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史研究：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一书，以聚落形态的发展和变化为主线，探讨从村落到国家运动轨迹，论述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的途径和典型方式，属于别开蹊径的新视角，从而为新世纪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本书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集中对国家暴力的核心--王权的形成和强化作了全面考察，充分阐述了从“五帝”时期到“三王”时期，王权是古代文明和国家形成过程中国家权力系统的集中反映。彭邦炯的《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12月，是利用甲骨文材料研究商代农业的总结之作。该书有不少辨正前人之处，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既从纵向论证了商代农业早晚发展的不同，又从横向分门别类地对甲骨文所反映的商代农业作了系统地叙述，推动了商代农业史研究的深入。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一书，深入探讨和论证了殷商历法的纪日、纪月、纪年等问题，并对与历法有关的开象记录也进行了甄别，在全面分析资料的基础上，纠正了不少前人有关殷商历法的误说，提出了不少有创见的看法，把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了新的水平。曲英杰《齐都临淄城》著作，是在全面剔梳史料并与考古发掘成果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多方位研究齐都临淄的开创之作。书中不仅从宏观上纵向考察了齐都的发展变化及其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地位，而且微观上对临淄城内居民的居住环境、生活习俗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甚至对春秋时齐国的贵族，诸如崔氏、国氏等世卿的宅居及其方位形制都进行了有根据的复原。因而《齐都临淄城》不仅对齐国史的研究很有意义，而且也为古都研究的深入进行了新的摸索。�

　　国家重点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在1998年取得了许多新收获，其中偃师商城考古新发掘，不但确认了偃师商城有外城、内城、宫城之分，内城和宫城早于外城；而且也试图为夏、商之交的年代亦即为划分夏商文化提供界标。2月在山西侯马召开的“西周列王年代学考古专题研讨会”上，李伯谦教授提出了晋侯墓地八组墓葬分属于从晋武侯到晋文侯等八代晋侯的观点，得到与会专家的广泛赞同，其分期研究成果可以与《史记·晋世家》记载相比较，将西周文化分期与西周王世对应了起来。此外，关于月相问题、铜器的考古学编年与断代问题、厉宣幽王年问题、甲骨文日月食研究与武丁的可能年代、武王克商的年代问题等都取得了一些新进展。

　　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朱大渭《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是朱大渭先生积40余年心血而撰写的40余万言的力作，全书由22篇论文组成，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医学等广泛领域。该书对于当时的官俸、官员致仕、政界名人的年龄结构、外科医学、畜牧等不甚为人注意的新课题均加以撰论，而对史学界研究成果较多的问题，如农民战争、民族融合、阶级结构、人物评价等，也撰写专文。而且在文献与考古资料中勤搜博采，殚心精思，因而能提出令人服膺的新解。台湾学者廖伯源《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文津出版社，1998年)，依据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官文书，参照传世文献，考证了汉代的政治制度与地理状况。这本15万字的学术专著，距1996年广州中山大学召开的“秦汉史国际讨论会”上谢桂华介绍尹湾汉墓简牍，时隔仅仅两年，而其完成初稿时间距《尹湾汉墓简牍》的出版仅七个月。如此迅速的反应，实得力于先进的研究手段。作者称，本书之撰写，利用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之汉籍全文资料库，检索方便快捷，本书得以在短期完成盖以此也。”

　　1998年出版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的专著中，属于社会生活史类者占据了重要的成份。其中彭卫的《汉代社会风尚研究》(三秦出版社，1998年)一书，分七个专题考察了汉代社会风尚、汉代人的精神世界和语言现象。由于文献疏于记载或语焉不详，使历史的复原颇为不易，因此从琐细的社会生活表象中进行富有历史深度和理论深度的分析殊非易事，作者却不避困难，进行深入细致研究，从而对这些现象给予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同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作为龙蛇丛书之一的《古道侠风》一书，也是彭卫在汉代社会风尚研究方面的一部力作，对汉代的游侠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在这一时期的宗教史方面，侯旭东的《五、六世纪北方民众的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是一部有内容有深度的力作。马勇的《秦汉学术--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探索》(陕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是秦汉学术史方面的新作。朱大渭、梁满仓合著的《武侯春秋》(团结出版社，1998年)是两位作者将多年来对诸葛亮一生深入的研究以畅达生动的语言表达的成果。此外，列入《武侯祠历史文化丛书》(十册)中的李兆成的《一代贤相诸葛亮》和谭良啸的《天下英雄得刘备》，也于1998年5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

