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陶的发明与人类知道用火有密切的关系,被火焙烧的土地或者粘土因落入火堆而变得坚硬定型,可能促使原始先民有意识地用泥土制作他们需要的器物。因此,就一般意义来说,制陶完全可能由不同地区的原始先民各自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发现、发明,而不一定需要其他地方人群的传授与教导。我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裴李岗文化与磁山文化的陶器和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河姆渡文化的陶器,不论形制、器类、工艺与装饰都不一样,显然都是各自独立发生的。 

制陶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制陶时，首先需要采集一些特别的黏土，对黏土进行化学处理，并加入特殊的材料，处理过的土经机器压模或手工捏制，制成各种形状，然后将其放置在高温炉中加热，直至成形，最后再上釉。这样一件陶器就做好了。

我国发现的较早的陶器是在6000年前原始社会的父系氏族时期，而且此时的品种极为丰富，这表明，当时的制陶业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了。

但是，陶器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发明者又是谁？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最早的陶器是由神农氏制造的，时间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孔子《逸周书》记载，神农氏使用了陶器耕田。当然，神农氏是否确有其人，人们还在探寻之中，但是古人曾用陶器作为农耕用具却是事实。

第二种说法认为是燧人氏制造了陶器。据说燧人氏发明了钻木取火和结绳记事。燧人氏是否有其人同样值得怀疑，但是陶器发明在钻木取火和结绳记事时期，这种说法却有可能是真实的。

第三种说法是虞舜发明了陶器。《史记》中就有虞舜在河滨制陶的记载，这种说法看来比较可信。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指出，陶器并不是具体某人发明的，而是无数先民在生产实践中逐步改进的产物。

陶瓷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中国人早在约公元前8000－2000年（新石器时代）就发明了陶器。陶瓷材料大多是氧化物、氮化物、硼化物和碳化物等。常见的陶瓷材料有粘土、氧化铝、高岭土等。陶瓷材料一般硬度较高，但可塑性较差。除了在食器、装饰的使用上，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亦扮演重要角色。陶瓷原料是地球原有的大量资源黏土经过淬取而成。而粘土的性质具韧性，常温遇水可塑，微干可雕，全干可磨；烧至700度可成陶器能装水；烧至1230度则瓷化，可完全不吸水且耐高温耐腐蚀。其用法之弹性，在今日文化科技中尚有各种创意的应用。

一成分

陶瓷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中国人早在约公元前8000－2000 陶瓷

年（新石器时代）就发明了陶器。陶瓷材料的成份主要是氧化硅、氧化铝、氧化钾、氧化钠、氧化钙、氧化镁、氧化铁、氧化钛等。常见的陶瓷原料有粘土、石英、钾钠长石等。陶瓷原料一般硬度较高，但可塑性较差。除了在食器、装饰的使用上，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亦扮演重要角色。陶瓷原料是地球原有的大量资源粘土、石英、长石经过加工而成。而粘土的性质具韧性，常温遇水可塑，微干可雕，半干可压、全干可磨；烧至900度可成陶器能装水；烧至1230度则瓷化，可完全不吸水且耐高温耐腐蚀。其用法之弹性，在今日文化科技中尚有各种创意的应用。

二背景

陶瓷是以粘土为主要原料以及各种天然矿物经过粉碎混炼、成型和煅烧制得的材料以及各种制品。陶器和瓷器的总称。陶瓷的传统概念是指所有以粘土等无机非金属矿物为原料的人工工业产品。它包括由粘土或含有粘土的混合物经混炼，成形，煅烧而制成的各种制品。由最粗糙的土器到最精细的精陶和瓷器都属于它的范围。对于它的主要原料是取之于自然界的硅酸盐矿物(如粘土、石英等)，因此与玻璃、水泥、搪瓷、耐火材料等工业，同属于“硅酸盐工业”的范畴。

