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方剂数据库

数据库主题：从古至今的中药方剂

数据库类型：文献型

收录范围：中国方剂数据库全面介绍方剂信息，并提供有关方剂药味组成统计信息。数据库共收录了来自710余种古籍及现代文献中的古今中药方剂84464首，分别介绍每一方剂的不同名称、处方来源、药物组成、功效、主治、用药禁忌、药理作用、制备方法等方面信息。

著录项目： 名称、别名、处方来源、药物组成、功效、主治、 用法用量、 用药禁忌、药理作用、制备方法、 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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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剂现代应用数据库

数据库主题：各种方剂的现代临床应用进展

数据库类型：事实型

收录范围：方剂现代应用数据库主要介绍古今方剂及其现代应用和现代研究，数据库共收录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卫生部部颁药品标准--中药成方制剂》及期刊文献中的中药方剂9651种，对每一方剂，分别介绍方剂名称、别名、处方来源、剂型、药物组成、加减、功效、主治、制备方法、用法用量、用药禁忌、不良反应、临床应用、药理作用、毒性试验、化学成分、理化性质、生产厂家、各家论述等内容。

著录项目：方剂名称、别名、处方来源、剂型、药物组成、加减、功效、主治、制备方法、用法用量、用药禁忌、不良反应、临床应用、药理作用、毒性试验、化学成分、理化性质、生产厂家、各家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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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性味

2．1．1《本经》：“苦、平。”

2．1．2《滇南本草》：“性微温、味苦甘。”

2．1．3《别录》：“甘、无毒。”

2．1．4《福兴药志》：“性味同寄主有关。沙梨寄生性清凉，味甘酸。”

2．2归经

2．2．1《本草求真》：“入肝、肾。”

2．2．2《本草再新》：“入心、肾经。”

2．2．3《得配本草》：“入足厥阴经。”

2．2．4《福兴药志》：“归经同寄主有关。沙梨寄生入肺、脾、肝经。”

2．3主治

2．3．1《本经》：

“主腰痛，小儿背强，痈肿，安胎，充肌肤，坚发齿，长须眉。”

2．3．2《别录》：

“主金疮，去痹，女子崩中，内伤不足，产后馀疾，下乳汁。”

2．3．3《药性论》：

“能令胎牢固，主怀妊漏血不止。”

2．3．4《日华子本草》：

“助筋骨，益血脉。”

2．3．5《滇南本草》：

“生槐树者，注治大肠下血、肠风带血、痔漏。生桑树者，治筋骨疼痛，走筋络，风寒湿痹。生花椒树者，治脾胃寒冷，呕吐恶心翻胃；又用治梅疮毒，妇人下元虚寒或崩漏。”

2．3．6《本草蒙筌》：

“散疮疡，追风湿，却背强腰痛。”

2．3．7《生草药性备要》：

“消热，滋补，追风。。。养血散热，作茶饮，舒筋活络。”

2．3．8《玉楸药解》：

“治痢疾。”

2．3．9《医林纂要》：

“坚肾泻火。”

2．3．10．《本草再新》：

“补气温中，治阴虚，壮阳道，利骨节，通经水，补血和血，安胎定痛。”

2．3．11《药材学》：

“治动脉硬化性高血压。”

2．3．12《辽宁经济植物志》：

“治郁血性肾炎，月经困难，咯血，瘰沥，心脏诸病及早期肺病。”

2．3．13《湖南药物志》：

“治肝风昏眩，四肢麻木，酸痛，内伤咳嗽，小儿抽搐。”

2．3．14《广西药植名录》：

“除风湿，消肿，清热，祛痰，顺气，止咳。治痢疾，疮疥，吐血，子宫脱垂。”

2．4用法与用量

内服：原药用水洗净，润透，切段，晒干，煎汤，3-6钱；入散剂、浸酒或捣汁生用或酒炒服用。

2．5经典论述

2．5．1《本草经疏》：

“桑寄生，其味苦甘，其气平和，不寒不热，固应无毒。详其产主治，一本于桑，抽其精英，故功用比桑尤胜。腰痛及小儿背强，皆血不足之侯，痈痛多由于营气热。肌肤不充，由于血虚。齿者，骨之馀也，发者，血之馀也，益血则发华，肾气足则齿坚而发眉长。血盛则胎自安。女子崩中及内伤不足，皆血虚内热之故。产后则馀疾，皆由血分，乳汁不下，亦由血虚。金疮则全伤于血。上来种种疾病，莫不悉由血虚有热所发，此药性能益血，故并主之也。兼能祛湿，故亦疗痹。”

2．5．2《本经逢原》：

“原生得桑之馀气而生，性专祛风逐湿，通调血脉，故《本经》取治妇人之腰痛，小儿背强等病，血脉通调而肌肤眉须皆受其荫，即有痈肿，亦得消散矣。”

2．5．3《本草求真》：

“桑寄生，号为补肾补血要剂。缘肾主骨，发主血，苦入肾，肾得补则筋骨有力，不致痿痹而酸痛矣。甘补血，血得补则发受其灌阴而不枯脱落矣。故凡内而腰痛、筋骨笃疾、胎堕，外而金疮、肌肤风湿，何一不借此以为主治乎。”

2．5．4《本经》：

“桑寄生实，明目。”

2．5．5《陶弘景》：

“桑上者名桑上寄生尔。诗人云，施于粉上，方家亦有用杨上风者，则各随其树名之，形燎犹是一般，但根津所因处为异。”

2．5．6《唐本草》：

“桑上寄生，寄生槲、榉、柳、水杨、枫等树上，子黄、大如小枣子。惟虢州有桑上者，子汁甚粘，核大似小豆。叶无阴阳，如细柳叶，厚肌。茎粗短。”

2．5．7《蜀本草》：

“诸树多有寄生，茎叶并相似。……叶如橘而厚，软茎如槐而肥脆。今处处有，方家惟须桑上者，然非自采，即难以别，可断茎而视之，以色深黄者为验。”

2．5．8《图经》：

“叶似龙胆而厚阔，茎短似鸡脚而肥脆，作树形，三月、四月花黄赤色，六月、七月结子，黄绿色，如小豆，以汁稠粘者良也。”

2．5．9《纲目》：

“寄生高者二、三尺，其叶圆而微尖，厚而柔，面青而光泽，背淡紫而有茸。人言川蜀桑多，时有生者，他处鲜得，须自采或连桑寄采者乃可用。世俗多以杂树上者充之，气性不同，恐反有害也。按郑樵《通志》云：寄生有两种，一种大者，叶如石榴叶；一种小者，叶如麻黄叶，其子皆相似。大者曰茑，小者曰萝。今观《蜀本》韩氏所说，亦是两种，与郑说同。”

2．5．10《本草蒙筌》：

“凡风湿作痛之症，古方每用独活寄生汤煎调。川续断与桑寄生气味略异，主治颇同，不得寄生，即加续断。”

2．6古籍方选

2．6．1《千金方》独活寄生汤：治腰背痛，肾气虚弱，卧冷湿地当风所得。

独活三两，寄生、杜仲、牛膝、细辛、秦艽、茯苓、桂心、防风、川芎、人参、甘草、当归、芍药、地黄各二两。上十五味细锉，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三服。温身勿冷也。

