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中的“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

1、《大学》的作者是春秋末期曾子

2、《中庸》的作者是春秋时期子思

3、《论语》的作者是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

4、《孟子》的作者是战国时期孟子、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

5、《诗经》的作者是佚名，传为春秋时期尹吉甫采集、春秋末期孔子编订

6、《尚书》的作者是先秦诸子

7、《礼记》的作者是春秋战国时期七十子后学

8、《周易》的作者是商末周初姬昌

9、《春秋》的作者是春秋末年左丘明

扩展资料：

四书五经的影响：

中国古代有“四书五经”，被用为科举中选拔人才的命题书和教科书。我们只要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得提到“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包含内容极其广泛、深刻，它在世界文化史、思想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四书五经”详实地记载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活跃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史实资料及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孔孟重要哲学思想。历代科举选仕，试卷命题无他，必出自“四书五经”足见其对为官从政之道、为人处世之道的重要程度。

时至今日，“四书五经”所载内容及哲学思想仍对我们现代人具有积极的意义和极强的参考价值。四书五经在社会规范、人际交流，社会文化等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其影响传播于海内外，福荫子孙万代。四书五经乃是延续中华文化的千古名篇，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

-四书五经（四书五经）

-大学（文献古籍曾子《大学》）

-中庸（汉语词语）

-论语（中国儒家经典）

-诗经（中国最早诗歌总集）

-尚书（中国古籍）

-礼记（儒家经典书籍）

-周易（易经）

-春秋（东周前半期历史阶段）

-春秋左氏传

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部。

一、四书

1、《大学》

《大学》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原是《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相传为曾子所作，实为秦汉时儒家作品，是一部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

经北宋程颢、程颐竭力尊崇，南宋朱熹又作《大学章句》，最终和《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

宋、元以后，《大学》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大学》提出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修己是治人的前提，修己的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说明治国平天下和个人道德修养的一致性。

《大学》全文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主要概括总结了先秦儒家道德修养理论，以及关于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儒家政治哲学也有系统的论述，对做人、处事、治国等有深刻的启迪性。

2、《中庸》

《中庸》是中国古代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

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

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宋元以后，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其主要注本有程颢《中庸义》、程颐《中庸解义》、朱熹《中庸章句》、李塨《中庸传注》、戴震《中庸补注》、康有为《中庸注》、马其昶《中庸谊诂》和胡怀琛《中庸浅说》等。

3、《论语》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至战国前期成书。

全书共20篇492章，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此书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与《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再加上《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总称“四书五经”。

《论语》在古代有3个版本：《古论》、《鲁论》和《齐论》。现在通行的《论语》是由《鲁论》和《古论》整理形成的版本。

4、《孟子》

《孟子》一书共七篇，是战国时期孟子的言论汇编，记录了孟子与其他各家思想的争辩，对弟子的言传身教，游说诸侯等内容，由孟子及其弟子（万章等）共同编撰而成。

《孟子》记录了孟子的治国思想、政治策略（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政治行动，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属儒家经典著作。

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主张德治。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自从宋、元、明、清以来，都把它当做家传户诵的书。就像我们的教科书一样。

《孟子》是四书中篇幅最大的部头最重的一本，有三万五千多字，从此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

二、五经

1、《诗经》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周代诗歌305篇。原称“诗”或“诗三百”，汉代儒生始称《诗经》。现存的《诗经》是汉朝毛亨所传下来的，所以又叫“毛诗”。

《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它形式多样：史诗、讽刺诗、叙事诗、恋歌、战歌、颂歌、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

它内容丰富，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 地貌、动物、植物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

可以说，《诗经》是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而 《诗经》的语言是研究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汉语概貌的最重要的资料。

2、《尚书》

《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记载上起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约1500多年。

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的记录，这说明作者应是史官。《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相传为孔子编定。

《尚书》有两种传本，一种是《今文尚书》，一种是《古文尚书》，现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

古时称赞人“饱读诗书”，“诗书”便是分别指《诗经》、《尚书》。春秋战国时称《书》，到了汉代，才改称《尚书》。儒家尊之为经典，故又称《书经》。

2008年7月，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竹简，总数约2500枚。经专家鉴定，其内容全部都是古书，其中有许多经、史一类的文献。

此次公布的清华简中，《傅说之命》三篇引发关注，其内容与东晋时期出现的伪古文《尚书》的《说命》篇完全不同，再次证明，传世的伪古文《尚书》系后人伪作。

3、《礼记》

《礼记》又名《小戴礼记》、《小戴记》，成书于汉代，为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选集。

《礼记》原本四十六篇，始于《曲礼》，终于《丧服四制》，但因《曲礼》、《檀弓》、《杂记》三篇内容过长，所以大多版本将其分为上下篇，故有四十九篇之说。

书中内容主要写先秦的礼制，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如天道观、宇宙观、人生观）、教育思想（如个人修身、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学校管理）。

