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2年的大明王朝，在战乱频发瘟疫横行的背景下，举国陷入混乱恐慌的氛围。值此危难之际，江南一位叫吴有性（字又可）的郎中，凭着精湛的医术编著了一部《瘟疫论》，不仅拯救了无数黎民，还由此成为中国瘟疫学的鼻祖。2013年上映的**《大明劫》，由冯远征饰演的主角之一江湖游医吴又可，即是以他为人物原型。

一、医者仁心

崇祯十五年，江苏吴县的土郎中吴又可，面对十室九空的家园，感到前所未有的压抑。

如果不是这场史无前例的瘟疫，年过半百的他或许此时正背着药箱走街串巷。万历十年出身农家的他，成年后自学几本医书后做了江湖郎中以图养家糊口，在当时这是个很不体面的职业。

明朝末年的小冰河时期，却让他这个卑微的小人物，走向了时代的前列。

明末的小冰河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冷的时期，特殊的气候使得明朝天灾不断。崇祯皇帝自即位起，华北、西北、长江中下游地区连年大旱，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蝗虫灾。

一时间流民四起，人畜死亡引起的瘟疫也迅速扩散到其他地域，到了崇祯十四年的时候，江南地区已沦为人间地狱。

“斗粟千钱，人相食，死亡塞道。”，众多医生面对这样的惨状，翻遍了古籍也是束手无策，只能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用治疗伤寒的方子去医治，结果可想而知。

身处疫区一线的吴又可，经过调查发现，眼前的一切显然不是伤寒所能解释的，要想根治必须采用新的方法。

于是，他果断地站出来疾呼：“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检古书。”，号召同行们不要在古籍里找答案。

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他做好防护到疫区询问疫情并记录。甚至为了找出病源，吴又可还在牛棚、猪圈、鸡舍等地蹲点留守，只为能找出科学的答案。

二、治疫良方

经过细致的观察和临床治疗，吴又可发现瘟疫是由“戾气”引起的。这种“戾气”和风、寒、暑、湿都不同，它不是虚幻的物质，而是从患者口鼻里传出后，再通过气体传入到其他人体内。

戾气能否导致瘟疫，取决于戾气的浓度以及人体的免疫力；不同的戾气侵入的部位不同，引发的疾病也不同；人类的瘟疫和禽兽的瘟疫，虽然都是由戾气引发的，但由于物种不同，治疗的方法也不相同。

这与现代医学里的病毒性呼吸道传染病的理论不谋而合，也是中医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找出了病原后，吴又可经过多次临床试验，研发了一个抵御瘟疫的药方：达原饮。

达原饮以槟榔、厚朴、草果、知母、白芍、黄芩、甘草七味中草药为原料。知母滋阴，白芍养血、黄芩清热解毒、甘草补虚调和，槟榔消食、厚朴疏气、草果辛味浓烈，组合在一起能起到极佳的祛疫效果。

达原饮的研制，使得横行了一年多的瘟疫终于被遏制了。然而自此以后，吴又可并没有得到后世的认可，他的这个药方一直被沉寂了三百多年，直到2003年才得以重见天日。

2003的SARS病毒来袭，全世界的医学界都为此束手无策，著名的中医学家任继学教授，用吴又可“毒疫之邪侵伏膜原”的理论，复原了药方达原饮，取得了非常好的疗效。

三、医道永存

待疫情平息后，吴又可回到了家乡，将他这期间对瘟疫的控制方法写成了一本45页的小册子，而这就是世界上不朽的医学著作《瘟疫论》。

只可惜吴又可生不逢时，他所处的时代正值命悬一线的明末乱世，时代没有为他提供安稳的研究条件。

直到几十年后，西方人研制出了显微镜，再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医学界才发现吴又可的“戾气”说与西医里的“微生物学”如出一辙。

《瘟疫论》是中国第一部急性传染病的医学专著，这部书中吴又可将瘟疫的传染方式分为9类，这就是著名的“表里九传辩证论”，直到今天还在造福人类。

在没有借助仪器设备的条件下，吴又可得出这样的结论，领先了西方200多年。

就在《瘟疫论》完成后的第二年，清军入关，崇祯皇帝自缢煤山，明朝就此终结。能治愈瘟疫却治愈不了人心，家国破碎之际，心灰意冷的吴又可回到家乡行医，从此不问世事，只求造福乡里。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清军统帅多尔衮为巩固政权颁布了残酷的“剃发令”，推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由此引发了江南地区的激烈反抗。心怀故国的吴又可，不肯剃发易服被清廷处死，终年70岁，妻子和儿子也投河自尽。