　　隋唐史研究：首先需要提到的是张弓的《汉唐佛寺文化》(中国社科出版社，1997年12月)，该书把寺院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置于华梵文明的遇合与交融，以及华夏文明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之下进行考察。书中对汉唐佛寺经济生活三种生存状态的本质特征的分析、对作为“文化视野窗口”的寺名的考察，对观音瑞像起源、意义的论述，以及对寺型演变原因的探讨，都是独到而有深度的创见。此外还有由张泽咸、李斌城等合著的《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黄正建《唐代衣住行研究》、杨际平等合著的《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庭关系》等著作。

　　宋辽金元史研究：由史卫民等主持翻译的《剑桥中国辽夏金元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出版，是值得一提的。该书有九章内容，73万余字，各章分别由当代西方的权威学者撰稿，书后附有详细的参考书目，基本上反映了国外学者90年代以前对中国辽夏金元史的研究情况。该书的翻译出版，为我为学者了解国外同行的研究情况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宋代法制史的研究，近年来一直是一个热点。继去年郭东旭《宋朝法制研究》一书出版后，1998年又出版了薛梅卿的《〈宋刑统〉研究》，该书在对《宋刑统》进行系列研究中提出了不少新观点，如该书征引大量史料，认为《宋刑史》为宋朝300年通行不废的一部法典，与普遍流行的观点有所不同。朱瑞熙等著的《辽金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也是社会生活史断代系列之一，该书函盖面较广，全面叙述了公元916--1279年共三百多年间中国境内各民族政权的社会生活，内容详实，叙述得体，其中有些方面，象押字、剌字等颇具时代特点。

　　�

　　明史研究：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一书，向史学界提供了明初的黄册抄底，纠正了原流传的所谓“黄册原本”的错误。澄清了明代里甲编制与图保编制分属不同系统的区别，证实了黄册人口登载事项中包括妇女的说法，论证了甲首本是一种职役，不当作一甲“首领”来理解，揭示了黄册制度的本质不仅是赋役之法，而且更重要的是户籍制度，它首先是控制人口即控制劳动力的。该书在明史学界受到广泛的关注，获得高度的评价。

　　� 近年来学术界对明代商品经济的研究一直持续不断，不仅论著多，而且涉及的领域较宽，例如对典当业、农村集市、庙会、会馆、市场网络、市场法等都有研究。其中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就属于系统研究江南商业经济的专著。通过他的研究表明，在16世纪的明朝，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王兴亚《明清河南集市庙会会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一书，对明清河南集市、庙会和会馆的建立、发展、分布、类别、组织管理以及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作了考述。

　　� 在明清时期的社会史研究方面，有吴仁安的《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一书，从社会史与地方史的交叉处入手，采用多学科渗透的方法，对300余名明清上海名流及其著姓望族作了多方位的研究。作为民族关系史，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年)一书，充分利用丰富的汉文、蒙文、满文史料，紧紧围绕古代蒙古地区与中原密不可分的政治经济联系，阐明推动蒙古各部南迁的内外原因，以及南迁对周邻民族和对蒙古本身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解决了一些前人未能解决的有关漠南蒙古历史上社会、经济、地理等方面的问题。

　　� 清史研究：明清鼎革与清前期历史地位，一直是倍受关注的。顾诚《南明史》受到清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并引发了明清之际历史的新思考。关于康乾盛世，李治亭《清康乾盛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一书，与顾诚的观点不同，认为清朝入关后的统治，诚然具有维护满族特殊利益，牺牲汉族百姓利益的内容，但同时它也在不断调整统治方针，努力实现民族关系和谐，以达到稳定政权、恢复、发展社会生产的目的，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国家的统一，经济繁荣，武功强盛，学术集大成等。如果将其和同时期英、法等国的发展水平相比，当时的中国确实落后了，这可以说是康乾盛世最大的悲剧所在。但这种落后至晚从明朝中叶就开始了，康乾时期中西差距只是拉得更大而已。在清代的政治研究中，吴吉远的《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职能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一书是比较重要的学术著作。该书对清代专制与法制的关系，清代立法与司法的建设，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对朝县(州)、府、省三级司法职能进行了立体的分层深入研究，并考察了幕友、书吏、差役、长随在地方司法中的特殊作用，比较清晰、完整地揭示了清代地方司法系统的基本状况。关于清代人物研究，1998年出版的冯佐哲的新著《和珅评传》(中国青年出版社)，比较彻底地改变了以前将和珅漫画、丑化的传统做法，还和珅以历史本来面目，纠正了以往人物研究中片面性。