2．6．2《圣惠方》：治妊娠胎动不安，心腹刺痛。

桑寄生一两半，艾叶半两（微炒），阿胶一两（捣碎，炒令黄燥）。上药，细锉，以水一大盏，去滓。食前分温三服。

2．6．3《杨氏护命方》：治下血止后，但觉丹田元气虚乏，腰膝沉重少力。

桑寄生，为末。每服一钱，非时白汤点服。

2．6．4《杨氏护命方》：治毒痢脉脓血，六脉微小，并无寒热。

桑寄生二两，防风、大芎二钱半，灸甘草三钱。为末。每天服十钱，水一盏，煎八分，和滓服。

2．6．5《湖集简方》：治膈气。

生桑寄生捣汁一盏，服之。

中药文化 底蕴丰富

说到中国的药文化，由于它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所以其底蕴十分丰富。

然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故而导致某些误识。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对药文化的研究与宣传，力度很不够，长此以往，无疑对中药事业的继承、发展与推广是十分不利的。

这里，择其要者，略加论述，以飨读者。

在中国古籍中通称“本草”。

我国最早的一部中药学专著是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唐代由 颁布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药物经验，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药按加工工艺分为中成药、中药材。

有人说中药就是树皮，草根，这话说对了一部分。

中药离不开树皮，草根，如苦楝根皮，牡丹皮，茜草根，白茅根等均是中药，但不是所有的树皮，草根都是中药；中药主要起源于中国，除了植物药以外，动物药如蛇胆，熊胆，五步蛇，鹿茸，鹿角等，介壳类如珍珠，海蛤壳，矿物类如龙骨，磁石等，都是用来治病的中药。

少数中药源于外国，如西洋参。

目前，随着对中药资源的开发和研究，许多民间药物也归入中药的范畴。

所以，中药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用于防治疾病的植物，动物矿物及其加工品，不论产于中国，外国均称中药。

中药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充分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及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特点。

其一，毒药非“毒”

追溯到远古神农时代，《淮南子·修务训》中这样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

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二毒。

”由此，古代把所有治病的药物泛称“毒药”。

《素问·异法方宜论》说：“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

”在古人看来，是药三分毒，实际上是指药物的特性；后来才用以专指毒性较大的药物。

《医学问答》对此有解释：“夫药本毒药，故神农辨百草谓之‘尝毒'。

药之治病，无非以毒拔毒，以毒解毒。

”医圣张仲景更有精辟之论：“药，谓草、木、虫、鱼、禽、兽之类，以能治病，皆谓之毒”，“大凡可避邪安正者，均可称之为毒药。

”神农一日而遇七十二毒，是说他一日之中，辨别了 70余种药物的特性。

药之特性，用对了可以治病救人，用错了就会伤人害命。

对中药，一言以敝之，就是用毒药治病。

神农尝百草的本草，是一种勇于探索的伟大义举，是一种舍生忘死的高尚行为。

无怪对起步于先秦、成书于东汉、历经几百年、融汇了几代医药学家的辛勤劳动与智慧的第一部中药学巨著，作者们宁肯要隐去自己的姓名，而冠以“神农”之名——《神农本草经》，除了受托古之风的影响之外，恐怕也是对这位中华民族药物学的圣祖的一种纪念吧 ! 由此不难看出，“毒药”一词的丰富文化内涵。

正是这毒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疗病保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二，四气疗疾

中药有“气”，“气”是什么？它能治病？我们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在《神农本草经》中说：“药又有寒、热、温、凉四气。

”“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

”药之“四气”便由此而来。

中医药理论中说到“气”，居然有 27个义项。

这个“气”，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概念，而是特指“药性”。

我们的先祖用寒、热、温、凉来诠释药的特性，比“毒”要具体、科学多了，这中药的补，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别具文化情趣。

有补气、补心、补血、补肾、补脾、补肝、补肺、补阴、补阳等等，与之相应的 方药有“补心丹、补肝散、补肺散、四物汤、归脾汤、补阴丸、补血荣筋丸、补中益气汤、四君子汤、杞菊地黄丸、六味地黄丸、百合固金汤、补阳还五汤、补肾磁石丸、补肺阿胶汤等等，有以上功能的单味药，不下数十种，举不胜举。

此类补法多是补脏气。

这个“补”，是调理、增强的意思；这个“气”，是指生理功能，即用药物来调理增强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使之发挥正常作用，充分体现中药对人体功能器官治本的作用。

《神农本草经》中把药分为上、中、下三品 (即“类”)，并说：“上药养命，中药养性，下药治病。

”又说：“上药……为君，主养命以应天”，“中药……为臣，主养性以应人”，“下药……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

所谓养命、养性，都是突出了中药调养人体的功效，从而保证机体、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正常，这就是许多人信奉中药的原因之一。

这是中药学的进步，也是它的特色，这其中也充满了文化意味。

中药的这种特性，被一一体现在每一味药中，因为它对于疗疾治病十分重要。

对于寒病就要用热性药，对于热病就要用寒性药，这里药性与病性是相逆的，所谓相反相成，这就是药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

若非如此，如果“以热益热 (用热药治热病，下句仿此)，以寒增寒”，就会导致“精气内伤，不见(现)于外”，这是治疗上的严重失误 (《汉书·艺文志·文技略》)。

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严肃地批判了那些“寒而冷之(是寒病，却用寒使病症更寒，下句仿此 )，热而温之”的医生，“是重加(即加重)其病”，必导致死亡。

中医药学上称这种用药方法为“正治”，即常规治法。

还用一种“反治”，将在本文“其五”中有述。

由此可见，运用药的“四气”来治病，是多么重要，许多服用过中药的人，或许对此知之甚少。

其三，药补趣话

此外，还有味补。

《神农本草经》中说：“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

这五味对人体有何作用呢？在《素问·宣明五气篇》中讲得明白：“五味所入 (即进的器官)：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

可见药味不同，功效各异，原因是，酸味能收能涩，苦味能泄能燥，甘味能补能缓，辛味能散能行，咸味能软坚润下。

根据五味的药用功能与进入相应脏腑的情况，也可以发挥其“补” (或补养、或调理)的作用。

这些恐怕都是一般人并不熟知内涵。

更有出人意料的补，将在本文“其五”中有述。

其四，君臣佐使

君臣本是一个政治术语，古代天子、诸侯都称君，辅佐君者称为臣，君臣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

古代药学家将它引入药物配伍组方中，成为方剂组成的基本原则。

早在西汉初年成书的《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岐伯回答黄帝关于“方制君臣”时说：“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神农本草经》说：“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欇”。

明代的何伯斋更进一步阐释说：“大抵药之治病，各有所主，主治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药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经使治病之药至病所者，使也”。

十分清楚地讲明了君、臣、佐、使之药的功能。

更详尽一点说，君药是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作用的药物，按需要可用一味或几味；臣药是辅助君药加强治疗主病或主证作用的药物，或者是对兼病或兼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佐药是辅助君臣药起治疗作用，或治疗次要症状，或消除 (减轻)君、臣药的毒性，或用于反佐药，使药是起引经或调和作用的药物。

