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希腊罗马的史学 西方史学导源于古希腊。希腊最早的史迹是靠荷马史诗流传下来的。相传在公元前9世纪,盲诗人荷马把民间流传的希腊人战胜特罗亚人的事迹编删为两部史诗：一为《伊里亚特》，一为《奥德赛》。这两部史诗大约到公元前 6世纪中期才用文字写下来。荷马史诗充满着神话和文学的渲染，然而从中可以想见公元前12～前9世纪时希腊人的社会概况。

　　希腊人在爱琴海东岸、小亚细亚西部所建立的殖民地伊奥尼亚是希腊文化的摇篮。公元前6世纪后半期,伊奥尼亚出现了许多用散文来写作的纪事家，如赫卡泰厄斯、狄奥尼修斯和查隆等。纪事家所写的题材范围很广，他们或是把口舌相传的故事记载下来，或是用古人的事迹来进行道德教育，或是把自己在异邦绝域的见闻写成游记，或是根据口碑和文献资料来编写历史。他们有闻必录，力求使自己的记载与事实相符。后来，这种求真的精神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希腊史学中最宝贵的传统。

　　古希腊史学的开山之作是希罗多德所著之《历史》。此书以描述希波战争为中心内容，亦称《希波战争史》。希罗多德著书的目的，如他本人所说“是为了保存人类所达成的那些伟大成就，使之不致因为年代久远而湮没不彰，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要把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记载下来，以永垂后世”。

　　希罗多德所著之《历史》最初约在公元前 430年问世，比中国孔子所著的《春秋》要迟四五十年，但它是西方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历史著作，所以后来罗马哲学家西塞罗称希罗多德为“史学之父”，以后这个美名一直在西方沿用下来。

　　与希罗多德同时的修昔底德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缜密的史学方法，记载翔实，可称为信史。他把当时希腊哲学家们那种追求真理的精神和逻辑方法应用到历史研究中去，为后世的历史编纂学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修昔底德写道：“在叙事方面，我决不是先入为主，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我甚至不敢相信我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击其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考证方法检验过的。……我的著作不是为了迎合人们一时的兴趣,而是要作为千秋万世的瑰宝。”凭着这种精神,修昔底德的著作是不朽的。

　　在修昔底德之后,古希腊著名的史学家有色诺芬。他是个多产作家,著有《希腊史》、《长征记》（亦译《远征记》）、《居鲁士的教育》、《斯巴达政体论》、《回忆苏格拉底》、《经济论》、《论税收》等书。在这些著作中，比较出色的是《长征记》。

　　公元前2世纪中期,希腊世界被罗马人的武力所征服，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然而这时希腊的史学仍在发展，产生了古代欧洲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

　　波利比奥斯所著的《通史》(亦称《罗马史》)，系以罗马的武力扩张及其政治制度的演变为中心，始自公元前218年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爆发，止于公元前146年迦太基的灭亡和希腊各邦的被征服。然而，他所记载的不仅是罗马的历史，而是他所知道的那个“世界”的历史。在他的著作中，地中海沿岸各国、各民族的历史都占到其所应有的比重。波利比奥斯可称为“史学家中的史学家”，在古代西方史学家中，波利比奥斯的著作最合乎科学方法的要求。

　　罗马的史学兴起比较晚。从公元前 8世纪中期至公元前3世纪中期这500年间，罗马竟没有产生过一个历史学家。一直到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才开始出现堪称为历史的著作。

　　第一位著名的罗马历史学家是Q费边·皮克托尔(约生于公元前254)。他写了一部《罗马史》，始自传说时期，止于公元前 3世纪末年，对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经过有精详的记载。波利比奥斯和T李维都曾读过费边·皮克托尔的著作，李维曾以崇敬的心情称费边·皮克托尔为罗马最古老的历史家。

　　罗马史学真正的奠基者是MP加图（老）（公元前234～前149）,他著有《罗马历史源流》7卷，他认为历史著作必须达到“垂训”的目的，宣扬爱国思想，把古圣先贤的事迹当做进行道德教育的教材，以培养青年一代的优良品质。这部书早已失传，后世只能从其他古典作家的引述中略知其梗概。

　　公元前 1世纪中期，罗马的史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代表人为 G 萨卢斯特。他著有《喀提林叛乱记》和《朱古特战争史》。这两部书对理解罗马共和时代末期的政事均甚重要。

