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坦村背靠钟山，前临珍溪。可谓山秀溪美，民风淳朴，历史悠久。在历史上在村前有一道10米宽大道直惯村东西两侧，可惜现今已被铺成青石路，留存千年的花坦大道被人为的破坏殆尽，尽是可惜。据传古铺石路外侧种满鲜花名草，古村民称大道为道坦，故久而称呼村名为花坦。

  现有历史记载花坦建村于唐朝年间。该村朱氏始祖朱兴任永嘉县尉2年后，“见世荒乱，民多聚盗”，“乃置功名于度外，付理乱于不闻”，几经选择，定居于“山明水秀，禽鸟和鸣，林深谷邃，景物幽清”的花坦。此后，朱氏家族人丁日旺。花坦古来曾为朱，黄、柯、陈、马等姓所居，后逐步迁出。或更姓氏，现留下的仍有黄氏数户，其他已大多被朱氏同化，更为朱姓。现今花坦已分为三村，分别为花一村，花二村，花三村。本人就是花三村人，但其实都是一家人，明末元初几乎被元兵屠杀一空。幸有姑婆娘艺高胆大，孤身救下一幼儿，现号称为正一太祖，方得留下朱氏一脉。世代相传，重兴花坦朱氏。（如有时间一定要写下姑婆娘的历史事迹）。可以说没有姑婆娘就没有花坦朱氏。

    据《朱氏宗谱》考证：该村朱氏迁自福建南剑州，与理学大师朱熹同宗。现永嘉县境内的沙头、桥头、瓯北、陡门朱姓族人全部源于花坦。并在南宋至民国近700年间陆续有子孙宗枝迁移到浙江镜内的金华、磐安、三门、乐清、瓯海、瑞安、黄岩、仙居、宁波等第择地建村群居。

  数千年来，花坦村文风鼎盛，人才辈出。花坦建村规划严谨，科学合理。背靠青山，该山脉自西至东，海拔逐渐升高，最高处为永嘉县第六高峰--尼尖峰，海拔681米。该段山峰中下部地势平缓，适宜开辟田地种植作物，上部有悬崖峭壁，坡陡林密，水源涵养丰富。前临珍溪，溪面宽150米，溪滩为洁白的鹅卵石铺地，溪水流动平缓，清澈见底，游鱼碎石，历历在目。村前自东向西建有围墙，全部为原石砌成。围墙座基约15米，高约28米，全长约1500米。东西两头及中间共建有门洞4个，当地人称：石门洞。石门洞高约4米，宽38米，外形呈立体四方形结构，中间为椭圆型门洞。洞内原建有木门，战争或者黄昏时木门予以关闭。村东西建有10米大道一条，2米小道一条；村南北建有3米小道4条，2米小道3条。大小道路纵横交叉，沿10米大道呈树枝状扩散分别。古时民居全部沿大道内侧沿街沿路布局。沿着大道建有该村最重要的宗祠、牌坊、府第等建筑。可惜部分原址已被现代化的房子所取代，但在花三进村处有一城门洞至今保持完好，确实非常不易，这是非常令人欣慰。

花坦自古虽以务农为主，但喜学之风成为村民习惯。自宋词至清朝，有10多人先后考取功名，最高官至御史。出有温州民间流传极广的“布衣文王”--朱墨瞿，他是宋朝宰相王十朋的老师。解放后至90年代大学扩招前，亦有多人考上大学，从事多种岗位，走出家门为国家效劳。

1989年，永嘉县人民政府将花坦古村落列为保护性古村落，逐步投入资金保护和开发古村。

花坦的遗迹遗址有：

花坦村原有 “乌府”、“黄门”、“奕世簪缨”、“乡贤”、“宪台”、“钟秀”、“公直淳良”、“翕和”、“溪山第一”、“为公宣力”、“鸢飞鱼跃”、“松柏寒贞”等12座牌坊。除“松柏寒贞”外，都是为表彰学人而建。现在仅存“溪山第一”、“乌府”和“宪台”三座，余已相继毁坏。

宪台牌楼为四柱三层木构建筑。明武宗弘治十八年（1505），温州知府李端为纪念任过四川按察司佥事的朱良以而建。

“溪山第一”牌匾为明孝宗赐给布衣状元朱道魁（号墨癯）的匾额。后裔朱腆建六柱一开间牌楼，悬于攀间额枋上。

宗祠

敦睦祠（乌府）前为五朝门，五开间，四合院式。明正统年间（1436～1449）为山东道监察御史朱良暹而建。朱良暹的后裔朱景染家，至今还存有明英宗朱祁镇于正统十年（1445）正月初四日赐给朱良暹父母的敕书各一幅。

书院

文化遗迹还有西园书院、白岩书院、文昌阁等。

花坦村马湾一条小巷的北端，有3幢古老住宅。一幢在西侧，长条形，单层，七开间。另外两幢在东侧，一幢是五开间的长条形住宅，另一幢是一座四合院，共有24间。后院有一口井，井圈上刻“大宋宝庆二年丙戌（1226）”，字迹还隐约可辨，乡人都称这几幢住宅为“宋宅”。其中一有坐就是我小时候住过的房子，可惜保护欠缺，日久失修，甚为可惜。

  花坦承载着千年的文化古村，一直是一块历史的活化石，千百年的风雨中，走过那坦中的石板路，似乎可以穿越到千年的文化古道，感受那祖祖辈辈留传下来的美丽传说，有著许多美丽动人的故事一直留传至今。欢迎海内外的朋友来花坦观光旅行。