以《伤寒论》中第一方“麻黄汤”为例，主治外感风寒的表实证。

君药——麻黄 (3两)，辛温，发汗解表以散风寒，宣发肺气以平喘逆。

臣药——桂枝 (2两)，辛甘温，温经和营，助麻黄发汗解表。

佐药——杏仁(70个)，苦温，降肺气助麻黄平喘。

使药——炙甘草(1两)，苦温，调和诸药又制约麻、桂发汗太过。

麻、桂、杏皆入肺，有引经之效，故不再用引经的使药。

麻黄、桂枝、杏仁、炙甘草的药性有有次，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协调作用，形成一股强大的药力，去攻克外感风寒这一堡垒，临床疗效十分显著，成为千古名方、经方。

中药方剂的组成不是几种药物的简单组合，而是在丰富的临床实践基本上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

其中文化内涵的核心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和”。

其五，药中哲理

中药自有它的药理，如前所述；还有它的哲理，常为人所忽视或不识。

我们知道，哲学是教人如何以更高层次认识事物、认识世界，并从中找出规律，以更好地指导我们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这里仅就药中哲理略谈一二。

(一)药性有“阴阳”：“阴阳”本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概念，它概括了天下万物相对的两种不同属性，大至宇宙天地，小至草木鱼虫的矛盾与对立、共性与个性，无不尽在其中。

这里仅择一些与自然、医药、人身有关的概念，以见一斑：天地、日月、男女、刚柔、动静、升降、生死、长消、寒热、正邪、益损、增减、气血、脏腑……《神农本草经》说：“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

”后世医药学家多用“阴阳”来阐释药理。

金代医家李杲在《东垣十书·汤液本草》的“药类法象”一章中说道：“温凉寒热，四气是也。

温热者，天之阳也；凉寒者，天之阴也。

此乃天之阴阳也……辛甘淡酸苦咸，五味是也。

辛甘淡者，地之阳也；酸苦咸，地之阴也。

此乃地之阴阳也。

味之薄者，为阴中之阳，味薄则通，酸苦咸平是也；味之厚者，为阴中之阴，味厚则泄，酸苦咸寒是也。

气之厚者，为阳中之阳，气厚则发热，辛甘温热是也；气之薄者，为阳中之阴，气薄则发泄，辛甘淡平凉寒是也……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甘涌泄为阴。

”通过阴阳，既阐释了药之特性，又阐明了药之功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规律性。

(二)治则有“反治”。

在其二中提到了“正治”，还有“反治”。

反治与正治相反，是当疾病出现假象，或大寒证、大热证时，对正治法发生格拒而采用的治法。

其中有“热因寒用”，是以热药来治疗真寒假热证，要佐以少量寒药，或热药凉服才发挥作用；有“寒因热用”，是指用寒凉药治真热假寒证，要佐以少量温热药，或寒药热饮才发挥作用。

这既体现了中医的辨证，又体现了用药的辩证法，具有很深的哲学内涵，这是中医药文化的独特之处。

(三)补益有哲理。

在其三中，讲到两方面的药补，金代医家张以正论补，颇具哲理，别树一帜。

1、他在《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诠》一文中，从扶正祛邪的角度，按照中医五行理论，认为祛邪就是扶正，独出心裁，提出了与《素问》不同的“五补”：“辛补肝，咸补心，甘补肾，酸补脾，苦补肺”的观点。

以“辛”为例，辛味原本入肺，属金；肝属木，金能克木，所以用“辛补肝”(以下均仿此)。

张以正治病强调以祛邪为主，认为邪去正自安，偏重攻法，他所谓“补”，实际上已含有“攻治”的意味，后世称他为“攻下派”。

2、他在《补论》中，更是高论迭出：“予请为言补之法，大抵有余者损之，不足的补之，是则补之义也。

阳有余而阴不足，则当损阳而补阴；阴有余而阳不足，则当损阴而补阳”。

那么，具体如何补呢？他是这样阐述的：是热证，就用芒硝大黄一类的寒药，为了“损阳而补阴”；是寒证，就用干姜附子一类的热药，为了“损阴而补阳”。

他的结论语出惊人：“岂可以热药而云补乎哉？而寒药亦有补之义也。

”仅此二例便可以看出，这正是张从正所以能自成一家的超人之处。

其中的哲理和文化底蕴，需要我们细细品味，方解药文化之三昧。

(四)用药讲“中和”。

“中和”是儒家的哲学，认为能“致中和”，则无事不达于和谐的境界。

《说文》云：“……事之调适者谓之和。

”中和，用于药理之中，含义有三层：一是调和，以不同的因素适度配合，使之比例恰当，如厨师之烹调羹汤，含有方法的意思；二是和谐、均衡、统一的状态。

“和”是天下共行的大道。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

”是说君子用自己的正确意见来纠正别人的错误意见，使一切做到恰到好处，却不肯盲目附和。

可见，君子是很懂得“和”的道理的，我们的古代医药家们就是这样的君子!杨伯峻在《论语注释》中形象地解释“和”：“和，如五味之调合，八音之和谐，一定要有水、火、酱、醋各种不同的材料才能调和滋味；一定要有高下、长短、疾徐各种不同的声调才能使乐曲和谐。

”君臣佐使之中，还有一个最佳组合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麻黄汤中的几味药能达到最佳的辛温解表之效，而麻黄与细辛、羌活等辛温解表药物相配，却达不到这种效果的原因。

君臣之间，不但有相互协调(配合)的关系，还有相互制约的关系，晏子说：“君臣亦然。

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而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何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

”意思是：君臣也是这样，不能君说可，臣也说可；君说否，臣也说否，这样“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应当君说可，臣献其否成全可，反之亦然。

方药中的君臣，也是这样的道理。

从麻杏石甘汤，是治疗邪热壅肺的名方，用麻黄为君药，宣肺平喘，是“火郁发之”之义，但其性温，故配辛甘大寒之石膏为臣药，石膏既可清宣肺热，又可制约麻黄温性，使其去性存用，两者相配，肺郁解，肺热清，咳喘平，疗效可靠，深得配伍变通之妙，此可谓“臣献其可而去其否”之范例。

我想，中药方剂之所以有数千年的生命力，决不是偶然的，我们在本文中所提及的其二、其三、其四及其五的内容，在世界药学理论和文化中，都是独具特色、独一无二的。

它们不仅融汇了我们祖先在药学上的唯物辩证的睿智，而且形成了中药方剂必须遵循的圭臬，还具有极其丰厚的文化底蕴。

其六，用药有兵法

古人说：“用药如用兵，任医如任将。

”用兵用兵法上的战略和战术，而用药也是如此，不但要熟知药性，更要切中病机，有的放矢，才能达到治病的目的。

若说用药如用兵，就必须要了解它们的比拟中的联系：药有性属类别，兵有种类装备；药有轻用重用，兵有辅攻主攻；药有缓急攻补，兵有虚实强弱；药有配伍精良，兵有出奇制胜……清代名医徐大椿，不仅精通医术，而且深谙兵法，“舞刀夺槊、勾卒嬴越(布阵指挥作战)之法，靡不宣(广泛)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曾专著《用药如用兵论》，以讲述其中的道理。