　　� 文化史研究：1998年出版的有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的《中华文化通志》刘惠文的《蔡元培的文化思想》、蔡克骄的《瓯越文化史》、武斌编的《中国文化史概说》、赵锦元等编的《中国民族宗教与文化》、马启成、丁宏的《中国伊斯兰文化类型与民族特色》、葛兆光的《中国禅思想史》、卿希泰和詹石窗合著的《道教文化新典》、陈鼓应主编的《道教文化研究》、张继禹主编的《道法自然与环境保护枣兼论道教济世贵生思想》等。其中由萧克任编委会主任的《中华文化通志》，从筹划到编撰出版，历时8年，篇幅达101卷、4000余万言。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全面的文化通志。全书分为序卷和十典百志、贯通古今五千年历史，涵盖十大文化领域，包括56个民族文化，涉及文史哲经等十个主要学科，汇集了大批专业学者，内容丰富详实，撰写质量高，既有可读性也具学术性，受到学术界的好评。

　　� 中外关系史研究：杨富学的《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是利用中亚古文献进行专题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论著之一。作者利用国内外已刊布的回鹘文文献, 结合汉文史料，对回鹘佛教的传播历史、经济情况、功德思想、寺院兴建、寺院经济及佛教对回鹘文明的影响等问题作了较全面系统的探索。林梅村的论文集《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是其《西域文明》(东方出版社，1995年) 的姊妹篇, 集中反映了作者利用佉卢文献并与史籍和考古资料相结合，是研究中亚古代历史文化所取得的最新成果。

　　� 历史地理研究：1998年出版的有《侯仁之文集》、陈桥驿《方志论集》、葛剑雄《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间》、李勇先《舆地纪胜研究》、卫家雄、华林甫《银色巨龙--长江》、辛德勇《黄河史话》等。通过这些著作和一批论文，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地理是一门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专门之学，在这些研究中，学者们除了对疆域与政区、历史军事地理等方面的研究外，有关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如何保护环境，也愈来愈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 综观中国古代史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内容充实、观点新颖的论著不断涌现，专题研究亦有所加深，学术空气相当活跃。但在深入发掘材料的同时，转变视角，引发新思路，借鉴或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开辟史学研究的新途径，都有待继续努力。另外，研究学风尚须进一步严谨，尤其应加强学术批评，提倡学术争呜。

古史辨派是活跃于本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其宗旨是运用近代科学知识和方法，疑古辨伪，揭示有关中国上古史记载的真面目。它肇端于1923年在《读书杂志》上进行的长达九个月的古史讨论。而由于“古书是古史材料的一部分，必须把古书的本身问题弄明白，始可把这一部分的材料供古史的采用而无谬误”。所以，随着讨论的进一步深入，辩证古代文献资料之年代及真伪等问题，便也成为该派古史讨论的主要内容之一。

1929年，顾颉刚在《燕京学报》发表《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对《易经》的成书年代及《易传》中涉及上古史的部分材料进行了考辨，引起广泛的注意。钱玄同、胡适等纷纷撰文与之讨论。顾先生的弟子李镜池也沿着顾氏的思路，对《易传》的成书进行了全面的探讨。于是形成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易学研究热潮。1931年，顾氏将1926年12月至1929年12月间有关易学讨论的16篇文章，与有关《诗经》的讨论文章合编为《古史辨》第三册出版。顾氏在该书“自序”中指出，这些文章的编纂，目的是要“打破汉人（指汉代经学家——引者）的经说”，“破坏其伏羲神农的圣经的地位而建设其卜筮的地位”，“辨明《易十翼》的不合于《易》上下经”。总之一句话，就是“从圣道王功的空气中夺出真正的古籍”。可见，这些辩证都是针对着传统易学而来的。

