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大麦和小麦最早种植的地方是两河流域北部的山谷地带，这里丰富的野生禾谷类植物为这里的先民进行野生植物驯化和作物培育提供了条件。但是，人们开始种植最多的作物是大麦，而不是小麦。这样看来，也许大麦是人类历史上最早驯化的作物。

首先选择野生大麦进行驯化，与中国北方选择野黍驯化的原因几乎完全相同：籽粒大、生育期短、抗性强。

籽粒大是人类选择作物时不能抗拒的优点。籽粒大的作物便于采收、便于加工，也便于播种和管理。野生大麦的籽粒特别大，比小麦的祖先野生一粒小麦要大上三分之一或更多。野生大麦中野生二棱大麦的籽粒是最大的。很多研究者认为，现在种植的大麦是由野生二棱大麦驯化而来。汉语中有大麦这一名称，可能就是因为早期的大麦品种籽粒都比小麦大。

在农耕生产刚开始时，地广人稀，耕地不是问题，因此，人们更注重的不是单位面积产量高低，而是收获是否更稳定。在没有灌溉条件时，作物生育期长短十分重要。生育期短，可以避开自然灾害，获得稳定产量，而大麦刚好具有这样的特点。

大麦的抗旱性也比较强，还有耐瘠、耐盐碱等优点。所有这些，注定了西亚先民选择它作为主要粮食作物。

大麦很可能是在4000多年前与小

麦一起来到东亚的，但有人认为中国也有一个大麦的独立起源中心，那就是青藏高原。

这样的观点开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1926年，前苏联农学家瓦维洛夫根据大麦野生种群及栽培品种分布，认为大麦有三个起源中心，其中一个是在中国；1938年，瑞典人艾伯格在西康道孚县，即现在的四川甘孜州道孚县，发现了野生六棱大麦，认为青藏高原是大麦起源中心。

1、中国人最早种植的农作物是稻米，当时的河姆渡文化以种植稻谷为主，这些稻谷堆积层最厚处有一百多厘米。刚出土的稻谷，颜色金黄，形状完整，甚至，微小的地方仍然清晰可见，七千年前稻米也就是“粟”。它由野生狗尾巴草驯化栽培而成，既耐干旱、贫瘠，又不怕酸碱，在我国南北干旱地区、贫瘠山区都有种植。

2、其实中国人最早种植的农作物是“粟”，也就是今天的小米，是通过野生狗尾巴草驯化栽培而成的。

我国的原始农业是从古人驯化什么开始的？

人类从狩猎采集的时代进入农耕的时期，是一段漫长的历史。而我国的原始农业是从古人驯化了一些植物和动物开始的。

首先，古人驯化了一些植物，如小麦、大米、黄豆、花生等。在当时，这些植物还只是自然生长的野生植物，经过人类的长期栽培和改良，才逐渐形成了现代农业中的谷物作物和油料作物。

其次，古人还驯化了一些动物，如牛、马、猪、羊、鸡、鸟等。这些动物既可以提供肉、皮革等直接的人类物质需求，又可以用于耕田、运输、牛奶等方面，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最后，人类还在农业中进行了诸如田间水利、肥料施用、轮作制度等方面的创新，为我国的原始农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的来说，我国的原始农业是从古人驯化了一些植物和动物开始的，这标志着人类已经开始了可持续的农业生产，为我们现代农业的发展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基础。

罗桂环：我国早期的植物驯化与我国文明的起源

作物的栽培是农业起源和定居的重要标志之一，人类的生活资料的获得也从原先的狩猎、采集带有掠夺性的方式进入以种植和养殖为主的生产性经营方式。自从人类栽培植物以来，各类农作物，尤其是粮食作物、纤维作物和各种蔬果就开始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性。对于它们的起源和传播研究无疑将对我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的探讨有重大的意义。由于现在相关的资料调查还有很多欠缺，这方面的研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本文仅就笔者所见的一些资料对早期我国栽培植物的起源和发展作一些非常初步的探讨。