他十分形象而透辟地论述道：对于循着六经传变的病邪，要预先占据它尚未侵袭的部位，就好比切断敌军的必经之路一样；对来势凶猛的病邪，要赶快守护那尚未致病的部位，就好比守卫我方险要的疆土一样；对挟带积食而造成的疾病，要首先消除积食，就好比敌方的辎车粮食已经烧毁一样；对新旧病的并发症，一定要防止新旧病邪会合，就好比切断敌方的内应一样……此外，还说到用药要辨明经络，好比派出侦察部队；依据病的寒热有反治之法，好比实施分化离间的策略……病势正在发展，就不宜在病邪猖獗时攻治，应坚守正气，好比使敌军疲惫；病势衰退，就一定要穷追病邪退去之处，再增加精锐药物，这好比摧毁敌人的巢穴。

还涉及到许多方面，这里不一一例举。

总之它充分启迪我们，在用药、用兵之间，去深入探讨其中的道理，决不是故意耸人听闻。

徐大椿最后总结道：《孙子兵法》一书，治病的方法完全包括在里面了。

多么催人深思

其七，中药理念

说到中药理念，似乎没有问题，但实际并非如此。

在许多普通人、乃至专业人士中，仍对此存在模糊的认识。

这里仅就一个热门话题“天然药物等于中药吗”谈谈看法。

前些年当世界兴起“天然药物”热的时候，我们自己业内的人也主张用“天然药物”来取代“中药”，并说这是与世界接轨，是让西方人接受中药的一个重要举措。

此举曾在药界掀起了不小的浪潮，一直延续至今。

稍有知识的人都知道，“天然药物”的提出和兴起，是西方医药界针对西方人惧怕化学合成药物的毒副作用，从而转向自然界寻找新的药物途径，通过研究，从某些含有特殊药用成分的动植物身上，运用科技提取一种或(几种)药用成分，制成药物，用于临床，这无疑是当代制药学的一个新的领域、一种新的发展。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有些人竟以接受新事物为幌子，一下子就联系上中药了，认为中药汤剂西方人说它是“一锅浓浓的草根树皮黑汤，既不卫生，又难喝，还说不清它的成分，实在可怕”；中药丸剂西方人说它是“一团黑乎乎的药丸，难以接受”。

于是就下了这样的结论：中药落后，成分讲不清，应该赶紧改成“天然药物”，否则就会在国际上没有市场、没有前途。

难道“中药”真的面临绝境，惨到要改名换姓才能生存的地步吗？我们的观点是明确的：“天然药物”不等同于“中药”，务请诸君保持清醒头脑。

对于“天然药物”的概念与内涵，上文已做简述；而“中药”的概念与内涵，与之决不相同。

尽管中药材大都取自“自然界”，有些也可以直接药用，但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药”，我们称之为“中药”的，也不是可以笼统而言的，首先，是指经过炮制的各类饮片。

炮制的作用，除了清除杂质，便于制剂和服用外，更重要的是消除或减低药物的毒性和副作用，改变药物的性能，加强疗效。

以地黄为例，生地黄清热凉血，经用酒蒸晒成熟地黄之后，就具有温性而滋肾补血的功效。

炮制总分为水制、火制、水火合制等。

水制有洗、漂、泡、渍、水飞等；火制有煅、炮、煨、炒、烘、焙、炙等；水火合制有蒸、煮、淬等。

而每一种方法中又细含若干种具体方法，其内涵是极其丰富的。

而这些炮制方法，现在已成为我们国宝级的机密。

其次，中药是指按照四气五味、君臣佐使等特性与法则配比而成的方剂药物，而不是随心所欲的杂合物，然后根据需要，或汤、或丸、或散、或膏……由此可见，“中药”与“天然药物”，既不可混为一谈，又不可相互取代。

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药，有什么必要因“天然药物”的兴起，就乱了阵营，自动退避，主动靠拢，甚至要宣告投降呢？中药，就是中华民族的药，只有首先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它的四气五味、君臣佐使、正治反治等一系列独特法则与文化内涵，是不可轻意弃置，更不可随意取代的。

不能西方人说它是“一锅浓浓的黑汤”、“一团黑黑的药丸”，我们就自觉中药落后，没了底气。

如果放弃了汤药，中医的特色(辨证论治)也就失去了光彩，后果严重。

现在有模糊数学、模糊逻辑，无疑都是高深的科学门类。

由此我联想到了一锅汤药、一团药丸，目前对它们经过配比后的药物成分暂时说不清，那么，何不将它称之为“模糊药学”呢？由此我又联想到世界无论是自然界或是科学界不是有着许许多多的“模糊”难题在困惑着人类，等待我们去考察、研究、揭秘吗？对宇宙，我们知道了多少，又有多少模糊未知的，但是，我们不是有综合宇宙学吗？对人类居住的地球，我们依然存在许多模糊与未知，不是有综合地球学吗？就说对人体自身，我们到底还有多少模糊与未知，人类基因图谱的问世，无疑是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而综合性的人体科学还面临着多少有待探索的课题。

人类不会因为对某种自然现象处于模糊之中，而去指责它；人类不会因为对金字塔等许多古代建筑处于模糊之中，而去指责它们；人类更不会对自身的器官、组织、功能模糊不解，而去责怪它们……同理，人类暂时对一锅药汤、一个药丸的成分处于模糊之中，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何况它们已存在了几千年，救治和保养的人数以亿计，仅这一条就足以证明中药的科学性与实效性。

我不相信把这些道理告诉西方人，他们还要跟中药较劲 !要让世人都知道中药的内涵、中药的文化，其底蕴是何其丰富!我们的任务，在把中药推向世界的同时，要加大药文化宣传的力度。

我主张“中药”与“天然药物”应该相互并存、相互借鉴、友善共存、各谋发展。

世界如此辽阔，人类如此之多，不可能容不下这两种事物同生共存。

它们各有特色，各有优势，完全不必“合二为一”。

是金子总在闪光。

西方人不是照样吃上了中国的煎饼、油条、豆汁和菜肴吗？照样唱上了中国的歌曲、京剧，说上了中国的相声，穿上了中国的旗袍、布鞋吗？如果真有需要，外国人照样会喝中药汤、吃中药丸的。

中药的配伍

配伍是指有目的地按病情需要和药性特点，有选择地将两味以上药物配合同用。

、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往往是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常表现为虚实并见、寒热错杂、数病相兼，故单用一药是难以兼顾各方的。

