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日本人只有自己的语言，而无自己的文字。他们曾一度完全借助汉字来表达自己的语言。在长期的中日友好往来过程中，日本人在汉字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本民族文字。对于日语文字来源于中国的汉字，人们是一直公认的，但是，汉字何时传入日本？日本人又何时学会使用文字？长期以来，众说不一，始终未成定论。

关于上述问题，一般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世纪中叶说，一些学者认为日本人使用文字在一世纪中叶至迟不晚于一世纪下半叶。他们主要根据公元一世纪末的中国古籍《汉书·地理志》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岁时以献来见。”根据这段记载，可知在公元一世纪末之前，日本人已到过中国，有可能接触到中国的汉字，《后汉书·倭传》中也有“建武中元一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这表明，日本人不仅已使用汉语，对中国的群臣礼节也很明晓。这种说法并未得到所有人的承认。因此，又有人提出公元三世纪左右说。据中国晋朝陈寿的《魏志·韩传》记载，公元三世纪时，朝鲜半岛上临近日本列岛的辰朝已使用文字，因此有可能通过辰朝将文字传入日本。第三种说法认为，日本使用文字应在公元四世纪下半叶。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日本文字最初是由百济传入的，而大和朝廷在公元四世纪初才征服邪马台国，统治北九州，所以，同朝鲜半岛的百济国往来，最早也在四世纪下半叶，日本使有文字也应在这之后。第四种说法认为，汉字是在五世纪初传入日本国。主要史料是《古事记·应神记》中的记载。书中记载有个叫和迩吉师的人携《论语》和《千字文》渡来日本。这种说法，多数人表示怀疑。

上面的说法，各有依据，但也各有弱点，一时无法作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汉语中“历史”一词，学术界多认为乃清末由日语引进而不见于中国古籍。其原因是古人著文力求洗炼简捷，能用单字表述者，则尽量不用双字，故而我中华古籍中名词以单字为多，古代汉语中亦鲜见“历史”一词之身影。大型权威工具书《辞源》中亦不见“历史”之辞条，其“舶来品”身份似成定论。其实不然，就笔者掌握的史料，“历史”一词于中国古籍出现不止于一处，且含义与当今该词汇十分接近甚至等同。中国古籍汗牛充栋，不可胜数，且种类繁多，名目丰富。尤其是先秦时期，史书之名多不用“史”字冠之。据传在先夏时期中国就有四部非常著名的史籍，名《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有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之语：“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由此可见，早在2500年前，楚国左史倚相即已能通上古名著而闻名于朝野，所憾者乃是《左传》对上述四部上古名著之内容与形式未予说明。据称是由孔子所撰《尚书序》中有云：“伏牺（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喾）、唐（尧）、虞（舜）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考虑到广义之“史”乃人类一切活动之记录，由此而论，“坟”、“典”、“索”、“丘”可被看作中国最早史书之名。其后，记事之史一般被称之为“志”，如《夏志》、《商志》、《周志》等等，即中国上古三代之史是也；春秋时，孔子作《春秋》，乃古来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影响深远，其后遂有《吕氏春秋》、《晏子春秋》、《吴越春秋》等效颦之作，“春秋”亦成史书之名；至汉代时，司马迁撰《史记》，班固撰《汉书》，则记、书皆可为史书冠名；后又有称史书为历者，如《吴历》、《晋历》等。在一段时间内，记、书、志等数名曾可并用，如前四史就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而正史中除《史记》外，以“史”为名者，则始于唐代初年成书的《南史》、《北史》。将历和史合为一词而曰“历史”，始见于韦昭所撰《吴书》，中有“（赵）咨曰：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而已”之句；《南齐书》之《武十七王传·子响传》中，亦有“二主议加于盛世，积代用之为美，历史不以云非”之语。然较之于“史”字之现身频频，“历史”一词则属凤毛麟角，实难觅其踪迹于典籍之中。至明代万历时，袁了凡作《历史纲鉴补》，将“历史”一词用于书名，影响较大。约在明代末年，日人得之后如获至宝，携至东瀛。后日本学界翻刻该书，流传遂广。至日本更新学制，教育机构选用“历史”一词作为科目名称，其名始大盛。清末民初，我国学界先驱于学术名类方面多受日人影响，如皮锡瑞、章炳麟、夏曾佑诸史学前辈著书立论、传布新知，凡涉及史学时多喜用“历史”一词，国人受其熏陶，“历史”一词遂耳熟能详。其实“历史”即“历代之史”，与“史”字之泛指于含义上完全可以等同并用；而“史学”与“历史学”相较，后者除多耗用一字之笔墨而显得臃肿罗嗦外，实难区别其所指。由此可见，历史一词绝非舶来，而是“出口转内销”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