　　GJ凯撒不但是政治上、军事上的风云人物，而且在史学上也有贡献。凯撒在戎马倥偬之际，留下了两部重要的历史著作：一为《高卢战记》；一为《内战记》。前者是记述他经营高卢的始末,其中包括他对高卢人、日耳曼人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争以及他于公元前55、前54年两次侵入不列颠的经过；后者是记述他战胜庞培及其党羽的经过。这两部史著都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而且文笔简练，晓畅可读。

　　在“奥古斯都时代”（即屋大维执政时期，约公元前31～公元14），罗马的国势强盛，学术上也呈现出高度繁荣，产生了伟大的历史家李维。他竭毕生之力，写了一部通史性质的《罗马史》，始自罗马建城时期，止于公元 9年。在西方史学中，首创通史体例。李维的历史著作，洋溢着爱国热忱，意存劝诫而且褒贬分明。其书原有 142卷，惟大部分已散佚，今仅存35卷以及少数残篇。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家,无疑当推C塔西佗,他的主要著作有《关于雄辩术的对话》、《阿格里科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历史》(亦称《罗马史》)和《编年史》（亦称《罗马编年史》）。公元 1世纪罗马帝国的历史，主要是靠塔西佗的记载而流传下来的。他在政治上倾向于贵族共和，对帝制深为不满。他的史著被称为“惩罚暴君们的鞭子”。

　　与塔西佗同时的普卢塔克是古代最著名的传记家。他的传世之作是《希腊、罗马名人合传》（简称《传记集》）。他所写的这些传记，实际上都是通过具体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来宣扬自己的伦理思想。而其文瑰丽多姿，夹叙夹议，极其生动有致，所以传诵甚广。

　　中古时期欧洲的史学 在中世纪西欧史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基督教史学。基督教史学家用基督教神学的观点解释历史,认为人类的一切都是上帝预先安排好的,一部历史就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基督教神学家圣·奥古斯丁所著的《上帝之国》支配着西欧的思想界。基督教史学家认为《圣经》中所说的一切都是不容置疑和争辩的。而希腊、罗马古典作家的著作则受到鄙薄，往往束之高阁甚至散佚失传了。

　　基督教史学是不足为信的。然而，基督教史学家的纪年方法，以后却被沿用了下来。基督教史学家以传说中的耶稣基督诞生之年为准，大大简化了纪年方法，并且为各国历史纪年的统一提供了一个方案。

　　拜占廷的史学 在公元7世纪以前,拜占廷在文化上大致还保持着希腊、罗马的传统。基督教会的势力不像在西欧那样至高无上，它是隶属于皇帝，作为专制政体的支柱而存在的。因此，与同时期西欧各国的文化比较起来，拜占廷文化具有较多的世俗性。查士丁尼一世皇帝在位时，拜占廷帝国的国势最为强盛，出现了最著名的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他留下两部重要的著作：一为《当代史》（即《查士丁尼皇帝征战史》）。主要是记述东罗马帝国兴兵灭汪达尔王国、东哥特王国，并移师向东与波斯帝国争衡的经过；一为《秘史》，描述查士丁尼时代的宫廷内幕，对当时的显贵人物颇多讥评。

　　拜占廷的学者致力于古籍的整理，其中贡献较大的是大教长佛提乌（约820～891）。他编纂了一部《群书摘要》,辑录的古典著作达280种之多。有不少古典著作赖有佛提乌的辑录而保存了下来。

　　5～13世纪西欧各国的史学 在中世纪的西欧,史学和其他的学科一样，是神学的奴仆。当时西欧的载笔之士多为僧侣，他们留下一些编年史和传记。兹按照国别略述如下：

　　① 意大利。在中世纪初期,意大利著名政治家、史学家FMA卡西奥多鲁斯(约490～585)著有《哥特史》12卷，是研究东哥特王国历史的第一手材料。惟此书原本已经散佚，只能从朱尔丹尼斯所作的节本中略见其梗概。

　　伦巴德人入侵意大利北部的历史，是由基督教执事保罗（约720～799）记载下来的，保罗所著之《伦巴德史》是中世纪欧洲史学的要籍之一。

　　中世纪后期，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约1254～1324）口述、鲁斯蒂恰诺（或鲁斯蒂切洛）笔录的《马可·波罗游记》，即《东方见闻录》，广泛介绍了东方各国特别是中国的概况，被称为“世界一大奇书”。