所以临床往往需要同时使用两种以上的药物。

药物配合使用，药与药之间会发生某些相互作用，如有的能增强或降低原有药效，有的能抑制或消除毒副作用，有的则能产生或增强毒副反应。

因此，在使用两味以上药物时，必须有所选择，这就提出了药物配伍关系问题。

前人把单味药的应用同药与药之间的配伍关系称为药物为“七情”，“七情”之中，除单行者外，其余六个方面都是讲配伍关系。

现分述如下： (一)单行：即不需配伍，单用一味药即可治愈疾病，称为单行。

如清金散就是单用一味黄芩，治肺热咳血的病证。

(二)相须：即将性能功效相类似的药物配合应用，以增强原有疗效。

如石膏与知母配合，能明显增强清热泻火的治疗效果；大黄与芒硝配合，能明显增强攻下泻热的治疗效果；全蝎、蜈蚣同用，能明显增强止痉定搐的作用。

(三)相使：即在性能功效方面有某些共性，或性能功效虽然不相同，但是治疗目的一致的药物配合应用，而以一种药为主，加一种药为辅，能提高主药疗效。

如补气利水的黄芪与利水健脾的茯苓配合时，茯苓能提高黄芪补气利水的治疗效果。

(四)相畏：即一种药物的毒性反应或副作用，能被另一种药物减轻或消除。

如生半夏和生南星的毒性能被生姜减轻或消除，所以说生半夏和生南星畏生姜。

(五)相杀：即一种药物能减轻或消除另一种药物的毒性或副作用。

如生姜能减轻或消除生半夏和生南星的毒性或副作用，所以说生姜杀生半夏和生南星。

由此可知，相畏、相杀实际上是同一配伍关系的两种提法，是药物间相互对待而言的。

(六)相恶：即两药合用，一种药物能使另一种药物原有功效降低，甚至丧失。

如人参恶莱菔子，因莱菔子能削弱人参的补气作用。

(七)相反：即两种药物合用，能产生或增强毒性反应或副作用。

如“十八反”、“十九畏”中的若干药物。

上述除单行外的六个方面，其变化关系可以概括为四项，即在配伍应用的情况下：①有些药物因产生协同作用而增进疗效，是临床用药时要充分利用的；②有些药物可能互相拮抗而抵消、削弱原有功效，用药时应加以注意；③有些药物则由于相互作用，而能减轻或消除原有的毒性或副作用，在应用毒性药或烈性药时必须考虑选用；④一些药物因相互作用而产生或增强毒副作用，属于配伍禁忌，原则上应避免配用。

基于上述，可知从单味药到配伍应用，是通过很长的实践与认识过程逐渐积累丰富起来的。

药物的配伍应用是中医用药的主要形式。

药物按一定法度加以组合，并确定一定的分量比例，制成适当剂型，即为方剂。

方剂是药物配伍的发展，也是药物配伍应用的较高形式。

古代西医，如中医，有一套理论，如吃草药，昆虫，甚至人的肉，等等。

古埃及医学起源于公元前第三十三世纪，生产的木乃伊反映了医学水平，影响了希腊医学等。 

两河流域医学起源可能更早，公元前17世纪的汉谟拉比法典中就有关于外科手术的立法了（相比华佗的记载早了2000年，而且还是立法环节，可想而知是有多么发达），影响古埃及医学，古波斯医学，阿拉伯医学，中医等等；  古代医学基本上都传下来了，甚至连在公元前3世纪就消失的古埃及医学都在考古学家的努力下恢复了不少。

在人体印象中，怪异的中医大多是黑暗的，人是**的。把甘草磨成粉末，入竹筒，泡人粪池中。夏天常用来泡水喝，可以清热解毒，泻火凉血。人中白，健康人尿液自然沉洁的固体物，内服降虚火，止血化淤。血余炭，把人体头发焖煅成炭，常用来治便血、吐血、尿血。紫河车，产妇分娩的胎盘。补肾益精，益气养血，滋补大品。

有些动物的粪便是中医界泥石流粪便干燥动物粪便鼯鼠，结核病治疗血瘀，还是治妇女崩漏，经期血多的妇科圣药鸡屎白，鸡粪放酒炒干之后上面白色的部分，解毒祛热，利水。夜明砂，蝙蝠的干燥粪便，是一种清热明目、散血消积的良药，很多眼科疾病都用了它

唐以前重点中医古籍时间线

汉以后医道渐落，后学当先以汉古籍为宗，后参学后世之说。

汉代以前《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

西汉：《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图

东汉：《伤寒论》《金匮要略》

晋代：《脉经》《针灸甲乙经》《抱朴子》《金匮药方》《肘后备急方》《雷公炮炙论》《本草经集注-敦煌残卷》《刘涓子鬼遗方》

隋唐：《黄帝内经太素》《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仙授理伤续断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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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淳于意（太仓公）师承公乘阳庆，著“诊籍”（医案）第一人。

西汉（公元前207年——公元8年）《马王堆帛书》（大部分抄亍西汉初）与古代典籍的流传。如：《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以及《导引图》等。（注：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

前179年—前141年《涪水经脉木人》世界上最古的标有经脉流注的木质人体模型。（注：1993年2月，在四川省绵阳县永兴镇双包山2号汉墓中发现）。

《针经》失传，涪翁著，伪托后汉书；

西汉时最后写定的《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书，分《素问》与《灵枢》二大部分。

新朝（公元8年——公元23年）公元25年左右《难经》托名秦越人所作。

东汉三国时期（公元25年——公元280年）程高，东汉时期针灸医生，是涪翁的弟子，郭玉的老师。

郭玉，东汉时期针灸学家，曾任汉和帝的太医丞。

公元97年，班超再次赴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包括医学。

东汉时完成的《神农本草经》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药物和植物分类学著作。另有《李当之本草》、《吴普本草》失传

张仲景（公元150--219年）名机，东汉南阳郡涅阳人，他善于以六经论伤寒, 以脏腑论杂病, 提出了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较为完整的辨证论治原则, 并善于运用”经方” 给人治病;使祖国医学的理论基与临证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后世医学者称他为“医圣”。

华佗（公元145--208年）他一生致力于医疗实践，精通内、外、妇产、小儿、针灸各科及卫生学、药物学、以及在疾病的诊断、治疗和体育保健等方面都有卓越成就，其中对外科尤为擅长，有“外科圣手”、“外科鼻祖之称”，还发明了“麻沸散”。

东汉魏伯阳根据自已的炼丹经验，编就《周易参同契》，这是世界上最古的炼丹书籍。

两晋南北朝时代

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80年——公元581年）

公元280年，王叔和 《脉经》,全书10卷，97篇。系我国现存第一部脉学专著。书中论及针灸达42篇，收录穴名近70个。

公元282年，皇甫谧著《针灸甲乙经》全书12卷128篇，记载人身穴位名349个，其中双穴300个，单穴49个，即全身共有针灸穴位649个。系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针灸的专著。

葛洪（公元283--363年）自号抱朴子，著有《抱朴子》、《金匮药方》、《肘后备急方》（其中用针灸治疗病症达61种）等。擅长炼丹，对化学、医学也颇有研究。

鲍姑（公元309--363年），葛洪之妻，我国医史上第一位女灸疗家，善于用艾灸去除赘疣，不独愈病，且兼获美艳；鲍姑实为开灸法美容之先河者。

公元366年，敦煌莫高窟开凿。此后从北魏至元代续有开凿，成为世界上著名的石窟群。窟内壁画、彩塑甚多，艺术价值极高。闻名于世的敦煌文书即发现亍此，其中中医文献资料有80多种。

雷敦（公元420--479年）著《雷公炮炙论》

公元443年（刘宗元嘉二十年），太医令秦丞祖奏置医学，草创医学教育。

陶弘景（公元452--536年），著有《本草经集注》已佚，现存有敦煌残卷。另有《肘后百一方》、《名医别录》、《养性延命录》等著作。

公元454--473年陈延之撰《小品方》。

公元479--502年之间，龚庆宣著《刘涓子鬼遗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外科专著。