一、 西北地区。西北向来被认为与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有重要关系的一个地区。传说中的神农产生于陕西岐山西面的姜水。而神农在先秦以来的古代传说中正是农业和医药的创立者。这种情况的出现恐怕不是偶然的。传说中的神农以水为姓，即姜姓，一般认为姜姓是古羌族的一支(1)。《说文解字》中释羌字的意思为牧羊人。但诚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甲骨文中的“羌”字更可能是伪装成羊的猎羊人。实际情况很可能是随着第三纪晚期以来青藏高原的迅速隆起，我国西北的甘青地区不断干旱化(2)，后来生活在这里的古羌族“猎羊人”狩猎变得越来越困难，所以南迁进入黄河支流的渭水流域和长江支流的嘉陵江上游开始了农业生产。

进入渭河流域的古羌族人可能很早就开始了对粟（稷）的驯化工作。从距今约8000年左右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的粟遗存可以发现这一点，这里地处富有森林的秦岭北坡，又处黄土高原南面，而且处在渭水的上游，既可以有森林作为庇护所，并从中采集、狩猎各种生物资源，又可以在干旱的黄土高原这里得到莠（粟的野生种）等适合当地干旱和黄土等气候和地质条件的一年生禾本科作物的籽实，满足食物的需求，使人们对莠的周期性迅速繁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逐步地人们开始了粟的栽培和果树的管理和培育。

上述过程在古籍中记载的传说中也可看出一些痕迹，《淮南子·修务训》记载：“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虫龙之肉，采树木之实，时多疾病伤毒之害。于是神农氏乃始教民播种五谷…”，这条记载说明，由于采集和渔猎所得古人容易得病，因此神农发明了农业和种植业。但在《新语·道基》上还有这样的说法：“…民人食肉饮血，衣皮衣，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食，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似乎是说，渔猎所得不足以养民，于是开始发展农业。《周书》中也说：“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为耒耜鉏蓐，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食”(3)，开始了农业生产。古人早期的农作方法，《国语·鲁语》是这样记述的：“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疏。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4)这里的烈山氏可能指的是放火烧荒，柱可能指的是早期用木棍点播的一种栽培方式。形象地道出了神农驯化粟的“棍耕火种”过程。

当然，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这里驯化的作物还有蔬、果。从大地湾文化的后继者西安半坡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出土了大量的栗子，而现今秦安所在的天水地区仍然分布着大面积的天然野生栗子林这一情况分析，栗子这种坚果可能也是由这一地区首先栽培的。另外，桃子也可能首先是由这一地区栽培的。桃无疑是我国栽培史最古老的果树之一，虽然还未见有栽培的果实（或种子）在我国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现，但河北藁城曾出土商代的栽培桃核，《诗经》中也反映我国黄河流域的人民非常熟悉这种水果，加之天水的小陇山（秦岭北坡)仍有大量野生桃（甘肃桃）的分布，这种野生桃与栽培桃在形态上十分相似，应当就是栽培桃的野生祖先，因此推测它在大地湾文化时期被栽培是有可能的。在蔬菜方面，西安半坡遗址出土过罐装菜籽，很可能是芜菁（因为我国唐代以前北方似乎一直没有白菜），这种耐干旱的蔬菜可能也起源于这一地区。在农业社会中，除食物生产之外，穿衣是另一最受人关注的事情。因此纤维植物很早也为人栽培。甘肃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栽培类型的大麻籽，说明大麻也可能最早起源于这一地区。这种作物在中亚和我国西北分布很广，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有的底部有麻布纹，说明这种纤维植物的利用是有相当久远的历史的。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西亚原产的小麦可能在马家窑文化时期已经传入我国的渭河流域。因为距今约四五千年前的陕西赵家来客省庄文化遗址中曾发现小麦遗存(5)。从上述史料分析可以看出，渭河上游的陕甘地区的秦岭山麓及周边的黄土高原地区是我国温带耐旱作物的重要起源中心之一。这里发源的作物对中华文明后来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稷（粟）几乎成了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图腾，不但神农的后代称作稷，而且周人的祖先因为从母亲氏族--神农族那里继承了这种作物的栽培方法，也被尊为稷。他们都被后人认为是五谷神，与土地神--社合称便成为国家的代名词社稷。而其它几种作物都是适合早期粗放栽培的，对我国北方旱作农业生产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二、华北地区。华北地区的农业发端应当也是很早的。根据地质学家的研究，这里在第四纪（260万年至今，是新生代最新的一个纪，包括更新世和全新世）时期，植被主要是夏绿林；进入全新世初期（从11700年前开始至今），以松属为主的针叶林占据统治地位。气候比较寒冷；从距今7000-8000年至5000年前，气候逐渐变得比现在还要温暖一些，阔叶树种逐渐占优势，草本植物也达到高峰(6)，说明这一时期是非常适于农业发展的。虽然早期的新石器遗址没有发现有栽培作物的存在。但是与上述大地湾遗址同期并处在黄土高原的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却曾发现大量的粟的遗存。这里所见的贮藏粟量非常之大，说明它的栽培有相当的历史。但现在还很难说它是由黄河上游地区传来，还是当地起源。上述遗址出土的其它作物包括核桃、榛子。值得注意的是核桃，这种坚果原先一直认为是汉代的时候，张骞“凿通”西域后才传进内地栽培的。但在河北容城曾出土过距今九千多年前的核桃，磁山文化遗址也出土过核桃(7)；此外，同处黄土高原边缘的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同样出土过核桃(8)，这表明它的利用和栽培在我国有着异常古老的历史。而且我国西南的西藏林芝地区至今还分布有野生的核桃林，这说明这种果树很可能是我国本地起源的（磁山出土的核桃据说很小，虽在考古文献上标了核桃的说明，但我怀疑它可能是核桃属的其它种）。顺便提一下，从《诗经·鄘风·定之方中》可以看出，榛子曾经是一种栽培的果树，但在后代似乎没有得到改良和发展。