　　② 法兰克王国。法兰克王国的第一位历史学家是都尔城的主教格列高利（约538～594）。他著有《法兰克人史》10卷，始自传说时期，止于591年,对法兰克王国早期的历史作了精详的记载。

　　9世纪初著名的传记家爱因哈德(约770～840)。用华美的文笔写了一部《查理大帝传》，此书是世界历史文库中的要籍之一，传诵甚广。

　　③ 西班牙。中世纪早期西班牙最著名的历史家是伊西多尔（约560～636）。他曾当选为塞维利亚城的主教。著有《西哥特、汪达尔、苏维汇诸王的历史》，记叙西哥特人、汪达尔人、苏维汇人迁徙和建国的经过。

　　④ 英格兰。英国史学的奠基者是比德。他著有《英国教会史》，所叙史事止于 731年。此书虽然主要是叙述天主教在不列颠传布的经过，但也涉及到当时英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

　　英国早期的史事，主要是赖有《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而流传下来的。从7、8世纪起，盎格鲁、撒克逊各邦的宫廷和寺院中已经有人开始撰写编年史，及至英国统一后，阿尔弗烈德大王在位时，组织了一批学者，把从前各地所积累下来的编年史加以删改和增益，汇编在一起，命名为《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

　　英国的第一位通史作家是亨廷顿的副主教亨利（约1084～1155）著有《英国史》，所叙史事始自GJ凯撒时代，止于1154年。

　　13世纪，英国产生了编年史家M帕里斯（约1200～1259）。他的著作对1215年《自由大宪章》的制订和英国国会的起源均有记述。

　　⑤ 德意志。在西欧各国中,德意志的史学兴起比较晚。11世纪中期,德意志出现了编年史家兰伯特·冯·黑尔斯费尔德(1025～1088)。他用宗教史观写了一部《编年史》，始自远古，止于1077年的“卡诺莎事件”。

　　埃克哈德·冯·奥拉(～1125)著有《世界编年史》5卷。前3卷叙述自上古直至查理曼时代的史事,后2卷记载自查理曼直至亨利五世当政时期的史事。此外，他还写了一部《神圣罗马帝国史》。

　　中世纪德意志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是弗赖辛的主教奥托（约1111～1158）。他留下两部历史著作：一为《编年史》，以《圣经》中所说的“创世记”作为开端，一直写到1146年；一为《皇帝腓特烈传》，记述这位皇帝连年用兵的经过。

　　14世纪以前东欧各国的史学 东欧国家形成比较晚。这些国家的史学兴起于10世纪以后。

　　捷克最早的一位历史学家是布拉格的科斯马斯（约1045～1125）。著有《波希米亚史》3卷,是捷克第一部堪称为历史的著作。

　　在12、13世纪之际，波兰产生了历史学家W卡德武贝克（约1160～1223）。著有《波兰史》 4卷，始自传说时期，止于1203年，是波兰史的开山之作。

　　这时匈牙利最早的史籍是记述阿尔帕德王朝第一位国王斯蒂芬一世（977～1038)生平事迹的《大实录》和《小实录》，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俄国最早的一部历史著作，是涅斯托尔的《编年纪事》。相传涅斯托尔生活在12世纪初年。其所撰之《编年纪事》，始于公元 9世纪中期，止于1110年，为基辅罗斯时代最重要的史籍。

　　中世纪俄国最重要的一部文献资料，是《诺夫哥罗德编年史》。在诺夫哥罗德大公国的一个寺院里，从11世纪初叶起就有人开始撰写编年史，逐年把重大事件记载下来。此项工作一直继续到15世纪末期。所以，从11世纪初叶直到15世纪末期这 500年间俄国历史上的大事，其中包括金帐汗国统治时期的史事，在《诺夫哥罗德编年史》中都有反映。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史学 意大利第一个著名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是L布鲁尼(1369～1444)。他首先在史学领域内打出“人文主义”的旗帜,用华美的文笔,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卢塔克等名家的作品译为拉丁文，并用意大利方言为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但丁、F彼特拉克撰写传记。此外,他还著有《佛罗伦萨史》12卷,始自建城时期，止于1404年，把佛罗伦萨城邦的发展过程作了精详的叙述。

