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朴安的祖上世代为儒，祖父复初公著有《养拙斋诗存》，父亲胡爱亭著有《守拙斋诗存》及《文存》、《笔耕录》。朴安兄弟三人，兄伯春，庠生，著有《伯子书稿》。弟寄尘（怀琛）早年加入南社，一生诗文著述甚富。胡朴安的家乡安徽泾县东乡丹溪，是万山丛中一平地，南有香涧水，东有横亘百里的黄兑山。由于山多地少，村中人多外出经商。胡朴安的父亲爱亭公在清同治年间曾在上海大东门经营丝线业，后弃商为儒，在南昌处馆授徒。由于家中人口多，而家境贫寒，胡朴安先生每日必须从事种菜、舂米、担水、砍柴等繁重体力劳动，以减轻父母之生活重担。

胡朴安青年时孜孜好学，劳动之余，努力读书，涉猎广博。他曾说：“我于经仅读《诗经》、《书经》、《左传》三种；于史仅读《史记》一种；于子仅读《荀子》、《庄子》二种；于文喜读韩退之、欧阳修；于诗喜读李太白、白居易；于算学喜读李善兰、华衡芳之书。又喜读徐光启之《农政全书》；戚继光之《纪效新书》。有时也喜读段玉裁之《说文解字注》，朱子之《近思录》”。（摘自《六十年前的我》） 胡朴安七次应试，六次被黜，最后一次院试，首场例考杂学，胡朴安报考算术，入场得题“算论”一篇，因恨主试人之昏，敷衍成章，交卷出场。正场考试“经义策论”，又草草成篇，纳卷出场，竟然获取。1904年离乡去当涂黄池镇，在同乡翟晏如家为家塾教师，常往芜湖购报刊新书，如《民约论》、《自由原理》、《天演论》，以及鼓吹革命文章，读后颇受启迪，思想得到进步，自誓不再应试，并与翟晏如共商“领垦”计划，以此为名，以垦为备，积粮招兵，蓄积力量，响应革命。1905年，日俄战争将近结束，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胡朴安闻悉“气为之壮”。适逢芜湖万春圩放垦，胡朴安便与人筹集资金招集农民前去垦荒。胡朴安主持垦事，翟晏如负责筹款。胡朴安亲往上海购回耕田机2 台，自学拆卸安装方法，亲手扶犁耕作。二年之中，无论盛夏酷暑或寒冬腊月，与垦荒的农民同吃睡在一起，赤足上田埂，正是“扶犁随老农，耕土问深浅”，一切艰难困苦的事他都亲自去做，他后来在回忆诗中写到的“素志怀农桑，少年竟实现”这二句，就是他年轻时，以清初顾炎武平生开垦利国利民为榜样，脚踏实地刻苦磨砺自己的最好写照。后由于洪水泛滥，虽垦田万亩，终未成功。躬耕之余，研读政治法律、革命书籍及唐宋诗文，于芜湖结识安徽公学陈独秀、李光、刘师培、汪孟邹、江丹候、洪泽丞等进步知识分子，过从甚密。

1906年，他来到上海，原想参加反清活动，因“无以立足”，便至同乡朱姓裕源纱厂任会计。因胞弟寄尘之关系得识朱少屏，遂加入国学保存会。国学保存会的会员当时仅25人，其中有章太炎、诸贞壮、邓秋梅、马叙伦、刘申叔、高天梅、朱少屏、陈佩忍、柳亚子等人。并在国学保存会掌管藏书，每隔一日去国学保存会藏书楼看书，并加入国学会。由此胡朴安便进入《国粹学报》担任编辑工作。《国粹学报》在当时是一份宣传反清思想的杂志。《国粹学报》当时所编之书，皆是宣扬民族精神的宋明遗民之著作。如《伯牙琴》、《心史》、《留都见闻录》、《甲申传信录》、《张苍水集》等。胡朴安在《国粹学报》时，也曾编辑过《吾炙集小传》一种，并为之撰写跋文。