如所周知，传统易学向来有“人更三圣，事历三古”之说，所谓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孔子作传。在其看来，《周易》（包括经传）成书于多位圣人之手，渗透了多位圣人的心血。因此，在经学史上，它始终稳居思想学术的核心地位，受到历代经学家的尊崇和维护。但古史辨派认为，古人的这种观点，证据不足，值得怀疑。“打破汉人的经说”，无疑是要剥夺传统易学赋予“三圣”的《周易》制作权。“破坏其伏羲神农的圣经的地位”，则使传统的八卦起源说重又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建设其（指《易经》——引者）卜筮的地位”，则意味着历代经学家从卦爻辞中发挥出来的微言大意都是毫无根据之谈。“辨明《易十翼》的不合于《易》上下经”，则无疑于宣布，二千多年来经学家所遵循的“以传解经”的研究模式从一开始就是误入了歧途。可见，古史辨派的研究，使传统易学中本来都有定论的成说均成为不足凭信的东西，也使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都成了问题。对于传统易学而言，这种“破坏”无疑是毁灭性的。

综观古史辨派的易学研究，他们涉及的问题虽然很多，但归结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周易》经传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周易》经传的性质及关系，孔子与《周易》经传的关系，《周易》一书的结构等。

史辨派的易学研究，目的是要“打破汉人的经说”，“破坏其伏羲神农的圣经的地位而建设其卜筮的地位”，“辨明《易十翼》的不合于《易》上下经”。一句话，就是“从圣道王功的空气中夺出真正的古籍”。应该说，他们的研究基本上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对《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的梳理，对《周易》筮辞与甲骨卜辞的比较，对《周易》一书的编纂过程的研究，揭示了其卜筮的本来面目；对《经》、《传》性质的探讨，对《经》、《传》两种古史观的比较，辩明了《易传》的不合于上下经；对“圣人观象系辞”说的考证，破坏了伏羲神农的圣经的地位；对于《易传》成书年代的考证，剥夺了孔子的《易传》著作权。总之一句话，在古史辨派看来，《周易》经传与传统所谓的三位圣人没有什么关系。真可谓是“从圣道王功的空气中夺出真正的古籍”。

古史辨派对传统易学的这种无与伦比的“破坏”，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十世纪的中国易学，基本上是在消化他们提出的问题。同意也好，反对也好，这些问题都不能绕过。就此而言，古史辨派提出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击中了传统易学的要害。然而，这里所谓的“要害”，与其说是传统易学本身，不如说是传统易学赖以存在的观念信仰。换句话说，古史辨派所击中的，是圣经的地位、圣经的信仰，而并非“经”之本身。所以，在本世纪的易学研究中，不管哪一流派，都可以而且都必须把古史辨派提出的问题当作问题来研究。即或你不同意他们的考证结果，但你必须认同他们的考证精神。这种精神及与之俱有的思想解放就是古史辨派留给本世纪易学研究的最大财富。

古史辨派的易学研究，其结论大有可商量之余地。前面提及的四方面问题，除《易经》的成书年代和《周易》经传性质的讨论尚能部分地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外，其它几项则很难说有令人心悦诚服的证据。如孔子与《周易》经传的关系问题，古史辨派的考证显然有失偏颇。如他们依据《鲁论》 ，释《述而》的“五十以学易”中的“易”字为“亦”，就很值得怀疑。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指出：“‘易’‘亦’音近而讹，从古音上来看，只能是两汉之际以后的事。《史记》既然作‘易’，作‘亦’的异文是没有多少价值的。”这样看来，古史辨派怀疑孔子与《周易》的关系，这条证据是失效了。

然而，对古史辨派的“辨明”的“辨明”，丝毫也不影响该派易学研究在本世纪易学研究史中的思想意义。我们毋宁说，这种对于“辨明”的“辨明”，恰恰是对古史辨派的求真精神和实证方法的认同和发展。而古史辨派易学研究的价值也正在这里。