　　与布鲁尼同时而稍晚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F比昂多(1388～1463)，著有《罗马衰亡以来的千年史》。比昂多把从 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直到文艺复兴这约1000年间叫做“中世纪”，意为介于两个文化高峰之间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世纪”一词，最初就是这样提出来的。

　　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疑古精神和考证学有所发展。在这方面,意义特别重大的是L瓦拉(1406～1457)对《君士坦丁的赠与》这一文件的辨伪工作。瓦拉以渊博的知识和精密的考证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一文件出于伪造，从而狠狠地打击了教皇的权威。

　　以政治理论家著称的N马基雅维利也是一位杰出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1513年,马基雅维利写成《君主论》（亦译《霸术》）一书，侈谈君主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蔑信弃义。晚年，著有《佛罗伦萨史》 8卷，始自日耳曼“蛮族”入侵时期，止于1492年。马基雅维利是用新兴资产阶级政治家的眼光来写历史的，他以古喻今，借历史事实来宣扬改革之道，读之令人知所鉴戒。

　　比马基雅维利稍晚的F圭契阿迪尼(1483～1540)也是一位有成就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圭契阿迪尼第一次打破地区的界限，把意大利各邦的历史熔于一炉。著有《意大利史》20卷，是近代西欧民族主义史学的先导。

　　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繁荣，也产生了艺术史家G瓦萨里（1511～1574）。著有《意大利艺苑名人传》。

　　文艺复兴时期西欧其他国家的史学 中世纪晚期法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是J弗鲁瓦萨尔（约1337～1410）。他生活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用法文写了一部《法国、英国、苏格兰、西班牙编年史》，所叙史事始自1326年，止于1400年左右。主要是记载百年战争的战况和有关各国的外交活动。

　　法国的第一位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应该首推Pde康明（1447～1511）。他是个政治活动家，晚年写成《回忆录》8卷,追述15世纪后半期法国的政事。他强调历史学的实用价值，告诫政治家和外交家必须熟读历史，因为那是理解现实生活的一把钥匙。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T莫尔，也是一位人文主义的历史学家。在名著《乌托邦》之外,他还写了一部精粹的历史著作《理查三世传》，以敏锐的观察力和生花之笔，绘形绘声地刻画了理查的阴险狠毒及其最后的被杀，鞭挞了这个历史上罕见的暴君。

　　16世纪下半叶，英国产生了编年史家R霍林谢德(～约1580）。他编写了一部体大思精的《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编年史》，始自传说时期，止于伊丽莎白当政初年。霍林谢德的著作被认为是信史，许多文学家都从中吸取创作的素材。W莎士比亚的名剧如《李尔王》、《麦克白》、《辛白林》等，大部分均取材于此。

　　伊丽莎白一世时代(1558～1603)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还应当推W卡姆登(1551～1623)。他代表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用历史来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卡姆登留下两部重要著作:一为《大不列颠志》,一为《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时期的英国史》。有人认为，近代英国的史学是从卡姆登开始的。

　　被K马克思誉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的F培根(1561～1626)，也是一位历史学家。除了《新工具论》、《论学术之进步》等名著外，他还写了一部《亨利七世在位时期的英国史》。培根认为历史是最好的政治教材，多识前言往行，能启人心窦。他说："哲学使人深邃,数学使人严密,历史使人明智。"

　　荷兰人文主义学者PC霍夫特(1581～1647)，著有《尼德兰史》20卷，描述尼德兰革命期间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迹，读之令人奋起。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是个多方面的人物，以一身兼为哲学家、诗人、戏剧家、政论家和历史学家，著述宏富。伏尔泰把“理性主义”应用于历史研究，主张要理智地看看过去，衡量前人的功过得失，写出“有哲学意味的历史”。他扩大了历史学的领域，认为举凡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诸如政治、科学、文艺、风俗习惯、农业、工艺、商业、生产技术的演进、饮食起居、人口的增加等等，均为历史研究的范围。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是文化史的真正的奠基者。伏尔泰留下 4部比较重要的史著:《瑞典王查理十二传》、《路易十四时代》、《风俗论》、《彼得大帝时代的俄国史》。其中最足以代表其史学观点和文章风格的是《路易十四时代》。