1909年，南社在苏州虎丘成立。第二年，胡氏昆仲相继人社，南社是由陈去病、高天梅、柳亚子发起组织的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有一千多社员，在当时以充满激情的诗文，鼓吹推翻腐朽的满清王朝，与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所发出的以反清为宗旨的言论相呼应。胡朴安还与诗人柳亚子、弘一法师等创办“文美会”。不久胡朴安又参加了孙中山创办的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辛亥革命，但他主要是通过办报纸写社论，着力点在革命舆论的宣传方面。

胡朴安《国粹学报》编辑，同时为《民立报》（于右任创办）主要撰稿人。辛亥革命前，受聘《太平洋报》专撰社论，同时为《中华民报》撰写社论并兼评议员。后去《民国新闻》、《民权报》主持笔政，在上海新闻界颇有影响。胡朴安进入《民立报》，常搜集明遗民之事迹与言论作为文章内容，写成笔记小品，见诸报端。其中最著者为他所编的《发史》一书，揭露清军入关后，强迫汉人按满人风俗剃发蓄辫，遭到汉人的反抗，凡清初不肯剃发而被杀，或剃度为僧者，悉为编人。又编《汉人不服满人表》一种，二者皆收入胡寄尘所编之《清代野史》一书中。他还创作小说《沌泽国》，描写清政府之腐败。当时同在《民立报》的有：宋教仁、景耀月、王印川、范鸿仙、谈善吾、钱病鹤等人。胡朴安与宋教仁，早在国学保存会藏书楼同时看书时便熟识了，宋教仁有一次对胡朴安说：“中国的学问极好，惜散见各书中，未加整理耳，吾子多读中国之书，盍为此盛业乎？”此言对胡后来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之研究的启发很大。1912年，胡朴安进叶楚伦任总编辑的《太平洋报》。当时在《太平洋报》的编辑与记者，大多是南社社友，所写的文章慷慨激昂极有生气，很能打动读者。与胡朴安同写社论的还有余天遂、姚鹓雏，而朱少屏则任该报经理，柳亚子与胡寄尘编文艺，李叔同编图画。之后，胡朴安又在邓孟硕任总编辑的《中华民报》任评论员，并先后在《民权报》、《民国日报》、《民国新闻》、《天铎报》、《新闻报》等报纸任过职。无论在宋教仁被刺、二次革命、以及袁世凯复辟称帝时期，胡朴安通过办报写文章，揭露袁世凯对历史之倒退，捍卫孙中山所创建的“民国”与“共和”。

胡朴安因为与报界有着广泛的联系，因而与南社社友交往机会增多，据他本人回忆，“南社的社友一千多人，熟悉的约占十分之四。”其中如弘一法师李叔同，在《太平洋报》共事时，朝夕与共，情谊日笃，后李叔同出家并寄居杭州玉泉，胡朴安每到杭州，必前去看望他，深敬这位高僧持律之精严，道行之高尚，音乐、书画艺术之精湛。他曾写了《灵隐寺寻弘一和尚》一诗，其中有这样几句：“弘一精佛理，禅房欣良规。谁知菩提身，本是文章伯。静中忽然悟，逃世入幽僻。为我说禅宗，天花落几席。坐久松风寒，楼外山沈碧。”

1912年秋，他应黄兴之邀请，到位于吴淞的中国公学教文字学课，并在专为纪念秋瑾烈士而办的竞雄女学任教，同时在该校任教的还有陈佩忍、叶楚伧、陈匪石、黄宾虹等。

1913年，宋教仁被袁世凯派来的凶手枪杀于沪宁车站，胡朴安其时正在《中华民报》任记者兼编辑，目睹这一震惊中外历史事件的前后经过，并以记者的身份多次实地采访，他以“朴庵”笔名在《中华民报》上发表数十篇文章，有力地揭露了袁世凯妄图实行独裁的险恶用心与卑劣会俩。后袁世凯筹帝制愈力，朴安先生曾作《咏史》诗五首讽刺揭露袁的丑行，其一曰：“师旷鼓鸣琴，骤雨声震屋。白云西北来，大风吹折木。天地何苍黄，吉凶不可卜。古乐有神灵，未许俗人渎 。平公亦何愚，无德妄奏曲。一曲奏未终，四野人民哭。”