三历史

在中国，制陶技艺的产生可追溯到纪元前4500年至前2500年的时代，可以说，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陶瓷发展史，中国人在科学技术上的成果以及对美的追求与塑造，在许多方面都是通过陶瓷制作来体现的，并形成各时代非常典型的技术与艺术特征。 早在欧洲掌握制瓷技术之前一千多年，中国已能制造出相当精美的瓷器。从我国陶瓷发展史来看，一般是把“陶瓷”这个名词一分为二，为陶和瓷两大类。中国传统陶瓷的发展，经历过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种类繁杂，工艺特殊，所以，对中国传统陶瓷的分类除考虑技术上的硬性指标外，还需要综合考虑历来传统的习惯分类方法，结合古今科技认识上的变化，才能更为有效地得出归类结论。

四陶瓷与文化

陶瓷的文化性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它反映广泛的社会生活、大自然、文化、习俗、哲学、观念，而且在于它所反映的方式。它是一种立体的民族文化载体，或者说是一种静止的民族文化舞蹈。这是由陶瓷的特性决定的。一件件作品，无论题材如何，风格如何，都像一个个音符，在跳动着，在弹奏着，合成陶瓷文化的旋律。这些旋律，有的激越，有的深沉，有的热情，有的理智，有的色彩缤纷，有的本色自然，构成一部无与伦比的摄人心魄的中国陶瓷文化大型交响乐曲!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之一的陶瓷文化，在民族母体中孕育、成长与发展，它以活生生的凝聚着创作者情感、带着泥土的芬芳、留存着创作者心手相应的意气的艺术形象，表现着民族文化，叙述着一个个动听的故事，展现着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记录着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描述着民族的心理、精神和性格的发展与变化，伴随着民族的喜与悲而前行。 新石器时期彩陶中的陶塑作品，记录着先民生存的愿望。那陶塑的猪、牛、狗，模仿着打猎而来或者豢养而食的动物形象，演示着与大自然搏斗的酷烈，表达着文明的演化与发展。摩娑这些与实物逼真无二的作品，想象着先民的困惑、喜悦和奋争，那在洪荒、野蛮中奔突与呼叫的景象，撼人心魄。 秦兵马俑，那刚毅肃然的将军，那牵缰提弓、凝神待命的骑 《定窟鱼耳炉》

士，那披坚执锐、横眉怒目的步兵，那持弓待发、目光正视前方的射手，以及那风神骁骏、横空出世的战马，共同组成的方阵，张扬着力量，张扬着神勇，令人回想起那硝烟四起的金戈铁马的战国时代，想象着秦国军队那种风卷残云、吞吐日月、横扫大江南北的军威。它尽管是一个军阵，但它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形象地记录着那个时期的历史。 “唐三彩”所表现的那种激扬慷慨、瑰丽多姿、壮阔奇纵、恢宏雄俊的格调，正是唐代那种国威远播、辉煌壮丽、热情焕发的时代之音的生动再现，宋代陶瓷艺术的俊丽清新，正是那个时代审美习尚、哲学观念的反映，明清时期的斑斓与柔丽，是社会生活与审美观念使然（熊廖《陶瓷美学与中国民族的审美特征》），改革开放以后的雄俊、奔放也是这个时期的政治、思想、观念、生活综合作用的结果。 所以说，一部中国陶瓷史，就是一部形象的中国历史，一部形象的中国民族文化史。

五陶瓷文化与绘画、书法

陶瓷文化与绘画、书法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些艺术部类，都是最为典型的中国民族艺术。从其实质来说，都是共同的，都是共通的。

1陶瓷文化与绘画

陶瓷艺术与绘画，无论是从艺术本质、特征，还是从表现手段来看，都有共通之处。绘画艺术讲究"气韵生动"、"以形写神"、"形神兼备"，讲究"骨法用笔"、"画龙点睛"，着重形象的刻划和意境美的追求，讲究兼工带写，以浑然天成、本色自然、含蓄蕴藉为品位，遵循作品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大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的创作原则，强调艺术家要深入生活，从生活中获取创作营养，并反映生活。绘画艺术所要求的这一切，陶瓷艺术无一例外要遵循。传统派是如此，学院派也毫不例外。 绘画性的彩绘作品是这样，即使是陶瓷雕塑作品也和绘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们知道，线条、无论是对于国画，还是陶瓷雕塑以及书法，都是非常重要的表现手段。