另外，在裴李岗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不少酸枣，在新郑沙窝李的新石器遗址中曾出土了枣核，这说明这种果树也开始为人们所栽培。这种果树与西北地区的起源的栗子在我国北方古代农业生产中有重要意义，它们一直是我国华北地区重要的“木本粮食”(9)。华北地区起源的重要作物可能还有桑，这种植物的果实可能很早就被人采食，传说黄帝的妃子发明了养蚕，甲骨文中已有桑字(10)；《诗经》中不但有20余处提到桑，而且有大规模种桑的记述。人们对它的重视和熟悉程度都非同寻常，可能有很久远的栽培历史，估计在5000年前已被栽培。这是一种非常具有中华文明特色的栽培植物，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三、长江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国农业发源最早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开始栽培水稻的地方。这里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暖湿。据孢粉研究，我国东南部地区距今11000-8000年前，以松或栎等（阔）叶树种为主，植被从森林草原型向森林植被方向发展，属于落叶阔叶树稳定上升期，这个时期气温迅速上升；距今8000-6500年前的常绿林达到顶峰，这个时期气候温暖潮湿；距今6500-3500年前的前半段为亚热带植被发育期，而后半段草本植物蒿属达到高峰，常绿阔叶林成份逐渐减少(11)。大体上以森林植被为主。可能很早就有人类在各大湖的周围捕鱼拾贝、采集植物果实和嫩芽。传说中的蛇身人首的伏羲（包牺）可能就是爬行动物众多长江下游和华东地区人们的远古始祖。《易传·系辞下》记载他曾：“作结绳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后来“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意味着农业就从这里开始了，但其中的原因并不清楚。