吴又可的绝学就此失传，然而他的家国情怀以及在医学领域的成就，就像《大明劫》里的那句台词：“王朝兴衰，唯有医道永存”。

海外网新华网大阪8月13日电日本大阪市13日说，市北区“梅田墓”出土的人体骨骼超过1500块。负责人说，他们可能是同时感染鼠疫后死亡的。时间为江户末期至明治初年，此次发掘的遗址是日本大阪市北区JR大阪站北侧唯一的商业区。他们大多被埋在木棺材或瓮棺中，还有一些被火化。据调查，死者多为30多岁的年轻人，其中包括儿童。它死在江户末年和明治初年之间。

1这些人是死于瘟疫：

其中，当地学者发现，近30%的死者手脚有病变，可能有梅毒和骨肿瘤。通过这些线索，推测这些人可能同时死于鼠疫。瘟疫自古以来就是人类需要面对的四大灾害之一。现存古籍《黄帝内经》记载有瘟疫。SARS、鼠疫、天花、流感、霍乱、疟疾等是人类经历过的最严重的瘟疫。

2瘟疫是一种病毒引起的传染病：

瘟疫是由细菌和病毒等高致病性物质引起的传染病，一般是自然灾害发生后环境卫生条件差造成的。这就是为什么从古至今所有的战争都被清理干净了。

3在古代，感染了瘟疫就是死刑：

在古代，医疗措施不好的时候，感染了瘟疫的人直接被判死刑。在古代，对付瘟疫的常用方法是隔离、消毒、焚烧和吃药。隔离一般是指灾区所有的人都集中在一个地区，除政府官员外，医生不准出入。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古代医疗资源的有限，瘟疫一直到孤寂的人死去才算出来。

进入现代工业时代以来，虽然瘟疫像以前一样大，但也不像以前那么无助。目前，全世界都在经历一场瘟疫，这是一个新的王冠。幸运的是，疫苗已经研制出来了，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渡过这场灾难。

      据悉，此次出土的地点唯一日本大阪市北区JR大阪站北侧的商业区内。

      共挖掘出了1500多具人骨，大部分人骨都有用木棺或者瓮棺进行土葬土葬，也有部分是火化后进行埋葬的。

      据调查发现死者的年龄多为30多岁的年轻人，还有不少儿童也在其中。大约是江户末期至明治初期之间死亡的。

       其中该地方学者发现近三成死者的手部和脚部都存在病变现象，可能患有梅毒和骨肿瘤，通过这些线索推测出这些人可能是同一时期感染瘟疫死去的。

      瘟疫自古都是人类所需要面对的四大灾害之一，在我国古籍中皆有记载瘟疫的可怕之处。

     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都有记载瘟疫。

      人类所经历的最严重的瘟疫中就包括非典、鼠疫、天花、流感、霍乱、疟疾等。

      瘟疫是由一些强烈致病性的物质，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一般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

      这也是从古至今所有的战争过后都会进行清理战场的原因。

      在古代医疗措施不好的情况下，感染到了瘟疫就等于直接被判了死刑。

      古代处理瘟疫常用的处理方法就是隔离消毒、焚烧、喝药。隔离一般就是把受灾区的人全部集中在一个地区内集中处理，除了政府官员医生都不允许其他人进出。

     大多数情况下，因为古代的医疗资源有限，只能是等隔离的人死绝了瘟疫才算挺过去。

      自从进入现代工业化时代以后，瘟疫的危害虽然还是一样的大，但是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毫无方法。 

       目前全世界也在经历一场瘟疫，那就是新冠，万幸的是目前疫苗已经研制出来了，相信过不了多久就能度过这次灾难了。

　　我国古籍很早就有瘟疫的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可见，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时令之气的不正常，会导致“非时之气”，即会遭遇瘟疫。每逢发生瘟疫，人们都想办法祛除。

