉为“古都明珠，华夏宝库”。博物馆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小寨东路91号（大雁塔西北侧）。

馆内主要分为三个展厅，分为七个部分，精选的2000余件珍贵文物。陕西历史博物馆被中国文物学会、中国建筑学会评选入“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

6、上海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位于黄浦区人民大道201号，创建于1952年，是一座大型的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的收藏、研究、展览和教育以中国古代的艺术品为重点，馆藏文物近102万件，其中珍贵文物14万余件，尤以青铜、陶瓷、书画较为突出。

现有十个艺术陈列专馆、四个文物捐赠专室和三个特别展览厅，着力体现各艺术门类的完整发展历史，体系之完整、藏品之丰富、质量之精湛，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7、湖南省博物馆

湖南省博物馆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东风路50号，是湖南省较大的历史艺术类博物馆，是以保护、传承优秀历史文化为己任，集文物征集、收藏、研究、展示、教育、服务于一身的博物馆。

湖南省博物馆占地面积49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91万平方米，现有馆藏文物18万余件，尤以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商周青铜器、楚文物、历代陶瓷、书画和近现代文物等较具特色。

8、湖北省博物馆

湖北省博物馆，筹建于1953年，坐落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风景区。博物馆占地面积81909平方米，建筑面积49611平方米，展厅面积13427平方米，有中国规模较大的古乐器陈列馆。湖北省博物馆是湖北省规模较大、藏品最为丰富、科研实力最强的国家级综合性博物馆。

以上内容参考 -陕西历史博物馆

虽然在古代没有现代这样发达的科技，在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是非常不便利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更能看出古人的聪明，从四大发明的问世开始，促进了全球科技的发展，只是在清朝的时候这种特点没有被更好地利用，不然相信我们的古代发明不止会这一点。虽然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但是在秦朝科技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反观汉朝，不仅比秦朝繁荣而且科技等方面更是有了质的飞跃，考古学家找到汉墓出土2本失传古籍，本本改写世界历史，西方专家：这不可能！

造纸术的出现，让古代人们文化传播越来越方便，因为纸张的出现记载也方便了很多，而这一方法的出现也让考古学家们挖掘到许多古代的记载，有利于研究历史。而古代人们的农用，药用等都有详细的记载，乃至古代数学也让我们再次大开眼界，我国最早关于数学的记载是战国时期的“乘法口诀”，这是我国特有的发现。不仅如此三国时期的《九章算术》也被我们很好地运用到了现在生活中，而还有一本关于算数的古籍，比《九章算术》还要早。

在江陵的张家山中，发现了一个很大的汉墓群，虽然同样是大的古墓，但是这个汉墓群却和其他墓不一样，其他墓中只能挖掘出很多的青铜器，金银珠宝等，但是这个汉墓群却让考古学家们挖掘除了震惊世界的两本珍贵文物，那就是《引书》和《算数书》，详细研究会发现这两本足以改进世界历史。

《引书》是一本养生之书，是道家的养生之道。书中的许多记载都是如何调理身体和健康生活的，而且在里面还记载着下颌关节脱位整复术和叩齿术。这些记载都让我国的医术比西方先进了很多，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国家从古代就有了这些详细的记载，怪不得西方国家不敢承认，直呼：这不可能！

还有一本书《算数书》是记载数学的书，它比出现在三国时期的《九章算术》还要早，甚至要比它早九百年，这本书也改进了世界历史，里面记载了关于数学的其他算法，这是属于炎黄子孙的文明，可见在古代虽然没有其他的辅助，我们的先祖们也会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新的发明。