这一地区驯化的最重要的作物无疑是粮食作物水稻。考古学上的证据表明，水稻栽培在我国有很悠久的栽培历史。距今1万多年前的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曾经出土过水稻的植硅石(12)；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湖南道县玉蟾岩(13)遗址曾出土栽培稻谷的果实(14)；后来考古学家又在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中出土了大量距今约八九千年的栽培稻谷(15)。这无疑很好地证明了我国是水稻的原产地之一。当然得出这样的结论还有一个很好的理由，那就是，现今我国从东南的福建、台湾到西南的云南，北到江西、南到海南都有普通野生稻的分布。我国广泛分布的这种普通野生稻和我国栽培的普通栽培稻的亲缘关系很近，同具24条染色体，可杂交和产生可育后代。我国已故著名水稻育种专家丁颖认为：中国的普通栽培稻是由普通野生稻演化而来。从喜马拉雅山麓的栽培发源地向南传播，经马来半岛、加里曼丹、菲律宾等岛屿，演化为籼稻；北路进入黄河流域演化为粳稻。我国是粳、籼稻两个亚种分化地之一(16)。他关于水稻栽培起源地的说法可能是不对的，但关于普通野生稻是普通栽培稻的祖先这种观点大体上是站得住脚的。湖南、江西这一地区不但至今仍有普通野生稻的分布，并且是水稻的主要产区之一。因此以前苏联学者瓦维洛夫认为水稻起源于印度的说法可能是值得商榷的，而认为起源于我国长江中游的说法大约是比较可信的(17)。笔者认为，我国长江中下游大湖区周围应该是它的栽培起源地。这类“大泽”向来是古人生活资料来源的重要基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封建社会的早期。作为一种食物经长期的采集，加上适当品种的选择导致栽培，这似乎是很顺理成章的事。

另外，湖南道县还可能是柑橘的栽培起源地之一。因为历史上早期记载都说洞庭湖一带的柑橘很有名，屈原还写过《橘颂》，至今浙江的温州，江西的南丰还是我国著名的柑橘产区。道县还有野生橘的分布。两湖则有近缘种宜昌橙的分布。另一近缘属金橘属的野生种也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我国另外一种果树梅应当也起源于这一地区，它的果实早期可能主要用于调味，从《尚书》的有关记载不难发现这一点。它的野生种在我国湖北等地山区仍有分布。它可能在很早的时候就通过汉水流域传到黄河流域的南部一些地区，在河南驻马店杨庄出土过夏代的梅核(18)。长江中下游地区还可能是我国最早大量使用竹类植物的地区，因为在浙江吴兴钱三漾的新石器遗址中出土过竹编的器物。后世《禹贡》中提到荆州的贡品包括竹产品；《尔雅·释地》有：“东南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此外，苎麻可能也是由这个地方首先驯化而成为栽培植物的，良渚文化的钱山漾遗址曾发现有较多的碳化苎麻平纹布和细绳(19)。这表明此种作物的栽培已经有一定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在河姆渡遗址中还出土过一个漆碗，表明漆树这种经济植物很早就为人们所利用了。上述情况表明这里当是我国一个栽培植物的发源中心。

这里驯化的水稻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意义无疑是深远的，它很快在周边地区传播开来。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也出土过距今约8000多年前的稻粒印纹，说明向淮河流域发展很早，而长江下游的浙江河姆渡出土了大量七千多年前的栽培稻谷(20)，似乎表明水稻向周边传播似乎是同步的。不仅如此，考古学的证据表明水稻后来很快向黄河流域和南方的珠江流域传播。成为我国广泛栽培的谷物，为我国文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它至今仍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也是世界上产量最多的粮食作物。

另外，这里首先大量运用的竹子，到后来栽培竹子对我国文明的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我国这一地区有大量的竹林分布，因此当地的百姓除了食用竹笋之外，还广泛运用竹子制作各种生产和生活器物，它充斥在我国南方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近代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曾指出竹子在我国有大大小小的600多种用途，以至于有些外国人称我国的文明为“竹子文明”。

此外，漆树的利用也是很引人注目的。漆树分布较多和现今栽培较多的是在我国的川东和湖北一带山区。长江流域应当是首先利用这种植物的地方，很可能这种树脂的利用在长江中游大巴山区的汉水流域也有相当长的历史，并通过那一地区将漆树的利用方法传到中原地区。河北一些商代的遗址曾出土过漆器，这说明漆的利用历史从南到北都很久远。《诗经》的有关记述表明，漆树在周代的时候肯定是一种栽培植物；战国时期的庄子还当过漆园吏，说明当时黄河流域也有相当规模的栽培。漆树也是很有我国文明特色的一种栽培植物，对我国后代的手工业和文化、艺术都有重要的影响。