今年（2001）有幸拜读了两本研究我国上古史的著述。一本是湖南刘俊男先生的《华夏上古史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一本是山东景以恩老先生的《炎黄虞夏根在海岱新考》（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两本著述都有各自的特色。前者认为上古“三皇”、“五帝”皆源于南方，中华文明是以今湖南洞庭湖一带为中心向四方扩散。后者认为上古诸氏族与夏商周三代皆源于东方，具体到今山东海岱地区。两书的共同点都是突破传统研究模式，搜集各种各式资料，较详的对有关古文献（涵先秦两汉以及其后的传说），考古资料，古文字和有关的古地理等研究后得出各自的结论，各自都是独树一帜。刘俊男先生约我对《华夏上古史研究》写个书评，读此书后我有一些联想，只有是个读后感。

学习过先秦史的都知道，先秦时代的历史最复杂，问题最多，又是一个最重要、时代最早的时段。按传统的划分法、夏王朝建立前为“古史传说时代”，在考古学上称为新石器时代，在社会发展史中称为原始社会，约有五六千年的时间。我们今天所知这几千年的人和事是先人们口耳相授，代代相传而被后人记录下来的。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授中都搀杂了不少的神话，故历史上又曾称为“神话传说时代”。这一类最早的神话传说资料中，保存了不少的古史资料，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丰富多彩的宝贵遗产，是研究上古史主要的资料依据。

从先秦、两汉、魏晋及其后历朝的古文献中都有上古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记载。但是最早系统的记载这段历史是在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中，开卷的《五帝本纪》只从黄帝开始。先秦、两汉以及其后各种文献中《史记》为首的二十四史，都或多或少的有所记述。因年代久远，历代的传授又有所差异，加之一些古文献中又是人神不分，至使两千多年来在各种学者中对上古史研究各说其是。随着时代发展，这种各说其是的研究是必然趋势，即在不同的时代有更多的学者来参与探讨，才有利于上古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对古文献的辨证和史料的整理，可以说清朝的“乾嘉学派”作出不朽的贡献。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后，古史学界出现了反对封建思想的疑古思潮，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在辨析我国古代历史资料过程中，引起了一次研讨古史的热潮。现在回头去看，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疑古思想走得太远一些，由疑而走向了无。但是古史辨的学者们通过对古史史料的辨析，考订其真伪后得出自己的结论，仍是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尤其是他们已将古文献和当时能见到的古文字（金文、殷墟甲骨文）结合研究的方法，为其后科学地利用历史文献、古文字、考古的其它资料，民族学（或称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也正是古史辨派的学者们对史料作了不少的辨析、考证，所以在其后的一段时期内研究古代史，尤其是上古史才被以“烦琐考证”、“钻故纸堆”定性，列为禁区。因此较长时期对许多古史问题不能系统、广泛、深入开展研究。再加之某一时段“长官意志”的指示、“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厚今薄古”的贯彻等等的限制，使上古史的研究几乎完全停止。至于几部通史中上古史部分仍是传统说法，有的也试图与考古资料结合，便限于当时的资料和方针政策，也没有什么大突破和新意。

我国有修史的传统，而且几千年不断，其中又有“正史”和“野史”之分，野史中还包括“杂述（著）”。也就是官修的为正史，私人著述为野史。长期以来野史是不被皇家重视，至于许多地方史、志的资料更不能列入官修史书中。甚至在先秦史研究中先秦诸子也认为是“空发议论”、“讲寓言说故事”之书，《山海经》更是“荒诞奇伪”邪书等等。其实有关上古史的不少资料就保存这种野史杂述中。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之所以几千年绵延不断，一是有口耳相授讲史的传统，二是有记录这些历史资料的文字，尤其是具有强大凝在聚力的汉文字、汉文字的形成有几千年的历史。今天我们所知能成体系、完整表意文字还是商代后半期的甲骨文。除甲骨文外，还有商周金文、先秦时期“六国文字”，这些刻写在各种物体上的汉字称为古文字。今天我们对这些记录有历史资料的古文字还有许多不能认识，即使是已认识的，还有的不完全确知其意。先秦古籍中也存在一些未知的记录，因此被称之为“历史之谜”。

