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各朝撰写史书的二十四部的总称，记载的是从传说黄帝到明朝的历史，包括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内容。这种统一的有本纪、列传的纪传体体裁编写的史书被称为正史。二十四史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民族引以为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

这是武英殿本二十四史第一套《史记》，共分6函36册。其他23套史书还将陆续发布，欢迎关注。

《史记》是由西汉司马迁撰写，记载我国上古时期黄帝时代至汉武帝时期的历史。全书内容分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等共一百三十卷。

《史记》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带有作者丰富的感情色彩，讽刺和暴露现实，对美的一面大方的赞美，对丑陋的一面也毫不隐晦。书中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故事性强，文学性强，非常值得阅读。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通史记载，从黄帝时期一直到汉武帝之间三千多年的历史都在这本书中，是一部历史长篇的伟大著作。《史记》是司马迁在经历过惨无人道的宫刑之后，忍辱负重之下坚持完成的名著，为后世展现了真实的历史事件，对于人们研究古代历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价值。

一、继承家业一直是司马迁的梦想，游历各地收集资料

司马迁家族世世代代都是史官，一直以来成为史官是司马迁从小以来的梦想，司马迁十岁就开始学习古文，非常崇拜孔子，二十岁开始游历全国各地，足迹中原和江淮地区，对于各地的风俗、人情十分感兴趣。因为才华横溢受到汉武帝的重视，成为汉武帝身边的侍卫，多次跟随汉武帝西巡出使巴蜀地区，后来司马迁子承父位，任太史令，从此可以查阅皇家书籍，也因此着编写《史记》。

二、司马迁为好友辩解，反受连累，忍辱编写绝世巨作

汉武陵命李陵攻打匈奴，不料李陵战败做了俘虏，汉武帝十分恼火，司马迁为李陵求情，认为投降只是不得已的举措，依然是爱国人士，汉武帝将司马迁逮捕入狱。后来李陵投敌罪名“证实”司马迁自然受到牵连。当时汉代的律法想要逃脱死罪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巨资买命，还有一种是受宫刑，为了可以将《史记》继续编写下去，也为了让自己洗刷冤屈，家中无钱只能选择宫刑，成为了一名阉人。在肉体和精神大受打击的情况下，司马迁依然将全部的精力放在《史记》上面。

三、《史记》给后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后代文学的楷模

《史记》是一部传记文学，是所有传记文学的典范、楷模。《史记》对于古代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的事迹作出了详细的描述，将古籍中比较深的文学改为浅显易懂的文字，将历史人物和事件描述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为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为人们了解历史真相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带领后人了更清楚的了解历史，改变了人们对历史，对传统的价值观，让人们更好的认识历史。

在司马迁遭受到惨酷的宫刑之后，依然可以坚持执笔，完成如此旷世之作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值得所有人学习和敬佩。司马迁青史留名正是所编写的《史记》所带来的荣耀，这是中国历史首部纪传体通史，是司马迁用尽一生的时间和精力所编写的著作。司马迁和所著的《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非常高的地位。

在古籍善本领域，如果说某种版本类型被世人误解最深，长期饱受污名，但是又深受当下古籍收藏界的重视，那恐怕非明代内府刻本莫属了。

顾名思义，明代内府刻本就是明代皇家的刻书。作为皇家的刻书，明代内府刻书上承五代、两宋国子监刻书和元代兴文署刻书，下启清代内府（武英殿）刻书，是中国古代中央官府刻书这一链条上重要的一环，也是古籍版本领域极为重要的版本类型之一。由于明代内府刻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由司礼监下属之经厂负责，所以内府所刻之书往往又被称为“司礼监本”或者“经厂本”。

周易

但是，就是这样重要的一种版本类型，却一直饱受世人非议，将其视为司礼监太监所刻，认为内府本的质量不高。事实上，关于明代内府刻书的研究，诚如古籍版本学家、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陈先行先生所言“真正对经厂本深入研究者并不多”，以致长期以来大多数版本学家、古籍收藏者对明代内府本的认识都还远远没有达到全面深入的程度。