1914年胡朴安去福建任巡阅使署秘书，主办教育，不久告假返回中国公学继续任教。1916年他去北京交通部任秘书职。1919年他与汪子实上海发起组织南社之分支“鸥社”，每月雅集二次，加入的均是南社社友，如王蓴农、胡寄尘、傅屯艮、潘兰史、徐仲可、陶小柳、汪兰皋、王大觉、孙小舫等。朴安曾为鸥社赋诗道：“蜩螳莫问今何世，大雅沉沦尚有诗。寂莫荒江成小集，苍茫尘海几相知。水云无际鸥飘泊，杯酒能生光陆离。千古兴亡空雪涕，年来赢得鬓如丝。” 1922年，胡朴安曾应孙中山之请，准备去广州，后因陈烱明叛乱而告吹。1926年他出任《民国日报》社社长。1930年又应叶楚伦之邀，出任江苏省民政厅长之职。由于他自认缺乏才能，供职二年便自呈辞职书，辞去职务返回上海，继续任教于大夏、复旦、东吴、暨南、上海、持志等大学，重理笔墨生涯，还其书生本色。

1937年抗战爆发后，胡朴安受命任上海《正论社》社长之职。上海沦陷后，环境日益恶劣。他杜门著述，严正不阿。1940年4月，他患脑溢血半身不遂病废家居，撰《病废闭门记》，刊诸《大众杂志》，又撰回忆录《六十年以前的我》，对于自己数十年来所走过的学术研究道路与学术思想多有谈及。例如，他谈到年轻时，常以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颜习斋四人学说作为自己读书做人的标准。后又受戴东原、段玉裁、王念孙父子等清代朴学大师学术思想的影响，逐步走上东汉朴学一路。日后他在整理旧学术方面，则从戴东原、段玉裁、王氏父子治学方法入手，以文字、训诂、音韵为考据的工具，在治经治史方面作出许多的贡献。但他亟不满足于做个考据家，他对于清代的“朴学”，也有独立的见解。他认为清代朴学已到了绝潢断港无路可走的地步，必须要开辟新的学术境界。为此，他作了大量控索。在接触了达尔文、赫胥黎、康德、黑格尔、叔本华、柏格森、罗素等许多近代西方进步的哲人思想著作后，他决心在经史研究方面不落汉人与清人之窠臼，而应另辟蹊径，独树一帜。他曾经考虑编撰一部中国文化史，取材于甲骨文、金文、大篆等历代文字；取材于《尔雅》、《说文》以下每个时代的各种辞书、字书以及辞海等，由文字考见上古时代的事物、言语、习俗之变化，以求得各时代文化递嬗之历史轨迹，由此而成为一部可信之中国文化史。

胡朴安从年轻时便爱好积书，每去旧书铺大有车载而归之概。有一次，就用大洋一百二三十元买进二千多本文字学书籍。对于古籍图书，他曾说：“我谓一切古书，皆是材料，当立足于现代学术之观点，取古书之材料，辨其真伪而组织之，以成一有系统之学术。”他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著成《中国文字学史》、《中国训诂学史》二书之后，四十年代初在脑中风病废家居的数年中，又撰成《周易古史观》、《庄子章以浅说》、《中庸新解》、《通书新解》等专著，特别是像《从文字学上考见古代人之声韵与言语》、《从文字学上考见古代妇女》、《从文字学上考见古代辨色的本能与染色技术》、《从诗经上考见古代之家庭》等文章。尤能见其通过汉字形体声韵之分析，以考证古代科学技术、社会家庭组织、人的动作、心理、本能发展状况之学术特色。