四、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上述“猎羊”的古羌人或他们生活在陇南的后裔可能有部分进入四川的岷山山地的岷江和嘉陵江上游地区(21)，成为“三星堆”远古居民的先祖。从《史记》等有关文献记载来看，这里应当是芋头驯化地和分化中心之一，这一地区至今仍有野生芋分布。但这种作物的驯化的时间还有待推考。云南地区可能是我国最早栽培葫芦和小豆、豇豆的地方。这一地区的人们有许多关于人类源于葫芦的传说，有许多葫芦崇拜的习俗，盘瓠（盘古）创造人类的神话可能与这一地区有关。虽然我国现今出土葫芦的文化遗址主要在长江中下游的大溪文化阴湘城遗址、河姆渡遗址、罗家角、崧泽、水田畈等新石器遗址中。但很可能是由上游向下游传播的结果。当然，也不排除此种植物由华南传入的可能性。至于小豆，上述阴湘城遗址据说出土过豆角(22)，笔者推测那不可能是由美洲传进来的那种“豆角”，更可能是小豆（或饭豆）抑或豇豆。这两种植物的野生种至今在我国云南地区仍有分布。葫芦的利用和种植对我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在早期这种植物的嫩果是供食用的，后来它的成熟果实就被当成日常家用的容器，甚至早期的一些陶器的形状都是模仿葫芦做的。很可能还被当作浮水的用具。葫芦还被古人作为乐器，即笙，传说笙是女娲发明的。在华南和西南这种形式的乐器一直在封建社会都存在着。当然它在古人的审美艺术和宗教发展过程中都起过重要作用。

从上面的简单的论述，可以看出我国作为一个有悠久农业发展史的文明古国，栽培植物的出现也是很早的。而且很早的时候，在不同地域的人民就在长期利用自然的过程中驯化出了各具特色的栽培植物，并且一些重要的栽培植物很早就在各部落中开始了互相传播和交流。除上面提到的一些例子外，像葫芦很早就出现在河南的裴李岗遗址中，粟和大麻出现在阴湘城的大溪文化遗址中。这种情况的出现，对于促进各民族的交融、中华文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结合上述各地后来青铜技术的发展，如陕西临潼出土过仰韶文化早期的黄铜残片；甘肃永靖出土过齐家文化时期的铜刀等器物；地处华北的河南新郑、安阳出土个不少商代的铜器；而地处长江中下游江西新干和地处长江上游的四川广汉在同一时期都有各自发达的青铜技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四川广汉的青铜器物与中原的类型有较大的差别；另外江西新干出土的不少商代铜器农具显示当时江南的青铜冶炼技术水平更高，产量更多；反观中原地区，青铜农具是很少见的。这些清楚地表明后来中华文明的发展，是各地大地域--至少是各大河流域区域文明相互影响、会同而成长壮大的。不是仅仅哪儿有个“摇篮”，然后往周边传播、扩张的。（原载：《农业考古》, 2003(1):64-67；从玉蟾岩与牛栏洞对比分析看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

摘自新浪网友，谢谢。

中国农耕文明起源追溯中国农耕文化起源有一句“男耕女织”之说，它不仅是指早期的劳动分子，也是 农耕文化形成的基础。早在河姆渡时期，出土的谷物化石，则说明“农耕”由此（或更早）产生。

以此，人们的活动便以“男耕女织”为中心，而随时间推移，长期沉淀形成的文化内涵及外延、各种表现形式（如前方所述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文化类型。

农业最早是在中原地区兴起来的。中原农耕文化包含了众多特色耕作技术、科学发明。

裴李岗文化有关遗存中出土了不少农业生产工具，为早期农耕文化的发达提供了实物证据，尤其是琢磨精制的石磨盘棒，成为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粮食加工工具。大家知道，三皇之首的伏羲教人们“作网”，开启了渔猎经济时代；炎帝号称“神农氏”，教人们播种收获，开创了农业时代。

大禹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推进了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数学、测绘、交通等相关技术的进步。战国时期，由河南人郑国主持修建的“郑国渠”，极大地改善了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

随着民族的融合特别是中原人的南迁，先进的农业技术与理念传播到南方，促进了中国古代农业水平的提高。可以说，中国农业的起源与发达、农业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农业的制度与理念，均与河南密切相关。