朋友,这里面是两个问题了,一个是古籍本身,一个是文化传承

古籍是否还有这个问题如<史记><春秋><左传>等,可以这样说,当时确有其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多数已经不在了,是否绝迹,还有待考古的发现,但至少现在是没有真本了,博物馆收藏的大多都是明清本,且是影印本

顺便说说文化传承这个问题中国文化悠悠五千年,从未断绝现在我们所有的文化文明都是我们的先人传下来的瑰宝,包括汉语汉字他们都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所以不要去怀疑这些的真伪，那只会将你引入更远的地方。最重要的是你要学会使用他们为你自己和你的家人国家创造财富。

焚 书 辨

公元前213年，前212年，发生两件大事，秦始皇“焚书”和“坑儒”。很多人一直把这两件事视为秦始皇是暴君的佐证。上面贴的是“文化灭绝”、 “暴政”的标贴。这两件事也往往被引做“暴秦”二世而亡的诱因之一。

关于秦的“暴政”，很多人也说过另一番话。

比如吕思勉，章太炎，梁启超，鲁迅，柏杨等诸先生。都提出了客观的看法。

事情其实不难弄清楚，前提是我们必须回到公元前221年。

那一年，秦始皇花费二十六年时间，横扫六国，以武力实现了天下统一，至少结束了二百余年战国兵革之乱。

大局初定，百废待兴。俗语说“打江山易守江山难”，始皇君臣要找出一个治国理政的路子。有两个方向，一是效法古人，一是改革创新。

如果是效法古人，那上一个统一王朝是公元前1000余年的西周建国，从其结束起（公元前770年）至秦统一也至少有500多年了。所谓的复古就好比要我们现在21世纪的人去以元明时期政治经济体制为标杆。何况从东周起历经春秋战国这五百年礼乐崩坏，道德沦丧，战乱不休亦是有目共睹。以始皇君臣这开天地的大有为之人当然是不屑于此。

那只有独辟蹊径改革创新一条路可走，选择这条路前途未卜的漫漫艰辛， 他们是有心理准备的，异立于世的滚滚谤骂也只有他们一肩承担。也许，这时，萦绕在始皇脑海中的，是140年前商鞅劝秦先王孝公变法强国的谆谆之声：“……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民不可以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商君列传》）。

与先王孝公变法时不同的是，始皇君臣还面临着六国遗老遗少们亡国灭族的刻骨仇恨；面临百年来东方文化特别是齐鲁文化对秦务实功利的蔑视和秦人对东方文化的利用主义和嫉视的短兵相接，“及秦即统一，而天下学人萃于一国，于是相互间冲突之形势遂大显”（钱穆《秦汉史》）。

然而，站在百余年来几代秦人励精图治所夯实的基础上，秉承几代先君两百年的沥血强国的精神，接受了历史选择的始皇迎刃而上，坚定地迈开了统一后的建国步伐，他的一系列施政作为，客观上继续顺应了历史进步的力量，没有犹豫，没有反复。

始皇君臣政治改革核心内容是全面实行郡县制，废除有周以来的分封制。既然决心做了，始皇、李斯诸君臣表现出了让人感佩的魄力，这场空前的政治革命在这一代明君良臣的铁腕推动下，稳步推进。这一伟大政治变革在中国大地上涉及的广度与深度史无前例，却进行得波澜不惊，遍览古籍文献，仅有的一些浪花也不过是几场口舌之辩论，充其量算个浪头的也就是这被后世千夫所指的——“焚书”了……

不好理解么？那就想想两千年后的康梁维新变法导致的戊戌政变——那是一场什么样的血雨腥风……

初破六国，天下一统时，丞相王绾进言，建议采用分封诸子为王的办法，以镇燕齐荆等远地。有这个想法进而提出这个建议很正常。其时国家刚归一统，分封同姓子弟置于偏远之地，有利于迅速稳定当时政治秩序，以较低成本加强中央政府对偏远地区的控制。王绾是这样说的：“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无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秦始皇本纪》）。王绾其人，即时为始皇之丞相，应具备识时务之才干，当不是东方倡法先王之诸儒，由他所说可见他是主张在偏远荒蛮之地分封诸子，而非全国采用周朝之封建制度，如果实行，那将是封建各邦与郡县杂处之局面。