  旅行线路：从高速温州沿楠溪江杭州方向，至花坦出口，驱车十五分钟便可到达。（以上部分来自于网络）朱文杰整理发布。

6

　　耕读文化

　　"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耕读文化是楠溪江古村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者也可以这么讲，离开耕读文化来谈楠溪江古村文化是不现实的，也是难以想象的。 楠溪江现存古村落的建筑都非常简朴天然，几乎全是由素木蛮石、粉壁青砖构筑，然而它们富于野趣，着眼于自然美，取于自然，却高于自然；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将人工美、艺术美与自然美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楠溪江增添了动人的魅力。这种建筑风格、材料反映了楠溪江一带的乡民们历来对文化的追求与对自然的热爱，同时也反映了他们浓厚的生态环境意识与人道思想。 耕读生活早期作为文人的一种理想，起源于隐逸，是儒家"退则独善其身"和道家"复归返自然"的人格结构，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有着很高的道德价值，意味着高尚、超脱，是古代士人们这个知识阶层陶情冶性的寄托。特别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在崇尚自然、追求虚静、逃避现实和向往一种原始自然状态的生活方面，似带有更浓厚的浪漫色彩。受孔孟老庄之道影响，楠溪江历代人们都很重视礼乐教化，同时，晋、宋两次人口北南大迁移使不少文化水平很高的仕宦迁居楠溪，在此建村落户，择地定居，他瘊更期望后代儿孙能够继续"读书人仕，光宗耀祖"。"读可荣身，耕可致富"成为他们宗族的传统，世代相袭。 耕读生活最早起源于何时，现在很难确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与我国古代的"厚本抑末"或"重农轻商"思想不无关系。由于一些士子人在官场，身不由己，看到朝廷的腐败，官场的黑暗，大有屈原"众人皆浊吾独清，众人绵醉吾独醒"的愤世疾俗之慨叹，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不愿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不愿过"纸醉金迷、奢侈无聊"的生活。那时，在士大夫圈子内，多不以高官厚禄和荣华富贵为荣，不少文人雅士避风尘，脱民俗，遨游名山大川，以情寄山水，更有甚者，藏身于山林过着隐居生活。同时，他们也不想轻生，以死谢世，便产生退隐山林的念头，而工商业者由于地位低下，心高气傲的士子们无法屈身迎合，便躬耕畎亩阡陌之间，过着逍遥自在、与世无争的生活。种几亩薄田，养花植草，畅游山水，吟诗题赋、抒发性情。其实，"耕"似乎只是象征性的，士子们亲自躬耕是极少的，他们只不过是寄情山水，在青山秀水间吟诗题赋、修身养性罢了。这样的耕读生活说穿了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耕读生活。然而不管怎样，他们在村落规划与建筑中极力塑出一种文人们所特有的恬静淡雅的趣味，浪漫飘逸的风度和朴质无华的气质与情操。在楠溪青山秀水漳创造出一座又一座文质彬彬、富有田无野趣的村落。 到了宋代，耕读文化却由于科举制度的演进而得到改造与加强。科举制度起源于隋，发展于唐，它本是朝廷为遴选官吏、开科取士而设，但是它的推行却间接地提高了各地士子学习文化的积极性，进而普及了文化。宋代扩大了科举录取名额，同时改善了考试方法，再加上雕板活字印刷盛行，尤其是北宗仁宗皇帝的几条科举政策有力地推动了耕读文化的发展：一是规定士子必须在本乡读书应试，使各地普设各类学校；二是在各科进士榜名的人数，给南方各省规定了优惠的最低配额；三是规定工商业者和他们的子弟都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只准许士、农子弟参加，从而大大地激发了普通人家对科举入仕的兴趣，连农家子弟也看到了读书入仕、光耀门楣的希望。"朝为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再是天方夜谭式的恶梦，而是实实在在的希望，于是牛角挂书、柳枝为笔、沙地练字、田头秀才代不乏人，屡见不鲜。在文化得到普及的同时，也赋予了耕读文化以新的内涵，于是真正意义上的耕读文化出现了。 楠溪江流域有谢灵运、陶弘景等六朝高士启蒙于前，有张九成、王十朋等历代文人代成于后，旧、新两种耕读思想都深入到了楠溪江山陬水涯的每一个村落。这样，独具特色的农村文化--耕读文化便在楠溪江扎根开花，并且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对后世影响极大。"读可荣身，耕可致富"成为楠溪江历代居民们所追求与向往的生活。每个宗族都在各自的"家训"、"族谱"里明确规定，子弟务必要读书，如芙蓉村《陈氏宗谱》说：凡吾族子弟，为士者须笃志苦学，以求仕进；为农者须勤耕贸迁，以成家业，即甚贫乏者，亦宜清白自守，切不可习为下流，玷坏家声……"陈氏宗谱中记载的这种耕读社会传统，迄今仍盛传不衰，芙蓉村内"姓族繁兴，风气淳美，人尚礼教，家重师儒，弘诵之声，遍于癌里。"鹤阳村《谢氏宗谱·家训》里说到，要"以耕读为业"。《谢氏宗谱·族规》中就耕读一条记着："读可荣身，耕可致富，勿游手好闲，自弃取辱，少壮荡废，老朽莫及"。坦下村《陈氏宗谱·家训》说得更为明白详尽："祖宗家法，以忠孝节义为纪纲，以耕读勤俭为本务"。枫林村元益公祠内的一幅楹联写道："教子孙两行正路克勤克俭；继祖先一脉真传 惟读惟耕。" "溪山揽胜怀先哲，门第添辉望后昆"。为了让本族子弟读书入仕，楠溪沿岸各村纷纷兴学。在两宋时代，理学盛行，而理学传播的重要途径是设立书院收徒讲学授课。书院之设，始于唐而兴于宋，初设时只是作为官方的一种注疏机构，而后则逐渐发达起来。我国一些著名的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崇阳书院、岳麓书院、睢阳书院等便是这段时间兴起的。南宋时，私人书院开始盛行。书院一方面可以讲学传播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学术，另一方面则是供人潜心学习，为应考科举作准备。 南宋龙图阁大学士王十朋在《送叶秀才序》里面说永嘉，"谊礼之学甲于东南，笔横渠口伊洛者纷如也，取科弟，登仕籍，多自此途出。"说明了当时楠溪中游渠口一带耕读文化的空前状况。楠溪江兴学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是聘请老师主持义学或义塾，二是由宗族出面利用房族祠产，盗助家境贫寒子弟读书入学。岩头村《金氏宗谱·家规》说得很明确，"每岁延敦厚博学之士，以教子弟，须重以学俸，隆以礼文，无失故家轨度。子弟有质士堪上进而无力从学者，众当资以祠租曲成之。"楠溪江其余各村各族祠下大多规定，凡进县、府学读书和赴府、省应试，费用由祠下公出。中试以后，祭祖和各方打点等开销也由宗祠支付，族中公有学田收入全用来兴学。一直到解放前夕，凡考上高中、大学的学生，还需用宗族祠产或公有学田收入来交学费，可见对文化教育的重视。 古代楠溪江流域的义学（或义塾）对在学子弟的操守品行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如鹤阳村《谢氏宗谱·义子条规》里说："义学之设，原为国家树人之计，非以为后生习浮艳，取青紫已也。凡系生徒，务须以白鹿洞规身体力行……凡肄业弟子，必须一举足疾徐，一语言进止，事事雍容审详，安雅冲和。"因此，这一带的士子们对于传授儒家伦理、维系封建秩序是很自觉的，如花坦村朱谧"读书好古，淳朴自持，利欲不能移其心，荣禄不足夺其志，孝以事亲，友发处弟。"又如渠口乡塘湾村《郑氏宗谱》讲述乡坤郑旦谔"旷达多才，好稽古，善词赋。筑美室，置图书，列古画玩物以供清赏。读诵之暇，惟以弹琴栽花为乐。遇风日晴和，则汲泉煮茗，拂席开樽，与二三知己，啸傲于烟霞泉石间，不复知有人世荣辱事。且课子有程，义方之外，更以诗书陶冶其气质。"有些乡坤则直接担任教育工作，如宋末无初鹤阳村的谢梦符，"博学经史，推重多时……丰义整肃，衣冠严雅，为缙绅表率。时称为宿儒长者。" 家族子弟科举功名成就是整个宗族的光荣。博取功名者一律载入宗谱，在整个家族的各种庆典仪式也可享受特殊的荣耀。旧时，祠堂的匾额和楹联，除了颂扬先人辉煌的功绩外，就是炫耀族人的举业和仕途。渠口乡豫章村胡氏大宗祠有一副楹联写的是："翰墨流芳成世衣冠开砚沼；诗书继美千秋换文章。"枫林村徐氏大宗祠的一幅楹联则是："祠傍大门台念祖肇迹发祥忠孝诒谋垂百代；行分四宅派愿后人继志述事贤亲济美颂千秋。"而碧莲永嘉郡祠一幅颂扬刘基的楹联则这样写道："学为帝师开国文臣第一，才称王佐渡江策士无双。""为帝者师，为王者令，亘古中山第一；如日之光，如月之明，于今碧水无双。"这是碧莲上村刘氏乃至温州刘氏家族几百年来一直所津津乐道的"喜"事。而宗族每逢修谱（或称续谱、圆谱）及其他重大节庆时，则将历代曾荣任高官的先祖画像或图牒与牌位供在中堂后檐的照壁上，供族人瞻仰，引以为自豪，同时也意在激励族人要继续读书入仕，博取功名，光耀门楣。珍溪《朱氏合族副谱》在一篇题为《如在堂记》的文章中，把对子弟科名的殷切期望作了充分的描述："使我拥书万卷，何减积粟千钟，然而后之子若孙，苟不忘此意，必将奋志诗书，骧首云达，上以绳其祖武，下以贻厥孙谋，无忝先世科甲之荣，丕振前朝理学之绪，则不惟有光于先祖，亦且善述乎大宗矣！"这种耕读理想，几成楠溪江人的传统。在地域偏僻、交通闭塞的村落里，勤耕善读，语言极昭彰，文风之盛，科甲成就之辉煌，就全国乡村来讲，也是极为罕见。"杭州要数三春老娘的麦饼喷香，温州就数朱墨瞿的笔墨文章。"明朝孝宗时花坦村有"溪山第一"之誉的布衣状元--朱墨瞿（1438-1519年）不仅是珍溪珠氏合族的光荣，也是整个永嘉乃至温州地区的光荣，历来为楠溪人所津津乐道。而花坦一带自古以来学风甚盛，这从其宗谱中可略窥一二，"不学则夷乎物，学则可以立，故学不亦大乎。学者尽人事所以助乎天也。天设其伦，非学莫能敦。人有恒纪，非学莫能叙。贤者由学以明，不贤者废学以昏。大匠成室，材木盈前，程度去取而不乱者，由绳墨之素定。君子临事而不骇，制度而不扰者，非学安能定其心哉。是故学者君子之绳墨也。"这种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对文化的深刻理解与精辟见解，无疑给楠溪江深山幽谷间的古老村落蒙上了一层浓郁的书卷气息。 在浓郁的耕读文化思想影响下，楠溪江历代簪缨迭起，名家辈出。清朝道光三十年，鹤阳村《重修谢氏宗谱序》中说："读书继美，比户可封；游庠之士，指不胜屈。"除"皇佑三先生"、"元丰九先生"、"淳熙六君子"、"永嘉四灵"之外，芙蓉村"十八京亘"，同朝为官，豫章村一门三代五进士，溪口村一门四代六进士，更是让人瞩目楠溪。此外，塘湾村有郑伯熊两兄弟都是南宋进士。郑伯熊"德行夙成，尤邃经学。登绍兴第，历官国子司业，宗字少卿。乞外，以龙图阁知宁国府。卒谥文肃。……弟伯英、伯海皆知名，由是永嘉之学宗郑氏，有《郑景望集》。"郑伯英是隆兴癸未（1163年）进士，著有《归愚集》，郑伯海是绍兴辛未年进士，设帐授徒，从学者常达数百人。 这里有必要对溪口戴氏略作介绍。据史书载，溪口村戴氏祖由闽迁往台州仙居，北宋时，始祖戴述到永嘉教书，元符三年登进士，与其弟戴迅从二程学，以理学著名，世称"二戴"。南宋嘉定年间，戴述之子戴栩，尝从学叶适，登进士第，其著作有《五经说》、《诸子辩论》、《东都要略》等；淳熙五年，戴迅之子戴溪考中进士，由礼部郎中凡六转为太子詹事，兼秘书监，……权工部尚书，除文华阁学士，卒赠端明殿学士，谥文端。太子景献亲书《明经》匾其堂，有《岷隐集》。绍熙庚戍年，戴溪弟戴龟年之子、于武夷从学于朱熹的戴蒙考中进士。淳佑辛丑年，戴蒙之次子戴侗又孝中进士。戴氏家族为标榜这一功名盛事，在溪口戴氏大宗祠题有一幅楹联："入程朱门迭奏埙 理学渊源双接绪；历南北宋并称邹鲁春宫第甲六登墀。" 值得一提的是，据乾隆《永嘉县志》记载，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在任两浙东路常平盐茶公事时，曾慕名探访楠溪江各地的学者，他先到档溪村拜"以理学鸣于世"的刘愈（刘进之），并且这样讲："过楠溪不识刘进之，如过洞庭不识橘。"不巧没有遇到。然后，他又到谢岙访问谢复经，再造访溪口戴蒙、戴侗及蓬溪村李时靖。楠溪江地处荒僻，却与当时的主流文化保持这样密切的联系，楠溪江流域的学术文化能吸引一代理学大师的屈身寻访，实属难得。 然后，楠溪江耕读文化培养出来的乡村知识分子虽多如牛毛，科场得意的毕竟只是凤毛麟角，成为一代学者的更是寥无几人。落举的田头秀才们大部分留在村子里，与郡县官吏们一道在乡村推行封建伦理教化。"平川日丽嘉禾秀，仁里风高俊彦多"。这些"俊彦"们有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书立传，自得其乐，有的则遍游永嘉山水，广交朋友，吟诗作赋，倒也逍遥自在；有的则研究堪舆风水，帮助邻里看龙脉定阴阳择风水，或者替人家撰写楹联字幅，或设私塾招徒授课与家教；有的则参与宗族谱牒修编，掌握着宗族的大权……具体不一而足。花坦珍溪《朱氏宗谱》中一篇题为《廊下即景诗序》里说到，"是乡秀士成群，多含英呕华之彦，古怀如晤，有庄襟老带之风，可谓文质彬彬，野处多秀者也"。乡村读书人成为楠溪江历代农村敦品励行的榜样，对于乡村事务也有着直接的影响。不过，楠溪江的乡村知识分子身上兼有儒、道双重思想。按照儒家的理想，他们进则庙堂，退则山林，然而当他们身处山水之间的时候，生活极尽淡泊恬适，饱含着道家"复归返自然"的思想境界。他们的这种思想，折射到楠溪江古村建筑上，使楠溪江古建筑显得特别亲切自然而极富人情味儿。古村建筑折射出的儒道相互交融的双重思想在苍坡村显得尤为明显。苍坡村以文房四宝思路建村，显然是儒家思想的写照，而从"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来凿东西两砚池的"以水克火"思想都明显受着道家思想与民间堪舆影响，这不能不说是楠溪江古村建筑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特点。"儒、释、道"三教合流是南朝齐梁时"山中宰相"陶弘景的杰作，由宋代二程与朱熹的理学来加以阐释与发展，而这种体现在楠溪江古村建筑中的"儒道"合流的思想恐怕还是古代楠溪江历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与聪明的体现，它同时也反映了古代楠溪人强烈的环境意识与独到的审美观念。

