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别大了

真正的古文没有标点的区分，现在所看的这些哪怕是带有标点的，也是后人尤其是近现代人根据自己的理解或者说人说话的习惯换气而强加上去的。在理解上和原来的文意就有了很大的偏差。尤其在纸张大量出现之前，文字是写在竹简或者木片上的，一片上写不了几个字，可能一句没写完就换了一片，而后人想当然的就认为这一片上的就是一句。想看原文的太难，不过你可以试试把那些标点去掉，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断句。

表面上看,这种主张两全其美,既坚持了简体字,又保留了繁体字。仔细想来,殊无必要。

 试想一下,如果大家写的都是简体字,书刊报纸也都是简体字,认识繁体字又有何必要呢认识了不使用,如同买了一个工具却闲置,久而久之,只能被忘记或者丢弃。有人说,认识繁体字可以读古书,可以传承文化。其实,读古书读的是古人书中道理,而不是他书写的文字。现代人读不懂古人的书不是因为繁体字还是简体字,而是因为不懂古代汉语,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还包括古代文化知识等一大套学问。因此,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苏培成曾说过:读古书的门槛不在文字,而在语言。语言文字是向前发展变化的,在语言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情况下,以为认识繁体字就能读懂古书的思路未免简单了些。相反,如果一个人懂得古代汉语,即使简体字版的古书,理解起来也不会有阻碍。说到底,能不能读懂古书,关键在自己的学问,不能读不懂就归咎于简体字。

当然,我们说汉字应用无需强调“识繁”,并不是反对识繁体字,识字,无论繁简,当然是越广博越好。如果从个人文化修养的角度来讲,认识繁体字,甚至认识小篆、大篆都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在日常语言生活应用中,则无需强调必须认识这些,以免增加不必要的学习负担。

汉字是一种交流工具,工具必然追求更方便合理的使用。简化是汉字自身发展演变的一个客观规律。新中国建立之初,成人文盲率占80%以上,汉字繁难,应当改革,是当时有识之士的共识,推行简化字成为必然。据统计,《简化字总表》第一、二表繁体字的平均笔画数是每字16画,简化后平均笔画数每字为8画。笔画减少后,书写效率明显提高,为当时扫除“文盲”、普及教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应当说,简体字在国民教育水平提升及社会生活便利方面功莫大焉。现在,在简体字通行、稳定的使用状况下,提出恢复繁体字或者退一步提倡认识繁体字都是没必要的折腾,除了给学习者带来负担外,还会影响交流,进而可能会对国家的经济、文化、教育、国际交流、信息化等事业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鲁迅先生在《孔乙己》这篇小说中，塑造了一个鲜明的受封建思想荼毒的读书人形象，孔乙己在精神上迂腐不堪、在生活上穷困潦倒，每天都在别人的嘲笑中度日，最终“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最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孔乙己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叫人半懂不懂的。

可是，孔乙己生活的年代，正是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过渡时期，为什么会让人半懂不懂，甚至惹人嘲笑呢？因为“之乎者也”这种方式，只适用于书面写作，孔乙己在一场生活中也这样说话，就显得不伦不类，十分滑稽。

古人说话用的口头语，跟我们今天没有多大差别，文言文是书面写作形式，正常人聊天是不会“之乎者也”的，用专业术语来说，这个现象叫做“言文分离”。

言文分离

言文分离，顾名思义就是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分离开来，采取不同的形式进行表达。言就是语言、口头语，文就是文章、书面语，不论口语还是书面语，其本质都是为了交流，那为什么不把口头语和书面语统一，而是要采取“言文分离”的形式呢？

为什么使用文言文写作？

1、重视古籍

中国人非常注重历史，更是将古籍奉为经典，从古代贤人的思想中，不断学习以充实自己，更是有官方指定的“四书五经”，古代读书人想要入仕做官，把这些经典熟读并背诵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在古代但凡是读过书识得几个字的人，都必须要懂文言文。

这一点，就奠定了文言文作为书面交流的基础。

2、便于交流

中古疆域广阔，素来就有“十里不同音”之说，所以我国的方言极为丰富，即便是在今天，通信如此发达的情况下，不同地区的人说话都有不一样的口音，更别说古代了，可能只隔了一座山，两头的人说话就鸡同鸭讲，根本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

你可能会说古代不是有官话么？

确实，古代的官话就如同今天的普通话一样，有着统一的发音标准，但是哪怕今天这种普通话推广的力度，还有很多方言地区的人不会讲普通话，年长一点的老人甚至听都听不懂普通话，古代要推广官话，又谈何容易？

在口头交流上不同意，那文字总是统一的吧？大家平常读的书都是文言文，那把这种形式用在日常书信文章中，统一采用文言文，方言问题就很好地被解决掉了。

3、简洁雅致

文言文之所以长盛不衰，它自身简洁雅致的特点功不可没。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最先的文字都是刻在龟壳或兽骨上，叫做甲骨文，这种方式只适合记录，却不适合传播，后来就发明了竹简，把细长的竹简串成串并在上面写文字，就成了书籍，竹简书相比之下更好传播，但那可是实打实的木材啊，重量十分吓人，一两册还好说，要是一大堆书，搬运起来可太费力了。