　　比如击鼓“逐疫”。古代一进腊月，人们要击“腊鼓”，用于祭傩驱疫。《吕氏春秋·季冬》：“命有司大傩。”高诱注：“今人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是也。”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语：‘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东京梦华录》：“自入此月（腊月），即有贫者三数人为一伙，装妇人神鬼，敲锣击鼓，巡门乞钱，俗呼为打夜胡，亦驱祟之道也。”即古代腊月“击鼓驱祟”的习俗。

　　还有，国家免税减租，减轻民众负担，重振生产和经济发展。如公元前67年，汉宣帝在瘟疫后下诏“其令君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此后，历朝历代都有过瘟疫发生后，政府官员到疫区巡视，安抚百姓，或开仓赈济，或派遣医生施药救之。

　　总之，古代祛除瘟疫的方法，虽不乏迷信色彩，但也体现了古人对待瘟疫的态度是积极诚恳的。可见，只要上下一心，同舟共济，就一定能战胜瘟疫，渡过难关！

实际上这个名墨的江湖游医名字并不是叫做吴有性，而是叫做吴又可，在明末的时候，由于连年的征战，再加上瘟疫横行，老百姓的日子可以说是苦不堪言，这时候吴又可站了出来，凭借着自己比较精湛的医术还编写了一本《瘟疫论》，可以说当时的吴又可应该是抗击瘟疫的第一人，而且也算是中国历史上抗击瘟疫的第一人。

在崇祯15年，百姓的日子已经是越来越难过了，而吴又可面对着时事九空的家园，心里也是感觉特别难受，再加上此次又爆发了比较严重的瘟疫，所以原先只是一个江湖游医的吴又可静下心来努力的在找解决瘟疫的方法。但是很多人认为这种瘟疫应该是属于风寒的一种，不过经过无有可的了解，他发现这次的瘟疫可以说是来势汹汹，根本就不是普通的风寒。

于是吴又可在第一时间站了出来，并且呼吁自己的同行不要再去到一些古籍上面寻找解决的方法了，吴又可后来为了能够找到瘟疫的传播方式自己经常在猪圈还有鸡舍当中蹲点，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找出科学的答案。经过他自己的不断努力，后来终于发现此次的瘟疫实际上是由“戾气”所致，在找到了病源传播方式以后，吴又可又经过了多次的验证，终于找到了能够治疗此次瘟疫的药方。

实际上在2003年的SASI病毒来袭之后，世界上很多的医学家都束手无策，而在这时中国的一些医学者就复制了当年的这个药方，其实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后来此次的瘟疫逐渐的平息了以后，吴又可又编写了这本《瘟疫论》，这本书籍是历史上第1本详细的介绍，有关于瘟疫的书籍，所以也算是一个宝典。

从古至今，瘟疫都是人类的最大威胁之一，尤其是医疗水平远不如今天的古代，瘟疫所造成的死伤都是非常巨大的，且古代瘟疫爆发的频率也远比今天要高得多，纵观我国历代史书的记载不难发现这一点。

而每一次瘟疫的发生，都是对当朝者的一次考验，如果朝廷对瘟疫处理不当，会引发统治危机甚至有颠覆政权的危险，所以，面对瘟疫，朝廷往往都会竭尽全力去阻止瘟疫的蔓延。

那么面对瘟疫，古代通常都是如何应对的呢？下面笔者将以宋朝防治瘟疫为例，来与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古代人对瘟疫的治理。因为宋朝是历代王朝当中防治瘟疫非常成功的一个朝代，宋朝对瘟疫的防治可以说是非常系统全面的，想要了解古代如何防治瘟疫，宋朝最值得研究。

其实，古代的医疗水平虽然不发达，但古人对瘟疫的了解程度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浅，甚至他们对瘟疫的防治理念也并不落后于今人，像《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肘后备急方》等医学古籍都有对“瘟疫”的详细介绍以及治疗办法，甚至很多文学作品中也都有所体现，明朝著名医家吴有性曾长期致力于对瘟疫的研究，并创作了《温疫论》一书，系统介绍了瘟疫的发病，症状与医治方法。