“不为置王，无以填之”——王绾既非不识时务之愚儒，说这样的话就值得分析一下。他用了两个否定来强调燕齐荆立王是唯一选择，他不会不清楚秦自商鞅变法以来废除贵族世袭、废井田、行县制，历经百余年给贫瘠荒蛮的秦国带来怎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难道大一统后，反而郡县制不可行了么？只能说明他的出发点应该是综合当时大战之后秦现实之国力及各地之形势的综合考虑，当时虽然武力上统一六国，但六国人心思旧，人力亦未转化为秦之力，旧贵族势力暗流涌动。王绾希望能集中有限的精力稳定时局恢复建设，他可能自身也就意识到这个建议只是一个过渡方案，至少几世之内不用顾虑会形成前周那种诸侯自重的局面，况且大部分中原富庶之地都在中央政府手中。作为秦国之丞相，不会不了解始皇的宏伟远志，不会不清楚始皇对封建制将来造成的诸侯分据自立，皇室衰微的深深忌惮。他不惜拂逆始皇的理想，提出这个折中提案，不能不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内阁重臣的谨慎、退缩，从侧面也可以说明在当时荡涤旧制面临的是多大的现实困难。而且，这种退缩，代表了朝廷中主流意见——“群臣皆以为便” （《秦始皇本纪》）。这里的群臣，可不仅是山东六国诸子百家汇聚之博士，而是囊括开国之宗室功臣。这些人中，可能有一部分是“昧于时变，而欲恢复古代封建之旧制者”（钱穆《秦汉史》），却也不尽然，如上王绾等，当应另属于务于实干而缺乏战略眼光之干臣。当然不能排除，还有相当一部分掌有权势的封建制的实际受益者。

只有廷尉李斯提出了不同建议。李斯历数周代封建所造成后世诸侯子弟势同水火以相侵阀，周天子弗能禁，以致国家分崩离析的恶果，并进一步指出可以用财富对诸子功臣进行重赏表彰。李斯一面用周朝前车之鉴廓清了混乱于朝廷群臣之中的各种思潮，从而确立国体之大方向，尽力解除务实派的顾虑；一面提出实际奖励措施以瓦解原指望分封获益的诸子及功臣的对立立场。唯独剩下“昧于时变”之守旧派，在这片被商君之血浸透的土地上，其势还不足虑，只需一纸上谕即可解决。

有了李斯这般铺垫，到始皇这就好办了，他直接给封建一事定了性质——“是树兵也”！言简意赅：朕是不会给自己树兵的，那哪位皇子功臣想成为朕之兵敌呢？随即又语重心长的劝慰臣子们，不要图一时之便，有朝一日“求其宁息，岂不难哉”？（本段引句均自《秦始皇本纪》）。

仅此一语，即完全体现了始皇之远见卓识，不愧为雄才伟略一代雄主。始皇其时，亦当深刻领悟了“成大功者不谋与众”之深意。后世之有大量关于秦灭六国之分析研究，多以历史客观之必然，各国治政之得失为论，殊不知若所托非人，即便水到亦不会渠成。

经历这样一番貌似普通的廷议，一种在中国大地上延续数千年，至今仍发挥重大作用的政治管理模式就此正式确立。即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每郡设监守尉三职。

当然，郡县制顺利正式取代封建制，除了始皇君臣的胆识外，还有很多因袭数百年的有利因素。应该说他们也确实是顺时顺势而为之，所以事半功倍。对此钱穆先生给予了深入的剖析。在肯定始皇功绩后，钱先生亦明确指出：“始皇李斯，则循时势之推迁，因现状而为政，……非能以一时一手一足之烈，毁天下之封建以为郡县也” （钱穆《秦汉史》）。

后世凡俗，谈及始皇立国，总要拿始皇自命为“始皇帝”，欲后世传为“二世三世至于万世”，讥其狂妄自大痴心妄想，笑其二世而亡。小子妄谈，仅识皮毛，况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又怎能领会始皇所创中央集权、郡县制，所行之统一和开拓，其中渗透着何等伟大的建国理想，延播又何止二世三世百世千世。清夏曾佑曾说：有为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者，秦皇、汉武是也。——至为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