先秦史时空跨度很大，不仅问题多、复杂，后人记载的差异也多，故应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多视角、多层次的去综合探讨。将具体问题一个个作全方位的分析，清理出一些与基本史实大体相同线索，再联系大致相同时空的其它事物，才能看出有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面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重新恢复地方史。志的编修工作，到九十年代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全国不少地方出版了史、志，有的还是多卷本，具有地方特点的史、志资料中的一些问题不见于经典和正史，这就补充和丰富了我国历史的内容。研究上古史仅限于使用经典和正史的资料显然是不足的。以有关的古文字，考古的其它资料、民族学、古地理等多学科结合各种“野史、杂述”中有关资料，可能比走传统的“正统”更有所收益。

自上世纪末改革开放以来，给知识分子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研究环境，学术界空前活跃，出现科学文化繁荣的局面。我国古代史，尤其是上古史的研究呈现出一种新面貌。一些地方的学者经过多年的努力，搜集中各种资料研究后认为中华文明或中华民族祖先们就起源于当地。这种突破传统正史研究的尝试，无论其结论有多少人认可，但决不是如有的自诩为“权威”所说“异端邪说”。过去某些时期中就是这种“权威”太多，才使古史的研究处于停滞状态。在我国古代史的领域中，无论任何时段，参加研究的人多一些总比少好。何况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有志于此的人似乎愈来愈少。对于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就当认同他们是在科学倡明的新时代中发扬“稷下学派”的精神，何况他们的方法是科学的，主攻的方向是正确的。至于他们的研究的结论在古史学界有多少人同意？是属于“百家争鸣”的范围。只有多一些学者从不同视角，不同的认识去全方位的探讨，才有利于在历史文化研究向更深入的发展。

对刘俊男先生所著《华夏上古史研究》，我就是以上述的认识来看待。他在对上古“三皇”、“五帝”及其它相关问题作了点评和详考后，认为华夏文明源于南方。“在夏以前，主要是南北迁徙，并以长江中游洞庭湖为中心，将文明向四周辐射。”华夏文明起源是否如是，姑且不论，但他的一些立论，如“三皇五帝原义为三正五行，后来才用称呼人帝，人间的三皇五帝不固定，随时而变。”“伏羲是个哲学概念，伏羲、宓羲、包羲、太昊、东皇太一等等是指《易》学中的‘太极’后人称这种哲学的创立者为伏羲氏。伏羲氏其实就是烈山氏、亦即神农氏……少典是未代神农妃，生黄帝轩辕炎帝蚩尤。”（刘先生认为炎帝就是指的蚩尤）又如：“尧舜禹等禅位的‘河、洛’非指今黄河、洛水，而是指古刘河和渌水，是古都长沙南北的两条湘江支流，湖南南岳一带为上古政治及天文科技中心，今攸县有皇图岭，禹门洞，浏阳有首禅山等即其遗迹”等，都颇具新意。或许有人会认为这种“家乡史论”、“本位史观”，在其它省市学者中也有。不错，近些年来类似的论述有一些，但是有人去研究总比不研究要好，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也是如此，总会给当今学者和后人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谈古器物：

将古玩变成古史

20世纪初，是中国考古界的大发现时代。殷墟甲骨卜辞、青铜器、玉器、陶器、骨角牙器、宝石制品等珍贵文物相继出土；历史、文献价值极高的敦煌汉简、敦煌手卷等陆续公布；一些蒙古文、满文史料和外文资料被发掘利用。王国维从1912年后，开始将研究重心转向文字学、古器物学等，而且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在考证古器物方面的成就，得益于其扎实的旧学功底与科学方法，更体现出“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的素养，成功将古玩变成了古史。

构建可信的古代史

验证了殷商历史的甲骨文，起初不过是中药铺里一味叫作“龙骨”的药材，被古董商发现后成了稀罕的古董玩物，到了王国维、罗振玉这样的学者手中便成了无价的历史文献。甲骨文的发现，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年，颠覆了过去“东周以上无史”的说法，也是对一些外国学者“中国文明只能上溯到7～8世纪”错误观点的有力回击。

甲骨上所记载的都是当时通行的文字，以此与其他史籍互证，证明了内容的可信性，所以王国维就以卜辞的记录来校勘史籍上的记述。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他通过卜辞考订了商王谱系，并探讨了商周时期的历史与典章制度，既纠正了《史记》的个别错误，也证明了《史记》的确是一部信史。