事实上，我们现在很多治疗瘟疫的方法也是取自《温疫论》等古人总结研究而成的医书。

所以，古人防治瘟疫的理念与今天人们防治瘟疫大同小异，具体步骤如下：

一，发现疫情上报朝廷

瘟疫一旦发生，仅凭地方是完全没有能力应对的，必须上报朝廷，由朝廷下令集全国之力进行防治，宋朝从立国之初便要求各地官员发现疫情必须及时上报。宋仁宗皇祐年间，全国瘟疫频发，但各地上报非常少，皇帝对此产生疑惑，因此而下诏令“比日上封言事者少，岂非言路壅塞所致乎”？而后皇帝下令整顿中央与地方官府机构，保证从地方到中央政令顺达畅通。

二，朝廷得到关于瘟疫的奏报后即派医官前去医治，并动用国库征收各地药材发往疫区

瘟疫发生后，朝廷会立即向疫区派遣翰林医官院和太医局的太医，令他们前去巡诊并与地方医者共同研究有效的防治措施，并向疫区散发汤药。例如宋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开封发生疫情，朝廷即派十位医术最高的太医前去诊治，另外还拨款令太医们随时调用。

三，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阻止进一步的传染。

其实我们现在防治瘟疫扩散的主要措施就是隔离，而“隔离”也是取自古人治理瘟疫的理念。

例如宋神宗熙宁年间，吴越一带发生瘟疫，“死者殆半”，非常严重，当时的越州知州赵抃即设立“病坊”，用以收留病患，隔离治疗。

宋哲宗元祐年间，杭州发生瘟疫，时任杭州知州的苏轼也曾设立“病坊”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

事实上，瘟疫发生后，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并不仅仅是宋朝所专属的，汉朝，唐朝，明朝，清朝等历代王朝都有类似的隔离措施。

四，官府出资掩埋尸体。

从一开始的救治病患到后期对尸体的掩埋都是由官府出资的，病人一旦不治而亡，则由官府施赠棺木并集中掩埋死者。而朝廷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在官府的监督下妥善处理尸体，防止病毒扩散，第二点则是稳定和收买民心，防止百姓趁机作乱。

五，保护水源，改善饮用水的环境。

这一点在笔者看来非常超前，宋朝意识到水源对疫情发生及扩散所起到的作用始自南宋，很多史籍都有官员治理水源防止疫情发生及扩散的记载。

比如宋孝宗乾道年间，隆兴府知府吴芾看到豫章沟岁久湮塞，他认为“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疠所由生也”，而后带领地方疏通了豫章沟。

其实，古代面对疫情，朝廷以及地方所能做的大抵也就以上这些了，尽人事，听天命。瘟疫的发生固然有很多客观的自然因素掺杂其中，但更多的是人祸，人类只有爱护自然，敬畏自然，才能得到大自然的回馈而不是报复。

2013年，**《大明劫》上映，耗资几千万，票房只有400多万，豆瓣评分却高达8分。**的两位主角，一位是"救国"的明末名将孙传庭，一位是"救人"的明末名医吴又可，他们因为战乱和瘟疫联手一起，又因为道不同终于走向陌路。

"王朝兴衰，唯有医道长存。"这是吴又可留给孙传庭的话。

《大明劫》不是探索明朝灭亡原因的"陈词"，也不是探讨中医是否伟大的"滥调"，这是一部向改革者致敬的**，如果你看过，就一定不会忘了这两位英雄在面对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选择之时的苍凉和无奈。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位伟大的医学改革者——吴又可。

对明清时代瘟疫颇有研究的复旦大学历史教授李玉尚曾经说过："罗马亡于疟疾，埃及亡于血吸虫病，中国也有金、明两个朝代亡于鼠疫。"

中国从明末开始进入了一个小冰河期，历史学家考证，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冷的时期。特殊的气候让明朝天灾不断，崇祯年间，华北、西北、长江中下游等地区旱灾不断，随之而来的是大面积的蝗灾。饥荒数年，人口锐减，流民迁徙。人畜死亡引起的瘟疫随着流民带到了其他地区，崇祯十四年夏季，"斗粟千钱，人相食，死亡塞道"，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疫疠死者相枕籍的惨状处处可见。

崇祯十五年，全国瘟疫蔓延"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仅存者。"而与此同时，李自成、张献忠举兵造反，国难、天灾，枉死之人不计其数。