政治思想（如以教化政、大同社会、礼制与刑律）、美学思想（如物动心感说、礼乐中和说），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

4、《周易》

《易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中，被誉为诸经之首，三玄之一。《易经》包含《周易》，就是各种变化，孔子定为五经之一，计有24070字，分本经和大传两部分。

本经包括八卦、重卦、卦辞、为易有主体，故称为经；大传包括上彖、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系五、下系六、文言七、说卦八、序卦九、杂卦十，此十者合称十翼。

十翼为阐明易经而作，故曰传，它是用八卦重叠而成的六十四卦为结构框架，把中华民族在太古时代摸索总结出来的生活经验和生产经验，用抽象的符号记录下来，进一步以阴阳变化之道来分析，说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通过卜卦来启示天道，地道，人道的变化规律。

《易经》是我国一部最古老而深邃的经典，是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古代是帝王之学，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

它也是中医之子向更高层次学习的门槛。如果从本质上来讲，《易经》是一本关于“卜筮”之书。“卜筮”就是对未来事态的发展进行预测，而《易经》便是总结这些预测的规律理论的书。

《周易》也称作是《易经》，被誉为是“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中国古文化典籍中最古老而深邃的经典。《易经》本是反映变化的哲学古书，长久以来被用随机数选取作筮辞用。

5、《春秋》

《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经过了孔子的修订。就因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

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公羊暠《春秋公羊传》，谷梁赤《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列入儒家经典。

《公羊传》与《谷梁传》是为解春秋之笔法，释《麟经》之精妙，但于《麟经》并无后续纪年。《左传》 也称《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春秋左氏传》，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

是孔子所著《麟经》之续，同为鲁国编年体史书，故与《麟经》并列。《史记》称作者为春秋时期左丘明，清代今文经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又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又有说是鲁国历代史官所写）。

它的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

《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

——四书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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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家经典书籍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汇集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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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这一说法始于南宋，是南宋朱熹取《礼记》中的《中庸》《大学》两篇文章单独成书，与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记录孟子言行的《孟子》合为四书。

“四书”其内容不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其中还被加入了程子、朱熹的文章。这体现了中华文化传承方式。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儒家思想成为全面控制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

其几与耶教有圣经、伊教有古兰经相似。如果说学子不知四书为何物，恐怕会是件难堪的事。人们只要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得提到它。《四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

儒家经典《四书》包含内容极其广泛、深刻，它在世界文化史、思想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四书》翔实的记载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活跃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史实资料及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孔孟重要哲学思想。

《四书》历史地位：

《四书》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也是中华文化的宝典。《论语》在汉代即是妇孺必读的书，《四书》自宋代以来是中国人必读的书，作为当时人们的基本信仰与信念，成为其安身立命之道，是家传户诵之学。

《四书》里很多内容告诉人们做人的尊严，人格的力量，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宋代张载（横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也是他对儒学精义的概括。

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儒家经典的书籍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在之前,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本书也被称做“六经”,其中的《乐经》后来亡佚了,就只剩下了五经《四书五经》是南宋以后儒学的基本书目,儒生学子的必读之书“四书五经”翔实的记载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活跃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史实资料及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孔孟重要哲学思想历代科兴选仕,试卷命题无他,必出自“四书五经”足见其对为官从政之道、为人处世之道的重要程度时至今日,“四书五经”所载内容及哲学思想仍对我们现代人具有积极的意义和极强的参考价值　四书五经在社会规范、人际交流,社会文化等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其影响播于海内外,福荫子孙万代四书五经延续中华文化的千古名篇,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作为中国人,好的东西不能丢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

《四书》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孟子、子思、曾参，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1190年（南宋光宗绍熙元年），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汇集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汉唐是《五经》（《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

《大学》的作者是谁

《大学》原为西汉戴圣所编的《礼记》一书中的第四十二篇，是儒家讲修身治国的书。宋朝程颢、程颐兄弟把它从《礼记》中抽出，编次章句。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注释，称为“四书”，从此《大学》成为儒家经典。

《大学》的作者，隋、唐以前没有人提及，到宋代有了不同的说法。

北宋程颢、程颐兄弟认为，《大学》是“孔氏之遗言”，就是说是孔子遗留下来的话。南宋朱熹在编“四书”时，将《大学》重新编排整理，分为“经”一章，“传”十章。认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就是说，“经”是孔子的话，由曾子记录下来；“传”是曾子解释“经”的话，由曾子的学生记录下来。宋末元初，黎立武作《大学本旨》，认为朱熹所谓“经”的部分是曾皙的话，其他为曾参的解释。明朝崇祯年间，任国子祭酒的谭贞默在《三经见圣编•序》中说：子思的书现在称作《中庸》、《大学》的，其实就是一部《中庸》，因为《大学》就是《中庸》的后小半，所以平时所说的《四书》实际上是《三书》。以上几种说法，以曾子作《大学》流传最广。