　　启蒙时期德意志最博学的历史学家应推 ALvon施勒策尔(1735～1809)。他著有《俄国史》、《北欧诸国史要》和《世界历史概略》。

　　与施勒策尔同时的LT施皮特勒(1736～1794)，也是启蒙时期德意志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留下两部比较重要的史著：一为《基督教会史》，叙述基督教会在历史上的作用；一为《欧洲各国史要》，着重叙述西欧各国文化的演进轨迹。施皮特勒的著作反映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观点，要求达成德意志的统一并建立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政府。

　　德意志文学家 JCFvon席勒(1759～1805)，也是一位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他的两部文情并茂的历史著作：一为《尼德兰革命史》，叙述尼德兰人民反抗西班牙封建统治的斗争及荷兰共和国的成立；一为《三十年战争史》，记载三十年战争期间那些惊心动魄的事迹和德意志人民所遭受的种种苦难。此外，他还写过很多历史剧，如《瓦伦斯坦》、《威廉·退尔》、《奥尔良的姑娘》等。席勒是个才华横溢而又富于革命情操的人，他的著作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起过积极作用。

　　17世纪末～18世纪末英国的史学 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是G伯内特(1643～1715)。他著有《英国宗教改革史》和《我这个时代的历史》。他代表辉格党人的观点，竭力赞美1688年“光荣革命”所达成的妥协。18世纪英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D休谟也是一位历史学家。著有《英国史》 6卷，始自公元前55年罗马统帅凯撒入侵不列颠，止于1688年的“光荣革命”。此书为18世纪出现的最为详备的英国通史，传诵甚广。 与休谟谊兼师友的W罗伯逊(1721～1793)，在历史学方面的成就比较大。主要历史著作有：《苏格兰史》、《皇帝查理五世在位时期的历史》、《美洲史》和《印度古史谭》。罗伯逊的治学态度颇为谨严。他认为历史家记事载言，必须有文献根据。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每一章后面都附有注释和参考书目，注明出处，以昭信实。

　　18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无疑要推E吉本，他用“罗马帝国的衰亡”这一概念来概括2～16世纪这1500年间欧洲的史事。他竭毕生之力，写了一部卷帙浩繁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此书共分71章，从奥古斯都时代开始，以16世纪的宗教改革作为结束。吉本虽然主要是记述罗马帝国由盛而衰的经过,但也提到波斯、匈奴、日耳曼诸部族、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在他以前，欧洲还不曾有过这样规模宏大的通史著作。

　　吉本认为罗马帝国的衰亡是由于“基督教和野蛮主义”的胜利。其书的第15章和第16章，专论基督教的兴起及其本质，寓褒贬于深沉，既是历史性的叙述，也是辛辣的讽刺。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代表着英国资产阶级史学的高峰，是启蒙时期西欧最重要的历史著作之一。

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后期，西方与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都经历了显著的阶段特征。

首先，西方的这个时期是充满变革和进步的。在政治上，西方经历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这期间，民主与自由成为新的政治诉求，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经济上，工业革命的出现带动了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在思想文化上，西方的思想界也经历了重大变革。启蒙运动的出现和发展，推动了人们对于自由、平等的思考，科学和理性成为新的思想导向。同时，殖民主义也在这一时期兴起，欧洲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殖民扩张。

相比之下，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后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则呈现出一种相对稳定和保守的状态。在政治上，中国处于清朝的统治之下，虽然开疆拓土，鼎盛时领土达1300多万平方公里，但封建专制被推向了最高峰。尽管清朝初期大力推行圈地投充等恶政，极大破坏了中原地区的经济，重农抑商，制约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但在编撰古籍时又大肆销毁古籍，剃发易服，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汉族的文化传统。同时，给旗人寄养的特权，使其迅速腐化。在思想文化上，儒家思想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受到了一定的动摇。然而，中国对科技和启蒙运动等新思潮却持一定的抵触态度，选择了闭关锁国的策略，导致中国的科技极大落后于西方。

总的来说，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后期，西方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经历了显著的变革和发展，而中国的这一时期则相对保守和稳定。这种差异为两方未来历史发展奠定了不同的基础。