吴又可便是活跃在这个时期的名医。

吴又可，江苏吴县东山人。他自小学医，瘟疫为他提供了大量磨炼的机会，让他得以自学成才。和诸多奋斗在前线的医者一样，吴又可在疫区不断奔走，寻求治愈之法。他大胆推翻旧法，大声疾呼："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

吴又可非常注重实践，当时的医者多指望从古籍之中考证出克服瘟疫之法，而吴又可认为只有深入疫区，才能找到办法战胜瘟疫。他不仅仅和病人亲密接触，有的时候甚至去考证动物是否和瘟疫有关。他提出："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种属免疫"现代医学之中是常识，但在当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非常不容易，吴又可在乡村四处寻访，在牛棚、猪圈和鸡舍之中长久逗留，只想要寻求一个科学的答案。

他潜心研究，著成《瘟疫论》，他认为瘟疫并非是六*之邪侵略，而是因为"疬气"所致。所谓疬气，是指天地之间存在的一种"异气"，用现代医学的解释，就是"病毒"。而且，吴又可确认，疬气的传播途径就是经由人的口鼻进入人的体内。疬气的盛行是和地区、气候有着密切的关系的。而且吴又可还注意到，当传染病在人类之中横行之时，健康的人和患者接触之后，要隔若干天才会显现出这种疫病的争创，所以他认为疫邪到发病是有一段间隔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潜伏期"。对于治疗之法，吴又可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一种病只有一种药治疗，"邪自窍而入，未有不由窍而出"；"数日法日行之 "；"承气本为逐邪而设。非专为结粪而设也"。

然而，吴又可的创新理论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甚至被后来医学大家们视作"异类"。清代的中医大师陈修园对《瘟疫论》如此评价："创异说以欺人，切不可随波逐流。

又名又老的中医泰斗邓铁涛先生经常信口开河一些昏话，比如他曾说“中医

不怕流感，早在1700年前的汉代张仲景已留给我们有效的学术与经验，加上明清

医学家的研究成果，我们胸有成竹！”，“中国从未有一次瘟疫流行死亡过百万，

上世纪60年代流感流行就被‘达原饮’一个方子制止了”。我在37度医学网论坛

里曾经对老先生的惊人之语作过一番“考证”和批驳，完全可以为他的“昏话”

作一个注解!

古代瘟疫的说法很多，古籍记载约有数十种，如疫、疫气、疠气、疫疠、温

热、天行、疠、瘥、大头瘟症、疾疫、大瘟、痘疹、痘疫、疙瘩瘟、羊毛瘟、疟

疾、天花、番痧、螺痧、痧症、烂喉痧、喉症、痒子症、瘪落痧、痒疥疾、首疾、

气疾、茄妈瘟、闷头疟、疫瘴、霍乱、转筋霍乱、阴霍乱、鼠疫、鼠瘘等等。无

论何种名目，毫无疑问，古人并不知道瘟疫的真正原因！吴有性虽然天才地感觉

到“天地间别有一种戾气”，究竟是一种猜测。人类真正认识瘟疫原因的是从病

毒学之父巴斯德开始的（详情略）。

从历史看，中国大疫频发，史不绝书! 现知最早的疫病发生于殷商，甲骨文

有：“贞：疒�不�。”意思是说：当时疫病流行，人们去占卜，希望疫病不要

再流行。从公元前674年至1949年，这 2632年间，共记载有772年次程度不等的

瘟疫,平均不到4年就有一次。从1500年至1911年不到500年中，共发生大疫238次，

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大疫流行时，往往“死者不可胜计”，“丁尽户绝”，

“户灭村绝”，是真正的人间惨象!

自西周以来，中国历史上瘟疫大流行的高峰期有以下几段时期：

一是西汉至东汉时期。东汉末年从公元204年至219年,中原地区瘟疫凶猛。

张仲景：“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

伤寒十居其七”(医圣家族尚且如此,其余可想而知!他又哪有什么可以效验千年

的“有效的学术与经验”呢！) 。特别是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死人尤多。魏

文帝曹丕：“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声，或合门而亡，或举族而丧者”

。尽管当时没有准确的数字统计,也不难想象这种疫病究竟猖獗到了什么程度!