公元494年，洛阳龙门石窟开凿。至唐代有僧人将140多个古药方刻在石碑上，始有“药方洞”。

公元514年针灸传刭了朝鲜。

公元518年干陀利国赠杂香药等。波斯始通中国，其国产药甚多，如：薰陆、郁金、苏木、青木等。

公元541年，百济遣使请派学者和工医，梁武帝遂派陆和工匠、画师前往，并派医师赴朝。公元550年中医灸治术传入日本。

公元552年中国赠给日本钦明天皇《针经》一套。

公元562年吴人知聪，携带中医书、《明堂图》等约160卷赴日本。

隋唐五代十国时代

隋唐时期（公元581——907年）

杨上善撰注《黄帝内经太素》30卷，另有《黄帝内经明堂》13卷（残）。

公元608年日本派遗药师惠日、倭汉直福因等耒华学医。

公元610年，巢元方奉命主编《诸病源候论》，这是我国第一部病因症候学专著。

孟诜（公元621--713年）享年92岁，著有《食疗本草》，系第一部食疗学专著。

“药王”孙思邈（公元581--682年）及其《千金方》、《千金翼方》。

公元624年唐“太医署”在京都长安设立，内有针灸科，设针博士一人，针助教一人，针师一人，负责教导针灸，足见当时针灸的盛行。

公元641年文成公主携带医药书籍等入藏。

公元659年，颁由苏敬等编撰的《新修本草》，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官修药典。

宇佗，元丹贡布（公元708）历经二十多年的心血，在45岁时撰成流传千古的医学巨著《四部医典》，为藏医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公元710年，金城公主出嫁吐蕃，带去杂伎诸工和龟兹乐队，及医药人员与书籍入藏。金银器与唐代高水平的金属工艺。当然金针、银针也有生产。

公元738年，陈藏器撰《本草拾遗》10卷。原书虽佚，但佚文可见于《证类本草》等书中。

公元752年，王焘撰《外台秘要》全书共40卷。

公元753年，高僧鉴真东渡日本，讲授中国医学。

公元762年，王冰将《黄帝内经素问》重加编次，并予注释。

8世纪初汉医马亚纳和藏医别鲁扎纳等编撰成《月王药诊》。

公元841--846年，蔺道人著成《仙授理伤续断秘方》系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伤科专书。—公元847年昝殷撰《经效产宝》三卷，系我国现存最早的妇产科专书。

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979年）

公元927--960年，李殉撰《海药本草》

公元934年，陈士良著成《食性本草》十卷。

公元938--965年韩保升等修订《新修本草》，编成《蜀本草》。

宋金元时代

宋金元时期（公元960——1368年）

公元960---991年，宋政府成立“太医局”，隶属太常寺，常管医学教育。

公元960---1081年，宋政府设立“翰秫医官院” 专职医药行政。

公元961年，占城国（今越南南部）多次使宋赠送犀角、象牙、龙脑、乳香、玳瑁、沉香、胡椒、丁香花、茴香、豆蔻等药物。

公元973年，刘翰等人编成《开宝新详定本草》，次年重定为《开宝重定本草》。

公元974年，三佛齐国（今印尼苏门答腊岛巨港附近）多次使宋赠送家牙、犀角、熏陆香、龙脑、乳香等药物。

公元975年后；交趾国（今越南北部）多次使宋赠送犀角、象牙、珍珠、玳瑁、乳香等药物。

公元982年，高丽国王使宋赠送珍贵器物和药物。

公元992年，王怀隐等编《太平圣惠方》成书，收药方16834通；卷99为针经，卷100为灸经、又称“明堂灸经”。

公元987年后，大食国（今阿拉伯半岛）多次使宋赠送白龙脑、蔷薇水、象牙、琥珀等药物。上述药物“洋为中用”极大地充实了中药。

公元1016年，宋真宗赠高丽国一部《太平圣惠方》。

公元1026年，王惟一著《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次年主持设计铸造针灸铜两具。

钱乙（公元1035—1117年）擅长儿科经学生阎孝忠整理，编成《小儿药证直诀》。

公元1041年，宋惠清到日本行医。日人藤原清贤奉命来宋求治眼疾。

公元1041--1048年，吴简、宋景《欧希范五脏图》。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人体解剖学图谱。

公元1057年宋政府设立“校正医书局”，编辑整理医书。

公元1061年，苏颂等编成《图经本草》，收药图993幅，为现在最早的版刻药物图谱。

公元1068--1077年，林亿、掌禹锡、高保衡等校订医书，林亿还著有《黄帝三部针灸经》。

公元1075年，沈括与苏轼合编《苏沈良方》。

公元1076年，宋设“卖药所”（即“成药所”）；后另设“修合药所”（后改称“医药惠民局”和“医药和剂惠民局”）。

公元1079年，宋廷派医官刑恺等赴高丽，并带去大批药材。

公元1093年，董汲撰《小儿斑疹备急方论》和《脚气治法总要》。

公元1098年，杨子建撰《十产论》；庞安时撰《伤寒总病论》。

公元1099年，刘温舒舒撰《素问入式运气论奥》

公元1102--1106年杨介撰《存真图》（又一份解剖图）间世。

公元1106年，琼瑶真人《针灸神书》（即《琼瑶神书》）。

公元1107--1110年，宋政府命裴宗元、陈师文等人整理官药局所收方剂编成《和剂局方》。

公元1108年，朱肱写成《伤寒百问》；

公元1114年起用为医学博士；

公元1118年将该书重加校正，并加附方，刻为《伤寒类证活人书》（又叫《南阳活人书》20卷，该书据经络识六经，阐述六经分证的特异性和六经分证的重要性。

公元1111年，寇宗爽编成《本草衍义》20卷。

公元1111--1117年宋医官合编《圣济总录》共200卷，其中卷191--卷194为“针灸门”。

公元1116年，医官曹忠和等重新校刊《政类本草》，改称《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

公元1128年，庄绰著《灸膏肓腧穴法》。

公元1132年，许叔微撰《普济本事方》10卷。

公元1133年，张说撰《坞峰普济方》。

公元1144年，成无己著《注解伤寒论》。

公元1146年，窦材辑录、刊行《扁鹊心书》。

公元1150年，刘肪撰《幼幼新书》。

公元1151年，《和剂局方》经许洪校订，改称《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公元1153--1163年，阎明广著《子午流注针经》；书中《流注指微针赋》系何若愚所撰，阆明广作注。

公元1159年，王继先等再次校订增补叫做《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32卷，简称《绍兴本草》。