朱氏家谱全部的字辈为：君、全、法、贞、虞、坤、仲、罗、舒、烈、曾、明、典、容、黄、殷、虞、泽、宋、叶、陆、铁、润、白、杨、袁、程。

朱姓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人口众多的姓氏。朱人口居全国第13位，主要分布在江西、浙江、安徽，总人口约1500万。朱家族历来重视家谱的发展。

最早的朱家谱是什么时候造的，无从考证。但汉魏六朝时期，朱氏家族已经有了传家宝和家谱。在明代，一个名为玉蝶的皇家家谱是在明太祖时期编纂的。朱的族谱应该是二三十年一编。

我们的家谱延续至今，一般都保存在图书馆里。国内外有许多公私收藏和新建的朱氏宗谱，四川省、河北省、上海市等13个城市都有朱氏宗谱的文献。

迁徙传播：

朱姓发源于今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一带。西周时，周武王封曹挟于邾（今山东曲阜东南），后部分邾人南迁至安徽丹阳、江苏丹徒等地；战国中叶，楚宣王灭邾国，迁邾人于楚（今湖北黄冈西北）。

秦汉时期，朱姓已遍布于中原和华东地区。魏晋时期，朱姓继续南迁，但主要繁衍地仍在淮河及长江下游大部分地区。唐朝时，朱姓已出现在广东。

明朝是朱姓的鼎盛时期，朱姓迅速地向全国发展，居住在闽、粤等沿海地区的朱氏，陆续有人移居台湾。清朝时，进而又有人远徙东南亚及欧美一些国家和地区。

-朱姓

永嘉县历史悠久，远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衍。夏、商、周为瓯地。春秋时期属越国，战国时入楚。汉高祖时属闽越，惠帝三年(公元前192)至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属东瓯国，国都在今永嘉县瓯北镇江北，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属会稽郡回浦县，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为章安县东瓯乡，顺帝永和三年(138)析章安县东瓯乡置永宁县属会稽郡。三国吴太平二年(257)改属临海郡永宁县，东晋明帝太宁元年(323)分临海郡置永嘉郡，改属之。 8BuHx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废永嘉郡置处州，改永宁县为永嘉县，县沿郡名。“永嘉”作为县名自此始，“永嘉”二字，是“水长而美”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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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大业元年(605)恢复永嘉郡。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废永嘉郡置东嘉州，隶括州总管府，析永嘉县之楠溪、西溪两乡置永宁县。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废东嘉州重隶于括州，永宁并入永嘉县。唐高宗上元元年(674)从括州析永嘉、安固两县置温州，治永嘉。唐武后载初元年(689)析永嘉置乐成县后，永嘉县辖境历五代、宋、元、明、清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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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37年(1948)，温溪、石染、西岙3乡划给青田县。1949年5月，永嘉县全境解放。以瓯江为界南置温州市，江北县境置双溪县，治岩头镇。9月21日，双溪县复称永嘉县，移治枫林镇，翌年6月迁治罗浮龙桥，12月21日迁治温州市区九山，1950年5月，将原属温州市属的梧埏、永强、三溪、藤桥4个区划归永嘉县。1958年该4个乡重归温州市，永嘉县治迁至上塘镇。1961年，青田县西岙、石染、上横3乡划归永嘉县。2001年，七都镇划入温州市

文物古迹:《永嘉县志》:

石门山古文化遗址在上塘镇屿门村屿门山上。1963年该地出土石锛、石镞及炊器印纹陶片。石器制作比较粗糙，留有明显砍砸痕迹，系新石器晚期器物。

望钟岭古文化遗址在桥下镇下村望钟岭。1983年当地农民造公路时，发现一把石矛，长18厘米，阔18厘米，双面刃，已经过精磨，尖端刃部锋利，背部丰满，后端后把扁长方体形，有捆扎痕迹，系新石器晚期器物。

瓦窑坦文化遗址在岩头镇苍坡村车门前，面积约500亩，1972年当地村民挖瓦泥时，出土7件磨制的石器，器物装在一只方格纹印纹陶缸中，内有双面刃石矛、石斧，还有单面刃的石锛、石凿。系新石器晚期器物。

正门山文化遗址在上塘镇后村正门山北麓，分布面积约8000平方米，先后出土磨制双面钻孔石斧，双面刃石锛、石矛，单面刃石凿、石镞及捏拍制的夹砂红陶、印纹硬陶陶片。系商周前器物。

屿山古文化遗址位于上塘镇屿山西南坡，面积约4000平方米。1962年当地村民开山造田时，发现留有砍磨痕迹的单面刃石锛、石刀，双面刃石矛、石箭头及炊器类的方格纹印纹硬陶陶片。系商周前器物。

坟园山古文化遗址在桥下镇西岸村坟园山脚，面积约2000平方米。1963年8月，当地村民挖渠道时，出土一批青铜器，其中有铜盆2件，铜铲、铜锸、铜耨各一件，铜矛2件，残铜鼎2件，铜鐎数件(残片)，残铜器盖1件，铁锸1件等。系周代器物。

廊下村古寨遗址位于花坦乡廊下村。该寨建于南宋祥兴年间(1278～1279)，弹石和山块石砌筑，长1500米，高10米，墙脚宽25米，顶端面宽90厘米。墙内壁筑成三级梯形，上级每隔3米设一炮眼，寨墙绕村宅三面。当地《朱氏宗谱》载，幼主赵昺南逃，元兵进入温州时，朱猛善率族人建此寨墙防御。

南崖寨遗址在岩头镇里岙村南面南崖(芙蓉崖)崖顶。顶上平坡，四周峭壁。寨址西北面有生铁液浇的条石踏跺通道。寨址北面留有三口火锅灶痕迹和许多宋代残缺的陶瓷器皿。

凤凰山寨遗址在渠口乡渠口村凤凰山上。三面悬崖陡壁，有一小径可上山寨。寨址分内、外二道城墙。外城墙长达100米，分二级，高325米，南端头有一开三门；内墙长100米，高185米，结构和外墙相似。寨内地广坡陡，至今尚可见到当时居住宅基。

浦石青峰山寨遗址在瓯北镇礁头村青峰山顶。清咸丰四年(1854)有一支太平军南下在此扎营立寨。山寨面积2000平方米，寨墙绕山顶一周，东向设一寨门通小径，西向依山势修建三道寨墙，每道寨墙呈圜形，中门置一狭险的进出口，寨内有了望台，至今尚留有残缺的餐具。

箬岙后背山窑址在东岸乡箬岙村北后背山南面斜坡上。拱顶和窑壁用生坯砖砌成，内壁可见烧结面临(窑汗)。采集标本主要为青瓷。器物有短颈环耳罐、敛口浅腹钵、直口半球形碗以及罍、瓿等。标本烧制时间为东汉。

殿岭山窑址在东岸乡芦田村殿岭山北向山坡，面积约500平方米，现存堆积层厚12～15米。产品有青瓷和褐色瓷两种。器物有罍、罐、钵、碗、洗、瓿等。瓷化程度高，发音清脆。浇制时间为东汉。

坦头窑址在罗溪乡坦头村坦头坟山麓。坐西北朝东南，面积约2000平方米。产品有碗、罐、壶、钵、罇、盆、盂、盏等，以碗、壶为大宗。其胎质细密，厚薄均匀，呈现色白中泛灰。烧制时间为唐至五代。

启灶窑址在罗溪乡启灶村坟山南麓，面积约800平方米。产品有碗、罐、壶、瓶、盘、盏等，以碗、盘为大宗。其胎质细密，胎面平整，呈色较白。烧制时间为唐至五代。

下坟山窑址在岩头镇下村坟山山麓，面积约2000平方米。堆积层厚约2米，内含丰富，以青釉及青釉褐彩为主，辅以少量黑褐色釉。器物有碗、罐、钵、罇、壶、瓶等，胎质坚细，白中泛灰，釉色稳定，釉层较薄。烧制时间为宋代。

瓦窑山窑址在仁溪乡上三房村瓦窑山麓。坐西朝东，分布面积6000平方米，堆积层厚1米。产品有碗、盘、罐、盏等。胎质细密坚硬，呈灰白色。里外施釉，釉色淡青，匀净光亮。制作时间为宋代。

渡头山窑址在港头乡渡头村龟山南麓。分布面积为1000平方米，堆积层厚约2米，未见窑床。产品有碗、盏、罐、瓶、碟。胎质细密坚硬，呈色灰白，釉色有青中泛绿和青中泛黄两种。烧制时间为南宋至元代。

钟山窑址在桥下镇下近村。坐北朝南，分布面积约300平方米，堆积层厚约1米。产品有碗、盘、罐、炉和高足杯等。器物胎质坚硬细腻，白中带灰。釉色有梅子青和豆青两种。该窑址为温州元代外销瓷窑址之一。

眠牛山窑址在桥下镇下近村，与钟山窑址隔溪相望，堆积层长50米，宽30米，厚3米。窑床高18米，宽2米，窑顶拱券用刀形土坯砖侧向横砌。产品有碗、盘、罐、炉、盂、盏、洗、水注、器盖及高足杯等。釉色有粉青、梅子青和豆青三种，外观晶莹如玉。器物胎质坚硬细腻，白中带灰，该窑属元代龙泉窑系。

屿塘山墓葬群在瓯北镇清水埠屿塘山。分布面积约7000平方米。1982年、1992年两次发掘清理东晋、南朝砖室墓7座。墓高19米，长12米，进深4米。出土器物有瓷器、铜镜、滑石猪等。瓷器分青瓷、黑瓷，青瓷有盘口壶、鸡首壶、砚台、罐、虎子、唾壶，黑瓷有鸡首壶。

丁山古墓葬群在瓯北镇礁下村，面积约1800平方米，系晋到南北朝的古墓。1958年发现数座，后在开垦建设时屡有发现，墓室横截面呈拱形，墓砖上刻古币纹饰。出土随葬品有瓯窑生产的晋代瓷狮形烛台、水盂、杯、唾盂、盘口壶、鸡头壶、钵、碗、四系罐。

白沙古墓葬群在桥头镇白沙村西前山坡。1982年当地村民建房挖基时发现墓葬，以后多次发现类似墓葬。属土坑墓，口大底小，墓壁斜状。其中出土的铜境、古币、瓷瓶、碗、瓷器、属五代瓯窑产品。

郑伯熊墓在花坦乡东村证觉寺后山。占地1000平方米，平面为纵椅形，墓穴及墓一、二坦均用花岗岩块石砌成。

郑伯英墓在花坦乡东村证觉寺后山。占地960平方米，平面为长方椅形，进深45米，面宽27米，分墓穴、墓坦、墓院。

戴溪墓在朱涂乡石马岙村。墓呈纵长方形，深375米，宽204米，占地765平方米。墓穴成半圆形，进深72米，前面宽144米。墓院成横长方形，对列石狮、石羊、石马、石俑及石牌坊、石亭、石塔。"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破坏，仅留石马二匹。1987年重修。

朱直清墓在花坦乡廊下村吕公山西面山坪上。有"宋太师朱氏九世祖直清公墓"墓碑。离墓地60米处，建有石碑坊，两面对列石将军、石狮、石羊等。过牌坊，有墓道经"五凤楼"直达墓前。墓占地450平方米。祭台前左右对立石马、石俑，该墓石雕，造型优美，线条流畅，别具一格。

戴蒙墓又名进士坟，在溪口乡溪村坪岭头山脚，戴氏宗祠右侧。墓地坐东北朝西南，占地6835平方米，平面成横长方圆圜形，分墓院、墓坦、墓穴三部分。初建于南宋，1975年重修，并立有墓碑。