另一是明末至清初（公元16—17世纪）。从1109年至1234年，“疫死者半”、

“开封大疫，诸门出柩90余万人。”明代万历、崇祯至清康熙年间，即1580至

1663年,疠疫流行，死亡枕籍。最严重的是1641年，南北两直隶，山东、安徽、

浙江、贵州、湖南等地疾疫大作，山东东明县“春二月瘟疫大作，有一家死数口

者，有一家全殁者，白骨山积，遗骸遍野” 。1643年的瘟疫，“有疙瘩瘟、羊

毛瘟等，呼病即亡，不留片刻。八、九月间，死者数百万…至霜雪渐繁，势始渐

杀（古人也观察到瘟疫是被“自然”所控制的，没中医什么事儿）。” 山东

“春夏间瘟疫盛行，甚至户灭村绝。”有历史学家保守估计，明末大瘟疫死亡人

数在千万以上。中医对付这种瘟疫又何尝“胸有成竹”过呢！

近代中国瘟疫大暴发是从光绪十四（1888）年、民国十（1921）年和民国二

十一（1932）年。仅1888年霍乱流行，被清政府统计到的感染的市县达 306处。

1900--1949年，“仅仅死于鼠疫的人数就有102万。病死率89%”1921年，云南瘟

疫流行，病名是“烂喉丹痧（猩红热兼白喉）”。连“云南省长刘祖武全家传染

此症，不治死亡”。

总之，只要不是睁眼说瞎话，我们从历史里从来就看不到中医曾经对瘟疫有

过有效的办法，医圣张仲景也不例外！铁涛老自豪而轻松的狂言不过是昏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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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崇祯时期的瘟疫