2陶瓷艺术文化与书法

书法艺术，同样讲究和强调线的表现力。它在艺术特征方面，与陶瓷艺术的联系，初看似乎不相关。实际上，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首先，从书法艺术的审美特征来看，它是实用性与艺术性相统一、再现与表现、状物与抒情相统一的艺术。它无色而具图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来自自然形象而又远离了自然形象。人们将自己的精神意蕴、生命情丝、审美趣味化为或纵或收、或枯或润、或粗或细、或刚或柔的线条，并通过这些笔墨线条的枯润、浓淡的个性因素，反映出人的审美经验。"在造型过程中，作者的感情就一起和笔力融合在一起活动着，笔所到处，无论是长线短线，是短到极短的点和由点扩大的块，都成为感情活动的痕迹"。中国古代美学家对书法的这种特性早有精辟的论述。汉代的扬雄在《法言》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蔡邕在《笔论》中言："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唐代孙过庭认为书法艺术可以见出书法艺术家的情感，即"达其情性，形其哀乐"，"羲之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怪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清代刘熙载更是一语破的："写字者，写志也"、"书法，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如其人而已"。 另外，绘画艺术、书法艺术和陶瓷艺术还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不适宜于表现持续性的情节性的事件，而长于表现一动作瞬间，并在动作瞬间内创造出颇富生命力和表现力以及想象力的艺术形象。黑格尔曾经指出：绘画"只能抓住某一顷刻"，把"正要过去的和正要到来的东西都凝聚在这一点上。"莱辛说得更加具体和明确，他说："绘画在它同时并列的构图里，只能运用动作中的某一顷刻，所以就要选择最富于孕育性的那一刻记得上，使得前前后后都可以从这一顷刻中得到清楚的理解。"这虽然说的是绘画，但适用于陶瓷艺术和书法艺术，而且，这正是这两种艺术的特征之一，书法艺术表现得更甚，尽管书法要求"每为一字，各象其形，"要"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站，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尽管要求书法艺术要有如"悬针垂露之异，奔雷附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鸾舞蛇惊之态，绝岩身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但它毕竟是一种抽象性、表现性、虚拟性的艺术。 陶瓷艺术家们，或许从这种比较中，获得对陶瓷艺术特征的更深入、更完整的理解，以加强陶瓷的表现性和抒情性，创作出更加有审美力度和审美价值的作用。

东汉之后，我国历史上先后经过了魏、蜀、吴三国鼎立，东西两晋，十六国的北朝和宋齐梁陈的南朝，这一时期从公元200年至581年，统称为三国两晋南北朝。这400余年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但陶瓷的发展并没有停滞。

三国、两晋时期，江南陶瓷业发展迅速，相继在浙江萧山、上虞、余姚一带出现了越窑、瓯窑、婺窑、德清窑；湖南的湘阴窑；四川的青羊宫窑、固驿窑；江西的罗湖窑等著名窑址，所制器物注重品质，加工精细，可与金、银器相媲美，成为当时名门望族的日用品。东晋南朝时期，在江西、四川、福建等地的窑址有了很大发展。但江浙一带的瓷窑都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迹象，瓷窑减少、数量降低、装饰简化、烧造略显粗糙，这种局面一直持续至唐代前期。

相对而言，我国北方生产瓷器的年代略晚。这一时代的动乱局面使中原一带遭受严重破坏，(在这以前，关中、中原地区曾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陶瓷业的衰退也就在所难免，制瓷业出现一直拖至了北朝时期。但这一时期却令人惊喜地出现了一种独特的、而且对后世有深远意义的陶瓷品种，这就是白瓷。