中西方哲学产生条件之对比

刘向雄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的阶段，产生的过程也许不是明朗的，相反却有可能是模糊不清的。这就需要去探寻事物产生的源头，从头开始，厘清事物发展的脉络并且试图预期事物的未来发展，哲学也不例外。在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古希腊是不能抛开的一个必经环节，古希腊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的源头。西方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并且经历过古希腊哲学、基督教哲学、近代哲学、现代哲学等阶段，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哲学所关注的哲学问题也在不断地变化，先后出现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两次转向，近代西方哲学所探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认识论方面，而现代西方哲学则开始向人本主义转变（当代的哲学特征并不明显，以后现代命名的宽泛的文化更分布在文艺批评、人类学以及一些边缘的问题研究，但仍然处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阶段），尽管在古希腊之后的西方哲学发展不尽相同，但其承继的仍然是古希腊的哲学精神——都表现为对各种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和对确定性的追求；而中国哲学的产生，并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可以找到明确的起点，也没有出现类似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试图截然与传统分开或创立新的传统。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是从《易经》开始甚至可以上溯到更早的阴阳五行等观念，而此后中国哲学、科学的发展以及理论依据往往都来自于这些传统观念。纵观整个中国哲学，各种学说的前后相继性很明显，各个学派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主要都集中在政治伦理方面，即都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和规范。

哲学的产生需要一定的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作为西方哲学初始阶段的古希腊哲学如此，中国哲学也不例外。但是由于古希腊典籍的缺乏，资料不齐全，所流传下来的往往是一些传记学家或者是哲学家的零碎记载形成的残篇，这对于全面了解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以及中西哲学的对比有很大限制。以下所进行的主要是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产生之初的条件对比，以此试图揭示中西方哲学在源头之处的不同，从而更好地理解两个哲学的方向和发展，最终达到两者相互的交流和融合：

第一，自然条件：古希腊境内多山，不具备农耕的条件，没有如同多数文明古国那样有丰饶的土地，但是却适合种植果树，其尤为盛产的是葡萄和橄榄，其生产的葡萄酒和橄榄油多数用于对外出口，因此从根本上说，古希腊还是农本经济，而不是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商品经济。在陆路交通不畅和不具备如同中国那样农耕条件的情况下，古希腊的经济要发展必须利用它的良好的海岸线，大力发展海上贸易，进而才能够通过海上与其他地区交往、交流，互通有无，所以，古希腊在海上贸易过程中形成相对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在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交往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文明（例如对亚细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等当时先进文明），学习和汲取它们的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并且对之进行批判、改造和综合，从而形成具有古希腊特色的哲学-科学文化。在自然因素这一条件中，中国的地理环境和古希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因为中国与古希腊的自然条件不同，首先，中国有着广袤而丰腴的土地以及便利的陆路交通，农业比较发达，经济的交流主要通过内陆各个国家（甚至只集中在几个诸侯国）之间的互通有无，而不必也难以（因为尽管中国也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太平洋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是无法跨越的）通过海上贸易交往来实现经济发展。其次，在古代，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同一地域的文化往往具有相似性，例如在中国的周边国家的文化要么没有根本区别（如印度文明），要么是中国文化的“文化卫星国”，虽然在具体表现上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面向自身的“内在文化”，这样的外在条件使中国文化的视野被限制在一个类似的传统环境当中，成为一种内向型文化。再次，中国的文化是当时的先进文化，先进文化往往难以接受和认同落后文化，而落后文化却能较好地接受、认同先进文化（如古希腊、日本等），因而，在这种诸多的自然条件影响下，造成古代中国与其他不同的文明交往较少，进而引进其他文明的先进文化也较少，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稳定的和完善的文化结构。这些自然条件使中国哲学的特征表现为一种封闭的自我发展，具有稳定性。