清代学者俞正燮对上述几种说法进行了全盘否定，说《大学》是汉代《诗》《书》博士杂集的。近代蒋伯潜也认为《大学》成书于汉代。他认为，从《论语》到战国诸子文体演变来看，《大学》与《论语》《孟子》《中庸》等比较，不但与《论语》《孟子》完全为记言体不同，而且与《中庸》半为记言体半为议论体也不一样，已是一篇组织严密的论文，明显属于后出的作品。今人杨天宇也否定《大学》为曾子所作，他在《礼记译注》中说：朱熹“抬出孔子和曾子，不过为了借经学以说理事，欲尊大其学而已，其实并没有什么根据。本篇的作者究系何人，今实不可考”。

然而，当代的考古发现，特别是先秦竹简的成批出土，使人们的认识有了变化。1974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有一篇《五行》。帛书本的《五行》有“经”有“传”，“经”的部分是子思的话，“传”的部分是子思的再传学生世硕所作。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战国楚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也有《五行》。但竹简本《五行》却有“经”无“传”。根据古籍有“经”、“传”或分或离的现象，今人李学勤著文说：“以帛书本论，经传前后连贯，其体例和《礼记》中的《大学》十分近似。《大学》一篇文字有错乱脱漏之处，宋代学者特别是朱子，曾做过细致的分析整理，将篇内经传区别开来。”认为朱熹的观点是正确的，《大学》“传”部分是曾子解释“经”的话，而由他的学生记录下来的。其依据是，“传文明记有‘曾子曰’，而曾子的话又和整个传文不能分割。按战国时著书统例，这是曾子门人记录曾子的论点，和孟子著书有与其弟子讨论相同，所以《大学》的传应认为曾子作品。”

有关《大学》作者的问题，虽学者们意见纷陈，但从其所倡导的儒家有关理论方面来看，《大学》确乎与曾子理论有着极为近似之处。《大学》提倡人伦秩序，谓“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在各种人伦关系中，尤以孝悌二者为重，谓“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以为这种家庭伦理能够扩展而成为治国为政之道。而曾子即以其孝道理论著称于世，在一定程度上他的孝道理论亦与治国为政相关。他说：“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谓也；未有长而顺下可知者，弟弟之谓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修之谓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长”（《大戴礼记·曾子立孝》），可以看出，在有关孝道理论方面，两者具有一致性。在忠恕之道方面，曾子强调发自内心的真诚，他说：“君子己善，亦乐人之善也；己能，亦乐人之能也；己虽不能，亦不以援人。”（《大戴礼记·曾子立事》）这个思想在《大学》里面也处于重要位置，《大学》谓“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其宽厚真挚的待人之道，与曾子思想如出一辙。

《大学》与曾子思想相通的另一个突出之点，在于两者共有的“正心诚意”的修身论。而这一点也正是后儒以为《大学》主旨与曾子一脉相承的重要论据。高度重视个人的思想修养，是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的一大特色。曾子在传统儒家理论的基础上，开始注重“修心”，即将外在的规则、约束等都内化于心灵，使得美德不仅是外在的，而且更是内心所拥有的。曾子将孔子的思想线索，“一以贯之”概括为“忠恕”之道，宋儒曰：“中心为忠；如心为恕。”（朱熹：《论语集注》卷二）忠恕二者，事实上隐含了突出“心”在道德修养中的作用的意蕴（说见王均林先生《从孔子到孟子的儒家“修己”思想—兼论曾子承先启后的中介性作用》，《孔子研究》1994年第4期）。曾子以此为基础确立了以本心为标尺的反省论。这一思想特征，与《大学》所强调的“正心”论若合符节，“正心”就是注重内心修养，其关键环节，在于“诚意”，即内心美德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使得内外、表里和谐地统一于“一”。曾子说：“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于中则播于外也。故曰：以其见者，占其隐者。”（《大戴礼记·曾子立事》）认为外在应当是内心恰如其分的体现，无须任何虚饰。而《大学》在论述“诚意”时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慎其独也”，都认为君子只求内心有所得，不以装模作样而自欺欺人，其所强调的与曾子完全一致。总之，在修身，尤其是重视“心”之作用这一方面，曾子理论与《大学》完全同步。因此人们常将曾子一派同《大学》联系起来，朱熹将《大学》的成书归于曾子，可谓目光如炬，清晰地注意到了儒家学派“修心”理论实肇始于曾子，而又在《大学》中得以充分发挥这个关键问题。

总之，无论《大学》的作者是谁，其阐发的主旨与曾子的思想是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