抗战胜利后，《民国日报》在沪复刊，他受任馆长，并继任上海通志馆馆长之职，后任通志馆改组的文献委员会主任，至逝世为止。

陈澧著述百余种，已见刊行的主要有：《说文声表》十七卷、《切韵考》六卷、《切韵考外篇》三卷、《声律通考》十卷、《水经注西南诸水考》三卷、《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七卷、《禹贡图》一卷、《水经注提纲》四十卷、《汉儒通义》七卷、《东塾集》六卷、《东塾读书记》十六卷、《朱子语类日钞》五卷、《陈东塾先生读诗日录》一卷、《三统述详说》四卷、《弧三角平视法》一卷、《摹印述》一卷、《忆江南馆词》一卷、《申范》一卷、《毛本梁书校议》一卷、《公孙龙子注》一卷、《琴律谱》一卷、《肇庆修志章程》一卷、《学海堂志（续）》一卷、《东塾遗书》等。

注释：

①《东塾集》卷二，《先府君所读〈资治通鉴〉》。

②《番禺县续志》卷二十，《人物七·杨荣绪》。

③《东塾集》卷四，《与陈懿叔书》。

④同上。

⑤《东塾读书记》卷一，《自述》，《清史》；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陈澧》。

⑥胡锡燕：《〈汉儒通义〉跋》。

⑦《东塾集》卷一，《自述》。

⑧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册，480页。

⑨《东塾读书记》，初名《学思录》，咸丰八年着手撰写，同治十二年，改名曰《东塾读书记》。原定撰述二十五卷，70岁亲定十五卷副刊，余稿本十卷，遗命名曰：《东塾杂俎》。72岁时，又自定《西汉》一卷，卒后，门人收入《东塾读书记》中，实刊十六卷。

⑩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册。

徽派朴学家的著作数以百计，学术研究成果涉猎中华传统学术文化中的经、史、子、集各部乃至天文、历算诸多领域，涵盖了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各个学科，推为名著的历来甚丰，可谓人才辈出。徽派朴学的成果，在经学（包括小学）方面所占比重最大。其中如江永的《古韵标准》、《律吕新论》，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原善》、《声韵考》、《声类表》，程瑶田的《通艺录》，金榜的《礼笺》，洪榜的《许氏经义》、《四声韵和表》，凌廷堪的《礼经释例》、《燕乐考原》，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六书音均表》，王念孙的《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孔广森的《诗声类》，汪莱的《衡斋算学遗书》，江有浩的《音学十书》，胡承珙、马瑞辰、陈奂的《诗》学著作，以及吴承仕《经籍旧音辨证》等，都是各个学术门类中的一流作品，有些还为国际汉学研究学者所瞩目。晚近尚有俞樾、吴承仕、章炳麟等，但已不振坠绪。在清代著名的经学丛书典籍《皇清经解》中，共收书172种，而徽派学者的著述有83种，几乎占到所收一半；在清末学术性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论列中，梁启超在盘点“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经学”时，推举清代学者的新疏9种，而徽派朴学家胡培翬等人所撰新疏5种便赫然在列；1992年中华书局版北大王力教授在著作《清代古音学》中，设专章论述了清代古音学家十人，即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钱大昕、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章炳麟、黄侃，其中顾氏被公推为乾嘉朴学的启蒙，黄侃是章炳麟的学生，他们的治学都烙上徽派的印迹，这十人中只有钱大昕属吴派。徽派朴学的地位和影响在中国学术史上举足轻重，舞动近代史的百年风云。支伟成在著作《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对徽派朴学慨然叹服道：“人才之盛，诚远迈他派矣！”

徽派朴学的独特学风，无论是治学精神还是学问之道，都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留下了重要的文化遗产，他们使文字、音韵、训诂从经学附庸发展成为独立的文字之学，拓展了传统汉学的范围，从恪守汉学之说到敢于突破汉学之说。徽派朴学重视考据研究的科学方法，从一字一义孤立地说明转向全面系统地探索，不仅在同时期诸学派中独树一帜，发扬光大，同时创造了学术史上光彩夺目的业绩，更因其对近现代的思想发展与学术研究产生的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而彪炳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