这两本书的出现，让我们不得不惊叹古代文明的先进，这次的发现也让世界文明史有了新的发展。两本不同领域的书都足以体现了我们的古代文明是比西方还要先进的，虽然他们不同意，但这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深衣》是《礼记》的第三十九篇。郑玄《礼记目录》曰:“名曰《深衣》者,以其记深衣之制也。”《礼记·深衣》有云：深衣“完且弗费．善衣之次也．”关于深衣的形制，从东汉经学家郑玄始至当代学者，历来诸家聚讼不已，存在的主要分歧是“续衽钩边”的问题。历代儒家学者但凡学有所成者，都对研究深衣形制十分有兴趣，历代经学家都有其见解和研究成果，其中比较出名的，有宋代大学者司马光的“温公深衣”（司马光册爵为温国公），宋代理学大家朱熹研究的“朱子深衣”，明代黄宗羲的“黄梨洲深衣”，清代学者江永的《深衣考误》和任大椿的《深衣释例》中亦有他们对深衣的全面见解，有不少研究者认为他们两位的研究成果是目前最博采众长、考证精审的，但受限于清代统治者的压制，两位并无制衣实践的机会。

深衣作为华夏民族传承时间最久的传统服饰之一，其典籍基础来源悠久，最早见载于《礼记》，这个名词也来源于《礼记》。

现列《礼记·深衣第三十九》原文如下：

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短毋见肤， 长毋被土。续衽钩边．要缝半下．袼之高下．可以运肘．袂之长短．反诎之及肘．带．下毋厌髀．上毋厌胁．当无骨者．

制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袂圜以应规．曲袷如矩以应方．负绳及踝以应直．下齐如权衡以应平．故规者．行举手以为容．负绳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义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下齐如权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圣人服之．故规矩取其无私．绳取其直．权衡取其平．故先王贵之．故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完且弗费．善衣之次也．

具父母．大父母．衣纯以缋．具父母．衣纯以青．如孤子．衣纯以素．纯袂．缘．纯边．广各寸半。 东汉郑玄是《礼记》的一位至关重要的注释者，他的注释是《礼记》后世研究者的研究基础，以下所引为郑玄注《礼记·深衣》宋刻本影印件。

郑玄对于深衣概念的完善，有一个重要贡献，那就是第一次提出了对原文中“续祍勾边”所指具体内容的猜测，郑玄注曰：“续，犹属也。衽，在裳旁者也。属，连之，不殊裳前后也。钩，读如“鸟喙必钩”之“钩”。钩边，若今曲裾也。续，或为“裕”。”

这里的“曲裾”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书》，年代为西元79-105年，其义不详，但与“交输”一词同时出现，关系亲密。之后出现在东汉郑玄对《礼记》和《仪礼》的注释中，年代大约在西元160－190年左右。之后，唐代、宋代皆有提及。在这段时间里，“曲裾”的意思大概是深衣上的一种“续衽”。 《礼记·深衣》孔氏正义曰:“所以称深衣者，以余服则，上衣下裳不相连，此深衣衣裳相连，被体深邃，故谓之深衣。”

而孔颖达对深衣的注解最大的贡献，在于第一次将《礼记深衣》中“制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理解为深衣下摆用六幅布“交列裁之”为十二片。这也成为了后来各版本深衣的共识。

唐代孔颖达对郑玄的注进一步作疏（资料为引用，序号为资料作者所加）：

1）、‘续衽钩边’者，衽，谓深衣之裳，以下阔上狭，谓之为‘衽’。接续此衽而钩其旁边，即‘今之朝服有曲裾而在旁者’是也。

2）、‘衽当旁’者，凡深衣之裳上二幅，皆宽头在下，狭头在上，皆似小要之衽，是前后左右皆有衽也。

今云‘衽当旁’者，谓所续之衽，当身之一旁，非为余衽悉当旁也。

3）、云‘属，连之，不殊裳前后也’，若其丧服，其裳前三幅、后四幅各自为之，不相连也。

今深衣裳，一旁则连之相着，一旁则有曲裾掩之，与相连无异，故云‘属，连之，不殊裳前后也’。

4）、云‘钩，读如鸟喙必钩之钩’者，案《援神契》云：‘象鼻必卷，长鸟喙必钩。’郑据此读之也。

5）、云‘若今曲裾也’，郑以后汉之时，裳有曲裾，故以‘续衽钩边’似汉时曲裾。

今时朱衣朝服，从后汉明帝所为，则郑云‘今曲裾者’，是‘今朝服之曲裾’也。其深衣之衽，已于《玉藻》释之，故今不得言也。 朱熹复原的深衣被称为朱子深衣，被记载于朱熹撰写的《朱子家礼》之中，原文较长，可参看“朱子深衣”词条。