公元1165年，王执中编撰成《针灸资生经》一书，刊于1220年。

公元1170年，《卫济宝书》刊行。

公元1172年，刘完素撰《宣明论方》15卷。

公元1174年，陈言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

公元1181年，郭雍撰《伤寒补亡论》。

公元1186年，张元素撰《医学启源》、《珍珠囊》；刘完素撰《素问玄机原病式》。

公元1189年崔嘉言撰《脉诀》。

窦杰、字汉卿（公元1195--1208年），著作有《针经指南》等。

公元1196年，李迅撰《集验背疽方》。

公元1224年，张杲撰《医说》10卷刊行。

公元1226年，闻人耆年撰《备急灸法》刊行。

公元1228年，张从正撰《儒门事亲》。医学史上的“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

公元1237年，陈自明所编《妇女大全良方》是中国第一部较完整的妇产科专著。

公元1241年，施发撰《察病指南》。

公元1247年，南宋宋慈所著《洗冤录》著成，它是世畀上最早的一部法医学著作。

公元1248年，陈衍撰《宝庆本草折衷》。

公元1249年，李杲撰《脾胃论》。

公元1253年，陈文中撰《小儿痘诊方论》；严用和撰《济生方》。

公元1263年，陈自明编成《外科精要》3卷。

公元1270年，元政府设立“广惠司”，专司药政。

公元1271---1368年，元政府设立“太医院”，为最高医药行政机构。

公元1276年，李杲所撰《兰室秘藏》刊行。

公元1289年，王好古撰写《汤液本草》3卷。

公元1292年，在北京和多伦各设立一个“回回药物院”。

公元1294年，曾四荣撰《活幼心书》。

公元1295年，窦汉卿所撰《针经指南》刊行。

公元1308年，王好古所撰《此事难知》刊行；杜思敬辑19卷《济生拨萃》，内有针灸4卷。

公元1311年，窦桂芳（杰之子）刊行《针灸四书》。

公元1321年，孙允贤编辑《医方大成》。

戴思恭（公元1324--1405年）系朱丹溪门生著有《证治要诀》等；注《丹溪金匮钩元》。公元1329年，王国瑞撰《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刊行。

公元1330年，忽思慧撰《饮膳正要》。

公元1331年，李仲南撰《永类钤方》。

公元1335年，齐德之编成《外科精义》2卷。

公元1337年，危亦林撰《世医得效方》。

公元1338年，许国桢等人撰成《御药院方》20卷。

公元1341年，滑伯仁撰《十四经发挥》；杜本撰成《敖氏伤寒金镜录》系舌诊专著。

公元1343年，罗天益撰成《卫生宝鉴》。

公元1345年，葛可久撰《十药神书》。

公元1347年，朱震亨撰《格致佘论》。

公元1359年，滑寿撰《诊家枢要》。

公元1366年，滑寿注《难经本义》刊行。

明朝时代

公元1370年，倪维德著《原机启微》2卷，系眼科专著。

公元1388年，刘纯撰《医经小学》6卷，其中卷三、卷五为针灸内容。

公元1406年，朱肃、滕硕、刘醇等编修的《普济方》168卷刊行。其中卷409--424为针灸门。

公元1425年，陈会撰，刘瑾校《神应经》刊行。

公元1439年，徐凤编成《针灸大全》6卷。

公元1443年，明太医院复刻《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并铸针灸铜人像，有666处穴位。

公元1445年，朝鲜金礼蒙编成《医方类聚》，书中收录元、明以前中国医书百佘种。

公元1447年，金循义、金义孙编撰的《针灸择日编集》刊行。

公元1468年，寇平著《全幼心鉴》4卷。

公元1470年，方贤编订、杨文翰校《奇放良方》刊行。

公元1472年，熊宗立撰《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刊行。

公元1476年，兰茂撰《滇南本草》。

公元1492年，王纶撰《本草集要》。

公元1497年, 夏英编撰《灵枢经脉翼》3卷。

公元1501年，张世贤的《图注八十一难经》刊行。

公元1505年，明政府组织刘文泰等编撰的《本草品汇精要》定稿。王九思等编注《难经集注》。

公元1515年，杨洵撰《针灸集书》（针灸详说）刊成。虞抟撰《医学正传》。

李时珍（公元1518--1593年）著有《本草纲目》、《濒澜脉学》，另有《奇经八脉考》。

公元1519年，汪机著《外科理例》；翁仲仁著《痘疹金镜录》。

杨继洲（公元1522--1620年）著有《针灸大成》。

公元1529年，高武撰《针灸聚英》4卷刊行；另有《针灸节要》于1537年刊行。

公元1529年，薛己 著《内科择要》，另有《外科枢要》、《正体类要》2卷；和《女科撮要》5卷。

公元1529年，魏直撰《痘疹博爱心鉴》。

公元1530年，汪机撰《针灸问答》3卷刊行；

公元1531年著《痘症理辨》。

公元1549年，万全撰《万密斋医学全书》。

公元1150年，沈之问撰《解围元薮》。

王肯堂（公元1551--1631年），历经十一载编《证治准绳》40卷。

公元1552年，江灌编成《名医类案》12卷。

公元1556年，徐春甫编《古今医统大全》刊成，其中卷六和卷七为针灸门。

公元1565年，楼英撰《医学纲目》刊行，针灸部分集中亍卷7、8、9三卷中。陈嘉谟撰《本草蒙筌》。

公元1566年，沈子禄撰成《经络分野》一书。

公元1568年，徐春甫发起成立“一体堂宅仁医会”。

公元1575年，李梃撰《医学入门》刊成，首卷叙明堂图，卷一记经络、针法、灸法等。

公元1575年，葆光道人撰《秘传眼科龙木论》10卷，其中卷八为针灸经，收录71穴。

公元1576年，徐师鲁编有《经络枢要》与《针灸经络全书》。

公元1584年，吴昆撰《医方考》。

喻昌（公元1585---1664年），著有《医门法律》、《尚论篇》等。

公元1586年，马莳著《黄帝内经素间灵枢注证发微》刊行。

公元1587年，龚廷贤撰《万病回春》。

公元1591年，陈言撰《杨敬斋针灸全书》刊行。高濂辑《遵生八笺》。

公元1601年，吴勉学撰《痘疹大全八种》；王肯堂辑、吴勉学校《古今医统正脉全书》刊行。

公元1601年，赵文炳因被杨继洲三针治愈痿痹症，录《针灸大成》刊行，并绘《铜人明堂之图》四幅。

公元1604年，龚云林撰《小儿推拿秘旨》刊行。

公元1606年，王宗泉编《针灸学辞典》8卷，又名《脏腑证治图谈境经》刊行。

公元1608年，王肯堂撰成《证治准绳》。

公元1609年，张三锡撰《经络考》并收录其汇编的《医学淮绳六要》中。

公元1614年，吴有性著《瘟疫论》。

公元1615年，龚廷贤撰《寿世保元》。

公元1617年，陈实功著《外科正宗》4卷。赵献可著《医贯》

张璐（公无1617---1700年），著有《张氏医通》，其子登，传承父业。

公元1618年，吴昆著《针方六集》刊行。

公元1622年，缪希雍撰《炝炙大法》。其撰《本草经疏》于1625年刊行。

公元1624年，张介宾著《类经图翼》、《类经》刊行；并撰《景岳全书》于1640年刊行。公元1628年，翟良编《经络汇编》刊行。

公元1630年，张明绘著彩色《绘图经络图说》。

公元1632年，陈司成撰《霉痉秘录》。

公元1642年，李中梓撰《内经知要》。

公元1644年，傅仁宇著《审视瑶函》6卷刊行，卷六有眼科针灸要穴。

清朝时代

清代（公元1644——1911年）

叶天士（公元1667---1746年）三代祖传、先后拜师17人，博采众长，是温病学奠基人之一。《临证指南》、《温热论》系其门人整理。

公元1668年，叶广祚编《采艾编》4卷刊行。

公元1669年，柯琴著《伤寒来苏集》。莫熹（丹子）注《难经直解》2卷。

公元1670年，张志聪著《黄帝内经素问灵枢集注》

公元1671年，李潆述《身经通考》刊行。

公元1673年，李中梓撰写的《医宗必读》10卷刊行。

薛雪（公元1681---1770年）著有《温热条辨》、《医经原旨》等。

公元1684年，黄谷绘彩色《明堂经络图册》共16幅，1687年缩印。

公元1689年：尤乘重辑《重辑经络全书》刊行。

公元1689年：汪昂撰写《素问灵枢类纂约注》3卷；1694年其撰的《经络歌诀》刊成，多附亍其编的《汤头歌诀》之后；另有《经络穴道歌》、《本草备要》8卷、《医方集解》3卷等。