后来虽然有了帛、纸等更轻便的书写材料，但都十分珍贵，也不是可以随便挥霍的。而且古人传播书籍，都是用手抄的，要像今天这样动辄数百万字，恐怕要把人手抄断，即便是发明了印刷术，那也要先刻好版再印刷，篇幅太大刻印也着实费力。

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这样的宏幅巨作，要是都翻译成白话文去抄写或者印刷，实在不敢想象。

文言文能得到长盛发展，正是以为它满足了以上几点需求，满足了人们对古籍的学习，满足了交流的便利，满足了传播记录的快捷。

口语不适合记录写作

口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变化极快，时不时都有新的词汇被发明出来。

拿我们现代人网络语言来说，10年前在论坛上，任一翻开一个帖子，前三个回复必定被沙发、板凳、地板占据，要是让00后去看以前的帖子，他们可能就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近几年，网友们又发明出了实锤、十动然拒等新兴词汇，再过10年，那时候上网的年轻人依然不会懂今天的这些流行词。

在网上发帖、写文章，本质来说也是以网络为载体，以文字作记录，如果大家都无限制地采用口头语来写作，我们的语言可能就断层了，古人的口语虽然没有如今变化之迅速，但几千年来，人们说话的方式总是在变化的。

试想，如果历朝历代都用当时流行的口头语为写作方式，那我们今天还能读懂多少呢？明清之后兴起的白话小说，就大量采用口头语言，作者在正常叙述的时候，即便遇到不懂的，稍微查阅资料也能搞明白，但如果作者在某处采用当时特有的口头语言，想要搞懂就需要颇费一番工夫，像《红楼梦》中凤姐骂人那些话，现代人就很难一眼看懂。

两相对比，文言文的巨大优势就发挥出来了——变化慢。

先秦时期和明清时期，在书写语言上面虽有差别，但差别不大，书写者或阅读者，只要搞懂一处，其他地方就能融会贯通。

从文言文到白话文

实际上，语言的变迁就是一种轮回，文言文脱胎于先秦口语，也就是说，显示时期，人们的口头语和书面语言是一致的。

只是口头语变化太过迅速，文言跟不上发展，于是出现了“言文分离”，口头语更通俗、书面语更雅致，这种发展到一定时期，又被融合到一起了，白话文替代了文言文，言、文统一了。

从交流沟通和知识传播的角度来说，白话文的推广和普及，逾越了文言文特有的语言编码，才真正使文化教育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让知识能走向普通大众。

因此，我们应该感恩对白话文推广事业付出过热情的前辈。

但凡事分两面，白话文推广后带来的不好影响就是，现代人很难看懂古籍了，课本中出现的文言文也被学生排斥，甚至视为噩梦，这对古代文化的传承有一定的障碍。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要给文言文和白话文分出个优劣，只是客观分析中国人语言的发展和变迁。

学会文言文就能无障碍的阅读古籍了吗？这个问题因人而异。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典籍都是文言文写作的。我们阅读这些宝贵的古籍，肯定是需要文言文功底的。但是光是学会了文言文，阅读古籍还是有困难的。因为古籍距离我们年代久远，又因为古人在引用，转述别人的观点的时候往往比较随意，并不是依据原文内容来引用的。这与我们现在的学术论文引用有天壤之别。我们在阅读时，不能仅仅认为学会了文言文就能阅读古籍。文言文的精髓在于他的一些特殊句式，重点实词的多种意思。掌握了特殊句式，积累了足够的词义才算是基本掌握了文言文。

要想学会文言文之后无障碍阅读古籍，还需要在基本掌握文言基础知识外，仍然需要借助前人的注释。比如《孟子》一书对《诗经》的引用。孟子在《孟子》中引用《诗经》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忽略了《诗经》原来的意思。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现代的阅读习惯，那就是每段话都很懂，但是不知道在表达什么？这需要历代专家学者的解读，比如对于《孟子》我们可以阅读东汉赵歧的《孟子》注，还有南宋朱熹的《孟子章句》，以及近代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而对于其他古籍也是如此。

一些古代特有的文化现象也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这类文化现象很繁琐，学无止境，我们需要大量的积累。所以即使懂了文言文，也不一定能看懂古籍。如何能看懂这些古籍呢？我们就需要翻阅前人的注解。在前人了解的基础上，多方考证，最终会得到满意的答案。（来自网络，版权属原作者所有）

大部分的话应该是能听懂的。但当时唐朝的都城在长安、也就是今陕西西安，所以说应该是以陕西方言为主的。估计还会有一些书面文言文的内容，这个可以听下书评的方式。至于押韵，普通话和陕西方言是很类似的，所以大多数古诗用普通话读起来仍是压韵的。

你说的对呀，论语，一本书每个朝代都有无数本注解。理解也各不相同，恐怕孔子也没想到这么多意义吧？你说的现象是有的，主要原因就是现在思想过于统一了，教育被有意的固化，让大家都觉得遵守规则是理所应当的。确实很多历史和文化都被和谐没了。现在想想，还是民国的时候好，传统文化和新派思想都能得到发扬，支持你~有的时候就需要有逆向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