相较于之前各版本的深衣，朱子深衣最大的特点是原文记载“如今之直领衫”是由直领穿成交领的。朱子深衣的结构和穿着前后效果如图所示。

同时，从朱熹起，幅巾和深衣便牢牢的联系到了一起，称为深衣礼服的首服。此后的明代文物和容像都说明在深衣结构款式改变的情况下，幅巾的功用并未改变。 明式深衣并不是典籍记载的深衣，他来自于出土文物和明代容像画，在出土文物中最著名的要数张懋墓出土的深衣，其结构保持完整，并同时出土了完整的大带， 可以看出其结构和用料。

同时在著名典籍《三才图会》上也有对明代流行深衣款式的详细描画。其中就提出了一种“新疑深衣图”和出土文物表现的完全一致。 清代江永和任大椿理解中的深衣的形制大致是：上衣用布二幅，共二尺二寸；两袖（即袂）各用布二幅，共用布四幅。袖口（即袪）一尺二寸，袖肩用布二尺二寸。因此两袖的前端下面，因斜裁的关系而成为半圆形。襟分内部和外部，两襟相交，便成方领。 江永认为孔颖达误释玉藻裳幅皆交解，朱子家礼遂承其误，当以玉藻衽当旁郑注为正。

腰围全长七尺二寸，下摆（缝齐）周长为一丈四尺四寸。自腰至下摆为裳的部分，前后各用布六幅，共为十二幅。每幅宽为半幅布，在腰部和上衣连处用布四幅，两旁左右又各缀布两幅，谓之 袵袵上宽四寸，下宽一尺八寸。裳在腰带以下的约四尺五寸，下距地约四寸。衣裳各有缘边，称之为“纯”，衣裳的缘边均宽一寸半，领的缘边则为二寸。

但孔颖达、朱熹、吴澄、江永都没有意识到上衣四幅布八尺八寸，下裳12幅布腰围如果七尺二寸，如何可以对齐缝合？ 深衣之所以领袖群衣，不独在其制度形式，且上下通服，在时间上，流行最久。马端临《文献通考·王礼考·君臣冠冕服》云:“按三代时，衣服之制，其可考见者，虽不一，然除冕服之外，唯玄端(端衣)深衣二者，其用最广。玄端则自天子至士，皆可服之，深衣则自天子至庶人皆可服之……至于深衣，则裁制缝衽，动合礼法，故贱者可服，贵者亦可服，朝廷可服，燕私亦可服，天子服之以养老，诸侯服之以祭膳，卿大夫服之以夕视私，庶人服之以宾祭，盖亦未尝有等级也。”（摘自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

《礼记·深衣》：“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 郑玄注：“名曰深衣者，谓连衣裳而纯之以采也。” 孔颖达 疏：“凡深衣皆用诸侯、大夫、士夕时所著之服，故《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庶人吉服，亦深衣。” 宋 司马光 《独步至洛滨》诗：“草软波清沙径微，手持笻竹著深衣。” 严复《救亡决论》：“ 戴、阮、秦、王，直闯许郑；深衣几幅，明堂两个。”

《礼记·深衣》：“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注：“名曰深衣者，谓连衣裳，而纯之以彩也。”《疏》：“凡深衣皆用诸侯、大夫、士夕时所着之服，故《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庶人吉服，亦深衣。”

现代有研究认为，汉民族历史上的传统服装袍服、禅衣和襜褕都是在深衣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所以在介绍袍服、禅衣和襜褕之前，有必要了解深衣的有关形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