第二，社会条件：由于古希腊自然因素的阻隔使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以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各个城邦被自然而然地隔离开来，这也就有利于各个城邦独立自由发展，多种政体在相对独立的情况下依照城邦的实际情况不同而出现，并且创造了诸多形式的政体，有僭主制、寡头制、贵族制、共和制、民主制、君主制等形式。这种状况“实在得益于这一地区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以及希腊人政治组织能力下的相对割裂的地理环境”（1）。在多样性的环境里能促进相互之间的比较和思考，人们的思想也呈现出多样化，激发人的批判精神和创造能力，也有利于在相互比较中形成新、更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在一些较为宽松的城邦里形成了古希腊著名的民主制，这种民主制总体上为哲学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自由思想和相互辩论可以允许合法存在，它允许甚至保护公民自由思想的权利，有利于使一些背离传统的或与时下流行的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甚至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一些权贵常常邀请一些“社会名流”进行聚会、探讨，极大地促进思想的多样性，一部分人试图开辟另一些道路或者对传统进行批判——而不是简单继承，用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下，对传统（主要是巫术和神话）采取超越成为可能，由此形成古希腊哲学的新的传统：超越传统。因此古希腊哲学具有科学精神和不断超越的特点，因此城邦制和民主制为古希腊哲学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环境。在中国，虽然较早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有利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由巫术、仪式直接继承下来的敬天、祭祖的传统思维，在宗法制度的制约下，产生了以家庭为中心，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以求得身心内外谐调的价值取向，在大一统的国家内形成具有自身的特点的中国文化，并通过国家权力来强力推行，使思想传统较早形成和比较一致。另一方面，较严厉的思想钳制使思想自由被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国哲学的繁荣时期，但是这已经是在传统定型的前提下继承下的发展），能够进行讨论、研究和辩论的空间较小，多数思想家把传统思想当作政治行为、礼仪和道德规范的主要来源，使中国哲学整体朝向伦理（政治）的方向进一步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的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是都无法超越传统，都是在传统所限定的范围内展开，他们的学说也试图从古代的传说和古籍中寻求证明，用以支持自己的学说，这也表明了中国哲学对传统的态度并不是采取积极的批判，而是继承和诠释，这种态度被强化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继承传统。

第三，经济条件：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物质资料日益丰富，使一部分人能够直接脱离物质生产劳动，而从事脑力劳动。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产生来自于“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务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2）因此，在古希腊，探讨政治和哲学在社会经济发展后获得了物质前提，只不过多数人主要思考政治问题，有一部分人则转移了注意力，把对政治体制和政治规范以及对人和社会的关注转向对自然和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用理性而不是经验去探求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他们惊叹于自然的各种现象的奇妙，“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做成说明”（3）。并试图寻求在各种自然现象后面的非神的、恒定的原因，试图用理论来论证其合理性，注重概念的明晰和逻辑的严密，进而产生古希腊独特的哲学-科学思维方式。但在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应当比古希腊时期更为繁荣，可拥有物质满足前提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如同古希腊那样对自然“惊异”呢？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经验的作用。在中国的各种理论当中，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伦理道德都需要具有可实践性，就是哲学也不例外，因此，中国的古代科学一直具有丰富的实用技术和各种发明创造，但却缺乏科学理论资源；

丹青雅绘慕南山

张有先生年逾古稀而精神矍烁，长发阃于脑后，亮额隆鼻，浓眉垂耳，目端而淡，凡事不喜与人争，丹青妙笔，国学精深，有古人遗风。观之有似曾相识之感，遍思不得其解，偶观先生近作，始悟先生所似何人也。

《采菊东篱下》乃张有先生又一佳作。画中陶渊明宽额袒腹，悠然回望，荷锄负箕，采菊而归，简劲笔墨绘出陶公流风余韵，而泼墨如烟，由实入虚，即实即虚，营造出南山妙景，面面生动，凸显流风余韵，整幅小帧汇情与鸟树山林，融心与天地自然。先生自得之情横溢，菊香绕膝芬馥或似可闻，南山清幽高远或似可见，先生超俗淡泊或似可感，斗方之中尽抒其意，闭目静听，犹随之入超然之境，离世脱俗，再无欲无求也。

陶翁绝世佳句流传千古，却不敢妄断世人皆明其中意。今视张有先生画作，再吟陶潜《饮酒》诗，其中真意豁然可得一二：“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浮于闹市，无视嘈杂，心境纯捻竟无车马之喧。黄昏之时，得采菊望山之乐，于晚霞普照之中观倦鸟归巢，此情此景充于胸臆，或可载千万长卷亦不为过，唯心远始见地偏之意，唯淡泊名利方得精神平和。舍得舍得，舍即是得，非舍难得。舍功名之追逐，得布衣之闲适；舍利益之执着，得素心之淡泊；舍污浊之企欲得闲和之气象。大隐隐于市，无非心无旁骛，清静自得。于诗者，描写易，言情难；于画者，形似易，神似难。陶元亮公淡泊功名，只求遗世独立；张有先生不重物利，只求心之安乐。二者诗画皆由心生，乃为空明无碍本真意境之投射！诗如人品画亦如人品，于诗于画可明作者之心、之情。虽形式各异，然精神归于大同，追逐虚灵胸襟，超然玄境！置身心于自然，汲天地之灵气，悟宇宙至理，发生命之真性情。诗者画者心处一境，虽届时空弥远，然心亦相通！