陈虞之墓在岩头镇里岙村西南鸡头垄山麓，岩下寺洞桥边。墓式简朴，墓门已毁。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重修，立"宋直士秘书省校勘兼国史院云翁陈公暨殉节夫人赵氏之墓"墓碑。

潘希圣墓在路口乡柯斯湾村五雷山麓。建于南宋。墓坐南朝北，椅形，分上下二级墓坛。墓穴用青块石、条阶石垒砌，占地284平方米。墓穴后壁正中竖墓志碑。

兰玉台在鹤盛乡鹤阳村东山一石壁上，阴刻篆书，碗口大小，左侧署刻楷体"至正乙巳闾人谢瑀书"。

临流亭在鹤盛乡鹤阳村"兰玉台"摩崖下水滨，当地画家谢庭循(1377～1452)题书。

砚台岩在瓯北镇罗浮村蛇山南麓。岩高5米，宽2米，自左至右刻"砚台岩"3字篆书，右侧直刻书"万历甲申孟夏潘司理过访华源林大夫游此巴东淇行卫承芳题"。

虎踞岩在乌牛镇山下村东蒙山天然道观前巨岩上。刻于清同治十一年(1885)间，行书，每字高115米，宽285米，天台山桐柏宫方丈闻朴道人题。

虎岩在瓯北镇中村虎岩山麓。面幅高116米，宽285米。温州专员曾养甫书。

云深处在梅岙乡下岙村水口头山攀岩上。民国元年(1912)徐岙生员胡庆熙书，行书，面幅高175米，宽035米。

圣旨碑原在梅岙乡中村徐岙山麓大枫树下，碑高175米，宽087米，厚012米，题盖面阴刻楷书"圣旨"二字，下刻"旌表永嘉徐浚常尚义君"。题盖背面下嵌碑文，记载朱元璋部将率兵攻打温州，兵困屿钟山数年，粮尽，当地徐浚常助粮等情况。该碑已由文化馆收藏。

吕斌墓志铭碑在罗东乡南岙村凤凰山。明弘治十四年(1501)立，坐北朝南。正面题盖凿刻"圣旨"楷书，碑文中有一幅线刻人像。背面题刻"明故承事郎吕斌君墓志铭"篆书，下刻"吕斌以纳谷而得义官，皇帝敕旨立碑"志铭文。题盖文字周围和碑文沿边刻有如意云头花纹。碑宽097米，高23米，厚015米，碑座宽046米，往昔105米，高044米。

渠川宗祠碑记位于渠口乡渠口村叶氏宗祠门口。文记渠川(渠口)始祖自宋代由闽徙入，后来宗祠毁于兵燹。明弘治甲子年(1504)集资重建。碑高181米，宽074米，厚021米，质为青石，碑文周围刻如意云头纹饰图案。

徐氏祠堂碑志位于碧莲镇下村徐氏宗祠内。记述碧莲徐氏源出明伛王后，汉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避乱江苏，居婺州东阳后徙此。祠中分立二碑，左碑题盖嵌"莲川徐氏重建祠堂记"篆书，碑身刻祠堂记文，背面刻田契，立于大明正德十二年子丑(1517)。左碑题盖面刻嵌"莲川徐氏祠堂碑记"，碑身刻记文，立于大明正德戊寅年(1518)孟春。碑高210米，宽080米，厚013米，碑身题盖均刻有如意云头纹饰图案。

汪氏小宗祠堂书塾记碑位于桥下镇西岸村汪氏小宗祠中。碑记："汪氏原居丽水石牛街，始有参府君者，乐荆川山水之秀，乃徙居焉。到五世祖任斌，立祠设塾，以训子孙。嘉靖八年(1529)季春，赐进士出身中顺大夫，广东按察司副使，前翰林院国史修撰，经筵官人端举叶式书而立此碑"。碑长129米，宽075米，厚012米。题盖面刻"汪氏小宗祠堂书塾记"篆书，字周围刻如意云头纹饰。字为楷书体。

陈迪墓志碑位于枫林镇龚埠村。碑高15米，宽08米，厚012米，正面题刻"明故湖东陈先生墓志铭"篆书。碑文边沿细刻如意云头纹饰图案。

肃正墓碑位于罗东乡坦头村坟山。碑高220米，宽099米，厚015米，碑座长014米，高027米，厚037米。正面镌刻"明义官政庵吕公墓"楷书。题盖背面刻"明故义官政庵罗溪吕君墓志铭"篆书。双龙图案纹饰。

林壶峰墓志碑位于瓯北镇花坭岙村永宁山水库后侧。碑高170米，宽097米，厚014米。碑题盖上刻"明寿官壶峰林公墓志铭"篆书，碑身刻楷书体铭文。

东蒙山天然道观在乌牛镇下村后山。初建于晋，重修于清。相传东晋葛洪在此修炼，今尚存炼丹台。三天门、四柱石枋木结构，风格和牌楼相似，平面呈横长方形，中柱镌刻一楹联："岭行千步神仙府；门上三羽道士家"。明间上挂"三天门"匾额。

普安禅寺在岩头镇大坟垅山东面。据表山村《郑氏宗谱》载：此寺初建于唐代，重建于北宋治平元年(1064)，明、清间相继修建，民国初大修。寺坐北朝南，四合院式，占地1300平方米，前为山门殿，中为大雄宝殿，后为观音阁。纵轴线两侧前院设轩房，后院为藏经厢轩。寺前附建放生池，4个经幢。建筑气派雄伟、环境清幽。

圣母宫又名圣湖宫，位于渠口乡泰石村卢岙圣湖山麓。建于唐代，宋时遭特大洪水，宫被冲毁后，重新修建。三进四合院木构建筑。占地约2000平方米。宫头门三开间，中门筑戏台，两厢廊楼各5间，廊楼前天井、月台。二进大殿7间，六柱抬梁式。后宫(第三进)楼上楼下四围栏杆，有鼓楼、钟楼。

孝佑宫又名上塘殿，坐落于上塘镇浦东村龙山山脚，始建于唐，重修于清。三进四合院木构建筑。坐东北朝西南，有山门殿、大王殿、孝佑宫、戏台、月台及左右长廊，计41间，占地19945平方米，建筑为清宫造式，梁架为抬梁式。

苍峰宫位于苍山尖南坡的小山湾中。初建于宋，重修于清咸丰十年(1860)。木、砖、石结构，前后二殿均为五开间，组成一座四合院，前殿前建有照壁。占地面积1080平方米。前殿石柱上镌刻对联，穿斗式梁架，硬山屋顶。左右厢房为抬梁式。后殿石柱周身浮雕双龙抢珠和如意云头图案，抬梁式梁架，硬山屋顶。屋面铺小瓦。

真诰寺在大若岩风景区陶公洞内，因南朝道教思想家陶弘景在此撰《真诰》一书，故名"真诰寺"。唐咸通年间(860～873)在洞内建"灵真宫"，宋宣和三年(1121)建"三清宫"，元成帝赐名"文福灵真宫"。清乾隆年间(1736～1795)在洞外建五楹前殿。前殿明间前檐下悬挂"天下第十二福地"匾额。后殿右侧有一条石梯通"天台"。"天台"上建有胡公殿，"天台"外建有文昌阁。1957年方丈楼失火殃及此阁。1985年重建。

大平岩胡公殿位于沙头镇渔田村岭上悬崖陡壁之间。始建于明天启年间(1621～1627)，重建于清道光年间(1821～1850)，占地300多平方米，内造三重檐的胡公殿及陈氏和吕氏娘娘宫。

罗浮双塔在瓯北镇罗浮小东村南端。始建于西晋元康五年(295)，重建于宋元丰七年(1084)，现存塔建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双塔形式和结构大致相同。平面六角形，砖木结构，楼阁式。基座用块石铺砌。塔身呈锥形。

进士牌楼在岩头镇上村。明嘉靖乙丑年(1565)金昭进士及第时建造。平面呈横长方形，三间四柱木构建筑，高763米，面宽990米，通进深235米。明间两柱为方石柱，次间两柱为木柱，用材粗壮，并在柱头抹成小斜面。柱脚前后置石抱鼓，柱础为覆盆式。牌楼两外侧立有四角柱，明次间均有阑额、由额、额枋等，各施雀替、丁头拱。正额前后悬匾。头拱粗壮规整，制作精致。屋脊用薄砖砌成清水花脊，脊面刻如意花草。明间屋脊两端饰龙头吻；次间脊端饰凤头吻，两垂脊脊端饰飞凤。属温州牌楼中上乘之作。