在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瓷器出现在东汉时期，它的坯体由高岭土或瓷石等复合材料制成，在1200-1300摄氏度的高温中烧制而成，胎体要求坚硬、致密、细薄而不吸水，胎体外面罩施一层釉，釉面要光洁、顺滑、不脱落。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具有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又富有燃料资源，所以这一地区的制陶业发展很快，出现了众多的窑址。瓷器的产地俗称“窑口”，是由考古工作者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或实地发掘所逐步了解的。通过实地调查与发掘，基本上弄清了这一时期的一些主要窑口。比如越窑，文称“越州窑”，从东汉时期开创，至北宋衰落，基本分布在浙江宁波、余姚、绍兴、萧山一带。其主要特点是胎质细密、呈青灰色；釉质莹润，具有玉质感，釉色深绿，色泽纯正，坯釉结合紧密。唐代诗人陆龟蒙写诗赞扬“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瓯窑，在温州一带。其特点是胎质白中泛灰，釉层较薄釉色淡青，透明度高，有细小开片，易脱落。再如江西的洪州窑、湖南的岳州窑、江苏宜兴窑等等。这一时期的瓷器已取代了一部分陶器、铜器、漆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最主要的生活用具之一，被广泛用于餐饮、陈设、文房用具、丧葬冥器等等。

中国人饮茶习惯当起于东周时的四川一带，东汉时饮茶之风传至长江下游，此风蔓延迅速，至东晋时，已成为王室豪门的时尚。据古籍的记载，当时的茶饮方式方法与今日大不相同，所以需要一些形制不同的器具，数量上也有很大需求。经研究考证，当时造型独特的鸡头壶就是一种茶具，这种造型延至隋唐以后就不再有了。

瓷质谷仓罐是三国西晋时期出现的，它用于陪葬品，所以也称“魂瓶”或“神亭”，是由东汉的五联罐发展而来。这一时期的谷仓罐制作精细，堆塑繁杂，有人物、飞禽、走兽、亭台。粮食一直被视为人生第一重要之物资，所以从秦汉时代就开始给死者陪葬粮食，以供死者在阴间享用。同时，陪葬品中还含有整套粮食加工工具和做饭用的炊具，以体现吃饭的重要性。

南北朝时期佛教盛兴，各地都建造了大量寺庙，佛像石窟，僧尼数量猛增。带有佛教色彩、意义的装饰随处可见。如在建筑装饰上带有飞天、莲花等标志性图案。体现在陶瓷器上，最有代表性的是“莲花尊”。

陶瓷还被大量运用到文具中，如笔筒、水盂、砚等。水盂的功能只是盛磨墨用水的，但造型却很丰富，有蛙形、鸟形、兔形、牛形等样式。陶瓷文具被广泛使用，与这一时期崇尚读书、推崇士儒有关联。

这一时期的装饰特点比较明显，尤其是三国西晋时期的越窑最为突出。器物上常有表现生活场景的纹样，刻画细腻且逼真，真实地反映了那一个时期的社会面貌，也给今人研究建筑、音乐、舞蹈、宗教、畜牧等方面的课题提供佐证。一些生活用品如烛台、油灯、水盂上大胆使用夸张变形的动物形象，多方面地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绿色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色釉，是青瓷系统的代表，与北方地区的白瓷交相辉映。此外，常用褐彩打破单一的青釉，使之更加活泼。这种装饰方法简单易行，适应面广，效果较好，所以被广泛使用。用褐彩在器物表面上书写文字，是褐彩装饰的另一特色，这种装饰手法在后来的唐、五代时期大为盛兴，其字体形式为书法研究提供了可靠资料。

当今所见的越窑晋瓷，工艺多为上乘，釉色高古，质地醇素，极具品味。由于当时的工艺水平，所生产出的陶瓷在釉色上发生很丰富的变化，青色中有偏绿的、偏黄或偏灰的，与釉料成份、烧成火焰都有很大关系。尽管现今的技术力量更加强大，但今人的仿制品却往往是千篇一律，死气沉沉，失却了古人的韵味。瓷釉的调制也是重要因素。青瓷釉最初是用瓷石与草木灰混制而成，风化程度差的瓷石一般含有大量助熔剂，常用来做釉，草木灰的作用是引入CaO成份,经过高温烧制与瓷石相互作用形成钙质釉。

青瓷自东汉晚期出现以后，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在坯、釉质量上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由于瓷石原料分布地域广泛，原料成份含量多有不同，所以这一时期的瓷器釉色和质感有较大差异。