扩展资料：

农耕文明的特点：

男耕女织，规模小，分工简单，不用于商品交换。农耕文明，受封建思想束缚，闭关自守。 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典型的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农耕文明发展的后期，越来越限制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而相对的海洋文明而讲，就是清代没落的最主要原因。

在距今10000~8000年间，中国早期农业已形成了以栗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和以水稻为代表的南方水田农业两大系统，以及与手工业、家畜饲养业相结合的南稻北栗格局。

-农耕文化

-农耕文明

耕作制度

一、原始社会——撂荒制

农业工具以石器为主，并广泛使用木竹器、骨角器和蚌器。石斧、石锛一类砍伐工具的应用是原始农业的特点之一，与之并存的是播种用的竹木棒和收获用的石刀、石镰。锄、铲一类翻土工具是稍后出现的，在我国尤以耒耜的使用最具特色，完全靠手工操作。

耕地开始可能在山地，以后向江河两岸比较代平的地区发展。实行撂荒耕作制，最初是生荒耕作制，继之是熟荒耕作制。这一时期耕作技术的特点是刀耕火种，以后产生了与播种直接相结合的原始的封耕作，生产技术的重点逐步由林木砍烧转移到土地加工。出现了用以掌握农时的原始物侯历。牲畜野放，后来产生了简单的栏圈。把野生植物和动物培养、驯化验室栽培植物和家畜是这一时期农业生产的最大成就。人类现今得用的主要作物和家畜，全部是在原始农业时代栽培和驯化成功的。

二、奴隶社会——休闲制

这一时期木石工具仍在广泛使用，但青铜工具已占主导地位，因为广泛使用的木器已用青铜工具加工制造，而且青铜农具已日益普遍地应用于农业生产中。与原始农业时期相比，农具的类型变化不大，耕犁可能已经出现，但耒耜和锄钁无疑是当时的主要农具，虽然这些农具许多已安上金属刃套了。在这一阶段的后期，铁农具和牛耕均已出现。

这一时期的耕地主要在华北大平原和其它江河两岸比较低平地区。当时华北地区沼泽沮洳较多，要在比较低平的地区发展农业必须首先开沟排水，由此而产生的沟洫农业是黄河中下游华夏族农业的主导形式。沟洫农业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大禹治水，沟洫的作用在于排而不在于灌。沟洫农业是旱地农业而不是灌溉农业。与沟洫农业相适应，撂荒制基本上已被休闲制所代替，《诗经·尔雅》中的“菑、新、畲”，《周礼》中的“易田”等，都是休闲制的反映。在南方，除了部分地区仍在山区实行刀耕火种外，也较普遍地在低平地区经营水田。

沟洫农业是垄作形式的旱地农业。当时的农业劳动采取两人简单协作的耦耕方式。在这种形式下，耕地的选择、布置、整治，农时的掌握，品种的选育、播种、管理、除草、治虫等方面都获得了初步的成就。在南方的水田则实行比较粗放的火耕水耨法，这种方法并不完全同于刀耕火种，有的地方往往是与简单的蓄水工程相结合的。这一时期更为完备的天文历已代替了原始的物侯历。在对不同封的辨别和利用方面也积累了不少知识。在畜牧业方面，舍饲、阉割、相畜、孕畜保护、牧场管理等项技术都已出现或有所发展。

三、封建社会——连作制、轮作复种制、多熟种植

从战国开始，中经秦、汉、魏、晋以迄南北朝，耕作制度则由休闲制转为连作制。

铁犁和牛耕的推广是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工具和动力的主要特点。农业具从质料到形制都比前一段有了很大的变化，铁农具获得普遍使用，不但有铁锸铁钁，而且有铁铧犁、耙、耱、耧车等各种工具，农业动力则由人力发展到畜力以至水力和风力。农业工具和动力的这种变化使整个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为方改观。