宪台牌楼在花坦乡花一村。明弘治乙丑年(1505)，温州知府李端为任过四川按察司佥事的朱郎以而建。平面呈长方形，四柱三层木构建筑。牌楼高505米，通面宽628米，通井深505米。明间两柱和外侧四角柱均为方形木柱。龙门枋和额枋正中嵌有"宪台"匾额，额上有"弘治乙丑腊月吉旦"题款。

溪山第一牌楼在花坦乡花一村。"溪山第一"是明皇赐给花坦名士朱道魁(字守慎，号墨癯)的匾额。牌楼系明嘉靖年间(1522～1566)朱氏后裔朱腆建造，六柱一开间木构建筑。攀间额枋上置匾额，上书"溪山第一"四字。

苍坡车门在港头乡苍坡村。系苍坡村九世祖李嵩邀请国师李时日于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设计建造。三开间木构建筑，占地34平方米，六柱三架二步梁。屋面重檐悬山顶，铺小青瓦。

节孝牌坊在巽宅镇小溪村。青石仿木结构，四柱三开间，面宽32米，高4米。每柱前后均置抱鼓，柱间下设地栿，上设额枋2条，明间额枋间嵌匾额，南面刻"节孝"两字，字大尺许，款为"董围虑妻汤氏，道光丁亥年(1827)三春谷旦立"，北面刻"流芳百世"四字。

贞义牌坊在下嵊下山霞村山下垅。青石仿木结构。二望柱一开间，望柱前后置抱鼓，柱头置石狮子，正面刻一联："言行可为方表，精诚亦贯古今"。攀间置二额枋，中置一匾额，刻"贞义流芳"楷书。牌坊上置直石匾，正中阴刻"圣旨"二字，背面刻"大清光绪拾叁年岁次丁未春月谷旦立"。坊后有一贞节墓志铭牌。

永嘉郡祠原名刘氏宗祠，在碧莲镇上村。始建于元至正丁未年(1367)，明洪武元年(1368)敕封刘基上三代为永嘉郡公后，取名永嘉郡公祠。明中期重建，坐北朝南，占地2000平方米。祠为二进二厢四合院式木构建筑。前为门厅，通面宽2040米，通井深2080米。后为正殿，通面宽2280米，通井深1886米。抬梁穿斗混合式梁架，悬山屋顶。中有戏台，平面呈方形，四柱，歇山顶，施八角重拱复斗式藻井。祠内悬有名人楹联多帧。明洪武三年(1370)御史宋濂题："为帝者师，为王者令，亘古中山第一；如日之光，如月之明，于今碧水无双"。诚意伯刘基题："青田与碧莲，支分通脉络，后汉承前汉，吾宗即彼宗；礼乐光兄德，诗书迈古风，参商居两地，谱牒万年同。"还藏有刘基著《诸葛攻守》六种兵书14本，颇具文物价值。全祠布局典范，用材粗壮，是明代典型的木构宇建筑。

孝思祠在花坦乡廊下村，始建于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坐西朝东，占地1200平方米，由山门、西厢、戏台、正厅及影壁组成合院，通面宽2782米，进深374米。山门开三组双扇大门，由基座开槽作为通道。戏台居中，单间亭阁式，顶棚设藻井，井口八角，施五重斗拱。正厅大殿梁柱用材粗壮，柱础多为木质，明、次间12根金柱柱头齐平，俗称"十二平"，为其它建筑所罕见。该祠规模宏大，制作精细，为当地明代典型建筑。

花亭又名接官亭、评理亭，位于岩头镇下村，建于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花亭因建于荷花池畔而得名。为一座平面呈方形的重檐攒顶木构建筑。柱分内四柱，外四柱。中用五层斗拱叠成八角藻井，隐喻五行八卦。重檐屋面八条脊背，分别立有"张果老骑白驴"塑像，脊端雕塑"刘海献线"图案，结构严密，外观朴实。

赤水亭在白泉乡水云村，建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以陶公祠的赤水井而得名。平面呈凸形，分前后二台。前台正方形，面为一开间，后台长方形，面为五开间，四周围以朱栏，中隔天壁。后台梁架结构为抬梁式，屋面铺阴阳瓦，作歇山顶式。前台与后台结构大致相似。亭中有柱24根，柱上书写"观鱼槛外桃花浪，系马阶前柳叶风"、"洞天隔绝三千界，涧水清涵十二峰"等楹联。

白云亭在白泉乡水云村，建于民国14年(1925)，因陶弘景诗中"岭上多白云"而得名。平面呈方形，抬梁式梁架，左右两侧设朱栏，供人憩息。

永庆桥在岩头镇长蛇坑十八垄山麓，建于南宋庆元三年(1197)。桥为梁式石桥，全长1265米，宽36米，高4米。桥底两端用块石垒砌成码头，中间两桥墩各由四根石柱组成，上横条石，承托桥面。桥面分三段，每段由8根条石并排铺设而成。中段左右两侧刻有题记，左为"大宗庆元三年丁巳四月十七日庚申"，右为"雪庵施长财建此永庆桥，僧即则于置"。永庆桥简朴稳固，未见修缮痕迹，对桥梁建筑的研究，颇具借鉴价值。

丽水桥在岩头镇下村，建于明嘉戊午年(1558)。三孔拱券式石板桥，由48根条石构成，暗含地属"四十八都"。桥长123米，宽38米，桥面分三估，每段9条石板，下由石柱磴支撑，凡条石14根。两侧石条上分别刻有"丽水桥"、"明嘉靖戊午仲秋吉旦建"等字。

东皋碇步桥在东皋乡东皋村前溪中，建于清咸丰三年(1853)，宣统三年(1911)毁于洪水，后由村民集资重建。石碇216步，每隔8～9步，旁边另设一石碇，以便行人交会。桥为南北走向，全长1268米，每碇两侧用抱石斜撑，周围河滩用块石和木桩平筑加固。

乌府在花坦乡花二村。原名永思堂，明正统年间(1436～1449)朱良暹建，嘉靖元年(1522)裔孙朱腆重修，改其额为"敦睦"，称敦睦祠。平面成纵长方形，前为五朝门，左右侧为厢房。五朝门成横长方形三重檐，面为五开间，明间有一甬道直通府内。两厢为纵长方形，面为三开间加外厢头。永思堂面为七开间，屋顶硬山顶。五朝门内侧天井中建一座歇山顶戏台。

御史祠位于枫林镇大门台。民国24年(1935)，为纪念京畿道监察御史徐定超(1845～1918)而建。祠坐北朝南，占地2000多平方米，平面成横长方形，立面成"纱帽冠"形，面为五开间，二层。明间4间10柱，次间、梢间各为3间8柱。祠前方开一阙洞门，祠后建有三间餐房，现已毁。

双尖宫在溪口乡横路村，建于清末。砖石木混合结构，占地面积约800平方米，坐落于深山密林中。浙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在此召开第一次会议。

黄皮寺原名广福禅寺，在溪下乡黄一村，始建于北宋年间(960～1127)，现存建筑属晚清。民国19年(1930)3月9日，浙南红军游击总指挥部在此成立。

胡氏四分宗祠在五�村隔岸降山头山东麓，初建于清雍正六年(1728)，占地面积1467平方米。为口字形的木构建筑，二进两廊，中央天井是一方形水池，两廊外侧又各有一个长14米、宽7米的水池。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建立后军部设于此处。

地堡位于桥下镇洋湾村后背山，地势险要。山上建有碉堡四座，均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为抵抗日军侵略的军事设施。

沙头烈士墓在沙头镇高浦村岩龙头山。墓建于1955年12月，后经多次重修。占地约2600平方米，分墓区、墓院两部分。有纪念碑、纪念馆等建筑。为县爱国主义教育重要基地。