徐大椿（公元1693---1771年）字灵胎、号洄溪，著有《神农本草百种录》、《难经经释》、以及《伤寒类方》、《医学源流论》等，并录《经络诊视图》。

公元1695年：夏鼎著《幼科铁镜》。

公元1702年：张志聪《伤寒伤集注》刊行。

公元1711年：叶茶山辑《采艾编翼》3卷。

公元1712年：张锡驹撰写《伤寒论直解》6卷。

公元1715年：亟斋居士著《达生篇》。

公元1717年：韩贻丰撰《太乙神针心法》。

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编有《本草纲目拾遗》、《串雅外篇》等。

公元1726年：清廷陈梦雷等编《古今图书集医部全录》520卷刊成。

公元1729年：尤怡著《金匮要略心典》、《伤寒贯珠集》。

公元1732年：程仲龄著《医学心悟》。

吴瑭、字鞠通（公元1736---1820年）温病学家，著有《温病条辨》6卷。

公元1740年：王维德著《外科证治全生集》。

公元1742年：吴谦等人编《医宗金鉴》共90卷刊行，卷79--86为“剌灸心法要诀”。

公元1750年：陈复正著《幼幼集成》。

公元1757年：吴仪洛著《本草从新》。

公元1761年：吴仪洛撰写《戍方切用》13卷；严西亭等著《得配本草》。

公元1763年：陈廷铨编《罗遗编》3卷，刊行。

公元1769年：黄宫绣撰《本草求真》10卷。

公元1772---1782年，清廷修《四库全书》，窝禁于修。其中收入历代医书百余种。

公元1792年，唐大烈编 《周身经络总诀》刊行；并辑有《吴医汇讲》11卷系最早医学刊物。

公元1798年，李守先撰《针灸易学》刊成，其善治疟疾，22天治愈437人。

公元1803年，陈念祖撰《伤寒论浅注》6卷。

公元1803年，陈修园撰《时方妙用》4卷；

公元1804年著《医学三字经》。

公元1804年，郑梅涧的喉科专著《重楼玉钥》2卷首次刊行，下卷为针灸门。

公元1805年，高秉钧撰《疡医心得集》；皮尔逊传入牛痘接种法。

公元1808年，方补德撰《喉风论》4卷，而卷四为针灸门。

王士雄，字孟英（公元1808---1867年）著有《霍乱论》、《温热经纬》以及《王氏医案》等。

公元1812年，蔡乃庵编《医学四要》，而《医元会要》为其中之一部，详于十二经病候和药物归经。

公元1817年，李学川辑《针灸逢源》刊行。

公元1819年，钱镜湖重刻《胎腑正伏倒明堂图》。

公元1821年，江上外史撰《针灸内篇》。

公元1822年，清廷下令太医院永远废止针灸科。

公元1824年，肖福庵撰《针灸全生》。

公元1827年，傅山所撰《傅青主女科》刊行。

公元1830年，王清任撰《医林改错》；翁藻撰《医钞类编》，卷一《经穴图考奇经八脉》。

公元1836年，虚白子、七宝生校《太乙离火感应神针》刊行。

公元1840年，江考卿著《江氏伤科方书》。

公元1843年，周松龄著《小儿推拿辑要》。

公元1844年，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

公元1848年，吴其浚编著《植物名实图考》刊成。

公元1850年，王锡鑫编《针灸便览》刊成。叶志诜编集《观身集》刊行，内录有陈会的剐勺明丶“全身百穴歌“、沈绂的” 十二经脉络“等。

公元1851年，赵术堂撰《医学指归》刊成。

公元1851——1864年（太平天国期间）：太平天国兴办医院、疗养院，实行公医制度，并明令禁止鸦片，禁止缠足、溺婴及废除娼妓等。

公元1852年，管松声校订《痧症旨微集》刊行。

公元1853年，吴亦鼎编《神灸经纶》4卷刊行。

公元1856年，苏元箴辑《针灸便用图考》刊行。

公元1858年，陆定圃著《冷庐医话》。

公元1861年，陈国笃撰《眼科六要》。

公元1863年，费伯雄撰《医醇聩义》。

公元1864年，吴尚先撰《理瀹骈文》。

公元1868年，栗山痴叟编《十二经脉歌》刊行；金德鉴（保三）编《焦氏喉科枕秘》。

公元1869年，张衍思撰《传悟灵济录》二集。

公元1872年，孔广培参订《太乙神针集解》。

公元1874年，廖润鸿编著《针灸集成》刊行。夏春农著《疫喉浅论》。

公元1875年，应其南撰《济世神针》刊行；冯文轩录《针灸穴法》。

公元1876年，张镜撰《刺疔捷法》刊行。

公元1878年，陈惠畴撰《经脉图考》刊行。

公元1879年，仲山氏撰《经络穴位》。

公元1883年，金右田传、雷少逸编《灸法秘传》刊行；徐宝谦编《灸法心传》刊行。

公元1884年，唐宗海撰《血证论》，1892年著《医经精义》。

公元1885年，陈虬在瑞安创办《利济医院》、《利济医学堂》；著有《利济元经》教材丛书；并首创医用历本。

公元1889年，张振鋆著《痧喉正义》、《厘正按摩要术》。

公元1889年，国人自办的天津总医院创立。

公元1892年，陈虬撰、张烈编《经脉表》。

公元1898年，李盛卿撰《脉度运行考》刊行。

公元1899年，刘钟衡著《中西汇参铜人图说》刊行。

公元1906年，王有忠著《中西汇参医学图说》刊成。

公元1907年，王鋆辑校《考正穴法》。

公元1908年，唐宗海《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刊行。

公元1909年，姚襄撰《灸法集验》刊成。

公元1909---1933年张锡纯著《医学衷参西录》

医生的字，一直是一个“世界未解之谜”，被称为是绝对的加密文件。

大家都有去医院看病的经历，最抓瞎的就是医生写的病例或者药方根本看不懂，简直就像天书一样。

总有很多人抱怨如“鬼画符”一般看不懂。

有趣的是，这种障碍在医生和药师之间却仿佛没有那么大。

当患者拿着龙飞凤舞的处方到药房或售药处取药时，药师们一般可以毫不费力地辨认出这些药名并交付患者。

图|经过专业药师破译后的药方

人们不禁会问，古代中医药方手札是不是也这样让人难以辨认呢？

其实刨去千剂秘方的巨大医用价值，娟秀的手札本身也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

图|民国老中医手抄古籍

作为国粹的中医，与书法之间有着很微妙的关系。

传统中国文人除了精于琴棋书画之外，都具有基本的医学知识。

甚至有些病人，先看处方、病历写得好不好，来判断医生水平高不高。

书法家中的陆维钊、诸乐三、张宗祥，以及国学大师马一浮，也都旁通医术，他们亲手开的方子，让人耳目一新。

这些