甲骨卜辞、汉晋简牍、敦煌文书以及各种青铜器、碑帖、字画、古籍，到王国维手里通通成为或改写历史或还原史实的重要“实证”。

在《简牍检署考》中，他完整系统地说明了纸张发明之前国人的书写方式；《流沙坠简》是我国第一部以出土文物为依据写成的，成为研究汉代制度与西北地理的学术专着；《鬼方、昆夷、猃狁考》则是王国维用彝器、拓本、传世文献互证，来考释先秦古史的杰出成果。

对古器物的考证

在研究宋代金石学时，王国维总结出了数条宋代金石文化的不足。譬如，在考释金石文字不知存疑，对器物上文字必字字释之，因此便无法避免地出现了牵强附会的情况；好古、思古对考释工作的确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如果过分则会失去客观的立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所以王国维对新出土的文物特别关注。

王国维作《说斝》《说觥》《说盉》《说彝》《说俎》等文章，剖析了被宋、清学者所忽略的错误之处，并阐述了自己全新的见解。另外，对于吉金诸器的考察，前人偏重于文字的释读以及对器物形制的研究，而忽略了对器物年代的考证及由器物本身推论古代文化、考知古代史迹的方面。王国维向新的研究方向作了诸多努力，比如其所作的《生霸死霸考》《观堂古金文考释五种》等。王国维认为，在新的时代应充分拓展甲骨文、金文的研究，指出除甲金以外的陶、玺印、货币、兵器等也具有研究价值，他说，这“四者正今日研究六国文字之惟一器值材料，甚为重要，实与甲骨彝器同”。王国维在积极开拓甲金文字的研究同时，又揭示六国文字也就是战国文字研究的新领域，表现出他作为一代名家特有的学术敏感和远见。

王国维对于青铜器定名考订的佳作《说斝》《说觥》等，堪称近人研究和考证青铜器命名的典范。在《说斝》一文中，王国维考证出，古人有将“斝”误当作“散”字的。他对此作出了纠正，说：“斝为爵之大者，故名曰斝。斝者，假也，大也。古人不独以为饮器，又以为灌尊。”在《说觥》一文中，王国维谈了对酒器的命名，他指出：“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曰钟，曰鼎、曰鬲、曰甗、曰敦、曰簠、曰簋、曰尊、曰壶、曰盉、曰匜、曰韩，皆古器自载其名，而宋人因以名之者也。曰爵、曰觚、曰觯、曰角、曰斝，古器名辞中均无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然至今日，仍无以易其说。”意思是说，宋人对古代器物的命名是根据大小来判定的，所以就会有名不副实的情况出现。王国维考证出，阮文达收藏的子燮兕觥，并非真正的“觥”，而应该属于“角”器。进而他考证出，从宋代以后，被叫作“匜”的有两种样式，一种“器浅而钜，有足而无盖，其流狭而长”，另一种“器稍长小而深，或有足，或无足而有盖，其流侈而短，盖作牛首形”。王国维认为后面这种所谓的“匜”，其实应该是兕觥。

从王国维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既不盲目信古，也不过分疑古，这样的治学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学习的。有人评价王国维的在考证历史时，是“以旧史料释新史料，复以新史料释旧史料，辗转相生”。新旧材料不可偏废，这是王国维的治学态度，也是他一切研究的立足点。

古时候，由于科学知识贫乏，认识能力低下，人们便从神那里去寻找答案，产生了种种关于神创造人的传说。

我们古代流传着女娲（wa）捏土造成人的故事：有个叫女娲的神，用黄土捏造了一批小泥人。这些小泥人经女娲吹了口气，便变成了一个个有生命的人。后来，她捏累了，就把藤条伸进泥浆里，然后甩出一串串小泥团，这些小泥团也都变成了人。

在西方，上帝造成人的说法广泛流传：上帝先造出一个男人亚当，再用亚当的一根肋骨，造出了第一个女人夏娃。人类就这样诞生了。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19世纪，英国科学家达尔文经过长期的研究，提出了人类是由一种古猿进化而来的。初步揭开了人类起源的奥妙。不过，他还不能解释古猿是怎样进化成人的。后来，革命导师恩格斯对人类起源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指出在从猿到人的演变过程中，劳动起了决定作用。

近百年来，世界上一些地方，发现了不少远古人类的化石、遗迹和遗物，证明了达尔文和恩格斯关于人类起源的理论是正确的。根据非洲出土的古人类头骨化石和石器等遗物判断，大约在二三百万年以前，地球上已出现了人类。