金贯真烈士墓在岩头镇屿山背，1973年初建，1985年重修。墓坐北朝南，长158米，宽127米。墓前山麓北侧有74级石阶通往墓陵。

县文化馆文物仓库收藏有文物1097件，其中一级品16件，二级品2件，三级品16件，其他1063件。

石器31件。渠口乡石头岸村梅山脚，上塘正门山、屿山遗址等出土的石锛、石矛，属新石器中、晚期；其它地方出土的石矛、石锛、石箭、石磨、石斧属商、周时期；砚台、碑、碣、石香炉，属宋、明、清时期。

铜器466件，有铜佛像、铜镜、铜马、铜香炉、铜盏、铜印、铜钟、铜剑及古钱币，属春秋战国至明、清时期，其中含金的铜印为三级文物。

银器，下嵊乡山霞村出土。有兽面纹银碗1件，高4厘米，口径115厘米，底径9厘米，重745克；鎏金银钗，十式28件，均由钗杆和横枝组成，横枝上嵌置花纹精致的镂空银饰件，有的顶端镶葵花、秋菊等花形；鎏金银簪，八式16件；双箍面银钏2件；麒麟形鎏金银饰1件；蝴蝶形鎏金银饰3件，蝶的双翼阴刻短线纹和细珠纹，作飞舞状，长2厘米、宽35厘米；花形鎏金银饰1件，横枝上排列6朵葵花，长85厘米。