由于南方广大地区战乱较少，社会秩序也就比较安定，中原地区大批人士纷纷南下，其中也不乏陶瓷业技工。而北方地区处于萧条境地，陶瓷业还不及汉代发达，对窑炉的使用也极少改进，仍延用圆形馒头窑。在南方，窑炉有了很大发展，龙窑结构被进一步改良。窑床长度达十余米，为解决龙窑室内抽力大，火焰速度过快的问题，这一时期发明了起缓解作用的“挡火墙”，可更有效地调节窑内抽力和温度。经测试，这一时期的瓷器都是在弱还原火焰中烧成，烧结程度较好，烧成温度可达1300度左右，达到了现代瓷的质量水平，这无疑与龙窑结构的改进和烧成技术的提高密不可分。

史前时期的祭祀遗迹，

缘何能实证数千年后的古籍记载？

风格迥异的远古陶器，

诉说着怎样的光阴变迁故事？

城头山的两千年兴衰史，

如何窥见早期中华文明起源？

《中国考古大会》第八期

带您走进城头山遗址，

探秘长江中游史前文化！

洞庭湖畔的澧阳平原，

一片圆形土岗

隆起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

人们世世代代在此播种耕作，

而一段数千年前的岁月，

就深藏在这片沃土之中：

1979年7月的一天，

湖南省常德市澧县文化馆的

曹传松下乡工作，

在南岳村旁望见坦荡的平原上，

有一处土岗突兀地隆起。

这一发现让他好几天夜不能寐。

强烈的直觉指引着他回到土岗，

着手开始进行考古调查。

由此，

一段沉睡的 历史 被唤醒了。

自1991年起，

城头山遗址经历 15次 考古发掘，

出土文物 一万六千多件 ，

发掘出 6300多年前的水稻田 、

6100多年前的城墙 ，

以及浓缩了

岁月沉淀的丰富陶器……

就这样，

一座年代远超想象的史前城址

重现于世！

起源于中国的水稻，

是世界上最早

被人类驯化的农作物之一，

今天，

稻米养活了世界上

超过60%的人口。

湖南道县玉蟾岩，

发现了距今约一万多年的炭化稻；

距今8000到9000年间的

彭头山遗址中，

也发现了大量稻谷遗存。

澧县八十垱遗址

出土过近万粒

距今8000多年的炭化水稻，

在城头山遗址的发掘过程中，

再次发现了古水稻的踪迹。

1996年12月，

考古工作者曹传松

在城头山东门城墙探沟底部，

发现一条规则的土埂，

土埂两侧有厚达30厘米的

灰色平整软泥。

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

一个月后，

人们又发现了第二条土埂，

同时还有一块

覆盖着陶片的田螺标本，

以及泥土中的许多稻粒。

考古人判定，

这里曾经是一片水稻生长区。

随后，

第三条土埂被清理了出来，

三条土埂合围形成长条形区域。

考古专家对这片区域泥土

进行了光释光测年，

判定它距今6300年左右。

那么这片6300多年前的水稻，

究竟是野生的，

还是人工种植的呢？

在探秘空间中，

“考古推广团”的成员们

解开了水稻的秘密：

他们通过

对水稻基盘衔接面的撕扯痕迹，

判断出这些水稻

属于人工种植而成。

成熟的稻作农业体系，

促进了城头山的建立，

促进了 社会 的发展，

它成为长江中游地区

稻作农业发展影响下的一个缩影。

史前时期稻作农业

对中国文化基因的塑造，

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水稻的种植需要精耕细作，

是非常精密的一套程序。

它也因此影响了

长江流域人们的性格，

让他们变得更为细腻。

可以说，

一粒小小的稻谷

催生了一座大大的城，

推动了更灿烂的文明的萌发，

更积淀出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

稻作农业在史前时期的发展，

也成为 “以农为本、农耕中国”