魏晋风流，源自老庄，清谈固其志，酒药冶其趣，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陶令，纷纷华丽登场又黯然而退，历经百载而已，却以颖悟、旷达、真率留下百世欣羡。期间豁达者惟推陶公一人耳。晋人简淡玄远，“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且不为外物所累，率性而为，历代难与其相提并论。此情此境于陶诗亦可见一斑。先生谥号靖节，并非标榜逃离闹市以求耳清目明，而是身处闹市却不夺其心之高洁。晋人之美，于生活讲求自然随性，于人格讲求静虚淡泊，于山水讲求潇洒心境，于诗文讲求造诣脱俗，于绘画讲求神韵自由，于道德礼法讲求真情真意。七贤之首的嵇康有“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之句，超然玄远之意趣令人叹为观止。画绝、才绝、痴绝的顾恺之论画时却叹曰：“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一语道破绘事圭臬。郭静纯有诗句曰：“林无静树，川无停流”，王羲之曰：“从山荫道上行，如在镜中游！”空灵心境中折射着自然之玄妙，缘有热爱自然之高洁胸襟，始得山水之乐。晋人不滞于物，其不拘一格之个性更显风神潇洒。王子猷雪夜兴来，剡溪访戴，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大司马恒温尝谓谢尚“企脚北窗下，弹琵琶，故自有天际真人想”。天际真人为晋人之理想人格，亦为理想之美。晋人之艺术境界基于其意趣超然，生机活泼，尊重个性，更在于自然、哲理之不倦追求。虽超然物外，却未能忘情。”

古人游山乐水，为真性情所向。当年王右军去官后，与东土人士营山水弋钓之乐。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陶公亦有诗云：“少无失俗韵，性本爱丘山。”重点就在于一个“本”上。古人不爱名利，随性退隐避世，今人多为世事牵绊，难逃浮世之嘈杂。况今人嗜财如命，唯利是图，为蝇头小利辗转难眠，更无提心之淡远，情之空静。因而世人叹心之疲惫、念之污浊。吾曾于黉夜独自漫步，月凉如水，万籁俱静，独立于旷地，仰苍穹之辽寂，闻呼吸之律动，渐入佳境，觉心神空灵，通宇宙之万象，念常时之奔波劳碌，方觉此境难求。吾因此感曰：佳境常在，然非人皆可得。尝谋划古稀之年得一依山傍水之所，安享天年。然知事实难料，怎可期晚年遥远之事。或曰：“怎可得清净之身？”却忘记陶公诗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恰如张有先生云：“绘者，吾之快事也，何来寸长尺短之争？名利，身外之物也，不屑蝇头斗米折腰，但求心安乐处，便是身安乐处也。”世人皆向往心安乐之生活，奈何于身外找寻超脱之法，若心难安，则置于穷乡僻壤亦难舍于物利追逐。唯舍觊觎执着，方得安乐快活！

如此心境显于外物，则外物之韵调尤其隽秀深长。陶潜随心而动，于农舍古刹寻找心神之契合；随情而动，于归鸟夕阳处得宁静之慰藉；陶潜爱酒，便倾其所有换酒酣饮，好不自在！如此随性之生活为世人所慕，如此自由之精神为世人所向往。然视前人之潇洒，对比今人之矛盾，并非人人皆可至如此境界。万念由心生，淡泊方得大自在！理虽明，道难至。混迹于浮世，万事皆有为，劳心劳身至身心俱疲。吾亦心向桃源乐、田园居，奈何难脱于世，且心亦难明，今观张有先生画作良久，退而思之再三，嗟叹张有先生之明志淡泊，境界非凡。至于南山采菊之境虽难得，吾亦思而慕之，心向往之，恨不一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