古字画33件。系清代的山水、花鸟、水墨画，书帖。

古书籍有明初大臣刘基(字伯温)的兵书、药书，计144册。

革命文物有红十三军战士用过的枪、**以及红军挺进师标语、农会标语(1925年)和烈士手稿等，共143件。

耕读文化

"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耕读文化是楠溪江古村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者也可以这么讲，离开耕读文化来谈楠溪江古村文化是不现实的，也是难以想象的。 楠溪江现存古村落的建筑都非常简朴天然，几乎全是由素木蛮石、粉壁青砖构筑，然而它们富于野趣，着眼于自然美，取于自然，却高于自然；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将人工美、艺术美与自然美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楠溪江增添了动人的魅力。这种建筑风格、材料反映了楠溪江一带的乡民们历来对文化的追求与对自然的热爱，同时也反映了他们浓厚的生态环境意识与人道思想。 耕读生活早期作为文人的一种理想，起源于隐逸，是儒家"退则独善其身"和道家"复归返自然"的人格结构，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有着很高的道德价值，意味着高尚、超脱，是古代士人们这个知识阶层陶情冶性的寄托。特别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在崇尚自然、追求虚静、逃避现实和向往一种原始自然状态的生活方面，似带有更浓厚的浪漫色彩。受孔孟老庄之道影响，楠溪江历代人们都很重视礼乐教化，同时，晋、宋两次人口北南大迁移使不少文化水平很高的仕宦迁居楠溪，在此建村落户，择地定居，他瘊更期望后代儿孙能够继续"读书人仕，光宗耀祖"。"读可荣身，耕可致富"成为他们宗族的传统，世代相袭。 耕读生活最早起源于何时，现在很难确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与我国古代的"厚本抑末"或"重农轻商"思想不无关系。由于一些士子人在官场，身不由己，看到朝廷的腐败，官场的黑暗，大有屈原"众人皆浊吾独清，众人绵醉吾独醒"的愤世疾俗之慨叹，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不愿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不愿过"纸醉金迷、奢侈无聊"的生活。那时，在士大夫圈子内，多不以高官厚禄和荣华富贵为荣，不少文人雅士避风尘，脱民俗，遨游名山大川，以情寄山水，更有甚者，藏身于山林过着隐居生活。同时，他们也不想轻生，以死谢世，便产生退隐山林的念头，而工商业者由于地位低下，心高气傲的士子们无法屈身迎合，便躬耕畎亩阡陌之间，过着逍遥自在、与世无争的生活。种几亩薄田，养花植草，畅游山水，吟诗题赋、抒发性情。其实，"耕"似乎只是象征性的，士子们亲自躬耕是极少的，他们只不过是寄情山水，在青山秀水间吟诗题赋、修身养性罢了。这样的耕读生活说穿了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耕读生活。然而不管怎样，他们在村落规划与建筑中极力塑出一种文人们所特有的恬静淡雅的趣味，浪漫飘逸的风度和朴质无华的气质与情操。在楠溪青山秀水漳创造出一座又一座文质彬彬、富有田无野趣的村落。 到了宋代，耕读文化却由于科举制度的演进而得到改造与加强。科举制度起源于隋，发展于唐，它本是朝廷为遴选官吏、开科取士而设，但是它的推行却间接地提高了各地士子学习文化的积极性，进而普及了文化。宋代扩大了科举录取名额，同时改善了考试方法，再加上雕板活字印刷盛行，尤其是北宗仁宗皇帝的几条科举政策有力地推动了耕读文化的发展：一是规定士子必须在本乡读书应试，使各地普设各类学校；二是在各科进士榜名的人数，给南方各省规定了优惠的最低配额；三是规定工商业者和他们的子弟都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只准许士、农子弟参加，从而大大地激发了普通人家对科举入仕的兴趣，连农家子弟也看到了读书入仕、光耀门楣的希望。"朝为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再是天方夜谭式的恶梦，而是实实在在的希望，于是牛角挂书、柳枝为笔、沙地练字、田头秀才代不乏人，屡见不鲜。在文化得到普及的同时，也赋予了耕读文化以新的内涵，于是真正意义上的耕读文化出现了。 楠溪江流域有谢灵运、陶弘景等六朝高士启蒙于前，有张九成、王十朋等历代文人代成于后，旧、新两种耕读思想都深入到了楠溪江山陬水涯的每一个村落。这样，独具特色的农村文化--耕读文化便在楠溪江扎根开花，并且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对后世影响极大。"读可荣身，耕可致富"成为楠溪江历代居民们所追求与向往的生活。每个宗族都在各自的"家训"、"族谱"里明确规定，子弟务必要读书，如芙蓉村《陈氏宗谱》说：凡吾族子弟，为士者须笃志苦学，以求仕进；为农者须勤耕贸迁，以成家业，即甚贫乏者，亦宜清白自守，切不可习为下流，玷坏家声……"陈氏宗谱中记载的这种耕读社会传统，迄今仍盛传不衰，芙蓉村内"姓族繁兴，风气淳美，人尚礼教，家重师儒，弘诵之声，遍于癌里。"鹤阳村《谢氏宗谱·家训》里说到，要"以耕读为业"。《谢氏宗谱·族规》中就耕读一条记着："读可荣身，耕可致富，勿游手好闲，自弃取辱，少壮荡废，老朽莫及"。坦下村《陈氏宗谱·家训》说得更为明白详尽："祖宗家法，以忠孝节义为纪纲，以耕读勤俭为本务"。枫林村元益公祠内的一幅楹联写道："教子孙两行正路克勤克俭；继祖先一脉真传 惟读惟耕。" "溪山揽胜怀先哲，门第添辉望后昆"。为了让本族子弟读书入仕，楠溪沿岸各村纷纷兴学。在两宋时代，理学盛行，而理学传播的重要途径是设立书院收徒讲学授课。书院之设，始于唐而兴于宋，初设时只是作为官方的一种注疏机构，而后则逐渐发达起来。我国一些著名的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崇阳书院、岳麓书院、睢阳书院等便是这段时间兴起的。南宋时，私人书院开始盛行。书院一方面可以讲学传播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学术，另一方面则是供人潜心学习，为应考科举作准备。 南宋龙图阁大学士王十朋在《送叶秀才序》里面说永嘉，"谊礼之学甲于东南，笔横渠口伊洛者纷如也，取科弟，登仕籍，多自此途出。"说明了当时楠溪中游渠口一带耕读文化的空前状况。楠溪江兴学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是聘请老师主持义学或义塾，二是由宗族出面利用房族祠产，盗助家境贫寒子弟读书入学。岩头村《金氏宗谱·家规》说得很明确，"每岁延敦厚博学之士，以教子弟，须重以学俸，隆以礼文，无失故家轨度。子弟有质士堪上进而无力从学者，众当资以祠租曲成之。"楠溪江其余各村各族祠下大多规定，凡进县、府学读书和赴府、省应试，费用由祠下公出。中试以后，祭祖和各方打点等开销也由宗祠支付，族中公有学田收入全用来兴学。一直到解放前夕，凡考上高中、大学的学生，还需用宗族祠产或公有学田收入来交学费，可见对文化教育的重视。 古代楠溪江流域的义学（或义塾）对在学子弟的操守品行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如鹤阳村《谢氏宗谱·义子条规》里说："义学之设，原为国家树人之计，非以为后生习浮艳，取青紫已也。凡系生徒，务须以白鹿洞规身体力行……凡肄业弟子，必须一举足疾徐，一语言进止，事事雍容审详，安雅冲和。"因此，这一带的士子们对于传授儒家伦理、维系封建秩序是很自觉的，如花坦村朱谧"读书好古，淳朴自持，利欲不能移其心，荣禄不足夺其志，孝以事亲，友发处弟。"又如渠口乡塘湾村《郑氏宗谱》讲述乡坤郑旦谔"旷达多才，好稽古，善词赋。筑美室，置图书，列古画玩物以供清赏。读诵之暇，惟以弹琴栽花为乐。遇风日晴和，则汲泉煮茗，拂席开樽，与二三知己，啸傲于烟霞泉石间，不复知有人世荣辱事。且课子有程，义方之外，更以诗书陶冶其气质。"有些乡坤则直接担任教育工作，如宋末无初鹤阳村的谢梦符，"博学经史，推重多时……丰义整肃，衣冠严雅，为缙绅表率。时称为宿儒长者。" 家族子弟科举功名成就是整个宗族的光荣。博取功名者一律载入宗谱，在整个家族的各种庆典仪式也可享受特殊的荣耀。旧时，祠堂的匾额和楹联，除了颂扬先人辉煌的功绩外，就是炫耀族人的举业和仕途。渠口乡豫章村胡氏大宗祠有一副楹联写的是："翰墨流芳成世衣冠开砚沼；诗书继美千秋换文章。"枫林村徐氏大宗祠的一幅楹联则是："祠傍大门台念祖肇迹发祥忠孝诒谋垂百代；行分四宅派愿后人继志述事贤亲济美颂千秋。"而碧莲永嘉郡祠一幅颂扬刘基的楹联则这样写道："学为帝师开国文臣第一，才称王佐渡江策士无双。""为帝者师，为王者令，亘古中山第一；如日之光，如月之明，于今碧水无双。"这是碧莲上村刘氏乃至温州刘氏家族几百年来一直所津津乐道的"喜"事。而宗族每逢修谱（或称续谱、圆谱）及其他重大节庆时，则将历代曾荣任高官的先祖画像或图牒与牌位供在中堂后檐的照壁上，供族人瞻仰，引以为自豪，同时也意在激励族人要继续读书入仕，博取功名，光耀门楣。珍溪《朱氏合族副谱》在一篇题为《如在堂记》的文章中，把对子弟科名的殷切期望作了充分的描述："使我拥书万卷，何减积粟千钟，然而后之子若孙，苟不忘此意，必将奋志诗书，骧首云达，上以绳其祖武，下以贻厥孙谋，无忝先世科甲之荣，丕振前朝理学之绪，则不惟有光于先祖，亦且善述乎大宗矣！"这种耕读理想，几成楠溪江人的传统。在地域偏僻、交通闭塞的村落里，勤耕善读，语言极昭彰，文风之盛，科甲成就之辉煌，就全国乡村来讲，也是极为罕见。"杭州要数三春老娘的麦饼喷香，温州就数朱墨瞿的笔墨文章。"明朝孝宗时花坦村有"溪山第一"之誉的布衣状元--朱墨瞿（1438-1519年）不仅是珍溪珠氏合族的光荣，也是整个永嘉乃至温州地区的光荣，历来为楠溪人所津津乐道。而花坦一带自古以来学风甚盛，这从其宗谱中可略窥一二，"不学则夷乎物，学则可以立，故学不亦大乎。学者尽人事所以助乎天也。天设其伦，非学莫能敦。人有恒纪，非学莫能叙。贤者由学以明，不贤者废学以昏。大匠成室，材木盈前，程度去取而不乱者，由绳墨之素定。君子临事而不骇，制度而不扰者，非学安能定其心哉。是故学者君子之绳墨也。"这种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对文化的深刻理解与精辟见解，无疑给楠溪江深山幽谷间的古老村落蒙上了一层浓郁的书卷气息。 在浓郁的耕读文化思想影响下，楠溪江历代簪缨迭起，名家辈出。清朝道光三十年，鹤阳村《重修谢氏宗谱序》中说："读书继美，比户可封；游庠之士，指不胜屈。"除"皇佑三先生"、"元丰九先生"、"淳熙六君子"、"永嘉四灵"之外，芙蓉村"十八京亘"，同朝为官，豫章村一门三代五进士，溪口村一门四代六进士，更是让人瞩目楠溪。此外，塘湾村有郑伯熊两兄弟都是南宋进士。郑伯熊"德行夙成，尤邃经学。登绍兴第，历官国子司业，宗字少卿。乞外，以龙图阁知宁国府。卒谥文肃。……弟伯英、伯海皆知名，由是永嘉之学宗郑氏，有《郑景望集》。"郑伯英是隆兴癸未（1163年）进士，著有《归愚集》，郑伯海是绍兴辛未年进士，设帐授徒，从学者常达数百人。 这里有必要对溪口戴氏略作介绍。据史书载，溪口村戴氏祖由闽迁往台州仙居，北宋时，始祖戴述到永嘉教书，元符三年登进士，与其弟戴迅从二程学，以理学著名，世称"二戴"。南宋嘉定年间，戴述之子戴栩，尝从学叶适，登进士第，其著作有《五经说》、《诸子辩论》、《东都要略》等；淳熙五年，戴迅之子戴溪考中进士，由礼部郎中凡六转为太子詹事，兼秘书监，……权工部尚书，除文华阁学士，卒赠端明殿学士，谥文端。太子景献亲书《明经》匾其堂，有《岷隐集》。绍熙庚戍年，戴溪弟戴龟年之子、于武夷从学于朱熹的戴蒙考中进士。淳佑辛丑年，戴蒙之次子戴侗又孝中进士。戴氏家族为标榜这一功名盛事，在溪口戴氏大宗祠题有一幅楹联："入程朱门迭奏埙 理学渊源双接绪；历南北宋并称邹鲁春宫第甲六登墀。" 值得一提的是，据乾隆《永嘉县志》记载，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在任两浙东路常平盐茶公事时，曾慕名探访楠溪江各地的学者，他先到档溪村拜"以理学鸣于世"的刘愈（刘进之），并且这样讲："过楠溪不识刘进之，如过洞庭不识橘。"不巧没有遇到。然后，他又到谢岙访问谢复经，再造访溪口戴蒙、戴侗及蓬溪村李时靖。楠溪江地处荒僻，却与当时的主流文化保持这样密切的联系，楠溪江流域的学术文化能吸引一代理学大师的屈身寻访，实属难得。 然后，楠溪江耕读文化培养出来的乡村知识分子虽多如牛毛，科场得意的毕竟只是凤毛麟角，成为一代学者的更是寥无几人。落举的田头秀才们大部分留在村子里，与郡县官吏们一道在乡村推行封建伦理教化。"平川日丽嘉禾秀，仁里风高俊彦多"。这些"俊彦"们有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书立传，自得其乐，有的则遍游永嘉山水，广交朋友，吟诗作赋，倒也逍遥自在；有的则研究堪舆风水，帮助邻里看龙脉定阴阳择风水，或者替人家撰写楹联字幅，或设私塾招徒授课与家教；有的则参与宗族谱牒修编，掌握着宗族的大权……具体不一而足。花坦珍溪《朱氏宗谱》中一篇题为《廊下即景诗序》里说到，"是乡秀士成群，多含英呕华之彦，古怀如晤，有庄襟老带之风，可谓文质彬彬，野处多秀者也"。乡村读书人成为楠溪江历代农村敦品励行的榜样，对于乡村事务也有着直接的影响。不过，楠溪江的乡村知识分子身上兼有儒、道双重思想。按照儒家的理想，他们进则庙堂，退则山林，然而当他们身处山水之间的时候，生活极尽淡泊恬适，饱含着道家"复归返自然"的思想境界。他们的这种思想，折射到楠溪江古村建筑上，使楠溪江古建筑显得特别亲切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