在北方由于自然景观的某种改变，由于井田制的破坏和牛犁的推广，沟洫农业走向衰落。在南方，水田获得进一步的开发。这些情况促使了水利建设高潮的出现，一批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工程相继兴建。但在北方，旱地农业仍占主要地位。耕作制度则由休闲制转为连作制。战国以后，虽然休闲制在某些地区和某些时期并未绝迹，但连作始终是农业生产的主要耕作制度。适应连作制的需要，我国农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轮作倒茬方式。这时复种制也已在局部地区出现了。

隋、唐、宋、辽、夏、金、元诸代，在耕作制度方面，这一时期轮作复种有所发展，最突出的是南方以稻麦复种为主的一年两熟制已相当普遍。

这一时期农业工具继续有重大的发展。例如包括十一个部件的结构完整、使用轻便的曲辕犁，用于深耕的铁搭，适应南方水田作业的耖、耘荡、龙骨车、秧马和联合作业的高效农具如粪耧、推镰、水转连磨等。旱地、水田农具均已配套齐全，在传统农业范围内，已达到接近完善的地步了。

这一时期北方旱地农业技术继续有所发展，但比较缓慢，农业技术最重大的成就是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在土壤耕作方面形成了耕—耙—耖等一套完整的措施。水稻育秧、移栽、烤田、耘耨等都有了进一步发展。为了适应一年两熟的需要，更重视施肥以补充地力，肥料种类增加，讲求沤制和施用技术。

明代和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多熟种植的迅速发展成了这一时期农业生产的突出标志。

在江南地区，双季稻开始推广，在华南和台湾部分地区，出现了一年三熟的种植制度，在北方，二年三熟制获得了发展。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粮菜间套作一年三熟和二年三熟的最大限度利用土地的方式。

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又获得发展。深耕被进一步强调，耕法更为细致，为了弥补耕具的不足，出现了套耕、转耕等方法。肥料的种类、酿造、施用继续有长足的进步，接近传统农业所能达到的极限。

耕地制度

一、原始社会：土地氏族公社所有制。土地归氏族公社所有，氏族成员共同劳动，共同享用劳动成果。

二、奴隶社会：奴隶主贵族土地国有制——井田制，实质是国王私有制，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商朝时已存在，西周时进一步推广，土地所有权属于国王，诸侯臣下只能世代享用，奴隶主驱使奴隶集体耕作并剥夺奴隶的劳动果实，春秋后期，随着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井田制逐渐瓦解。

三、封建社会：地主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土地所有制三种形式

（1）地主土地所有制（我国封建社会最主要的土地制度，占支配地位）

1、确立：战国时期，商鞅变法标志着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商鞅变法规定：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土地私有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

2、影响：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繁荣起过积极作用，但其闭塞性和自给自足的特点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阻碍了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造成中国社会的长期贫困和落后

3、废除：1950年新中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彻底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

（2）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

1、屯田制：西汉、东汉、曹魏、蜀、金朝、元朝、明朝、清初等实行过屯田制，屯田制的推行，安置了大批无地农民，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2、王田制：（如王莽时实行）：形式上类似于井田制，但性质仍为封建土地所有制。王莽实行它目的是托古改制、限制兼并，缓和阶级矛盾，但结果适得其反；

3、均田制：始于北魏（孝文帝改革），流行隋唐，且被日本借鉴、吸取，其影响深远。后随着土地兼并的严重，唐玄宗时国家无地可分，均田制崩溃（这是实行两税法的原因之一）

4、更名田：1669年，康熙帝宣布把原来明朝藩王的土地，归现耕种人所有，叫“更名田”

（3）自耕农土地所有制(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其特点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这种土地所有制形式不占主要地位。春秋时期，一部分奴隶和平民以及没落贵族自己垦种的这部分土地，使他们成为小块土地所有者，成为一家一户的自耕农。这种小农经济同地主土地所有制一样，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建立和长期存在的重要基础。

1492年哥伦布在美洲发现印第安人以玉米为食物，于是将其带回欧洲, 随后传播种植到世界各地。中国则在明代将玉米引进。

玉米是一种驯化作物。与小麦、水稻有明显的野生近缘种不同，人们很难找到果实颗粒分排密布在玉米轴上的野生品种。

玉米的起源有多种说法，目前认可较多的一种说法是，其祖宗是墨西哥的大刍草，又称为类蜀黍。其植株形态和果实形态均与现代玉米有较大出入。

大约一万年前，在墨西哥区域居住的古代农民开始选育玉米，他们选择了其中或较大的，或味道较好的，或更容易磨碎的种子来播种。最终玉米棒变得更大，颗粒更多，成为现代玉米的模样。现今玉米的无稃（果实硬壳）以及果穗外包厚厚苞叶便是人们长期选育的结果。