崇祯朱由检是明朝最后—个皇帝，当时社会秩序十分混乱，自然灾害不断，农民起义不断。崇祯年间，明朝统治区域内许多地方都流行起了鼠疫，尤其是崇祯末年，各地的瘟疫是一场连一场。 崇祯六年(1633年)，山西突然很多地方出现疫情。万历《山西通志》记载这年垣曲、阳城、沁水大疫，“道□相望”。高平、辽州大疫，“死者甚多“。这年山西南部普遍出现旱灾，而疫情主要是在山西东南地区流行。沁州沁源县城中仅数百家，但由于“岁荒，斗米钱半千，夏遭瘟疫，死者不计其数”。 崇祯七年、八年，山西西部靠近黄河的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社会不安定，自然灾害交加，兴县就出现了疫病，“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孑遗。百姓惊逃，城之为空。” 靠近兴县的临晋这年也有大疫，疫病的高峰在三四两月之间。 崇祯十年(1637年)以后，山西自北到南瘟疫大流行，这年大同瘟疫流行，“右卫牛也疫”。十四年，“瘟疫大作，吊问绝迹，岁大饥”。南部的稷山县也出现大疫“死者相枕藉”。崇祯十六、十七两年是山西流行瘟疫的高峰。浑源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甚有死灭门者”。崇祯十七年大同府“瘟疫又作”，而灵邱县“瘟疫盛作，死者过半”。南部的潞安大疫，“病者生一核，或吐痰血，不敢吊问，有阖家死绝不敢葬者”。 疫情也传到河南地区。河南内黄县《荒年志碑》记述了黄河两岸崇祯十三年“风大作，麦死无遗，有家无人。食糠榆皮，受饥者面黄身肿，生瘟疫，死者过半”。崇祯十四年，中原大地疫病四起。春二月，内黄县一带家家遭瘟，人死七分。当时有地无人，有人无牛，地遂荒芜，偃师县“春大疫，死者枕藉”。阌乡县春天饥荒大疫。阳武县“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荥阳县“春大疫，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商水县“春大疫，抵秋方止，死者无数。初犹棺敛，继买薄卷，后则阖门皆死，竟无一人能敛者。至六月间，街少人迹，但闻蝇声薨薨而已”(顺治《商水县志》)。这些地区的疫病十分剧烈，挨家挨户传染，一批又—批地死人，连棺材也来不及制作，马路上吓得连行人也没有。 今江苏吴江县曾遭到连续二次的大疫袭击，崇祯辛巳年(1641年)吴江突然大疫流行。这场大疫中死去的人不计其数，死亡率之高令人惊讶。有一大户人家，先是一人染病但几天里全家数十人一一被感染，最后全部不治身死。《吴江志》称：“阖门相枕藉，死无遗类者。”这种高死亡率的疫病当时人十分少见，只觉得“偶触其气”必死无疑。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距上次瘟疫流行仅隔三年，吴江再次瘟疫大流行，得病者最主要的症状是口中不时喷血，喷血后不久就毙命不起。吴江城内死掉的人在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多，甚至一条巷内的居民全部得了这种病而死亡，更不知有多少人全家死绝，一个活的也没留下。这场大疫持续了一个多月，夺走了大量吴江人的性命。 河北京津地区，崇祯十三年后也是大疫流行。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河间府有大疫出现。大名府“瘟疫传染，人死八九”。第二年，河北的疫情继续有所发展。大名府上年的瘟疫传染一直延及到了崇祯十四年。当年春天无雨，“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顺德府由于连年荒旱，“瘟疫盛行，死者无数”。广平府、真定府、顺天府均出现大疫，并于这年七月疫病传进了京师。 崇祯十六年，顺天府通州于七月流行疫病，“名曰疙疸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康熙《通州志》)。京师北部的昌平州“十六年大疫，名曰疙疸病，见则死，至有灭门者”。保定府处于京师南约200多里，这年“郡属大疫”，其中雄县的瘟疫最为严重，“人心惊畏，吊问之礼几废’。疫病蔓延进京师是在这年的二月。《明史》云：“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这场瘟疫流行造成了20多万人的死亡。 据吴震方《花村谈往》记载：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至十月，京师内外疫病流行进入高峰。流行的病叫疙瘩病。不论贵贱长幼，得了这种病很快就会死亡，甚至一呼病名，病就来了，不留片刻，人就死去了。患者胸腹稍满，生白毛如羊，日死人数千，很多人死了连病名都还不知道。兵科曹良直正与客人对谈，举茶打恭行礼，人站不起就死去了。兵部朱希莱拜访客人急急赶回来，刚进室内就死去。宜兴吴彦升受命为温州通判，刚想登船去上任，一个仆人就死了，另一仆人去买棺材，很久还未回来，赶去一看，这个仆人已经死在棺材店。有同在一个旅馆住宿的朋友鲍某劝吴某搬迁到另一个旅馆，鲍某先背负行李到新居，吴某稍微落后一会赶来，他看见鲍某已死在新居里。吴某赶忙又搬出去，等到第二天清晨，他也死去。金吾钱晋民陪同客人饮酒，话还未说完就断了气，过了一会儿，他的妻子及婢女仆辈在短时间内死了15个人。又有两个同伴骑著马赶路，后面的人先说话，前面的人答了话，后面的人再说话，前面的人已经死在马鞍上，手里的马鞭还在高高扬起。沿街小户人家死的人更是无法计算，街道上已经没有人在闲谈、散步了。死的人实在太多，很多人连棺木都设有，因为棺材店来不及赶制。根据官方计数，九扇城门抬出的死者有20余万人。崇祯十七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谈到京师的鼠疫时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所谈和吴震芳的记述完全符合。 与京师很近的天津也受到瘟疫的侵袭，不过已是崇祯十七年了。骆养性谈到：“上天将灾害降临人间，所以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九月，疫病传染到达顶峰。感染疫病者时间长的，一二天中死亡，而时间短的，早晨得病，晚上已经死了。天津城内每天就有好几百人死亡，甚至有的全家不留一个活的。这种病一户挨著一户传染，没有一户能幸免的。只要有一个人得了病，就会传给全家人。这病在天津城内已经传播了有二个月，引起了重大丧亡，至九月达到高潮，城内外都在死人，而城中心死的更加多。现在的天津城中路途上到处都是棺材，耳朵听到的都是哀号之声，人们个个都是悲凉惶恐。” 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占了太原，遂分兵直趋北京。北京西北的宣府地区在李自成大军经过后疫病重又活跃，“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京师周围的瘟疫直到清初仍未停息。顺治元年(1644年)九月，保安卫、沙城堡大疫后死绝的不下一千家。康熙《怀来县志》载：“生员宗应祚、周证、朱家辅等皆全家疫殁，鸡犬尽死，黄昏鬼行市上，或啸语人家，了然闻见，真奇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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