文明基因的源头。

新石器时代的澧阳平原上，

先民们选择了

城头山作为定居场所，

开始挖壕筑墙。

沿地势而建的圆形城墙堆筑起来，

合围之内，

远古先民探寻着

与天地和谐共存的法则，

耕种劳作、繁衍生息。

1991年，

城头山遗址拉开了发掘大幕。

最先发掘出来的城墙，

成为当时考古学家研究的重点，

为了判定建造年代，

考古学家对城头山的西南城墙

进行解剖。

历时8年的发掘研究，

最终得出结论：

城墙共分四次修筑。

四期城墙间的土层里埋藏的

陶器、陶片等生活遗迹，

是城头山遗址

留给后世的一份重要密码。

从一期到四期城墙，

稻作农业水平在发展，

先民们的生产力也提高了，

城头山先民们

在这片土地上安居乐业，

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明。

在节目中，

我们可以看到

城头山先民的生活场景：

在他们的居住区域，

各类房屋聚集于此，

祭坛区域

正在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

各类精美的陶器

则在制陶作坊区域里诞生。

6000多年前的城头山先民，

就在这座圆形城池里，

繁衍生息。

从栽培水稻到筑城安家，

再到城中悠然有序的生活，

在城头山

我们不仅看到了

进入稻作农业 社会 之后，

人类改造自然，

又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活状态；

更看到了

长江中游地区史前人类

文化发展的片段。

城头山真的是

好比一段凝缩住的时光，

我们能从城头山遗址中

看到上一段时光奔涌而来的变化，

也能从城头山之后，

看到后一段奔涌而去的变迁，

身处其中，

经历一场 历史 的穿梭。

这还不够，

让我们跟随

《中国考古大会》的脚步，

继续在这条史前长河游览一番，

去看一看城头山里的时光记录器

——陶器。

陶器，

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

土与火的交集展现出伟大的创造，

改写了人类的 历史 。

六千多年前的城头山先民，

已经把这项技艺运用得炉火纯青。

城头山目前已发掘的十座陶窑，

其中七座位于城址中部，

有的专门用来烧制红烧土块，

用于建筑材料，

更多的是用来烧制各种器具。

规整的陶窑中遗留着灼烧的痕迹，

似乎还能让人感受到

几千年前制陶的余温。

拌料坑、贮水坑，

清晰地讲述着

城头山人井然有序的制陶工序。

邻近还有许多仅见柱洞，

不见基槽的遗迹，

有可能为简易工棚建筑，

它们与陶窑一起，

构成了完整的制陶区。

实用性和艺术性

同时出现在城头山陶器上，

这些来自远古的陶器，

不仅让我们窥见了

先民的生活样态，

更为研究长江中游地区

史前文化发展的 历史 脉络，

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实证。

节目还为观众们准备了

城头山遗址出土的陶器复制品，

从一件件精美的陶器

与专家讲解中，

仿佛还原了炊烟袅袅，

一家其乐融融的城头山人

炊煮吃饭的场景。

这也恰恰体现了陶器是时光的记录器。

城头山跨越的五个文化期：

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

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

和石家河文化，

我们都能够找到相应年代的陶器。

都说城头山是长江流域的文明之山，

是长江文明的圣地。

城头山遗址的发掘，

让我们再一次确信：

稻作农业的起源，

造就了具有独特特点的

中华农耕文化。

今天我们一起感叹古人的智慧，

感慨今人的传承，

“吾辈生于今日，

幸于纸上之材料外，

更会创新性地守护好，

创造性地发扬好地下之材料”。

澧水下游，

洞庭湖畔，

城头山静卧其间，

先民们曾在此种稻制陶，

挖河筑城，

用智慧和勇气改善生存环境，

见证人类从蛮荒走向文明，

这是几十年考古揭示的一段 历史 ，

是稻作农业文明结出的丰硕果实。

7月17日（今天）17:30

锁定CCTV-4

一起来《中国考古大会》

身临其境地感受

新石器时代

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发展！

古籍定义

"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 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知识信息;

著作方式;

文字;

物质载体;

文字制作技术;

装订形式。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古籍

简策

《御笔诗经图》

著名书史学家钱存训指出:书籍的起源，当追溯到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