通过遗传学分析，大刍草的果实与玉米有着相同数目的染色体和类似的基因序列。事实上，大刍草与现代玉米可以杂交，自然繁殖为新的品种。

但这就引发在进化上一个巨大难题。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进化始终是缓慢而渐进的，缘何玉米会突然出现在大刍草的进化舞台上？这难倒了科学家。

人们最终推倒了原来的进化认识，转而倾向于认为在玉米驯化最早的时候，单个基因的微小变化而产生了戏剧性结果。

科学家想弄清楚两者杂交的历史过程，以便了解其DNA水平的变化详情。如今结合遗传学研究和考古记录，人们已经拼凑出玉米演化的故事。

大刍草中的tga1基因使得其籽粒被较长的坚硬稃壳包裹，而玉米中的tga1则使得玉米颗粒无壳且柔软。科学家将玉米的tga1基因转移到大刍草后，发现其外壳变小且转变为半包裹状态，而两者tga1基因之间仅一个核苷酸的差异。

另外一个重要基因则是tb1，与玉米分蘖有关。这个基因在大刍草中被抑制，结果产生许多分蘖，而在玉米中表达更多，结果则是无分蘖或少分蘖。一个依据是，科学家将大刍草的tb1转移到玉米中，导致玉米的分蘖陡增。

玉米具有分蘖的特点，但分蘖会会消耗自身营养，减弱主茎的生长发育，分蘖一般难以发育成果穗，从而影响最终产量。因此大刍草在人类长期栽培驯化后变得无分蘖或少分蘖。

这正说明，某个基因的微小变化可以产生剧变，这也就也解释了玉米为何会突然出现。也就是说，进化并不总是渐变的。

当然，玉米进化会涉及许多基因，只是其基因效应相对较弱。如淀粉类型和含量，不同气候和土壤的适应能力，果实颗粒的长度和数量，颗粒的大小、性状和颜色，抗虫性等等，这些变化正应传统进化论的看法：进化是渐进缓慢的。

选育还不止如此，野生植物的驯化并非易事。已有实验证明，从墨西哥类蜀黍到玉米要经历不到20代植物的驯化。

野生谷物为了更大范围传播其种子以求较高存活性，其种子成熟时便自动脱落。但这个植物天生的求生本能却导致农民不能充分收获种子，只有这些种子留在穗上等到所有种子成熟方能充分收获。要成为粮食作物，这些野生谷物便要减弱其落粒性，我们的祖先一直在驯化谷物的低落粒性。人们在采集的时候倾向于采集那些不易于脱落的种子,这种无意识的选择驯化的长期结果便是产生不落粒品种。

另外，与其它多数作物不同，玉米被人类驯化得失去了自然繁衍的能力，必须靠人为手段才能得以繁衍。

研究还显示，作物驯化并非快速、本地化的过程，而可能是在不同区域进行很长时期的不断试错过程。

当然，到现在玉米育种早已不再是自然杂交产生的选育。作为高新农业育种技术，转基因玉米已经有抗虫、抗除草剂、抗旱、转植酸酶玉米等多个品种，而复合性状转基因玉米更是大受农民欢迎，并且已经有育种公司推广了8个基因转移的玉米。

（作者：孙滔）

原始人类驯化种子，其实就是原始农业的产生过程。

原始农业是从采集中发展起来的。人们发现植物的种子落地后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萌发、生根、长大、开花，并结出新的果实和种子，进而产生出更多的植物和果实、种子。于是，人类就有意地选择出能够结出更多、更大果实或种子的植物，收集这些果实和种子，在合适的季节和条件下进行种植，并精心照顾它们，直到收获。

由此一代一代地挑选，一代一代地种植，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逐渐学会了栽培农作物，出现了原始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