　　您好

　　西方史学史最开始是古典史学

　　最早的资料是荷马史诗，讲述的大约是公元前11-8世纪的。

　　公元前是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的《长征记》《希腊史》

　　在罗马时代，罗马史学产生

　　先说早期罗马史学，代表人物是费边皮克托，著作是《罗马史》，还有罗马史学的奠基人老伽图写的一些著作。

　　后来是共和国时期的撒路斯提乌斯的《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历史》，凯撒的《高卢战记》《内战记》

　　再到帝国时期的李维的《建成以来史》，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阿古利可拉传》

　　接下来是基督教史学

　　代表人物是尤西比乌斯的《编年史》

　　圣奥古斯丁《忏悔录》《上帝之城》

　　好多好多的，先说这些吧

　　一般来说，西方的古代历史是看以上历史古籍研究的。

　　望采纳，谢谢了，纯手打，好累，，，，，，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首任所长是著名古文字学家姚孝遂教授。其后，著名学者林沄教授、吴振武教授、陈恩林教授先后担任古籍研究所所长。现任所长为张鹤泉教授。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教授、著名历史学家金景芳教授、著名文献学家罗继祖教授都曾经担任古籍研究所的学术顾问。

古籍研究所建立后，设置了古文字学研究室、先秦文献研究室、历史文献研究室。这三个研究室分别以于省吾、金景芳、罗继祖教授为学术带头人。以后，根据形势的发展的需要，于1998年又设置了中国书法文献研究室，先秦文献研究室更名为先秦两汉文献研究室。现在古文字研究室主任为冯胜君博士，先秦两汉文献研究室主任为朱红林博士，历史文献研究室主任为张固也博士，中国书法文献研究室主任为丛文俊教授。

古籍研究所建立后，便承担中国古代史和考古学两个博士点的建设。后由于学科调整考古学博士点移至吉林大学考古学系。1998年古籍研究所依靠自身的力量又获得了历史文献学博士点。2002年，历史文献学被批准为吉林省重点学科。

古籍研究所建立后，所属各研究室的教师先后出版一大批有影响的学术专著，并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其中古文字研究室有影响的代表性成果有：于省吾教授《甲骨文字释林》、《甲骨文字诂林》，姚孝遂教授《殷墟甲骨刻辞类纂》、《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小屯南地甲骨考释》，吴振武教授《珍秦斋藏印（战国篇）》、汤余惠教授《战国铭文选》、《战国文字编》，何琳仪教授《战国文字通论》等，先秦两汉文献研究室有影响的代表著作有：金景芳教授《中国奴隶社会史》（获教育部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学易四种》、金景芳、吕绍纲教授《周易全解》、《〈尚书·虞夏书〉新解》（获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陈恩林教授《先秦军事制度研究》、张鹤泉教授《周代祭祀研究》、《光武帝刘秀传》、吕文郁教授《周代采邑制度研究》等；历史文献研究室有影响的代表作品有：罗继祖教授《枫窗脞语》、《墐户录》、《庭闻忆略》、王同策教授《〈菜根谭〉注释》、丛文俊教授《中国书法史（先秦、秦卷）》、张固也博士《〈新唐书·艺文志〉补》等。

古籍所建所后，承担和完成了一批国家、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教育部重要项目，其中绝大多数都取得了重大学术成果。

古籍所建所后，培养了一大批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现已毕业的博士研究生有52名、硕士研究生有203名。他们在全国高校科研、教学和其他岗位上都发挥着中坚骨干作用。

古籍研究所教师目前有教职工21人，其中教授9人、副教授4人、讲师3人、助教1人、工作人员4人。

古籍研究所目前承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项；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项目1项；国家科技部夏商周断代工程子项目1项；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工程项目1项；教育部国家“十五”规划教材项目1项；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古籍整理项目10项。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目前承担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汉语言文字学三个博士点建设，在古文字学、历史文献学、书法文献、历史语言文献、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七个研究方向招收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现有在读博士研究生74人、硕士研究生113人。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目前是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所属重点研究所，在学科建设和科研实力上与全国同类研究所相比，都处于领先地位，应该说它是在全国具有重大学术影响的古籍研究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